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探讨

第一篇：关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探讨

关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探讨

---2008年春季行管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三农问题”不仅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农业现代化的这个代名词频繁出现在官方媒体的画面上。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是一个乡村治理的问题。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是提升乡村治理制度绩效的重要措施。[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乡村治理；两委关系；乡村关系

建国后，国家先后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并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实现工业现代化。而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同样面临着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问题。

在中国，农村在地域上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而所谓的城镇其实在实质上更多的是包括了广大乡村在内的城与镇，由于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所说的同质社会。在以乡村为共同体的单位中：具有区域性强，流动性小，封闭，分布呈现蜂窝状，内部血缘、姻亲、家族观念比较强的特点。因此，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考虑与之相关的中国农村的特殊性。

一､我国农业现代化已进入第五历史阶段

农业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业现代化道路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从本世纪初至今是第五阶段。目前我国已处在工业化中期,从2000 年到2005 年,我国GDP 由8940 亿元增长到192321 亿元,人均GDP 由880 美元增长到1703 美元,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经成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从而研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入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导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指明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农民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转型。中国的农村最重要的一个是怎样使单个的农民怎样走到组织化的问题，这是怎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是一个新型的工业现

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是一个乡村治理的问题。

二、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

乡镇操纵村委会选举和村民因为村委会选举而群体上访，是村委会选举成为学界及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的原因之一，并引起政策部门的重视。最近几年，一些学者或媒体人士，起草数部《村委会选举法》草案，试图通过制定村委会选举的详尽条款，来解决村委会选举中上级政府操纵选举和村庄选举产生争议等问题。

村委会选举中有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由于乡镇干预村委会选举引出的矛盾，比如乡镇指定村委会正式候选人，引起村民不满和抗议。二是由于村庄内不同派系竞争引发的矛盾，比如，由于宗族斗争引发的选举竞争或者贿选引出村民的不满等。在发达地区农村或城郊农村，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土地升值，村集体一般占有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引起村庄内部的激烈争夺，从而引出严重的矛盾。这种因为村集体拥有大量资源而在选举中出现竞争的情况，十分正常，也很普遍。几乎所有发达地区农村，真正推开村委会选举，村庄内的不同派系都会激烈竞争。从媒体报道来看，动辄数十万元贿选的村庄，以及村民动议罢免村委会的村庄，大都是这些拥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如珠三角、长三角、山西一些有煤炭资源的地区等。这些发达地区农村激烈的选举竞争及由此引出的村庄矛盾，与乡镇是否操纵无关。

与发达地区情况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包括东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村集体不仅缺乏资源，而且往往背有巨额债务。以湖北省为例，2005年全省村均负债接近百万元，如此之高的村级负债，使村庄精英不愿意当村干部，村民也不关心村庄选举。相反，乡镇政府为了完成自上而下布臵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任务，而不得不走村串户，动员村民参加村委会选举的投票。

村庄内部分歧，除以上因为村集体资源占有差异引出的矛盾外，还有选举本身引发的持续性矛盾。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落选的村民及其支持者，并不乐意接受选举失败的现实。他们落选后，在选举后的村庄事件中故意为难当选者。因为落选者的故意为难，当选村干部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有一次选举，就有一些落选者，有若干次选举，就有很多落选者，村庄熟人社会的传统关系被撕裂，村庄内部矛盾越来越大，而选举显得毫无办法。在村庄因选举而

被撕裂，不同派系都借助国家法律作为指责对方的武器、作为不服从于己不利的选举结果的工具时，无论法律规定多么详细，村庄竞争双方都可以找到对对方不利，并指责对方乃至指导村委会选举的乡镇政府违法（程序不正义等）的理由，乡镇政府被拖入村庄内部的矛盾之中。

乡村关系紧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乡镇政府擅自委派、指定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政府包揽、干预村民自治事务，侵害了村民的民主权利。第二，一些乡镇干部脱离实际，一味追求政绩，搞形式主义，客观上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乡村矛盾激化、干群对立。第三，在一些发达地区，乡镇政府利用自己是基层政府的政治地位控制乡镇企业的经济实力，采取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变“指导关系”为“领导关系”，控制或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①

三、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措施

（一）规范乡村治理外部结构

1、规范两委关系

村两委是设在乡镇（街道）下一级行政村的组织构，即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简称“村两委”。

（1）正确认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明确区分领导权与管理权。

首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党支部拥有领导权，对本村负有政治领导责任。党支部的职责就是抓大事，把握和驾驭全局，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村党支部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抓好上级党组织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支部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第二，把握农村经济社会运行的趋势与特点，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第三，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依照法律法规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尊重村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推动农村发展的合力；第四，教育和培养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尤其要建立和落实重大决策支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和党员议事制度，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第五，做好新形势下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第六，要对村委会的工作实施有效的监督，把过去以行政监督为主要手段转变为以法律监督和制度监督为主要手

段。

其次，村民委员会拥有管理权，负责处理具体事务，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我们可以把它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第二，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第三，依照法律法规，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四，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和义务，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第五，依法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涉及村民利益的各种款项的收缴与使用、村集体项目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计划生育指标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等等，都必须及时公开并接受村民查询；第六，村委会要自觉地维护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重大村务要及时向村党支部汇报，争取村党支部的支持，同时还要定期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基层党组织和村民的监督。②

（2）充分发扬基层党内民主，促进两委关系协调发展。

党内民主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谋划、稳步推进，而其中的起点，只能是基层的党内民主实践。一方面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石。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层级，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凝聚、组织党员开展活动的领导核心。当前，扩大民主不仅是全社会日益强烈的政治诉求，也是广大党员的共同愿望，是凝聚党员力量的强大纽带。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工程。只有发展党内基层民主，才会把党员的智慧、热情激发起来，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整合起来，从而为党的民主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组织基础和良好的先导条件。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动力。民主进程的快慢和民主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推动力量的强弱。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内民主建设离不开党员的参与、支持和推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单位，只有在基层组织率先发展民主，落实党员民主权利才会得到最直接、最现实的效果，才能调动广大党员推动党内民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

内民主建设才具有强大而持久的支持力量。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从培育基层民主这一推动力入手。③

两委关系失调，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村基层党内矛盾的一种反映。有数据显示，通过直接选举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党员占有很高的比例。根据《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所刊载的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总结中所提供的数据，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中党员所占的比例，广东省为78.7%、四川省成都市为70%以上，山东省为64.5%、湖南省为63.2%、青海省为63.7%、广西自治区为67.5%、安徽省为67.6%.这表明大多数村委会成员都是党员，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证党员的党内民主权利，把党员在党内的关系理顺，那么两委关系失调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④

（3）正确处理“两委一体化”。

为解决两委关系失调问题，很多农村推行“两委一体化”的办法，该办法是指通过法定程序，两委的主要领导即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由一个人来担任，两委成员广泛兼职，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既减少了摩擦，又减少了领取“误工补贴”的干部人数，减轻了村民负担。有学者认为“两委一体化”的关键是把党支部书记臵于村民的选举约束之下，这样并不妨碍村民的民主权利。⑤也有学者对“两委一体化”持反对态度，认为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回归，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容易滋生腐败，容易把身兼两职的党支部书记推向矛盾的前沿，不利于党的领导权威的巩固。笔者认为，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对此一概肯定或否定，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村支书担任村委会主任也是正常的，这是村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如果把这一做法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大力提倡、硬性推广则是不合适的，试图通过不正确方式甚至非法手段实现“两委一体化”的做法是对民主的践踏和破坏。

2、规范乡村关系

对于如何规范乡村关系这个问题，学界大致有“县政、乡派、村治”⑥、“建立大农村社区”⑦、“乡镇政权退出农村社会”⑧、“乡政府改乡公所，村镇并列自治”•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要规范乡村关系，不能单纯从乡镇或者村庄一方面进行，而是必须从乡、村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在完善村庄民主的同时，改革乡镇政治体制，完成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型体制的转变，由此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互

强关系。第一，完善村庄民主，进一步提升村庄的自主性，增强村庄对乡镇政府的谈判能力。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村委会的自主性还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与乡镇政府建立民主合作关系的能力。对此，必须实行完整意义上的村庄民主，在村庄范围内，村委会代表村民管理村庄内部事务，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国家任务，村庄与乡镇政府各自的权能由法律做出明确的界定，各治理主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使各自权力。第二，改革乡镇政治体制，完成压力型向民主型治理体制的转变。首先，合理划分乡镇权力，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其次，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目标责任体制、政绩评价体系以及乡村财政体制，减轻乡村的行政压力和财政负担，为乡村关系的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第三，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当前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乡镇管理体制的改革，明确规范乡镇政权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和职责，确定适当的机构和人员，节约管理成本。

（二）规范乡村治理内部结构

1、提高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水平和质量。主要应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规范村委会民主选举。要着手制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专门性法律，用相应的程序法对民主选举进行法律引导，做到有法可依；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强相关的地方立法工作，参照有关法律制定相应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条例；村庄内部要在有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制定各具特色的选举方法，规范选举程序。• 第二，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让广大村民知道村委会民主选举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知法、懂法。

第三，要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尤其是基层干部应做自觉守法的模范，在指导工作中严格遵照法制进行。对于违犯法律和制度规范的人，坚决给予处罚，借以保证法令的畅通。

2、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拓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功能。

村民代表会议在乡村治理中主要应该发挥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功能，这是村级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中重要的平衡性力量，起着影响村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作用。但是由于对村民代表会议的认识不到位，加之现实运作上的某些缺陷，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功能还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水平。从目前乡村治理的现实运作来看，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功能方面，而忽视了

它的民主监督功能，而且民主决策功能的表现有时也差强人意。对此，必须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努力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内在功能，真正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有学者呼吁，要进一步凸现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庄中的最高权力地位，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确保村民代表会议发挥村庄民主治理的决策和监督作用。

总之，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过程，并且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各种矛盾愈加的尖锐化。因此，制定农村政策、解决农村问题必须紧紧围绕着农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切入点着实解决农村的工作！

注释：

①赵寿星：《论中国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www.xiexiebang.com，2002-11-1.②参见白钢：《走出解决“两委”关系失衡问题的理论误区》，www.xiexiebang.com，2002-10-31.③中共扎赉特旗委组织部：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目标和路径研究。2009-1-6 ④参见白钢：《走出解决“两委”关系失衡问题的理论误区》，www.xiexiebang.com，2002-10-31.⑤党国英：《“两委合一”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www.xiexiebang.com，2002-8-26.⑥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转换》，www.xiexiebang.com，2002-9-20.⑦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⑧张鸣：《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www.xiexiebang.com，2002-10-26.参考文献: [1]姜春云.中国农业实践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编写组.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3]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理论､道路与模式研究组.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理论道路与模式[M].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４]•温铁军：《应该推行村镇自治》，www.xiexiebang.com，2002-8-28.[５]•项继权：《乡村关系行政化的根源与调解对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第二篇：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问题探讨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问题探讨

摘 要：农业现代化必然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进程包涵着现代绿色发展理念的确立，包涵着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共进。因此，把绿色发展理念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农业劳动者的绿色发展理念，克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粗放型发展等问题，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发展共进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问题与挑战；路径探讨

中图分类号：S-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5-0069-03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农业现代化事关民生大计，事关全局战略目标的实现。由此，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同样要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走绿色发展之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环境、农产品质量、农业劳动者环保意识等问题，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内在要求。

一、绿色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显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强化绿色发展理念以及推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由于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以及扩大规模增加生产，一味注重数量和经济发展速度，忽略生产的质量和生态效益，大量开发资源，轻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破坏的恢复。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得到的。因此，坚持绿色发展，实行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促进我国发展新规划和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坚持绿色发展能保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三步走的实现过程，是一个持续、前进、健康的过程。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深入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非再生资源的依赖、提高对非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加强对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才能全面完成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农村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二者协调共进，才能推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为中华民族世代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农民绿色发展意识的提高能够帮助农民正确认识自然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帮助农民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采取积极的态度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更加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农民注重清洁农村空气、改进居住环境，优化农民生活的环境。培养和提高我国农民的绿色发展意识，才能改变农村环境。因为农民只要认识到生态环境对自己的重要性，并形成一定程度的绿色环境观念，会不知不觉将环保意识转化其指导思想指导他们的环境行为。每个人考虑问题都不自觉地从环境出发，对绿色社会的建立大有裨益。农民绿色发展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加强建设健康、科学、卫生的农村生活，有利于发展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的农村经济，真正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3.有益于推动农村绿色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建设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文化建设的进程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文化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和推动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掌握先进发展理念的广大农民劳动者。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树立和提高农民绿色发展理念，目的是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先进技术支持和信息支持，灌输和加强农民的科技意识，提高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切实将“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举措落实于农村。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转变传统的耕作理念和经营方式，才能解决传统农村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用健康有益的绿色发展文化理念去熏陶农民群众，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自觉抵制小农意识，除去有损于环境发展的陈规陋习，形成自觉积极向上的农村精神风貌。因此，加强农民绿色发展理念，创建农村绿色文化氛围，有助于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稳定农村的经济政治秩序，推动农村绿色文化建设。

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随着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重，我国大多数民众的绿色发展意识总体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农民的绿色发展意识相比以前也得到了改善。但从目前和长远严峻的环境形势看，农民在绿色发展理念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农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不高，提高我国农民的绿色发展意识任重道远。

1.农业劳动者现代发展观念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但农业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农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限制，生态素养、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绿色发展理念不强，环保的主人翁责任意识缺乏，他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大多局限于周边环境认识，难以把保护周边生态环境与国家仍至世界的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一些边远落后地区农业劳动者本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意识，对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森林、草地、滩涂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较低；在一些环保活动中，他们的行为也常常表现为被动、滞后甚至消极。

2.农业劳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市场效率”、“市场利益”对农业劳动者的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造成各种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和滥用，大量农药残余物不仅破坏土壤质地、影响土壤自身恢复功能，造成肥力下降、土壤贫瘠，而且土壤农药化肥残余物经过雨化进入河流、湖泊，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并经过农业灌溉造成农业土壤的二次污染。农民劳动者难以用生态的整体思维观念审视自然，森林破坏，土地沙漠化逐步侵蚀农田和草地，生物圈严重遭到破坏，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生态系统功能急剧退化，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这种看似自然系统平衡的失调，实际上的原因是农民生态道德意识淡薄，不尊重自然，不爱护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

3.农业劳动者缺乏对农产品安全意识。农产品即指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目前我国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分拣、去皮、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过程中，都存在一些改变其基本的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成为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的严重问题。比如为了实现农作物“快速增产增量”，造成各种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和滥用；为使家禽“快速生长”，对“鸡、鸭、鹅、牛”等使用催肥剂、相关激素水平以及饲料转化剂，包括一些农药所含有微量的重金属和硝酸盐，容易造成农作物、瓜果蔬菜重金属超标和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这类由市场经济条件产生的利益问题，会直接干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追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限制和挑战。

4.农业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一，现有法规对公民环境保护和惩罚条例不够具体；农村环保的法治宣传工作落后，具体工作主要靠县或者县级的相关部门落实，且落实成效不高，至于乡镇层面的环保机构更不健全，缺乏环保方面的专业执法人员，加上用于农村环境污染整治的资金投入不足，影响农村环保工作的良性运行。第二，农村干部政策性意识浓厚，法律性意识较淡薄，致使许多法律法规在农村实施过程中给以政策化，以政策的原则性、灵活性代替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造成农村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障碍重重。比如一些农村干部为了本乡经济利益而置环保法不顾，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策略发展经济。第三，农民劳动者环保法治观念，既不了解环保法，也认识不清环保法的内在动因，从而出现为自己一时之利做出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三、走绿色发展之路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重要原则、总体目标，提出改革任务和举措，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1.健全农村生态教育体系。第一，加强对农民绿色发展理念的教育，重视农民环保意识培养；强化农村中小学、农村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中“绿色发展理念”教育内容，全面提高农民劳动者的生态素养；加大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树立农村生态环境的危机意识，提升农业劳动者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认识和能力。第二，强化农业劳动者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确立崇尚生态文明、热爱环境的高尚情操，杜绝出现生态观念淡薄而致使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不良生态现象，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觉性和责任意识。第三，地方政府要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政策支撑和改革创新，在推进绿色发展、资源节约型发展、环境友好型发展中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

2.制定农业“生态红线”。第一，建立完善监管对环境保护相关的管理制度，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奖惩举报制度，让社会各个领域广泛的监督农村环境，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第二，建立健全滥砍滥伐、不按规定捕鱼、滥用农药、污染直排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整治制度。农民是农村实践的主体，必须要通过法律法规保证农民充分享有生态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第三，按照民主程序，由村民自行决定本村针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以政府投资为主导，以财政用于农村公共设施投入为手段，引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农民真正的树立了绿色发展理念，就会有意识的坚守生态底线，才能从根源上自觉的去解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

3.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第一，加强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严格农业投入的市场管理；加强和落实对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费用补助政策。第二，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严惩影响农产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提高农业劳动者对农产品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建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网络信息平台。第三，强化地方政府法定职责，健全农产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制度，加大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力度，保护农林业生产安全。

4.健全农村生态建设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源治理，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有机肥、植物秸秆、畜禽粪便资源化有效利用，落实畜禽规模养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强化农田残膜回收区域性示范，继续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第二，加大水生生物资源增殖保护力度，健全水资源利用的规划和论证制度、国家水资源督察制度；全面实施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加大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力度。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退耕还湿试点范围；大力推进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加强营造林工程建设，发展林产业和特色经济林。第三，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强问责监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第四，各地政府必须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关的地方性环境法律法规，必须要在农村建立起实际效用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村规民约。基层政府必须要加大对农村环境的监管力度，一些农民对农村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需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生态赔偿。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总之，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务必政策到位、落实到位。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表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正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与绿色发展协调共进的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孔德新.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绿色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刘思华，黄国勤.生态经济与绿色崛起：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生态经济建设 2012？南昌论坛”[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4]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7]周毅.环境问题与环境文化建设[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01）.1-10.[8]吴羽.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2015（01）.62-65.[9]杨新莹，李军松.绿色文化：基于我国的构建与繁荣[J].河南社会科学，2014（08）.12-18.[10]张兵.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法律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0.[11]李红梅.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1.[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5-10-30（01）.[13]中共中央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02-02（01）.注释：

①习近平.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N].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第 1版.②杨新莹，李军松.绿色文化：基于我国的构建与繁荣[J].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13页.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第 158 页.④吴羽.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2015年第1期，第63页.⑤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7月1日，第 1版.⑥张兵.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法律问题研究.华中农业大学，2010年，第86页.⑦《中共中央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2月2日，第7页.⑧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版，第210页.

第三篇：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技术推广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逐渐进入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生态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在农业生产单位亩产不断提高、效益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却面临着环境污染加剧、土壤地力下降、病虫害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加快农业技术创新，加速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让新技术普及到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中，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技术推广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南丰镇根据省、市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法规要求，积极创新实践，开创了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工作新局面。在队伍建设上，加强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和再教育工作，提高农技人员的业务素质，适应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在服务形式上，建立技术人员包村联户服务机制，结合实施科技示范县项目，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服务实力不断增强。在重大技术推广、设备应用上，政府配套资金鼓励技术方案实施，促进一些农业重大技术的普遍使用，较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办法

1.1 科技人员联村入户工程 南丰镇农业服务中心现有技术人员11人，与镇区各村实施网格化对接，一人负责一村农业技术指导工作。并结合省科技入户工程，每年发展示范户200余户，由技术指导员挨家挨户上门进行技术指导和推广，通过实地了解查看，分析生产管理利弊，面对面、手把手总结经验，示范指导。通过培育示范户，辐射带动千家万户，实现科技与农民零距离接触，建立人、财、物直接进村入户的科技推广新机制，促进农业科技供给与农民科技需求的有机统一，推动现代科技与乡土知识的融合应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科学种田的积极性，带动了当地农户整体科技能力不断提高。全镇蔬菜主推品种覆盖率达90%，蔬菜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覆盖率达到80%，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1.2 政府政策资金支持 在一些农业重大技术、设备、品种的推广上，为加快实施进度，镇政府配套落实了补贴和奖励资金。在农业机械推广上，截止2013年，全镇已拥有中拖83台（包括大棚王），手扶插秧机44台，高速插秧机54台，水稻直播机14台，收割机47台，机动植保机601台，静电喷雾机1325台，油菜移栽机1台，田园搬运机一台，撒肥机1台，田园管理机20台，大棚园艺喷雾用药机2台，蔬菜播种机1台，自走式起垄覆膜机1台，深松机2台，旋耕机56台，盖籽播种机19台，条播施肥机13台，开沟机35台，水田耙秸秆还田机83台，秸秆打捆机2台，水稻育秧设备2台，农业机械总动力33256千瓦。借助农业机械的使用，2012年水稻机插秧18600多亩，机插秧率达85%，水稻机直播（旱直播及水直播）4000多亩，机械化种植面积占全镇水稻面积的99.3%，基本淘汰落后的人工直播。在一些新优品种和重大技术上，镇政府加大投入，有力推动了常农粳5号、武运粳19号、甬优8号、扬麦16号等品种的覆盖面。新技术主要推广温室水稻育秧、机械化油菜种植、秸秆打包利用等新技术；继续示范扩大秸秆还田、果园套种绿肥、机插秧育秧及高产栽培、病虫草综合防治等技术；推广水稻壮秧剂、稻麦叶面肥、井A蛇床子素生物新农药。

1.3 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 南丰镇农业技术推广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窗口作用，建立了2个稻麦高产示范方，1个蔬菜高产示范基地，1个健康生猪养殖示范基地。引进并试验、示范新品种、材新料、新技术，为推广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组织农民和技术人员、基层干部观摩学习，充分发挥示范样板作用。示范基地建设依托农业专业合作社和种田大户，建立高标准粮食、油料生产等主导产业示范区，联合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服务组织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引导发展新型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构建新型农技服务推广形式，激活农技推广工作。

1.4 农业技术培训工作 2013年南丰镇共组织市镇两级培训班6期，累计培训1000人次；编印、发放农业科普资料、告农户书施肥建议卡计8万余份次；召开农业生产现场会6次。通过培训，提高了农民种养殖技术水平，促进了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结南丰镇近年来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和成效，虽然农业技术水平取得了很大的提高，但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农业技术推广方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农业推广知识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缺乏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农业推广办法流于形式，不能发挥真正的技术示范推广效果，目前农业生产上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目前的办法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摸索出新的办法。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技术推广的建议

3.1 农业技术推广内容的更新和丰富 随着农田承包流转和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务农劳力越来越少，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为5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过几年，这一批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将逐渐退出农业生产，年轻人大多又不愿意务农，农业生产面临短缺大量劳动力的情况。农业未来必由之路是机械化、规模化、自动化，因此，必须加大农业机械的推广力度和相应的农业机械应用知识、公司化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现在农业生产中还存在肥料利用率较低、病虫害防治困难等很多问题，很多作物还没有标准化的管理标准，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农业技术推广得到解决。

3.2 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 农业技术推广者尤其是基层的农业技术推广者，肩负着长传下达的推广作用，直接与农民接触为农民服务。他们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和成败。相比较国外发达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和高素质的人才，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人才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没经过系统的教育，还有部分缺乏扎实的实践知识。一方面要从农业高等院校吸收优秀毕业生加入到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来，另一方面要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提高素质，以适应新时期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3.3 创新农技服务方式，狠抓农技推广效果 随着农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探索形成了“农民手机报”、“农民网上培训”等手机和网络农技推广模式，对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下一步，在农技推广中，应更加重视内容的丰富性，增加多媒体视频展示及实际案例的剖析实践，让培训内容更具有直观性和可操作性，老百姓既学到理论知识又学会实践操作，使推广获得最佳效果。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也应更具有展示型和模范性，示范基地不仅仅展示新成果效果，更应该展示如何使用，技术如何操作，成为传帮带的模范

窗口。

3.4 强化农民的科技意识，激励农民农业技术创新和示范推广的动力 一是要大力宣传运用农业科技成果致富的典型，引导和激励农民学科学、用科学，增强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意识；二是要切实改善农业生产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经济实力，增加农民采纳农业科技成果的条件和能力。农业生产中，农民的实践经验最丰富，有些技术水平高的农民也能摸索出新的管理办法和试验出新的品种，但是由于对农业知识产权知之甚少，分享这些创新知识又没有相应的报酬，因此缺乏将自己的成果进行分享示范推广的动力。如何调动充分调动农民科技创新积极性和示范推广性。一是要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出的成果应及时申报专利，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要让科技创新的农民从知识产权转让、开发中获得收益。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农业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在推广示范中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 王涛、程序。农业技术推广案例选编。中国农业大学。2006.123

[2] 杨林堂、王秋兰、王根全、张丽、孙改桃。新时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现状和对策。农业科技管理，2007，（5）

第四篇：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谭翊飞

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十一假期，回到农村，便可以顺路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每次返乡都有许多对于乡村的思考，却未一一记录。下面以微博体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

1，在我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8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学校会专门放农忙假，我们戏称为“流氓假”。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因此，过去有钱人家双抢期间会雇佣劳力帮忙收割。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以现在每日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去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再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标，产生了纠纷。不过，我好奇的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交易，可能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2，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都爆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也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相比于苛政猛于虎的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村民还是觉得现在政府不错。至于腐败工程，反正浪费的也是国家的钱。

此外，另一重豆腐渣工程可能更令人担忧。我曾去云南地震灾区采访，一些花园小区的业主拉我去看他们的房子，才入住一个月，二层以上的房子全部移位数公分，主承重梁柱交接点水泥脱落，钢筋外露。

近年来，县城的房地产业亦如火如荼，外表美观时尚的房屋耗费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可是如果真有类似地震灾难，哪个房屋可以达到当地地震烈度标准的设计？

农村休养生息，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都有改善，可是基层治理的缺失导致所有公共领域的失败，村庄规划缺失、环保观念淡薄、建筑错乱，这些影响长远，却无人能管。我所在的村子，保留了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的景致，可现在面貌全无。而今，村子不少空置破败的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已大幅扩展，许多人占用了基本农田建房，虽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是土地买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所致。

3，在家期间，我两次去了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班车要等上个小时才凑满一车人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公共汽车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的分析是，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的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的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这进一步挤压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4，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队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队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依靠柴火为主，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去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放的火药被野猪吃了，炸死了一头野猪，最近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村区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农药的污染，仍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5，县城建设如火如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鄱阳湖边上的南山上游玩。这座山上有一首苏东坡的诗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分，过去几任将县城往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湖边，县中已经盖了一排排红色的楼房，新楼边上还建了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体育馆。在南山脚下，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个字，盖了几个仿古建筑，依山旁水，大概是未来达官贵人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附近还建设了宁波工业园区，但我未前往考察。据说主要是一些裁缝厂。因为县城地处鄱阳湖边，交通不便，前几年才通高速，至今未通火车。县城近年来的建设，据说近年是因为获得了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国家投资，但是无论如何，估计地方的投入不少，过去盖楼堂管所的债务消化了吗？仅仅依靠卖地能支撑这么高速的建设吗？ 地方债务是个抽象的话题，但只要到每一个县城去走一走就再具体不过了。未来，这些基建还能持续多久？负债几何？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县级政府迟早要面对的大问题。

6，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而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一些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生的内生动力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

7，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公共设施（硬件）的改善之外，农村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如果抛开尚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未来的主要生活需求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中心的需求，即健康、养老、环境、医疗、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是制度需求，即公平、高效的基层治理，对乡村、城镇进行良好的规划、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等。这种治理一定是参与式，行政主导的必定会产生严重问题，而如何将已垂死的自治制度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对接，是个考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发育乡村社会、重构民主的县域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对城市居民而言，这些需求尚未满足，对农民更是如此。而且，因为农村地域广阔、生产水平低下，因此要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不容易。一些公共需求必须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但在一些领域，私人服务应仍有相当的前景，需要的是政策放开、提供优惠的税费条件、土地政策，并进行公正且严格的监管。

政府之手，如何帮助市场运作，却又不干预市场，这是关键。

当然，并非说上述需求就立马会成为现实的主要需求。目前，近年来重新进行住房改造的仍然是小部分的先富农民，大部分仍住在老房子里，对这部分人而言，更好的住房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需求，建材、家居市场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农业机械的新需求。

第五篇：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内容提要：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大势所趋，以乡村领导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必将对乡镇转变领导方式、转换工作作风构成强大的内在动力，对乡镇机构改革产生巨大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改革后的乡镇行政完全有能力适应以村级治理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乡村关系。关键词：村级治理乡村关系乡镇机构改革费改税

我国的基层政权设在乡镇，村则是农民群众实行民主自治的社区单元。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关系既反映了国家行政与村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界。建立何种乡村关系及乡村关系状况如何，实在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好坏的一项关键因素。当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不可逆转，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此种背景下，笔者试图结合农村调查的切身体会，来略谈一下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

时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展望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时要求：“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正是借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全国人大在屡次争议后，终于在1999年11月正式通过了已试行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农村基层民主的强制性和规范化建设纳入轨道。依照《村组法》的规定，我国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选举，对村民负责。正式颁布实施的《村组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在新《村组法》颁布不久，甘肃、山东、广东、湖北等省人大常委会即迅速根据《村组法》的有关要求制定并通过了地方性选举办法，这些具体选举办法的特点是对选举各环节作了细致规定，体现了吉林梨树县“海选”将候选人提名、确定和正式选举的权利全方位交给农民的基本精神。这些具体规定使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试图干预选举结果，农民都可以对照法律条条指出其行为违反了《村组法》和《选举办法》的某一款项。这样一来，《村组法》试行时因为程序制度不足所造成的乡镇行政干预村委会选举的后果难以再

存，农村民主化的方向必将大势所趋。此一点从新《村组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1]我们在农村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对中央政策很敏感的农民也已经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联播以及报刊杂志上大体了解了“海选”的精神，对真正的民主选举充满期待。许多乡村干部虽然对“海选”充满忧虑，但大都认为大势不可抗，村级民主化不可违。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村级治理的民主化仅仅是展示了良好的开端。站在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行政的立场上，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可能造成乡镇行政在村一级无“腿”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有太多民主化的热情。但是，在国家强制推进村级民主，学术界与舆论界普遍欢迎，农民又有越来越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情况下，乡镇乃至县市一级很难再抵挡得住民主化的隆隆脚步，村级治理必将很快迎来一个民主化的未来。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并不只表现为民主选举，而且表现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即所有与村民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均应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不同意的事项，村干部即不能办。民主管理即让村民群众参与具体的村务管理，如由村民代表参加治安、调解、公共卫生等项事务的具体管理等。民主监督即由村民群众通过诸如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财小组等等形式监督约束村干部，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和违背村民群众意愿的错误做法等等。所有这

些方面综合起来，在村级治理中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状结构，使得所有违背村民意愿的行为都很难发生。不仅过去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影响了干群关系的村干部吃喝贪占没有了存在的空间，而且乡镇行政凭借对村级组织的控制而向农民增加的种种不合理负担也很难再提取上来。总括以上叙述，即依照《村组法》所描画的村级治理蓝图，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乡镇行政乃至国家的社会实体，在此一实体内部，因为有详尽的制度手段和操作程式规定，村民可以有效建立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村干部任何违背村民群众意愿的行为都会由于受到来自村民多渠道的约束而很难发生，村民群众可以成功地将自己的意愿借村干部的行为表达出来。

二、传统的乡村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整个乡村关系依然是建立在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的。1988年颁布试行的《村组法》因为过于“粗略和原则化，导致村级组织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空隙过大，以致乡镇行政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空隙来制造村级组织实际制度安排对成文制度意愿的偏离。”[2]换句话说，除个别例外，当前乡村关系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无论乡镇行政、村民群众或村干部自身，都明显缺乏自治意识，人民公社遗留下的历史记忆成为主导乡村关系的主要资源。笼罩在人民公社阴影下的传统乡村关系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具体地说，第一、当前乡镇行政为推行政务，亟需在村

一级有一强有力的支点，而此一支点的最佳选择即是村干部。无论是计划生育、殡葬改革、还是环境保护、维护治安，不凭借村干部的协助，乡镇行政的实施效果将大大折扣，甚至根本实施不了。乡镇行政的实施。第二、承包经营使得分散经营的农户成千上万。无论是向下传递党的方针政策，还是往上收提留税费，离开了熟悉千家万户情况的村干部，乡镇行政纵有再大的愿望和热情，也无力一一面对农户。正因为村级组织对于乡镇行政的如此重要性，使得传统乡村关系即乡村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具有了合理性，这也正是当前有人重提“村政”的主要理由[3]。不仅如此，因为《村组法》规定乡村关系为指导关系，乡村实际上的领导关系“名不正而不顺”，这就使得当前乡村关系既无法获得“村政”背景下的好处，又无法获得“自治”名下的好处。[4]当前乡村关系要么实行“村政”，要么真正“自治”。村政的好处是可以有效解决乡镇行政在村一级的支点问题，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非常重要。但是，“村政”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如何监督乡村组织的不良行为？因为“村政”对上负责，村干部必然很容易即可用欺上的手段来获得上级信任，更何况现在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时期，村干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买通”上级，而将经济负担向村民群众转嫁，严重的时候，乡村干部可能会借转型时期的无规则来恣意妄为，渔肉百姓；第二、“村政”

不能解决社区资源动员的问题，即对上级负责的村级组织如何可以得到村民的信任？举办村里的公共工程时，群众如何敢于放心地将集资款项交给不对自己负责的村干部？第三、乡镇行政很容易利用“村政”这个下级来为他们私人谋取好处，诸如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强制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屡屡发生，又屡屡失败，大而无当的政绩工程屡屡上马又大多损失惨重，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村政”这个下级来实施他们或轻率或有不良目的的决策。正因为“村政”无法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当前选择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路径。具体而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农民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参与积极性，使得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已经很难逆转。村级治理的民主化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可以有效监督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第二、可以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5]；第三、可以抵制乡镇行政的瞎指挥。显然，无论“村政”或“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都较现存的笼罩在人民公社阴影下的传统乡村关系具有优势。而就“村政”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两种方式比较而言，两者都既有优势，又有不足之处。我们以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较“村政”更为合理，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抵制转型时期权力本身不断膨胀过程中滋生的种种问题。在转型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约束能力和制度本身的刚性均成问题，源自行政权力的种种不良因素都可能膨胀扩大，无论是借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还是借道德约束本身的力量，都很难约束这些不良因素的膨胀，唯一的办法是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和制约，从而使那些源自权力的不良因素无以生存。以当前农村现存的种种问题来说，无论中央想出多少办法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转换工作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乡镇一级（不仅仅是乡镇一级）总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是老问题还未解决，新对策又已产生，中央和农民对地方上的“对策”防不胜防。那么，为什么乡镇可以想出对付中央政策的对策，拒不改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很简单，对于分散的农民来讲，乡镇可以指挥村来实施高压，可以以种种借口来实现它的别有用心的目的。这就是说，正是“村政”最具价值的乡村领导关系可能为乡镇行政权力的无所约束提供手段，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则通过釜底抽薪，使得乡镇行政不转换工作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所有成为对策的借口都不能不转换成执行政策的压力和动力了。我们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深深地感到，转型时期试图以道德修养和成文制度约束权力，实为缘木求鱼。唯有以权力制约权力，单方面成为对付中央政策的“对策”才不致于肆无忌禅地四处横行。正因此，我们以为“村治”较“村政”为好。这里，要实行“村治”还必须解决两个认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可能造成何等严重的恶果。第二个问题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会对乡镇工作造

成何等程度的困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无论如何估计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所造成的恶果都不过份。以下以几件具体事项说明之。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三提五统”挂钩，在当前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便不是依据农民实际收入来计算，而是依据上面要收多少钱来规定；面对市场的农民当然有权力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但当前农村普遍存在乡镇强迫农民种什么，如何种的问题。若农民增收，乡镇领导干部就有了“政绩”（事实上强迫农民种不种什么的后果大都是农民减收），农民减收了就该自己倒霉，很少有谁为农民减收承担过责任；强制保险、达标升级、不负责任的建设决策等等，所有这些，若乡镇负责人没有经济利益上的企图，也大都是为了搞出政绩以备升迁。其后果是，不搞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就不会善罢甘休。[6]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当前乡镇行政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结为两项：第一项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民政优抚等方面的事务；第二项是收取诸种税费提留。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基本结束以农助工的阶段，乡镇向农民收取的税费提留主要用于乡镇行政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诸种方针政策的费用和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当前乡镇行政往往只收费不服务，收费本身成为了目的。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普遍被“提留收取”所替代，成为对当前农村工作的莫大讽刺。据调查，当

前从农民那里收取的税费大多它用。理论上是为农民服务的收费，却变成了养活大批闲杂人员的人头经费。这样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既然不服务，收费干什么？再问：若不收费，当前成为天下第一难的税费收取是否可以变得容易起来？税费收取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难，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钱，税费收取额度远远超过了农民实际可以承受的限度。从全国总体情况看，1994至1887年，全国农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收从433.2亿元上升到696.3亿元，农民人均上缴税金由48.7元上升至76.3元，年均增长16.1%，同期，全国农民向集体交纳的提留统筹从365.8亿元上升到645.5亿元，农民人均上缴集体的提留统筹由41.1元上升至70.1元，年均增长19.5%。而从1994至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为年均6%。[7]在农民没有钱的情况下，无论是“村政”还是“村治”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可能造成乡镇行政工作困难的首要因素不是建立何种乡村关系，而是改革乡镇机构，精减乡镇人员，减少不服务的诸项收费。换句话说，构成为对未来民主化村级治理主要挑战和障碍的因素不在乡村关系而在乡镇本身，乡镇必须为民主化的村级治创造宽松的环境。好在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本身不仅可能成为乡镇工作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

三、乡镇机构改革的空间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和税费提留屡收不起的根本原因是费多税少，由此造成了收费者和缴费者双方的随意性，此种观点认为，只要将农村费改税，可以《税法》来规范收税和缴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既解决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又解决税费收取困难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姑且不论税费不同的功用，费改税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由谁来收税？第二、收多少税？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当前乡村税费收取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财税部门收税，由管理（服务）部门收费。财税部门和管理部门即乡镇的“七站八所”。过去农民出售公粮，“户卖村结”，无论是财税部门还是管理部门，它们都可以在“村结”时直接从农民售卖公粮所得款项中扣出，农民出售公粮得“白条”。近年强调“户卖户结”，财税和管理部门必须到一家一户农民家中收取税费。因为农户分散而庞大，其工作量远非乡镇七站八所所可以承担，因此，近年此种税费收取方式已较少采用，而大都转为第二种方式。具体地，第二种方式是“七站八所”将税费提留额度计算到村，然后，通过种种途径“攻关”乡镇行政，乡镇行政当然也无力承担税费收取所需要的工作量，因此，乡镇行政借用现行的乡村关系体制，与村主职干部鉴定税费收取责任状，对于按时或提前完成任务的村干部给予经济上的奖励，对于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村干部给予经济上的惩罚，严重的，由

乡镇行政以工作不力免去村干部职务。单就以上两种税费提留收取方式而言，一种是由部门直接收取，一种是由乡村组织代收，在形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户卖村结”时，部门扣款是以农民出售公粮为前提的，当农民交不起税费时，他就拒绝出售公粮，因此，“户卖村结”时对村干部最大的工作压力便是所谓与“派款”联系在一起的“催粮”。表面上看“催粮”是村干部在为粮食部门出力，实质上是在为部门收取税费打基础。换句话说，无论何种税费收取方式，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离开了村干部，税费收取都不可能。问题在于：

1、通过乡镇与村主职干部鉴定责任状的形式来强制村干部收取税费的法理依据何在？

2、既然将收取税费的责任转嫁到了村干部身上，还要那些乡镇一级的税费收取部门干什么？据我们调查，当前乡镇一级仅财税部门，虽然在实际收取税费方面能起作用甚小，但它们依然是乡镇最为富有阔绰的部门，由乡村干部辛辛苦苦收取上来的税费，财税部门至少要花费近四分之一。换句话说，仅仅因为体制原因，农民就要额外多出近1/4的钱来养活不干事的部门。实行费改税显然只能改变费税的性质，并不能解决由部门收税的工作量，也就是说不能改变由村干部来收取税费本身的必然性。这同样不能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据实征收，有多少收多少，这是税制的基本原则。但当前由村干部来收税，事实上是将税额包到了村，实质上是包税制。《村组法》规定“乡统筹的

收缴方法”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是说乡镇下达的“五项统筹”费额可以由村民自己讨论决定如何分摊，显然，乡对村是包税制，村对农户则可以是一般税制。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大大减少了乡镇的工作量，而村内因为农户较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采用一般税制的工作量并不太大。实行包税制一举解决了村干部收税法理依据和专职收税部门的出路问题。即，将当前乡镇一级庞大而独立的财税部门收缩成为乡镇的一个会计单位，由此减轻农民的负担。再讨论第二个问题。因为当前收费部门事实上大多没有服务，而税费提留总额相对于农民实际收入太高，因此，农民无论税费，统统不愿交纳。将税费统收实在是不太合理的做法，原因是农民交费是为了获得较“自我服务”更多的公共服务，但当前乡镇一级服务部门遗留下来的“官气”太重，一方面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太差，农民有无这些服务无所谓，认为交费卖服务不划算；另一方面，要养活相对于劣质服务过于庞大的部门人员，部门就必须千方百计向农民收费。因为当前部门“官气”本身的问题，乡镇政府或上级部门不可能臵部门死活于不顾，大多千方百计从政策上给部门以优惠，对只收费不服务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向部门交费事实上成了如税一样必不可少的负担。[8]因此，若不解决当前部门只收费不服务的问题，费改税就只能强化而不是削解部门的“官气”，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民的负担。如此一来，具有讽刺意

味的将是农民不仅负担减轻不了，而且劣质的服务可能都不再有了。问题的关键是将现有的费推向市场，即是将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也就是说，应该将部门的“官气”削掉，让它们凭借服务来获得生存，农民为了获得较自我服务更多的公共服务，而自愿交费。费不应该是乡村强迫农民交纳，而应该是农民主动购买服务的支出。这就涉及到部门本身的改革。一旦费从乡村干部工作中或包税额度中清除，农民人均负担的税额就会大大减轻，收税和收费也就可以大大地容易起来。如上所述，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因其对乡镇行政不合理收费的抵制，构成了乡镇机构改革的强大压力和内在动力。其改革的方向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功能重复的部分合而为一，具体若财税部门不收税，就应将其收缩为一个会计单位，而由收税效率更高的乡镇行政负责收税；第二、将绝大部分服务部门推向市场，不要与上级所设机构搞一一对应，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的就坚决撤掉；第三、对于少数管理性的服务部门，应依职数定人员，多余闲杂人员全部遣散；[9]第四、某些地方在乡村之间所设管理区，可以撤掉，其人员除一部分抽回乡镇外，可以安排部分素质较高者到村级担任支部书记职务。改革后的乡镇机构做什么？其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诸项职能，因人设事的部门和事务，因个人目的而惯于借用的传统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新型乡村关系背景下，既成为改

革的对象，也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前提。

四、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目标模式，在此进程中，农民政治认知与参与，村干部的自我定位，乡镇行政工作方式方法等等，都是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换句话说，当前乡村关系本身依然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如何描述乡村关系的转换过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从总的趋向来看，当前村级治理民主化的趋向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充满立体感的未来乡村关系图景。第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首先构成了对当前乡镇行政强有力的挑战。当乡镇行政不再能够控制村干部的人事任免权时，村干部终究会认识到自己应该对谁负责。有人调查发现，无论是由乡镇行政指定还是由村民群众选举，“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他们认为，既然群众选举的人正是乡镇希望当选的人，这就不会对乡镇工作和传统乡村关系造成什么影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选举本身具有的巨大力量。既然村干部是由群众选举的，在此过程中乡镇行政并无插手选举的机会，过去由乡镇任命且对乡镇负责的村干部何以会再对乡镇负责？不对乡镇负责的村干部并非事事都要与乡镇搞对抗。但当乡镇行政的强制命令与村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发生冲突时，村干部会否如过去一样服务于乡镇的目的？构成与村民群众意愿强烈冲突的乡镇指令大都是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的东西，诸如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屡禁不止的达标升级等等方面，将首先成为村的抵制对象。而构成当前乡镇行政强制村一级的诸种事项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为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了个人目的而搞的所谓“政绩”工程以及所有为农民强烈反感的吃喝贪占。此些方面在面对村一级强有力抵制后，乡镇有能力自我消解，自我改造。也就是说村对乡镇的抵制可以在乡镇中逐步清除乡镇所可以控制的不良方面的行为；第二方面为来自上级部门的强制性任务诸如摊派、达标升级等等。此些方面无论乡镇行政本身如何想办法，在遇到村一级强有力的抵制后，乡镇便处于所谓“下顶上压”的困境之中，传统乡村关系下村级组织所遇到的困境由此上移至乡镇之中。处于困境中的乡镇行政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转变工作方法和转换工作作风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所有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乡镇行政可以构成对上级（县一级）强大的压力，来自县级强制性指令中的由县级本身可以解决的部分，县级就必须面对并且想办法解决之。而更深层的来自更上级的不合理指令，即可如此类推解决之。[10]这样，源自村级治理民主化所构成的对乡镇行政强大的压力便会逐级上传，当此种压力足够大的时候，过去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不合理指令便自下而上层层被剥离和清除掉。过去成为对付中央政策的层层加码的“对策”当然也就越来越难有生存的余地。总括以上所述，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展示出了一幅自下而上良性改革和有序发展的内动力画卷。第二、村级治理 的民主化可以锻炼农民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当农民真心意识并体会到村是一级独立的自治实体以后，村集体发展的好坏与农民个体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便不言而喻了。在过去的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而又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无论村集体负债或者存有积蓄，村民都不以为与他们自己有多少[1][2]下一页

关系。正因此，村民虽然对村干部高息借款向上级交提留或有的村民故意拖欠集体提留等存有意见，但只要不让他多交积累，他们便无所谓了。村民对村集体的冷漠与村作为村自治实体应有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之间的巨大差距实让外人难以理解。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当前乡村关系特别是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村民为什么对村集体的冷漠了。一方面，乡村干部虽然理论上承认村集体财产是村民共有的，但事实上村干部发多少报酬，村集体搞何种公共建设，除非要向农民摊派，均很少找村民商量。传统乡村关系不仅使得任命谁当村干部的主动权掌握在乡镇手中，而且村集体资金如何使用，乡镇也有极大的发言权。相反，作为村集体财产主体的村民不仅无权支配集体资金如何使用，而且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集体资金是如何使用的。甚至村民要清理村集体的财务帐目都困难重重。[11]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在改变传统乡村关系的同时，使得村干部与村民

群众之间，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互动及利益关系凸现出来。一方面，村民可以有效监督村集体资金的使用，村集体的赢利可以为村民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一方面，随着村民对村集体经济控制能力与信心的强化，他们必然逐步体验到自己利益与集体经济状况的密切关联，逐步承担起集体经济或发展或萎缩的责任。[12]如此一来，村民就不仅会关心自己应负担多少税费，而且会关心村集体积累的增减。一旦村民普遍将自己的利益与村集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则在由村承担应缴提留税费时，少数故意拖欠提留的农户就会受到来自其它农户强大的压力，这时，既不是由来自国家的力量，也不是由来自村干部的工作，而是由来自村民之间相互熟识与联系而产生的压力，将传统乡村关系背景下单纯依靠乡村组织甚至专政工具来完成的提留收取工作搞好。[13]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正是通过在相互熟识的村民之间形成共同的利益关联，而达成村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约束。不仅提留税费可以通过转换成与村民密切关联的村级集体积累而形成内在提取机制，而且其它许多原本需要乡镇强制完成的工作也可以通过转换成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自治事务而形成内在作用机制。也许，正是民主化村级治理所可以形成的村内治理机制，可以为未来乡村关系打下颇为牢靠的基础。

[1]吴毅：《制度引入与精英主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2期。[2]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3]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村级管理方式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8期；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4][4]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的评估》，《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4期。[5]贺雪峰：《村民参与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6]参见《南方周末》1999年10月29日，第一版、二版，七版。[7]参见赵新社：《农村税费制度为何要改》，《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3日。[8]李武武：《农民不合理负担的30种表现》，《调研世界》1999年第10期。[9]王安仁等：《乡镇机构改革势在必行》，《调研世界》1999年第10期。[10]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11]高晓晖：《一场深刻的变革，从最小的村“官”开始》，《今日名流》1999年第10期。[12]农村基层制度创新与税费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6期。[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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