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第一篇：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胡胜友 陈广计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认定难是困扰和制约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

一。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进行立法规范；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化管理；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渎职侵权 职务犯罪 因果关系

一、近五年来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因果关系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通过安徽省合肥、巢湖、淮南、滁州、宣城、马鞍山等市检察院研究室分别提供的数据，再加上芜湖市提供的数据表明，近五年来，上述七个地市共立案查办各类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共392件508人；其中滥用职权类案件133件169人；玩忽职守类案件172件206人；徇私舞弊类案件46件62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类案件26件46人；提起公诉的案件276件33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65件85人（均是相对不起诉）；被作出有罪判决的235件294人；被撤销案件的14件15人。综观上述各类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情况，确立因果关系较为复杂，主要特点有：

（一）渎职侵权行为直接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本身结果的发生较少。由于行为人渎职侵权行为的发生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直接导致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渎职侵权的行为是产生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直接原因。此类案件在我们所调研的案件中不多，有35件43人，占整个案件数和人数分别为8.9％和8.4％。如某拆迁办管理人员，2006年在管理拆迁补偿工作中，收受他人贿赂或为照顾亲友，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位拆迁户虚报冒领拆迁征地款大开方便之门，致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余万元。

（二）渎职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这种情况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侵权行为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几乎没有。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行为人渎职行为直接导致重大责任事故、环境污染、诈骗、脱逃等另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的有154件209人，占所调研的案件和人数分别为39％和41％。如，2006年4月份周某无证在某区开办非法诊所，某区卫生局局长章某曾对周某的非法行医行为进行查处，并作出罚款和取缔周某非法行医诊所的决定。后周某托人向章某说情，章某即对周某的非法行医行为放任不管。后周某对某一病人进行输液时违反医疗操作规程，致使该病人死亡，构成非法行医罪。而在侵权职务犯罪案件中，尚未发现因侵权行为导致另一普通刑事案件发生的情况。

（三）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多因一果的现象所占比例较高。此类案件共有357件465人，占我们所调查的渎职侵权职务案件的件数和人数的90.1％和90.6％。主要表现有：

1．由渎职侵权行为与第三方行为相结合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即渎职侵权犯罪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实施了渎职侵权行为的同时或者之后，由于第三方行为的介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导致的。在检察工作实践中，第三方介入的行为主观心理状态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如，2008年11月9日，某市公路管理站路政执法大队副队长罗某和队员冀某违反有关规定，在没有交警的配合下，单独上路查处车辆超载问题，在查处赵某驾驶的一辆大货车时，认为其车已经超载，便让没有执法资格的外聘队员李某上车引导赵某将大货车开到停车场听候处理。李某上车后，与大货司机赵某发生争执，在抢夺方向盘过程中，导致车辆失控翻倒，造成路上行人被砸死4人、重伤5人的严重后果。

2．由渎职侵权行为与发生自然事件相结合而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即渎

职侵权职务犯罪的危害后果不是由行为人渎职侵权行为单一因素造成的，而且由于介入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自然事件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如，2008年5月份某县财政局局长晏某在收受某私营服装厂厂长刘某的2万元好处费后，利用职务之便，违反财政管理规定，私自从财政调用资金100万元给刘某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约好2个月归还。结果刘某的私营服装厂因发生重大火灾损失殆尽，致该100万元无法追回，从而给国家造成100万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

3．由渎职侵权行为与被害人自身行为相结合而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通常多发生于侵权案件中，如，2007年某区区委书记张某发现其手下某局局长范某举报其犯罪行为，遂利用职务之便，以有贪污受贿行为为由，指令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对其进行打击报复，造成范某不堪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严重后果。

（四）不作为及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情况的比例略高。在调研渎职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行为人不作为，即不履行应该履行的职责，以及履行职务时草率马虎、不到位（包括介入其他因素），从而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的案件所占的比例略高，共有230件295人，占我们所调研的案件总数和人数分别为59％和58％。如，2006年7月下旬，某市河道管理局管理所所长杨某在抗洪抢险期间负责带领工作人员巡查河堤。7月30日凌晨1时，正下暴雨，有关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一处河堤有轻微漏水情况，便立即向杨某作了汇报，征求意见是否要立即采取措施或向上级汇报。睡意正浓的杨某却说：“没关系的。”致使该段河堤管涌产生重大险情。之后政府迅速组织大量干群及武警官兵加固河堤排除了险情，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5万余元。

（五）考量危害结果中的经济损失都是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在调研所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中，我们发现，在处理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导致危害结果所造成经济损失的问题上，办案部门都是将渎职侵权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而认定危害结果中的间接经济损失的情况却没有。

二、认定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介入因素条件下的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统一认定。目前，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在学术界争议较大，既有传统法学理论上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⑴又有因果关系条件说；⑵还有少数学者提出相当因果关系说、预见说、近因说等。这些理论上的因果关系不同见解用于确立和认定渎职侵权案件因果关系，一般情况就会形成这样的状况；对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之情况，如果运用必然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条件说理论去分析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都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有其他因素介入后能否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则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二）现行法律对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成立条件及其标准的规定缺失，造成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统一认定无相应法律依据支撑。目前，我国无论是刑事立法及立法、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成立条件及标准作出规范性的规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都是靠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去认定渎职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必然会因各人的理论观点和经验差异而产生争议。

（三）渎职侵权行为的责任具有分散性和模糊性，造成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存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长期以来，认定渎职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最大难题，在于渎职侵权行为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模糊性。因为在现实职务实施的实践中，既有决策者，也有指挥者，还有执行者。不少渎职侵权行为，有的是领导集体研究或领导班子集体会议研究作出决定的；有的是在领导指使或纵容下实施的；有的实施者认为是执行领导的指示或者经过领

导批准才实施的等等，以致于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给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渎职侵权因果关系带来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

（四）对渎侦办案人员进行通才管理模式的现状，难以适应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复杂性的及其认定水平的提高。目前，根据现行刑法，检察机关有权立案管辖的渎职侵权犯罪共有42个罪名。这么多罪名涉及到各种类别的国家机关管理及其内部的管理规则，情况非常复杂，并且分类专业化程度较高，要认定有关部门的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既要考虑到国家统一的法律规定，又要考虑到其职能部门的内部专业化规定。因此，对有关部门的职能及其运行状况如果不熟悉，要想及时发现和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非常困难。但是，检察机关对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实行通才式管理模式，导致渎职侵权办案人员对渎职侵权犯罪分类了解不足，特别是对房地产、税务、金融、海关、招投标等领域知识及其规章掌握不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水平的提高。

（五）由于渎职侵权犯罪大都涉及敏感岗位及敏感人员，在依法认定其因果关系时往往会有来自权力及人情的干扰。通过调研发现，渎职侵权案件几乎95％以上的案件都有来自权力或者人情方面的干扰，成为影响渎职侵权案件办理的严重障碍之一，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依法认定渎职侵权因果关系上。有的权力部门或人员以行为人是工作失误为由否认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的部门或人员以行为人是纯粹为了工作或是好心而否认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的权力部门或人员则以所谓的“全国普遍都这样”为由，反对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部门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

（六）由于“间接经济损失”认定标准不好掌握，致使反渎职侵权司法实践很少将其纳入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去考量。在我们所调研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没有一起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将“间接经济损失”作为“渎职侵权犯罪”危害结果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认定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标准及其程度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难以把握；间接经济损失由谁认定才具有法律效力也无相应具体规定。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办案实践中认定渎职侵权犯罪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必然会给办案带来证明风险和困难。

三、完善认定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统一理论基础，并加以完善。笔者认为，综观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概况，传统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已经比较成熟，能较好解决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犯罪因果关系的确立和认定问题。其后一些学者陆续开始研究将外国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理论引入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从而引起争议。这虽然有利于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但对司法实践准确认定因果关系却不利。因为理论上的观点“混乱”，必然会造成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因此，我们认为，理论上可以继续争议，但司法实践中应当用较为成熟的传统刑法学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各类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加以完善。具体来说，在渎职侵权犯罪必然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一般无争议；针对争议较大的渎职侵权行为在介入因素下与危害结果所形成的偶然因果关系，是否认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引入过错和意外事件理论加以完善。即如果渎职侵权行为人在介入因素（包括第三方行为、被害人自身行为和自然事件）情况下对危害结果有主观过错，即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那么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不中断，就构成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如，某市盐务局盐政科副科长刘某和工作人员于某根据群众举报查处某副食品公司用精制工业用盐冒充食用盐销售的违法行为，发现群众举报属实，只是口头要求某副食品公司停止销售，但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后某副食品公司继续销售假食用盐，造成群众食用工业用盐发生大面积中毒的严重后果。对此，刘某和于某在履职的范围内应当预见某副食品公司有可能继续将工业用盐冒充食用用盐销售，但却不采取有效的制止行为，因此，其不作为履职状态，对群众大面积食用工业用盐出现中毒的严重后果应有因果关系。反之，如果渎职侵权行为人在有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则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就中断，没有因果关系。如，某监狱监管人员李某2008年5月份违反规定为罪犯韦某办理暂予监外执行。韦某出狱后，在回家乘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对此，某监狱监管人员李某对自己违反监管规定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负责，但无法预见罪犯韦某会因交通事故死亡。因此，李某的渎职行为与韦某的死亡结果应当没有因果关系。通过上述司法实践中统一刑法学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不仅与犯罪行为客观实际相适应，也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相适应，为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提供理论根据。

（二）应当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来确立和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以解决责任分散和复杂情况下的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针对司法实践中在渎职侵权行为人责任分散和模糊等复杂情况下，确立和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难的问题，笔者建议可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的理论，以有效解决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难的问题。即运用共同犯罪人在整个犯罪中所起作用决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理论来确立和判定有关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与其犯罪危害结果的因果联系程度。即有关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结果起了主要作用，就应当确立和判定其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与其造成的犯罪危害结果形成主要因果关系，从而构成行为人对渎职侵权犯罪负主要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起次要作用，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就形成次要因果关系，构成行为人对渎职侵权犯罪负次要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如果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起轻微作用或不起作用，就可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即构成行为人无须对渎职侵权犯罪结果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笔者认为，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的理论即可有效对纷繁复杂的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进行分类，能很好地廓清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情况下职务犯罪因果关系及其程度问题，从而为有效分清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及其程度奠定坚实的客观基础。

（三）应当多渠道不断加强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化建设，以适应渎职侵权犯罪门类众多及其因果关系复杂性和认定水平提高的需要。针对当前检察机关对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实行通才式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渎职侵权犯罪门类众多及其因果关系复杂的现实情况，笔者建议当务之急应当多渠道加强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化建设水平：一是分类建立专业化办案组织。即在市（设区的市）级以上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渎职侵权罪名类别，设立3—7个专业办案内设机构（科、处、局）；在县、区基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设立3—5个分类专业办案小组。二是加强分类专业化渎职侵权办案业务教育培训。三是定期选派办案骨干到政府有关房地产、交通、工商、海关、财政、税务、审计、商检、招投标、技术监督、食品医药安检、规划等渎职侵权犯罪易发和多发部门进行挂职锻炼，以熟悉其职能及其运行情况、内部规则，有利于及时认定渎职侵权犯罪的因果关系。四是定期选招政府热点部门一些既懂法律理论知识，又了解政府部门职能及其运行情况的专业人员充实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

（四）应当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级别管辖权上提一级，以有效摆脱来自权力及人情对依法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干扰。针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办案实践中判定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经常有来自权力及人情方面干扰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应当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级别管辖权上提一级，即取消县、区基层检察院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侦查管辖权，由市（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的检察院行使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侦查管辖权。这样可有效摆脱来自地方的权力和人情对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干扰，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

（五）应当进一步完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危害结果的认定标准，并将其认定结果状况纳入办案考核指标体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附则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的“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或者挽留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这种规定虽然为依法认定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数额提供了法律根据，但是令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感到困惑的：一是“间接经济损失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由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自身确定渎职侵权犯罪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数额是否公正。对此，笔者建议：

1．应合理确立“间接经济损失”的边界问题。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和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他因素的介入，引起间接经济损失的后果不断延续。如果任由其延续下去，就会造成渎职侵权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责任的不当扩大。为此，应从以下方面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间接经济损失”的边界问题：一是应以“渎职侵权犯罪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所引起或牵连的“直接”或者首次经济损失”为边界点，来确立“间接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即确立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应当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引起或牵连的必然性经济损失或者第一次经济损失为准，不能再问接下去或延续下去。否则，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谎谬圈；二是应以“承接直接经济损失的主体”为边界点。即确立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应当将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承受主体为边界点，不能扩大到“新的可能承受主体”。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将王某花100万元合法购买、运输，并按合同要以160万元卖给批发商刘某的养殖野生动物扣压，结果由于天气太热造成野生动物死亡失去利用价值，同时也造成批发商刘某生意损失40余万。对此，工商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所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只能及于王某的60万元，不能及于批发商刘某的40万元。三是应以通过正常途径“恢复原状”为边界点。渎职侵权犯罪行为，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危害后果的产生，也会引起间接经济损失危害后果的产生。对此，考量“间接经济损失”数额，要以有关权利人为恢复有关权利被损害前的现状所支出的正常费用为边界，不应及于超出为恢复原状所支出费用的必要限度，或者明显超出恢复原状所支出的费用。四是应以权利被侵害的人不能因此获利为边界。高检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明确规定“为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为“间接经济损失”之一，考量此“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应及于“为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不应超过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本身，造成被侵权人获利的结果。

2．应当由社会中介专业机构确认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的“间接经济损失”具体数额。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所确立的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的“间接损失”数额公正评价程度，笔者建议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办理渎职侵权案件过程中，如要确立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的“间接经济损失”具体数额，要聘请“会计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出具鉴定性的确认书，供检察机关认定，以显客观公正。

3．应当确立“间接经济损失”和具体数额程度及其最终被法院判决确认的状况，纳入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办案考核指标体系。针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很少将“间接经济损失”作为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危害后果的考量结果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可引入竞争奖惩考核机制：对反渎职侵权办案确立“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及其被法院判决最终确认的，要按

照数额程度不同给予考核加分；否则，予以“扣分”。这样可促进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积极将“间接经济损失”纳入渎职侵权犯罪危害结果的考量中。

注释

⑴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0页。⑵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作者介绍】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

【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杂志》2012年第1期

第二篇：渎职侵权犯罪“四难”问题分析及破解对策

渎职侵权犯罪“四难”问题分析及破解对策

时间：2012-07-02作者：司利臣 刘锋 吴春燕

来源：正义网

随着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深入发展,反渎职侵权工作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围绕如何突破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的“四难”问题,即发现难、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深入健康发展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和解决的突出问题。下面结合司法实践就“四难”问题的表现、原因以及破解“四难”问题的措施和建议谈几点认识。

一、“四难”问题在办案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给反渎工作带来的制约和影响

(一)发现难。人们对渎职侵权犯罪缺乏认识或认识不清,导致案件线索发现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渎职侵权犯罪具有多样性、隐蔽性、欺骗性、智能性的特点,容易使人发生认识偏差。渎职侵权犯罪大多是过失犯罪,往往发生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常与职务行为交织在一起,从表面上看具有“为公”的性质,危害性不直观,与一般工作失误很难区分,因此人们通常对其性质认识不清,易为发案单位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所同情。当渎职侵权犯罪发生后,发案单位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掩盖,把一些已发生的渎职侵权犯罪行为辩解为一般工作失误或工作不到位,很少有或者根本不愿意控告或举报。二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渎职类案件比较抽象,社会认知度低,人民群众甚至部分官员都不清楚渎职侵权犯罪是什么,反渎职部门的职责是什么,负责哪些案件,一般人对某种行为是否构成渎职侵权犯罪认识不到或认识模糊,因而不知如何举报、该不该举报。三是未能充分发挥案源移送机制的作用。反渎部门与行政执法机关联系不多,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渎职犯罪不够重视,往往以部门利益为重,对在其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不是主动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是以行政处分、纪律处分“降格”处理。甚至某些单位害怕已发现的渎职犯罪案件 “一票否决”,影响或诋毁单位“政绩”,于是以党纪、政纪处理而了结,致使一些有成案价值的线索流失。这就造成了反渎案件线索来源狭窄、渠道不畅、线索不足、质量不高,可查性差的局面。反渎职侵权部门寻找案源的主要途径是在一些重大事故发生后上门“捡案子”,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缺乏稳定性,“等米下锅”,甚至“无米下锅”的情况成为基层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常态,墨守成规和坐等举报发现案件线索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形势需要。

(二)立案难。一是因果关系认定难。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往往多因一果,在确定因果关系上存在一定难度,查找直接责任人更困难,有些事情甚至多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责任分散。如在查办造成人员伤亡的安全责任事故所涉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过程中,往往事故原因来自多方面,从而导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认定;二是犯罪的情节认定难。如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徇私”情节难以认定,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检察机关认为,徇私包括徇个人之私和单位之私;而审判机关坚持认为徇私只能是徇个人之私;三是损失后果认定难。对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案,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标准中均规定了“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对这一标准很难把握,如因某公安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他人被超期羁押,这种情形是否达到立案标准,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又如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立案标准中均有“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什么情况属于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一般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把握,这就对案件的认定有很大的弹性,有时会因认识分歧给办案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三)取证难。首先,渎职侵权犯罪主体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具有多样性、隐蔽性、智能性的特点,反侦查能力较强;而且这些人关系 1

网厚,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易订立攻守同盟,转移侦查视线;其次,犯罪嫌疑人与原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存在一致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涉案的当事人不会轻易交代案情,这些都为反渎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四)处理难。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涉及面广,案情复杂,所以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会碰到以各种理由说情、施压、拆台等现象,有的查到一半就被叫停了,有的已侦结,但得不到应有的处理。犯罪嫌疑人或被不诉,或被判缓刑、免刑,在案件处理上普遍存在从宽、轻缓问题。在实际侦查过程中,往往辛辛苦苦地侦结一起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由于证据、认识、环境等多种原因限制,不得不半途而废,办案工作“只开花不结果”或处理结果“轻描淡写”的现象普遍寻在。

二、形成“四难”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难以认定其行为的性质

刑法规定的渎职侵权犯罪罪名多达44个,范围涉及司法、工商、税务、交通、土地、林业、教育、卫生防疫等诸多行业和部门。“隔行如隔山”,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行业规定和管理法规,涉及的法律法规多,领域广,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强，发生在这些领域和行业的渎职侵权犯罪,也难以为一般人所发现;同时,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有的甚至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资深人士,通晓本单位、本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擅于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呈现出很强的智能性特征。

(二)社会上对渎职侵权犯罪缺乏认知,不愿举报,不会举报,导致案件线索发现难

长期以来,人们对渎职侵权犯罪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于腐败犯罪的认识只停留在“将公家的钱装入个人腰包才是犯罪”, 对其行为是否涉嫌渎职犯罪难以界定,对于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装入个人腰包”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认为只是工作失误。同时,渎职侵权犯罪特别是玩忽职守犯罪,因是发生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的过失犯罪,与一般工作失误有时很难界定,故特别容易被“失误”或“缺乏工作经验”所掩盖,且大多为公务员,一旦处刑要丢掉饭碗,也容易引起他人的同情和“帮助”,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加上检察机关宣传的广度、深度不够,有影响的渎职侵权案件较少,一般干部、群众对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职责、任务不甚了解,由此出现不知如何举报或不愿意举报。“不把违法当违法”,“不把犯罪当犯罪”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认识不仅在普通群众中存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也有,从而导致人民群众的举报意识不强。

(三)犯罪嫌疑人与原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往往都有与之相关的原案,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原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只有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绝大多数都是行为人因徇私或者徇情,应当事人的请求实施的,双方因此结成一个利益联盟。双方的行为都是国家法律、法规所明文禁止的,如果不被发现,都可从中获取一定利益,如果有一方行为败露,则势必危及另一方,不但既得利益保不住,而且双方都难逃脱法律的追究。所以,这类案件当事人双方都会严密对外封锁消息,线索一般难以发现、难以突破,即使行为露出马脚,他们也会极力掩盖真相,千方百计阻挠侦查、规避法律。

(四)获取案件线索的途径不多

检察机关获取案件线索的途径主要通过自行发现,虽然已主动与纪检监察、法院、公安、审计、工商、税务等单位和部门建立起案件线索移送和信息反馈制度,但实际工作中,这种联系机制只停留在互相联合行文建立机制的表面形式,相关单位对本单位的案件线索大都以政纪、党纪形式作了处理,无法形成合力,收效甚微。对于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存在渎职侵权现象无法及时掌握,检察机关在向有关单位和部门了解情况时往往又得不到积极主动的支持和配合,这使得渎职侵权案件线索来源长期徘徊在低谷。

(五)小集体利益、部门保护作祟掩盖渎职侵权犯罪,线索难寻

某些涉案部门和单位,从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和政绩出发,担心问题暴露后被追究领导责任,为保住本人和本单位的所谓“政绩”,不愿意把本单位发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是采取袒护包庇的态度用党纪政纪代替刑事处罚或者顾及到单位声誉,瞒案不报、内部消化的现象较为普遍;或其自身就存在腐败问题,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怕受到牵连而“投鼠忌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放纵了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致使检察机关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极难获取。

(六)处罚轻缓,影响办案积极性

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查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经查实判刑就意味着丢饭碗,为减轻处罚,避免被判刑,行为人、发案单位等动用各种关系对司法进行干预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在案件处理问题上普遍存在从宽处理,判免刑、缓刑的多,判实刑案件数量少,从而导致办案效果差,降低了群众举报和工作人员办案的积极性。

三、破解“四难”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一)强化情报信息的收集、研判意识,打破影响和制约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发展的“瓶颈”,切实解决反渎案件线索“发现难”问题

一是拓宽线索捕捉渠道,逐步建立情报信息网,增强发现和搜集线索的能力。坚持群众路线,深入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善于从不正常、不正当的社会现象中发现案件线索。密切关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新闻媒体曝光的重大事故、事件等焦点问题,善于从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后果的重大责任事故、重大违法案件和重大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中发现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

二是改变“等案上门”的办案观念和模式,变被动为主动,增强自身捕捉案件线索的敏锐性。针对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特点,通过研究行业特点,认真分析建管、土管、环保、技术监督、税务等领域的工作特点、运作规律以及可能存在的“潜规则”,查找制度上的漏洞及监管上的薄弱环节,掌握其发案规律,选准主攻方向,有计划地进行调查摸排,提高成案率。加强外联内合,通过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切实加强与安监、国土、质监、环保、社保、税务、林业等职能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解决信息沟通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强化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综合运用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提前介入、情况通报等机制,找准切入点,促进“两法”有效衔接,以发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于打击犯罪和规范行政执法活动的积极作用。完善与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协作配合制度,加强案件线索的移送和协查工作机制。

三是建立线索情报信息库,做好案件线索的储备、审查评估工作。案件线索是查办案件工作的基础,只有充分经营管理好案件线索,才能提高案件查处的成功率。我们要树立线索“经营”理念,打破线索少这一制约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查处的瓶颈。应当认识到,建立健全渠道畅通、反应灵敏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是提高自行发现和突破案件能力的必由之路和发展方向,也是新形势下实现反渎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逐步建立市县两级职务犯罪线索信息库,完善市院对全市反渎案件线索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审查、统一调配制度。建立线索管理和分析评估制度,将以往所积累的,以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统一归类、整理,建立专门的信息库,储备线索。对线索进行科学管理,统一登记和受理,编号备案,对登记的线索进行逐案审查评估,确定是否立即初查、缓查或存查,分类管理,确定不同线索的长、中、短期经营策略,实现线索的综合利用。

(二)强化证据意识,在提高侦查水平上下功夫,切实解决反渎案件“查证难”问题

一是改进侦查工作思路,灵活运用各种侦查手段、侦查技术。办案实践中,反渎部门普遍存在侦查谋略、侦查手段、侦查技术单

一、滞后等问题,这与办案人员侦查工作思路拘泥守旧、证据意识不强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在侦查工作中,工作中心一般都放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上,待取得口供后,再依口供进行侦查取证,形成了由供到证的思路模式。这种侦查思维一

旦发生犯罪嫌疑人作不实供述或翻供的情况就难以定案,同时也使侦查人员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侦查方向上的错误。另一方面,侦查工作一旦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便不去考虑证据链条问题,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显得过于单薄,发现不了新的证据,这也是制约反渎工作大要案少、实刑案件少的重要因素。因此办案中我们要注重侦查谋略的运用,科学侦查,把侦查谋略、侦查手段、侦查技术有机统一起来,使能够证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证据链条环环相扣,互相印证。

二是要依法、客观、及时、全面收集证据。证据是证实犯罪的核心和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在办案中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相关要求,依法、全面收集证据,有效保障办案质量;要加强办案流程管理,从案件线索、初查、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到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规范,防止质量不高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要准确适用法律。对法律界限不清、认识分歧较大的案件要慎重对待,不能草率立案,把握不准的要及时请示、汇报;要加强与批捕、公诉等部门以及法院的沟通协调,全程跟踪案件处理。

三是要严格、规范办案,用足搜查、查询等侦查手段,善用、会用强制措施。对于过失犯罪以及认罪态度好、能够配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办案的整体效果,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对侵犯人权的犯罪,有串供、毁证可能和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犯罪,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要果断适用拘留、逮捕强制措施,避免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人为设置阻力干扰办案等情况的出现。反渎案件的查办往往以事找人,现有犯罪事实已成型的条件下,在办案中往往很少使用搜查、查询等侦查手段,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实际运用也很少。用足搜查、查询等侦查手段,依法用好各项强制措施,可以使案件查深查透,及时固定犯罪证据,势必会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从办案效果上,不管是对犯罪嫌疑人的震慑力,还是社会影响力都会大大增强。

(三)强化质量意识,使每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切实解决反渎案件“处理难”问题牢固树立办案质量是生命线的观念,确保反渎案件立得起、诉得出、判得了。一是要强化精品意识,在查深查透上下工夫。办案工作不能停留在满足于完成办案任务,满足于只查处相对容易的过失犯罪案件低层次水平上,要强化精品意识,力求查深查透,在提高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大案要案比例、实刑判决率上下工夫。要通过提高侦查水平,在立查渎职罪名的基础上,切实增强深挖意识,注意在查处渎职犯罪的同时严查与渎职行为有关的贪贿犯罪案件、侵权案件。二是切实提高办案效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做到快侦、快结、快诉,实践证明,这也是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措施。案件初查时就要全面,及时固定证据,为以后的侦结、起诉、判决奠定基础,一旦事实清楚,证据扎实,就要快立、快结、快诉,有的案件一拖,不仅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错过,而且时间拖得越长,说情等干扰、阻力就越大,造成有的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了办案质量。三是在提升质量、扩大效果上下工夫。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筛选线索、初查、立案等环节就强化质量意识,不办凑数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办案力度,把数量规模建立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用提升侦查素能和办案水平来保证办案质量。

(四)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切实解决反渎职侵权案件“干扰多、阻力大”问题

一是要积极争取各方面重视和支持,努力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是做好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根本保证。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进一步解决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排除办案中的阻力和干扰,积极争取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对于反渎机构编制、侦查装备、办案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为进一步开展反渎职侵权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对党委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焦点案件,积极行动,迅速果断查处,对所查办的在当地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积极向党委请示报告,主动争取党委的支持,并将查处结果及时向党委汇报。要进一步加大反渎工作宣传力度,增进社会各界对反渎职侵

权工作的了解和支持,着重解决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性认识不足,同情甚至袒护,导致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和干扰大的问题,为反渎职侵权工作深入开展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执法办案环境。

二是要大力推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解决“三难一大”也好,“四难”问题也好,最好的办法是依靠“上下一体化”。要继续深化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健全重大复杂案件专案调查机制,加强对重大复杂案件的统一指挥协调,增强工作合力,集中优势力量突破疑难重大案件,形成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办案格局,这也是突破疑难案件,提升办案效果,提高办案效率的有效途径。

三是以全面提高侦查能力为重点,强化岗位练兵和培训,提高反渎职侵权队伍的综合素能。反渎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既要求干警精通刑事法律,又要熟悉行政法规,了解行政执法程序;既要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又要具有相关的财会、税务等知识;既要精通侦查技巧,又要擅用侦查谋略。随着反渎工作的深入,对办案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侦查能力是形势任务的迫切需要。为此,必须加快干警专业知识的提高,要通过自学、培训、研讨、检察官教检察官等活动,来调整、更新、充实反渎干警的专业知识,提高干警对于价值线索的识别能力和挖掘案源的作战能力,提高科学运用侦查策略、强制措施突破犯罪的能力。

作者单位: 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

第三篇：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

有多少青春年少可以重来

——由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发的思考

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但曾几何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却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期我院受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敲诈勒索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女，在看守所里看着面前这张稚嫩的脸，让人很难将她与犯罪联系到一起。通过与张某的交谈，我们了解到了整个案件的始末，更引发了我们对未成年犯罪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花季少女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犯罪

（一）张某的成长环境

张某的父母均在葫芦岛市政府机关工作，家庭收入较为稳定，是典型的小康之家。张某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她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从小到大张某不管犯什么错误，最严重的顶多只有父母几句责骂；在生活方面，张某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除了读书以外，几乎所有事情都由父母代劳，十几岁了还不会洗衣服不会叠被子，自理能力很差。

在父母的溺爱下成长起来的张某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任性、骄纵、自私且依赖性强。2008年9月，张某被父母送到阜新市某职专读书，娇娇女的性格使张某在新的学校里很难处理好同学关系而倍受排斥，于是张某开始频繁出入学校周围的网吧，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安慰和寄托。

（二）交友不慎入歧途

白某是张某的男友，二人在网吧里相识，确立了恋爱关系。白某没工作、没收入身边却有一群酒肉朋友整天游手好闲、花天酒地。趋新求异的张某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不能自拔，最终因逃寝被学校退学。退学后的张某非但没能深刻反省，反而千方百计摆脱父母的管制，于2010年年初只身从葫芦岛返回阜新和白某过上了同居生活。和白某同居后张某每天除了上网就是和白某 1

及其的一干朋友继续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终于入不敷出生活捉襟见肘。

2010年4月，张某在网络上结识了田某（本案的被害人），通过网上聊天，了解到田某是阜新市另一所职专的学生，家在锦州农村，家境困窘，于是萌生了介绍田某卖淫的念头。2010年5月张某先是以陪人吃饭赚钱为由约田某见面，田某欣然赴约。张某介绍田某同白某的朋友白某某认识，一顿饭过后白某某给了张某、田某各500元。田某见识到白某某的“大方”，在第二次和白某某见面时未能抵御金钱诱惑而和白某某发生了卖淫关系，白某某因此而前后给了张某几百元钱作为“好处费”。张某因此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于是，开始在网上发布卖淫信息，通过网络又联系到嫖客王某介绍给田某，之后王某又介绍自己的朋友王某某给田某，这样张某又分别从王某、田某等处获得几百元“好处费”，这种不劳而获让张某尝到了“甜头”。

（三）利欲熏心，无知女孩身陷囹圄

在王某同田某第二次发生性关系时，张某将王、田二人的卖淫过程用手机拍成视频。张某拍摄视频的原因至今三方各执一词，但正是这段视频引发了本案这场闹剧。

拍摄完视频后，张某把此事告知白某，白某脑筋一转立刻想到了一条生财“妙计”。白某唆使张某给田某打电话并教张某如何恐吓田某让其出7000元钱赎回这段视频，田某万般无奈之下答应了张某和白某的要求，双方约定每周末在兴隆大家庭交易，直至付清7000元。双方交易数次后，田某无力承担7000元费用索性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花季少女缘何以身试法——陨落的童真谁来买单？

十六岁正值女孩最美的花季，然而张某在此时却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而使自己的大好年华暗淡无光，让人唏嘘感叹的同时，更加发人深省。综合考量案件的缘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家庭教育的误区

与以往的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同，张某有一个完

整的家庭、父母都在政府机关工作、小康之家，集父母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张某却最终走上的犯罪的道路，让人很难理解。

在看守所里，当我们问及张某父母的一些情况时，她的态度很漠然，她坦言被学校退学后曾被父母强行带回家中，后来趁父母上班时离家出走回到阜新，并和男友白某同居。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不想面对她的父母。”问她不想面对父母的原因时，她说“因为他们不够关心我。”

其实并不是张某的父母不关心张某，而是他们对于女儿的教育陷入了一个误区。客观地讲，张某的父母对张某具有生命的决定权、物质的提供权、照顾的程度权、个性的决定权。如果替她问一问父母：“我”是怎么来的？就可以发现，“我”的胃口是喂出来的；“我”的脾气是带出来的；“我”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我”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我”的无耻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张某的犯罪看似是她自己的选择，其实从一个侧面来讲是父母行为的反作用的结果，家庭抚养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心理抚养；人性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性格才真正决定命运！

（二）学校教育失当

张某于2008年9月来到阜新某职专读书，2009年9月退学。和张某的谈话中了解到，其之所以退学是因为连续逃寝十五天而被学校退学处理。我们不禁要向学校发问：张某为什么逃寝十五天？她怎么能够连续逃寝十五天？这难道不是学校监管不力导致的问题吗？

学校的监管不力导致张某沉迷于网络，每天流连网吧而疏于学业；学校的监管不力导致张某认识白某后更加恣意妄为，夜不归寝，整日沉醉于白某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学校对于未成年学生本负有监管的义务，但学校的监管体现在哪里？仅仅是学生连续逃寝十五天后被校方发现而退学么？可以说张某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学校难逃其咎。

（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谈及社会不良风气，我们不得不提本案的其余几位当事人，白某、白某某、王某、王某某及田某。

白某是一个典型的“三无”社会青年，好逸恶劳、只会和身边的酒肉朋友吃喝享乐，是他一步一步推着张某走向犯罪道路。白某带给张某的不是爱情而是不计后果的放纵和享乐、是灾难。该人在本案案发前即因涉嫌盗窃罪被羁押在看守所。白某某、王某及王某某三人年纪都在四十多岁，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白某某是一名药剂师，是一名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王某、王某某是事业单位的职工，然而这三个人在个人生活方面的不检点却与其职业形象南辕北辙，让人心寒。田某今年20岁，作为一名学生，她非但没有运用个人学识为自己获得一份正当职业，反而自甘堕落到以出卖个人肉体换取物质上的享乐。从刑事犯罪角度出发，田某是这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但是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上来讲，田某又何尝不是将不良风气带给张某的媒介之一呢？

这五个人在整个案件中的地位不同，但是从道德层面而言和对未成年人交叉影响的角度而言，这五个人又何尝不是将张某推向犯罪的帮凶？

（四）张某自身问题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风气等皆是外因，相比之下内因——张某自身的问题更加不容忽视。通过和张某聊天不难发现张某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1、意志薄弱，是非观念模糊。张某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抗腐蚀能力较差，尤其当她脱离父母管教时这一问题就会变得特别明显，面对外界的各种诱惑，很难做到事事明辨。面对新鲜事物时，猎奇心理更会占据上风，容易受到外部条件的不良诱惑或熏染。

2、自身文化水平和阅历局限。张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终归阅历有限加上过早地脱离学校教育，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对于许多问题的认识仅流于表面，对于诸如犯罪此类严肃的话题更是知之甚少，因此容易被蒙蔽，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3、性格各方面综合问题。作为独生女，父母的溺爱造就了张某自私自利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令她难以在新的环境中交到朋友；另外，处于叛逆期的她对于父母的管教抱有逆反心理，内心

渴望独立但经济、人生阅历等诸多方面的局限让她难以独立，白某的出现让她将自己对独立的渴望寄托在白某身上，对于白某产生依赖心理，而被其利用，导致自己身陷囹圄。

三、让凋谢的花儿重新绽放

在和张某谈话的最后，我们问到张某对日后生活的打算，这个16岁的孩子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们，哭着说只想安安心心地守着父母，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的打算，抱着一种听之任之、得过且过的心理，她的回答让人忧心忡忡。其实，在少年成长的路上，面临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台阶，他们只有稳健地登上这些台阶，才能成长为健康的社会人。在台阶上摔倒并不可怕，让人担忧的是他们自己直接放弃了攀登台阶的渴望，在某一个不被认可的边缘徘徊，这不仅对社会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其自身承受更大的痛苦，付出惨痛代价。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迷途的孩子重归正途：

1、张某的性格骄纵、自私，她是一个让人头痛的孩子，但从本质上来讲，她并不是一个坏孩子，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引导，应加强思想教育同的同时加强法制教育，让她明白哪些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张某的案例从一个侧面也反应了针对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学生，我们的法制宣传工作是不到位的、近乎空白的。应与在各中小学、职专、中专等学校沟通、开设专门的法制教育课，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守法意识。

2、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回访制度。以本案为例，责成专人负责张某的教育改造工作，定期进行回访，再此过程中，充分重视社区在未成年人犯罪分子矫正中的作用，与张某所在社区积极保持联络，形成“双保险”。了解其近况及心理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即使沟通，以其杜绝再犯罪的可能性。

张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条的规定，构成敲诈勒索罪，等待她有可能是刑罚的处罚，刑罚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而言的确是一道沉重的枷锁，但张某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其应当负刑事责任。然刑罚仅仅是一种

手段，并非目的，我们更希望看的是张某能够吸取教训，迷途知返，让凋谢的花儿重现绽放起来！

第四篇：参观检察院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参观心得

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

巡回展览观后感

张慧彬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法制意识，我局科级以上干部于4月13日上午参观了“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巡回展览”。

这次展览在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举行，分为“法治与责任”、“宗旨使命”、“惩治成效”、“警示启迪”、“预防治本”、“建设发展”六个专区。共有61个展板，1000多幅图片，选用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62个渎职侵权案例，通过多种形式展示，已取得警示和防止犯罪的效果。整个展厅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图文并茂、重点突出，展览结合实际，对在场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实在、深刻、形象、具体、生动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所展出近年来发生的渎职侵权犯罪的要案无一不给我强烈震撼，不仅加深了对新时期党的反腐败工作指导思想、基本经验和推进反腐败倡廉工作的认识，也看到了党坚决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在解说员生动的讲解中，我了解到，这次全国举办以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驻足在一组组令人震撼的照片中间，我想起了一本书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思想就更容易变了”。从一桩桩发人深省的案例来看，渎职侵权违法犯罪者往往随着他们职务的升迁，地位的变化，理想信念开始淡化，便放松学习、放松对世界观改造，导致了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纽曲，充分暴露出他们在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用权不慎，麻木不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把权力变成以权谋私的资本。二是心存侥幸，私欲膨胀。他们在私欲放纵的时候，常常用侥幸心理来宽慰自己，一旦打开了这个心灵的缺口，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三是道德滑坡，不畏法纪。展览中轰动全国的“文强案”就是思想道德滑坡，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之心典型案例。这一切令我更为深刻的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多从主观上找问题，多从思想上引以为戒，切实做到警钟长鸣。

长期以来，人们对官员的要求更多的是廉政，认为只要不贪污贿赂，在勤政方面有一些缺失似乎也能容忍，对于是否严格依法行政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害并不比贪污贿赂罪小，渎职侵权犯罪又被称为“不揣腰包的腐败”。细观这次展览，选用的案例涉及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政府投资安全、民生民利、生产安全、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谐稳定、国家秘密安全等八大领域，都是近年来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渎职侵权案件。透过真实案例的情景展现，我真切地感受到渎职侵权犯罪不仅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而且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破坏和谐稳定大局，危害后果远大于一般刑事案件和贪污贿赂等其他职务犯罪案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重任。

在仔细观看了展览后，我认为这次展览非常必要和及时，既展示了我国加大惩治职务犯罪力度和反腐败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又通过这一系列内容起到了对领导干部教育警示的作用。通过观看展览，我深受教育、收获良多，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展览集中、系统地学习了党和国家关于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方针、政策，法律规定；了解了检察机关依法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举措及取得的成效。第二，通过展览更形象直观地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了解了渎职侵权犯罪的特点、规律，加强了我对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第三，展览警示了我局所有的参观者，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起牢固的法制意识，积极稳妥地履行工作职责，勤于职守，依法办事，绝不越“雷池”一步，从思想上杜绝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各项工程的规划工作中坚决做到“守土有责”。

依法惩治和有效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观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我深深认识到责任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明确的各项程序，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第五篇：以亮剑精神惩治渎职侵权犯罪

以亮剑精神惩治渎职侵权犯罪

牛正良

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检察人员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要发扬亮剑精神(亮剑精神就是藐视一切困难的敢于担当，是永不言败的理想信心，是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切实承担起反渎职侵权的职责使命。

要在“敢”上下功夫，敢于亮剑。渎职侵权犯罪因其主体特殊、行为特殊和后果特殊，致使在工作中存在发现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干扰阻力大等问题。因此，做好反渎职侵权工作首要的是解决精神状态问题，在“敢”上下功夫。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弘扬亮剑精神，就是要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状态，敢于履行职责，真正把总书记“有案必办、有腐必惩，不使小案拖成大案，以反腐倡廉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要求落到实处。必须清醒地认识渎职侵权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严惩渎职侵权犯罪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清醒地认识反渎职侵权工作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到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重揣腰包的腐败(贪污贿赂犯罪)，轻不揣腰包的腐败(渎职侵权犯罪)的做法。

必须清醒地认识反渎职侵权工作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司法活动中实施的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是与法治中国建设背道而驰的。必须充分认识到做好反渎职侵权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权威的最好体现，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有力保障手

段，是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最有效途径。

必须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要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要在“善”上下功夫，善于亮剑。渎职侵权犯罪政策性、法律性和行业性较强，社会关注度较高，有其特点规律。在查办这些案件中，我们仅有亮剑精神、敢办还不行，还要十分注意讲究办案的方式方法，在善办上下功夫。

根据渎职侵权犯罪是结果犯的特点，在“果”、“因”、“人”、“责”上下功夫。坚持和遵循由“果”找“因”、由“因”查“人”、由“人”确“责”的办案规律。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是结果犯，要么造成人员伤亡，要么造成财产损失，在查办案件中必须抓住这一特点。第一步由果找因即根据危害后果，找到造成危害后果的原因;第二步由因查人，查明人的因素大小，即行为人是否尽职尽责，履责情况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等;第三步由人确责，查明人的责任大小，以及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是党纪政纪责任，还是法律责任，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等)，进而有效地突破案件。

准确把握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关键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关键是要查明主体、职责、行为、后果和关系。(1)主体。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是以职责论进行界定的，看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委托依法行使国家管理职责的人员;(2)职责。要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失职渎职，关键看他是否具有这方面的职责，即要搞清楚行为人的法定职责、岗位职责、授权的职责等，进而确定他是否渎职;(3)行为。主要看行为人是否依法依规履行其职责，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履行职责中是否做到尽职尽责，并以职责标准衡量其行为是否属于渎职侵权犯罪等;(4)后果。行为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危害后果是否达到渎职侵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等;(5)关系。渎职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客观上的关联性，进而确认行为人的责任大小等。

要着力提高“五个”能力，有效破解难题。即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解决无案可办的问题;提高突破犯罪的能力，解决查证难的问题;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解决立案难、处理难和干扰阻力大的问题;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解决法律规定和办案机制体制不完善的问题;提高组织协调能力，解决合力不强的问题，努力营造良好的执法办案环境。

要在“法”上下功夫，依法亮剑。作为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强调敢办解决的是精神状态问题，强调善办解决的是侦查技战术问题。但只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必须强调依法办理。

在查办案件中，必须始终严格依法、依规履行职责。既要遵守国家的刑事法律法规，又要掌握行政法律法规，始终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

必须高度重视办案力度、执法能力、案件质量和办案安全。始终坚持四者统筹协调发展，避免出现案件力度不大、执法水平不高，或者案件质量不行等问题，确保办案效果。

必须注意执法办案方式方法。坚持理性、平和、文明和规范执法，不断规范执法行为，确保效果。

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要始终坚持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只有做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检察机关才会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挥好职能作用。(作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