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

第一篇：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

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txt男人应该感谢20多岁陪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因为20岁是男人人生的最低谷，没钱，没事业；而20岁，却是女人一生中最灿烂的季节。只要锄头舞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到？陈志武：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陈志武教授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迷惑，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契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委托代理问题出现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条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机或者任何市场危机都源自委托代理链条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扭曲的话，由政府代替市场不可能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政府权力体系所含带的委托代理链比市场主体——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解决现代市场交易链条太长所带来的危机的办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场，因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国，针对政府权力体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规制机制，都还远不如规制公司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来得可靠，后者毕竟还可以依赖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压力来解决，更不用说在权力制衡问题还没解决好的其他国家。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以往，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市场化”，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从“相对于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也就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市场化，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这里就少说。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其经典对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男女对唱情歌。该歌流行几十年，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东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响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接下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劳动分工、经济合作的概念，家是生产单位。也即，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经济生产上的互补与互助体。婚约支持下的家，使劳动分工有了信任、不违约的基础，因为虽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劳动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证合作能顺利的信任基础，为了强化信任，两人、两家联姻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传统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保证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虽破能抵风雨”。从字面上理解当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个相互保障的保险体系，是成员之间跨越时空的风险交易体，好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结盟互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生病、天灾人祸还是年老，都不用怕！这种结盟增强了彼此抗拒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经济风险交易功能。

“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体现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种归属，夫妻间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连，让双方在未来即使碰上物质与非物质的困难，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让苦也能变成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是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婚姻成家，使共同的产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间互担风险，让俩人在心理与情感世界里互相关爱，那么，他们俩就能飞遍天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说，“婚姻”、“家”的生产单位功能涉及到当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物质产出，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第三个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灵、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工厂和城市，从事非农。于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境界越来越成为历史。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讲到，按照“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没办法。在北京，绝大多数夫妻早晨六七点起来，快快吃完早点，就你到你单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商家与官权力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跟这里谈到的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政府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习惯。在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亲子接班，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而如果请血缘关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业，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过，委托代理问题可能严重。不过，“富不过三代”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其他社会也都有，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启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他女儿的幸福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做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因为女儿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被当成工具，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者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自由。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上面谈到，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已经在改变“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复杂度高因而对信用依赖度高的领域，“家”和“人”还在继续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产单位，只是其程度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传统。

一夫多妻制在人类历史上被绝大多数社会所采用，或许道理也在这里，因为金融市场只是到近代西方才发展起来。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在相配的金融市场没跟上、也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当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体系也不是非常广泛的时候，即使从愿望上要终结一夫多妻制，也很难，因为今天终结了，明天可能还要恢复。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开始终结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约束社会的是古罗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纪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并使罗马城变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随着基督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基督教的官方主张。罗马教皇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要求在西欧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争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许一夫一妻。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 《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他们认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化了，他们认为这改变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教会提供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 《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

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换言之，在以前，结婚不是或者不全是爱情的结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因为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难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回头看当初的五四运动，年轻知识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更没有了解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实现他们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他们更多从价值观念、从文化愿望角度，表达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呼唤，并没有充分认识实现这些愿望的经济制度基础。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指责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是威权压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权利牺牲是最少的。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为作者在经济观察报国际观察家沙龙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

第二篇：通向财务自由之路读后感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读后感

（一）刘洋

财务自由，即个人运作资金的收益大于个人的花销，从而使其能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实体，自由地生活。财务自由，是我追求的人生目标。

通过学习本书，我明白了成功的交易系统是每个普通投资者通向财务自由的捷径。

书中重点强调正确的交易系统如果能被执行，投资者一定能获得收益。

设定交易系统，首先要确定目标。目标之于交易系统，是重中之重，至少要占50%以上的比重。目标是交易系统的关键部分，开始交易之前，先要想好你要达到的目标。目标就是方向，制定目标时要评估你自己的我的优势和劣势，要评估时间、资源、资本和技能以及要实现的目标，还有要实现什么样的回报？这实现这些回报，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亏损？

就我而言，我不希望做一个股市农夫，天天耕耘不离股市，期望从股市中挣得生活费，这样会给我的交易带来很大的压力，我把参与证券市场当成一件有乐趣的游戏，常常在缩小K线的过程中，有一种从太空中看地球上面沟壑的感觉，我喜欢远观它，耐心地等，把我持股的心态想象成一股流淌的水流，随着地势的高低起伏，我会在太空中知道这水流是在一泻千里，还是一浪推着一浪地象千堆雪般地越堆越高。

我的交易思想是参与优秀行业，加入优秀的上市公司，通过购买他们的股票成为他们的股东，与品牌公司一同成长。而我所愿意承受的最大跌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月线中的5月线下穿10月线的那一刻，而我加入这家优秀公司的那一刻是从5月线上穿10月线开始的。

通过学习本书，我知道了评估自己。我最大的短板在软件安装上，随着信息技术飞快地发展，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容易补上这块短板了，但我有一个优势，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当别人批评我不会这不会那时，我在难受之后，很快就会感觉到动力，知道我不会的具体是什么了，甚至我会感到高兴，我会一点一点地百度或请教他人或在软件上一个个栏目中翻看阅读，直至一点点的弄明白。我喜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成语，从小到大，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事或理智上认为应该去做的事，不管多难，我都会时常用这句话激励我。

我比较擅长的是阅读面广，喜欢搜集各种市场信息，我希望从心理学角度要分析这信息会带来哪些反映，以此为我追随趋势的依据之一。

趋势投资是我喜欢的方式，我会耐心等，不着急操作，尽管是我心仪的公司，我也明白我在成为它的股东之前以及之后，信息传到我这里都是滞后的，但我相信他的业绩，他的团队管理的能力，他在市场中的地位，都会在均线中得到充分体现，他的优秀都会在趋势中有着优美的表现，所以我喜欢追随着趋势，不在乎日内不在乎分时的起伏，那些于我都是噪音，我知道均线是趋势的体现，只要大的反转信号出现不是一下能走完，它会象一艘大船转身，走出一个圆弧般的夹角，在日线上在周线上会有体现，会给我进场或离场的时间。我喜欢耐心地等月线走出我喜欢的短中期以至长期均线并行向上发散的形态，我相信趋势一旦形成，不会一下次走完，它会走出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喜欢做一名趋势的追随者，而非每日盯着盘劳作的股市农夫，我会告诉自己，大周期均线一旦走坏，我出场就是了，我不会纠结，因为大周期均线一旦走破，不会很快修复，我不估算它的周期，我只看它的均线形态，我不会象农夫一般耕耘完一个股票，马上又去另一股票上劳作，我手中只有几只我钟爱的公司股，我知道均线实际就是公司的现状体现，一旦公司走好，必然会再次趋势向好，均线会再次发出进场信号，我仍会加入其中，成为公司的一员（忠实的股民）。

书中精华还有待消化，随着学习体会将会更多。

通往财务自由之路读后感

（二）张加民

这本书是国际公认交易心理学方面排名第一的大师撒普博士撰写，他拥有15年的交易商和投资者顾问经历，曾经与世界上一些顶级的交易商和投资者们一起工作，并且完成了对各种各样交易商和投资者的上千种心理评价。这本书是一本十分适合投资者的书，它具有极好的系统性，完整地介绍了投资策略，有助于读者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主动驾驭自己的财富。

前段时间股市火爆，很多人都想要到股市中赚一笔就走。然而事与愿违，原本想赚别人的钱结果被割了韭菜。而读完《通往财务自由之路》就会猛然发现，原来这并非偶然，很多人所采取的交易策略就是一个期望值为负的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就是亏着出场。在股市中，很多人感叹即使知道很多道理，仍然赚不到钱。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炒股也是亏的一塌糊涂。

而这本书的作者以自己和别人的经验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在交易中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可以作为指导交易的黄金法则。在股市中，最需要的就是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而书有营养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对这件事情所做的独立深入的思考。中国大妈之所以总是被调侃，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有钱任性，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不做研究就杀入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很容易就成为猎物。

学习投资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我们不能怀有侥幸心理，要从别人的教训中获得经验，最终走向财务自由之路。

第三篇：五 读书——通向自由之路教学设计

五 读书——通向自由之路

教学目标： 自主积累词语若干个。理解词语。

正确朗读课文，养成边读边思的习。了解读书的五种益处，能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一、二种读书的益处，并用“总起分述”的方法写下来。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好朋友一直陪伴着你们，给你带来知识，带来快乐，这位朋友是谁呢？它就是——书。（板书：书）

如果让你打个比方，来形容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你会怎么比呢？

（书是一片汪洋大海，让我畅游；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书是一个大花园，充满了醉人的芬芳……）

说得真好。下面老师请大家听个故事，想一想这个故事和书有什么关系？

（媒体出示图片，师述：“商人捡石头的故事）

4、引导交流。（书到用时方恨少，书中自有黄金屋。）

5、读书就好比捡石头，我们今天读的书，明天就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长大成人，总会懊悔自己读得太少。因此我们要读书。

（媒体出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许多人都非常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好处太多了，使人受益无穷。自己轻声读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在第5－12节中找到能概括这些好处的词句，用“——”划下来。生交流，师板书。

（1）指导书写“裔”。

（2）师：“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确，读书给我们的好处真是太多太多了。”师指板书说：“读书能使我们——”生读：“视野开阔，情趣高雅，使人美丽，思想深邃，丰富人生。”

三、研读课文，理解内容。

读书使人眼界开阔，增长才干，读书真使人受益无穷，课文列举了读书的五点好处，对每一点论述都独立成节，浏览第5－12节，你对读书哪点好处感受最深，可以多读几遍，也可以有感情地朗读，也可以对不明白的地方提提问题，或写下三言两语的体会。

四、小结

第二课时

一、复习上节课内容，学生交流交流，师随机点拨。

（1）齐读。

（2）读书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视野开阔，读书，开启了我们通往自由之路。在平时阅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感受，请用下面句式说一说。

（媒体出示练习）

☆我没有___________，但我却______________，这是因为读书让我身临其境。

☆☆我没有________，没有_________，但我却______________，这是因为读书让我身临其境。

（3）读各种各样，让我们走进一幢幢新房子，打开一扇扇未知的窗户，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未见过的美妙的风景，读书真使我们（视野开阔）。

读书使人情趣高雅

（4）创设情境：（媒体出示图片）泰戈尔的诗语言隽永，想像丰富，百读不厌，闭上眼，让我们展开想像的翅膀，在一个初春的早晨，跟随作者来到茂密的树林中，深呼吸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感受？（愉悦、快乐、享受……）

就这样沐浴清晨的阳光，全身心地放松，吟诵《金色花》。师吟诵，学生吟诵。（媒体出示句子，播放音乐）

（5）在晨曦中这样轻轻吟诵，你感受到什么？

（读句子，我感觉有花瓣正悄悄地在我心中开放，并潜入我的气息。）

（6）美妙的大自然，让我们心旷神怡、思绪万千，那些曾经被我们反复吟诵，并深深打动过我们的诗句美文，不禁脱口而出。

（媒体出示图片）荷花、黄河、月夜

生吟诵积累过的有关诗句、段落。

（7）你们声情并茂的吟诵不仅感动了自己，还打动了其他的同学，看着大家出色的表现，我不禁要说，读书使你们情趣高雅。

读书使人美丽

（8）书既不是名贵的化妆品，也不是漂亮的衣服，更不是昂贵的饰品，怎么能使人美丽呢？生活中哪些美好的东西使你心情愉快？

（9）师结：是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著名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只要是爱读书的人，书读得多了，他的说话、举止、神态、做事都有读书人的气质，这是一种高雅美丽的气质。读书使人思想深邃，读书丰富我的人生

读书是一种向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伟人和名人求教的方法，一种和他们展开讨论的方式，一封出席各种聚会体验各种生活，结识各种人物邀请，一张迈进科学殿堂和未知世界入场券，一股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强大力量……

四课堂总结

和你们一样，作者也感受到读书带来的甜头。同学们，为了让自己生命发生奇迹，我们要（读书再读书），为了明天不致于后悔，为了通往我们理想的自由之路。

板书：

读书通向自由之路 视野开阔 情趣高雅

使人美丽 思想深邃 丰富人生 受益无穷

第四篇：陈志武学术论文

学术论著: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于建嵘对话陈志武：把土地还给农民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么使“三农”问题恶化？

国有制为何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

再谈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夺

商业化发展将继续转型中国社会

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从依赖亲情和友情转变到依赖市场后，中国的钱当然更多

回归十周年看香港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现在钱的确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什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贷与民间金融

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从诉讼案例看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

进一步私有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跨国产权秩序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如何改变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农业发展的极限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与经济秩序

单极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

让证券市场孕育中产阶级

证券市场需要更多制度资本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中国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治国的金融之道

代议制与市场：划分四类国家——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中国十几年的股市奇迹

谁来监督“监管委员会”

中国会计师的困境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

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

陈志武做客搜狐经济学人论坛: 产权保护是一种极微妙的社会状态

第五篇：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

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

“三农”问题时下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比1，城乡收入差距显然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

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而来自农业收入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至2001年间农业收入部分反而平均下降102元。这种城乡收入差不仅是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转这个日益恶化的趋势，那最终会带来许多后果。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呢？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同样的这些数字，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有的认为这说明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另一些则认为这说明农业不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要找到客观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城乡收入差的起因，还有就是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乡收入差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普遍低）。虽然难以将这三类因素对城乡收入差的贡献加以量化（这显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们的贡献都应该很大。人为的制度性障碍是大家已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制度障碍问题。但，既使能去掉这些伤害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障碍，使农民享受每个公民本应享有的平等的生活、迁居、就业与经济权利，我们同时还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讲，既使能去掉制度障碍，同时也假设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前景也都一样，那么农民与城镇人口的教育差别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像美国没有城乡迁居限制和户籍制，2002年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在80年代时，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收入比没念过大学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这说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观的一面。

农业发展前景有限

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每当朝廷（不管是一次次农民革命后新成立的，还是续延的）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身上，他们就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但每次这样做时，其实际效果都是又把中国农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恶化对土地的依附，每次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比如，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不仅在科技上领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创新方面为世界发明了纸币。据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估计，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镇化水平达到22（见图一）。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也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程度为10.6。按理说，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国人应该已认识到“以农为本”国策的缺陷。但，新革命成功后的“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里。

前面讲到，1998至2001年间，来自农业部分的农民收入不仅没增，反而减少了102元。对于这一事实，现在较为流行的政策解释是：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如果是要通过取消各种侵权性的不合理收费和征税来提高农业收入部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农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那大可不必。除非是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更何况农业规模生产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只能是呈现不变或下跌的趋势。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热量（一般不超过3千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总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会因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顿、八顿，那样你会长胖，反而降低健康，然后你要减肥、节食等。换句话说，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或许种类、营养品类多了，但这并不能增加人体从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热量。相比之下，工业技术革新则不同，新的技术往往创造纯新的需求。比如，汽车、飞机，没有汽车之前，人类用脚走路，有了汽车之后，一个全新的工业、全新的市场由此产生了，汽车以及相关产业的产出对国家GDP是净的新产出。电脑也如此，由电脑带动的高科技产业是净需求创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以前某些工业的替代。像美国微软公司过去一年的销售为3034亿人民币，这

是靠科技创造产生的对美国GDP的纯贡献。而迪士尼公司则是另一种净需求创造，它过去一年的销售总值约为1394亿人民币。这两家公司共雇用16万7千人，但总产值为4428亿人民币，相当中国2002年农业总产值的30（尽管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为3.25亿人）。因此，汽车、电脑、飞机等这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的是全新的需求和价值创造，而农业技术发展不容易带出纯新的食物需求，只不过是在人体总的热量需求这个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组合而已，农业不会出现“微软”、“迪士尼”效应。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车，还可再买一部跑车、一部越野车；你看了十部迪士尼电影，还可再看一百部；你买了一栋二百平方米的房子，还可再买两栋、五栋一千平米的房子，这些是没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体需要从食物中吸取的热量一天最好不超过三千卡路里。这就是农业与非农的差别。因此，农业的价值创造极限不会被越推越高，只会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国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时，农业占美国GDP的70，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到1890年该比率降到38，到去年农业仅占美国GDP的不到2。中国近来的经历也如此，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前年则只占1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二百年中，美国农业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为农业现代化开道。但那些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虽然使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没从总体上增加对农产品的人均总体需求。相反地，在其国内需求无法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只能持续下降，农业占美国GDP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跟着下降到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以下。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种面积也不可能再增，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卫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话，不会是现实。按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帕金斯（DwightPerki）的估算，鱼米之乡江苏每亩大米产量在宋朝时约为326斤，到十九世纪的清朝时约为501斤，到1957年时平均为433斤，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间每亩产量只增长33。其它省的农产量经历也大致如此。或许现代农业产量增长得比过去一千年要快（比如，杂交水稻确实使产量升高不少），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何况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农业富起来的。时下流行的一种论点是：“中国有五亿农村劳动力，如果靠工业、制造业来帮他们就业增收，既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活都放到中国，那也解决不了五亿农民的就业。而世界劳动力市场又不允许跨国自由流动，中国的这些劳动力无法输出。因此，靠发展工业等非农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行不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还是要靠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这种观点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第一，如上所说，农业发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约，那是客观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实。第二，从来就没人说“以工商为本”就意味着所有五亿农民都进入制造业。算一些简单的数字即可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比如，在3.25亿纯务农的农民中，如果有一亿能进入非农产业，那就可使剩下的2.25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近50。那么，这一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是否都必须进入制造业呢？非也。

以美国为例，从1820至1890年间（工业革命的头半期），美国共净增约5百22万新的工业就业，同期共净增约8百62万新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工作，比率为1比1.65。1890至1998年间，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净增1900万和7080万新工作，增比为1比3.72。或许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类似美国在1890年时的状态，那时美国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8，低于中国今天的49，但美国那时的工业化程度和交通运输状况远不如今日的中国（比如，那时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没有航空运输）。基于这些考虑，在中国，也许未来每增加一千万个第二产业工作机会，可同时创造两千万个以上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实际这两类工业的工作机会增加比例可以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第三产业创造环境）。加上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几乎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最大。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重点发展工商业，吃饭问题怎么办？粮食安全问题怎么办？”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也一直因为这种观点阻碍了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发展。第一，“以工商为本”并不是说放弃农业。第二，尽管没有太多人这么说，但1998年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年的非农就业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加上农业产值也只占全国GDP的约16，那标志着中国已不再是以农为主的社会，低于一半的就业人从事农业，这是一个分水岭。有意思的是，尽管现在农业就业的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但农产品的供应却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食品种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丰富，营养结构也更健康，还反倒有更多人要减肥了。这些事实恰恰说明，我们传统的一谈“以工商为本”就顿时感觉肚子“咕咕叫”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经济制度安排合理，促进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非农不可”是没必要的担心。

基础教育是永久改变城乡差距之路

要废除不公平的农村征税，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性障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九年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乡差。目前，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无法交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设施差，没有起码的图书馆等。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投向农村教育对中国的未来远比登月和其他政绩工程更为重要。也需要增加针对农村学生的大学奖学金、助学金以及教育贷款。否则，即使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居住工作，他们又如何能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工作呢？

不能再走老路

过去几年农业收入越来越无增长，而非农收入却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长，看到这一事实，一些同行们居然认为这说明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无法增长。这种解读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在明显看到农业的极限、看到农业收入必然越来越无法增长的大趋势下，怎么还要往死胡同里钻？我们知道继续靠发展非农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说，差别在于：重新靠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而另一条路也很难，但至少还是通的。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工商为重，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说明大政策方向是对的。以城镇化水平这一指标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时为17.9，到1990年成为30.1，到2002年则有39.1的人口为城镇人口，这证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终于在逐步实现自晚清开始的一代代“现代化”追求者的梦想，也终于在纠正宋朝之后走了几百年的错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要调方向呢？征税公平不公平、就业机会是否均等、创业机会是否平等、社会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迁居权等问题是制度机制问题，不是产业资源配置问题。“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