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第一篇：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国有民办教育热该降降温了

——基于义务教育现状的一些思考

过了正月，有孩子没有孩子的，都在热议民办教育招生。全社会的教育热，本来是好事情，但是，百姓的焦点仅仅是关注国有民办为主体的民办教育，而不是以公办教育为主体的教育，这就有点偏离了方向了。这里所指的民办教育，实际上就是指国有民办教育，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所开办的民办教育。广大的普通群众的孩子都进入的是公办学校，这是中国教育的主体。

首先来分析杭州的生源，据一般的年景，杭州主城区应该有24000多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入学的分布，应该有4600多学生能升入前八所一级重点高中，其中1700多人能升入杭高、杭二中和学军中学，也就是升入一级重点高中的比例在20%左右。

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时，参加摇号或自主招生进入杭州市主要的国有民办初中为主体的民办学校的学生数量，大概也为5000多人，从理论上来讲，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时的极大部分优秀学生都进入了国有民办初中，据我了解的一些优质公办小学，每班的前十名几乎都上了民办初中。几所最有名的小学，全班有近一半学生进入了国有民办初中。也就是说，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时，文化课成绩在前20%的学生都进入了国有民办初中，如果说把这当做六年一贯制的初高中考试的话，名额应该已经全部分配完毕了，其余的公办初中，理论上是无学生能考上重点高中。但是，三年后的高中升学考试，会与三年前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情况一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再来分析杭州市区的招生办法和初中学校的升学情况。现在的初中学校，以某校为例，570名初中毕业生，通过按该校学生数量保送进入杭高、杭二中和学军的为24人，进入前八所一级重高的其他五所的为28名，总共有52名学生进入了前八所重点高中，占全校毕业生的9%左右。杭州市今年前八所一级重点高中分配到各校的保送生名额为2300人左右，也就是占24000多毕业生的9%。其余的2300多名额就要通过特长生招生和中考来进行竞争性分配了，这些名额主要产生学校为国有民办初中，只有原来屈指可数的几所特别有名的公办初中，才能有少量的学生通过中考考入前八所一级重点高中。前三所重点高中，经过保送后，全杭州市的一般公办初中几乎全军覆没，名额几乎全部产生在国有民办初中为主体的民办初中，这就给社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造成了读公办初中考不上重点高中的假象。从小学升初中时，已经经过大分流，理论上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已经都在国有民办初中了，你要让公办初中和国有民办初中一起竞争考试名额，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见分晓了。

社会对国有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评价，或者说对国有民办初中的趋之若鹜，我这里好有一比，这使我想起了1958年大跃进时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上级领导来视察和参观万斤良田，看到的倒是真实的万斤良田，可惜的是，这万斤良田里的粮食都是从其他稻田里临时移植过来，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才临时产出了万斤粮。如果一开始就把苗密集种植，这些苗哪怕最优秀，都无法吸收到应该有的阳光、空气和水分，别说高产，就是生存都是个问题。除了极个别生命率特别旺盛的会健康成长外，大多数好的种子，也就成为一般的稻苗了，甚至连其他田里的一般稻苗都不如。社会对公办和国有民办初中的评价，以最后能升入前三或前八所重点高中的数量为标准，而忘记了三年前入学时的生源质量，这对公办初中是极为不公平的，对国有民办初中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民办初中，国家早已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明文规定国家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可惜了一点，杭州主城区的所谓民办初中，实际上大多是披着民办外衣的公办初中，场地是国家的配套中学，教师编制大部分属于公办学校的，和公办学校的区别主要在于，没有固定的生源区域，招生有自主权，可以选择优秀生源，保障学校的升学率。国有民办学校的升学率决定了学校的知名度，也是当地教育知名度的最主要的标志了。

真正的民办学校，笔者认为办学场地应该是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教师也是由学校自己聘用的，而非公办学校借用。学校的重大事项完全是学校董事会决定，财务上也是自负盈亏的。

2000年，杭州市初高中分离时，政府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重点学校，现在的国有民办初中，大多数都是当年的重点中学初中部演变而来，实际上成为了收费的、公办的、可以择校的重点初中，严重违背了上级的政策规定。当时出台政策还同时规定了公办学校禁止分快慢班和重点班，这个政策执行的还是很到位的，甚至连正常的分层教育都不允许。而国有民办学校分实验班、重点班都可以；公办学校禁止补课，而国有民办学校晚上补课、星期天补课都时有发生，基本没有人去管。

记得在2009年，杭州市也已经看到了国有民办学校对大量的公办学校产生了严重威胁，确实想让大部分的国有民办初中转为一般的公办初中，不知什么原因，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最后，让每个区保留一至两所国有民办初中，这保留的种子危害了广大的公办初中的声誉和生存环境。为了限制民办学校对优秀生源的无序掠夺，出台了摇号和禁止考试的办法。这些办法和规章制度，也因为民办初中屡屡触碰红线而不受惩罚，而失去了了意义，导致违规招生、提前招生等乱象越演越烈。

杭州主城区的国有民办初中招生办法，也影响了杭州本地初中毕业考生的入学名额，国家规定义务教育是就近入学的，披上了民办的外衣，国有民办学校就可以从外地招收优秀的学生。国有民办学校为了自己的知名度，为了抢夺优秀生源，早在年底前就在组织文化课考试，包括外地优秀生源的考试。假如杭州市每年都有几百个不符合正常进杭条件的优秀学生进入国有民办学校，杭州本地学生也就会在三年后减少几百个一级重点高中的升学机会。

前几年，杭州的国有民办学校招生热，只对初中有影响，对小学影响不大。大概从去年开始，特别是今年，民办小学招生热已经不亚于民办初中了，据说，几所热门国有民办小学报名和招生比例都在10比1以上，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这会对广大的公办小学的办学秩序和信心带来很大的冲击。

听说杭州市正在改革国有民办学校管理和高中招生办法，主要的办法是两点，一点就是五年内公办编制的完全回到原来公办编制学校，或者转为真正的民办编制。另外一点就是改革招生办法，把今年入学的初中生，三年后升高中时，一级重点高中的保送名额，从现在的50%提高到百分之60%。剩余的40%生源分成三部分，5%招特长生，15%自主招生，也就是高中学校组织考试，选择优秀生源；最后的20%生源，由经过保送生、特长生招生和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后剩下来的初中毕业生，参加杭州市统一考试和统一划分数来确定。这两个办法如果真正实施到位，可能能起一定作用，但第二点的保送生比例若能提到70%，这可能会成为改变目前杭州初中教育畸形状况的分水岭，振兴公办初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按学生数比例分配的保送生的数量，这办法的制定权就在教育行政当局手里。

现在的校外培训热的源头也来自于国有民办初中热，处于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在参加各种文化课培训，希望能进入更高层次高中，参加培训的学生主要也是来自于国有民办初中的学生，因为，这些家长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也有更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需要高额资金的各类文化课补习。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国有民办初中没有发热的年代，那时还没有保送生，杭州市前八所重高也只招2200人左右（前三所860名），我们一所400多毕业生的农村初中，也有30多名学生能够考上重高，其中，还有15、16名学生能考上杭高、杭二中和学军中学。我们当校长和老师的，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受人尊重。生源正态分布，优秀生源没有流失，家长和社会尊重教育、尊重老师，学校办学有信心，老师工作有劲头，白天上课改作业，晚上还要认真备课，无怨无悔。课堂就是我们的舞台，学生好比是一块洁白的画布，任我自由发挥，创造出好的作品，看着闪闪发光的求知眼睛，就是我享受幸福的过程。当校长更是如此。

导致现在公办初中的困局原因有多种，二十年前，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有民办学校招生热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择校热，两座大山击垮了我们农村初中，曾经一度辉煌的郊区农村初中，一所所败下阵来，我原来曾经任教多年的学校，学生生源数从近500下降到300多，这其中减少的近200学生主要是择校去了城市民办初中或公办初中。

当时，国有民办初中对城市优质公办初中冲击不大。城市优质公办初中，虽然由于个别知名度极高的国有民办初中抢走了部分的优质生源，但是，她也从其他的公办初中，特别是从农村初中抢夺了一部分优秀生源，弥补了亏损，对学校的知名度影响不大。

现在，对城市公办初中冲击最大的是停止了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这一措施，她和原来的农村初中一样，优秀学生从学区内净流失，而优秀生源无法得到补充。

要想使现在这种教育的畸形现状得到根本改变，有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把按学生数量保送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70%，甚至80%，让广大的优秀学生，在公办初中里就能得到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也就是挤破头进入民办初中的，没有便宜可捡，引导学生家长，让孩子就近入学。

第二，逐步停办国有民办初中，改为划学区的公办初中，原规划的配套中学，一律恢复其本来面目。

第三，支持真正的民办教育发展，也就是私立学校和国际化学校的发展，为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起到政府应尽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提高公办学校教师的待遇，让教师成为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不一定做的到，但是，让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这一点必须做到，这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让法律规定的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得到真正落实，不要曲解，应该落实为政府发给教师个人的总待遇不低于同级别的公务员或其他事业单位人员的个人总待遇。一定要稳定教师队伍的人心，人心一旦散了，再聚不容易，人心散聚的关键就是收入待遇。

第五，政府不要一味迎合部分民众或权贵的畸形需求，要坚决停止国有民办小学的建设，否则，昨天的公办初中办学困境，就是今天或明天公办小学的困境。饮鸩止渴，或者是“口燥吃盐卤”，要坏教育的大事的。

办学方向的决定权在政府，特别是市县一级政府。现在公办学校的硬件投入都非常大，这是二三十年前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但是，公办学校遇到的办学困境也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不愁办学经费，愁的是优秀生源。我们要创设良好的办学环境，硬件环境上去相对容易，也明显看得到，软环境建设更重要，但不易看到，更需要政府正确引导。良好的教育氛围要靠全社会来营造，主要靠各级政府来引导，要让教师得到全社会尊重，教育受到重视，公办教育的主体地位绝对不能动摇。

真正的民办教育也应该得到健康发展，当年民营经济不发达时，政府创办国有民办教育情有可原。现在，浙江省民营经济那么发达，许多民营资本都在寻找投资方向，民办教育应该让真正的民营资本来运行和管理。“耶稣的归耶稣，撒旦的归撒旦”。

教育要打假，打击假民办刻不容缓，一切的一切，取决于我们省市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决策。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砥砺前行，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一孔之见，如有不当，见谅。

2018年4月24日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一 从大学史到大学评论

陈平原：

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从1994年写作第一篇有关大学的文章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间，我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与《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四本专门讨论大学问题的著作，以及两本自选集——大陆的《中国大学十讲》与香港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这些著作基本都是大学史的研究，偶尔也会讨论到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但我最近在香港与大陆同时出版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则有些不同。这本书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发言，属于“大学评论”。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专业论文，而是报刊文章的结集；第二，在以往的著作中，我会旁征博引，同时讨论德国、日本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但在这本书中，除去北大，我只谈了香港的大学——尤其是港中大。

为什么是香港？二十年前，也许我们会说那是一块“弹丸之地”；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对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学已经既构成了挑战，同时又提供了借鉴。那里的大学也许不像各式各样的排行榜中的数字那么耀眼，但却值得我们重视。从1998年28名内地学生进入香港接受高等教育开始，到去年一年已经达到了1590名。今年，这一数字可能超过2000名，而这无疑将改变香港的高等教育结构。如果我们站在内地的立场来看，香港的大学师资不错，教育体制也可圈可点，但他们的生源却不是很理想。因为香港的人口有限，除去中学毕业后直接申请到海外读书的，剩下的高质量的中学生其实并不是很多。而香港的大学却不少，其中有三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还有五所教学型大学，以及大量的私立大学。这么多大学来“瓜分”这些学生，就导致生源成为了突出的问题。内地学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陆续进入香港的大学。中国政府给予香港的高等教育的最大帮助，是在政策上允许他们零批次录取。这样一来，香港的大学生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在港中大教学，明显能够感受到近些年来学生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在香港的大学中，有10%的本科生来自内地；在研究生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60%到70%。换句话说，今天讨论香港的大学问题，已经必须把如此庞大的内地生源包括在内了。同样，谈大陆的高等教育，香港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参照。

这些年来，香港各所大学的校长都雄心勃勃。此前，通常只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被认为是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好大学，但现在其他大学的排名也都在陆续上升。6月13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缺乏特色让上海的大学落后于香港》。文中依据新公布的《2013年QS亚洲大学排名（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对亚洲近300所大学的最新排名，指出上海的大学普遍落后于香港。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是第1名、香港大学是第2名、香港中文大学是第5名、香港城市大学是第12名，而上海最好的大学——复旦大学只是第23名。此外，还有香港理工大学高于上海交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高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落后于岭南大学，等等。上海交通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都是所谓的985大学。也就是说，香港主要的大学几乎排名都比内地的985大学要靠前。我在香港教书，深知这样的排名是有问题的。如果说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的水平高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肯定是不可信的。那么，明知不可信，上海——或者中国内地的大学为何还会如此焦虑？这与香港的大学进入内地以后影响生源的选择有关。以前，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北大、清华毫无疑问是第一选择；但现在不是了，还有香港的大学可以考虑。我在《大学小言》中写过一则《排名的困惑》，其中引用了一段轶事，说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原北大校长丁石孙访问香港，有记者问他北大和中大哪一个更优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我们北大。”丁校长的态度，代表了我们二十年前的思路：中大怎么能跟北大相提并论呢？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各种排名，我们发现中大的确已经超过了很多内地的大学。当然，这其中有排名本身的问题，不过却也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香港的大学在最近二十年间已经大踏步发展。我的判断是：在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民众的自信心在下降，但香港大学的自信心在倍增。今天，我们应当祝贺香港有那么多的大学的排名在亚洲越来越靠前，可我想反过来追问的是：我们内地的大学呢？

二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港中大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1至1997年间，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挣扎，他们也有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为了北大与港中大的双聘教授，合作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近十年间，我不断地跟他们的校长讨论大学应当如何发展、对于未来的香港大学的想象以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内地大学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越来越不自信。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的教育史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有两件事情对于此后的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词汇——985大学，即江泽民在讲话中确定下来的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七所大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985”、“2+7”、“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二是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从次年开始扩招。所以，近二十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在两条道路上赛跑，一方面强调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又拼命扩招。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很多很多的支持。但我心里有些不安的是，尽管北大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那些在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的内地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层累起来，我们关心的都是顶端的大学，而很少讨论那些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与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具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宽裕的经费，发展通常也会遇到瓶颈。所以我才会说，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不是很难。近二十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看到北大、清华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等拿了金牌再说。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发展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法也无力承担“实现中国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的。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有时我会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但后来我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以在某一年的某一排行榜中的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见得真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却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教授曾经宣布港中文不参加排名，所以次年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又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在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但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我们的大学都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样一条“标准化”的道路上。

三 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以欧美大学为参照，大多数的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欧美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今天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标准。所以，香港的大学的排名比内地高，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水平比内地高。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转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与国际接轨”。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大学并非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也有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的东部与西部又具有不同的高等教育传统，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不一样。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走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如此立说，并不是否定中国大学应当转轨，而是希望指出如果对于转轨的期望太高，那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所有的大学都在转轨。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转轨基本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合并、升级，还是后来的扩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然后气魄宏伟地在短时间内完成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走，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太急。办教育的人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要“掷地有声”，那必然只是在很小的一片水面，或者一口枯井。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好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希望走出一条比较好的属于自己的路。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明白，那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仿佛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在制定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也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十五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努力改大学教育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容易伤人，甚至是伤一代或者几代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成为小白鼠。一道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很难做实验，即便要做，也必须小心翼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断的急转弯。真正适合大学改革与教育发展的状态应当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在过程中“移步变形”。

改革太急源于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即关注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也就是表彰民国大学的故事与精神。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有必要藉此对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的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现在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应当知道，今天的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的大学教育基本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的大学生也只有四万人左右。待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但也不过八万人。我经常说，西南联大八年一共才毕业了一百个研究生，而现在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就有一百四十多个。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与无力直接相关。所以，当下的问题与民国年间并不一样，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民国大学的优点。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就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全民关注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自己没有办法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以后，留下过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是化用了汉代的《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路傍儿也”的典故。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的观众越是喝彩，马就跑得越起劲越快，一路快马加鞭，最后就很容易气绝身亡。对待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希望得诺贝尔奖，明天被期待就“世界一流”，很可能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步伐无法走得稳健，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

第二篇：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陈平原 《 中国青年报 》（2012年05月16日 09 版）

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去年春天，清华大学轰轰烈烈地庆祝百年华诞，我未能免俗，应邀撰写了一则小文，不过，唱的基本上是反调。此文大意是：“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依我浅见，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开口哈佛，闭口耶鲁。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不要说异彩纷呈的国外名校，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协和（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的中国大学，大都过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级别”、“规模”及“经费”。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颇为“矜持”，不轻易签此类双边协议：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若无奖学金，让学生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

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讲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当下中国的情势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来了，可一个月后“打道回府”；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挑学者，分明是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3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3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在北大的4年苦读，而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记得我们曾嘲笑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几何时，我们也变得如此不自尊、不自爱？

为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国家留学基金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000人，“攻读学位”与“联合培养”各占一半。选派的对象，虽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实力雄厚，每年也能争取到八九个名额。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补偿办法”，即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有关学校/院系可补充相应数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问题在于，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经多次协商，教育部答应给北大、清华特殊政策，没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学生中，“联合培养”远高于“攻读学位”。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此举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设想中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段：第一个5年，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学），限期成为国内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第二个5年，转而支持另外5所学校。可惜的是，胡校长并不掌握实权，且过于“内举不避亲”，理所当然受到了南开大学陈序经、北洋大学李书田，以及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创办人邹鲁等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正花大价钱“剿共”，根本没心思顾及此。又过了半个世纪，具体说，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985计划迅速展开且逐渐落实，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办好若干所著名大学。最初是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接下来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希望其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日后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这构成了中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校长们每年聚会，轮流做东，探讨“大学之道”。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为何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这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说也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一文）。

两相比较，胡适的“十年计划”，与半个世纪后真正实施的985工程，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胡适眼中，关键是“争取学术独立”，具体说，就是中国大学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但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前，每当有人攻击北大、清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时，我都会如此辩解——专业不一样，中文系就不是这种状态。现在，我再也不敢这么挺直腰杆说话了，只能寄希望于还有部分好学生自觉自愿留下来，不把北大当跳板——有时甚至小心眼，喜欢那些英语不太好的高才生。我问过日本的教授，你们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吗？回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当然，大学会创造条件，让他/她们不断出去进修或考察。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第三篇：中国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习近平同志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也一再强调自信问题，包括强调要增强价值观自信。应该说，现在很多中国人是自信的，但也有些人不那么自信甚至很不自信。有些人言必称西方，奉西方说法为圭臬，拿西方价值标准来评判中国。这种妄自菲薄，动摇的是中国发展的精神支柱，消解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有自信尤其是价值观自信。这对于高扬国家、民族和人民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对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

自信不仅是个人的可贵品质，也是民族的可贵品质。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有着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国人自信的底气。

今天的中国人有理由更加自信

成立于风雨如晦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9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拿经济发展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

再拿政治发展来说，现在，国内有些人受西方影响，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缺乏自信，甚至觉得只有实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才算民主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是长期发展、循序渐进、改革创新、内生演化的结果，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旺盛生命力。现在，许多外国专家学者纷纷肯定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孕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和精神，充分证明我们的奋斗理想、价值追求充满向上的力量。今天的中国人需要清醒认识中国的历史走向，准确定位中国的国家坐标。对自己的认识越清醒，对形势的判断越准确，对中国的未来就越自信。

为实现中国梦提振自信

今天的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我们的历史方位；今天的中国人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面对全新的历史方位和崇高的历史使命，中国人要走出历史悲情，提振自信，让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充盈自信的力量，让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的活力。

有关中国人的形象和自我认知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热议。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发展，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更加引人注目，使其具有了大国国民的自我认知，对自身的期许变得更高。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形象”问题，又让中国人形成了与自我期许的强烈落差，令其感到焦虑、困扰，甚至精神上的挫败感。

这当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现象，只不过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显得更加复杂。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很长时间都是弱者。即便在新中国解决了国家主权问题之后，贫穷仍是现实问题。这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复杂的历史记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往往是以西方为参照系，并趋于两极化：一方面是对西方的仰视，因中国的贫弱就认为自身文明不如人，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落后，这导致了深深的自卑感。另一面是对西方的俯视。因对西方侵略的愤怒和对西方封锁的抗拒，而产生了对西方的俯视心态，在封闭环境中形成一种自负感。这两种心态在中国为富强而奋斗的百年历史中都有深刻影响，也都会在我们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中留下印记。

虽然现在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告别了贫困，但自卑心态仍有强烈表现，即对自身新的历史角色缺乏认知，对中国社会没有自信，仍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人。比如把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精神失范、环境污染等问题，当做中国社会独有的特殊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都出现过，但在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超越和解决。对中国来讲，这些问题当然应以最大决心并通过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加以应对，但历史阶段毕竟难以轻易超越。

而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之中，西方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工业制造的主要部分已经转移，环境等问题已得到解决。这种时间的落差加剧了一些人的自卑感，有些人甚至把中国现有的一些问题过度夸张和引申为我们制度的落后。

另外，快速发展使部分中国人出现过度自负现象，同样值得注意和警觉。但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在美国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美国知识分子也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并因此自卑感强烈，到欧洲寻找文明的真谛。

第四篇：中国梦与文化自信

中国梦与文化自信

摘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一个国家的崛起必先对其自

身的文化有高度的认同和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身优秀文化的肯定和信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梦滋养着文化自信，而充分的文化自信是助推中国梦实现的必要条件。站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上，正确认识文化自信和中国梦的关系，对于实现文化自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正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文化作为支撑。中国梦不仅是物质雄厚之梦，精神强大之梦，也是文化兴盛之梦。正如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一个国家的崛起必先对其自身的文化有高度的认同和自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文化自信的根基。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自己的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自身的文化特质。悠远浩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反映着中华文明永恒的价值特征，积淀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民族特有的精神标志，成为中华民族川流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化河流中唯一没有干涸、没有断流的文明，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透露出的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和文化底蕴，为周边地区带来过长期的稳定与繁荣，深刻地影响着周边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包含着发愤图强、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爱国情怀；正道直行、诚信求是的道德准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仁者爱人、义者利他的宽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恪守中道、因地制宜的处世之道；天人合一、物我两亲的精神境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这些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作为构筑中国梦的精神文化元素，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自身精神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动力，使中华文化能生生不息的传承发展，积累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得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断，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

二、革命文化精神是文化自信构成的主要元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不仅仅是以古代的辉煌成就为基点的，还需要近代和现代的文化成就来巩固和加强。1840 年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瓜分，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烈的文化自信心被严重损害了，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危亡境地和五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要想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绵延民族生命，唯有救亡图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为追寻中国梦的领导力量。在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革命信仰进行着不懈的奋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主体的精神链条，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精神。

三、适合我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那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文化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立足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发展，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创新活力，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是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

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时代变化中能自觉保持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心理认同和坚定信念，同时又能正确看待世界文化的理性心态。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内生力量。蕴含着中华文化基本特质的“三个自信”和文化自信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中国梦。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粘合剂，是“三个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的意义在于以下三点：

（一）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生力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对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与经济、政治相比更为深远。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融合的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党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如同生命，需要不断的发展创新，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封闭固守的文化只会止步不前，最终消亡。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标志，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能勇于探索，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二）文化自信是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思想保证

中国梦旨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社会生活层面，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幸福，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极大充裕上，还应该当是精神文化生活的富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构建人民自信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与中国梦的价值目标相契合的，是实现人民幸福梦的思想保证。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精神富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要通过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教化熏陶，需要通过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将之内化为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素养。这种人文精神和素养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为独立的人格、理性的精神和自觉性的道德意识。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瘠亦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的幸福生活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精神生活能力，要着力改善人民的精神文化风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质量。

（三）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

中国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融通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秉持和平发展理念的中国梦是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和期盼，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的终极目标，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趋向。中国梦的实现，不仅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也需要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和认同。这就要求中国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文化走出去，对外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需要以开放兼容的胸怀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以“拿来主义”的文化自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外来文化进行吸纳、借鉴，丰富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外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开设，“熊猫外交”的开展，中国优秀文艺作品的输出，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体方式，也是中国文化在面向世界时自信的表现，也将是中国实现文化强国梦想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精神基础，文化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文化作为支撑。国家的崛起高度认同自身的文化，促使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们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以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璀璨文明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每个人都以中华民族为荣，最大限度地为实现国家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每个人都为中国贡献出自己，相互促进，互相不离不弃，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中国梦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涵养着国家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的团结的促进国家的强大，实现中国梦，振我中华！

第五篇：“三个自信”与中国发展

“三个自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要理解“三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该把它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一起思考，也就是对中国的理解。

一、中国发展的历史特征

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三个独特构成了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条件。

1.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 首先，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既是中国值得自豪的方面，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第二，在3000年之前，中国古代就建立起了一整套礼制传统，后又演变成了儒家文化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德治习惯，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一。第三，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其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之后，汉武帝将大一统帝制予以了全面的完善，形成了整个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时才宣告结束。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纵向人伦结构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结构是一种纵向人伦结构，这个结构的根源是中国得以长期保持的以血缘、姓氏为主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则来源于周公时期所形成的封邦建国。由于有了纵向人伦结构，也就有了如父母、儿女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对父母之孝，“弟”是兄弟姐妹之爱。在中国，由血缘宗法制所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演化到社会上就成了两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一个是忠，一个是义。“忠”是指对皇帝、对长者的态度；“义”是指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些构成了中国纵向人伦结构的来源。

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纵向的服从性传统，这是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所构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种纵向人伦结构。纵向人伦结构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基础是家庭农耕经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农经济。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中的经验传承、劳动力使用都是由父母安排和决定的，这就构成了家庭纵向人伦结构的文化特征——孝悌忠义。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转变文化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把纵向人伦结构转向平等型的人伦结构。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其核心是平等原则、交换原则，这些原则把曾经的纵向人伦结构彻底地颠覆了。在历史的转换过程当中，道路、理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遵循着中国的传统条件逐步演变的，这一点在理解“三个自信”时不能忽略。

2.独特的历史命运

中国的“三个自信”直接延续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历史源自于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那之后的170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探索是围绕着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展开的，而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以割地赔款为代价后，才意识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性。

据估算，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时间在1500年以上；近代以来，中国由一个富裕国家一下子滑落为贫穷国家。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滑落到只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到六，这期间也就短短的五、六十年时间。因此，独特的历史命运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悲壮的回忆。在这段历史中，我国签订了900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期间的赔款、割地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千万不能忘了这一段历史；现代中国的“三个自信”也是源自于对这段历史的回望。如今，世界都在议论着“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如何从近代历史的“灭亡论”转变到了现代的“威胁论”，这个跨越是理解“三个自信”的重要历史基础。

3.独特的基本国情

中国有其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中国13亿人口中几乎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00万平方公里上，也就是居住于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腾冲的两点之间形成的这条东部连线，经济地理学上称之为胡焕庸

线。中国GDP的95％以上也是在这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的。因此，中国虽然拥有广袤的土地，但因为地理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中国被开发的土地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到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其中，第二个矛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列入了世界前茅，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繁杂性和严峻性仍然存在。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的GDP总量显示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显示中国是一个中等高收入国家，尚未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分析测算，中国的世界排名在90名上下，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象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之前两个“没有变”，也就必然导致第三个“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认识“三个自信”的时候，也必须清楚、全面地认识到这个基本国情。

二、中国发展中的文明跨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家，因此它的转型就显得尤为艰难。这个艰难一方面是出于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的侵略下倒逼出来的。因此，在思考中国文明跨越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

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个工业化在西方源自于工业革命，在中国源自于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探索，但真正的起步和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工业化进程；而它的大发展时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与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会有一定冲突。现代性是人们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理想认识。在西方，现代性源自于启蒙运动，源自于西方人对自身未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憧憬的理性王国。在中国，现代性是对未来生活发

展的一种憧憬，这种憧憬在历史进程中是分阶段实现的。在工业化发展的早中期，一个地区会因为社会转型而付出一定代价，这种代价相比较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来说，往往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就导致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不仅跟不上现代性，两者之间还很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如何把握对工业化成果的认识和对理想化未来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辩证关系，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环节，也是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重要依据。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一样，其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增长方式难免会带来工业性的环境污染。所以，现代中国生态问题的突出和早期工业文明所应用的手段是有直接联系的。同时，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给制度造成了一种失衡。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而社会文化和制度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式下的一个部分，这种失衡就导致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人们的收入、生存环境、观念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成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发展与生态、发展与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与我们的理想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更加理性、科学地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群体阶层之间分配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中国发展中文明跨越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必须以自觉的理性分析来把握。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是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要靠新的改革、新的发展去解决，这就是“三个自信”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客观认识。

2.中国发展面临的“元问题”

“元问题”就是问题背后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总书记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什么问题倒逼出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今天中国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元问题”的思考，“三个自信”确立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培育起问题意识。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认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科学的、完整的“三个自信”的确立。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如生态问题、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制度安排需要合理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和观念需要进一步突破，以转向更好的现代化前景。树立“三个自信”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一个转变，这就要求培育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今天的中国问题之复杂、之尖锐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我们要用新的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有一个认识问题的过程，认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对“元问题”的把握。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核心在于突破教条主义，走出“两个凡是”的桎梏，其讨论所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元问题”在哪里，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次对“元问题”的讨论和回答，使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第二次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中的“姓资姓社”问题，即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之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这个讨论进行了回答，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场讨论之后，中国的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随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

今天，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讨论，即改革应该走向哪里？中国的道路究竟在何方？这次讨论是被中国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倒逼出来的，而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怎样治理中国，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治理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完善与发展密切相关，和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信心坚持这条道路，去解决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3.社会转型中的文明模式转换

中国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要重新激发活力。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步下滑，预示着我们要重新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重新起飞。2007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4.2％；而今天中国的GDP增速在7.5％上下徘徊。那如何让中国的经济再次充满活力呢？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全面指的是

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调整，这两对基本矛盾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都致力于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今天，中国的改革跨越到了两对基本矛盾需要同时解决的时代，也就是既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要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整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对“元问题”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上层建筑问题，而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释放。

中国今天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经济层面的改革走向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又从制度层面的改革提出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改革，经济、制度、精神文明这三者都需要走向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需要制度现代化的支持与引导，制度现代化需要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理论的支撑，这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文明跨越，构成了中国的整体结构、整体前景和整体希望。

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者之间有着历史逻辑关系，它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逐步发展、逐步培育起来的。“自信”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内心”又源自于我们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支点在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