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之认定

第一篇：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之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之认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之认定

由于传统的著作权立法中未涉及网络侵权问题，因此，对于网络侵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在实践中一直争议较大。基于各国著作权立法中归责原则规定的不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也有不同的区分。

１．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是指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无过错的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美国前期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涉及著作权侵权问题即持严格责任态度。在１９９３年著名的Ｐｌａｙｂｏ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ｃ．Ｖ．Ｆｒｅｎａ 一案中，法院即判决被告Ｆｒｅｎａ对其用户将花花公子杂志的图片通过网络上传下载进行非法复制的行为承担严格侵权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可能没有意识到著作权侵权存在，这并不要紧，意图侵权并不要发现著作权侵权。故意和知情并不是构成侵权的一个因素，因而无辜的侵权也要承担侵权责任。”在１９９５年美国颁布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工作组的报告》（通称白皮书）中，即采纳了该观点，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实行严格责任制。白皮书认为，网络服务商既然因提供用户网络服务而获利，就应当负担由此产生的风险；网络服务商应当像书商一样承担严格责任，并表示不应为网络服务商创造特殊的责任规则。白皮书还引用了Ｐｌａｙｂｏｙ案的判例，以证明现行规则特别是直接侵权的严格责任，完全适用于网络服务商。

２．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有过错时方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明知或应知其经营管理的网络上有侵权行为发生却仍给侵权者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他人利用其网络或系统从事著作权侵权行为承担过错责任，已成为一种趋势。德国１９９７年８月生效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对在线服务商的责任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知道非法内容存在于其服务器上，并且在技术上可能、在情理上也应当阻止非法内容被继续使用，但是却没有阻止时，才承担侵权责任。１９９８年８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ＤＭＣＡ）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规定了过错责任，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对侵害行为知情，或是收到了有关侵害行为的通知时，才能认定其有责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无过错责任是特殊原则，只适用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网络环境下发生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在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时，应根据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确定其法律责任。一般而言，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认定：

１．网络服务提供者或其用户利用该服务商的设施或服务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包括违法的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违法的作为是指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侵权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等；违法的不作为是指不实施法律要求做的行为，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应尽的事先审查信息合法性或事后控制侵权信息传播的监控义务等。从国内外实践中已出现的情况看，网络上常见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网络使用者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自己设立的网页、电子布告栏等论坛区非法复制、传播、转贴他人作品；将网络上他人作品下载并复制光盘，如将学术网络上电子布告栏中他人发表的文章下载并拷贝到随书附赠的光盘，同杂志一并出卖，获取利润；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提供到网络上进行公众交易或传播，或者明知是侵害权利人著作权的复制品，仍然将其在网上散布；侵害网络作品著作人身权的行为，包括侵害作者的发表权、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如将电子邮件转贴到新闻论坛或ＢＢＳ站上进行发表；整理编辑网络信息时删除作者签名档案或在他人作品上签署自己的姓名；违法破解著作权人对作品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如对作品解密、对电子水印进行破坏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设备，引导并鼓励用户将游戏软件上载ＢＢＳ以及获取游戏软件行为等。

２．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主观上存有过错。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只在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设施或服务从事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提供网络传播服务时，才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原则上不承担自觉的“认知义务”，只有在权利人提出符合要求的侵权指控通知后，才负有禁止该信息继续传播的义务。一般而言，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通知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即须提供三类资料：一是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二是著作权权属证明，包括有关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等；三是侵权情况证明，包括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只有符合上述形式要件，才可视为著作权人已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如果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不符合要求，应视为未提出警告。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已被权利人明确通知存在侵权事实，在技术上可能、经济上许可的情况下，仍不履行监控、清除等义务，则应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信息的网络传播有过错。

３．给著作权人造成损害。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侵害权利人的权利性质和后果，损害可分为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如作品在网络上被他人未经许可地使用，致使权利人对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被侵害；又如网上出现具有诽谤内容的信息，致使其名誉权受损等。一般而言，因网络传输而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权利人受到的损害主要是著作财产损失。财产损失可分为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两类，包括权利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应得许可使用费的灭失、使用人通过使用获得的利益等。

４．损害事实与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只有通过网络传输他人作品的行为是导致权利人受损害的原因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才构成著作权侵权。在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中，往往存在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之分。网主或用户未经权利人许可，将他人作品上网传输，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作品在网络上传输的后果产生，因此，网主及用户将作品在网上传输的行为是导致著作权被侵害的直接原因，此时，网主和用户构成对著作权的直接侵害。作品在网络上传输还必须得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没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作品在网络上传输的后果就不会产生，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导致著作权被侵害的间接原因。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有过错，即明知或应知网主或用户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的制止措施时，构成对著作权的间接侵害。

第二篇：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之探讨

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之探讨

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 周丹丹

互联网仍在高速发展中，不断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互联网的数字空间中，围绕著作权保护的利益博弈也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传统传媒行业。近年，我国各地法院受理了大量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众多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成为被告。众所周知，在互联网的信息河流中，网络服务提供商占据特殊地位：一方面，ISP是高效率、集中式的信息传播者，对于提高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甚至社会组织效率起着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化复制和传播的成本极低，而著作权人维权的成本／效益比相对较高，著作权制度所表彰的“传统秩序”的维系确实捉襟见肘。这意味着在相应法律规制缺位的情况下，ISP有可能会在非正当的利益驱动下，间接或直接导致大规模侵权行为的产生，而ISP本身则可能深陷“基于侵权的商业模式”，进退两难。如何界定ISP行为的合法性边界，在发挥其催化剂作用，为用户提供其所需的信息资源的同时，保护著作权人权益，降低ISP的法律风险，是互联网环境下立法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目前，关于ISP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在我国主要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网络著作权纠纷若干解释》）。此外，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于2005年4月30日联合颁布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规定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行政保护的适用范围、实施网络著作权行政保护的管理部门管辖权，确定了权利人的“通知”制度和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反通知”制度，界定了著作权人、互联网内容提供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保护网上著作权方面的责任及免责情形，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于200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借鉴移植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的“避风港”规定，建立了一套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通知与删除”的简便程序，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间接侵权的认定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

《条例》第14条规定：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根据本条规定，著作权人认为自己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受到侵权时，可以向ISP发出通知，要求ISP移除侵权内容。

《条例》第15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这意味着，在现行规则下，一旦收到权利人发出的符合法定要件的通知书，ISP就必须采取措施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而无需对作品是否构成侵权进行审查，更没有据此进行抗辩的权利。

《条例》第16条规定：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本条规定了网络用户针对ISP删除行为的救济方式，在保护用户表达自由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互联网上以ISP为媒介的正常信息流动。根据《条例》第17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权利人不得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即，在“反通知”程序之后，权利人不得再以通知的形式直接向ISP主张其权利。

《条例》第23条、第24条规定了尽到监控和审核义务的ISP的“避风港”：只要在收到著作权人合法有效的通知后马上删除潜在侵权作品的链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就不需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即使通知指向的侵权事实不存在，给网络用户造成的损失也不需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承担，而是由发出通知的著作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我国著作权规则体系中首次明确了数字化形式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且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

关于ISP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该《网络著作权纠纷若干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了ISP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情形：“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在此之外，该《网络著作权纠纷若干解释》就“警告”和“移除”措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网络著作权纠纷若干解释》第4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网络著作权纠纷若干解释》第7条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第49条、第50条的规定在诉前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裁定，也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第8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而采取移除被控侵权内容等措施，被控侵权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著作权人指控侵权不实，被控侵权人因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遭受损失而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由提出警告的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篇：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及赔偿责任

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及赔偿责任

来源：华律整理 日期：2012-08-0

3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主要借鉴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的有关内容。该条例明确强调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所享有的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专有权，同时规定：“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的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条例还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行为，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截至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为主干，以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补充的关于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本文谈及的网络著作权侵权与赔偿责任问题，就实质而言应属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律的适用问题。

一、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1、侵权认定的前提

任何侵权行为的认定都是建立在权属确定的基础上，因此，权属的证明成为侵权认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网络环境下作品的构成要件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其构成要件包括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也应具备这两个条件。就独创性而言，只要某作品是作者独立完成的，不是从他人作品中抄袭而来，即可认为具有独创性；至于可复制性，通常情况下，作品都是在事先创作完成的，表现为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摄影作品等，然后经人工录入，在计算机程序的作用下转化为数字信号存储在计算机内存里，形成上述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再通过网络传播出去，这一过程实质是作品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事实上，数字化作品的可复制性已经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2)网络环境下作品著作权人的确定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的公民是作者、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为作者，如果没有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确认网络环境下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关键是作品作者的确定，而作者身份的确定又与作者署名方式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署名权是作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其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也有不署名的权利；既享有署真名的权利，也享有署假名、笔名的权利。网络世界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网上信息传播也呈现出一种无序、随意、混乱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如果作者对自己的某一作品选择不署名或者署假名，并将其上网传播，那么，一旦有一天该作品的著作权受到侵害，他人则很难对作者的身份予以确认。所以，在网络环境下，作者应慎重选择署名方式，在充分行使署名自由权利的同时，注意加强自身的著作权保护意识。

2、侵权行为的构成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侵权行为从未有过明确的法律定义，学理上的解释也存在诸多争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也只对有关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概括式规定，这就给司法实践中侵权行为的认定提供了相当的弹性。

著作权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是一种绝对权，著作权人是权利主体，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非法干涉和侵害权利人所享有的专有权的义务，违反了此种不作为义务，便构成了对著作权人权益的侵害。因此，对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未经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许可，通过网络行使权利人专有使用权的不法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两个：一是擅自通过网络行使了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专有权或侵害了其他利益；二是行为违法。如果行为人擅自行使了权利人的某项权利，但此种使用行为是法律所准许的，如合理使用行为或法定许可行为，那么其行为并不构成侵权。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即确认和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它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抑或以公平理念等为考虑，而使行为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包括网络侵权，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要侵权事实成立，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其理由如下：

无过错责任的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在于分配正义、公平的理念。著作权作为无形财产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无需行政登记予以公示，这就使权利人的专有权被他人无意侵犯的可能性与实际机会要比有形财产大得多，也普遍得多。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是很困难的，尤其在网络环境下，更是如此，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会使大量权利人得不到起码的法律救济，使版权保护成为难以兑现的承诺。

另外，我国著作权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其中停止侵害是最基本，最广泛的一种责任，假如我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当行为人无过错时，则其无需承担包括停止侵害在内的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侵权行为将有可能持续存在下去，这个结果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定有着一定的覆盖面，具有相应的合理性。

三、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的确定

1、赔偿主体

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主要有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目前，在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民事纠纷中，越来越多的权利人把矛头直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分散性、广泛性和隐蔽性导致单个传播侵权作品的用户难以确定；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向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费用，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或者通过提供服务本身实现某种经营目的，获取间接经济利益；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诚信经营、合理注意的义务；四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比单个用户更具有经济实力，更有能力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然，最终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还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于一个具体的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网络服务提供者赔偿责任的确定首先需要分析在侵权行为实施的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直接侵权行为人？还是间接侵权行为人？

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的划分，是以侵权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在侵权中的作用为标准的。所谓直接侵权行为，是指未经许可、直接擅自行使版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专有权利的不法行为；而间接侵权行为，指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参与了导致侵权行为发生的环节，为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间接侵权行为又可细分为辅助侵权行为和替代侵权行为。辅助侵权行为是行为人出于明知，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

一、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有过错；

二、行为人以怂恿、唆使的方式，或提供物品、场地等帮助实施侵权。关于辅助侵权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已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具体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5条中；至于替代侵权行为，我国法律尚无相关规定，但在理论界已得到广泛肯定，对于司法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替代侵权行为源于雇主雇员代理原则，依据该原则雇主应对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与直接侵权行为人之间不存在雇主雇员关系，且行为人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其对该行为具有监控权利与能力，且从该行为中获得了直接经济利益，则其行为构成替代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一是对直接侵权行为的监控权利与能力；二是从该侵权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的划分，其实际意义在于区别适用不同的赔偿责任原则：前者使

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使用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直接侵权行为人无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间接侵权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停止侵害等其他形式的民事责任。

通过以上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在一个具体的涉及网络侵权的案件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准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定位就做出简单的判断，比如你是一个内容服务提供者(ICP)，还是一个接人服务提供者(ISP)。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例来说，在上海某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某网站侵权一案中，用户进入该网站主页，通过直接点击“mp3”即可进入相应的分页，然后选择歌曲进行mp3视听，有播放，有停止，同时可以实现免费下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该网站上直接完成的，因此，作为歌曲的权利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该网站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已经超过了搜索和链接的范围，已经是一个内容提供者，应该承担直接侵权的赔偿责任。

为了合理分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法律责任，同时又能促进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新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规定了四种免除赔偿责任的情形：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自动接人服务、自动传输服务的，只要按照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服务，不对传输的作品进行修改，不向规定对象以外的人传输作品，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信息向服务对象提供的，只要不改变存储的作品、不影响提供该作品网站对使用该作品的监控、并根据该网站对作品的处置而作相应的处置，不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只要标明是提供服务、不改变存储的作品、不明知或者应知存储的作品侵权、没有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利益、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立即删除侵权作品，不承担赔偿责任；四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在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立即断开与侵权作品的链接，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明知或者应知作品侵权仍链接的，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应该说，上述规定有效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成本和风险。

2、赔偿数额

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对于该条款的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0月12日公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26条有明确的说明，包括实际损失的计算

方法、合理开支的范围、法官自由裁量应考虑的因素等，在此不再赘述。下面，笔者将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及法定最低赔偿额问题分别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应纳人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范围之列。这个观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张广良所著的《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一书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书中论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3月8日发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条和第5条规定，著作权人对于侵犯其人身权的行为可依该司法解释，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至于该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则取决于侵害行为是否给权利人造成严重后果。

(2)法定最低赔偿金

这个概念缘于《美国版权法》的规定。《美国版权法》第504条第3款规定：“当版权所有人举证证明，并且法庭也判定，侵权人是故意侵权，法庭可以依据其自由裁量权，将法定赔偿金增至不高于5万美元；当侵权者举证证明，并且法庭也判定，该侵权人没有意识到，而且也没有理由知道他或她的行为构成了侵犯版权，法庭可依据其自由裁量权，将法定赔偿金降低至不低于100美元。”后来，上述数字分别有所提高，改为10万美元和200美元。由此可见，无过错侵权只有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才给予考虑，而且，无论如何考虑，至少还要赔偿100美元或200美元，通过确立一个现实的侵权责任的最低限度，以保留它应有的威慑作用：它不允许侵权者仅仅因为原告未能反驳其无过错的主张而逃避责任。应当说，这种制度设计对权利人和无过错侵权人都是合理的，也比较容易接受。

我国现行法律在权利人无法确定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规定了一个法定的最高赔偿限额50万元，并没有最低限额的规定，而“法定最低赔偿金”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体现了一种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运用于网络环境下，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网络服务商的经营行为，具有警示作用。

第四篇：著作权侵权案例

当你乘坐飞机聆听美妙的乐曲，在空中自由翱翔时；当你伴着流行歌曲，愉快购物之时；当你欣赏着轻松乐曲，品尝着美味佳肴时；当你在电视广告中听到了熟悉的歌声时，或许不会想到，使用这些背景音乐，可能会带来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就涉及到了背景音乐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案情简介】

本案三原告分别为：魏明伦，系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顾问；王持久，系海军政治部歌舞团编剧；陈翔宇，作曲家。本案三被告分别为：河南许昌帝豪集团（简称帝豪集团）、北京标格广告有限公司（简称标格公司）、北京未来广告公司（简称未来公司）。

三原告诉称，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是由魏明伦、王持久作词，陈翔宇作曲，并于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次播出。2001年，被告帝豪集团在未告知、未被许可的情况下，将上述作品用作其集团形象广告的背景音乐，该广告由标格公司制作、未来公司发布，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今日说法》栏目中播放，时间长达八个月，经原告再三要求，帝豪集团停止了侵权广告的播放。原告认为，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求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50万元。

被告帝豪集团辨称，我集团与标格公司于2001年3 月20日签定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标格公司为帝豪集团制作其拥有合法版权的广告，今后发生的关于本广告的著作权纠纷，帝豪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另根据《广告法》第20条和25条之规定，在其制作的广告中使用原告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应当由标格公司事先取得原告的同意。依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制作录音作品时使用已公开发表的录音作品，无需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须支付报酬。帝豪集团既不是广告的制作者，也不是发布者，不应向原告支付报酬。其认为原告要求赔偿50万元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帝豪集团认为，其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与标格公司、未来公司也不存在共同的侵权故意，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标格公司首先向原告表示歉意，但辩称侵权行为的发生由于工作失误和法律意识的缺乏，没有侵权的故意，事后积极与原告协商解决，书面致歉，并通知未来公司撤下了侵权广告，其认为原告要求赔偿50万元明显过高，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支付补偿。

被告未来公司辨称，其发布广告时，依法与标格公司签定了广告发布业务合同，约定若发生侵权责任由标格公司承担，并且涉案广告的内容完全是由标格公司制定的。根据《广告法》

第20条规定，广告涉及侵犯民事权益的，由广告主负责解决。未来公司依照《广告法》第27条的规定，核实了相关的证明文件，履行了注意义务，并在接到原告的律师函，经确认后立即撤换了侵权广告。因此，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义务。

【法院审理结果】

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属于音乐作品，该作品于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上播出时署名的词曲作者为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三人，对此三被告不持异议，法院由此确认在作品上署名的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三人是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的著作权人。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被告标格公司所制作的广告片违反了上述规定，擅自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歌曲中的片断作为背景音乐是一种侵权行为，该广告片由被告未来公司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今日说法》栏目中播放长达6个月的时间，产生了侵权后果。对此，标格公司对该侵权事实予以自认，并同意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本案的焦点在于帝豪集团和未来公司是否应对该侵权后果共同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标格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制作者，帝豪公司是侵权作品的使用者，未来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发布者，在整个侵权事实过程中，三被告对侵权结果的损失分担具有不可分性，故认

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作出以下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帝豪集团、标格公司、未来公司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致歉声明一次，向原告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法院将自行拟定一份公告，刊登在相关媒体上，费用由不履行该项义务的被告负担；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帝豪集团、标格公司赔偿原告魏明伦、王持久、陈翔宇经济损失5万元；被告未来公司对上述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原告被告均未上诉。

【案件评析】

音乐作品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且普遍存在，音乐作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各国的法律和各种国际法律均在受保护的作品清单中提到了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包括配词或不配词的声音的各种具有独特性的组合，构成音乐作品的要素是旋律、和声和节奏。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依法应享有著作权。本文结合案件就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归责原则、损害赔偿问题作以探讨。

一、对侵权行为的认定

本案的关键所在是三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即对著作权侵权作出认定。

笔者认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法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律规定，应承担损害后果的行为。

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所认定的侵权行为，大致可分为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法国民法主张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三要件说。德国民法主张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四要件说。台湾学者史尚宽提出不同的三要件说：须有归责之意思状态；须有违法之行为；须有因果律之损害。我国学者有的主张三要件说，有的主张四要件说。

笔者认为，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所认定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为四个：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前两者的因果关系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这与传统的民法理论相一致。

本案被告帝豪集团与被告标格公司签订了委托设计广告片的合同。合同中约定，标格公司拥有所制作广告片的合法版权，今后如发生关于本广告片的著作权的纠纷，帝豪集团不承担任何责任。法院认为，版权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并不必然推出版权使用人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结论。第一，帝豪集团的答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标格公司与帝豪集团关于广告片权属的约定，受本法条的保护，不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对第三人也产生效力。但该条仅对委托作品的权属作出了规定，至于委托作品发生侵权时的民事责任并没有作出规定，如发生侵权应按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和通常的理解进行处理，而不应做扩大解释。第二，帝豪集团的答辩理由没有法理支持。本案中，广告作品发生侵权以后，不是标格公司与帝豪集团之间的合同内部纠纷，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以外的人权利的侵犯。由于合同只能约束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在没有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帝豪集团与标格公司关于免责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本案原告。第三，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后，帝豪集团是直接受益人，享受了侵权所带来的利益，这份利益是无法免责的。第四，关于委托作品的侵权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认为：“委托人和受托人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依据该条款免除当事人的侵权责任。”此外，本案中的侵权广告是一部录音录像制品，并非单纯的录音制品，不适用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规定，帝豪集团关于本广告片无需获得著作权人同意即可使用的辨称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帝豪集团应认定为本案侵权人。

未来公司也应承担侵权责任。作为本案广告片的发布者，未来公司认为，根据《广告法》第27条的规定，其不负有审查广告片内容是否侵权的法定义务，也不是本案原告作品的使用

者。法院认为，《广告法》主要是一部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之间的管理关系，侧重于公法领域的保护，至于对私权的保护主要受《民法》、《著作权法》调整。因此，《广告法》第27条所没有规定的审查内容并不意味着未来公司可以免责。歌曲《众人划浆开大船》是一部在春节晚会上播出并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春节晚会在我国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节目，未来公司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广告代理商，在审查涉案广告片的过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业务知识和职业特点应推定其能够发现涉案广告侵权的事实，但未来公司并未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或对侵权后果进行补救，相反，却促成该广告在电视台有偿播放，扩大了损害后果，主观过错明显，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后，未来公司在原告的要求下停止了侵权，但鉴于侵权事实已经发生，民事赔偿责任不能免除。

综上所述，三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原告的著作权遭受侵权的事实明显存在，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标格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制作者，帝豪集团是侵权作品的使用者，未来公司是侵权作品的发布者，在整个侵权事实过程中，三被告对侵权结果的损失分担具有不可分性，故认定为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归责原则

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对归责原则的适用。

在审判实践中普遍认为，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归责原则应当坚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过错上，采用依证据推定的方法。因此，过错推定原则也是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从侵犯著作权的各种实际情形看，权利人很难证明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而侵权人却可以根据其合理的做法。也有人认为需要慎重对待，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过错推定原则毕竟接近于无实际行为并结合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由侵权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公正过错原则，一概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了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可能导致实质上无过错的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发生。还有人认为，以过错原则为基本原则，以严格适用的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不适用无过错原则，应当是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的主要特点。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案件，可以考虑适用过错推定的方法予以解决，即法律推定加害人存在过错，只有在加害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与美国在这一领域较为普遍适用的“严格责任”比较接近。

侵犯著作权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著作权侵权认定不能简单套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特别是著作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著作权侵权认定中，应根据不同情况同时适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两种原则。

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是很困难的，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却很容易，因此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会使大量的权利人得不到起码的救济，使版权的保护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27日通过修订并施行）第46条、47条，规定了著作权侵权责任，但是，没有像《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要求的那样对侵害著作权的归责标准作出特殊规定，因此，著作权侵权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过错责任原则就成了法院判案的依据。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特点，权利人的专有权易被他人无意或无过失地侵害。因此，无过错而使他人知识产权造成损害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于是，无过错给他人知识产权造成损害的“普遍性”就成了知识产权领域归责原则的特殊性。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国外版权侵权判例中早已有适用，在立法中也屡见不鲜。本文重点探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法中的适用。

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Buck案中就指出：“根据版权法，（在认定侵权时）侵权地意图不

是必要的”。在此，侵权者可以是完全无辜的。

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中，主观上有过错，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主观上没有过错，又确实侵害著作权人的利益的行为，侵权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呢？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日本侵权法》第114条规定，侵权人因故意或过失侵犯著作权人利益理应赔偿著作权人的损失。但是，若侵权人既非故意也非重大过失，则法院可斟酌裁定损害赔偿的金额。《美国著作权法》第504条第（2）款和《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第115条第3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大多数西方国家著作权法将因“不知”而从事了侵权行为或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的行为视为侵权。我们可以看出，在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中，无过错者并非完全不负侵权责任，只是责任比“明知”轻一些。在TRIPS协议中，第45条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费。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的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由此可见，TRIPS协议适用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加入了该协议，就应当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应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著作权法中的适用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加入TRIPS协议，必须履行有关的国际义务。我国的法律规定也必须与TRIPS协议内容相衔接，在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中，适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势在必行的。

随着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在著作权领域全面使用“过错责任”是为未经许可的使用人考虑过多，而为权利人着想太少。笔者认为，对于侵害著作权的案件，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著作权人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三、损害赔偿问题

根据《著作权法》第48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民法和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确立以下四个原则：全部赔偿原则；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对精神损害赔偿适当限制原则。笔者认为，全部赔偿的损失计算问题，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正确适用法定赔偿标准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全部赔偿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侵权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赔偿,赔偿应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全部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基本的赔偿原则，是各国侵权行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例。

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费。司法当局还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他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48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上述规定均是全部赔偿原则的体现。

由于著作权受到侵害后，受损利益难以计算，举证也存在颇多困难，法定赔偿原则就是鉴于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其损害事实、后果的不易确定性，不少国家立法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定赔偿制度。即规定实施某种侵权行为，应当赔偿的数额多少。例如，《美国版权法》第504条规定，侵权人对其所侵犯的每一部作品，可负担250美元－10000美元的赔偿；情节严重的可提高到每部作品5万美元。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法定赔偿的标准应体现损害赔偿的补偿和制裁功能，具体案件的赔偿数额由法官根据法定赔偿范围裁量确定。

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无论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条款规定得多么严密、具体，无论是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还是适用法定赔偿原则，都不能排除法官根据开庭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对法律的具体适用，以及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幅度内根据个案情况的裁量。智利创作成果损害结果的不易确定性以及案情的复杂多样，对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不可能简单划一，原告的损失、被告的获利以及赔偿金数额难以确定，这就要求法官斟酌裁量，所谓斟酌裁量是要求法官确定赔偿数额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依照《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依靠法官本身的法律意识和审判经验，仔细地分析和判断案情，反复斟酌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案，以求公正、公平、合理，并精细、快捷地对案件做出裁判，以追究侵权行为人地民事责任，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官斟酌裁量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受害人所受损害后果是否严重；侵权行为所致某种知识产权保护对象价值降低程度；侵害出于营利或其他不当目的；主观过错；侵害行为情节恶劣程度；侵权人获利情况；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等。

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原则，是指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精神权益的损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人身权是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著作权法》第46、47条侵权行为的具体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侵犯著作人身权可能造成著作权人的财产损失，但主要是造成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法律规定的赔偿损失，并不排除精神损害赔偿。

著作权具有权利双重性的特点，即人身权与财产权并存，这也是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客观基础，当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适用于对侵害知识产权中人身权精神利益的保护，不应任意扩大适用范围；对于一般的侵权行为，首先应当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形式，而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损害情节严重，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不足以使受害人利益受到保护的，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结合本案，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并没有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但是，原告并没有就其经济损失50万元举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就其获利情况也没有举出证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法官依照斟酌裁量赔偿原则，结合本案的侵权后果、侵权程度、侵权情节等事实进行酌定，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音乐作品的使用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著作权人对作品被使用的情况很难全面知悉与控制。为了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就产生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就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从事维护作曲者、作词者或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音著协与著作权人之间在法律上是信托关系，著作权人将自己作品的有关著作权交由音著协行驶，音著协以自己的名义行驶上述著作权。音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的商业性使用非常普遍，能够按照规定支付费用的却很少，因此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极大。从目前情况来看，音著协一方面靠正常运作收取费用，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法律诉讼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第五篇：浅谈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浅谈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基本理论，民事侵权基本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但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著作权侵权认定时应归入“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著作权法》应进一步加以明确的问题。

（1）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及归责原则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和物权、债权等一般民事权利相比，确有其特殊性，如作为著作权客体的智力成果有无形、可复制的特点。著作权作为一般民事权利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特点。它们决定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例如，由于著作权客体的无形，权利人的专有权范围被他人无意及无过失闯入的可能性及实际机会，比物权等权利多得多，普遍得多。就是说，无过错而使他人的著作权受到损害，在某些情况下有普遍性。而侵害物权则没有这种普遍性，因为侵害有形物的专有财产权，一般须采取入他人室、取他人物等明显的违法行为，而侵害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则往往不表现为这类活动。这也正是目前我国不少人侵害他人著作权而不知为侵权的重要原因。于是无过错而给他人著作权造成损害的“普遍性”，就成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同时，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却很容易，这也是带普遍性的。在图书出版中，许多被侵权人虽然能见到充肆于市场的侵权制品，但根本无法确认谁是抄袭者或其他侵权人，甚至难以断定是否存在出版者之外的侵权人。他只能到司法机关起诉出版者，而出版者又很容易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尽到了适当查询的义务。即使出版者提供了抄袭者或其他过错之责任人的姓名、地址，但被侵权者要想主张权利仍然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而且仅仅追究抄袭者或其他侵权作品提供者的责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弥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也不可能阻止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人们对这种特殊性的认识，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还不深刻。因为这种权利毕竟是在商品经济及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较新的民事权利。就我国而言，《民法通则》公布时，《著作权法》尚未制定出来，整整五年以后《著作权法》才正式实施。可以说，我们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特殊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那么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的认识就更不足了。因此，那种认为《民法通则》中的一切规定，应毫无 保留地完全适用于在后的、人们认识已深化时制定的《著作权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因此，鉴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在确立其归责原则时，既要考虑权利人维护权利的可能性，又不致把侵权责任者的范围无限扩大。比较可取的办法是：在确认是否侵害了著作权并要求侵权人停止有关侵权活动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确定是否赔偿被侵权人或确定赔偿额度，以及一切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时，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著作权侵权的归责原则，虽然在我国还远远没有解决，但在国际上却并非如此。国外已有的、可供我们借鉴的做法是不少的，不仅一些国家的国内法中有，学者著述中有，在国际条约中也有。了解这些做法，对我国的著作权立法及司法都会有所帮助。

大陆法系的德国，在1995年修订的《版权法》第97条（1）款中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是出于故意或出于过失，则还可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该法第101条（1）款又规定：“如果侵权行为人既非故意，又无过失，却又属于本法第97—99条依法被下禁令，被令销毁侵权复制件或移交侵权复制件之人，则在受侵害人得到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这里规定得再清楚不过了：过错的有无，是确认可否免除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是认定侵权与否的前提。也是大陆法系的日本，其现行《著作权法》第113条第（1）项A项中，规定了直接侵权属无过错责任，在B项中，规定了间接侵权属过错责任。在意大利，1961年有一则法院判例，其原则至今被意大利版权学者及法院认为仍旧可行。该原则即“严格责任原则”。一音乐作品的提供人向出版商保证了不侵权，又无任何理由认为该出版商有其他过失，法院仍旧判决该出版商侵权。作为英美法系的英国以及同属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版权法，在划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上，从没有“一刀切”地否定过侵犯版权的无过错责任，而是将直接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与间接侵权的过错责任区别开来，至于美国，版权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国际公约方面，有关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原则，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第45条中。该条分为两款，第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 损失的损害赔偿费”。这一款告诉我们，赔偿损失民事责任的承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所实施的行为系侵权行为，即主观上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但其第2款又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开支，其中还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在这里，无过错不仅可被定为侵权，而且可判其负赔偿责任，同时又是双重的赔偿责任。“在适当场合”的规定，又排除了“一刀切”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综合分析上述两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首先肯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和提供的证据责令停止侵权，并立即执行。司法机关在下达停止违法行为的裁定时，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也不要求权利人提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证据。此外，在一定条件下，司法机关对无过错的行为人可以责令返还所得利润，国家立法可以对无过错的行为人作出一定数额的法定赔偿规定。董东 许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