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不想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第一篇：陈志武：不想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陈志武：不想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几天前，一位朋友转来给母亲的一封电邮，很是感人：

妈妈：谢谢您的关照。

我们一辈子不但不搞政治，而且总想躲着政治走。记得当年把我“弄到”自己一无所知和根本没有报考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一百个不愿意，就是因为听到了“政治”这两个字。后来有机会转系又没有转，也是因为系里的政治辅导员谈话的结果。真正的结果呢？政治作弄了我们一辈子！现在每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字就想与亲友分享，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这些有助于防止悲剧重演的历史教训，以我一蚁之力，加入推动历史车轮的行列。

您现在已是一个80岁的退休老人，还用得着战战兢兢吗？您如果愿意当个无知而自在的人，您为什么还要用计算机呢？为什么还要订杂志并到处找书读呢？我们由于胆子小，总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早就无知到顶了。可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自在过。先前是由于制度的高压，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地用“政治文化”来自律。您真的觉得这种生活自在好过吗？

早就听您提过李汉冲“反右”时自杀这件事（只是当时不知其名）。这也是我对“反右”很早就心怀不平的感性原因之一。记得大学修党史这门课时（1978年），为“右派”平反一事风声刚起。我以站在“右派”一边的执拗，执意偏废这门课，以得分全班倒数第一（80分）为荣。这就是我这种胆小鬼的政治勇气。

我一直希望您能把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为这个历史角落填补一个小小的空白。我知道您不愿意。但我仍希望您不要把这段经历限于您和父亲的恩怨关系。我相信父亲远远不是一个完人，但我也相信他是一个有正义感并为了他的正义感勇于牺牲自己的人。„„历史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还历史原貌的责任。当然，我不能勉强您。

祝好！

2009.3.8.对好几代中国人来说，这些言语难以不引起共鸣，难以没有感触。从小，我们就被父母、老师、朋友一再告知，不要谈论政治，更不能研究政治。上大学选专业时，我的兄弟说，千万不要选社会科学，尤其不能选政治。有一位朋友的经历比我的更极端，他在北京读高中时，就写过哲学、历史论文。1982年考大学，他的工程师父亲命令他必须放弃这些敏感领域，只能学理科或者工科，后来他去了国防科大数学系。只是1983年暑假回家时，父亲发现他还是在看政治学、历史类书籍，一气之下，把他关起来痛打，直到他母亲跪下求饶为止。

尽管政治是不能敞开谈，也不能自由地研究，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偏偏被不断政治化，被政治不断渗透，让你绕开政治还不行。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历来如此，没有不政治化的私人空间？到底是什么逼着我们的生活只能上政治化这条单行道？

被政治不断渗透的生活

我的湖南茶陵农村老家是一个相对偏远的丘陵村庄，被两条山链夹在中间，离最近的县城有30公里。在上世纪50年代土地公有、生产与生活集体化之前，人们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真还没几个人知道政治是什么。不过，那也没关系，你如果选择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纠缠着你和家人，你照样能过着“不政治”的私人生活。

在我们那200多户人家的村庄，以前，有乡长、保长，这些是政治权力的代表，但他们的实际职责以抓壮丁、防反政府**为主，不涉及到村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更不涉及到人们的婚嫁、家庭私生活。关键是从前，村里人最主要的生存基础———土地、住宅都是私人拥有，不掌握在乡长、保长手里。一些山地、森林归家族或宗族公有，但是，那种公有是基于血缘传承，而非乡长、保长能插手。生产当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年长父母还健在，那“家庭”可能是“大家庭”，要种什么粮食、种什么菜，或者是如何种、种好收割完拉到哪里卖，这些都是家里自己的事，保长想管也难。就这样，土地权划得清楚，生产权划得清楚，消费与销售权也划得清楚，私人空间有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治难以侵入。

如果政治权力实在要介入，家族、宗族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们的村基本都姓陈，但分为五六家宗族，每族有自己的祠堂。本质上，这祠堂是将政治排斥在族人之外的核心机制，是民间私人空间的关键防线。逢年过节，族里人在这里聚餐、办宴席，做社交，也当然是强化族内凝聚力的场所。由于每个族有自己的家规，包括各辈分人的行为规范，一旦有哪家父母、子女违规，比如对长辈不孝，族长或其他德高望重者就在祠堂对其执行惩罚，通常是体力惩罚，或者被关在黑屋长久不给饭吃。亦即，祠堂也是族规的执行场所。

所以，私有土地、经济选择权加宗族祠堂，让村里人过上远离政治的生活。多少世纪里，在西安、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朝廷可能改换了数次，但是，这些都没能将政治打入我们村庄人的生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土地被公有，森林以及其它资源被集体所有，生产也以集体进行，生产队是最小的集体生产组织。这意味着，每人的吃住穿都受到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的支配。从那开始，村里人的生存需要被集体的掌权者控制，领导对你的喜怒不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讨好领导、不得罪领导、不说领导不爱听的话，都变成了生存之道。“我知道这样做有降人格，有违原则，但是，没办法，我得„„”就成了越来越普遍的句型。

政治学者说，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我们的村庄本来不存在由权力分配利益的问题，因为大家各种各的地、各有各的媳妇与家庭，种了粮食、蔬菜归自己，不需要谁来分配，顶多由族里长者主持公道就行。但是，土地公有、生产集体化之后，整个游戏都变了，政治绑架了我们村的经济空间亦即利益空间，利益分配的过程就是政治。

先是决定每天每人有几“工分”，张三有十分、李四有六分，还是李四有十分、张三有六分，这得由领导们决定。年终，再根据每个人的总工分决定他可以得到多少粮食、多少现金收入。个人的政治能力、政治正确就这样被具体转换成利益分配。公有财产，张三可以用多少，李四可以用多少，这些当然也由领导决定。

对于想回避政治而生活的人来说，具有同样颠覆性的是从1958年左右开始的公家食堂，以小生产队为单位大家一起吃饭，“吃大锅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在村里，这种新“集体生活”开始从根本上挑战、瓦解基于祠堂的宗族社会结构，瓦解私人生活空间。夫妻吵架、子女婚嫁、小孩不当行为等“家里私事”不再由族里长者调解，不再到祠堂处理，而是由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政治”解决，私人生活被名副其实地政治化。

家族私人生活的基石———私有财产和祠堂———都被公家化之后，村里人基本都是集体的了，那么，“反右”、“文革”、“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就不会缺乏参与者了，因为吃住行都由领导决定，都来自集体，不仅你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而且每次政治运动必须得参加。于是，从公家食堂之后，“社员们”经常白天在农地上就地而坐，一起政治学习，晚上也时有生产队的文件宣传会，大队也组织各类“批斗会”、“誓师大会”。对村民而言，政治化当然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但是，他们也无法抗拒。

“政治下乡”的结果，以前好吃懒做、敢信口开河的人，现在更能当上队领导或大队领导，那些干实事的老实人只能被领导。最要命的是，每次政治运动一来，还非得在村里找到批斗、打击的靶子，找到“阶级敌人”。之后，搞得村里人没人敢信任谁。原来温情脉脉、专注生活的家乡，就这样被政治化。政治权力的渗透也大大强化当权者的位势，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之后，村里其他人不仅不敢问责，还要去讨好他们。

去集体化让私人空间恢复 上世纪80年代，村集体解散，大队的名称改回叫“村”，以前的“生产队”改叫“组”。虽然农地没有私有化到个人、家庭，但土地的长久使用权分回到各户，农民要种粮、种花生还是种烟草，决策权逐步退还给农民，销售权、定价权也逐步还回农民。生存的经济基础又慢慢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上。

产权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化、经济自由权被尊重之后，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空间也逐步在我老家恢复，族内的人情往来多了，虽然祠堂在70年代基本被拆掉，那种有形的宗族自治结构暂没恢复，但是，90年代末，修家谱的传统还原，至少这凝聚族群生活的无形结构得以恢复。

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社会生活也在“去政治化”。家里闹矛盾时，人们慢慢地不再找村长、支部书记了，婚事、酒宴也不一定需要领导批准或到场了。村长、支部书记的权力减少后，这些位置的“含金量”大减，不仅年轻人懒得争夺这些位置，而且还更愿选择去城市打工。

只是因为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集体手里，村长、支部书记这些头衔还是有“油水”，权力的价格自然不等于零。所以，我老家村里的“去政治化”还没有彻

城市生活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与土地从私有到公有、再到“准私有”这一历程相伴随的，是村庄生活经历了从无政治的温情脉脉到政治化、再回到“准政治化”的过程。对于城市的中国人，大致轨迹类似，但在程度上不同。

上世纪50年代的全方位国有化运动，从本质上让城市人只能到政府单位和政府企业就业，特别是在“单位”既包括就业，也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托儿所、子女教育、电影、社交、婚恋等之后，吃住行全部掌握在“单位”手里，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两者之间没距离，私人空间也被政治化到子女、妻子、丈夫也会相互做政治举报的程度。记得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读大学时，我们已经是国家的人，生活空间当然被政治化。学生办舞会也得先由领导批准，谈恋爱当然更加受禁，年纪再大的同学要结婚也先要领导批，而得到这种批准在那时几乎不可能。我班有两位同学谈恋爱，毕业时，系里故意将那位男同学分到江苏扬州，女同学分到云南，我不知道，组织对爱情怎么会冷漠到这种地步？

我们的生活被政治化，想离开政治也不成，而且还不能自由谈论政治。许多同仁认识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缓和这种矛盾，那样，人们的生活被政治化的同时，至少还能谈论政治，对涉及切身利益的政治至少能有所表达。

可是，只要饭碗掌握在政治手里，民主宪政即使形式上有，实质上也不可能有。只要政府机构、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是唯一可以提供饭碗的地方，只要政府是研究经费、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连学术领域的研究自由、观点自由都难以实现，自由的政治表达更是不可能。饭碗的来源、生存的基础必须多样化，不能由政治垄断，否则，“去政治化”的生活和工作难以成为现实。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仅启动我湖南家乡的“去政治化”，而且也启动城市生活的“去政治化”历程。在80年代，一方面引进外资带来“三资”企业，另一方面恢复私人创业，个体户也行，“傻子瓜子”也行。这些变化不只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为城市人提供了国家之外的“饭碗”选择，这种“非公经济”的比重越高、“非公饭碗”数量越多，我们自己作为“劳动力”所代表的财产权还回给我们自己的就越多。

也就是说，在国家是唯一可行的雇主时，不仅我们的生活无法逃脱政治，连我自己这个人所代表的劳动力都是国家的，是公家财产，我的双手都不属于我自己的财产。在“非公饭碗”越来越多后，不用政治权力批准，我辞职就能换工作，其实质是，我自己这个劳动力属于我私人的财产了。因此，80年代“非公饭碗”的出现，实质上是劳动力私有化的起点，也是城市生活“去政治化”的起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是私人生活空间相对于政治的解放。1986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则是启动了“住”方面的私有化，对于城市人来说，房产是第一份、也是最主要的有形私有财产。住房市场化、私有化之后，“住”就与工作单位脱钩，这样，生活的归属地就与政治、与权力脱离。这话怎么说呢？住房私有化对生活空间的“去政治化”贡献是如此之大，今天，连许多部级官员也情愿自己买套商品房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让自己的“家”的感觉更强，而且生活空间的政治度也低。

虽然劳动力、房产的私有化使城市生活在“去政治化”路途上相去甚远，但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政府管制的广度和深度还很高，甚至在回升，国家对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科技在经费上和专业空间上还继续垄断，所以，正如上面引用的朋友谈到，即使到今天，还是只有不想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原来是这样，经济基础集体化、公有化，是通往连私人生活也政治化的道

第二篇：陈志武学术论文

学术论著: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于建嵘对话陈志武：把土地还给农民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么使“三农”问题恶化？

国有制为何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

再谈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夺

商业化发展将继续转型中国社会

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从依赖亲情和友情转变到依赖市场后，中国的钱当然更多

回归十周年看香港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现在钱的确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什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贷与民间金融

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从诉讼案例看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

进一步私有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跨国产权秩序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如何改变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农业发展的极限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与经济秩序

单极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

让证券市场孕育中产阶级

证券市场需要更多制度资本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中国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治国的金融之道

代议制与市场：划分四类国家——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中国十几年的股市奇迹

谁来监督“监管委员会”

中国会计师的困境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

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

陈志武做客搜狐经济学人论坛: 产权保护是一种极微妙的社会状态

第三篇：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

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

“三农”问题时下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比1，城乡收入差距显然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

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而来自农业收入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至2001年间农业收入部分反而平均下降102元。这种城乡收入差不仅是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转这个日益恶化的趋势，那最终会带来许多后果。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呢？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同样的这些数字，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有的认为这说明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另一些则认为这说明农业不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要找到客观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城乡收入差的起因，还有就是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乡收入差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普遍低）。虽然难以将这三类因素对城乡收入差的贡献加以量化（这显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们的贡献都应该很大。人为的制度性障碍是大家已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制度障碍问题。但，既使能去掉这些伤害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障碍，使农民享受每个公民本应享有的平等的生活、迁居、就业与经济权利，我们同时还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讲，既使能去掉制度障碍，同时也假设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前景也都一样，那么农民与城镇人口的教育差别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像美国没有城乡迁居限制和户籍制，2002年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在80年代时，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收入比没念过大学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这说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观的一面。

农业发展前景有限

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每当朝廷（不管是一次次农民革命后新成立的，还是续延的）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身上，他们就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但每次这样做时，其实际效果都是又把中国农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恶化对土地的依附，每次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比如，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不仅在科技上领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创新方面为世界发明了纸币。据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估计，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镇化水平达到22（见图一）。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也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程度为10.6。按理说，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国人应该已认识到“以农为本”国策的缺陷。但，新革命成功后的“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里。

前面讲到，1998至2001年间，来自农业部分的农民收入不仅没增，反而减少了102元。对于这一事实，现在较为流行的政策解释是：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如果是要通过取消各种侵权性的不合理收费和征税来提高农业收入部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农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那大可不必。除非是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更何况农业规模生产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只能是呈现不变或下跌的趋势。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热量（一般不超过3千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总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会因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顿、八顿，那样你会长胖，反而降低健康，然后你要减肥、节食等。换句话说，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或许种类、营养品类多了，但这并不能增加人体从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热量。相比之下，工业技术革新则不同，新的技术往往创造纯新的需求。比如，汽车、飞机，没有汽车之前，人类用脚走路，有了汽车之后，一个全新的工业、全新的市场由此产生了，汽车以及相关产业的产出对国家GDP是净的新产出。电脑也如此，由电脑带动的高科技产业是净需求创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以前某些工业的替代。像美国微软公司过去一年的销售为3034亿人民币，这

是靠科技创造产生的对美国GDP的纯贡献。而迪士尼公司则是另一种净需求创造，它过去一年的销售总值约为1394亿人民币。这两家公司共雇用16万7千人，但总产值为4428亿人民币，相当中国2002年农业总产值的30（尽管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为3.25亿人）。因此，汽车、电脑、飞机等这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的是全新的需求和价值创造，而农业技术发展不容易带出纯新的食物需求，只不过是在人体总的热量需求这个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组合而已，农业不会出现“微软”、“迪士尼”效应。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车，还可再买一部跑车、一部越野车；你看了十部迪士尼电影，还可再看一百部；你买了一栋二百平方米的房子，还可再买两栋、五栋一千平米的房子，这些是没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体需要从食物中吸取的热量一天最好不超过三千卡路里。这就是农业与非农的差别。因此，农业的价值创造极限不会被越推越高，只会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国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时，农业占美国GDP的70，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到1890年该比率降到38，到去年农业仅占美国GDP的不到2。中国近来的经历也如此，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前年则只占1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二百年中，美国农业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为农业现代化开道。但那些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虽然使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没从总体上增加对农产品的人均总体需求。相反地，在其国内需求无法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只能持续下降，农业占美国GDP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跟着下降到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以下。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种面积也不可能再增，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卫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话，不会是现实。按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帕金斯（DwightPerki）的估算，鱼米之乡江苏每亩大米产量在宋朝时约为326斤，到十九世纪的清朝时约为501斤，到1957年时平均为433斤，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间每亩产量只增长33。其它省的农产量经历也大致如此。或许现代农业产量增长得比过去一千年要快（比如，杂交水稻确实使产量升高不少），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何况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农业富起来的。时下流行的一种论点是：“中国有五亿农村劳动力，如果靠工业、制造业来帮他们就业增收，既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活都放到中国，那也解决不了五亿农民的就业。而世界劳动力市场又不允许跨国自由流动，中国的这些劳动力无法输出。因此，靠发展工业等非农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行不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还是要靠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这种观点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第一，如上所说，农业发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约，那是客观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实。第二，从来就没人说“以工商为本”就意味着所有五亿农民都进入制造业。算一些简单的数字即可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比如，在3.25亿纯务农的农民中，如果有一亿能进入非农产业，那就可使剩下的2.25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近50。那么，这一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是否都必须进入制造业呢？非也。

以美国为例，从1820至1890年间（工业革命的头半期），美国共净增约5百22万新的工业就业，同期共净增约8百62万新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工作，比率为1比1.65。1890至1998年间，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净增1900万和7080万新工作，增比为1比3.72。或许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类似美国在1890年时的状态，那时美国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8，低于中国今天的49，但美国那时的工业化程度和交通运输状况远不如今日的中国（比如，那时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没有航空运输）。基于这些考虑，在中国，也许未来每增加一千万个第二产业工作机会，可同时创造两千万个以上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实际这两类工业的工作机会增加比例可以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第三产业创造环境）。加上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几乎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最大。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重点发展工商业，吃饭问题怎么办？粮食安全问题怎么办？”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也一直因为这种观点阻碍了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发展。第一，“以工商为本”并不是说放弃农业。第二，尽管没有太多人这么说，但1998年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年的非农就业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加上农业产值也只占全国GDP的约16，那标志着中国已不再是以农为主的社会，低于一半的就业人从事农业，这是一个分水岭。有意思的是，尽管现在农业就业的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但农产品的供应却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食品种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丰富，营养结构也更健康，还反倒有更多人要减肥了。这些事实恰恰说明，我们传统的一谈“以工商为本”就顿时感觉肚子“咕咕叫”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经济制度安排合理，促进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非农不可”是没必要的担心。

基础教育是永久改变城乡差距之路

要废除不公平的农村征税，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性障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九年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乡差。目前，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无法交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设施差，没有起码的图书馆等。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投向农村教育对中国的未来远比登月和其他政绩工程更为重要。也需要增加针对农村学生的大学奖学金、助学金以及教育贷款。否则，即使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居住工作，他们又如何能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工作呢？

不能再走老路

过去几年农业收入越来越无增长，而非农收入却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长，看到这一事实，一些同行们居然认为这说明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无法增长。这种解读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在明显看到农业的极限、看到农业收入必然越来越无法增长的大趋势下，怎么还要往死胡同里钻？我们知道继续靠发展非农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说，差别在于：重新靠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而另一条路也很难，但至少还是通的。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工商为重，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说明大政策方向是对的。以城镇化水平这一指标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时为17.9，到1990年成为30.1，到2002年则有39.1的人口为城镇人口，这证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终于在逐步实现自晚清开始的一代代“现代化”追求者的梦想，也终于在纠正宋朝之后走了几百年的错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要调方向呢？征税公平不公平、就业机会是否均等、创业机会是否平等、社会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迁居权等问题是制度机制问题，不是产业资源配置问题。“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

第四篇：阅读教学离不开词句的理解(论文)陈丰武

阅读教学离不开词句的理解

屯昌县屯城镇南甘坡小学 陈丰武

摘要：阅读教学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至关重要，学生想要学习好语文，理解是离不开的，想要在学习中理解出课文或文章的主旨和内容，那就一定要先阅读通文章或课文，学生阅读的质量如何，取决于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有效、是否针对性较强。

关键词：理解、联系、朗读、比较。

阅读理解是中年级阅读教学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那么中年级的阅读教学，也应把培养理解词句的能力作为语文基本功的重点。《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意方面的作用。能借助字典、词典和生活积累，理解生词的意思。”同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增强学生的阅读水平。确实，我们现在的孩子甚至于我们的老师阅读量太少，阅读的水平也不高。如果一个小学生对一个语段或短文都不能初步地分析，不能解答一些简单的问题，那是十分可悲的，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过去几年的语文教学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特别是农村的孩子的阅读水平急待提高。本身由于各种条件因素制约了农村孩子的阅读量不可能比城里孩子多，可要是在有限的阅读条件下又不能好好地阅读提高阅读水平，那我们的语文教学将是失败的，也将成为学生的悲哀。作为阅读教学的重点，中年级词句理解的更不容忽视。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培养中年级儿童理解词句的能力，才能提高阅读教学？对此，我采用了以下几点方法：

一、加强字词句训练，打好阅读的基础。

字、词、句是文章之根，也是阅读之本，要是一个学生连起码的字词句关都不能通过，怎么可以打开阅读的大门呢？字、词、句又好

像小孩子手中的积木，不认识一个个的零件又怎么能把积木组装好呢？这一阶段的教学是最枯燥的，但也是最必要的，是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都必须重视的。我们不可以“忘本教学”，就好像“空中阁楼”一样危险。其中我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抓好日常教学中的听写训练。

也许在很多教师眼中“听写”是并不起眼的，也是比较容易的，所有作业中也是学生正确率最高的。要是学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还可以反复听写直到符合要求。每当在开学初我就会反复强调听写的要求，我改变了以往只听写几个简单的词语的方法，在听写中有可能会让学生根据听写的词语造句、解释带点字，有时还需要写出整个词语的解释。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对几个词语进行辨析，说出其共同点和不同点，甚至还可以让学生多义字组词或多音字组词。这样一来一次简单的听写就变成了一次综合的字词句的检查，学生摒弃了以往存在的一种侥幸心理，逐渐就会养成一种认真的学习习惯，对整个语文教学都非常有利。当然在听写之后教师要认真指导订正，因为学生的正确率不高。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累的作用。几次下来学生的心中就有了一定的充实感，对听写也就产生了兴趣，端正了态度。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是要经常鼓励学生，以免他们遇到困难而失去信心、兴趣，甚至产生厌恶的情绪。例如：我班的一个小组长一开始就对此有很大的看法，他说：“老师你把听写搞得这么复杂何必呢！”我认真分析了原因，他每次考试基础知识部分特差，以至于每次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经过我的几番个别辅导，他看清了听写的目的，慢慢习惯了我的方式。虽然学生们的听写本上再没有以前的分数漂亮了，可他们学

到的东西比以前多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班的学生明白了一个道理：积累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为了分数而听写，要看自己学到了多少知识。是啊，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积累”吗？

二、结合句子理解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

结合语言环境是理解词句的重要方法。词是构成语言的基本材料。许多词只有在语段中，才能显示特定的意义。如理解《燕子》一课中的燕子为春天增添“生趣”一词，可联系下文，通过对春天里特有的植物的鹅黄色、嫩绿色、浅绿色、赤褐等多种具体色彩的感知，形成燕子对春天色彩很美、很鲜明的静态中添加了动态的描写印象，再经过介绍概括，就体现出“生趣”一词的意思。

二、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词语和句子。

词句是反映生活的。联系生活实际动用生活经验，去体会词句，往往能有效地理解书面语言。例如本学期的《三顾茅庐》中“离诸葛亮的住处还有半里多路，刘备就下马步行。到了诸葛亮的家，刘备吩咐关羽、张飞在门外等候，自己走上前去，轻轻的敲门，出来开门的童子告诉刘备，先生正在草堂午睡。刘备叫童子不要惊醒先生，自己恭恭敬敬的站在台阶下等候。”一句中引导学生抓住“下马步行、轻轻敲门、恭恭敬敬”这些词来体会刘备对待诸葛亮的尊敬以及求贤若渴的心情。再如“我得到诸葛先生，就像鱼儿得到水一样啊！”先让学生先说说这句话的修辞方法，并说出这句话中什么比作什么，再让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学习生活来谈谈鱼儿与水的关系，结合刘备三请诸葛亮的事情，从而说说对这句话的理解，这样，学生就可以很容易 的说出对机子的理解了。

三、通过朗读，理解词句。

朗读是阅读教学中最经常、最重要的基本训练，是理解课文的重要手段。对句子的理解最终是晓其理，悟其情，而朗读是调动情感的最好办法。因此，要注意读中理解、理解中读。例如对《荷花》一文中描述荷花荷叶的句子的理解就要注重朗读。朗读中，第一要注意体会“挨挨挤挤”“冒出来”“展开”“饱胀”“破裂”等词语的意思，第二想象这些词语所反映的意境，在头脑中形成一幅画面。通过朗读与想象的结合，就会逐渐体会到这些词句形象地写出了荷叶与荷花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力，都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在朗读时候，教师要注意激发学生的感情，要作必要的指导。

四、用比较的方法理解词句。

用词与词、句与句的比较来理解词句是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由字形结构的比较到词句内容、句式的比较，使学生能够在对比辨别中，加深对词句的理解。教学中，对于意义相近的词语，可以在语言环境中辨析理解，体会词语在表达上细微的区别。比较法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1）换说法比较。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抽出”是长出的意思，但用“抽出”，就把枝条快速而有力长出来的样子写出来，很生动形象，毡条一般是笔直的、长长的，像一把剑，把毡条“长出”说成“抽出”，非常贴切在教学中，可以用换词法理解，使学生在比较中体会到“抽出”更准确，更形象。

（2）扩句、缩句的比较。如《燕子》中“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理解这句话时，可以将句子中的附加成分去掉，用句子的基本成分比较，看看与原句有什么不同。通过比较，就可以体会到，原句中的那些附加语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再通过对感情色彩的分析，就可以理解句子的深层意义了。

综上所述，仅仅是我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的点滴做法，语文是一门充满思想、充满人文精神、充满智慧的学科。学生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已成为教师关注的热点，讨论、交流、探究等学习方式已成为课堂的主流。在中年级阅读教学中，要抓住重点词句进行训练。如含义深刻的词句、结构复杂的句子，表现文章中心的词句，以及生动形象的句子等等，来培养学生理解词句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新教育》 :孙桂妹——语文教学要重视学生的理解能力

2、《海南教育》：邢丽荣——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3、《新教育》：王景安——谈谈语文阅读教学的培养

第五篇：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

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2009-07-06 11:05:43|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

偏重国有经济的结果使就业难以增长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丢失就业机会。1998年，那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两千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那年创造了五百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百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那样做，或许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之所以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奥运场馆，大概总投资是4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之后，这4千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两个亿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它的投资是多少？每开一个分店，大概花几百万，每两万块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服务业新就业机会跟投资比值是1：2万，而奥运场馆是1：2个亿的投资。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不一样。

为改变经济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帐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帐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帐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继续可以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给具体落实，这没有违背原来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今天再去东欧国家去看看，看今天的东欧跟90年代末期的东欧有什么差别。最近跟一位东欧学者谈到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问题，他说，在东欧，这些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离西欧国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前苏联分出来的很多国家、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老百姓，都已经把改革画上了句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还是继续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

[2009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