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侵权案件演讲

第一篇：渎职侵权案件演讲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展览。本次展览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从而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反对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决心和信心。本次展览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 内容丰富，共有209块展板，展出133个案件，六万两千字中包含大量预防职务犯罪的要点。第二，针对性强，分为机关篇、国企篇、金融篇、乡镇篇和预防篇五个部分，便于不同行业和群体的同志前来参观。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第一部分《机关篇》。

根据涉案行业的不同，我将从7个方面来介绍这一篇章：

一、第一部分讲的是一把手权力失控，从而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1、原湖南省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极度享乐心理的支配下，成为“三玩干部”，他曾为七位情妇买过七套商品房，为非婚生子女建立了700万元的“贝贝生活基金”。极度享乐的后果是他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本案警示我们：那些有极度享乐心理的人，一定不要忘了乐极生悲的必然结果。

2、王道生犯受贿罪，不仅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儿子王健也被拉下了水，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在法庭上忏悔道：“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和重托，我的行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儿子。他才26岁„„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刚走上社会就被我带错了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我让他步入了犯罪的漩涡„„”

3、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因卖官而走向犯罪的深渊。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要杜绝买官卖官的现象，就要堵住现行干部制度和体制存在的漏洞，只有让任用干部的每一道程序都变得真正严肃起来，才能使买官卖官找不到市场。

4、马玉伦案，给我们展示了刑法第388条规定的受贿罪的斡旋形式，这里有具体的法条规定，请大家注意观看。

从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是遏制腐败的重要环节。

二、接下来我们来看发生在党政机关不同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

1、先来看杨哲信，身为组织部副部长，两年中经他的手提拔大小干部有69人之多。为了卖官，他还指使别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私刻国家机关印章，情节相当恶劣。杨哲信视国法于不顾，最终受到国法的审判。

2、他叫张小川，出生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家庭。在忏悔中他说：“是革命的摇篮和乳汁哺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没想到，我却背叛了党和人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咎由自取的结果!”

3、发送文函是每个单位都有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又很不起眼，往往算不上是易发生职务犯罪的风险岗位。但张国顺等11人竟利用这一小漏洞，伙同邮局工作人员，以加大邮资费用的手段贪污140余万元。由此可见，预防职务犯罪，不仅要找出风险岗位、易发环节和重点监督的人员，同样不能放松对其他业务制度的建设和人员的监督。要做到哪里有公共财产，哪里就有规范的制度和防范流失的机制。哪里有国家工作人员，哪里就有有效的教育和监督。

4、李有灿，原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受贿4700多万，受贿的时间与数额之比，可谓是创出了全国贪官之最。

5、被人们称为“阳光采购”的政府采购机制，因集约财力、抑制腐败等多种作用而被世界各国普遍推行。我国也不例外。郑大水能够在抑制腐败的政府采购中大搞腐败，说明我们的政府采购制度还有漏洞，还不完善。另外，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如果人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也难落到实处。所以反对和防止腐败，还是要靠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综合治理，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6、朱同球是一名总会计师，在监狱里也为自己算了一下犯罪的成本，他说：“贪到最后我又得到了什么?不仅赃款全部退赔了，而且还换来11年牢狱加身。腐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能早点把这笔帐算清楚，也就不做这‘赔本’的买卖了。”

7、同样，白春根给我们求证了一下29+1=0的等式。他说：“我参加工作29年，一直清清白白，在分管煤矿工作的一年半时间内，我就弄了100多万。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29+1=0。我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真是太糊涂了。”

8、近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日益严重。而平谷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徐少华却挪用公款，比起其他挪用者而言，更加令人愤恨。

9、肖占武是原内蒙古自治区国税局局长。犯罪后也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他说：“说实在的，收人家钱的时候，我表面上看起来很坦然，其实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毕竟这钱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作为父母，我想的就是给孩子们多留下点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把孩子们也牵连了进来„„”和王道生一样，他们都连累了自己的孩子。对孩子负责，并不是给他们留下多少财产的问题，而是要带孩子走正道。

三、医药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是导致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重要原因，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此类案件也一直是我们检察机关查处的重点。

1、李建国只是一名小小的出纳员，但他贪污的医药经费竟达687万余元。大家想想，687万元人民币能够减轻多少病人的经济负担!能够挽救多少病人的生命!李建国居然打起了贪污医疗经费的坏主意，真实丧尽天良。

2、马郸杰是原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收费处收费员。在5年的时间里，作案915次，最少一次只有27元。她对检察官说：“我拿钱上瘾了，越拿越多真的害怕了，但没法控制。谢谢你们，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广东省率先在国内建立起预防制品集中采购的制度。但由于缺乏对此制度的监督，使罗耀星等人钻了空子。本案提示我们，制度出台后，还要配备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证制度的有效落实。

4、这是一对夫妻，李知文是原福建省南平市卫生局局长，他自己不好意思直接收钱，便由他的妻子危香莲在家里收受医药代表和设备代理商的贿赂。在李知文走向犯罪深渊的过程中，妻子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可见，腐败这颗毒瘤一旦长到了“贤内助”身上，则可能加快配偶和整个家庭的毁灭。同时本案是夫妻犯罪的类型之一，即利用一方的职权进行犯罪。

5、有钱了，就能过舒心日子吗?我看未必，如果拿的是不义之财，那就必然不会有好日子过。看看陆粤平是怎么说的。他说：“自从收了钱以后，我一直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有钱不敢用，对外不敢张扬，不敢抛头露面，天天胆战心惊。守住这收来的几百万不义之财，就像坐在一个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上，说不定哪天就会把自己炸的粉身碎骨。”本案中，陆粤平产生了“别人能收，我也能收”的从众心理，原因有二：第一，他没有认清当今反腐败的严峻形势，第二，没有认识到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四、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发生在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1、有这样一个场景，住在收费仅10元的通铺，饿了在路边摊点随便吃点东西，病了也只能自己扛过去。大家一定觉得他很可怜，其实一点也不。因为他身上有的是钱，他只是不敢住、不敢吃、不敢看病罢了，他就是杨善德。作为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获得种种荣誉称号后，仍没有抵制住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走向犯罪的道路。随着检察机关查办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杨善德寝食难安，最终选择了逃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潜逃4个月后被抓获时他说：“要是再晚抓我几天，我就死在外头了。”

2、原海南省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兼成教部负责人方少云被绳之以法后坦言：“当了成教部负责人后我就想：当有实权的官没几年了，不如先捞点钱再说。当时只想捞上几万元。谁料，鬼使神差，一发不可收拾。”量变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为了避免向方少云那样“积少成多”，“一发不可收”，还是应当“勿以恶小而为之”。

五、第五部分我来介绍一下发生在基本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1、近年来，在全国交通系统经常发生交通基本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如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犯罪的数额高达5000多万，从而被判处死刑。

2、他叫陈秋峰，1984年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就开始规划着自己的人生，不仅要在职位上有所发展，而且要在财路上有所“发迹”。他充分利用日益扩大的“人际资源”，在仕途和“钱途”上都朝着自己预期的目标发展。经营生意有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的风险，但违反法律去规划人生，所面临的风险则是身败名裂，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在江苏省丹阳市的局长行列中，张阿兴是有名的“专业型、学习型”局长。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于学习，能熟练地用英语、日语与外宾交谈。但他的聪明才智也放在了为自己敛取那些不义之财上。张阿兴不学习法律知识，不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提高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看来这位“学习型”的局长，没有学好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4、大家可能都听说过“59现象”，说的是有些人临近退休时，或许是对未来的经济生活感到没有保障而产生不安心理，或许是回顾一生觉得自己贡献挺大而产生失衡心理，从而开始走上贪利型职务犯罪的道路，本案就是这类案件的典型。贪污时王桂洪已到退休年龄，程重阳已近退休年龄，他们晚节不保，没有站好最后一班岗，退休后不但不能颐养天年，反而被判刑入狱。其实只要多想想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并明白犯罪可能使人失去最宝贵的生命和自由，那么还能去动那贪欲之心吗?

六、下面这些是发生政法系统职务犯罪的案例。

1、赵振义是原北京市监狱副监狱长，不料自己却被关进了监狱。在刘某与周凯东的行受贿犯罪中，赵振义起到了引见、沟通、交付贿赂款的作用，使这起行受贿案件得以完成，为此自己犯下了介绍贿赂罪。本案提醒我们，有热心肠的人可千万别干这事。

2、刚才我们介绍了李知文夫妻犯罪的类型一，下面这个案子是夫妻犯罪的第二种类型，即双方都有权力。韩健、卢晓萍在交通学校上学时相识。后来卢晓萍当上了财务处长，但韩健的升迁并不顺利。卢晓萍就帮助丈夫打通关系，行贿买官。最终夫妇二人顺利升迁，同时也共同走入犯罪的深渊。

3、贾永祥曾是一个老政法干部，如今却成为一个不齿于人民的罪犯，他在忏悔中说到：“监狱生活，已经使我深深懂得了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能为党和人民工作是多么幸福，能很有体面地做人是多么值得珍惜。但，这都毁之已晚。”

七、上述介绍的六个部分均是贪利型职务犯罪，简单来说，就是往兜里装钱。职务犯罪还有两个类型，渎职犯罪和侵权犯罪。下面我来介绍几个渎职犯罪案件：

1、质量技术监督局在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身为昌平区质量监督局局长的付金祥，本应把好产品质量关，但他却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使制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得不到处罚，让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因而受到法律的惩处，实在是罪有应得。

2、俗话说：逆风行走的人挑战的是天气，逆水行舟的人挑战的是波涛，而顶风作案的人挑战的却是这国法。原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的预审员靳建明却偏要挑战这国法。他从事司法工作多年，却知法犯法，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人情的考验，私放在押人员，最终自毁于这场罪恶的交易。

3、大家看，这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而一家之主孙兵却在担任昌平区国税局干部期间徇却私舞弊收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6个月，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危害，也毁了自己的家庭。

4、这是原四川省工商局局长李太银，他不但写过《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还经常告诫下属：“权力与腐败与生俱来，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亲君子远小人，防微杜渐。”正是这样一副清官模样的李太银却因腐败而被判刑，看来他不是没有理解腐败的真正含义，而是一个戴着清廉面具的伪君子。

5、随着城市发展的必然，拆迁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人民群众本想抓住这个契机解决住房问题。但负有拆迁管理职责东城区房屋拆迁管理中心的王龙泉、钟山雨，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侵犯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激怒了百姓，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查处此类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案也是也是北京地区的拆迁领域第一案。

下边请大家继续参观。

第二篇：四条整改措施规范查办渎职侵权案件

近年来，江苏检察机关集中查办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仅今年上半年该省就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３７２件，初查３２８件。在专项整改活动中，该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认真查摆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四条整改措施。

——针对线索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登记、上报制度执行不规范的问题，规定各地必须严格按照案件线索统一归口省辖市检察院管理、重要线索报省检察院备案的要求，各县（市、区）检察院要确保各种渠道受理、收集的管辖内线索均在３日内上报市检察院。

——针对初查取证工作中在制作初查报告、审批及终结归卷等方面不够规范的问题，规定所有渎职侵权线索的初查，由省辖市检察院统一实行微机管理，严格批准手续，初查终结不能立案的，必须制作《审查终结报告》，经批准方能结案。

——就极个别地方在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登记保管等方面不够规范的问题，要求：扣押款物要统一登记、专人保管、随案移送、手续齐全。对发现使用、损坏、故意拖延不返还等现象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就极少数侦查人员在讯问和调查取证中存在法律用语不规范、执法不文明的问题，整改措施是：实行办案纪律案前提醒制度，各级检察院领导和上级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要加强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三篇：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11类渎职侵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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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11类渎职侵权案件

作者：王新友

来源：《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3年第04期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重点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重点查处利用组织人事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侵害民生民利，破坏依法行政，危害公正司法，毁坏生态环境，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起开展为期两年的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专项工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的办案重点和具体措施。

会议强调，开展此次专项工作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十八大和两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是加强和改进反渎工作的实际需要，各级检察机关要重点查办“三农”、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渎职犯罪案件。

会议强调，反渎职侵权部门要根据《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反渎工作实际，重点查办11类案件。一是在涉及“三农”的专项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扶贫开发资金等支农惠农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发放过程中的渎职案件；二是教育基建投资、国家教育保障资金、教育相关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发放过程中的渎职案件；三是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案，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劳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等环节的渎职案件；四是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环节的渎职案件；五是非法行医、血液管理、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环节的渎职案件；六是土地监管、城市建设规划与房地产开发，以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环节的渎职案件；七是生态环境、矿产资源、森林资源、道路交通建设与监管等环节的渎职案件；八是放纵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化肥和其他商品，以及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渎职案件；九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所涉渎职案件；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十一是危害司法公正，充当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犯罪保护伞渎职案件。（据《检察日报》 2013年4月2日）

第四篇：反渎职侵权工作经验

三项举措，确保案件快立、快诉、快判

一年以来，在市院反渎局的领导下，汝州院反渎局分析研究本地反渎工作形势，制定落实工作措施，突出办案重点、重视办案实效，主管检察长、局长带头查办，顽强拼搏敢于碰硬，有力地推动了反渎职侵权工作深入健康开展。全年共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20件23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7件11人（滥用职权2件3人、玩忽职守5件8人，全部侦查终结），法院已做出有罪判决6件8人，较去年提高了25%，在年终考评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下面我就我院反渎局的做法做以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严把案件源头关，立案前对案件进行全面详细的评估。

1、做好信访风险评估。涉检信访风险评估,是检察机关践行科学发展观,落实三项重点工作,服务大局的重大举措,是涉检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的一个有益尝试。我局对所要立案侦查的每一起案件都做有完整的信访评估，从源头上预防化解信访隐患，将矛盾纠纷调处关口全面前移，实现信访工作由“事后处臵”向“事前预防”的转变，并注重方式和策略，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为案件的顺利进展打好基础。

2、做好证据收集评估。证据是司法人员认定渎职侵权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证据是否详实、充分直接影响着案件 能否向前走。首先熟悉涉案的人员及所在单位的情况和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行业规定、单位制度、文件等。对涉案单位的人事情况、财务情况、各部门的职责、具体的运行等状况了然于胸。其次在此基础上制定证据目录，将查清案情可能需要收集固定的所有证据完整列出，避免收集到的证据针对性不强、证明力不够，以达到理清头绪，明确目标，抓住重点，针对性地进行取证的目的。然后依此目录进行秘密收集证据。让知情人或嫌疑对象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放任甚至于“自觉配合”我们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证据，使调取书证、物证及其他原始证据工作变难为易。

3、对能否立案进行评估。从理论上和证据材料两方面进行评估论证。首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从法理上讨论研究当事人是否构成了渎职侵权犯罪以及何种罪名，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及时和上级院或我院法律专家沟通交流；其次就现行已掌握到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证实当事人确已涉嫌构成犯罪进行论证。理论上的犯罪不等于事实上的犯罪，作为侦查机关只能对事实上确已造成和存在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例如，我们在办理寄料工商所靳涛、杜胜利涉嫌玩忽职守犯罪案件时，就其二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个问题与本院公诉科及市院反渎局的领导进行了沟通和讨论，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后，最后才立案侦查。

二、充分运用侦查谋略，合法收集证据，快速侦结案件。合法收集证据，确保证据的合法性。证据被收集后，能否发挥其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作用，进而最终被作为定案的依据，其形成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注重证据的转换。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如安监、环保、税务等部门收集调查的材料（非刑事诉讼主体收集的材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加以采用，但可以作为侦查办案的线索，我们在侦查中将其收集固定后，使之转化为刑事诉讼所能接纳的证据，避免因其表现形式上的瑕疵而导致失去证明力。在一些细节上也能做到合法、有序。如收集物证、书证时，要记名持有人、数量、特征等情况后，由持有人、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侦查人员也要签名等，以此证明证据获得程序及来源等客观过程。

2、注重询（讯）问技巧。在熟悉案情后，办案同志们相互间密切配合，询问人员有遗漏时，记录人员要适时予以补充提示；我们在询问时如发现新的案件线索时，可以敲山震虎，使其交代违法事实。对一些避重就轻、信口开河、涉及案件关键环节、关键人物、关键地点的情形或者不说，说也是轻描淡写、似是而非的，我们在询问时就要采取欲擒故纵的战术，从与案件不相关的情形中找出被询问人员漏出尾巴的关键点，埋下伏笔，最终让被询问人不能自圆其说。当被询（讯）问人不予配合，有抵触情绪的，我们就以静制动，采取“聊天”、“拉家常”等方式，询问其家庭背景，从其情感入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瓦解被询（讯）问人的感情堡垒，击破被询（讯）问人的心理防线，从而得到想要的理想笔录。

3、注重卷宗质量。卷宗是执法水平的直接体现，是判定犯罪证据的载体，也是消灭败诉风险的第一证据。今年我局一直以市院开展的“案件质量年”活动为契机，狠抓卷宗质量，从外形是否整齐、完整到内容是否详实充分、顺序是否得当等方面，保证直观、全面地给阅卷者呈现犯罪事实及侦查过程。

三、完善工作机制，实现案件快诉快判。

1、建立三级联系沟通机制。自去年初，我们就建立了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案件承办人三级联系沟通机制，案件侦结后，按照三级联系沟通机制，加强与公诉、法院刑事部门的协调。基本原则是主管领导对主管领导沟通、部门负责人对部门负责人沟通、承办人对承办人沟通，就案件在公诉、法院审理环节中出现的问题，相互及时进行沟通与反馈，提高了案件的起诉、判决效率。

2、建立承办人全程跟踪机制。本着“谁承办、谁负责”的原则，案件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人还必须时刻关注案件走到哪一步骤，是否出现新的情况，是否有新的证据，一旦有影响案件进展的情况出现，就能在第一时间做好处理，如果不能自行处理，就积极向领导汇报，争取领导的支持，保证案件能顺利起诉，判决。

3、健全公诉、侦监等部门提前介入机制。加强与院内部科室之 间的协作力度，尤其是公诉科和侦监科，建立侦结前部门集中沟通制度。在案件立案、侦结前，邀请公诉部门派员参加案件讨论，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等问题交换意见。通过建立这种提前介入的长效机制，可以有效的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质量，避免不起诉或撤案，同时也是促进快速结案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比如在办理教育体育局张官理涉嫌玩忽职守案时，我们提前与公诉科进行沟通，研究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需要哪些证据材料来证实其犯罪情节，在一切条件都达到立案标准时才立案侦查，进而使案件很快得到判决。

4、实行疑难案件提交案件咨询小组制度。为了提高自侦部门的办案质量，院里专门成立了疑难案件咨询小组，成员是来自公诉、侦监、自侦部门的办案精英，专门解决办案中出现的难题。我局在办理霍香便、王利滥用职权案件时，就造成的后果如何认定这一问题，大家看法不一致，直接影响到能否立案。后来将该案提交到案件咨询小组进行讨论研究，最终做出相对权威的意见，我们才对其立案侦查。

5、建立主管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制度，实现庭前沟通交流，有力促进共识、减少分歧，统一执法思想，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就案件在移送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认识、事实主体界定、证据的收集以及物证鉴定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沟通，最终达到顺利判决的目的，必要时也可以由局长、承办人参加会议，就案件详细情况做一汇报。如在查 办寄料汞中毒事件涉及的四名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收集的证据能否足以定罪判决等问题时，局长韩建伟应邀参加审委会，就这些问题逐一作了详细汇报，并解答了主审法官和庭长提出的疑问，最终达成了共识，该案最终得到了顺利判决，提高了审判效率，有力地打击了犯罪。

第五篇：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论文摘要]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同属于职务犯罪，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日益突出，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渎职犯罪背后往往隐藏着贪污贿赂等犯罪，不少贪污贿赂犯罪伴随着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既符合职务犯罪的客观规律，又能使职务犯罪人员得到全面的查处和惩治。笔者通过参加浙江省检察机关侦查业务骨干专修班学习、交流办案，现结合反渎职侵权工作实践，对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作了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双料”案件 渎职

一、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概念

原国家药检总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600万元，被判处死刑；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一审判处其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并已执行，这是典型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2007年，针对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容易受到干扰的事实，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长华提出反渎职侵权要办“双料案”，既查清渎职犯罪事实，又查清渎职犯罪背后的贪污受贿犯罪事实，这也对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作了很好的诠释。

笔者认为，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兼具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案件。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和渎职侵权犯罪事实完全独立；另一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贪污贿赂或者渎职侵权犯罪的过程中，其行为又分别构成了渎职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

司法实践中，检察院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分别为反贪污贿赂部门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反渎职侵权部门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虽然检察院内部的两个自侦部门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但在单个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的案件同时涉及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的情况下，两种侵犯不同客体的职务犯罪不再分属两个自侦部门分别立案侦查，而一般由先立案的部门对全部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并在侦查终结后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两类罪名移送审查起诉，这便是反渎职侵权部门通常所说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

二、浙江省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查办的现状

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普遍存在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如，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职期间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5300万余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上述案件是社会上反响极大的典型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而且该案的查办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2007年以来，浙江省宁波、金华、杭州、温州等地均提出反渎职侵权检察要办“双料案”，如，2010年杭州反渎职侵权部门立案的20件28人案件，其中 “双料”案件7件12人，分别占35 %和42.86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温州巡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过去5年内，温州二级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类渎职侵权犯罪212人，有35人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此类“双料”案件占总数的16.5%。全省各地通过对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带动了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但是，当前的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支撑惩治职务犯罪“半壁江山”的重责严重不相适应，也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借助人们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加深人们对渎职案件的了解，使人们真正意识到渎职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加强人们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意义

近几年来，党中央对反渎职侵权工作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听取和审议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专项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切实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把反渎职侵权工作放到与反贪污贿赂工作同等地位来抓，并且强调重视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和干扰阻力大等“三难一大”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实践证明，2007年以来，浙江省各地通过对职务犯罪双料案的查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所面临的“三难一大”问题，带动了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自2007年起，浙江省立案数每年均超过200人，且呈逐年增长趋势，2009年立案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42件293人，2010年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24件324人。

（一）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意识，有助于解决渎职罪案件线索发展难问题。

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善于从贪污贿赂线索、案件中发现渎职线索，有助于解决渎职案件线索发现难问题。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在社会上缺少知名度、影响力，大部分群众不知道检察院中有反渎职侵权局的存在，更不清楚反渎职侵权局的职责，因此，很少有群众向反渎职侵权局举报。渎职犯罪案件线索少，是造成案件发现难的重要原因，而贿赂犯罪线索相对多些。但是，渎职犯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大量的渎职侵权案件都是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交错在一起。而在实践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反渎职侵权部门本位出发，只片面注重纯渎职侵权线索，而主观臆断，忽略了贪污贿赂线索深层次中隐藏的渎职侵权线索。通常的做法都是轻易地将贪污贿赂线索转给反贪污贿赂部门了事，忘记了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与贪污贿赂犯罪相互交错的这一本质特征，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因此，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在贪污贿赂犯罪线索、案件中挖渎职侵权犯罪线索，要善于从贿赂发生的原因、目的以及所产生的后果等方面，发现和收集渎职犯罪证据，从而增加渎职案件的线索获取渠道，有效防止渎职线索流失，解决案件发现难等问题。浙江省各地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均有从贪污贿赂案件、线索中发现渎职犯罪线索的经验。如，2008年以来，宁波

市反渎职侵权部门以渎职案件为着眼点，从贿赂线索中发现渎职犯罪，挖出既有受贿又有渎职的“双料”犯罪案件共计21件21人；桐庐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近5年来从该院反贪办理的案件中，发现并成功查办了渎职犯罪3件3人。

（二）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能有效解决渎职犯罪案件特别是徇私类渎职犯罪案件的查证难问题

渎职案件特别是滥用职权、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查证难问题普遍存在。如，有的渎职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嫌疑人也如此辩解，那么在侦查实践中只能以玩忽职守罪侦结案件。在参加专修班学习期间，学员在交流时普遍认为，如果在侦查过程中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对渎职案件进行全面地分析，能突破犯罪嫌疑人受贿口供，查证嫌疑人在收受贿赂后实施渎职犯罪行为，这相当于间接证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以贿赂罪的构成支持渎职罪的认定。而且渎职犯罪相对与受贿犯罪是轻罪，犯罪嫌疑人在交代受贿问题之后，往往能彻底地交代渎职犯罪事实。这样既保证案件质量，又能有效解决渎职犯罪案件的查证难问题，还能够带来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2005年宁波市北仑区成林采石场多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初步认定柴桥镇安监员李某某涉嫌玩忽职守。但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以人少矿多、工作强度大等理由，为犯罪嫌疑人辩解，对侦查工作极不配合，甚至多加阻挠，使侦查活动长达一年多未能结案。此后，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改变侦查思路，对该案从侦查渎职犯罪向侦查渎职、受贿“双料”职务犯罪转变，很快发现了宁波市北仑区安监局助理调研员沈某某、宁波市北仑区国土资源局科长邵某等四人以及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都存在收受事故矿主重大贿赂的犯罪事实。沈某某、邵某等四人受贿犯罪突破后，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立即把侦查的重点转入查渎职犯罪，很快查明了他们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上述人员最终都被法院以受贿和滥用职权定罪判刑。

（三）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渎职案件处理难、阻力大问题

渎职侵权案件法律规定模糊，案件构成复杂，职责、行为、后果、因果关系、归责都存在较多争议。老百姓以及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于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险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总认为涉案人员又没有钱落自己腰包，是工作失误。查处单纯的渎职犯罪，往往容易引起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法院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如，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公安民警潘某刑讯逼供案件，较多群众甚至相关政府部门都认为潘某为了工作，动机是好的，做法虽不可取，但工作积极性高，以社会治安混乱，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难以破案等理由，企图阻止追究潘某的刑事责任。甚至，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潘某对8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而检察机关也没有具体的量刑情节参考标准，此类案件的查处不可能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查贪污贿赂犯罪，外部社会支持度较高，查案的阻力相对少，深入查处渎职侵权犯罪背后的经济腐败，办成“双料”案件，既能保证案件质量，还能够带来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中，职务犯罪主体既有以权谋私、严重不负责任的罪过形式，又有损害国家机关形象、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危害结果，是在两个方面挑衅公众的容忍度、亵渎国家公器，自然削弱了办案阻力。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坚持立足于渎职侵权犯

罪的查处，并深挖背后的经济腐败，办成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以贿赂罪的构成支持渎职罪的认定，使一些以往认为难以处理的渎职侵权案件得到了有罪判决，进而解决案件处理难、判决轻的问题。

四、结语

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法律规定模糊、量刑较轻等因素的存在，使当前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存在诸多争议。有学者以及地方法院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对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行为的，同时构成受贿罪的，有择一重罪处罚的相应规定，这对同类问题应当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依照《刑法》规定，渎职侵权犯罪相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是轻罪。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也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并构成相应渎职犯罪的比照该规定择一重罪定罪处罚，而不以贪污受贿罪与相关渎职罪数罪并罚。基于渎职侵权犯罪量刑偏轻，省院考核等原因，导致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在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不愿深挖、查处贪污贿赂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当然，无论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是否存在争议，都不能否认通过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给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带来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