房屋买卖有关配套设施纠纷典型案例 6 则

第一篇：房屋买卖有关配套设施纠纷典型案例 6 则

房屋买卖有关配套设施纠纷典型案例 6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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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枝辉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

导读：天同码，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借鉴英美判例法国家的钥匙码编码方式，收集、梳理和提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进而形成中国钥匙码的案例编码体系。经与天同诉讼圈商定，审判研究每周独家推送全新天同码系列。文后另附：天同码 149 篇往期链接。天同码导航图

本期天同码，案例来源于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年（民事卷）部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涉及配套设施争议的典型案例。

规 则 要 述01.未登记的储藏间系附属物，应随主房屋转让而转让未作权属登记的储物间系附属物，在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情况下，主房屋转让，作为从物的储藏间亦应一并转让。02.非专属特定房屋的小区公共绿地，不得约定为专有购房合同虽约定小区公共绿地由房屋业主独立使用，该约定因未征得其他业主同意而排除其他业主权利，应无效。03.“车库”应理解为放置汽车，而非放置自行车之用对购房合同附送“车库”理解有争议的，应依诚信原则及交易习惯，理解为用于放置汽车而非自行车或其他物品。04.交付配套设施违约，但违约责任承担存在履行不能交付房屋配套设施违反约定，在认定违约责任承担时，尚需基于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考虑是否存在履行不能问题。05.预售商品房已转移占有的，应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开发商将预售商品房转移占有的，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交付逾期并有瑕疵的，开发商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06.未划分区域的建筑收益，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物权法》实施前、院落建成后，居民自行筹资修建、尚未划分区域的建筑设施收益，不当然归房屋受让人所有。

规 则 详 解

01.未登记的储藏间系附属物，应随主房屋转让而转让未作权属登记的储物间系附属物，在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情况下，主房屋转让，作为从物的储藏间亦应一并转让。标签：房屋买卖｜配套设施｜附属物｜储藏间 案情简介：2007年，许某购买陈某房屋，合同约定“房屋建筑面积为125.44平方米，其中含附属用房建筑面积／平方米”。2012年12月，许某诉请陈某归还自卖房时就借用的储藏间并支付使用费。陈某抗辩称卖房并未包括卖储藏间。法院认为：①诉争储藏间位于独立的不同空间，并未附合于案涉房屋，并非房屋组成部分，其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作用在于辅助、发挥主房屋效用，故为房屋从物。在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情况下，主房屋转让，作为从物的储藏间亦应一并转让。②买卖合同约定，“房屋建筑面积为125.44平方米，其中含附属用房建筑面积／平方米”，根据该条款所使用词句，结合语意习惯分析，该条款含义应指125.44平方米中不含附属用房建筑面积，即计价的125.44平方米均为房屋面积。根据双方陈述，交易过程中双方曾就储藏间是否一并交易进行了协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已知诉争储藏间存在。诉争储藏间未进行不动产登记，根据交易习惯，储藏间一般随同主房屋转移至新所有权人。如双方特别约定储藏间不随同转让，从常理来看，应在合同中进行特别声明或约定，明确诉争储藏间仍归原所有权人所有。陈某并不能就此提供证据，对于其关于双方约定将诉争储藏间排除在交易范围外主张法院不予采信。③许某陈述房屋交易时其同意将诉争储藏间借给陈某使用，而许某未就其向陈某催还诉争储藏间提供证据，对于其要求陈某支付储藏间占有使用费主张，法院酌情自许某起诉之日起予以支持。判决陈某归还许某储藏间，并按每月250元标准支付自起诉日至实际归还日的占有使用费。实务要点：未作权属登记的储物间不属独立物而系附属物，在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情况下，主房屋转让，作为从物的储藏间亦应一并转让。案例索引：福建厦门思明区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212号“许某与陈某等物权保护纠纷案”，见《许雪真、曾丽洁诉陈燕物权保护纠纷案（附属物权属的认定）》（王瑛、吕云平），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54）。02.非专属特定房屋的小区公共绿地，不得约定为专有购房合同虽约定小区公共绿地由房屋业主独立使用，该约定因未征得其他业主同意而排除其他业主权利，应无效。标签：房屋买卖｜配套设施｜小区绿地｜地下空间案情简介：2012年，陆某从开发公司购买联排别墅，约定别墅周边由绿篱围合的绿地归陆某所有。2013年，因吴某在该绿地中排放地源热泵设施致诉。法院认为：①根据法律规定，构成《物权法》所称专有部分应具备构造上独立性、利用上独立性、能登记成特定业主所有权客体。规划上专属于特定房屋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根据规划列入该特定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应认定为《物权法》第6章所称专有部分组成部分。本案争议绿地虽在合同中约定其中绿篱围合部分由房屋业主独立使用，但该绿地并未登记为陆某专有，亦未经行政规划许可为其房屋专有部分，且该约定未征得其他业主同意而排除了其他业主权利，应归于无效，故本案争议部分绿地不符合专有部分条件。故无论绿篱围合部分形态如何，争议绿地均应认定为小区公共部分绿地。②小区业主有权利合理利用公共部分，合理标准包括无偿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还应考虑到公序良俗等因素。本案中，吴某在争议绿地内排放地源热泵设施的行为不属于对公共部位合理利用，理由如下：第一，在小区业主大会重新作出决定前，物业管理公约自然应成为业主利用小区公共部分准则。吴某行为显然违反小区管理规约。第二，我国法律目前对于公共绿地规定一般针对地表部分，对于地下资源一般认为应属国家所有，在现有法律未禁止情况下，小区业主合理利用地热资源并无不妥，但小区公共部分属全体业主共有，在小区公共部分利用自然资源，基于空间有限性，可能会出现部分业主无法利用的实际情况，故在实施利用行为前，应充分考虑其他业主意见，必要时应由业主共同决定利用方式。对此，我国《物权法》亦作出明文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的其他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简单地以先占使用为标准，必然会诱使业主哄抢有限资源。这样既无助于培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良好社会秩序，亦违反了法律规定。吴某在未经业主共同决定，甚至未取得与争议绿地关系最紧密业主同意情况下，擅自使用公共绿地，并以合理使用为由拒绝迁移地源热泵设施、恢复原状，其行为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本案争议绿地定性为公共绿地，公共绿地对小区业主价值主要在于观赏和休闲，但基于本案争议绿地特殊构造形态（以绿篱将争议绿地与公共道路分隔），该绿地对相邻房屋还体现了一定安全价值。吴某擅自在争议绿地中排放地源热泵设施，虽其事后已恢复绿地，但其将来对地源热泵设施维修、保养等行为势必会在争议绿地地表施工，必然对公共绿地造成侵害，同时，其进入绿地行为，亦会对相邻房屋业主安全构成一定影响，故吴某行为对直接毗邻绿地房屋业主陆某已构成侵权。③虽吴某行为在先，陆某购房在后，且吴某排放行为已结束，但危害长期存在，其行为侵害的是特定主体毗邻房屋业主合法权益，故吴某侵权行为并不能因实施在先而免责。判决吴某对其停止侵害时的绿地形态承担恢复原状责任。实务要点：规划及登记上非专属于特定房屋的绿地应认定为小区公共绿地，购房合同虽约定由房屋业主独立使用，该约定因未征得其他业主同意而排除了其他业主权利，应归于无效。案例索引：江苏无锡中院（2013）锡民终字第0773号“吴某与华某等排出妨害纠纷案”，见《吴昕诉华勇基、陆燕萍、无锡美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对住宅小区公共绿地上及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与限制问题）》（任璐、李庆玲），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74）。03.“车库”应理解为放置汽车，而非放置自行车之用对购房合同附送“车库”理解有争议的，应依诚信原则及交易习惯，理解为用于放置汽车而非自行车或其他物品。标签：房屋买卖｜配套设施｜合同解释｜交易习惯｜车库案情简介：2006年，开发公司与穆某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前者给付后者一个车库。2012年，因开发公司称只能给穆某一个11.37平方米、仅能停放自行车和放置其他物品的“车库”致诉。法院认为：①开发公司与穆某所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在拆迁时穆某与开发公司协商一致，开发公司同意给穆某回迁楼房车库一个，开发公司应当履行。②现双方就协议中“车库”是否系用来存放汽车发生争议。对此，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按合同所使用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真实意思。依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对“车库”通常理解为用于放置汽车，而非用于放置自行车和其他物品。虽开发公司同意给付穆某一个11.37平方米的车库，但双方均认可11.37平方米车库无法放置汽车，20平方米车库可放置汽车，故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定开发公司给付穆某20平方米以上车库一个，如不能交付，补偿穆某车库折价款20万元。实务要点：对购房合同附送“车库”理解发生争议的，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及交易习惯，理解为用于放置汽车，而非放置自行车或其他物品。案例索引：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00109号“穆某与某开发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见《穆瑞生诉北京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诚实信用原则、附随义务、合同条款解释规则）》（崔道远），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287）。04.交付配套设施违约，但违约责任承担存在履行不能交付房屋配套设施违反约定，在认定违约责任承担时，尚需基于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考虑是否存在履行不能问题。标签：房屋买卖｜配套设施｜违约责任｜履行不能｜排风设施案情简介：2011年，孙某与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后者以书面形式特别提示配套设施不含地库排风设施。2013年，孙某以交付房屋所在楼幢存在地库排风设施影响房屋使用价值构成违约为由，诉请拆除地上一层地库排风口及地下一层排风机泵。法院认为：①依查明事实，开发公司出售系争房屋时，向孙某出示了宣传手册，该手册对涉案楼盘标注了地库排风内容作为红线内不利因素，对本案系争房屋所在楼幢却未作出相应标注。开发公司对该楼排风设施进行标注行为本身说明标注并不受比例和表现方法所限等因素影响，故双方预售合同约定，受比例和表现方法所限等因素影响，系争房屋相应设施、设备或配套设施以最终规划和设计为准，并不适用于本案情况。由于房屋是否附着排风设施对预售合同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确定均有重大影响，开发公司对系争房屋所在楼幢未标注排风设施，应视为该处并不存在相应设施，孙某对此予以接受并与开发公司签订预售合同后，该部分内容应被视为合同内容。现开发公司向孙某交付系争房屋附着排风设施，应认定开发公司违反双方合同约定。②通常而言，合同双方应遵循契约严守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方违约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其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但在要求违约方承担具体违约责任时，尚需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考虑是否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所谓履行不能，包括事实上的履行不能以及履行代价远远超过违约损失情况。当然，履行不能应根据具体情事和社会一般观念来判断。本案系争房屋系按照批准的规划及设计方案建造并经竣工验收获得交付使用许可证，拆除该房屋附着的排风设施，势必改变经批准的规划，是否重新获批尚有疑问；况且，改变之前的功能布局亦势必影响小区其他业主利益，故可以认定孙某要求开发公司拆除排风设施存在履行障碍，孙某可依法要求开发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等其他替代违约责任。事实上，赔偿损失为金钱给付义务，法律上不存在履行不能问题。判决驳回孙某诉请。实务要点：开发公司交付房屋配套设施违反约定，在承担具体违约责任时，尚需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考虑是否存在履行不能问题。案例索引：上海一中院（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907号“孙某与某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见《孙懿诉上海加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比例原则在民事司法领域适用的可行性）》（章国栋），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292）。05.预售商品房已转移占有的，应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开发商将预售商品房转移占有的，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交付逾期并有瑕疵的，开发商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标签：房屋买卖｜逾期交房｜交付使用｜瑕疵交付案情简介：2012年，张某与开发公司签订预售商品房合同，约定交房时间为同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因“红线外市政接入”条件不具备的，交房时间相应顺延。2013年，张某以开发公司迟延交房，红线外市政未接入，且部分配套未能正常使用为由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开发公司与张某所签合同明确约定房屋实际交付程序，开发公司已依约向张某发出入住通知，张某亦办理收房手续，故应视为开发公司向张某交付了涉案房屋。②开发公司与张某所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相应交付条件。但根据已查明事实，涉案房屋仍有部分配套未能正常使用，交付房屋并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结合合同中“红线外市政接入”条款，开发公司应在条件允许时完成红线外市政接入相关义务。同时，开发公司亦应承担房屋交付后红线内线路整改相应责任。③依我国合同法律规范规定，当事人可约定一方违约时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亦可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法院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据此，法院结合涉案房屋所在小区部分配套无法正常使用确系红线外市政接入原因所致、涉案房屋已转移给张某占有、开发公司承担电力开闭站十分之一左右的造价分摊义务、开发公司仍在整改小区红线内的少数管线等基本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开发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予以酌定。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张某违约金4000元。实务要点：开发商将预售商品房转移占有的，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房屋交付逾期并有瑕疵的，开发商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案例索引：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10768号“张某与某开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见《张某诉北京正华永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预售商品房的交付问题）》（盛蔚），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252）。06.未划分区域的建筑收益，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物权法》实施前、院落建成后，居民自行筹资修建、尚未划分区域的建筑设施收益，不当然归房屋受让人所有。标签：房屋买卖｜配套设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当得利｜建筑设施收益案情简介：1993年，陈某取得房屋所有权，同时与院落业主筹资修建了非机动车棚、门卫室、居民活动室，并享有收益。1997年，陈某将该房售予王某。2003年，王某将该房转售徐某。2013年，徐某以陈某领取车棚、棋牌室等收益应属房屋所有权人为由，诉请返还不当得利。法院认为：①《房屋登记办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应当对建筑区划内依法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房屋一并申请登记，由房屋登记机构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不颁发房屋权属证书。”即《物权法》规定的房屋共有部分属原始取得，需建造开发企业在建造之初即予明确，而本案中所涉房屋修建之时并未实施该项法律规定，故当时亦不存在属于该法律调整的业主共有车棚。②本案徐某所在院落原住户为解决当时安保、生活配套等问题，集资修建了非机动车棚、门卫室、居民活动室，并享有收益，在并未明确这些建筑属《物权法》第6章规定的共有部分时，法院不支持徐某据此要求陈某返还收益诉请。判决驳回徐某诉请。实务要点：《物权法》实施前、院落建成后，由居民自行筹资修建、尚未划分区域的建筑设施收益，并不当然归房屋受让人所有。案例索引：四川成都中院（2013）成民终字第3879号“徐某与陈某等不当得利纠纷案”，见《徐英等诉陈永安不当得利纠纷案（不当得利、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筑区划划分）》（康阳），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48）。核校：简牍………………………………天同码汇编阅读链接点击标题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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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房屋买卖纠纷的典型案例共10则

房屋买卖纠纷的典型案例共10则

2014-11-14胡光明律师民事审判参考 本文主要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2014年）及《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1辑）中专题收录关于房屋买卖纠纷的典型案例共10则，其中含有最高院指导案例一则。须提示，案例4与案例10主要是关于房屋买卖中本约合同与预约合同的界定；案例5与案例9主要是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所有权转移存有障碍的情形；建议结合起来阅读。

1、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2012）民抗字第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期）

【裁判摘要】

1、人民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抗诉的再审案件一般应以原审审理范围为限。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同于支持其提出请求的理由和依据，如当事人提出请求的理由和依据不同于检察机关抗诉所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并不意味其申请抗诉的请求未获得检察机关抗诉支持；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未超出原审审理范围的，人民法院再审中应予审理。

2、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代理机构销售房屋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委托代理机构未告知其特定房屋已经售出而导致一房二卖，属于其选择和监督委托代理人的经营风险，不得转嫁于购房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此为由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予免除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2、徐州大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王志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2期）

【裁判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以规避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为目的，借他人名义与自身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抵押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如果商品房买受人明知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相关法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3、宋宇与北京盛和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331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3期）

【裁判摘要】买受人与开发商均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关系，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的规定，对抗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请求权，但在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等重要事实上存在众多疑点，双方多次陈述不

一、前后矛盾，据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的依据明显不足。在此情况下，买受人请求开发商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应予驳回。

4、张励与徐州市同力创展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1期）

【裁判摘要】预约合同是一种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预约合同约定，不与对方签订本约合同或无法按照预约的内容与对方签订本约合同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判断商品房买卖中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究竟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最主要的是看见此类协议是否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即只要具备了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包括房号、建筑面积）、总价或单价、付款时间、方式、交付条件及日期，同时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就可以认定此类协议已经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的条件；反之，则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在具备商品房预售条件时还需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该协议应认定为预约合同。

【相关法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商品房基本状况；

（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

（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

（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

（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

（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

（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

（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

（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

（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

（十二）违约责任；

（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5、丁福如与石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1期）

【裁判摘要】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对未经审批而改建、重建的房屋，可因现实状况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将其认定为附有违法建筑并结构相连的房屋并限制交易。如何认定这类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实践中存在分歧。善意买受人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确信登记的权利状态与现实状态相一致，此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根据区分原则，房屋因附有违法建筑而无法过户属合同履行范畴，不应影响合同效力。因此，这类合同如不具备《合同法》第52条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有效。出卖人负有将房屋恢复至原登记的权利状态并消除行政限制的义务。在买受人同意按现状交付并自愿承担恢复原状义务的情况下，出卖人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将房屋交付买受人，并于买受人将房屋恢复原状、消除行政限制后协助完成过户手续。

6、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最高院指导案例1号）

【裁判要点】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7、杨珺诉东台市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1期）

【裁判摘要】

1、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审理案件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人民法院据以定案的事实根据，是指经依法审理查明的客观事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文件以及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在关于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诉讼中仅属诉讼证据，对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具有当然的确定力和拘束力，如果存在房屋裂缝、渗漏等客观事实，并且该客观事实确系建筑施工所致，则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房屋存在质量缺陷。

2、除有特别约定外，房屋出卖人应当保证房屋质量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合同的约定，房屋买受人因房屋存在质量缺陷为由向出卖人主张修复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8、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2期）

【裁判摘要】对所购房屋显而易见的瑕疵，业主主张已经在开发商收执的《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明确提出书面异议。开发商拒不提交有业主签字的《业主入住验收单》，却以业主已经入住为由，主张业主对房屋现状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可以推定业主关于已提出异议的主张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交付房屋不符合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约定，应由开发商向业主承担违约责任。交付房屋改变的建筑事项，无论是否经过行政机关审批或者是否符合建筑规范，均属另一法律关系，不能成为开发商不违约或者免除违约责任的理由。【相关法条】《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9、《出卖人出卖登记在其名下的共有房屋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共有人约定的条件，买受人请求强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处理》（执笔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仲伟珩法官，《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1辑）

【案件要旨】出卖人出卖登记在其名下的共有房屋不符合《物权法》第97条规定的条件或者共有人约定的条件，在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请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卖该共有房屋，并表示不予协助办理该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驳回买受人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可以向购房者明确释明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购房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相关法条】《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10、申请再审人成都讯捷通讯连锁有限公司与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一审第三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013）民提字第90号，《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4年第1辑）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在蜀都实业公司与讯捷公司之间成立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仅就案涉《购房协议书》而言，其性质应为预约。预约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预约的形态多种多样，有的预约条款非常简略，仅表达了当事人之间有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至于本约规定什么内容留待以后磋商决定；有的预约条款则非常详尽，将未来本约应该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而若仅从内容上看，后者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上几乎与本约无异，即使欠缺某些条款，往往也可以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加以补全。因此，仅根据当事人合意内容上是否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即便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其次……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之间存在预约还是本约关系，不能仅凭一份孤立的协议就简单地加以认定，而是应当综合审查相关协议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嗣后为达成交易进行的磋商甚至具体的履行行为等事实，从中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据此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准确的界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购房协议书》时，作为买受人的迅捷公司已经实际交付了定金并约定在一定条件下自动转为购房款，作为出卖人的蜀都实业公司也接受了讯捷公司的交付。在签订《购房协议书》的三个多月后，蜀都实业公司将合同项下的房屋交付给了讯捷公司，讯捷公司接受了该交付。而根据《购房协议书》的预约性质，蜀都实业公司交付房屋的行为不应视为对该合同的履行，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租赁等其他有偿使用房屋的法律关系的情形下，蜀都实业公司的该行为应认定为系基于与讯捷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而为的交付。据此，由于蜀都实业公司在该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中的主要义务就是交付案涉房屋，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买卖房屋的合意，成立了房屋买卖法律关系。

【相关法条】《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三篇：劳动纠纷典型案例[范文]

公司被盗，扣员工的工资？

可以扣，但不能超工资的20%

王某是一家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在公司工作3年，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上个月的一天，王某工作期间，由于来领资料的人过多，王某忙不过来，结果回头检查仓库时，发现一盘电线被偷，价值500元。东西丢了，责任谁担？公司研究决定，王某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从其工资中扣赔偿金。王某不服，自己一个月工资也就一千来块，扣了一半，况且自己压根就没有偷，于是他到劳动部门去讨说法。

点评：

员工在工作期间，公司的物品被偷盗，作为仓库保管员王某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失，员工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根据相关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从劳动者的工资中扣除，但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工资的20%。因此王某需要承担的一定得责任，但是扣工资受到一个上限的限制。

为职工开具虚假收入证明

员工辞职，就得按证明上的标准补发工资

小张是扬州机电厂的车间主任，前不久要购买二手房，按照贷款金额，聂某每月应还按揭款3000元；而按照贷款银行的规定，月供3000元的话，小张必须提供月工资不低于6000元的收入证明，而小张的实际月工资只有3000元。

为了能顺利办下房贷，小张再三恳求公司人事部门为他开具一份月工资标准为6500元的收入证明。人事主管经不起小张软磨硬泡，按小张的要求为其出具了收入证明。可谁想到，前不久，小张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公司以此解除了与小张的劳动合同。小张不服到劳动部门维权。其中一项请求为：要求公司按照月工资6500元的标准补发就职期间工资，证据就是公司为其办理按揭贷款时出具的收入证明。

点评：

用人单位在收入证明上加盖公章，此证明即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对用人单位自身也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在出具虚假收入证明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你知我知，但证明本身并不能反映这是虚假的事实。因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旦产生争议，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相反并有效的证据证明收入证明是虚假的，收入证明就有可能会成为认定工资标准的证据。另外，用人单位虚开收入证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银行作出错误的贷款决定，增加了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如果银行根据用人单位盖有公章的收入证明为申请人批准和发放了超过贷款标准的房贷而遭受了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将有可能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解除，能扣押劳动者证件？

不符合法律规定

杨某2008年加入职介行业从事职业介绍工作，并于同年3月份报名参加劳动部门统一组织的培训考试，并取得了职业介绍从业人员资格证及上岗证。拿到上岗证，他就与职业中

介机构签订了协议，约定1年内不能在其他单位从事同种行业。

然而，工作没半年，杨某就因为提成问题跟单位产生了纠纷。上个月，他向单位提出辞职，并要求拿回职业资格证书。单位拒绝归还职业资格证书，理由是员工一旦辞职必须把职业资格证书留在本单位，想拿回没门。一怒之下，杨某把单位给告了。

点评：

员工辞职要扣留职业资格证书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前国家尚无此类规定。作为一种职业资格，只要劳动者没有违规执业的行为，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扣押或没收。单位必须将职业资格证书退还给杨某。

另外，杨某与单位约定1年内不在其他单位从事同种行业，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具有约束力。但是单位限制杨某不能同业竞争，应当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单位没有支付补偿，杨某也可以不履行约定。

合同到期前一天，女职工发现怀孕了

劳动合同不能终止，得继续了

窦女士是扬州某汽车4S店客服部员工，去年5月份和单位签订了1年的劳动合同至今年4月底到期。然而，实际工作中窦女士常常和客户发生矛盾，于是该公司在4月中旬按照书面规定通知合同到期将不再续签，将窦女士的社保统筹暂时中止，并准备办理相关档案转移手续。

然而，谁都没想到，就在合同到期的前一天，窦女士发现自己已经有40天身孕了。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在职工孕期不能终止合同，于是她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单位。哪知道单位不买账，声称终止合同通知发出时已经生效，那时窦女士没有提出来就不算。窦女士多次找单位协商都没有谈。无奈之下，窦女士只得到劳动部门投诉，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点评：

按《劳动合同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劳动合同到期的，应当延续到三期结束，才可以终止劳动合同。因此，对于三期女员工，劳动合同是不能立即终止的。窦女士是在终止合同后发现怀孕的，但是怀孕的事实是发生在终止劳动合同之前，因此终止合同是违法的；反之，若怀孕是发生在终止合同之后，劳动合同到期是可以终止的。因此单位要及时给员工办理重新录用手续。

擅自离职带走客户，要赔偿？

要赔，新录用单位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朱先生原来是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在该公司工作期间，朱先生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很稳固的客户群。每个月的销售业绩都很不错。为此，与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另一家公司就与朱先生协商，希望朱先生来自己公司来工作，并许下很高的工资报酬。

在金钱的诱惑下，朱先生向原公司打了一个辞职报告，就立即与另一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当月，朱先生原公司的很多客户就被带到了新公司。于是，原单位就到劳动部门把朱先生给告了，要求他赔偿经济损失。

点评：

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赔偿用人单位相应的损失，比如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规定，劳动者辞职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本案中，朱先生辞职违反了关于辞职程序的要求。违法辞职就要赔偿原单位相应的损失。另外，招用朱先生的单位，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篇：典型护理相关纠纷案例

典型护理相关纠纷案例

案例1：违反护士条例—未及时向医师报告病情

患者，男，62岁；上腹部手术术后第三天，发现 “咳痰困难、呼吸窘迫”，值班护士未及时向医师报告病情，仅予坐位、拍背；约5分钟后，患者面色青紫、大汗淋漓，予吸氧；20分钟后，心跳呼吸骤停，经值班医师抢救无效，死亡。案例2：南京双胞胎案—违反护理常规、未告知

双胞胎早产儿，出生后不久出现“面红、呼吸急促、一级颅内出血等症状”；予暖箱保暖、面罩吸氧一周；出院医嘱“复诊”；六个月后，两患儿双眼失明；《新生儿学》“早产儿供氧勿常规使用（原则上不超过3天），仅在呼吸困难时才给予吸氧，吸氧时间过长易致视力障碍。”《新生儿护理常规》:曾吸氧的早产儿应当进行定期眼科检查，首次检查为出生后4-6周内；法院认定：被告医院应当尽到最善告知义务，即明确告知两原告监护人“出生后4-6周内到眼科复诊”；因告知不明确导致两原告丧失最佳治疗时机，造成损害后果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3：中江龙凤胎案—未进行主动医疗

患者姜文，女，27岁；怀孕6个月，B超显示为先兆流产；医生遂为其作流产手术，产出龙风胎；医护人员按惯例未对两流产儿进行主动医疗；13个小时后，发现两个婴儿尚有呼吸、心跳；立即送至中江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以优生优育为借口剥夺两新生婴儿健康权和生命权。医生行为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医生有期徒刑2年；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192万元。案例4：执行违规医嘱

1）、思诺斯：助眠常用剂量为10 mg，qn。某医嘱：思若斯10mg×2片t.i.d持续用了三天，引发纠纷。

2）、老年性脑病入院，合并糖尿病病史。治疗中静脉输注葡萄糖液17天，加重糖尿病症状，引发纠纷。案例5：错误执行医嘱

2008年3月16日晚，北京市80岁的王老太太因“呼之不应半小时”被送往某医院急诊治疗，当晚症状加重。医生安排护士给患者注射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并嘱咐护士要慢推，推十分钟。2008年3月17日凌晨两点零五分，一名护士开始给王老太太推药，此时有其他患者叫护士，于是该护士放下注射器离去。随后另外一个护士拿起注射器继续注射，两名护士注射完液体时间共计五分钟。注射完毕后，王老太太经抢救无效死亡。王老太太的家属认为医院存在过错，遂请求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各类损失共计25万余。案例6：违反等级护理制度—巡视查房

男性，２１岁，直肠息肉进行息肉结扎切除术。因息肉基底部较宽（约０.６厘米），术后医嘱特别交代“注意观察有无术后出血”．上午１１时返回病房，下午安静入睡，晚６时病人进少量流质饮食，晚８时自感左下腹胀痛，便意急，当即去厕所，病人发现排鲜红色血样便，量不清，晚10时，病人第二次去厕所，又排出鲜红色血样便，量较多，自觉心慌、乏力，回床。晚12时前又有两次去厕所，均为鲜红血便。因未见值班护士查房，无法报告病情，加之自己认为“不会有多大问题”而未惊动病友。直到第五次去厕所，昏倒在厕所里。经其他病人发现报告后，医护人员才赶到，进行抢救。当时，病人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80/60毫米汞柱。心率110次/分，立即给氧，输血补液。经输血600毫升，补液500毫升后，血压升至107/80，立即进行2次手术探查，发现息肉结扎线已脱落。经再次结扎止血,术后经过良好，住院13天出院。案例7：违反查对制度

1）：抑郁症孕妇，孕37+5周，产后，予婴儿“氯硝西泮”。

2）：脑外伤术后患者，甘露醇静滴完毕后，患者家属发现药物过期一月余。3）：左右错误。南京某三甲医院，右下肢骨折，术中左下肢内固定。

4）：器械过期。63岁老年患者，住院期间，患者突发大量呕血，予三腔二囊管止血后呕血停止。数小时后再次呕血，三腔二囊管外脱至口腔，抽尽囊内气体后，拔除三腔二囊管，体外检查发现三腔二囊管接头处漏气，拟再行三腔二囊管植入，因患者病情持续恶化当日死亡。后发现该患者所用三腔二囊管已过有效期。

5）输液液中含有絮状物。原告高秀云诉邹城某医院输入含絮状物药物致使老人陷入亚植物状态一案。原告认为，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实习护士违规独立操作输液，并冒签护士吕某的姓名；该医院没有严格执行护理“三查七对”制度，被告方存在过错。因此，对原告高秀云受到的损害，被告应负主要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医院赔偿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医疗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33139.28元。

6）注射药物错误。患者彭某与谭某患者面貌相似，当班护士未经查对病房、床号和姓名，误将谭某的80万单位青霉素给彭某注射，半分钟后诉局部剧痛、胸痛、气紧、心慌，并出现四肢抽动等过敏反应。经注射0.1%肾上腺素1毫升、非那更25毫克，静脉推注维生素C500毫克加葡萄糖液100毫升等措施，半小时后过敏症状消失。案例8：仪器断电：武汉龙凤胎脑瘫案

龙凤胎，出生后APACHE评分10分；次日，因气温突降（2℃）予暖箱特护；23时，发现暖箱断电，龙凤胎手脚发凉；患者家属要求更换暖箱，并为其照看，未果；第三日凌晨6时，患者家属再次发现暖箱断电，两患者面色发青。院内外专家会诊，诊断：脑发育不良，急性上感，急性支气管炎。6个月后，两患者被确诊为：脑瘫。法院判决：因被告医院护理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出生时评分10分的龙凤胎新生儿脑瘫，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83万元。案例9：违反交接班制度

1993台刑上字第6966号：患者，女，30岁；患者因“呕吐及腹痛”至某医院外科就诊，据告 患者当月无月经，结婚已三月；查下体，有点状血块，疑为“宫外孕”，送尿检

并邀请妇产科医师紧急会诊，会诊医师未接诊；下班时，该外科医师未交班径自离去；夜间，病患腹痛甚烈，待其他医师赶到时，输卵管破裂，内出血致死。法院认定：外科医师已怀疑患者为宫外孕，诊断及初步处理无过失之处； 但输卵管破裂大出血，系在被告外科医师循例自动下班后突然发生，其“有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之过失”，犯罪嫌疑人犯有“过失致死之罪”。

案例10：违反病历书写规范：修改病历与篡改病历

患者关某在河北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时死亡。事后，关某家属查阅了原始病历并对其进行了复印。但当家属再次查阅病历时，发现院方有关人员对病历进行了改动。法院认为：医院在对关某进行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完毕后，违反病历书写规定，擅自涂改、修改病历，并且医院所提交的病历中的死亡记录（报告）表与原告所提交的复印件不一致。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医院所提交的病历存在涂改等现象，从而不能反映医院在对关某进行治疗的真实情况，故医院所提供的病历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医院不能据此来证明其在给关某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案例11：天津孕妇唐某因腹部疼痛到某妇产医院急诊，被诊断为先兆早产、胎儿宫内窘迫，住进病房观察治疗，后胎死宫内。唐某认为系医院医疗过失所至，诉至法院，同时提出医院对其原始病历进行篡改和伪造。在法庭审理中，医院承认修改过病历，但认为是规范病历，不是伪造和篡改。法院认为：病历是患者病情发展的真实记录，是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依据，严禁涂改伪造。由于医院未按照规范修改病历，使原始证据灭失，导致不能查明本案事实，对此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案例12：违反病历书写规范：医护记载不一致，医护沟通欠缺。

患者，女，48岁,二尖瓣置换术后，心包填塞，死亡。护理记录：“心包引流量250mL”。病程记录：“少许引流液”。案例13：违反医患沟通制度。

患者，女，34岁；因“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术中，术者、护士谈到“有缝合针遗失”；

“可能掉在肚子里”；引起患者术后长时间恐慌不安。案例14：遗漏收费引起的赔偿：

患者住院期间使用了优必林，但是收费系统未收取药物“优必林”的费用，家属认定医院未给患者使用该药物。最终法院判决：赔偿3万元。案例15：跌倒引起的纠纷

80岁老年心脏病患者，有眩晕史。医院要求患者有家属陪护或护工护理。患者及家属书面拒绝。住院期间，患者在卫生间因眩晕跌倒致脑外伤，患方要求赔偿。本案中，医院根据患者病情，给予了陪护要求但患者及家属拒绝，医院不应承担责任。

案例警示：

1、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制度：

2、遵守规章制度，从小事做起，谨小慎微

3、写好病历：

4、做好沟通：医师、患者、护士

近期医院医疗纠纷原因分析及典型案例

2009年上半年医务处合计接待纠纷67起，将医疗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分析纠纷中的共性问题，希望各级医师吸取教训，减少纠纷的产生。

第五篇：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北京10例

2015年11月19日 14:35 新浪司法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向社会发布30例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北京市10例，主要内容涉及婚姻财产纠纷、离婚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

一、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于某某与高某某于2001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9月生育一子高某。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09年9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共同共有的位于北京市某小区59号房屋未予以分割，而是通过协议约定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双方之子高某所有。2013年1月，于某某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称：59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给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前的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59号房屋。

高某某则认为：离婚时双方已经将房屋协议赠与高某，正是因为于某某同意将房屋赠与高某，我才同意离婚协议中其他加重我义务的条款，例如在离婚后单独偿还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我认为离婚已经对孩子造成巨大伤害，出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不应该支持于某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悉59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争房屋的处理，于某某与高某某早已达成约定，且该约定系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即双方约定将59号房屋赠与其子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上。在于某某与高某某离婚后，于某某不同意履行对诉争房屋的处理约定，并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其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亦有违诚信。故对于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2551号民事判决：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于某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二、王某诉江某离婚案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江某系经人介绍相识并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由于双方相识时间短，相互了解较少，结婚较为仓促，感情基础薄弱。婚后由于江某酗酒，对原告有家庭暴力，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对原告拳脚相加。2009年，江某无缘无故将原告毒打一顿并致其离家出走。后王某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判决：

1、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2、江某给付精神损失费5万元；

3、依法分割共同财产。该案诉讼费由江某承担。王某提供江某书写的协议书及相关证人证明在婚姻存续期间江某对其施加家庭暴力。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婚。该案中，双方均同意离婚，表明双方感情已彻底破裂，故对王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王某要求江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因江某在婚姻存续期间，确实存在家庭暴力情形，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予以酌定。为此，原审法院判决王某与江某离婚(财产分割略)，江某支付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典型意义

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但遗憾的是，夫妻之间实施暴力给其中一方造成人身伤害和精神痛苦的现象仍然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作为离婚案件的重要诱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根据北京法院对2013东城法院、丰台法院、通州法院结案的620件离婚案件抽样统计显示，涉家庭暴力类的离婚案件占选取离婚案件总数的9%，数量比例虽不高，但涉家暴案件大多矛盾激烈、调解率低、最终离异率高。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正在全国人大审议中的《反家暴法》也通过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期保护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遏制。本案就是典型的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无过错方的离婚请求和赔偿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样违反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旗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评价。

三、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四、博小某诉博某抚养费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博小某的法定代理人刘某与被告博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月26日生有一子博小某，即本案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于2011年4月26日在东城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后于2011年6月8日复婚，2012年5月27日二人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协议约定：分居期间原告由其母刘某抚养，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1500元，于每月12日前支付，从第二个月开始抚养费逾期未转账，则赔偿违约金30000元/次。2012年6月至2012年10月被告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500元，2012年11月开始不再给付。2014年5月28日，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经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判决原告随其母刘某共同生活，被告博某自2014年6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900元，至原告博小某18周岁止。后博小某将博某诉至法院，请求支付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间的抚养费，并依约支付违约金。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负担抚养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与被告博某在分居期间就子女抚养费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抚养费数额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理应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拖欠的抚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因为抚养费的给付并非基于合同，故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于法无据，对于原告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博某补付原告博小某二O一二年十一月至二O一四年五月抚养费二万八千五百元整；

二、驳回原告博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在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该协议约定婚生子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每月给付抚养费，并约定了迟延履行要支付违约金的条款。抚养费的给付是基于身为父母的法定义务，而并非基于父母双方的协议，该协议可以且只能约定抚养费的数额，且该法定义务不能因父母双方的协议而免除。因此，公民法定义务的履行只能依据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不宜因公民之间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而予以约束。抚养费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的合法权益，是以赋予未抚养一方法定义务的方式，努力使得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恢复到其父母离婚前的状态。抚养费本质上是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保障，因此，抚养人不应以违约金的形式从子女的抚养费中获利。

五、陆某诉陈某离婚案

(一)基本案情

陆某、陈某系自行相识登记结婚，育有一子陈某某。2011年陆某、陈某开始分居并持续至今。陈某某自双方分居后跟随陆某生活。陆某称陈某在此期间认识了其他女性，并已与其一起生活，陈某认可曾有此事。陆某诉至法院要求与陈某离婚；婚生子陈某某由其抚养，陈某每月支付抚育费3500元，至孩子满十八周岁；陈某每月给付其帮助费2000元；要求陈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一万五千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应以夫妻感情为基础。陆某认为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诉至本院要求与陈某离婚，陈某亦同意离婚，且双方持续分居已近三年，应当认为双方夫妻感情无和好可能，对陆某之离婚诉请，本院予以准许。父母对子女的抚育系法定义务。关于陈某某之抚育问题，从孩子生活习惯、利于孩子成长等角度考虑，以陆某继续抚育为宜。关于子女抚育费的数额，本案中，结合双方陈述，参照双方收入情况、北京市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陈某每月应支付二千元。关于帮助费问题，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对方收入状况，本院参考双方所述的收入水平、财产及居住情况，该项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陈某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与其他婚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应认定在导致双方感情破裂问题上，陈某具有过错，对陆某要求陈某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本院予以支持，数额由本院酌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予陆某与陈某离婚。

二、双方婚生之子陈某某由陆某自行抚育，陈某于二О一四年二月起每月十日前支付孩子抚育费二千元，直至陈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止。

三、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陆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千元。

四、驳回陆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了夫妻的互相忠实义务。婚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维护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不仅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本案中，陈某与她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伤害了陆某的个人感情，损害了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陈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亦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陆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诉讼并同时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六、郭某诉焦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一)基本案情

郭某与焦某原系夫妻关系，2012年3月30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确定婚生女焦小某(2009年2月28日出生)由焦某负责抚育，焦某现已再婚。后郭某以焦某对焦小某照顾不周、不配合其探望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焦小某由自己抚养、焦某每月给付抚养费3000元至焦小某年满18周岁。

(二)裁判结果

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经法庭征询焦小某意见，其表示愿意与妈妈一起居住生活。原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一、婚生女焦小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变更由郭某抚养。

二、焦某于判决生效后每月十日前给付婚生女焦小某抚养费八百元，至焦小某十八周岁止。

三、焦某于判决生效后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六上午九时将焦小某从郭某处接走进行探望，于当日下午五时前将焦小某送回郭某处。

四、驳回郭某之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焦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郭某在离婚时不要孩子，且不支付抚养费，没有尽到母亲的义务；焦小某现已上幼儿园，受到家人深情厚爱，原判变更抚养权不利于焦小某的身心健康；同时提出，一审法院曲解了焦小某的真实意思，其所陈述“愿意随妈妈一起生活”系指愿意随继母一起生活，而非亲生母亲郭某，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郭某同意原判。

在二审法院审理中，法庭曾与焦小某见面交流，发现其就本案诉争问题，尚不具备足够的认知与表达能力。二审经审理认为焦某与郭某离婚时，有关子女抚养问题已于2012年3月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离婚后至今，双方亦依照此民事调解书执行。目前焦小某在焦某抚养下已经上幼儿园，平时也能够受到爷爷、奶奶照顾，生活环境比较稳定。现郭某与焦某抚养能力相当，其生活条件亦未明显优于焦某，且郭某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焦某在抚养焦小某期间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定情形，其所提交的焦小某被烫伤照片，亦不足以证明焦某在抚养焦小某过程中存在经常性的不当行为。因此，法院认为焦小某由焦某抚养更为适宜。父母双方离婚后，在短时间内变更抚养关系不利于维护焦小某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也会对其正常的生活和成长产生影响，故郭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焦某所提上诉理由，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一、撤销北京市某某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二、驳回郭某之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二审经审查后认为，关于焦小某的抚养问题已经法院生效调解确定，至今不过1年余，双方抚养条件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且焦小某现已在幼儿园就学，生活学习环境已相对稳定，贸然变更不利于其维持稳定生活状态。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当庭征询了焦小某(年仅4岁)的意见，并将其作为变更抚养的理由之一，但焦某一方坚持认为法庭误读了焦小某的意思，其庭上所称“妈妈”指的是焦小某的继母而非其亲生母亲郭某。二审承办法官考虑如果简单改判此案，势必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使焦小某的抚养探望问题失去对话基础，加深两家之间的矛盾。

为了确定原审法院征求焦小某意见是否合适，二审承办法官及合议庭成员在与焦小某见面交流后发现焦小某对于诉讼争议的问题完全不具备相应的理解和表达的能力。为了缓解双方矛盾，缓解郭某思念之情，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法官特意在我院花园内组织了一场法庭亲情探望，两个家庭的成员及焦小某在探望过程中尽享天伦之乐。在和谐的氛围中，法官借势开展劝导说服工作，最终郭某表示同意法院改判的结果，焦某也当面表示郭某可随时将焦小某接走探望，案件得以圆满解决。为了增强判决效果，法官在本院认为部分单辟一段写道：“父爱与母爱对未成年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法院希望焦某、郭莫从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能够在原有离婚调解协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探望及抚养费问题，共同为焦小某营造融洽、和睦的氛围，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本案是一起当事人矛盾焦点集中在子女探望问题上的案件。虽然是离异家庭的子女，但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他们不应该有缺失。二中院在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础上，尝试开展“法庭亲情探望”，探索因人因案而异的探望权行使形式。本案是通过该项举措成功促成纠纷化解的典型案例。法官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安排两个家庭在温馨平和的气氛里，对焦小某进行探望，并顺势进行辨法析理，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良好的裁判效果。“法庭亲情探望”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提供了与子女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拉近了感情距离，有助于当事人从子女利益出发，合理解决纠纷，也有助于唤醒父母对子女的关爱，鼓励他们尽快走出离婚阴影，共同努力为子女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

七、麻某某诉麻晓某抚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麻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与麻晓某原系夫妻关系，麻某某系双方婚生子。后双方于2011年12月1日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婚生之子麻某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10日前支付共计1500元人民币，抚养费每年根据情况酌情增加，麻某某在学习、医疗等各方面的开支双方共同承担。2013年2月15日至2月22日，麻某某因间歇性外斜视、双眼屈光不正到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3 422.02元。2010年、2012年麻某某参加北京某少儿围棋培训，共支出教育费11105元，2010年、2011年、2013年麻某某参加某学校学习辅导班，共支出教育费11105元。2013年，李某起诉至昌平法院，请求增加每月应当支付的抚养费，请求判令麻某支付麻某某的医疗费和教育培训费用。

(二)裁判结果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但不应就此一概认为每月支付固定数额抚养费后，无需再支付医疗费。而应考虑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的支出的原因与具体数额，同时兼顾夫妻双方的利益公平。因此，我国规定的抚养费包含教育费、医疗费，应理解为抚养费包含基本的教育费与医疗费，而不应包含为孩子利益客观必须支出的较大数额的医疗与教育费用。

同时，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促进未成年人身心的全面发展，法律适当鼓励未成年人根据个人天赋与爱好参与一定的课外辅导课程。本案中麻某某长期参加围棋辅导班，从父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到离婚之后，麻晓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此同意，离婚后知情但未明确表示反对。目前也缺乏证据证明围棋班与麻某某兴趣不符，并不属于过分的报班的情形，因而依法应予支持。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昌民初字第8252号民事判决：

一、麻晓某自二○一三年八月起每月十日前支付麻某某抚养费人民币二千五百元，至麻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止；

二、麻晓某支付麻某某医疗费六千七百一十一元零一分，教育费五千五百五十二元五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三、驳回麻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麻晓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2013)一中少民终字第13395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例案情简单、诉讼标的不大，但却涉及未成年人最基本的利益需求，体现了近年来物价上涨与未成年人抚养费理念、立法相对滞后之间的冲突。审判实践中，应着眼于未成年人的合理需求，既排斥奢侈性的抚养费请求，也避免过低的抚养费给付，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因此，在每月支付的固定数额抚养费之外另行主张的大额子女抚养费用请求是否应予准许，首先应当考虑该请求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以及是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其次，该请求是否属于因未成年人合理需求产生的支出，法律不鼓励超前的或者奢侈的抚养费需求；最后应考虑夫妻的经济能力与实际负担义务，相应费用若由一方负担是否会导致夫妻双方义务负担的不平衡。

八、李某诉孙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孙某和李某原本是夫妻，两人于2004年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婚生子孙小某离婚后由女方抚养，孙某定期给付李某抚养费和教育费；现住公房及房屋内所有物品归女方所有；现金、存款上双方不存在共同财产，离婚时互不干涉，不需再分割；男方经营的公司、所有的汽车等财产，离婚后属男方。2014年，李某在作为孙小某的法定代理人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孙某付抚养费时，发现孙某现住房是其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孙某在离婚时对该房屋进行了隐瞒。故李某以此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判决涉案房屋全部归自己所有。

被告孙某辩称，李某的起诉期早以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而且当时双方因为感情不和，从2001年便已经开始分居。涉案的房屋是其在分居期间完全用个人的财产购买的，应属于个人财产。同时，离婚协议中的公房在离婚时已经取得完全产权，与公房相比，现住房在离婚时价值较小，而且购买此房也告诉过李某，故对于该房屋完全没有隐藏的动机和必要。况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所有的汽车等财产，离婚后属男方”，自己的现住房理应属于个人财产，因此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在双方婚姻关系期间购买，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予以分割，判决房屋归孙某所有，孙某给付李某房屋折价款一百四十万。判决后，孙某、李某均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虽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有“男方经营的公司，所有的汽车等财产，离婚后属男方”的约定，但在房产价值远大于汽车的常识背景下，以“等”字涵盖房屋，违背常理，故该房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对于孙某所提的李某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因孙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在诉讼时效结束之前已经知道该套房屋的存在，故李某表示其作为孙小某的法定代理人在2014年起诉孙某给付抚养费的案件中才知道有该套房屋的解释较为合理。对于房屋的分割问题，原审法院参照李某提出的市场价格及周边地区房屋的市场价格酌情确定房屋的市场价格并无不妥，同时原审法院结合孙某隐匿财产存在过错、涉案房屋登记在孙某名下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孙某所有，孙某给付李某折价款一百四十万，并无不当。综上，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两人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三)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在法院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受理离婚相关的案件越来越多。曾经如胶似漆的两人，若在分道扬镳的岔路口，也能不因感情的逝去而坦诚相待，无疑也算得上是美事一件。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不同于童话小说，离婚中的双方似乎总要将感情失利的不快转移到对共同财产的锱铢必较。因此，法院在审理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案件中，对双方共同财产予以公平分割，无疑能更好平息双方因离婚带来的不快，促进双方好合好散。在调处涉嫌隐瞒夫妻共同财产案件时明察秋毫，既是对失信一方的惩罚，亦是对另一方合法权益的维护，无疑也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有莫大的促进。

《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孙某的现住房是其在与李某婚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而且其主张购买该房屋已经告知李某缺乏证据支持，因此法院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进行了分割。同时，对于隐瞒财产的分割比例问题，需要法院依据过错大小、具体案情等综合认定，故本案中李某以孙某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错误为由，要求涉案房屋全部归自己所有的诉讼请求亦未得到支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夫妻缘分走到尽头之时，双方还应坦诚相待，避免日后对簿公堂，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买单，既得不偿失，也失了风度。

九、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岁的刘某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经济困难，两名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900元。在诉讼中，刘某的两名子女认可刘某医疗费支出的事实，但认为刘某有医疗保险，且其退休金足够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自认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刘某长子刘甲自认其每月税后工资收入为6500元，刘某长女刘乙主张自己无收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二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刘某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某长子刘甲有收入来源，刘某长女刘乙虽主张自己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适合工作的事实，其没有工作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最终判决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别支付刘某赡养费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十、孙某某申请执行彭某某抚养费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孙某某与被执行人彭某某经人介绍于2001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于2007年8月生于一子彭小某。后因生活琐事及性格差异导致双方发生矛盾，夫妻感情破裂。2013年彭某某起诉要求离婚，婚生子由其抚养。后经通州法院判决准许二人离婚，婚生子由孙某某抚养，自2013年12月起彭某某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一千元，于每月二十五日前付清，至彭小某满十八周岁止。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彭某某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2015年6月通州法院受理孙某某申请执行彭某某抚养费纠纷一案，申请人孙某某申请法院执行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抚养费共计7000元。

(二)执行情况

通州法院立案后，电话联系被执行人彭某某，告知孙某某申请执行孩子抚养费一事，并要求被执行人彭某某给付孩子的抚养费。但是，被执行人彭某某坚称其是彭某某的弟弟，执行法官遂请求其转告彭某某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其表示可以尝试联系彭某某。其后，执行法官又多次联系彭某某，但彭某某仍声称不是本人，而是彭某某的弟弟。执行法官询问为何彭某某的电话一直在其弟弟身上，彭某某声称那是单位的业务电话，彭某某不在北京回老家了，由其负责彭某某的业务。彭某某何时回京自己并不清楚，执行法官又询问彭某某有无其他联系方式，彭某某告知没有其他联系方式。经查，彭某某当时银行账户无存款。

后来，执行法官通知申请人到法院并告知了上述情况。申请人孙某某表示对方就是彭某某，彭某某也有工作，只是其不愿意给付抚养费。执行法官又当即联系了彭某某，但其仍声称其并非彭某某。听到电话声音后，孙某某当即表示对方即是被执行人彭某某，彭小某也表示对方即是其父亲彭某某。并且指出彭某某的弟弟住在农村，不会说普通话，当即拆穿了彭某某的谎言。执行法官告知彭某某，如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给付抚养费，法院将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视情将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被执行人仍未主动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通州法院遂依法将被执行人彭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其银行账户全部冻结。后经执行法官查询，被执行人又在工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开设一张信用卡，执行法官又将该账户冻结。后来，被执行人彭某某在信用卡中存入现金，执行法官依法强制扣划了案款，该案现已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被执行人有给付孩子抚养费的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拒不给付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案件。并且被执行人还采取编造谎言欺骗法官的方式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严重缺乏社会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彭某某作为彭小某的生父，对彭小某有抚养的义务，此种义务并不会因父母离婚而受影响。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就本案来说，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也明确彭某某每月二十五日前应给付彭小某抚养费一千元，直至彭小某满十八周岁时止。但是，彭某某并未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不仅对其亲生儿子彭小某不闻不问，还拒绝给付孩子抚养费，未能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在法院立案执行后，彭某某虽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还编造谎言逃避法院的执行。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法律义务，也背离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被执行人不仅未主动履行给付孩子抚养费的义务，还编造谎言逃避法院执行的行为是严重缺乏社会诚信的表现。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一个缺乏诚信的人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同。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未来，诚信可走遍天下，失信将会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