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第一篇：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1)土地制度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农民私有、农民经营；农民私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等四个阶段。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而在我国不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在不断对其进行一系列的修正完善，譬如，为稳定农民的预期，鼓励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先制定土地“承包十五年不变”的政策，后又为“承包三十年不变”；为避免土地频繁调整，使农地细碎化，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随着生产的发展，土地小规模的经营制约了农业效益的发挥，而在一些地区出现土地抛荒、粗放经营的现象，国家又出台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各地区也探索了土地流转的不同方式；随之，各地又出现借土地流转而侵犯农民权利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针对完善中国农地制度的各种政策发挥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相反，更多的问题却不断暴露。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经营的政策是不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是应该继续完善还是进行制度变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带来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新的获利机会而引起，所以一般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变革费用低，制度效率高的优势。然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的同意，即“无异议”，而如果新的变革将触及到某些群体或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权力阶层的利益，则相关的制度变革就难以自发实现。所以诱致性制度变革在变革深度上难以深入，往往进行到触及相关者的利益的那一点就受到强烈抵制。为了不引起相关者的反对，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新旧制度妥协、不彻底的产物，这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局限。所以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很明显带着计划经济体系下特征，现行农村双重共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其经济主体是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这就造成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清。这就在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土地流转。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者是村民委员会，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在利益驱动下，往往花样翻新，以“两田制”、“反租倒包”等方式，硬性进行调整。其借口主要有三：一是以结构调整为名，将承包地随意调整搞连片开发；二是以规模经营为名，将承包地人为集中到大户手中；三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名，将承包地长时期、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承包地的合理流转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作为土地流转和结构调整的主体，理应自己来当家。但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树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强迫流转，暗箱操作，从中渔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根本不考虑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诸多隐患。这方面“蓝田风暴”已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

二是“圈地运动”。这一轮“圈地运动”范围之广，圈地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方兴未艾。现在谁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借“开发”之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个人发得越快。近年来，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从县到乡，不顾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开发商到处圈地盖豪华别墅，有的港台商人以投资为名、行圈地之实，甚至一个项目就占用上千亩好地，等等。这种“圈地”听任发展下去，后患无穷。特别是对农民来说，一直默默为国家作贡献，过去是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剪刀差”，现在是为城市化贡献土地。从城市建设到各项基础设施，无不以牺牲土地、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用地都是低价征用，都以行政手段划拨。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稻谷、麦子价格来折算补偿。如高速公路，修建时是政府行为，低价征用土地，但修好后就转化为企业行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给农民每亩耕地的补偿金仅几千元，而公司老总的年薪达几十万元。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成资产，上市后变成资本，价值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失地“下岗”农民却生路无着。据了解，从1999年实施新的《土地管理法》以来，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多数是原来比较富裕的郊区农民，现在却大多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对越来越值钱的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农民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反而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成了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根导火索，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局面。不论是农民承包地流转的越俎代庖，还是耕地的乱占滥用，根子都在土地产权不到位,耕地保护缺乏真正的主体。农民本是耕地保护的主体，但由于土地是集体的，实质上在集体所有制下，“谁”真正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不明晰的。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而且由谁行使所有权主体职能、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法规上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包括村镇干部可以颐指气使，以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根本不将集体农民和农民个人放在眼里。对集体土地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农民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使农民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缺乏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自信。这就是造成以上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现行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缺陷，对它的不断完善并没能达到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完善的结果不仅违背了公平的目标，也不能带来效益的目标，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不清晰带来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不解决这个矛盾，对我国政治的稳定、经济效率的发挥均是不利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是进行农地制度改革。（作者：3COME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立即删除）

第二篇：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http://.cn 2010年04月27日11:42 法律与生活

强拆者依仗着什么

——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文/王才亮(著名拆迁实务专家)

中国的拆迁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律制度，它本身应当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不是过去大家所理解的民法范畴。如今，这种在政府主导下强令老百姓搬家的制度，成为急需依法废止并重新设立的制度。

拆迁制度的三阶段

中国的拆迁制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3月22日公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此前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城市规划法》，为了确保《城市规划法》的实施，产生了它的配套法规，也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实事求是地说，诞生于20年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非议。它的制订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有了一定财力，需要通过拆迁加快从“文革”以来停滞不前的城市和住房建设，同时通过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内需。这个“条例”出台时，里面有两个十分关键的字，就是后来日益被淡化的“安置”二字。这个“条例”的补偿原则是根据被拆迁人居住人口，按照人头给予补偿“安置”。而当时拆迁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拆迁人多是当时的城开公司、房开公司，大部分是政府直属企业。当时，政府在拆迁中是亏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拆迁就受到了

公众欢迎。这是中国拆迁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上述局面好景不长。由于拆迁带来的房地产开发包含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导致国情发 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中国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发商。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行，其中的房屋制度改革，从过去国家全部承担房地产的建设和开发，转变为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加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建设，由此许多国有房地产公司改制，由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商人们买下。再加上新成立的房屋开发企业，形成了一个新群体开发商。开发商在立法制度上，赢得的第一个战役，是1994年出台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此，中国拆迁制度进入第二个阶段。《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一个非常蹊跷的规定，就是住房建设需要房地产开发资质。从那一天开始，全国的单位和个人丧失了建房权，住房建设成了开发商的特权。从此，中国的住房建设被开发商垄断，拆迁方向也因此改变了。到了1998年，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国的房地产制度基本建立。

在上述制度下，形成了三个垄断特点——

第一个垄断，是土地的公有变成了政府所有，由政府对土地市场一级垄断(现在延伸到二级市场的垄断)。政府垄断土地即政府通过土地的出让来谋取土地出让金这一巨大的土地级差，从而弥补财政的不足。

第二个垄断，就是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老百姓没有自己建房的权力，单位有钱也不能自己建房，只能购买开发商的房子。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意味着垄断了住房价格的话语权，买房人、被拆迁人，成了弱势群体，永远和它处于不对称的状态。

近几年随着情况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个垄断，那就是大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的话语权。政府招拍挂的面积越来越大，设置的门槛越来越奇怪，其结果是剥夺了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平等自由竞争，小的开发商没有资格参加竞争，而且随着土地招拍挂的猫腻越来越多、水越来越深，具有官方背景、权力背景的开发商，越来越频繁地在全国各地拿地，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更进一步的垄断。

由于上述三个垄断，中国房价失控——失控的背后是暴利。

为了利润最大化，开发商在登上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后，就不太愿意按照老的拆迁制度进行公平的补偿安置了，从而推动了拆迁条例的修改。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305号令，对《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并于同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修改了什么呢？

首先把原来的“补人头”改为“补砖头”。过去是按照住房人的居住条件、居住人口来解决补偿安置，现在是按照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的市场估价，意思是房子值多少钱我补你多少钱，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它不是以市场的真实交易价格为标准，标准是以市场估价。

第二个修改，加大了行政裁决和执行的力度。修改后的新规规定，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没有达成协议的，可以申请裁决。可怕的是，虽然规定对裁决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诉讼，但是规定不影响执行。

第三个修改，取消了房屋使用人的被拆迁人地位。这一做法虽然可能降低拆迁成本，但打乱了’’拆迁法律关系，闹出很多笑话。例如，国有企业、机关使用的房屋，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拆迁谈判找所有者还是使用者？搬迁和补偿找谁？又如，房屋的承租人也是使用人，拆迁时能回避他们的合法利益吗？

现在全中国有20%以上的人(被拆迁人及其亲人)经历过拆迁，尽管有这么巨大的人口，但无论在人大还是国务院，在制订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地方没有明确的话语权。相反，开发商不仅有代表，还可以找代言人，从而拥有较强的话语权。

修改后的《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开始进入了中国拆迁制度的第三个阶段。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阶段，就是人民群众以生命和鲜血来反抗拆迁制度，反抗对财产的剥夺，同样也推动了这个制度的不断变化。

从2003年的翁彪、朱正亮等，到2009年11月成都的唐福珍、北京的席新柱等人，也包括这期间反抗拆迁的苏州的马雪民、本溪的张剑、大连的周颖智等人。民众在面临暴力拆迁且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或是自焚，或是对那些实施暴力拆迁的个别人实施了反抗。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悲剧，印证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道理。需要反思的是：谁把兔子逼急了？废除拆迁制度的三次浪潮

为了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改变整个拆迁制度，近年来先后掀起三次要求废止和修改《拆迁条例》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以修改宪法为标志。2003年，全国人大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修改。这个修正案有两个亮点，一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二是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宪法修正案(建议稿)》在一定范围公开之后，民间希望《拆迁条例》尽快修正。加上这期间发生了翁彪、朱正亮等自焚抵抗拆迁事件，国务院发出了国办发(2003)第42号文，希望规范拆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掀起第一波废除《拆迁条例》的浪潮。杭州116位公民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拆迁条例》，全国人大领导给予了足够重视。

这本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是在专家学者论证时出了问题。专家论证意见认为，《拆迁条例》是《土地管理法》的配套法规，《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可以收回公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既然都收回使用权了，房屋当然可以拆迁了，所以《拆迁条例》不违宪、不违法。这样就错过了一次中国拆迁制度通过行政机关来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的绝好时机。

第二轮浪潮来自《物权法》的制订。2005年，《物权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按照《宪法》的相关规定，越过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个人住房的，要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这在法律上是一个突破。在这期间有了第二波浪潮，以《物权法》为依据，要求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阶段从公民上书，到国内外1000多家媒体、2000多位记者关注重庆钉子户事件，掀起了第二次修改《拆迁条例》的高潮。

这次从2007年2月到8月的浪潮，以公民的胜利为结局，标志是2007年8月24日，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理由是《物权法》从10月1日执行，而《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将停止执行，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制订《城市拆迁管理办法》。这是最高级别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承认《拆迁条例》违反《立法法》的规定。2007年春节过后，建设部开始起草《征收条例》。起草工作完成后，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于当年5月将草案发到全国的建设厅征求意见。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出台的条例(草案)更多吸纳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意见，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变成了《拆迁条例》的翻版，无非是“拆迁”变成了“征收”。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否定了这个草案。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毫不留情地打回一个法规草案，是很少见的。

此后，有些地方政府在新的《征收条例》将取消商业拆迁的背景下，加快了步伐，加大了拆迁力度，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拆迁血案。2009年11月，四川成都发生的唐福珍事件，北京海淀区发生的席新柱事件，都是公民以生命和鲜血抵抗拆迁。这时，北京大学的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就此掀起了第三次修改《拆迁条例》的浪潮。

五位教授的联名上书，作为对中国法制的贡献将会载入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浪潮还没有过去，《拆迁条例》还没有彻底废止，这场争论还在延续。

影响拆迁制度的几类重大案件

在上书和媒体关注之外，典型案例对推动拆迁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作用也很重要。中国拆迁的第一大案，应是湖南的嘉禾事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嘉禾事件处分了5名县级官员，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而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政，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搞连坐、株连。“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是湖南嘉禾县的拆迁口号。2004年6月24日，国务院做出决定处理嘉禾事件，法律意义在于，告诉大家政府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损害群众利益是不合法的，是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尽管现在很多地方还在这么做，但是嘉禾事件树立了一个标准，人民政府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用公权力去搞商业拆迁。

第二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是从翁彪到唐福珍等一系列自焚案件。我不赞成自焚的做法，但不得不承认翁彪等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敢于牺牲。南京市民翁彪是个残疾人，他用自己的房子开了个小店作为全家的生活来源，给他的补偿不足以买新的房子，他一家人就断了生计。翁彪以自己的死亡和拆迁办有关人员的负伤，换来家人的生计。

我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当事人，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不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该起诉的就起诉，尽管可能败诉，但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但是，唐福珍没有去诉讼。2007年，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法》对她的房子下达了拆除违法建筑的决定，唐家提出的行政复议没有见效，就放弃了。当地政府说这不是拆迁，而是拆除非法建筑。理由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非本村村民不得在农村建房，所以唐家是暴力抗法。其实，该案所谓的拆除非法建筑，是不成立的。第一，唐福珍的建筑建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地方当时是农村，《城市规划法》是不适用的，不需要乡级以上的规划部门发规划许可证。第二，此前成都市委市政府有文件规定为了发展村级经济，鼓励市民到农村建房投资，只要村委会签了合同，就视为合法建筑。唐福珍一家去了城市，村委会将他们请回来建房，而且有乡政府的批准，房子怎么成了非法建筑呢？即使依据《城市规划法》将唐家的房子界定为违法建筑，责令其限期拆除，当事人不拆，也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而不是由城管强拆。

第三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是以辽宁本溪的张剑案为代表的以行动来反抗非法拆迁。张剑案十分具有典型性。这关系到当自家的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时，公民是否有正当防卫的权利。通过这个案子，使公民捍卫自己财产的防卫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从而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判

例，支持老百姓依法行使自己的防卫权。西方的谚语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其实我们的刑法也是有规定的，非法侵占他人住宅是要受刑罚制裁的。

一系列的拆迁血案唤起了全社会对拆迁的关注，唤醒了一大批文化人的良知，倒逼了拆迁制度的改革。

第四类，是我们一直关心但社会关心不够的非住宅即企业被拆迁的案件。中国的拆迁制度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大家对住宅拆迁关心，但对非住宅拆迁不太关心。非住宅拆迁的补偿中，也是按照评估价格来补偿，是补偿看得见的财产损失。但是，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老百姓都买完了房子，这个国家靠什么来生存呢？国家应该靠的还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了房地产之外的金融服务业、旅游业等。房地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行业，绝不能是支柱产业。美国不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而是将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建筑业创造了财富。房地产业本身不给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不能单靠开发商不断炒地、政府不断卖地来维持社会的运行。

福建省有一个好规定，对企业进行拆迁的，除了要给财产评估损失作为补偿之外，还要将这块土地出让收益的50%以上给被拆迁企业，使其能发展生产。我们希望，这个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

对于住宅改成非住宅，在2003年国务院42号文已确定给予适当补偿，但给多少是适当没有明确，引起了许多矛盾。从“拆迁”发展到“征收”，条例的规定是否科学关系到能否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民族能否繁荣富强的大事。

2009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但是各地政府依旧热衷于拆房卖地，有的城市已经将2006年竣工的房屋视为旧房而列入旧城改造范围。

所以，要真正维护公民的房产权，终结拆迁引起的悲剧，仅修改或废止《拆迁条例》是不够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许多谬误是当前拆迁矛盾的源泉之一，而非全部。当前，不仅仅要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修改，而是应以对整个拆迁制度进行修改作为突破口推进房地产制度改革。我认为，尽快要做的事有三件：

第一，废除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制订符合《宪法》规定的不动产征收法律法规。按照《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底消除地方政府通过拆房卖地牟利的渠道。如果仅仅是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不能改变目前拆迁扰民的状况。

第二，真正做到让人民在政策和法律制订、官员选拔任用上有话语权、监督权。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就能减少拆迁扰民现象的发生。依法保护群众的正当防卫的权力，遏止暴力拆迁蔓延的势头。

第三，坚决废止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理念。这就需要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改革财税制度，使基层政府减少财政压力带来的拆迁冲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下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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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农地三权分立制度背景（共）

中国农地三权分立制度背景 于晓华

中国农地“三权分立”制度背景：土地是农民的保险手段，不是致富工具

（一）最近17位专家上书中央建言“土改”。据说全文有1.3万字，我没有找到建议书的全文，只能从媒体的报道中窥一斑；其核心要点大概是“要彻底改革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启动集体土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等改革。”因为只有农地是集体所有的，所以建议书说白了就是（1）希望弱化规划权，让位市场选择；（2）希望放松对农地的管制，让资本进入农地市场。然后实行土地自由流转，兼并和转换用途。

让农地使用权放开流动，让资本进入农业，这样的声音一致存在。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资本市场的不景气，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强。这些人提出的理由主要有：（1）防止抛荒，提高生产率，（2）减少征地阻力，（3）提高征地价格，减少房地产开发的冲动（4）让农民的使用权变现等。资本进入农地，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其最终目的都是期待农地转非农用地的溢价。

其实，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布局，很多大的资本公司已经开始投资农业，比如恒大开始涉足畜牧业。我不喜欢阴谋论，但其背后有没有对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预期，土地用途转换的超额利润的觊觎。

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国,日本和德国等）都有非常严格的土地用途规划制度；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的转用。即所谓的“规划权”高于“所有权”的说法。严格的土地的规划制度，也是保障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严格的土地规划制度，在居民区里面建一个化工厂，其后果会对所有的土地所有者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失。

本来农地和非农地就不是一个市场，这基本在所有国家都成立。我就不明白怎样才能按17位专家所言，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如果农地可以很容易转变为非农用途，除了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外，对非农和农业用地市场的冲击都是巨大的。

（二）中国的农地问题数千年历史以来一直是社会经济的焦点。土地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权的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18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对农地制度提出的改革方向明确为“鼓励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我觉得这样的制度设计是适合中国农地制度的最优设计。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要把一个土地的制度设计的这么复杂？从所有权要衍生出承包权和经营权。我认为这是有中国的现实所决定，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这样的土地制度，除了保证农业生产，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是决定中国现有农地制度的根本原因。据最新统计，耕地总面积为20.03亿亩，中国总人口为13.7亿，农村户籍人口约为8亿。农村人均耕地仅为2.5亩。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这么小的人均耕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仅能糊口，根本不足致富；所以，土地不可能成为农民的致富手段。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把土地“种上”房子，其收益肯定会大于种庄稼。这也是上面的那些论点的背景经济驱动因素。

但是，中国农村居民还没有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农村地区实施平均分配土地，起到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的作用。在城市经济不景气，大量农民工失业时，可以起到一个社会缓冲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动了土地制度，让农民彻底失去土地，这个经济缓冲力量没有了，在城市发生经济危机，数亿的没有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会首当其冲失去工作，他们能干什么？学习1949年前的历史，就知道了答案。

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3.7%；也就是53.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拥有城镇户口的人不足35%.。大概有20%的城市人口是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总数约2.7亿。这么大的人群发生危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保障，后果就实社会**。如果他们有一块土地在手，至少不会因为饥饿导致社会**。

所以，现有的土地制度里面强调了“稳定承包权”；其目的就是让农民强制拥有承包权，而不与土地隔离。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这些农民还能拿回土地，维护社会的稳定。的确，中国改革开放35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居安思危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必要的。

（三）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现在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依靠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吸引了大量农民的支持而成功获取的。从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共产党在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城市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蒋介石数百万的军队也不能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把没收到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共产党稳固政权，以及后来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即使35年过去了，时空变幻，土地仍然和政权的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有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虽然在经济上可能不是最优的一个设计，但这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衍生出来最适合中国的制度。

（四）要实施农地的资本化或者农地自由流动，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为农民建立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下降，欠有大量债务，和各地养老保险的紧张状况来看，短时间还很难实现！如果没有为农民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农地资本化就应该免谈.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按照最新的一些研究，农村居民的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60%，确实农业收入已经不占农民收入的主要地位。维持现有的土地制度，也不是为了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而是土地给农民一个保险。在没有社会保障的背景下，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民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这才不会导致社会大乱。如果没有给农民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贸然实行农地资本化，就等于给现有政权稳定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作者系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第四篇：农地制度创新与家庭经营

农地制度创新与家庭经营

“三农”宏观政策如果没有微观改革的配套将很难长久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和安排中的矛盾，现在到了该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的时候了。

农地制度的现实困难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牛若峰认为，这项改革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以长期永久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另外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土地合作社。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严重滞后与家庭承包经济制度不配套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家庭经营是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仍然沿袭了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公社体制的“遗留”与家庭经营的经济制度的磨擦是现实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其次，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当前农村许多地方，集体经济已成为空壳，事实上只剩下农户 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在一些地方，仅有的集体经济不是集中在为农户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领域，而是集中一部分土地和资产由少数人承包经营，以此作为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再次，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导致当前农村愈演愈烈的土地矛盾和纠纷。近几年，我们对国内近20多个省的农村问卷和实地调查表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计和安排中有两大矛盾无法解决：其一，在集体内部，成员边界不稳定，而且新增成员具有“天赋资源权”和法定的“公开、公平、公正”承包权，因此“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与“承包土地关系变更”的矛盾始终存在。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资源转移的过程，与农地、农民增减变化相伴随，必然不断改变人地关系，“稳定”与“变更”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可避免；其二，集体成员“共同共有”的制度设计，无法屏蔽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极其弱小，这恰巧给一些地方无度征用土地的乡村干部乘机攫取土地资源配置权留下了空档。

削弱农地制度的几大因素

一、农民承包土地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负。在经济意义上，承包土地是集体成员平等获取生产资料和社 会保障的权利；在政治意义上，承包土地是农民获得民主权利的基础；在社会意义上，承包土地还担负着稳定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因此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将提高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并有利于稳定。

二、目前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土地调整压力。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在农村，“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法律精神远没有落实，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短期而不稳定”。

三、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的现实安排与成文制度有较大偏差。乡村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时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地方没有完成二轮承包任务。

四、农村土地大量转移诱致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可能导致家庭经营制度逐步解体。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农业内部的土地流转表现出向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非农村住户等三种主体迅速集中的趋势；农地资源向非农用途大量转移，“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与此相对应，农地资源转移正在悄悄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首先，土地规模流转引致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能被企业化农场和公司所取代；其次，承包农户在享有流转土地的补偿收益以外，其他土地权利在事实上将让渡给经营者。转入土地的大户和外来资本将控制 村社的基本生产资料，进而左右村社“民主政治”，从而打破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社稳定结构；再次，无地、失地农民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他们的身份将转化为大户和外来资本的“雇工”或者“新佃农”。

改革建议

我们认为，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实现形式，改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使其所有权主体具体化、人格化。这样做，可以减少土地私有化对农村经济社会的震荡，同时，土地产权清晰，长期归属于承包农户，能够化解当前矛盾而又比较稳妥。

因此建议：

--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的集体成员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土地。

--把“30年不变”拓展为“长期不变”，实行承包农户“永佃”；同时，严格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和“不得调整土地”的法律规定，切断新增人口与土地的联系。

--用相关法律将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私有财产保护范畴，从根本上屏蔽外来侵权。

第五篇：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文章概述]中国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我简略地考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民国孙中山时期的相关资料，得出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单纯的思想家提出一些关于之国安民的社会救济主张，它旨在告诉当权者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第二类是当权者切实实施的一些社会救济的办法，；第三类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我们作为百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救济，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本文把社会救济的思想从广义和狭义上，从正面和侧面上进行一些阐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简单的总结。

第一、理论渊源

（一）社会大同论

产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行公有制是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则主张社会民主，选贤任能；经济上主张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实现社会统筹，各得其所。在生产方面则是人人尽力去劳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有保障。东晋时期《抱朴子》：无阶级、无君臣、无压迫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大家共同劳动，安居乐业的世外桃园；宋康与之《昨梦录》：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洪秀全《愿道醒世训》：创立“太平天国”。康有为1902年《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以仁爱之心作为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石，同时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设想中涉及养老院、教育与医疗福利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来源，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的理念。

孙中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思想的又一继承者，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民生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主张兴办功利教育事业、保障完全就业，实行全面公费医疗，并设立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

当然这样的论调只能说是给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救济所要达到的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描绘一幅难以实现的彩图。

（二）社会互助论

社会互助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

墨子：“兼爱交利”，“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兼爱下篇》。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慕”。

《太平经》：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当包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汉，于吉。

宋张载主张“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同时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济贫。社会互助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助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三）仓储后备论

仓储后备论是一种主张建立谷物积蓄以备灾荒并济贫民的社会思想。《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悍水溢，民无菜色。” 天有四缺，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集聚，何以备之。——《逸周书•文传篇》

仓储即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即“惟以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有储，缓急有赖，周济无穷矣”。仓储后备的目的在于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稳定。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慌，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福利）思想。

中国历代都设立了不少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等；唐朝时的仓储制度更为完备与系统。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常平仓、军仓、义仓、神仓以及诸卫、东宫、诸司之仓。实施仓储制度，必然要重视农业。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本主义”思想一直占上风。汉武帝时置常平仓以备荒年；汉宣帝时设常平仓——《汉书。食货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罢废，明帝重复其制，其后至魏齐梁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开皇五年，义仓创设。义仓属于地方性济贫救灾设施。常平仓由朝廷兴办。仓储制度到宋代更为多元，除常平仓外，另有惠民仓作为辅助，又设广惠仓以赈灾济贫之用。原为地方赈灾的义仓到唐宋之后变质为县仓、郡仓。宋太祖令“诸州所属县各置义仓以备凶歉，是本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仓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该社，自治经营，以赈灾民。明清常平仓与社仓仍是救荒与济贫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则例》载有贷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贫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贫不能耕种，速命州县开常平仓或社仓，出谷贷之，俾耕种有资，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贫乏者，亦贷焉，及秋视其收成之丰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还；七分者免息征还；六分者本年征还其半，来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缓征，以待来秋之熟。”清代除常平仓、社仓外，义仓仍然流行。《大清会典》曰：各就市镇，乡建廒，春颁秋敛，取赢散滞，奖善酬劳，悉依社仓条规。义仓在清代又称监仓，因仓谷皆由官府捐募而来，初亦官营，到嘉庆后始废官营改为民营，但仍有官府监督。因此，义仓具有半官营的性质。社仓则悉有民间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经营形式，以免社长、社副从中渔利。除此之外，清代台湾尚有为原著民而设的 番社仓，始于雍正四年，为借给穷番本口粮而设，其制为“春借秋还，用不收息。”

（四）社会救济论

所谓赈济说，就是主张用实物和货币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学说之一。官方的慈善事业除仓廒制度外，主要工作还有济贫、养老与慈幼。官方的慈善机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与“孤独园”。唐宋“悲田养病坊”，原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华严探玄记》“福田有五种，恩田、敬田、德田、悲田与苦田。福田者，犹如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将受诸报于后”。

第二、从广义和狭义，正面和侧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主张

（一）正面和狭义的社会救助主张。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从正面和狭义来看，就是实实在在对于需要救济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规定重点救助对象，鳏寡孤独者。

孔子提出“济众助人，安老怀少”。

孟子提出“民为贵，要使百姓接收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

《周礼》中提出备荒赈灾思想，灾前实行粮食储备制，灾后有12项具体的赈灾措施，然后就是体恤赈穷，特色在于对老幼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关怀，国家救助鳏寡孤独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再次就是无息贷款，贷粟，借钱。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粜救荒论，从而避免谷价波动，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钱：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老人死，政府供给棺橡。平时劝导老人家里的子弟，要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设掌幼一职负责慈幼工作。设掌孤一职负责恤孤工作，掌孤还要经常问候孤儿的生活情况。所谓“养疾”即国家设掌养疾一官职，专门负责聋、盲等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生活，为残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谓“合独”即国家设掌媒官职，使鳏寡者再婚，给予天宅，帮助建立家室，三年内不承担国役。所谓“问疾”即国家设掌病一官，对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给予问候，对于病危者，国君还要亲往探问。所谓：“通穷”即国家设立通穷一官，及时发现无家可归、衣食无着者，以便救济。所谓“振困”即在灾荒年头，百姓生计维艰，病、死者极多，国家要减轻刑罚，赦免罪犯，开仓赈灾。所谓“接绝”即士民为国战死，国君给其相识之故人以资财，为其立祠堂，以示纪念。也提出了其独特的“徕民策”，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其“徕民策”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是较早地提出采用社会福利政策招来并稳住来投人口。

韩非的反社会福利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性恶论”、“自为论”出发，提出了“反济贫论”、“贫富分化合理论”等主张，反对国家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赈灾备荒论。

到了汉初，又有一批新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浮出水面。汉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怀少、恤鳏慰寡的社会福利政策，对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初的社会救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宏观社会救济措施；另一类则是针对百姓个体的社会救济措施。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这便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尊老，汉代的尊老，除了社会救济作用外，还具有政治文化意义。恤鳏寡孤独，汉代一般通过赐物或派遣官吏慰问两种形式恤慰鳏寡孤独者。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赈济在灾荒发生后，政府动用国家储备的粮食、库银、物品等，帮助灾民维持生计。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晁错、董仲舒提出积粟备荒思想，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其价而粜”。他将平粜思想具体化为一种政策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赈荒手段，是对先秦平粜思想的制度化总结，其影响不可低估。贫者养生论，对“大贫”者予以救济，以利养民，使“贫者足以养生”。

到了隋唐宋元时期，李世民恤鳏寡孤独。建社仓，在乡村普遍设立义仓，储备粮食，以备饥荒。

张载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赈灾救济论，主张设“社仓”来解决饥民的粮食问题。足赈说。社仓论，社仓米则多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归还。以工代赈，“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董氏在中国救荒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总结了宋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训，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张把常平、义仓设在乡村，使乡村农民得以受惠。其次，发赈不及时，为使赈米能及时运到乡村，他建议赈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粮价中，作为运费。

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救荒赈灾。为对发生灾荒地域的百姓及时进行救济，朱元璋经常敦促地方官要据实报灾，以便根据灾情火速进行赈济。朱元璋对官吏在救荒赈灾过程中的拖延和隐匿等行为，毫不姑息、严加惩办。朱元璋竟命令户部，今后各地如果发生饥荒，可以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发粮赈济，然后、再上报。从历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传统观念，实属难能可贵。设立“养济院”以收养孤贫残疾者。

2、救济流民，主张通过推选岩济和优惠政策，使流民返乡安居，反对采取强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认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应先派名医，深入民间，发入药物，为灾民诊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养恤的办法，避免灾民饿毙于道。第三，采用“兴工助赈”的办法，使灾民尽快脱离灾荒。第四，林希元还强调灾后放贷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灾民生产自救，使农家经济走向复苏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济主张。勤求民瘼。康熙几乎年年出巡，视察南方、西北和东北，在巡视过程中，他经常与百姓直接接触，直接体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视赈灾事务。他还多次亲自指挥抗灾赈饥，康熙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报灾制度，规定灾害发生后，各级地方官必须据实逐级上报，作为灾情的原始依据。受灾，再于一个月的时间里查核灾情的详细情况，报灾有期限要求，逾期不报或迟报，都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

到了近代，龚自珍提出了“农宗论”，试图以宗法家族关系来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流民问题，实现所谓“宗族社会福利保障”。从宗法家族关系角度入手，构想了“宗族社会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主张饥荒地与丰收地相互周济这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预想的。

郑观应提出赈荒救灾论注重救荒宣传。号召人们节省奢靡消费，慷慨解囊，参加赈荒救灾。认为查验灾情是赈灾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作为灾情的核验者，查赈官员必须做到廉洁自律，严禁徇私舞弊。收恤灾区妇女。他主张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康有为的社会救助思想，移民垦荒。权工警惰。恤鳏寡孤独.（二）从广义和侧面上讲

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主要可以概括为：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赋敛”、“富民”、“惠民”等极具影响的社会福利救济主张，薄赋敛 不要误农时，不要过度劳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孔子非常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包括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又包括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内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的统一天下，谋求安定幸福的济世之方。制民恒产。.所谓“制民恒产”，是建议统治者给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国家把给予每一农户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规定了社会基本保障线。主张国家的赋税、徭役必须有一个明确制度，不得任意对百姓侵夺。对普通百姓施行“薄税”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

《周礼》提出免服徭役。对于老者、疾者这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者，准予免服徭役。管子试图发挥封建国家政权的作用，来调解贫富，夺富予贫；提出了生产者保有产品的最低比率问题，提出了当时农民的最低生活线；提出百姓生活的“贫穷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为封建国家控制“贫富分化“之度，制定相应的赋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无为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提倡无为政治。当然，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以顺乎自然的态度来处理世事，不强为。总结起来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常平仓制度用来平抑物价，在后世也是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人所模仿，从侧面有助于社会的救济。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数量，满足那些缺地农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张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把贫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认识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张。认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财”，不可强取多得。重视农业生产，给农民以土地，尤其要爱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劳动时间，是统治者必须使百姓有生产的时间。滥用民力，巧取豪夺，必然导致民穷国乱的悲剧。要想富民、爱民，必须从“省役”、“爱日”开始。王符把“爱日”作为封建国家的治乱标准，要求统治阶级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力役剥削，“与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体现了他关心人民饥荒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思想。同时，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劳动时间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项独创。

当然，一些当时的异端思想在社会救济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鲍敬言断言君主是现实社会灾难的根源。提出贫苦百姓要实现“养生丧死”、“安老怀少”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社会。他对统治阶级对百姓的“赈灾”活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金银、粟米本来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的。他已朦胧地意识到，在君主专制的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摆脱贫困，享受真正的社会福利。

阮籍构想出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君无臣，万物自理自定的社会。

明开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归耕。承认以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减免赋税。

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李贽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所说的“童心”，实际上就是“人欲”，认为私利是人的基本忏悔，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原动力，这就肯定了个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观点，直接向封建正统的理学宣战，在明季思想史上书定了光辉的一页。

顾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举了以上众多人的，无非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思想，从广义或者侧面上讲，这些想法或者做法对救济是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最主要的实施步骤

（一）统治阶级上层德政

在众多的历代思想家们的设想和福利救济思想下，统治者本着维护统治的动机和压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强调一点，科层制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中国历来都是把这个制度发挥得有点变态。所以中国的福利救助主张或措施都是从上到下实施开来，当然也有特殊情况，这里我们不多强调。那么，德政无疑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施恩与民，无论是正面的直接给予物质上的救济还是从政策上与民修养生息，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都是通过德政，也就是统治阶级实施下来，差不多这样的指令只传达到县一级政府。然而具体的福利救济要落实到真正的个人身上，还得靠我们接下来将要阐述的宗法社会福利的方式.（二）福利社会的渠道——宗法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

对宗族成员的“纪理”和“会聚”，是宗族最主要的两种内部职能，后者即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宗族救济与一般社会性的慈善事业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对救济对象的物质性赈济，而前者除物质性赈济以外，再进一步包括诸如“可以为师则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标雅操则推遵之，以为一家式”[6]，从而形成了“通融周济，各尽其长，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济方式。此外，宗族救济的目的不是所谓“普渡众生”，而是通过对同姓同宗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血缘团体的稳定。宗族的“纪理”职能主要是达到联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内部的制度及其管理为途径。自北宋以来，民间的宗族制度日渐完善，有家训、乡约等条规，又有自成体系的族规、族谱及祭祖仪节等约束族人。宗族也依靠乡里组织的支持来保证及加强其威信。所以，宗族成为乡里政权在经济、思想、政治、组织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关的福利措施最终也依靠宗族组织有效的贯彻下去。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第四、历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救济主张的思想贡献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福利主张最为丰富。孔子“重礼”与“贵仁”。“重礼”、“贵仁”两个方面构成了孔子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研讨问题的出发点。孔子的“礼”论中所包含的“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有道”社会的福利观、“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人性善说与重民论。孟子社会福利思想的总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说”和颇具民本主义色彩的“仁政”学说的基础之上。从“民贵君轻”的基本命题出发，孟子提出君主必须“爱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残民”、“罔民”，进一步展开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民”、“利民”

老子的社会福利思想天道均平、为无为，事无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指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顺民心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使民安乐的政策，“以恤民为本”。其“爱日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对百姓施行“德政”，采取“爱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模式，并大谈“养生论”，要求统治者节制贪欲，减轻剥削，使贫者、弱者、废疾者能够全生。

李觏从“礼论”到“生民论”，“礼”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礼”的基础。但对“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礼”。

李觏通过独有新见的“礼论”，为其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其独具特色的“礼论”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富国富民”理论。

作为“异端“思想家，邓牧则认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压迫者，根本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社会福利。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李贽“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热烈肯定。其主要观点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认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顾炎武“亲民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其二，“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国之道”的高度上，“富国”的核心内容是“富民”，如果民贫，即便是国家府库中财富堆积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贫国”。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论等等。

第五、总结及个人看法

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些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类是说封建统治者们，你们该干嘛！我们希望你干嘛，你怎样做事对的！怎样做事错的！第二类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然后第三类就是具体的措施，一些亡羊补牢的办法。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人总是会坚持一种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这东西是经过我付出代价得到的，那么我一定会最大限度不择手段地守住现有的东西，而不论他是否顺民心，顺天意。”在西方社会则不然，如果说在现代以前西方国家政权跟中国一样，那么我只能说，现在中国的政权是如此的死脑筋，转不过弯。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当然我也包括在内，即使我在这里把当权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觉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为当权者，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统治做着天理难容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过。我们张杨着民主的口号做着专制的事情，以前是一个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变。那么谈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我浅浅地摸索了一下从先秦到民国孙中山为止的历史，我想，把救济定义为维护自己统治是最恰当的，所有的主张措施都围绕这个来进行。

最后，真正考察下来，在古代的救济主张之中，我们如果医学的三级预防作为比喻的话，那么属于“未雨绸缪”和“曲突徙薪”的思想占绝大多数，而属于“亡羊补牢”的占很少一部分。通俗的说就是说的多，做的少，因为说话的人都不是办事的人，办事的主体是封建统治阶级，他才不会太在乎你问人墨客说些什么，一切为了统治，才是最初的出发点，最终的目的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