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第一篇：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1981年，中央47号文件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大庆职工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封锁，那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严重困难面前，那种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生产建设中，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上，那种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同时指出，大庆油田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我国工业生产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大庆精神的内涵时指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可以说，正是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当年，大庆石油会战所洋溢的那种知难而进，不甘落后，决心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群体意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英雄模范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的英雄主义气概，集中展现了石油职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几十年来，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扎根于大庆油田，扎根于石油战线，鼓舞石油职工始终以祖国石油事业的振兴为己任，埋头苦干，锐意进取。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创业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实现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意志体现。当年，大庆石油职工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拼搏，干出了前人没有干出的业绩，创出了我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高速度、高水平。大庆石油会战是一部艰难的创业史，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也是一部艰难的创业史。广大石油职工战天斗地，转战南北，以苦为乐，四海为家。从荒原到戈壁，从松辽盆地到渤海湾地区，从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到“生命禁区”的藏北高原，石油工人正是凭着那种艰苦创业精神，不断拓展石油工业发展新领域。

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科学求实就是尊重实践，蹲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大电石油会战，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探索和掌握油田开发的客观规律，大搞科学试验和技术攻关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和严细认真的作风攻直下一道道难题，创造了世界石油发展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无论是会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职工始终不渝地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积极为国家做贡献。大庆油田从1976年至2002年，原油年产量5000万吨以上连续稳产27年。50年来，已累计生产原油20多亿吨，相当于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累计上缴利税并承担原油价差1.6万多亿元。2000年以来连年位居我国纳税百强企业之首。

2006年4月《中国工业大奖调研报告》总结了大庆石油人新时期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践诺使命、勇挑重担的高度负责精神，自强不息、挑战极限的持续创新精神，尊重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团结协作精神。2008年7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蒋洁敏在延安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大庆精神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延安精神在石油工业发展历程中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传家宝和强大精神支柱。大庆精神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都是艰苦创业、埋头苦干，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富强、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新时期，油田党委始终把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神圣的历史责任，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强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自觉站在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来培育；强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企业文化核心和灵魂的认识，牢固确立其企业精神的地位；强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企业发展不竭动力的认识，坚持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建队育人、锤炼作风，依靠坚持不懈地教育来灌输，依靠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来引领，依靠总结宣传先进典型来示范，依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来创新，依靠融入企业发展实践来展现，使干部职工在新的历史时期切实做到了“三个永不忘，三个永不丢”，即工作环境改善了，不忘会战作风，严细认真的传统永不丢；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忘“干打垒精神”，勤俭节约的传统永不丢；油田发展了，不忘艰苦创业的历程，为油拼搏的传统永不丢，并使其体现到新的发展实践中，就是把“爱国”情怀体现到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维护国家石油战略安全上；把“创业”激情体现到解放思想、奋发有为，一心一意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把“求实”态度体现到严细认真、精益求精，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争创一流业绩上；把“奉献”精神体现到时刻以国家和企业利益为重，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上，从而使大庆精神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

大庆精神的时代意义。50年来，大庆精神以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历史作用，证明她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大庆精神仍然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发扬大庆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年大庆石油职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奋图强，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大油田，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无疑同样离不开爱国主义精神。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在今天，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爱国就要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上。只有自觉地把爱国主义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发扬大庆精神，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大庆油田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条主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坚持一心一意抓生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油田也没有停过一天产。广大石油职工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信念，坚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的科学论断。可以说，大庆石油职工的这些认识，深刻反映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只有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发扬大庆精神，坚持艰苦创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大庆石油会战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展开的一次大会战。会战虽然过去了，但会战中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没有过时，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奋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要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加以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大力发扬大庆精神，坚持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就能战胜一切困难，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发扬大庆精神，依靠科技进步，努力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翻开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科技的作用。可以说，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也是大庆精神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发扬大庆精神，就是要瞄准世界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坚持科技工作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生产实际，尽快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发扬大庆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能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发扬大庆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育“四有”社会主义公民。大庆会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一支甘愿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职工队伍。可以说，铁人精神就是这种崇高精神的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被江泽民同志称为“第二代铁人”的王启民就是这种无私奉献的典范。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更需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要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生活中按市场规律办事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重在事业，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带头奉献。发扬大庆精神，就是要像当年大庆石油会战时那样，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武装和教育人民，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

第二篇：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我们党正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并依次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胜利。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1934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更由于“左”倾军事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中央红军虽经顽强奋战，仍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红色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在中央根据地时，虽然“左”倾路线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仍然嫌他碍手碍脚，企图调虎离山，将毛泽东送往苏联养病，以达到完全消除其在中央苏区影响的目的，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而作罢①。在长征前夕，博古（秦邦宪，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又曾考虑将毛泽东与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留在根据地，使中央趁机甩掉这个“包袱”。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1]p176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了随中央机关转移的通知。病中的毛泽东坐着担架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1934年12月初，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2]p487

湘江惨败，促使指战员们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对此，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p4

看到红军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指挥者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感觉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毛泽东认为，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么红军将被搞个精光。如果自己再多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因此，毛泽东一改之前那种“清高、不合群”的姿态，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谈，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纠正“左”倾错误领导。

毛泽东首先把目标瞄向王稼祥和张闻天。王稼祥，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与王明、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又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他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便开始真诚地进行反思。

据张闻天记述，长征开始以前，由于害怕毛泽东等人会串联起来反对他们，博古、李德等人曾打算把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才未分散，王稼祥、张闻天也因此得以和毛泽东一道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样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也就极大地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无意之中给了毛泽东发动群众、启发群众觉悟的机会，于是毛泽东便不辞辛苦，边行军边做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

巧合的是，当时毛泽东因病从长征一开始就坐着担架行军，而王稼祥也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未愈而坐担架。如此一来，他们同行同住，昼夜畅谈，思想认识上逐渐趋于一致。首先，毛泽东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道理；其次，是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同他们的交流，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产生了只有推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念头。王稼祥首先提出占领遵义城之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主张。毛泽东深表赞同，并要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4]。

王稼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恳切地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5]张闻天在回忆中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6]p69-70王稼祥、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站到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对此，毛泽东念念不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7]p231周恩来也指出：“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8]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除了王稼祥、张闻天外，毛泽东又找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谈，找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和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军委以及军团的领导同志谈，谈的结果是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总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广大的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p113。因此，毛泽东发动群众，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二、毛泽东发动群众与“左”倾军事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促使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博古、李德等人面对湘江战役后的不利局面，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正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必须公开站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迅速解决“左”倾错误领导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为此，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力主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因为如果继续按原定计划行军，到湘鄂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那无异于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已报告过王明与共产国际，所以博古、李德肯定会坚持原计划不变。这样，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了拨正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联合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与博古、李德展开了三个回合的博弈。

第一回合，毛泽东发动群众，在通道会议上拨正了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就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了三四道防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准备坚持原定计划，率领红军主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是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极力反驳李德的意见。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泽东建议红军应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机会适当休息，以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和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毛泽东从此参加了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扭转危局的初步胜利。

第二回合，毛泽东争取多数，在黎平会议上做出了“西进”的战略决定。按照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中央红军连战连捷，于12月15日一举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团，占领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0]p441-442聂荣臻后来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1]p137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曾这样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度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12]p64

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因此，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做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这一胜利与毛泽东发动群众，争取多数人支持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

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政治局以决定形式正式否定了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决定。之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连战连捷，打败了王家烈、侯之担所部4个团，并连克镇远、黄平、瓮安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振奋人心的胜利，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1937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镇，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捷，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13]p55-56

第三回合，政治局信赖和支持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4年12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军事顾问李德忽然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追击的两三个师。实际上，此时尾追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纵队4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信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中央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渡过乌江，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0]p445-446这实际上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打破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14]p35。这个规定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的正常体制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逐步争取和团结了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顺利举行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依靠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拥护和支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城，并拥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由他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正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失利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各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由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在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并全力举荐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今后的行动。周恩来的发言对与会人员的震动很大，对会议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点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毛泽东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和人民结合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李德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在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之后，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使与会的大部分同志心悦诚服。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发言之后，张闻天、朱德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判，一致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今后红军的行动。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弄得丢失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15]p113-114！朱德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正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关键时刻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16]p65。

最后，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2]p42。

会议最后形成并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大家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深刻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圆满结束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中，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之后，当红军行军到贵州金沙县境内的苟坝村时，党中央又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组成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权。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有效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的领导策略是分不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注释：

①新近披露的史料和研究表明，共产国际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一直在排斥毛泽东。事实上，除了反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创立的红色根据地还是非常欣赏和关注的。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临时中央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的如意算盘落空。

参考文献：

[1]伍修权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王稼祥.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J].红旗飘飘，1958（8）.[5]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N].人民日报，1979-12-27.[6]张闻天.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8]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与遵义会议[N].人民日报，1985-01-17.[9]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见：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15]伍修权.往事苍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6]《回忆朱德》编辑组编.回忆朱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责任编辑张荣辉

第三篇：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长期任务

中组部原部长: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长期任务

2010年02月09日10:13新华网我要评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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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毛泽东同志诞辰，很多地方或单位都会以不同形式举办纪念活动，召开座谈会、报告会，唱红歌，写红诗，发手机短信„„，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寄托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发行为，是很有意义的。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进步，是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密不可分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伟大实践。正像邓小平同志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之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十分珍视和坚持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艰辛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世世代代不忘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的崇高使命和庄严责任。

一、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汲取了中国和世界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方面的先进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包括思想、理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但就思想理论的内容来说，都不及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全面、完整和系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都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承前启后的伟大理论，没有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然，后者又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是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准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从而更加

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把党建设好，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主席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有党的领导。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他还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这就科学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提出对农村根据地的党组织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从古田会议起，他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从思想上建党，着重解决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从思想上整顿。”他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开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根据形势任务和党内思想状况，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开展党员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反对贪污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不变质。

毛泽东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及制度建设都有精辟论述，我们要与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相结合，认真学习研究应用毛泽东建党思想，把党建设好。

三、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当时国内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在国际上除苏联和其他几个国家承认我们外，西方敌对势力妄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长期封锁制裁我国。1950年，美国又发动侵朝战争，矛头也是对准我国的。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1949年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增长到3624.1亿元，增长6.77倍。主要工业产品质量和数量快速增长；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了1.69倍，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水平明显提高；科技和国防建设也快速迈进，取得了5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当然，毛主席在领导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也曾发生过某些偏差和错误，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对这些错误，他不仅通过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而且又领导全党纠正了错误，更好地前进了。不可否认，也有些错误还没有来得及纠正。客观地说，有些错误是我们全党的责任，有些人把错误全部归咎于毛主席，这是不对的。比如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我们把毛主席当年的讲话、文章、批示拿出来看一看，就会知道是他最早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最早批判“五风”等“左”的错误。1958年，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毛主席得知后严厉批评说，徐水搞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今后不要宣传徐水。又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分配上不能搞平均主义，工作上不能搞强迫命令，家庭阴阳五行还是要有的。他看到报纸上为了夸大水稻长势，登了一幅小孩坐在上面的照片，就说：娃娃，你快下来吧，上的越高，摔得越重。1959年4月，毛主席又写了发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这些全是纠“左”。

总之，成绩与失误，前进与挫折，经验与教训，都是宝贵财富，我们今天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更好地汲取、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

四、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了解党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力批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污蔑和攻击

“亡其国者，必先亡其史”。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从赫鲁晓夫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造成党内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国内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全盘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从而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有人说，毛泽东只懂阶级斗争，不懂经济建设；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这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历来既抓对敌斗争，又抓经济建设。早在苏区时，毛主席就提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延安时期亲自发动大生产运动，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有的说毛主席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也是不对的。当年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苏军侵犯珍宝岛战斗中，被我们打掉17辆坦克和装甲车，打死打伤140多人。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准备对我们进行核打击。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他的雄才大略，说了句非常豪迈的话：“鄙人不怕!”当时美国在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有驻军，越南战争激烈进行，还有印度对我国虎视眈眈，怎么能说没有战争威胁呢？

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毛主席在计划生育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批判马寅初，二是鼓励多生孩子。这完全不符合事实。1920年，毛主席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控制人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就提出节育，“计划生育”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有“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后，毛主席在会上讲：“还是马寅初的办法好”。他针对某些人因中国人多，存在悲观情绪；美国领导人也攻击我们说，中国人太多，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还会失败的论调，提出“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

这里只是说了几个例子。像这样混淆是非的事还有不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办法就是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党史和现代史，这样就能更好地识别某些人的谎言。

五、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们的图谋

国际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特别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们更是乘机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打着“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号，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运用各种手段对我们的正义事业造谣诬蔑。他们还收买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企图通过这些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策略手段上，他们感到“西化”、“分化”还不够，又加上“淡化”（政治）、“腐化”（干部）、“丑化”（领袖）、“溶化”（马列）。他们认为关键是要动摇共产党的“四信”（信仰、信念、信心、信任），“四信”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也就倒了。毛泽东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是我们抵制“西化”、“分化”的锐利思想武器。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作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旗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红旗文稿 张全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第四篇：学习毛泽东思想

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学习心得体会 通过这学期的”毛邓三“课程,使我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概论“.有了较多的学习心得和体会.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方面来说: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理顺了千百年来中国腐朽混乱的封建思想,从总体上开创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儿女近代百多年用血肉艰苦卓绝打造出的优秀民族品牌!如今的老百姓在真切怀念毛泽东伟大高尚人格魅力的同时,更加体感到真实为国为民具有个人品格品质和民族优秀品位品牌的毛泽东!现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深情厚谊和品评品味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理智理性和时代的精神文明!

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层面探究社会发展的科学!是人民建设新中国,打败国内外敌人,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虽说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一些局部利益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于显现出具体“方式,方法”上的粗枝大叶；在实践中犯了许许多多盲目冒进的错误(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这是值得当代总结经验教训的。尤其是当是时受国内外势际恶劣的境况困扰!出现不足之处与错误之处也是难一避免.但这些都不能抹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其次是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个人心得体会: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的诸多经典语录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句。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而邓小平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提出。在这届会议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所谓精髓，是指贯穿一切的东西。之所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原因在于：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思想前提、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论；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成为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的指导性线索。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作出新结论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每一重大问题的核心和灵魂。

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只有正确地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者能全面地正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概括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由四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来把握，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到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阶段。这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同时它们又有各自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实事求是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根本点。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我觉得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也就在于这点：我们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起远大的理想，面对逆境不折不挠、韬光养晦，为祖国时刻准备着贡献自己的力量。须知，机会永远都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着。

最后是关于”三个代表“的个人学习心得与体会:

“三个代表”概念的科学含义是明确而具体的。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这一科学概念，并对它的科学含义作了明确界定，这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就是对这三句话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概论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如有不足,还望老师给予指导.

第五篇：学习毛泽东思想

立足实践显正确 千锤百炼方为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关乎国运，关乎民生。当代青年大学生则肩负着自身的历史使命。我们应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得启示，努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态度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并在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而这一理论在我们大学生中，也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我认为“实事求是”即求真务实，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好的学习态度，更进一步的积极作用是，“实事求是”能使我们大学生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团结，对实现理想充满信心！

我们知道，大学生生活是很十分丰富多彩的，那么在这五彩缤纷的生活里，怎样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首先在学习上得实事求是。上课的时候，求真务实，该专心听课的时候就要集中精神，这样你才能学有所成，才能知道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同时，在老师所提出的你所不懂得知识的时候，也可以大胆地去提出疑问。实事求是，把问题真实地解决开来。

而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概念要求我们既要重视用理论指导实践，又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一些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大学生正处于一生作为、造就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业绩虽然与一个人的机遇有关，但是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探索与追求。所以，理论联系实际，一切要客观地评价，包括评价自己也要联系实际情况。在生活中，不能盲目地跟风，随波逐流，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待问题，理性地引导自己，这样才不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