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120周年校庆校长致词（本站推荐）

第一篇：武大120周年校庆校长致词（本站推荐）

顶天立地，拥抱武大梦

---李晓红校长在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梅园操场隆重集会，共襄武汉大学百廿盛典。

首先，我谨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向各位嘉宾和校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武大建设发展的各级政府、各界朋友和广大校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跨越三个世纪的武汉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精彩华章，她的每一个音符都激荡着动人心魄的历史回响。

120年前，民族危亡，兴学图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秉持“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武大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身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85年前，珞珈初创，筚路蓝缕。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上任后就说：“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办一所具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这一铿锵之声，开启了武大人迈向世界一流的梦想之旅。

75年前，西迁乐山，弦歌不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武大历经八年艰难困厄，铸就令世人惊叹的“乐山辉煌”，跻身于“民国四大名校”，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大奇迹。

64年前，国家新生，科教新启。武大主动服务新中国建设的迫切需求，在构建中国高等教育新格局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大率先实行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

13年前，四校合并，和合生生。迈入新世纪的新武大，作为“高校合并成功的典范”，吹响了奔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号角。

从武汉大学120年发展史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武大人心系国家、胸怀天下的赤子情怀。

这是一个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普通武大人的故事。1943年抗战时期，一位还在读大一的哲学系学生投笔从戎，从乐山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印缅抗日的最前线。他尽其所学、尽其所能，不仅担任随军翻译，还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地救护员，当炮弹将帐篷掀翻，医生和护士先后倒下，他仍然在血泊中救治伤员。1951年抗美援朝中，他又痛别尚在襁褓中的一对幼子，再次奔赴异国战场。他没有获得赫赫勋章，但他的故事嵌入人们的心灵深处！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武大人，却把生命的价值深深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他叫李晓声。

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程中，还有大批干出一番惊

天伟业的武大人：辛亥革命“首义功勋簿”上有30多位武大学生的名字，“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有5人曾在武大学习或工作，“六一惨案”中20多名师生用鲜血抗争国民党暴行，陈潭秋、李汉俊等60多位武大校友先后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们挥洒热血、奉献青春，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红色乐章！

从武汉大学120年发展史中，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武大人顶天立地、勇于担当的精神气慨。

1948年毕业于电机系的欧阳予校友，在上世纪60年代，面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打压，年仅33岁的他带领团队，历经无数个通宵达旦，用6年时间攻克360多个科研项目、排除2000多个技术难题，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为氢弹上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后他又历时20年完成第一个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将武大人的名字载入共和国的核工业档案，被誉为“中国核电之父”。“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欧阳予的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也抒发了武大人的豪情！

像欧阳予一样，校友马骥设计了中国第一台联合收割机，张效祥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陈东升创办了中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保险公司和拍卖行，雷军推出的小米手机正在叩响世界大门；一代代武大学人也把学问做在大地上，极地科考武大人履冰卧雪，测天绘地武大人享誉五洲，水电工程武大人禹功伟业，国际三大杂交水稻武大人扛

鼎一足……顶天立地、以学报国，武大人以不息的创新、不懈的求索，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从武汉大学120年发展史中，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武大人求是崇真、自由包容的学术风尚。

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李达教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也是一位捍卫真理的钢铁战士。在“左倾”之风肆虐的“文革”年代，他坚决反对林彪集团鼓吹的“顶峰论”。他说，“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因此，他惨遭迫害至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未动摇自己的立场。李达老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风范，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

以李达为代表的武大学人，言传身教、薪尽火传，形成了潜心为学、献身真理、敢于批判、勇于创新、自由包容、奖掖后学的武大学术精神，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一道道蔚为大观的学术胜景：以刘永济教授为首的“五老八中”，让武大中文系百花齐放、熠熠生辉；同期从哈佛留学归国的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哈佛三剑客”，分别在国际法、世界史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独创一脉、成就斐然，传为一段佳话；中国古代史研究集大成者唐长孺先生，和吴于廑共同开创了武大历史系的“吴唐时代”……无数大师在珞珈山竖起了一座座学术的丰碑，维系着武大的学术根脉！

从武汉大学120年发展史中，我们同样深深感受到武大

人大德大爱、惟善惟美的执着追求。

我们难以想象，14年前如果没有艾滋病高危区的发现，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将处于何种险境？是他——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冒着被殴打和人身攻击的危险，数十次深入疫区调查，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蔓延的警报。为证明日常接触不会传染，他将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他倾力资助患者及孤儿，为防艾事业四处奔走。桂教授至诚的大德大爱感动了世人，也感动了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总理亲自登门探望，称他为“亲密的挚友”，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介绍他的感人事迹。CCTV“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词这样评价他：“一个教授的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

以行立德，“树立国民之表率”，是武大人一贯的风范。抗战时期，日寇空袭乐山，武大学子臵个人生死于度外，敌机未走便迅速奔走施救，叶圣陶先生含泪赞叹：“教育奏效，青年有为，舍己为群，何事不成！”新的历史时期，武大人用大爱续写道德的诗篇：为藏族学生筑起“幸福之家”的杨昌林，将生命献给支教山区的赵小亭，背着父亲上大学的黄来女……他们就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汇聚着爱心、传递着温暖、照亮着世界！

120年来，有太多的名字值得我们深深铭记，有太多的故事需要我们细细品读，这些都内涵于武大卓越的精神之中。武大精神，就是匡时济世、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就是坚韧刚毅、志向超迈的“弘毅”精神，就是朴实勤严、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就是锐意进取、勇创一流的“拓新”精神。它内化于代代武大人的心灵里，流淌于代代武大人的血脉中，弘扬于代代武大人的行动上，历经百廿风雨而生生不息。

站在两个甲子的历史节点，我们更需要眺望未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武大人应该憧憬什么样的梦想？

我们梦想的武大，是一个水平一流的武大。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跻身世界强校之林，她将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社会发展、创新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更大的担当、做出更大的贡献、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我们梦想的武大，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武大。其山水与建筑交相辉映，科学与人文完美融合，她将是“美丽中国”的首善之区和世界最美的大学之一，是大师汇聚和学子向往的神圣殿堂，是探究真理的理想之地，是拔尖人才成长的沃土。

我们梦想的武大，是一个精神卓越的武大。她始终坚守大学本质，始终充当引领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灯塔，持之以恒地追求至真、至善、至美，并与时俱进、顶天立地、不断超越！

但无可讳言，我们也绝不回避，今日的武大距离这一梦想还有不小的差距，许多深层次问题还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我们要反思，如何坚守和履行好大学的根本使命。我们在为大学如今的地位和作用感到欣慰的同时，不得不为大学 的功利化倾向感到忧虑。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什么？是培养人才！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研究型大学四大功能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

我们要反思，如何保持和彰显自己的特色。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我们不得不为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倾向感到担心。如何固守住武大特有的禀赋？这需要我们在深刻把握武大百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做好特色的凝练与彰显。

我们要反思，如何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大学制度。当前中国大学冲击世界一流水平，缺乏的不是硬件，而是一流的管理。我们现行治理结构是否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学术自由发展为宗旨的核心理念？现行体制机制是否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国际竞争力？这需要我们努力构建一套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

我们要反思，如何在文化传承中实现新的超越。在武大的文化“基因”里，我们在提倡批判和质疑的同时，是否应该多一些理解与包容？我们在支持独立与自由的同时，是否应该增强团队与协同的力量？我们在争论或清议的过程中，是否更应该加快实干的步伐？

有梦想才能拥抱未来，有担当方能顶天立地。面对发展中的问题，武大人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克难攻坚。我们将借国家新一轮改革的东风，锐意创新，趁势而上！

“北溟深广，鲲翼垂天，云搏九万，水击三千”。老师

们、同学们、校友们，为了我们心目中的一流武大、美丽武大和卓越武大，让我们凝心聚力、携手共进，在新的历史时代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第二篇：百年校庆校长致词

*小百年校庆校长致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届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金秋十月，**小学迎来了百年华诞。这是**小学发展史上的盛事，也是广大*小校友的一件喜事。请允许我代表全校______名师生向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各位校友和全体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从1905年(清光绪31年)在**场火神庙创建初级小学的那一刻起，**小学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坎坷和辉煌灿烂的历程。百年*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人，随之也一年又一年丰厚了自己的底蕴。百年传承，日臻完善；百年风华，桃李芬芳。一百年来，杏坛春风，桃李天下，我们不能忘记辛勤耕耘的老师，春蚕吐丝犹惜费，红烛成灰无顾嫌，他们是我们学校真正的无价之宝；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学生，不论他们工作成绩有多大，都应该成为我们学校的骄傲与荣光，正是我们的老师与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了学校的历史，学校的辉煌！

百年的沧桑，世纪的风雨，铸造出充满生命力的*小精神。*小人追求的是：因为我的存在，而使他人更幸福；因为我们的努力，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在他人的幸福和世界的美好中，*小人不断提升自己生命的质量。

百年华诞将成为**小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和开拓创新再铸辉煌的新起点。*小真诚希望得到各位领导、各界朋友和广大校友一如既往的热情关爱和鼎力支持。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显爱心。*小不会忘记你们，你们的支持将载入*小的史册。

百年创伟业，同心向未来。我们坚信：在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小的明天一定会更辉煌！

真诚地谢谢各位嘉宾，祝福大家！

第三篇：武大校长

武汉大学校长：大学去行政化要求校长职业化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0年11月17日 09:15

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深圳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顾海良校长从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理解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从对筹办南方科大的建言到参与深圳大运会……向记者一一道来，既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又有对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真切体察。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之路。

大学“去行政化”≠去掉行政体系

记者：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在紧张地筹办之中，并立志于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于这所新生的大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顾海良：大学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大学不仅可以招募学生、培养人才，实际上也凝聚了城市的文化，承载了城市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城市可能衰落了，但凡是有大学凝聚了城市精神的，城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我在四五年前就曾建议：像深圳这样汇聚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地方，汇聚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地方，应该有若干所优秀的大学，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深圳就成不了一个永久的城市。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拔地而起。办好南方科技大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办大学不是为了解决本地人入学。香港科技大学许多专业并不是本地需要的，或者说本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数量，但是香港科大还是照办不误，并且成功了。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更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深圳的许多人才是外地来的，深圳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国和世界。

其次，专业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整个世界的潮流，眼光要放远一点；在大学制度和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去行政化，要设立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借助公司治理的经验来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大学发展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媒体不要过于炒作，大学需要一个安静和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慢慢地探索一个较好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的嘈杂对于大学是不利的，要潜下心来办个十年二十年。

朱清时教授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在中科大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体制的弊端和优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至于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朱校长的思路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效果。

记者：您提到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实际操作存在很多困难。您眼中的去行政化有哪些措施？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希望更多学子选择基础学科

记者：武汉大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很受深圳学子的青睐。能否介绍一下深圳学子在武大的学习情况？

顾海良：武汉大学每年在深圳乃至广东省的生源情况都非常好。深圳学生选择应用类学科的比较多，像计算机、经济管理和法学专业都很受欢迎。这一方面跟深圳的科研院所少有关，另外这些应用学科也都是武汉大学比较好的专业，说明家长和考生对学校的了解程度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本科生喜欢上基础学科，特别是那些有后发优势的学生学习基础学科对于他们未来的继续深造是很有好处的。武汉大学文、史、哲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专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很多毕业生都进入国内外一流高校的研究生院学习。

记者：深圳即将在2011年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您认为体育在大学教育中有何作用？武大的体育教育和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如何？

顾海良：武汉大学历来重视体育教学工作，加上武汉大学天然的环境，体育教育发展很好。多年来，武汉大学形成了一批高水平运动队，像乒乓球队、田径队、男子排球队、羽毛球队等，总体来说小球比大球要好些，相信一定有不少武汉大学学生出现在深圳大运会的赛场上。

武汉大学正在进行体育课程的改革，以体育项目和俱乐部为基础，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形成教学单位。体育是增进体质的方法，更是锤炼意志的课程。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一项或者几项体育项目中有所提高和擅长，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好处。

合校十年感悟“和合”、“通变”

记者：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十年来，各校优势互补、互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据媒体报道，武大的各类资源也出现紧张状况，如人均图书占有量等。如今十年过去了，武大从合并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顾海良：回顾十年来武汉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成长和进步，可以用“十年和合，十年通变”加以概括。

“和合”、“通变”是初见于《易经》的古老思想。“和”意在和谐、和平、谦和也；“合”意在联合、融通、协作也。“一阂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变”的意蕴在于“通则不乏”、“变则可久”，重在通晓变化之理，讲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适时而变，强调“会通”与“运变”的统一，追求与时俱进、锐意改革、着力创新。

进入新世纪，四校合并的新武汉大学办学定位科学、发展目标明确，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学科特色愈加凸显、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和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的协调发展方面，更显示了蓬勃生机，取得了显著绩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年时间对于高校的发展历史来说还很短，现在做全面评判为时过早，还要有更长期的观察过程。

记者：武汉大学之后，不少国内高校都进行了合并，合并似乎成了国内高校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和趋势。您对此如何看？

顾海良：学校合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学校之间是否该合并、是否能合并，首先要看学科是否有互补性。武汉大学四校合并时各校之间的互补性是全国高校中最强的。原武汉大学以文理见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遥感信息学科等工科知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也各有所专。如果学科雷同，就不具备合并的学科基础了。

第二要看传统上，合并学校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渊源。有血脉关系，合校后才能高度认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是从老武汉大学分离出去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合校之前已经与武汉大学实现了互选课程。这有了良好的起点。

最后要看校园的情况。如果各个学校相隔得很远，不便于管理，不利于降低成本，更不便于精神上的融合。

这三点是合校的先天条件。武汉大学在这三点上都比较具备，因此合校后的发展也比较顺利。

高校要在竞争中找准定位

记者：您曾提出“未来10年某些高校或将破产”等观点。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大学比较多，但是人均高等学位拥有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是越来越大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顾海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高校破产绝不是对于未来的猜测，而是每年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1998年，我国适龄青年的高校毛入学率是9.8%，到了去年，也就是短短的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4.2%。从绝对量来看，高校学生总规模从约800万增加到了约3000万。未来十年，我们的适龄青年高校毛入学率将提高到40%，也就是差不多增加15个百分点，绝对数量从约3000万提高到3600万。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作为计算毛入学率分子部分的高校在读人数每年只要增加60万人，毛入学率就会大幅增加，而我国18～22岁适龄青年的人数将下降。所以不要以为毛入学率提高了，就意味着高校大幅扩大了招生规模。

记者：这就意味着一些高校会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变化？

顾海良：对。其实，这种情况下，部分高校的招生会出现困难也是正常现象。现在有些新闻报道说，从来没有填过志愿的高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甚至是有些考生收到了十几家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都是个别高校的处境非常困难的表现。

扩张型的高等教育已经走不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重视质量和内涵的高校建设。因此我说大学的数量会减少，大学的规模效应会增加，有些大学被迫倒闭也是必然的现象。高校也要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水平。从优胜劣汰、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对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来说也未必不是好现象。

顾海良生于1951年1月，现任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称其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多个中央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主持人。

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而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

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大学简介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26栋早期建筑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近年来，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计算机大楼等拔地而起，成为学校迈入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记者方胜）

第四篇：校庆暨元旦晚会校长致词

各位领导、来宾、老师、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转眼之间，龙州中学又迎来了112周年校庆，～年也将走进回忆，走进历史。今晚，我们龙州中学师生欢聚一堂，在这里隆重举行校庆元旦晚会。在这辞旧迎新、继往开来、令人激动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行政领导，向一年来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全体师生员工，致以新年的祝贺和节日的问候。

即将走完的～年，是我们龙州中学取得辉煌胜利、成绩卓著的一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校全体教职工同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各种工作；我们积极进取，教育教学成绩骄人：～年我校高考上本科线人数达243人，实现了高考成绩年年升的目标；高一高二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我们的文体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师生关系越来越和谐融洽，校风、教风、学风逐渐优良。

回顾过去，学校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所有的龙中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谨让我向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全体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师们，同学们，本学期紧张的学习生活已接近尾声了。希望全校师生同心同德，与时俱进，珍惜时间，勤奋努力，为自己新的愿望、新的梦想，为龙州中学新的发展、新的辉煌，添写自己最亮丽的一笔。

最后预祝今晚的校庆元旦晚会，开得热烈，开得成功！

谢谢大家！

第五篇：武大校长给清华百年校庆的贺词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

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

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