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

第一篇：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

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2009-07-06 11:05:43|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

偏重国有经济的结果使就业难以增长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丢失就业机会。1998年，那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两千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那年创造了五百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百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那样做，或许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之所以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奥运场馆，大概总投资是4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之后，这4千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两个亿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它的投资是多少？每开一个分店，大概花几百万，每两万块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服务业新就业机会跟投资比值是1：2万，而奥运场馆是1：2个亿的投资。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不一样。

为改变经济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帐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帐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帐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继续可以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给具体落实，这没有违背原来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今天再去东欧国家去看看，看今天的东欧跟90年代末期的东欧有什么差别。最近跟一位东欧学者谈到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问题，他说，在东欧，这些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离西欧国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前苏联分出来的很多国家、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老百姓，都已经把改革画上了句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还是继续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

[2009年5月23日]

第二篇：陈志武学术论文

学术论著: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于建嵘对话陈志武：把土地还给农民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调整

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么使“三农”问题恶化？

国有制为何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

再谈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夺

商业化发展将继续转型中国社会

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从依赖亲情和友情转变到依赖市场后，中国的钱当然更多

回归十周年看香港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现在钱的确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大国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国

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什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贷与民间金融

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从诉讼案例看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

进一步私有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跨国产权秩序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如何改变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农业发展的极限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与经济秩序

单极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

让证券市场孕育中产阶级

证券市场需要更多制度资本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中国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治国的金融之道

代议制与市场：划分四类国家——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中国十几年的股市奇迹

谁来监督“监管委员会”

中国会计师的困境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

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

陈志武做客搜狐经济学人论坛: 产权保护是一种极微妙的社会状态

第三篇：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

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

“三农”问题时下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比1，城乡收入差距显然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

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而来自农业收入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至2001年间农业收入部分反而平均下降102元。这种城乡收入差不仅是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转这个日益恶化的趋势，那最终会带来许多后果。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呢？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同样的这些数字，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有的认为这说明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另一些则认为这说明农业不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要找到客观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城乡收入差的起因，还有就是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乡收入差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普遍低）。虽然难以将这三类因素对城乡收入差的贡献加以量化（这显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们的贡献都应该很大。人为的制度性障碍是大家已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制度障碍问题。但，既使能去掉这些伤害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障碍，使农民享受每个公民本应享有的平等的生活、迁居、就业与经济权利，我们同时还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讲，既使能去掉制度障碍，同时也假设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前景也都一样，那么农民与城镇人口的教育差别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像美国没有城乡迁居限制和户籍制，2002年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在80年代时，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收入比没念过大学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这说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观的一面。

农业发展前景有限

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每当朝廷（不管是一次次农民革命后新成立的，还是续延的）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身上，他们就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但每次这样做时，其实际效果都是又把中国农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恶化对土地的依附，每次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比如，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不仅在科技上领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创新方面为世界发明了纸币。据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估计，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镇化水平达到22（见图一）。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也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程度为10.6。按理说，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国人应该已认识到“以农为本”国策的缺陷。但，新革命成功后的“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里。

前面讲到，1998至2001年间，来自农业部分的农民收入不仅没增，反而减少了102元。对于这一事实，现在较为流行的政策解释是：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如果是要通过取消各种侵权性的不合理收费和征税来提高农业收入部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农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那大可不必。除非是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更何况农业规模生产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只能是呈现不变或下跌的趋势。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热量（一般不超过3千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总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会因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顿、八顿，那样你会长胖，反而降低健康，然后你要减肥、节食等。换句话说，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或许种类、营养品类多了，但这并不能增加人体从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热量。相比之下，工业技术革新则不同，新的技术往往创造纯新的需求。比如，汽车、飞机，没有汽车之前，人类用脚走路，有了汽车之后，一个全新的工业、全新的市场由此产生了，汽车以及相关产业的产出对国家GDP是净的新产出。电脑也如此，由电脑带动的高科技产业是净需求创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以前某些工业的替代。像美国微软公司过去一年的销售为3034亿人民币，这

是靠科技创造产生的对美国GDP的纯贡献。而迪士尼公司则是另一种净需求创造，它过去一年的销售总值约为1394亿人民币。这两家公司共雇用16万7千人，但总产值为4428亿人民币，相当中国2002年农业总产值的30（尽管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为3.25亿人）。因此，汽车、电脑、飞机等这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的是全新的需求和价值创造，而农业技术发展不容易带出纯新的食物需求，只不过是在人体总的热量需求这个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组合而已，农业不会出现“微软”、“迪士尼”效应。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车，还可再买一部跑车、一部越野车；你看了十部迪士尼电影，还可再看一百部；你买了一栋二百平方米的房子，还可再买两栋、五栋一千平米的房子，这些是没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体需要从食物中吸取的热量一天最好不超过三千卡路里。这就是农业与非农的差别。因此，农业的价值创造极限不会被越推越高，只会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国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时，农业占美国GDP的70，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到1890年该比率降到38，到去年农业仅占美国GDP的不到2。中国近来的经历也如此，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前年则只占1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二百年中，美国农业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为农业现代化开道。但那些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虽然使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没从总体上增加对农产品的人均总体需求。相反地，在其国内需求无法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只能持续下降，农业占美国GDP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跟着下降到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以下。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种面积也不可能再增，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卫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话，不会是现实。按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帕金斯（DwightPerki）的估算，鱼米之乡江苏每亩大米产量在宋朝时约为326斤，到十九世纪的清朝时约为501斤，到1957年时平均为433斤，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间每亩产量只增长33。其它省的农产量经历也大致如此。或许现代农业产量增长得比过去一千年要快（比如，杂交水稻确实使产量升高不少），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何况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农业富起来的。时下流行的一种论点是：“中国有五亿农村劳动力，如果靠工业、制造业来帮他们就业增收，既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活都放到中国，那也解决不了五亿农民的就业。而世界劳动力市场又不允许跨国自由流动，中国的这些劳动力无法输出。因此，靠发展工业等非农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行不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还是要靠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这种观点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第一，如上所说，农业发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约，那是客观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实。第二，从来就没人说“以工商为本”就意味着所有五亿农民都进入制造业。算一些简单的数字即可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比如，在3.25亿纯务农的农民中，如果有一亿能进入非农产业，那就可使剩下的2.25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近50。那么，这一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是否都必须进入制造业呢？非也。

以美国为例，从1820至1890年间（工业革命的头半期），美国共净增约5百22万新的工业就业，同期共净增约8百62万新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工作，比率为1比1.65。1890至1998年间，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净增1900万和7080万新工作，增比为1比3.72。或许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类似美国在1890年时的状态，那时美国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8，低于中国今天的49，但美国那时的工业化程度和交通运输状况远不如今日的中国（比如，那时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没有航空运输）。基于这些考虑，在中国，也许未来每增加一千万个第二产业工作机会，可同时创造两千万个以上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实际这两类工业的工作机会增加比例可以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第三产业创造环境）。加上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几乎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最大。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重点发展工商业，吃饭问题怎么办？粮食安全问题怎么办？”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也一直因为这种观点阻碍了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发展。第一，“以工商为本”并不是说放弃农业。第二，尽管没有太多人这么说，但1998年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年的非农就业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加上农业产值也只占全国GDP的约16，那标志着中国已不再是以农为主的社会，低于一半的就业人从事农业，这是一个分水岭。有意思的是，尽管现在农业就业的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但农产品的供应却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食品种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丰富，营养结构也更健康，还反倒有更多人要减肥了。这些事实恰恰说明，我们传统的一谈“以工商为本”就顿时感觉肚子“咕咕叫”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经济制度安排合理，促进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非农不可”是没必要的担心。

基础教育是永久改变城乡差距之路

要废除不公平的农村征税，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性障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九年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乡差。目前，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无法交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设施差，没有起码的图书馆等。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投向农村教育对中国的未来远比登月和其他政绩工程更为重要。也需要增加针对农村学生的大学奖学金、助学金以及教育贷款。否则，即使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居住工作，他们又如何能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工作呢？

不能再走老路

过去几年农业收入越来越无增长，而非农收入却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长，看到这一事实，一些同行们居然认为这说明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无法增长。这种解读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在明显看到农业的极限、看到农业收入必然越来越无法增长的大趋势下，怎么还要往死胡同里钻？我们知道继续靠发展非农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说，差别在于：重新靠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而另一条路也很难，但至少还是通的。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工商为重，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说明大政策方向是对的。以城镇化水平这一指标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时为17.9，到1990年成为30.1，到2002年则有39.1的人口为城镇人口，这证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终于在逐步实现自晚清开始的一代代“现代化”追求者的梦想，也终于在纠正宋朝之后走了几百年的错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要调方向呢？征税公平不公平、就业机会是否均等、创业机会是否平等、社会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迁居权等问题是制度机制问题，不是产业资源配置问题。“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

第四篇：[图文]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总结发言范文

[图文]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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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 来源：2012智慧城市 2012-07-12 12:21:29

导读：“智慧城镇 智慧应用——2012智慧城镇发展规划与展望高峰论坛”在华南首个“国家级智慧城镇试点示范区”广东佛山顺德乐从镇举办。物联网世界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将全程在线直播此次会议的全部内容。

【2012年7月12日，广东顺德 物联网世界讯】今天，“智慧城镇 智慧应用——2012智慧城镇发展规划与展望高峰论坛”在华南首个“国家级智慧城镇试点示范区”广东佛山顺德乐从镇举办。物联网世界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将全程在线直播此次会议的全部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致词(物联网世界 记者摄)

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作最后总结发言。

点击进入直播页面

以下是文字实录：

陈登才：同志们，今天早上大家很用心的进行交流，介绍了两个经验，一个是乐从的经验，一个是辽源的经验。辽源的最后一句话我看是挺有意思的，叫做“长期建设，持续优化”，如果不是长期建设，恐怕很难实现智慧城镇，扩大一点就是智慧城市，没有十年、八年，这种长期的建设想急于求成大概是不可能，但是你没有“持续优化”，恐怕它的后劲也是挺困难的。

乐从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他们现在政府有一些经验，现在刚刚开始，有良好的开端，看到光明的前途，也需要技术探索，在实践中作为一个新事物，要做到底。

另外，我今天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以前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工程事业的研究都不注意到思想方法论，今天郭理桥先生从方法论思考问题，我觉得挺有长远意义。

我们软通动力、物联天下、IBM的经验，都表明我们现在的研究和日常的科学技术的工作都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科学研究搞技术工作的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说，我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要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的实际，不能离开现在我们改革发展的事业。我看到大家很自信，我觉得非常可贵。

林总他们就想，在国内还想进一步扩展到七八十个，那就说明发挥作用的面会更大一点。今天我们小型座谈的时候，物联天下很赞成跟城建部进一步研究智慧金融的问题，这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城镇建设需要的。

另外，一些教学单位，包括咱们的邮电系统，能够从自己的研究中为智慧城镇的建设进

行理论的推动和引导，我看到是很可贵的，所以这一次我来的确是得到了一个学习，提高我自己的认识。

我从昨天到今天看了三本材料，全体的八本材料的字是不少，全部的目录我看完了，我感觉到城建部的领导和有关的具体部门，特别是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专业委员会的同志们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材料，将来在乐从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再进一步扩大，在全国范围内交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乐从的同志认真研究好这些材料，包括乐从规划的思路，那么我们的领导同志和镇里各个方面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这个领域里面做成到很高水平，那是不简单，他能写这些东西的人有的是博士，有的是现在的专家，有的是在这一方面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分析整理出来，根据乐从的需要来考虑问题。

现在突出的一个特点，我们的数字城市也好，智慧城镇建设也好，都不能离开产业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又不能离开城市发展的转型问题。那么这些情况，我看都非常突出。

第二点非常突出的就是都要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当前全党乃至政府全部工作的立足点，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目的，你体现“以人为本”的问题，所以它就有长远的意义，一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因为今天说我这个讲话应该对今天交流的东西做一点点总结，我认为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总结，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不是专家，我是刚刚学习的。第二方面，大家谈的都各有所长，有一点长处大家吸收就行了，所以这个总结就免了。刚才我说的那么一点是我听到的、感受到的最认可的地方，所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下面我就讲一个问题，就是希望乐从这个点把原来的规划纲要的蓝图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这方面我发表一点意见。还有大家关心的十八大要召开，可能发表一点意见，就讲这一点。

我认为乐从人挺有志气，也很有智慧，所以敢在乐从城镇方面接受建设部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的意见开展这么一个试点，做国家级的示范点来探索和实践，这是有利于当代人，又是为后代人造福的事，所以它是一个使命的光荣的艰巨的事业，是过去所有人都没有干过的新事业，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把智慧乐从城镇建设这个设计蓝图在实践中变成现实。

在这个过程，要很好的研究这个规划纲要和七个附件的要求，有步骤的来加以落实，在落实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看我们的城市科学研究会的同志们和专家们，咱们的博士也是在这个事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看现在的纲要比原来就有完善了，附件就更加有新意了，但是你在实践的过程中怎么搞的更简明，一下子就抓得住，概念性的东西更少，但是可操作性的东西更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夫。如果这一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乐从围绕四大方面，还有刚才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平台、几大项目，我相信会管理的更好。

我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希望在近几年的实践中，能够请乐从的镇委、镇政府初步的总结出一条经验，怎么样把智慧乐从的科学发展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统一起来，这条经验如果总结出来，我看就很有用。

现在国家的任务、顺德区的任务、广东省的任务、佛山市的任务多得狠，什么都要到具体的单位来。以前我们叫做上面牵条线、下面一根针，生产队这个针只有一支，要怎么串那么多条线呀。人家布置工作，围绕中心你不能不执行，但是乐从智慧城镇的建设一步也不能停，那么你就得有那种气魄，还得有那种胆量，还得善于沟通，上下都明白，从实际出发，很多该怎么做的事情都要在智慧乐从的建设中统一进来，特殊的某一些方面开党的会议解决，某一些方面是派群众会议解决，但是总的建设是围绕着智慧乐从的建设来进行，它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脱离。所以你总结这一条，就是说我们创造一个同整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不矛盾，而且是它的一个最基层的部分，这一条上级领导应该理解，广大群众应该支持，镇委、镇政府到各个村理直气壮的执行，才能够做到不懈的努力，才不会感到负担，而是感到有作为，感到是挺好的事、挺愿意干的事。

我们那些人写博士论文，如果他本人感到到负担就觉得没有意思干了，就干不成，也拿不到博士学位。他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所以就花心思去做，就做得很好。

昨天我来了之后很多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忙得要死、任务很多，我说你们这个工作当然很好，说想办法去吧。就是说他脑子里面的这个东西跟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事业联系不够紧密，这也是方法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给人们的就是它如何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方法，给你一个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过去的教条主义者没有学好，所以他照搬，就碰得头破血流，马克思主义说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背的烂熟的教条，是我们没有读好而去照搬所以才遭到失败。这也就是说中央定的一切决策都需要跟我们乐从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到成效，乐从的具体实践当今关心的是智慧乐从的建设。这是一条。

第二条，希望镇政府、镇委能够尽最大努力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四条方针，这是中央提出的全党、全社会都要贯彻的四条方针；第二条是发挥我们基层党的组织在推动科学发展、凝聚人心、服务群众、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这种作用是要靠党员和群众共同来努力的，党员是应该起带头作用的，那么这些直接参加智慧乐从建设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的作用要把它提到镇委镇政府的日程上，要经常鼓励、引导基层的组织，在这些人才中凡是符合党章要求的和本人自愿的、表现又好的，他为人民服务是有本事的、群众是拥护的，把他吸收到党内来，进了党以后就做两件事，始终抓好两件事：一条是怎么使党员保持发展，执政党党员的先进性；第二条是怎么样提高他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是提高建设智慧乐从的本领，然后推而广之，叫做为人民服务，那就不只是在乐从了，在全国都是这样的。这两方面一做好，乐从建设就有后劲，就有人才的支撑，就有兴旺发达的光明前途。

在整个智慧乐从的建设进程中，原来启动了一些项目，现在根据今年、明年、2015年前应该做的项目做一个规划，把重点项目加以突出，然后做完一个总结一个，打好后续继续前进的基础，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应该不辜负全体人民的希望，而且我们在实现重点项目的过

程中也不要脱离群众，把智慧乐从做到整个乐从都深入人心，使大家都知道必须这么做乐从才有新的面貌、乐从才有新的前景。不要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没有好结果，也过不了好日子，也没有好日子过，更没有长时间的好日子过。

最后一点，这也是共鸣，咱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研究、理论研究的同志们，在今后还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个话你听起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现在有两个新的针对性：

一个是针对性十八大，十八大党的指导理论我估计是没有意料之外的变动，怎么变动都是意料之内。你如果好好学这三个，就一定是都能理解的。我们就靠这个指导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者是谁？奠基人是谁？是邓小平。后来为这个理论做了新的贡献的是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

十七大就有一个重大贡献，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原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来又叫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十七大时候讲的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在内的”三个字很重要。

原来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不成熟到成熟，前后发展了30年，今后经过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还会继续完善和发展，因为它是一个理论体系。我说是在探索和研究解决五大实际重大问题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么样建设党；第四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第五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怎么样创新管理。这些都是在自身重大的实际问题探索研究过程中来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了基以后，再一步一步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这是一个针对性。

第二个很有针对性的，有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不多，但是危害性很大，他们有一句话，说马列过时了，不灵了；毛泽东思想要批判；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放弃，叫做过时、批毛、弃邓，这个在小数人中散开，如果它上了物联网你们就统统都看到了，但是咱们也有刹住它的时候。

马列主义是不是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成熟的著作资本论中说，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种社会形式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这个是没有过时的，只不过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主义高度发展、人的思想觉悟、思想境界高度的提高，国家决定政党走向消亡，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充分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有一些东西的基本论理不变，都要坚持，个别论断有些要改变，有一些论断需要发展，比如说十六届六中全会写了和谐社会的文件，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当时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提出了党内和谐的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最新亮点，对不对？错了，因为党内和谐的理论概念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1894年，也就是118年前，恩格斯早就阐述了，他写信给里博克，他说对党内的分歧，党的领导人要负起

调解的作用，做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判断，谋求党的统一。但是还有比团结更高的东西，就是要坚持真理。不在于什么呢？不在于否认党内存在着的争论，不在于隐瞒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的发展只是在后面那一句，要用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因为你是执政党，执政党党内都不和谐、不团队，你怎么促进社会和谐？我们作为执政党，应用恩格斯的这些理论来解决社会和谐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够认为这个是我们最新的发明权，马列著作学少了就会闹笑话。

另外，列宁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原则，现在也还在做。过时了吗？没有。列宁讲共产党必须有自校的巨力，第一个是党的先锋队员对革命的忠诚坚韧不拔、英勇牺牲的期待；第二是党的先锋队员善于密切联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第三条党的政治领导正确。只有这三条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做成，这条现在过时了吗？没有过时。而且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和统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不允许党内有派别活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对各种纲领的派别组织加以撤销，所以说没有过时。

马列主义基本原则要坚持，要好好学。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没有毛泽东思想革命不能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建立，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有缺点，但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大胜利，一个大国在绝大多数的汪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易。

毛泽东早年有错误，那是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所以理论上他无产阶级专政下打走资派打错了，也没有抓出一个走资派来，头号走资派是俄鬼大资产革命家，第二号的走资派说他还在走，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错误跟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分开来，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作为我们科学的指南，还是胜利的旗帜，不能因为毛泽东往年有错误就说毛泽东思想也不对，然后就说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政府和党的组织都是新的法西斯诞生，都是新的皇权统治，那它就为党摸黑了，就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向了，所以他批毛，别有用心。

弃邓也不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包括理论、道路、制度，还有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革，是靠这个引导我们前进的。您放弃了就是要我们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什么来代替呢？他说用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全世界瑞典这个国家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发展的，他是一个小国，没有一个大国民主社会主义救得了他。

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有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理论我们不能照搬，正如我们搞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这个语言不是在中国首先发明创造的，早上有同志谈到这一点，有的国家比我们搞的早，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这个工作同样也搞得不错，我们可以借鉴，但是在我们这里搞，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城镇，是这么一个东西，要有自己的道。

以前我去访问越南，越南的同志就说现在我们就是恢复胡志明思想，胡志明思想就是马列主义跟实践主义相结合，就是中越友好，有的人就糊涂，反过来搞我们。

过去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不明白，我们自己搞不太明白了，外国人也不太明白。有一个外宾代表团来，大概来中国十几天，他说中国地大，东西很多，好看、好吃，大家去到好好享受一下，但是不要忘记咱们代表团是要求了解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一个怪物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样的要搞清楚。他的成员就说这个搞不清楚，才十

几天你会搞得清楚？他说你不懂，你找到人就搞得清楚，找谁？找邓小平，因为他说的，你找他就跟他说得清楚，找对人就说得清楚。咱们听了告诉邓小平，邓小平说外国人对中国特色有兴趣，我找他们跟他们谈，小平同志来了说，现在我们在改革，好多东西还在发展，大家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团长就说，邓小平先生，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感兴趣，就是不明白，请你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这个事情基本就是两条，第一条，它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条，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然后他就问这个团长，团长先生，你不是说不明白吗？就这么两条，现在明白了吗？那个团长跟团员异口同声的说，明白了。他说邓小平的话很相信，所以就明白了。我们研究了十几、二十年老是弄不明白，他听了这两条就明白了，因为这两跳太经典了，概括的太明白，又简单、又明白、又好记。

如果讲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基本制度等等你都可以讲，我们现在的政党制度，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要完善、要发展，但是那个基本的东西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不要把它当教条来读，但是对外界那些歪曲、那些胡说八道，我们脑子要清晰。

希望大家喜迎十八大，理论有长进，实践有进步，科学技术自主创新有新成果，祝大家健康长寿。（文/物联网世界）

第五篇：中央党校教授张志明来成都讲党课(09年10月)（模版）

中央党校教授张志明来成都讲党课

本报讯 10月24日下午，全市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讲座在市委党校多功能厅举行。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讲授人张志明教授应邀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公务员、后备干部讲授了一堂精彩的党建理论学习课。专题辅导讲座由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主持，市委中心组成员、人大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工业区）党委书记及分管党务副书记、各纪工委负责人参加了党建辅导讲座。

张志明教授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党建调研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围绕党的建设的科学布局与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体，向大家讲授了如何看待60年来党的执政和党的建设，怎样理解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布局，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哪些，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体现在哪里等重大认识问题。

60年前，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走向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随身携带着《甲申三百年祭》，提醒他的战友们要进京赶考考出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今天，我们党考得怎么样？给我们的人民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成绩合格吗？人民满意吗？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了吗？我们的延安精神还在吗？这是党执政60周年之际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也是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问题。

张志明教授指出，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告别了“一穷二白”，解决了生存、温饱、发展三大问题。党执政六十年，避免了李自成和苏联的教训，并在曲折探索中形成了“一条主线”（即：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五大建设”（即：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融为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了“两大转变”（即：由革命党向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由外来封锁下领导计划经济向全面改革开放转变）。

作为著名的党史党建理论专家，张志明教授一直特别关注党的执政方式的前沿问题。他告诫说，全党一定要搞好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法制建设和组织建设。他认为，长期执政需要一系列支撑，只有走法制道路而不能再走人治道路，才是根本出路。要不断降低组织成本、执政成本，利用执政党资源搞好服务、引导工作，进一步密切干群、党群联系。要用民主新路防止权力变质，实现民主政治、法治文明、权力运行科学化。要选好用好干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不该选的干部，千万不能乱选。

我市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实现了灾区的和谐、稳定和快速恢复，灾后重建走在了灾区前列。专题辅导讲座中，张志明教授对我市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表示由衷的敬佩。他希望今后都江堰市成为中央党校的调研基地，助推都江堰市党的建设更上新台阶。

又讯 10月25日，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召开。会议的主体是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成都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视察调研我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的重要指示，集中思考、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灾后重建工作。

“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学习会上，刘俊林、徐富艺、王彝福等四大班子领导分别结合灾后重建实际，畅谈、交流了赴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广西、内蒙古等省（市、区）考察学习的体会。

会议认为，我们要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全省全国范围内来审视和谋划，对照先进查找差距，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紧迫性。（本报记者 李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