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分析1
政府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困境分析
班级:1109402班 学号:110940240 姓名:谭伟
【摘要】危机决策能力是现代政府必备的行政能力。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暴露了各级政府传统公共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与机制的缺陷。我国政府应建立危机的应急决策机制;完善国家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和培训,以提高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防范危机的能力。【关键词】危机决策;困境;创新 引言
纵观当今世界,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国内改革日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对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以巨大的力度和广度冲击与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危机决策越来越成为各国和各级政府谨慎而又积极对待的重大问题,超常规的危机管理比任何常规管理都更能考验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能力。因此,加强对危机以及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对于我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型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构建政府危机决策机制的意义
政府危机决策是政府组织在有限的时间、资源和人力等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即在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某种紧急情况下,如地震、火山爆发,公共安全卫生问题和恐怖事件等,为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既定程序,以尽快的速度做出应急决策。加强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建设,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各阶层和民众都具有重大的观实意义。
1、减少或降低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重要举措
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决策者由于对未来情况的不确定,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决策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决策不当,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在危机频发的时代加强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建设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刻不容缓的。提高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是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与财产遭受损失的重要举措。
2、政权稳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性和不可估量的危害性等特点,把握并控制危机事态的发展是政府危机状态下刻不容缓的职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贫富悬殊、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在的社会冲突较计划经济时代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任何危机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隐藏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难以应付。如果政府危机决策能力不足,不能在危机状态下及时有效的制定对策,对危机局势进行良好的控制,那么,我国政权的稳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变得脆弱,甚至得不到保证,因而强化政府危机决策能力至关重要。3、维护政府权威的有力手段
在危机状态下,政府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及时并正确地作出决策,应对好危机事件,其良好形象和权威就会迅速建立起来。与此相反,政府如果面临危机而惊慌失措,未能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决策,及时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必然使社会和广大民众对政府管治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导致政府形象、权威受损。因此,提高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二、公共危机决策中遇到的问题
1、信息的有限性约束了政府的决策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行政行为》(1947)一书中,当分析信息的“有限理性”模式时曾提出:①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有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②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决策者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决策状况的信息作出完全正确的处理和分析;③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④决策者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次序的影响。因此,人类虽然企图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来决策,但因为知识及能力上的限制,其最多是以有限理性来从事满意方案的选择而已[1](p167)。危机决策信息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
2、决策步骤的非程序化及时间的紧迫性约束了政府决策
危机决策属于典型的非程序化决策,这种非程序化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结构不良,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可供遵循,无法用常规的程序和方法来进行,而且决策过程往往表现为新颖、无结构,甚至使人感到似乎没有规律可循。因而在危机状态下,时间紧迫,决策问题和决策背景特殊,决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复论证,危机事态的发展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府决策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和高强度的压力下进行的,要科学决策可以说受到了很多限制。
3、技术支持稀缺约束了政府决策
当前,常规决策日益向着技术化、自动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已经使得过去属于决策者工作范围内的那些常规的程序化决策制定和数据处理,迅速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危机情境下,决策者为实现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和有效救助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设备,但是危机发生后,有些专业技术设备往往会失灵,这就给决策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4、专业人才的匮乏约束了政府决策
公共危机事件往往牵涉面很广,决策者的知识不可能对每个方面、每项技术都充分了解。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危机(如核泄露、有害物品、恐怖主义等)受决策者个人以及群体的先天条件与环境的制约限制,只有在咨询特定专业领域的专家“智囊团”的意见后方能做决策。而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决策系统中,咨询机构建设还不够完善,这也给决策者带来很大的不便。
三、我国政府危机决策机制的缺陷
1、缺乏独立常设的危机管理与协调机构。我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的行政设置,缺乏常设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或部门。一旦危机爆发,各个部门往往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将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共同面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协调机构;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应急运行规则,跨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每当危机发生后,便临时成立工作小组应付危机。这种临时工作小组存在明显的不足:(1)不具有连续性,危机处理后经验不能够有效的保留;(2)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合作,临时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3)临时小组事前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与危机处理操作方案。
2、缺乏完善的信息系统。掌握充分的信息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条件。虽然我国政府为支持决策建立的信息机构很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信息系统。但是,从满足政府危机决策的需要来衡量,我国信息系统还存在明显的缺陷。(1)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政府危机决策。我国的信息机构采取分级管理制,如统计局、信息中心和信访部门等信息机构属于各级政府。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信息部门容易受制于各级政府,从而出现信息失真现象,不利于政府决策。比如下级政府瞒报、虚报有关数据,导致上级政府决策失误。(2)信息机构人员数量明显不足。从目前来看,我国行政设置虽然有许多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信息机构,但总体规模不大,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人员数量明显不足。(3)信息搜集能力薄弱。首先由于我国信息机构缺乏主动搜集信息的动力机制,往往是根据上级下达的指示和任务搜集相关信息,因而对于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和决策机关未明确提出要求的信息不能及时搜集。其次,在信息搜集方法上也缺乏科学性,如单纯依靠下级层层填写、汇总统计报表的方法获取信息等等。
3、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绩效评估体系。我国现有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存在错位问题,常常出现“默默无闻避免危机得不到奖励,轰轰烈烈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的现象,往往直接引起危机者受到惩罚,而在体制上令危机发生者却安然无恙。在我们的绩效考核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理性行为却是尽量“捂盖子”,各行其是,无法明晰职责。地方政府对一些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体制中存在很多纰漏。如对于领导干部的绩效考评,过多的是依赖于一些单纯的经济指标,而忽视了一些综合性社会指标。这也使得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只要本地方的经济管理得好就万事大吉了。在危机面前,地方各级领导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隐满事实,保全自己,而不是如何在最快的时间内解决危机,挽回损失。
4、决策者综合素质不高。在危机状况下,决策者综合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1)责任心不强。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决策者并没有重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把危机的处理和自身职责紧密联系起来,而是到了危机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才忙于应付;(2)心理素质差。许多政府决策者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胆怯、退缩、优柔寡断等不良心理,不能当机立断,延误了时机;(3)知识贫乏。许多政府决策者和公务员平时只是忙于行政事务,没有注重扩阔知识面,因而在危机发生时就难以做到对危机事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作出从容的决策。
四、加强我国政府危机决策能力建设的基本构想
对于政府来说,要成功的应对化解危机事件,就必须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的应急决策机制,提高政府危机决策水平;要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危机决策意识,从源头上杜绝危机,有效避免危机事件发生;完善国家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建立危机的预警系统;加强以绩效为基础的研究以及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和培训。另外重视危机决策事后决策,提高危机决策的水平,确保同类的危机事件不再重复上演!参考文献
[1]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叶海尔·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81.
第二篇: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能力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所以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其快速蔓延和严重的破坏,决定了市场机制和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危机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有限度的,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这其中,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地方政府(主要指省一级)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
亿元,提取预备费为2.4
亿元,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
亿元,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甚至谈不上是危机,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在2003年的非典中,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非典肆虐期间,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
万元,而本级政府在2003
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
亿sars防治基金中,向中西部的24
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明确提出,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之间的衔接,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难以预料、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投入比例偏低,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3%)足额提取预备费,并扩大预备费来源,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只要程序合法,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4、加强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专项财政资金的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的政务透明程度向来不高,这一方面影响了资金的运作效率,使得一些领导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因此,加强专项财政资金的监管,使应急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有很大必要。可以采取多方参与制度,引入媒体或者是专业的非盈利机构进行监督,保证各项应急资金能够物尽其用。
第三篇: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为例
摘要 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各类公共危机频发,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凸显,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的行政环境中充分体现政府能力,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机会。从今年频发的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透视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因此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
关键词:政府 危机管理 动车追尾事故 以人为本 1前言
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深化,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危机管理策略和沟通技巧,因为应对迟缓、危机干预不当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预防和应对危机已经成为转型期考验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要问题。本文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典型公共危机事件为案例,通过分析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政府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内涵
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凡危及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的状态或事件都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更准确的说,公共危机是一种非常态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威胁性的,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众心理恐慌,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关系,危及了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状态或者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特别是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过程。从“7·23”动车追尾事故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3.1 “7·23”动车追尾事故的经过与调查回顾
2011 年7 月23 日20 时30 分05 秒,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 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有关专家和领导小组赶赴现场救援,并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负责事故原因调查。也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最新进展。7 月28 日,温家宝总理亲临事故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最后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1 年12 月28 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158 天,调查结果终于公布。事故性质被认定为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3.2 “7·23”动车追尾事故体现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
“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及时的启动应急方案,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在此次事故中,危机管理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层级通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温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和市委市政府通报,并向温州市公安消防、特警、公安局分局和交警支队发出救援警令。随后,温州市向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通报情况,浙江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并成立市“723”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搜救工作。此次事故在发生了1 小时的时间内,就层层通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说是非常迅速,这与2003 年“非典”事件初发时的隐瞒疫情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地执行。在此次危机发生后,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追根溯源,也彻查设计、制造、管理和调度等方面的源头性问题。对通号集团、通号设计院、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温州南站等相关事故责任人做了免职、撤职、撤销党内职务、记过等相关处分。此次事故处分人员众多,处分涉及范围较广,而且牵涉的高层领导也都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体现了我国严格的责任制度,也给类似事故敲响了警钟,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最后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做好善后赔偿工作。在事故发生后,温州警方持续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公布这个名单,体现了国家对遇害者的尊重,也保证人们的知情权,这是国际惯例。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3 “7·23”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1)危机反应速度迟缓,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危机事件中,公众最想了解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及时、准确、透明地主动传达。在“7·23 动车追尾事故”中,事故发生后的26 个小时政府部门几乎失声,事故原因、死亡人数、搜救最新进展等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大多由媒体自发采访报道,没有权威部门发布数据或官方回应。也恰恰是公众对事故原因的臆测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迟缓反应,传闻和谣言借助网络手机等平台飞速传播,“故意掩埋车头掩盖事故真相”、“不到72 小时即停止搜救”、“死亡人数瞒报”等不实信息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被百倍甚至千倍复制传播,较大程度上恶化了危机情境,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度。(2)政府部门未能恰当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应及时充分。有记者提问车体为何被掩埋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声称:事故现场有泥塘,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是便于抢险,并反问现场记者“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这句话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作为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依据事实说话,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修养,关心广大受灾群众是关键,王勇平的回答显然不能服众。(3)危机传播渠道单一,亟需多元化拓展。
目前,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大都依靠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等传统的危机传播渠道来发布危机处理信息。但由于新闻发言人素质的差异和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危机反应策略实际效果极有可能大打折扣。随着微博等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媒体已经成了舆论的聚集地,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危机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7·23 动车追尾事故”舆论主阵地的新浪微博,单以“温州动车追尾”为关键词的微博数量就达到了1445592 条。但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铁道部几乎没有运用官方微博进行危机传播,反倒是温州政府部门在微博中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公众的赞许。新的危机传播渠道不仅可以让危机管理部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还能将信息准确、及时、无障碍地传达给公众,从而大大提升危机传播策略的效果。
(4)谣言预警及干预缺失,相关机制亟待完善。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凭借其传播优势打破了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形成机制,构建起民众平等参与的舆论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针对网络舆情的日常实时监控不够,往往等到网络谣言发展为网络舆情、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时才会关注,这对于危机事件中谣言的预警和监控来说,显然比较被动。另一方面,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对谣言干预乏力。对指控的否认或澄清如果缺少了说服力,将会直接影响媒体报道的评价和公众对组织危机管理能力的信任。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4.1 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政府占据杜会主导地位,为公众提供安全保障等服务的必然选择,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客观要求。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对政府的言行进行审视与监督,以此判断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对政府危机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要求:
(1)诚实公开,前后一致,快速反应,广泛参与。政府是危机信息的优先获得者。政府部门通过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程度和危害有客观公正的认识,克服内心的恐慌、猜测和误解,稳定公众情绪,从而尽快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危机的解决并非可以单独依靠政府的一己之力,还应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群众。
(2)承担责任,重塑形象。危机发生后,公众会关心利益和情感两方面问题。因此政府应该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尽量弥补公众损失的利益,同时还应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通过新闻媒体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3)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只有知情才能抑制恐慌、堵塞流言,进而提高政府治理危机效率,树立透明的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事件出现时,往往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对信息的渴求。危机事件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如果能够及时、公开、透明地予以报道,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不仅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而且可以起到稳定公众情绪,抑制恐慌气氛的作用。
4.2 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危机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紧急行政措施和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责任,便于操作,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危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政府危机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危机后处理阶段。在此阶段,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并对那些没有尽忠尽职、没有把公众的生命财产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官员进行一定的惩罚,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还要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4.3 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
增强社会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即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的危机意识。因此,危机管理的教育无疑成为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危机知识的普及成为必要,应把危机管理教育知识纳入全民教育的范畴,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危机管理知识的培训,在高校之中增强危机管理知识的教育,推广各种突发事件应对的措施。为此,相关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应提供相应的援助。
4.4 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
受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都存在这比较强烈的管制观念,这样使得公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的治理和决策中。实际上,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受到重视。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危机管理的知识,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其次,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第三部门和志愿者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危机管理当中来。再次,政府应该建立危机管理的信息渠道,利用报纸、网络和电视等媒介及时传递危机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随时了解危机动态,随时向危机管理部门报告自己所获取的新情况,帮助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做出及时正确的决策。
4.5 完善社会预警体系。
首先,有效整合现有的各种监测体系,对导致危机爆发因素的持续监测。建立数字化的危机数据分析指标,对相关信息做到准确的分析。其次,研究制定各种危机造成后果的防范方案,预案要有灵活性,对危机中突发的状况能做及时的调整。最后,要建立便捷、通畅的信息网络,确保信息能准确、及时、详实的向社会公开,并得到反馈。小结
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 应包括危机预警机制的完善、危机控制与救治机制的科学实施和危机善后处理机制的完善。要从根本上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就必须优化公共治理结构,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把握以人为本的精髓,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坚持真诚、快速,负责的原则,保证公众在危机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当然,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危机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还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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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全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背景概况
全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了危机事件产生、传播、扩散的主要媒介。大量公共事件通过网络引发或者被不断扩大化,成为舆论热点,引起全社会关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可以通过手机、电脑把自己的所见所得发到网络上,又可以转发评论别人的信息进行互动。全媒体的信息监控和审核难度较大,加上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和虚拟化,使人自我约束及辨别力降低,信息失真、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得以释放,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成为了公共危机的“催化剂”,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快速反应进行处理,如果事件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而且还会导致危机加剧,事态更加无法控制。
二.面临的问题
全媒体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进行划分,事前阶段的任务是 危机预防,重点在于监测预警,事中阶段任务是快速有效处理危机,重点在于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公众参与,事后阶段任务是恢复、善后,重点在于总结危机经验教训。不过在以上环节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事前——危机检测预警微弱,应急预案不完善
就像老师课上说的政府现在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不仅不够完善,而且应急预案常常会显得很鸡肋。目前,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具有选择性,往往对于那些费时费力的危机信息源不愿长期跟踪,而选择那些比较容易采集分析的数据。此外各级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考核的需要,即使发现网络不良苗头,不希望公开和扩大化,丧失了及时预警的最佳时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很多危机事件只有在网上微博上闹大时,政府才不得不出面介入,所以很多人也笑称现在是“微博治国”。在应急预案上,政府往往关注的是危机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工作,并未做好日常的预防和统筹规划,一旦发生网络危机事件,由于没有平时的应急预案,有的预案在处理步骤方法、问责机制也不明确,鸡肋的很,非常不利于危机的处理和解决。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2、事中——公共危机的处理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文并茂的谣言、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足以以假乱真,蛊惑公众。大家都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真假假的新闻太多了,每次面对各种负面信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太早下结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太容易太舆论引导了,这也加速了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一旦在网民中形成定式思维,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造成政府的权威真实信息无法让公众信服。所以政府公开信息,把真实可靠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给社会大众。但是现在政府老是打着"维稳"等名义不作为、乱作为,对于公共危机的有效解决非常不利。因此政府要快速行动,以积极务实的姿态让公众内心温暖,看到希望,这样才能赢得群众信任,获得支持和拥护。
3、事后——公共危机的总结不足
公共危机事件过去消退时,政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评估危机造成的损失,查找危机预防和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加以整改,并做好民众的安抚恢复工作。目前政府主要关注事件本身总结而忽视了对公众的网络危机教育,忽视了全民危机意识的培养。网络世界里把自己的人性阴暗面展露无遗,我们也知道网上有很多“键盘侠,乱开炮,站着说话不腰疼,成为了加剧危机的帮凶。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二.解决对策
我国需要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危机监测预警机构来整合目前多个部门的职能,该机构可以由宣传部门牵头成立,并在地方设置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明确权责,把效率提高。此外还要建立新媒体时代的监测系统,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实时监控,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做好舆情引导和信息公开,力争把危机消除在萌芽之中。当然也必须完善网络危机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必须涉及网络危机事件从事前到事后的所有管理环节,并且要对实施主体、具体实施步骤、实施时间、实施程度等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其能够迅速而及时、有效地开展应急与处置,将损失降到最低。对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在公共危机初期,政府应当快速反应,明确定位,媒体也应该自觉跟进,引导舆论导向;在公共危机中期,政府与媒体通力协助;媒体报道客观、独立,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最终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危机的联动机制。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可以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进而唤醒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履行个人义务,不断加强社会凝聚力。信息的及时传达让公众能够冷静、稳定地面对公共危机事件,使危机影响降到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和提高政府形象是有利的。凡事只有当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近了,一切也就好办了。
第五篇:政府决策案例分析
【政府决策案例分析】政府重大决策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这是近年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很有见地的进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指出,公开、参与是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与公信力的基本程序要求。如果能够按照意见规定的“五大程序”进行,政府决策就能做到基本正确、避免失误。
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当前,一些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拍脑袋决策问题仍然存在。针对此,意见在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意见指出,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重大决策要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意见要求,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要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
意见强调,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决策机关要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
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