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影响力方式分析

第一篇：我国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影响力方式分析

我国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影响力方式分析

摘要：近年来国内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发生，随着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危机处理模式。政府处于绝对的的主导地位，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在我国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是如何对其他主体施加影响的，各主体又是为何被影响的。

关键字：理论依据； 政府影响力； 方式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各种公共危机事件日益频发，从国内的非典、松花江水污染、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从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到日本海啸，公共危机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公共危机的影响日益严重，但是各国应对公共危机的方式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我国也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危机处理模式。

一.我国公共危机处理模式的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不断进步，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蓬勃发展，在此范式和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改革也正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强调分权与服务导向，倡导全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提倡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

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完善，传统权力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危机管理体制必须以政府中心，即在保证中央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指挥和决策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在政府内部，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在政府外部，要对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新闻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等其他危机管理主体进行权力的制约和影响，力求针对危机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和危害性等特点建构一个规制性和灵活性、程序性和变通性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政府内部的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相类似，要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各司其职，只是更加注重时效性和创新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政府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各外部参与主体，以克服其不足，引导其正确行为，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

二、政府影响力方式

罗伯特达尔说过：“政府是指在一个特定的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武力之权利成功地保持着排他性管制以实施其统治的任何治理机构。”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土内”意味着政府具有一定的领土性和主权性，即政府只能在本国领土内实施其统治，主权至上，不存在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二是“对合法使用武力之权利成功地保持着排他性管制”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政府垄断武力的使用，而是政府拥有排他性的权威来确定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限度，也就是说其他行为主体要受政府的影响和制约。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允许私人在某些场合使用武力。拳击，在许多国家是被允许的；摔跤甚至还是我国蒙古族的民族传统。三是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包括一切国家权力机关。

影响力是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一个或更多行动者的需求、欲望、偏好或意图，以一种与影响力发挥者的需求、欲望、偏好或意图在方向上一致（而非相反）的方式，影响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行动或行动意向。它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力，既包括个人影响力，（如领导者对下属、对组织的影响，家长对子女、对家庭的影响等），也包括组织影响力（如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新闻媒介对公众的影响等）。

影响力方式就是研究影响力如何被运用，以及受到影响的行动者们是为何被影响的。政府影响力方式就是研究政府如何运用影响力，以及受到政府行为影响的行动者们是为何被影响的。具体到我国公共危机处理模式中的政府影响力方式就是研究政府如何运用影响力，以及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和国际组织是为何被影响的。

二.我国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影响力方式分析

毋庸置疑，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危机处理模式。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参与主体作用的发挥。

（一）非政府组织——权力

非政府组织（NGO），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和主要衡量标准。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们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是重要的参与者。危机事件一旦发生，非政府组织可就近快速发动和组织大量民间专业人员和急需物资，为聚集庞大的社会闲置力量提供支持。在危机得到制止后，非政府组织仍可提供危机后重建和秩序恢复的服务，并且利用其极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从更深的精神意识层面上劝说受到危机影响的人群，鼓励他们对未来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积极重建家园。

当B按A的要求来做是因为除非B迎合A的意愿，否则A就会剥夺B所看重的某些东西时，才有权力存在。换言之，当服从是通过创造不服从的严厉制裁前景来获得时，权力才起作用。一方面，NGO要成为独立法人依然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双重审批，同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文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必要成立的,对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申请不予批准。也就是说不允许在一个地区出现两个以上的同一性质的组织，这使得绝大多数NGO无法注册。法律的地位的缺失，使得许多NGO无法在银行开设与组织名称匹配的银行账户，不得不使用个人账户开展活动，而这样的账户在开展活动中，往往遭到很多质疑，大大影响了NGO组织募集救灾资金的效率。所以政府就可以通过监督检查其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公益性，而决定是否继续赋予该非政府组织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很多非政府部门都是根据政府的需要，由业务主管部门发起成立，而不是根据社会的需要，由民间自发成立。其成员不是基于对组织的理念和使命的认同而参与组织，而仅仅只是将非政府组织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筹集资金的积极性不足，资金动员能力有限。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特征，所以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财力上主要依靠政府。除非非政府组织能够按照政府的意愿行事，更好的履行其职能，为公共利益而努力，否则政府就会中断其资金支持。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在运用权力这种影响力方式。

（二）营利组织——诱导、说服

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以企业为主，它往往具有政府进行危机管理时所需的资源，在专业技术设备，专业人员储备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来应对危机，营利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是营利组织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赢利，承担社会责任只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引导和影响。

A向B提供B所看重的某些东西，而作为回报B做A所要求的事情，这时诱导这种影响力形式就发生了。政府对企业捐赠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取代了原来“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准予扣除”的条款，就是在提高捐赠者的免税收益上做出的努力。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企业所看重的利益，企业不会受到利益损失，同时还树立了积极的企业形象，企业何乐而不为呢？

A对B传达的关于某事的信息、论点或解释使B的思想、观念、行为不同于从前。换言之，当A之理性的或真切的交流导致B去变更他的行动方针和思考路径时，说服就发生了。在汶川地震中，许多企业表现出来不同的社会责任，而且这种社会责任因企业性质不同出现较大差异。许多捐款大户都是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他们资金雄厚，又有国家的支持，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救助重任。这不利于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应对灾难，政府应该通过说服的方式调动非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如向相关企业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企业慈善与品牌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与公益紧密结合的产品；另外企业捐赠有利于人才的招聘与激励，增强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等。

（三）媒体——说服、操纵

现代媒体既包括传统的广播、报纸和书刊，也包括现代的电视、网络，报道的信息量大，以文字、图片、视频、博客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媒体快速公开的报道，能够使灾情得以全面真实的展现在民众面前，减少了信息的不确定性，有效地控制社会恐慌，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为抗震救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媒体是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

如上所述，说服是把与危机相关的真实情况传达给组织和个人，以改变其行动方针和思考路径。政府以说服方式对媒体实施影响的特殊性在于，媒体在接受政府影响的同时，会把这种影响传递给公众，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双重说服，政府影响媒体，媒体影响公众。一方面在任何一次危机事件中，都会有大量的财政拨款和政治捐款，政府把拨款和捐款的数额向相关媒体公开，说服媒体进行捐赠，同时又通过媒体的报道，调动企业和个人的捐款热情；另一方面新华网、人民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网，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往往会首先获得相关的信息，他们对事实进行报道的立场和角度往往会影响其他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进而创造出相应的舆论环境。

（四）公众——权威

社会中的公民群众是公共危机的直接受害者，是财产的直接受损者，公共危机管理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保证公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同时，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公民群众的危机意识、应对能力和应对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府危机管理效率和能力。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没有公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据相关学者调查：有92．4％的灾区群众认为政府在群众思想宣传工作中会起到“很大作用”，当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最愿意找当地干部当面倾诉的占45．7％，高于“向亲朋好友倾诉”的比例，这充分证明了广大群众对干部的信赖度。

当B自动地、不假思索地按照A的意愿行事时，权威这种影响力形式就发生了。政治体系中的权力主体力图使人们确信，不管什么时候政府手段被用于处理冲突，达成的决定都会得到普遍的认可，这不仅出于人们对暴力、惩罚和强制的恐惧，还出于人们对这样做在道德上具有正确性和适当性的信赖。因此一个政府，只要其治下的人民相信其结构、程序、法案、决定、政策、官员或领袖具有“正确”、适当或道德上的善这类的品质，就可以被说成是“合法的”。一旦获得了“合法性”，权威就会发生了。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中，很多情况处于不确定状态，许多组织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大多数公众会自发地寻找当地的政府，自动地相应当地政府的号召，自觉地接受当地政府的安排，按照其意愿行事。

（五）国际组织——强制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一国发生危机，如果得到国际组织的援助，就可以大大弥补本国救治能力的不足，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在危机应对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装备，吸纳国际组织的参与可以提高危机应对水平，同时国际组织还可以提供物资和资金保障,2004年印度洋海啸事件，不到四天时间，国际红十字会就将该组织紧急援助的数额提高到5900万美元。但是我国对国际组织援助的接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拒绝外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被动受援”到80年代末“国际援助政策规范化”到新世纪的“救灾外交”。

当B按A的指令做是因为A已确实地发出了如果B不屈从就要使用暴力的威胁时，强制这种影响力形式就起作用了。2008年4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民政部令第35号发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其中专设一章“境外救灾捐赠”，就灾害发生后，对于国际救灾援助的呼吁、接受、备案、管理等问题做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国际组织的捐赠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否则中国不会予以接受。任何假借“人道援助”之名，而附带种种苛刻的政治条件或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国际援助，也不会的到中国政府只认可，甚至会将其驱逐出国。也就是说国际援助应该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援助，而不应该损害受援国的国家利益。当然利益是相互的，只不过这种利益是有时间差异的，即当中国受灾时，受到了日本的无偿援助，当日本受害时，中国也会提供无偿的帮助。

政府对不同的参与主体采用了不同的影响力方式，但现实中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方式，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调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更有效的实现以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危机处理。如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还可能通过强制方式和权威方式。非政府组织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如果违背公共利益，将受到政府的惩罚，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非政府组织会自动地、不假思索地响应政府的号召，满足社会的需要。

结语：在我国危机处理模式中，各主体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政府对各参与主体施加影响力的同时，各参与主体也会运用各种方式对政府施加影响。只不过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完善，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和公众的独立性不足，一定程度上处于从属地位。如非政府组织为了动员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其所从事的公益事业的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公职人员的决策意向和社会舆论，包括媒体宣传、组织集会、罢工、游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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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论文

简谈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

专业名称： 公共事业管理 姓 名： 王 珍 珍 考点名称： 准考证号： 联系电话： ***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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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2

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2

三、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2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性„„„„„„„„„„„„„„„„„„„„„„„„„„„3

（二）公共危机的多发性„„„„„„„„„„„„„„„„„„„„„„„„„„„„„„„3

四、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3

五、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3

六、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4

七、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坚持的原则与处理措施„„„„„„„„„„„„„„„„„„„„„„6

（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应坚持的原则 „„„„„„„„„„„„„„„„„„„„„„6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措施 „„„„„„„„„„„„„„„„„„„„„„„„„6 结论„„„„„„„„„„„„„„„„„„„„„„„„„„„„„„„„„„„„„„„„9 参考文献„„„„„„„„„„„„„„„„„„„„„„„„„„„„„„„„„„„„„„9

浅谈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

摘要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近年来,大量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在不同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正常秩序,导致了社会经济的衰退,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与正常生活,同时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我国目前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和各区域、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不断升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而我国政府在这项社会工程中无疑担任着主体的角色。政府如何应付各类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将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本文从介绍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与应急管理的目标，阐明了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并提出了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原则与措施。因此，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采取的措施对于全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政府； 公共危机管理； 原则； 措施

前言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应对挑战、战胜危机的历史。随着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往往引发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绩效赤字，均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政府管理的运作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行政，转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突发性的社会灾害，如水旱灾害，地震、飓风、交通事故、工程事故、食物中毒等。日本新泻核泄漏到中国大雪灾、汶川大地震的爆发，一件件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接踵而至，让人们在疲于应对的同时也深切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的机遇可能平地而生。例如在2003年岁初的“非典”危机和2004年春季的“禽流感”疫情以及之后的“猪链球菌”等事件,对政府和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了全方位考验,特别是当年的“非典”,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给全球经济造成300多亿美元的损失,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超过39亿美元。还有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性事件。即由社会中的某种对抗因素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由一定的社会问题引发，如战争、暴力对抗、恐怖主义事件等。

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我国各类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增加，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对党和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及其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我国危机管理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过去危机管理研究在我国学界几乎是盲区，所以，不能对政府及各类组织的危机管理实践提供应

有的知识资源和智力支持。我国政府和社会经受过各种灾难和危机的考验，在危机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同时也应看到与发达国家的现状以及人民的期望相距还较远，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尚不尽完善，危机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

纵观当今世界，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国内改革日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对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我国正处于跨越式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危机频发的时期。

加强对危机以及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对于我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型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面对21世纪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及各种不可控灾害相继爆发的局面，我国政府普遍意识到了“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公共危机管理逐渐成为我国政府关注和耗费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因此,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对于国家成功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和危机,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公共危机是指一种突发事件，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公共危机有多种类型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根据主要原因及涉及的领域，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价值危机、精神危机等。

公共危机管理，其核心理念在于以科技化和专业化为中心，把预警机制与危机管理的物质保障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实现公共危机的最全面预防，最及时应对，最快速恢复。司格乐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完善政策和实施计划的过程，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避免自然危险和人为危险的风险或应对这种风险。罗森塞尔和寇自明说道：“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渐次接受了一个更广泛和更复杂的视角。危机不再看作是有着清晰起点和终点的事件，危机是一个过程，不仅为了获得‘危机后的危机’或‘灾难后的灾难’的感觉，而且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一个增长的意识，那就是，危机应该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被认识和管理”。

因此，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

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

简单的说，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尽快消除危机，二是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尽量不侵犯或少侵犯群众的利益。

应急管理是在危机事件爆发的紧急状态中进行的。危机事件通常来势猛，能够让人们作出有效反应的时间很短，决策很容易出现失误和错误。而应急管理一旦发生失误和错误，就会给民众造成极大的损失，政府的失误和错误往往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甚至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三、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

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转型时期，因此，公共危机的形成会呈现出以下一些

特点：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性

过去，危机常见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一般情况下，政府运用原有的应急方案就能够积极的加以应对，而如今，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快速推进，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如大型的自然灾害、流行性的传染疾病、安全性生产事故以及各种原因造成的群体性事件等。

（二）公共危机的多发性

公共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特别是一些有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受到社会人文环境、价值观念等的综合影响，因此，政府必须积极介入，采用科学有效的危机管理方式加以应对。

四、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

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危机管理是提高组织管理绩效的决定因素。

众所周知，危机的发生必然会导致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无序和系统失衡，从而影响政府的管理绩效。实施危机管理可以保证政府组织系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运行．也可以使政府组织实现渐进式的管理变革，促进社会兴旺发达。

2.危机管理是提高政府组织管理水平的必需。

缺乏危机意识，必然会导致管理水平低下。我国的政府组织和企业目前缺乏一种能够预防、察觉和化解危机的内在机制。危机管理包容了政府组织在顺境、逆境之中以及发展过程各阶段的管理内容，是一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管理思想，因而它是目前较合适的管理模式。

3.危机管理是防止政府组织老化，使政府组织之树常青的关键所在。

在经济学中，根据“帕金森”定律，即政府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日渐倾颓，这也就是说，政府组织存在的最重要职能便是防止老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组织的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多。因此，要防止政府组织老化，就必需实施和加强政府组织危机管理。

五、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

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造成资源的损失。

危机会直接造成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破坏基础设施；由于破坏正常的生产和服务以及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而导致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损失；间接的损失包括增加债务的负担、增加财政的支出、减少储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和发展计划的延缓。

2.发展计划的打断。

危机打断了政府和社会正常的发展计划，使发展的资源从所计划的领域转移到危机的回应和重建方面，从而使发展从长期的考虑转到满足近期的需要。

3.影响投资的气候和环境。

危机，特别是在短时间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时间持续较长的危机都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对影响。投资者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投资气候和环境以降低投资的风险，而危机会引起失业、抑制消费的需求、导致经济的滞胀等，这些都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4.政治的不稳定。

危机的出现无疑是对国家政治和政府治理的挑战，不适当的政府政策、政府管理的失误、政府对危机缺乏有效的回应、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政府责任的丧失等等皆会造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政府的信任危机，从而对政治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六、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

（一）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淡薄

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差。以前我们有一些危机性事件，但我们更愿意把它们定位为突发性事件。虽然学术界早就呼吁加强对危机管理进行研究，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政府的呼应。例如，我国政府从SARS危机得到提醒和警示，政府真正地意识到了我们缺乏应对大危机的准备。公众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差。公众缺乏海难、火灾等危机发生时的自救能力和基本常识，更缺乏危机的防范意识。例如，11月24日莫斯科友谊大学学生宿舍火灾事故中，中国留学生有11人死亡、46人受伤，致使伤亡的主要原因是浓烟、烧伤、跳楼引起的机械性伤害和急救不力造成的混乱，而同住一楼的日本留学生却能沉着冷静地从火中逃生，这就极有力地证明了在危机教育上的重视与否所导致的不同结果。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认识不足。由于突发事件意识淡薄,突发事件出现时就会措施无力,政府和公众都会存在侥幸心理。在侥幸的过程中,很多机会丧失,突发事件得以蔓延。公众的侥幸心理一旦被摧毁,由于缺少相应的思想准备,便会变得极度恐慌,这种恐慌引发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突发事件本身更为严重。

（二）危机方法应对得不科学

风险管理指运用系统的方法，确认、分析、评价、处理和监控风险的过程，它要求把风险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政策、规划、资源的管理方面有效地实施风险的防范与管理，预防和降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我国政府管理正缺乏这种全面风险管理，并没有把危机管理纳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在政府各种政策制定、规划、资源管理方面，都没有把危机风险的分析、确认和评估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和环节来做，往往是公共危机管理发生之后才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由于过去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一直采用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灾情的救援体制和危机管理模式，大规模地区性自然灾害迄今仍使用“人海战术”，投入最多的是部队，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公共危机的应对方法上，政府有关部门由于“责权利”等诸多因素，“金字塔”式的行政权力结构使得我们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采取上级拍板的处理模式，延误了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相对于我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法则更为科学。美国政府于1979年成立了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直接向总统负责，报告并处理灾情。多年来，该机构已发展起一整套“综合应急管理系统”，以应对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天灾人祸。由此可见，科学的应对方法和策略是化解危机的关键。

（三）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滞后

我国在应对“5.12汶川大地震”期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政府的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预防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等等，都使我们看到了建立健全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事实证明，当出现如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时，一个科学的危机管理机制对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暴露出的问题,比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有待完善等等,都使我们看到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四）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很低

综合非典、地震、雪灾及手足口病、甲型H1N1等诸多公共危机的爆发，从预防到处理到善后工作，每一环节都凸现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一大缺憾，即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很低。以SARS为例。SARS疫情的发生，最早或者第一时间实施应急处理的是医疗卫生部门。但是，医疗卫生部门只能处理已经被感染并且已经发病的患者，无法处理大量已经被感染或可能被感染的潜在患者和受害者，而有效预防和控制疫情真正要解决的是对后者的有效隔离和有效控制，有效阻断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在SARS疫情发生初期，在应对过程中，政府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医疗卫生部门的专业责任或职业责任的放大，实际上起着躲避自身责任的作用。

例如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那触目惊心的画面：北京军区某兵工团及时反映组队，救援行动从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历时十七天。先后转战都江堰、绵竹、汶川、北川四个市(县)四十八个作业点，共成功营救出幸存者四十九人，清理遇难者遗体一千零八十具；发现幸存者十二人(交由其他救援队营救)；帮助确认定位三十六人次。我们为每一次进军灾区而感动，为每一个生命的奇迹欢呼，但同时，剥去媒体的聚焦灯，我们看到的除了现场救援人员的劳累，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的缺乏，五六个消防员或是武警战士在一堆废墟旁一块块地手工翻动着那些残垣，其效率可想而知，而对于下面的生命来说，时效性又是何其重要。这方面，美俄日等国的专业性和科技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即搭建现代化信息平台，实现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发展。

（五）不够健全的法律制度

在公共危机管理处理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危机时刻一切以应对危机为要，权力可以无限授予，公民应以大局为重，公民权利应让位于危机管理”等，这些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实际说明了危机管理中法制的缺失，无论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都应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为解决危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不择手段，最终结果可能会诱发新的社会危机，并对国家的法制进程造成长远的伤害。从总体看，现行的公共危机管理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法律分散性、多元性的状况依然存在。如我国没有在宪法中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也没有制定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紧急状态法”，这是其一；其二是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政程序规范，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其三是紧急状态下监督机制不完善，问责机制不健全。

要让政府的应然选择变成积极负责的必然行动,尚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根据近几年事件处置的教训,借鉴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针对我国突发事件的特点,亟需建立准备充分、反应快捷、高效控制、信息沟通、保障有力的应急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各级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理中的责任,用法律保证突发事件处置的高效快捷。我国已经有一套用于突发事件处置的法律文件,但是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和专门针对突发事件处置的专业法律。

因此,我们在大力加强对已有相关法律的宣传、执行和督察力度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对各种突发事件实行依法管理。只有把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在面对突发事件采取措施时才能有法可依,才具有权威性。

（六）危机事后恢复的不力

在危机事后的处理阶段，政府一方面需要妥善应对有关政治影响、经济损失等恢复性问题。另一方面还需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修正组织的日常决策和应急处理系统，因此，需要一个完善的恢复机制。而现阶段，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处于“缺位”状态。虽然5.12地震后灾区基础设施、过渡安置房的援建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展开，但仍可以看出我国危机的事后恢复多依靠单方面的国家财政，缺乏多渠道多方式的恢复动员机制。除此之外，危机决策处理的事后校正机制也不够健全。

七、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坚持的原则与措施

（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应坚持的原则

1.时间性原则。

采取紧急处置手段，及时控制危机事态的发展是危机管理的第一原则。2.效率性原则。

公共危机蔓延速度很快，要求政府快速反应，有效动员社会资源。3.协同性原则。

参与危机应对的人员和力量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交通、医疗、通信、消防、食品等，协同一致动作特别重要。5.12抗震救灾开始有个阶段出现混乱，之后在绵阳设立了一个统一指挥领导小组，指挥调配各方力量和物资，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

4.科学性原则。

主要针对因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危机事件。如应对这类大型事故、地震、海啸、飓风等不可盲目蛮干，必须注重科学性、技术性，多征求专家的意见。正例：唐家山堰塞湖的处置充分发挥了水利专家的作用。反例：前苏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泄漏事故，因为隐瞒真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二）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措施

危机的预防只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危机管理程序，立即进人危机处理状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措施不当，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减弱甚至丧失，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措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强化危机意识。

先进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建立在先进的危机管理意识之上的，危机意识是危机管理的起点。在强调危机意识的同时，要转变公共危机管理观念，把公共危机管理有机地融合到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战略之中，特别是纳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SARS危机处理中，我国主要靠的是政治动员机制，靠的是政府行政手段，社会力量的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要着力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致力于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使危机管理中不仅有一个忙碌的政府，也有一个忙碌的社会，从而更好地调动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团体、工会、社区组织、群众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化解危机。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

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

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2.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

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

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危机状态管理法则，政府的危机管理权也缺少明确的《宪法》授权。为了使政府的危机管理法制化，使危机管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必要抓坚涉及危机管理的立法。如：在《宪法》中对危机状态的确认、实施、政府危机管理权等作出规定；制定危机状态管理法，明确规定危机状态的确认和宣布，危机状态下政府、各种组织及公众的法律责任；制定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配套法规，保护公民宪法权力；以《紧急状态法》为龙头，解决在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通过赋予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来行使应急权力，从而保证应急工作的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害程度。

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包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3.建立官员问责制。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在“ 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 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4.建立专业化、科技化的危机管理机制

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专业化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可急于求成。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不但要建立专业化危机管理队伍和专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还要加强对救援人员的专业化技术培

养。与此同时，引入高新科技的网络、卫星监测、遥感、全球定位系统等一系列技术及其国际前沿的管理方法也是提高危机管理绩效的必要手段。鉴于当代直接加害于居民的危机越来越多,俄美两国都设置了专门负责向受伤害的居民提供救援的机构。这种机构既是危机管理机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行政职能部门，又是专业化程度、技术装备水平都很高的救援行动队伍。美国的民防抢险救援机构是“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该机构通过内部‘综合应急管理系统’应付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天灾人祸,从火警、地震、飓风、爆炸直到危机的最高形式战争无所不管。”例如，俄罗斯的民防抢险救援机构的专业性更强，该机构的全称为“俄罗斯联邦民防、紧急情况与消除自然灾害部”,简称紧急情况部。我们需要借鉴美俄政府的经验,重视危机管理机制的科技化和专业化建设，并加大对国民危机教育的力度和资金投人,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从而使民众能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突发性灾难。

一是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

二是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例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

三是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四是预警机制强化政府责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制定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定点对可能的危机范围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小在最小范围。在公共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危机管理机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考验，要充分认识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5.建立完善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公共危机的特点决定政府新闻发布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定、有序。但是应该准确及时发布的信息却受以下情况的制约:公共危机的报道,一旦见报,影响安定;事件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为“安定民心”,报道时有意放大或缩小。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新闻发布 的非制度化密切相关。“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

6.培育健康的人文社会环境。

危机不仅是对一个政府管理制度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心理承受力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民族能否精诚团结，以健康、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危机，是一个民族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危机的预防管理不仅包括制度的预防，还包括人们精神健康和心理的预防。

一是要建立诚信、友爱、信任、关怀的人文社会环境，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当危机来临时，人与人之间应关怀、友爱、理解、宽容与帮助，而不是冷漠、猜忌与排斥。

二是要培养健康的社会心理，提高公民抵抗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危机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危害，更有心理的考验，越是对社会公共生活危害比较大的危机，越会造成令人恐惧的效果。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惧。危机预防不仅仅

是危机本身的预防，还包括心理危机的预防。

三是要加强对公民危机意识的教育，培育公民健康的心态，提高公民的心理承受力，建立健全社会心理咨询和精神援助系统，是政府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艰巨任务。

结论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从技术上讲,在部分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少部分尖端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从产业的角度讲,在整个产业水平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少数产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决定了中国技术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所以,加强技术预测,选择合适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战略,将有助于切实推动我国高新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使企业在技术的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技术战略管理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无疑进行科学的技术预测,对进行有效的技术战略管理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没有准确的技术预测,就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技术战略管理。当然，同转型期其他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中国危机管理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需要做长期的追踪和认真的研究。对公共危机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相信我国会继续关注危机管理问题，继续研究危机管理问题，也相信我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公共危机的潜伏与不断爆发促进公共危机管理不断完善，同时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高级、更文明、更理智的新境界发展。应对公共危机，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这一时期政府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机遇。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坚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政府一定能找到解决好公共危机的科学的方法。中国人民一定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稳定幸福的社会环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汪全报.《公共危机中的消费心理分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2]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3]欧子艳.《公共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责任研究》[J]，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4]胡杨.《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与范式转换—兼论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02期

[5]李杰.《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第三篇：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本站推荐）

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全国各地PX事件中各地政府应对策略分析

案例背景：

近年来，以引进大型二甲苯化工项目（后简称为“PX”项目）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屡次在国内发生。如厦门“PX”事件，6月1日群众集体和平“散步”，抗议“PX”项目在厦门落户；2011年8月14日大连市民自发组织到位于人民广场的市政府进行示威集会，随后展开游行。2012年10月22日，宁波镇海湾塘等村数百名村民，以该市一化工企业(PX项目)距离村庄太近为由，到区政府集体上访，并围堵了城区一交通路口，造成群体性事件。现在我就以PX系类事件对其中政府公共危机应对策略进行若干简单分析。

案例分析：

1、各方广泛参与呼唤制度平台依然欠缺

各方PX事件中，政府在信息讨论上主要采取被动策略，很少主动与群众交流。大连PX事件以及宁波镇海事件，都出现了暴力行为的报道。信息不公开透明，导致后续的事件中暴力冲突的隐患日剧突出。这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是极为不利的。2.经济发展和地方民意的博弈日渐突出

PX事件的发生地，都是在中国经济相对而言非常发达的地区。这就说明公众们利益诉求已经从吃饭问题更多地走向了公平公正、知情权、参与权等各种新层次上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仍然只遵循“经济发展第一位”的思路，必然导致与民意的冲突，使得本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演变成公共危机事件。3.政府对各种新型媒体和传播方式应对不足

在PX项目事件中，新型媒体从时间和空间上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同公共危机事件的距离。各种新媒体上传播的消息，可以及时有效地将政府的应对策略传播给群众，从而有助于政策的高效性。但是它也对政府处理不同意见的速度与正确性提出了挑战。当前若干次PX事件的发生，也从一定程度上给政府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应对新媒体上。相信这一点在未来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都会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四篇：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

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

——厦门市人民政府应对二甲苯化工项目（PX）危机案例分析

2011级MPA班

袁 泉

一、案例背景

一个投资高达108亿、年产80万吨、可能给一座城市带来800亿元年GDP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工业项目，在科学家、政协委员和广大民意的推动下，最终“暂缓建设”。沸沸扬扬的厦门二甲苯化工项目（下称“PX项目”）事件于2007年5月30日有了实质性进展：5月30日上午，厦门市文化宫八楼，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正式宣布了缓建“海沧PX项目”（PX，又称对二甲苯，化工原料，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的决定，并称市政府已委托新的权威环评机构在原先的基础上扩大环评范围，进行整个化工区区域性的规划环评。

二、案例描述

1、PX项目的立项审批

1990年1月，经国家批复，厦门海沧开发区确定了化工产业区。台商王永庆欲在此投资一电厂，后来几番论证，因为担心酸雨造成环境破坏，尤其怕影响以鼓浪屿为代表的旅游产业，最终投资未能如愿，电厂后来迁到漳州。海沧化工开发区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待开发状态，仅有翔鹭化纤等少部分化工企业进驻，化工业未充分形成气候。

2000年前后，海沧成为厦门地产的新热点，地方政府加速了海沧地块的地产开发，着力要将其打造成厦门的“浦东”，政府背景的海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未来海岸”楼盘，直接起了带动作用。

2001年，翔鹭化纤向厦门市提出在海沧建设80万吨PX项目，该项目自200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后，历经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的预审、国家环保总局于2005年7月审查通过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而项目环评期间，厦门市并未进行全市公开听证，环评也没有公众参与。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之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2006年11月17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08年建成投产。

2、政协提案引发的PX项目争议

海沧PX项目刚刚动工，就遭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等人的反对。今年“两会”期间，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对PX项目的选址与安全隐患表示了质疑，这使PX项目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份全国政协头号议案指出，海沧PX项目离居民区仅1.5公里，距离厦门市中心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均只有7公里。作为危险化工原料的PX在距离主城区之近的海沧，如此大规模生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厦门的生态环境，必须紧急叫停项目并迁址。政协委员的提案经媒体曝光后，厦门市民开始思考这个涉嫌污染的重大化工项目，究竟为何选址在距离厦门主城区并不遥远的海沧开发区？为何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却一直隐而不发？

早在2004年10月，厦门市环保局下属杂志就曾刊文，指出当时民众反映日盛的海沧区空气质量下降源于“海沧区石化工业区与处于其东面的海沧新城在规划上存在突出矛盾，今后PX项目以及大石化项目上马后这种矛盾会更加突出”，并建议政府高度重视。

虽然厦门市政府一直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非常不错，曾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海沧PX项目经过了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多次论证评估，有关方面对项目合法性作了权威解读，但这无法打消市民对PX项目建成后的污染问题的担忧。海沧区近年来环境恶化的既有事实足以说明一切：（1）2005年9月，海沧区一家制药厂发生爆炸，索性未造成重大损失；（2）“翔鹭化纤”公司附近时常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公司虽然宣称此味道对人体无害，且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但民众疑虑依然存在；（3）2007年3月，一则“2006厦门空气质量由原福建省九地市排名第一，降为倒数第三”的新闻，很多人本能地将矛头指向海沧化工区高耸的烟囱。（4）2007年4月，福建省重点办常务副主任龚友群带队对厦门在建省重点项目检查，指出PX项目还存在问题，区域规划环评还未完成，需有关部门进一步协调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未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PX项目建设仍在稳步推进之中。

3、PX项目危机升级

2007年5月底，一条关于PX项目危害的短信迅速在厦门市民手机上传播，造成厦门市民对PX项目的种种安全和环保危害的揣测。此前，在厦门著名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厦门大学公开BBS上，关于PX项目的帖子，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点击率。厦门网民的邮件、MSN、QQ等也收到了与反PX相关的信息。6月1日，厦门万余市民举行了“保卫厦门、还我蓝天”的游行，以此表达自己抵制PX项目的意愿。

随着短信引发的“PX恐慌”情绪加剧，厦门市政府开始应对这场公共危机。5月28日，《厦门晚报》刊登了一篇该市环保局负责人就“海沧PX项目”答记者问的万字长文，还以《海沧PX项目已按国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为题，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强势推进的信号。项目投资方翔鹭集团亦在其网站显要位置刊登该公司总经理答记者问，内容也多为澄清坊间传闻，平息争论。作为重要内容被提及的是，该项目已经经过了国家规定的各类审批，一切手续齐备。此举虽被认为迟到，但在关键时刻却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

5月29日下午，厦门市主要领导赴福州向福建省领导汇报PX项目进展以及近期在民众中的反应。5月30日上午，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正式宣布了缓建“海沧PX项目”的决定。6月1日，厦门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向广大市民群众征求意见和建议。6月3日，厦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称截至中午12点整，共收到意见和建议1557条。当日晚，政府散发的传单开始进入厦门千家万户，而坊间谈论反对PX项目的声音逐渐变得平和。

三、案例分析

1、政府评估决策机制缺位，民意广泛参与呼唤制度平台 政府在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的规划和决策过程中，提供政治参与的权利与机会，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公示听证制度，不仅有利于获取社会公众和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而且可以推进行政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厦门PX项目在事前环保评估期间，市政府并没有对该项目在全市公开听证，咨询、论证也不充分。尽管市环保局和项目业主都坚称在环评报告书编写期间，开展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和公众参与工作，但环评报告却始终未向社会公布。信息资源的不对称，造成在缺少民主制度约束和公众参与机制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引发种种猜测和质疑，最终导致一场**，使政府处于尴尬境地。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应是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追求目标。尊重民意，是制定公共政策的社会基础。只有广纳民言，决策才能科学化，才能尽可能地降低建设成本，使政府决策得到共识。厦门市政府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决定缓建PX项目，也反映出政府的积极态度。当然，在重新进行规划环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意的诉求，使公众切实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来，避免该危机的再次发生。

2、新媒体的出现，构建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平台

在ＰＸ项目事件中，手机短信成了公众发表意见的新途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ＰＸ的作用。同时，政府也不失时机地用短信的形式作出了回应，构建了一个双向沟通平台。

普通民众通过短信表达和汇聚民意，公共管理者有意识地利用它疏导和化解民众情绪，将短信等新媒体工具纳入民意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将大大拓宽民众的参政渠道，并使政府决策更符合民意。民众和公共管理者在此基础上的快速反应，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需要获得公共媒体的代言性表达，因此需要一种比较多元的、通过媒体发表各种不同声音的平台，对社会政策提出建议或给予批评，以利于政策的完善。

3、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利益平衡

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是地方政府决策面临的一个复杂而现实的问题，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分化，利益的冲突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难度。

如果放弃ＰＸ项目，对厦门的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不仅失去了发展石化重镇的绝佳机会，而且丧失了每年可能带来的800亿元的GDP贡献，以及相伴而生的就业机会等。

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政绩诉求和普通民众维系一个优美生存环境的愿望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如何取得平衡，考验着政府的决策能力。

透过厦门PX项目事件，我们看得出厦门市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厦门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拥有“联合国人居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十佳人居城市”和“全国人居环境奖”等殊荣。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工业项目，在其他城市，也许引不起如此反应，尤其是因环保问题。厦门市民浓厚的环保意识，使得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一条短信、一条黄丝带，万余厦门市民游行叫停PX充分体现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的确难能可贵。

第五篇：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能力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所以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其快速蔓延和严重的破坏，决定了市场机制和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危机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有限度的，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这其中，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地方政府（主要指省一级）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

亿元，提取预备费为2.4

亿元，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

亿元，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甚至谈不上是危机，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在2003年的非典中，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非典肆虐期间，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

万元，而本级政府在2003

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

亿sars防治基金中，向中西部的24

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明确提出，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之间的衔接，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难以预料、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投入比例偏低，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3%)足额提取预备费，并扩大预备费来源，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只要程序合法，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4、加强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专项财政资金的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的政务透明程度向来不高，这一方面影响了资金的运作效率，使得一些领导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因此，加强专项财政资金的监管，使应急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有很大必要。可以采取多方参与制度，引入媒体或者是专业的非盈利机构进行监督，保证各项应急资金能够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