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精选合集）

第一篇：论如何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论如何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以昆明市明通小学“9•26”踩踏事故为例

一、案例描述

（一）事故发生原因及伤亡情况

2014年9月26日14时30分许，昆明市北京路明通小学发生一起踩踏事故。明通小学创建于1955年，是教育部首批命名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是“云南省一级示范学校”、“云南省实验学校”、“云南省优级甲等学校”。

事故发生原因：放置于学生宿舍楼过道的海绵垫倒在过道里，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学生午休后起床返回教室时，先期下楼的学生在通过海绵垫时发生跌倒，后续下楼的大量学生不清楚情况，继续向前拥挤造成相互叠加挤压，导致踩踏事故发生，事故造成6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已送到医院救治。

（二）各级公共部门对此次公共危机的反应

1.教育部：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求云南省教育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学生，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教育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深刻汲取这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校园安全工作，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2.省级部门：原省委书记秦光荣立即作出批示并赶往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原省长李纪恒立即听取了事故汇报并作出

批示。秦光荣、李纪恒要求迅速组织抢救力量，全力救治受伤学生，最大限度减少伤亡；迅速组织专门工作班子，做好遇难学生善后和家长安抚工作；迅速查明事件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全省中小学校安全检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云南省急救中心启动公共应急事件四级响应。

3.市、区级部门：原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做出指示，要求迅速成立以杨皕副市长为组长的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查明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同时全力做好全市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市、区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开展伤亡学生善后救治等处置工作。昆明市教育系统于事故发生当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明通小学明通巷附近道路进行交通管制。

（三）踩踏事故处置进度

2014年9月27日下午，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就昆明市明通小学“9•26”踩踏事故的相关细节进行新闻通报，对涉及的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停职或免职处分(市纪委监察局决定给予昆明市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的副局长王坚、盘龙区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陆佳停职检查。盘龙区委研究决定，给予盘龙区教育局局长李谦、盘龙区拓东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主任石玉、明通小学校长李岚停职检查；免去盘龙区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李章副局长职

务、免去盘龙区明通小学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杨霖副校长职务)。待事故相关情况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对此次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违反党政纪的，按照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在全市教育系统发出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全昆明市所有学校，28日正常上课，但是第一课要进行安全教育。

2014年9月29日，公安机关对该校校长李岚、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副校长杨霖、体育老师李鹏程三人，以涉嫌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依法刑事拘留。

2015年6月15日，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分别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被告人李岚有期徒刑二年；判处被告人杨霖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判处被告人李鹏程有期徒刑一年。

二、案例引申

（一）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县密虹公园迎春灯展活动中，一观灯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密云县县长张文引咎辞职。

（二）2009年12月7日，由于下雨，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的52个班的学生自习下课时大部分从离宿舍比较近的一号楼梯下楼，一名学生在下楼梯的过程中跌倒，引起拥挤踩踏。事故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市教育局长被免职。

（三）2013年2月27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学生上早自习时，因一楼大门未及时打开，学生之间互相拥挤发生踩踏。事故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市教育局长等六责任人被免职

（四）2014年1月5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部分群众到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北大寺参加已故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动，13时左右，在为信教群众散发油香过程中，由于群众相互拥挤，发生意外踩踏事故。事故造成14人死亡，10人受伤。西吉县县长任立新被停职检查，另有至少三人被免职，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被依法拘留。

（五）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正值跨年夜活动，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通往黄浦江观景平台的人行通道阶梯处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公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调查报告建议，对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进行处分。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公布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家属将

获80万抚慰金。

三、从公共危机角度分析踩踏事故频发的原因

（一）缺乏危机防范意识

一是不重视危机预防。忽视危机预防，重视危机应对，是当前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踩踏事件爆发之前思想松懈、麻痹，对潜在隐患重视不够。

二是公民危机意识教育组织不力。我国无论是学历教育、职业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没有设置安全教育、应急自救方面的课程，对公共危机应对的宣传力度不大，基本上停留在宣传一些简单的消防安全知识层面，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逃生技能十分贫乏，社会公众在踩踏事件发生时不能正确处置。

（二）政府应急管理缺乏统筹

一是危机决策不能保证科学。目前，我国组建的应急机构基本上还是临时成立的临时性指挥机构，这样的组织机构往往规格较高，指挥有力，有权威性，但缺乏专业性，在可能迅速蔓延的公共危机面前，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二是应急预案不细不实，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各级政府虽然都制定了危机事件应急预案，但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部门之间沟通机制不畅，可操作性不强，与实战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三）危机信息管理体系不完善

一是危机预警信息碎片化。我国目前没有编制危机预警信息收集规划，也没有建立危机预警信息收集平台，各种危机预警信息处于一种散乱状态，没有做到互联互通。

二是危机信息发布机制不成熟。在紧急状态下，怎样进行危机信息发布，怎样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怎样与媒体互动，都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

四、公共部门对踩踏事件的反思

（一）加强对大人流场所和活动的安全管理，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踩踏事件暴露出公共安全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盲点，存在管理空白，应抓紧完成对旅游景点、商业设施、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公园、学校、地铁、机场、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安全检查，梳理风险隐患清单，落实整改治理措施。

（二）加强监测预警，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防范能力 踩踏事件反映出，相关管理部门对监测信息研判不够、对人群高度密集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应进一步加强重点环节、重点领域和重要时段的现场情况监测，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应急广播、新闻媒体、网络等平台发布预警信息和相关提示，规范引导公众采取合理避险措施。

（三）加强应急联动，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踩踏事件表明，“条块分割、条线分割、各自为政”依然是城市运行管理亟需破解的难题。应进一步规范应急联动体制机制和响应程序，强化指挥协同，提升应急联动处置效能，要加强应急队伍训练和管理，组织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

（四）加强宣教培训，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

加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常抓不懈。要充分发挥公共安全宣传活动作用，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公共安全知识普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防灾宣传活动，特别是要加强大中小学安全教育，增强青少年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增强公众安全防范知识，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五、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树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理念

一是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按照预防为先、教育为先、人才培养为先的思路，将危机预警作为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在危机爆发之前做好预判，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将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

二是树立危机可防可控的理念。随着我国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及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公共危机事件会不断增多，政府应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变化，没有必要

过度担心危机可能造成的混乱，只要科学预防、及时处置，任何危机都能得到控制。

三是树立科学应急的理念。预防灾害中应充分体现科学原则，处置危机中重视专家的直接参与，建立和充实专家库，请专家参与评估，并在第一时间到位，与应急队伍协同作战。

（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加快立法步伐，做到有法可依。在现有法律体系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公共危机管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覆盖立法盲区，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使公共危机管理有法可依。

二是堵塞行政执法漏洞，做到执法必严。针对法规滞后、标准缺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拉扯不清、有责就让、有利就上的实际情况，应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堵塞行政执法漏洞。

（三）完善紧急状态下信息披露工作体系

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政府应按照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危机处理相关信息。特别是应正确处理与各类新闻媒体的关系，以正面信息引导公众。

（四）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应急联动体系

一是建立公共危机管理决策体系。按照要求，成立由各级主要负责人挂帅的公共危机管理专门机构，负责对公共危

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确保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及领导指挥安全处理全局工作。

二是推进政府部门整体联动。按照统一平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分类处置的要求，打造一个应急救助服务信息化平台，全面整合部门应急救助信息与资源，提高应急救助的能力与效率。

（五）完善政府与社会协同应对危机工作体系 一是明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应对是法定义务。《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义务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有效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救援队伍的作用。除了进一步完善政府救援队伍外，还应大力加强民间救援队伍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民间救援的性质和应当遵循的规则，推动民间救援健康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弥补政府专业性不足的缺陷，各级政府应在制定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中，应将非政府组织有机纳入公共资源范围，引导其参与公共危机的应对。

第二篇：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为例

摘要 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各类公共危机频发，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凸显，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的行政环境中充分体现政府能力，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机会。从今年频发的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透视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因此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

关键词：政府 危机管理 动车追尾事故 以人为本 1前言

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深化，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危机管理策略和沟通技巧，因为应对迟缓、危机干预不当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预防和应对危机已经成为转型期考验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要问题。本文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典型公共危机事件为案例，通过分析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政府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内涵

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凡危及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的状态或事件都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更准确的说，公共危机是一种非常态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威胁性的，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众心理恐慌，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关系，危及了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状态或者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特别是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过程。从“7·23”动车追尾事故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3.1 “7·23”动车追尾事故的经过与调查回顾

2011 年7 月23 日20 时30 分05 秒，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 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有关专家和领导小组赶赴现场救援，并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负责事故原因调查。也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最新进展。7 月28 日，温家宝总理亲临事故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最后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1 年12 月28 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158 天，调查结果终于公布。事故性质被认定为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3.2 “7·23”动车追尾事故体现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

“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及时的启动应急方案，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在此次事故中，危机管理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层级通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温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和市委市政府通报，并向温州市公安消防、特警、公安局分局和交警支队发出救援警令。随后，温州市向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通报情况，浙江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并成立市“723”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搜救工作。此次事故在发生了1 小时的时间内，就层层通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说是非常迅速，这与2003 年“非典”事件初发时的隐瞒疫情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地执行。在此次危机发生后，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追根溯源，也彻查设计、制造、管理和调度等方面的源头性问题。对通号集团、通号设计院、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温州南站等相关事故责任人做了免职、撤职、撤销党内职务、记过等相关处分。此次事故处分人员众多，处分涉及范围较广，而且牵涉的高层领导也都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体现了我国严格的责任制度，也给类似事故敲响了警钟，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最后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做好善后赔偿工作。在事故发生后，温州警方持续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公布这个名单，体现了国家对遇害者的尊重，也保证人们的知情权，这是国际惯例。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3 “7·23”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1）危机反应速度迟缓，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危机事件中，公众最想了解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及时、准确、透明地主动传达。在“7·23 动车追尾事故”中，事故发生后的26 个小时政府部门几乎失声，事故原因、死亡人数、搜救最新进展等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大多由媒体自发采访报道，没有权威部门发布数据或官方回应。也恰恰是公众对事故原因的臆测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迟缓反应，传闻和谣言借助网络手机等平台飞速传播，“故意掩埋车头掩盖事故真相”、“不到72 小时即停止搜救”、“死亡人数瞒报”等不实信息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被百倍甚至千倍复制传播，较大程度上恶化了危机情境，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度。（2）政府部门未能恰当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应及时充分。有记者提问车体为何被掩埋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声称：事故现场有泥塘，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是便于抢险，并反问现场记者“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这句话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作为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依据事实说话，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修养，关心广大受灾群众是关键，王勇平的回答显然不能服众。（3）危机传播渠道单一，亟需多元化拓展。

目前，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大都依靠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等传统的危机传播渠道来发布危机处理信息。但由于新闻发言人素质的差异和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危机反应策略实际效果极有可能大打折扣。随着微博等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媒体已经成了舆论的聚集地，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危机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7·23 动车追尾事故”舆论主阵地的新浪微博，单以“温州动车追尾”为关键词的微博数量就达到了1445592 条。但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铁道部几乎没有运用官方微博进行危机传播，反倒是温州政府部门在微博中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公众的赞许。新的危机传播渠道不仅可以让危机管理部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还能将信息准确、及时、无障碍地传达给公众，从而大大提升危机传播策略的效果。

（4）谣言预警及干预缺失，相关机制亟待完善。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凭借其传播优势打破了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形成机制，构建起民众平等参与的舆论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针对网络舆情的日常实时监控不够，往往等到网络谣言发展为网络舆情、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时才会关注，这对于危机事件中谣言的预警和监控来说，显然比较被动。另一方面，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对谣言干预乏力。对指控的否认或澄清如果缺少了说服力，将会直接影响媒体报道的评价和公众对组织危机管理能力的信任。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4.1 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政府占据杜会主导地位，为公众提供安全保障等服务的必然选择，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客观要求。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对政府的言行进行审视与监督，以此判断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对政府危机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要求：

（1）诚实公开，前后一致，快速反应，广泛参与。政府是危机信息的优先获得者。政府部门通过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程度和危害有客观公正的认识，克服内心的恐慌、猜测和误解，稳定公众情绪，从而尽快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危机的解决并非可以单独依靠政府的一己之力，还应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群众。

（2）承担责任，重塑形象。危机发生后，公众会关心利益和情感两方面问题。因此政府应该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尽量弥补公众损失的利益，同时还应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通过新闻媒体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3）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只有知情才能抑制恐慌、堵塞流言，进而提高政府治理危机效率，树立透明的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事件出现时，往往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对信息的渴求。危机事件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如果能够及时、公开、透明地予以报道，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不仅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而且可以起到稳定公众情绪，抑制恐慌气氛的作用。

4.2 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危机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紧急行政措施和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责任，便于操作，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危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政府危机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危机后处理阶段。在此阶段，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并对那些没有尽忠尽职、没有把公众的生命财产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官员进行一定的惩罚，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还要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4.3 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

增强社会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即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的危机意识。因此，危机管理的教育无疑成为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危机知识的普及成为必要，应把危机管理教育知识纳入全民教育的范畴，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危机管理知识的培训，在高校之中增强危机管理知识的教育，推广各种突发事件应对的措施。为此，相关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应提供相应的援助。

4.4 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

受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都存在这比较强烈的管制观念，这样使得公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的治理和决策中。实际上，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受到重视。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危机管理的知识，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其次，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第三部门和志愿者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危机管理当中来。再次，政府应该建立危机管理的信息渠道，利用报纸、网络和电视等媒介及时传递危机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随时了解危机动态，随时向危机管理部门报告自己所获取的新情况，帮助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做出及时正确的决策。

4.5 完善社会预警体系。

首先，有效整合现有的各种监测体系，对导致危机爆发因素的持续监测。建立数字化的危机数据分析指标，对相关信息做到准确的分析。其次，研究制定各种危机造成后果的防范方案，预案要有灵活性，对危机中突发的状况能做及时的调整。最后，要建立便捷、通畅的信息网络，确保信息能准确、及时、详实的向社会公开，并得到反馈。小结

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 应包括危机预警机制的完善、危机控制与救治机制的科学实施和危机善后处理机制的完善。要从根本上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就必须优化公共治理结构，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把握以人为本的精髓，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坚持真诚、快速，负责的原则，保证公众在危机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当然，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危机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还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汇报[R].2011（2）汪菁.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对策[J].2013(3)董立人 提高危机管理水平提升政府执政能力[J].2012(4)张凤文.提高政府危机管理水平的对策选择[J].2012(5)高翔.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媒体管理[D].2009.(6)林开源.浅析我国政府危机公关的要求[J].2013

第三篇：论如何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论如何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共管理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各地政府普遍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导致政府的公信力逐步下降，政府的执行力不高，工作效率地下，群众找政府办事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面临这些问题，各级政府要尽快强化宏观意识，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作为承担着整个社会公共管理任务的各级政府，如何有效地行使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不断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是需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我认为从目前来说，要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应从转变政府职能人手。

一、强化宏观意识，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政府是否有为，不在于管得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是否合理，管理的行为和结果是否有效。长期以来，我国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通过“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福利”的方式行使公共管理职能。造成了政府公共权力高度集中，机构膨胀，管理方式单一，行政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财政补贴负担沉重等弊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的管理对象、体制环境、法制环境及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环境的变化要求政府职能发生相应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有限权力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公共管理职能上应由“划桨”变为“掌舵”，由微观管理为主变为宏观管理为主，由直接管理为主变为监督管理为主。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政府没有必要越俎代庖。政府要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不断给企业、居民或生产者、消费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公共问题，如公共安全、发展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公共项目的投人、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等。

二、强化为民意识，实现由“官本政府”向“民本政府”转变

“官”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定产物，本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应该不再是官，而是社会的公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思想的禁锢与灌输，“官本位”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古时候读书人把做官当做惟一的出路，直到现在，这种“官本位”意识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扩展之势。在人们的观念中，公民的一切好像都是官员给的，把官员奉为“衣食父母”和“青天大老爷”。人们只能感谢政府、感谢官员，不能向政府及官员要求什么。“官本位”思想的泛滥，助长了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了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与交流，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最终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的。随着行政改革的深人，这一宪法精神应该充分体现在政府的治理理念中。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一定要从高位走下来，真正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扮演一个“服务者”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要整顿政府的官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务必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倾听群众的呼声，汇集群众的智慧，关心群众的疾苦，赢得群众的感情，塑造一个民主、参与、亲和的政府新形象。

三、强化服务意识，实现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传统上我们一直把政府仅仅视为社会的管理者，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活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政府变成了服务的提供者，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由于受源远流长的“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养成了强烈的“朝南坐”心理，认为政府就是管人的，就是做发号施令、审批许可的事情的，习惯用权力、压力而不是用道理、法律来推行管理。这种行政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机关形象，助长了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导致了干群关系紧张，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因此，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必须由“行政—控制型管理”转变为“规则—服务型管理”。因此，在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抛弃“衙门”思想，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必须坚持“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观，及时准确地

掌握公众的服务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简化行政办事条件和程序，不断扩大服务领域;必须严格规范行政实施中的强制性手段，更多地提供人性化服务;必须建立健全公示、听证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必须不断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四、强化效率意识，实现由“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转变

效率不高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造成效率不高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因素是职能转变不到位。现实中，一些人对机构、权力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即通过机构运用权力来严格“管理”社会、控制社会，不信任社会自身的作用，不断通过扩充机构、增强权力来管理社会，让社会一味按照政府机构的意图、行政权力的指向发展，忘记了权力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本性。逐渐把行政权力部门化、行政权力利益化、部门权力合法化，进而导致部门利益至上，官僚主义滋生，效率观念淡薄。结果是机构越来越臃肿，人员越来越多，运转越来越不灵，负担越来越沉重，效率越来越低下。要革除这些弊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不断转变观念，科学合理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减少和削弱旧职能的载体，促使和催生新职能的到位。要加大机构改革的力度，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尽可能缩短职能转变的时间和周期。职能的转变，行政的运行，都要靠各级公务员的身体力行，公务员的素质是影响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强化公务员选拔与培训工作，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竞争激励机制，加强公务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国家公务员队伍在思想作风上、工作方式上都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成为各级政府持续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证。

五、强化责任意识，实现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各级政府部门都掌握着相应的行政权力，运用权力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无可厚非。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习惯于依靠行政权力，采取强制性的直接行政手段来处理。加之长期以来权力缺乏制约，导致行政权力滥用现象屡见不鲜。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有禁不止;不顾人民利益，强行拆迁、滥占土地愈演愈烈;以

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枉法时有发生。现代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要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明白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忽视政府的行政责任。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力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不可能真正得以推进。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明确，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政府应当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实现者、维护者，应当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在责任制度上，不仅强调公民责任，而且要强调政府责任;立法不仅要重视设定公民责任，而且要重视设定政府责任;行政执法不仅要重视行使行政权力，而且要重视承担行政责任;监督制度不仅要重视设置监督行为、方式，而且要重视落实行政责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各类责任主体的政府责任体系，做到政府责任法定化。当前，特别需要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公务员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行为而受到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的制度，以及建立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轻微违法失职或官僚主义等而向公民、法人赔礼道歉的道义责任制度等。

六、强化法律意识，实现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受旧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的影响，我国行政管理基本实行的是以人治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依靠政策办事，依靠领导人的指示、命令办事，人们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变了。政府要转变职能，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至关重要，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更是新形势下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完备，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行政审批过多过滥，行政执法中违法行为较多，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等问题比较突出。要真正建立法治政府，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法律意识，一切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坚决不行使;一切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遵

守法律，违背法律的权力坚决不行使;一切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要深刻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心和实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机关在观念、组织、人员、职能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从人治行政到法治行政的全面转变，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真正的深刻革命。

七、强化公开意识，实现由“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

我国旧政治文化向来讲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与公众缺乏沟通交流，政务信息公开程度很低。加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时期保密制度不完善，保密范围过于宽泛，遂使封闭行政、暗箱操作成为政府管理的一种常态。政府制定政策往往从便于自己管理的角度出发，很少考虑企业和公众的呼声。由于暗箱操作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增大，使得许多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今天做，也可以明天做。造成许多事情要凭人际关系才能办成，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行政腐败。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承认，公共行政是一种根植于社会之中并从整个社会获得自己必然性的社会活动。政府要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转变观念，更多地考虑公众的感受、公众的参与、公众的反馈等因素。要强化公开意识，增强透明意识，把政府政务活动中涉及到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事项向社会公布。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加快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创新服务方式，使网络真正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桥梁。例如推出“一站式服务”、"24小时自助式服务”，使得公民不需走进政府部门，仅通过计算机就可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公民在一个站点办事，就可以得到全程服务。政府还可以设立信息反馈中心，随时进行处理，使互动沟通渠道更为快捷。建立透明政府还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通过媒体向公众及时发布有效信息，借助媒体了解群众的意见或建议。此外，政府还可以开展全方位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采取听证会、座谈会、征询意见会、民意测验、问卷调查、意见反馈等形式，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群众的智慧，收集信息，分析民意，为决策提供依据，树立开放、民主、透明的政府新形象。

八、强化信用意识，实现由“缺信政府”向“诚信政府”转变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誉对企业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信誉的企业，自然就没有市场，企业本身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其实政府的信誉也一样，政府要有效地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离不开全社会的认可与拥护。没有信誉或信誉不佳的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自身的能量就会受到限制。由于受过去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模式的影响，人们对政府信用重视不够，导致政府缺信、失信现象比较突出。一些政府部门只重视承诺，不重视落实，年初承诺要办的实事，年底兑现率很低，承诺限期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甚至为了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假数字、假报告盛行。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权威和信用能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了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由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中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政府失信、缺信带来的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诚信政府的塑造与建设。各级政府要像企业珍惜信誉一样，倍加珍惜政府机关的信誉。要把诚实守信的理念融会到政府每一名公务员的脑海中，贯穿于政府行政的全过程。要不断提高承诺的实现能力，不该由政府办的事，或一时不具备条件办的事，不要随意向社会承诺。对承诺的事，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扎扎实实、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去办，树立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取信于民的良好形象。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既要树立政府权威，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又要注意避免朝令夕改，随意操作，失信于民。要通过诚信政府的塑造，带动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不断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总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民生问题，我相信政府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采取改正措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能促进社会发展。

第四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摘要]社会转型期，国内外突发事件频发，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在危机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高低能体现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政府的负责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公信力。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相比还不协调、相对落后。文章从法律制定、组织建设、决策、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等方面提出加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危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路径

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大，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种危机频频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政府危机管理及其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危机对一个政府组织乃至全社会而言，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如果政府处理不当，那么带给人们的可能是灾难，往往直接对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给公众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衍生出一系列危机事件，进而可能抑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迫切需要提升，这是应对危机的需要，是实现政府职能、维护自身形象的需要，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危机与政府危机管理

危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企业管理中，后来它适用的对象不断扩大，现在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中。对于这一术语的定义，我国学者薛澜等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处理各类危机事件的主体，对危机事件所实施的应急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一项责任。政府危机管理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社会要求政府承担起危机管理的责任而产生的，主要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由社会各个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的，在决策、沟通、协调、控制等机制的相互配合下，对公共危机进行预警、救治、修复的全面整合的系统过程。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能力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政府能力一般是指政府实施管理目标过程中的可能性与效力，反映着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政府目标的实现情况。政府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能力，是建立在危机管理体系基础上，预防、控制、消弥公共危机事件，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能力，反映了政府处理危机的效果和效用。本文认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主要包括法律制定能力、组织建设能力、决策能力、信息沟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等等。

(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管理能力，是一个责任政府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政府综合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方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维护自身形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免会遇到突发事件或危机，政府对危机事件进行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保护国家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有助于政府更好地监测、预防、应对危机以及控制或消灭正在发生的危机，以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责。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还能直接体现政府管理水平，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人均GDP正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极易引发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要消除种种不和谐因素，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就必须全面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或将危机发生带给人们的损失降至最小。因此，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危机频发期，政府危机管理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客观、理性、科学地审视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可以发现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却相对滞后，显得有些薄弱，存在诸多不足。

(一)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法律保障

缺乏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支撑是目前我国危机管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在某些领域我国已有一些危机管理的单方面的法律，如《戒严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有2006年1月8日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政府职能中部分关于处理危机的法律、规章、应急预案，但毕竟这些只是针对特定领域重大危机的立法，从整体上看，我国还缺乏一部对危机共同规律进行总结，对危机管理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危机基本法。危机基本法的缺失，使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发挥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一个专门机构的支撑

政府的危机管理机构缺失是政府的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危机的管理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但是，在危机的管理与控制的具体执行中，必须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决策与执行职能。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在国务院设置相关的临时机构，如：国防动员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国家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以及防洪、火灾指挥部或办公室等。但是，这些临时机构都只是在危机发生之时才临时设立，并且大部分临时机构都不单设办事机构，其日常工作由相关的常设部门承担。由于缺乏专门的危机管理组织机构，政府对于有效地识别、确认危机、应对危机就显得被动、仓促且行动缓慢，并且在整合社会资源、综合协调各政府职能部门方面也力不从心。

(三)政府危机管理的决策能力缺乏效率

危机管理讲求的是时效性，不管是信息的传递，还是命令的决断与执行，都要把效率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就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层级组织管理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的政策和指示是通过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层层传递，基层的信息也是通过各级政府组织层层上报。这种集权制的官僚组织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当面临公共危机事件时，这种传统的政府组织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为了政府危机决策的阻滞因素，因为政府层级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基层政府缺乏决策权，有关危机的信息

从基层组织部门通过层层环节传达到最高决策中心，其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即使信息准确，这种环节过多的信息传达机制也必然会延误时间，影响决策效率。

(四)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工作不到位

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资源整合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意味着让更多人知情而免受伤害，这不仅不会使政府形象受损，反而能增加政府的凝聚力，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只有信息公开了，让全社会都了解危机的发生，才谈得上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到一起，更利于控制危机的危害和恢复正常。但是现阶段，在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发生时，很多政府决策者生怕危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不利于个人仕途的发展，就选择隐瞒的办法，采取对上级漏报、瞒报，对当地媒体进行封锁的对策。殊不知，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也不利于调动社会资源为危机管理工作服务。

三、提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我国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政府需要从法律制定、组织建设、决策、系统管理和战略管理、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绩效管理等方面来提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一)制定全局性危机管理法律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法律，但全局性的法律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我国，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总结各危机的规律，为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基础。如制定《紧急状态法》，从立法的高度规定重大危机下领导权力体系、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重大危机信息通告与发布制度、应急预案及启动标准、复合型危机发生之后的危机应对等等，以保证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原则迅速应对，进而提高危机的快速决策能力。所以，全局性的危机法律是把危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战略的角度提高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前提。在制定新的有关危机管理的法律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及时地审视现有的危机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对其效力和适用性进行评估，对于已经不适合实际局势的危机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应当定期、及时地进行修正、更新和改进，使其符合实际需要。

(二)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和专门机构

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对于加强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使政府成功地应对各种危机事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建立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主要职能应该包括：制定危机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进行危机信息管理；进行危机风险的评估；在非危机时期，负责危机的预防和预警工作；在危机发生期间，负责领导与协调工作；负责危机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对政府管理者和社会公众进行危机管理的教育和培训等。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危机管理的职能、职责和责任。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在承担某些特定危机管理的职能和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应急管理体制。

(三)改革组织系统。提高决策效率。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科学决策

政府组织结构的简化应大幅度压缩中间层次，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向水平型结构形式转化；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实现整个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赋予基层组织处理问题的适当权力，实现功能的有机结合。当危机发生时，这种扁平化、分权化的组织结构和体制能够大大地提升地方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应尽快建立健全统一、标准化的危机管理决策系统。一方面是决策信息系统，用于在恰当的时间、通过恰当的渠道、将恰当的信息传递到恰当的危机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形成符合现状、基于经验教训、集成专家意见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高效传递、决策科学有效的格局。

(四)完善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资源支持系统

在应急信息管理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着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通常，一旦出现危机事件，国外政府会随时通过媒体不断发布最新的情况通报，通告有关事件的当前情况，并预告其发展。事实证明，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危险信息，并不会造成社会性的大恐慌，反而对稳定遭受巨大冲击的民众心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公民正常生活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危机沟通机制，规范内部的危机沟通(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制度和外部的危机沟通(政府针对媒体、社会、受害者等的沟通)制度，达到及时有效、透明通畅的沟通效果。做到了信息的自由公开，才有可能得到社会公众更多的资源支持。

第五篇：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政府公共危机的预防管理

1.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危机预防管理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危机进行预测，为危机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危机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危机的处理。在美国，危机管理的决策中枢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俄罗斯的决策指挥中心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从世界范围看，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机制，议会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理为核心的机制。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中心，灾害发生后，一般都是临时成立工作组应付危机，这种工作组不能保证危机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缺乏对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有效总结、分析、保留和借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危机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危机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2.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其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3.加强危机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向往“永世不易”的理想社会，老百姓的危机意识比较淡漠。我们虽然热切关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但总是认为那是外国的事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便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之中，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2003年春天“非典”事件中老百姓的恐慌、无所适从并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此，在危机预防管理中政府必须做到:一是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加强危机的预防训练，整体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一旦发生危机，国民才能从容应对。

消息反而会为流言的传播创造条件，况且信息全球化使任何政府想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

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2.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是指对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政府应立即投人到危机的处理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我国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在短时间内爆发并在较大区域内流行，与政府有关人员的危机意识淡漠有直接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报喜不报优的心态，危机发生时常常采取低调处理和封锁消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会丧失平息

事态扩大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随时随地都存在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尤为重要。

3.政府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从而形成“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如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提一桶水来救火，这个行为就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就会冷静下来，跟着去提水救火;相反，如果有人第一个逃走，这个行为也将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同样会效仿，争先恐后地逃跑。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必须成为“紧急规范”的首倡者和实施者，通过政府的“紧急规范”，全国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战胜危机。

4.及时发挥政府宏观协调、整合资源的作用。危机发生时，政府出面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这在政府危机处理中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危机状态下政府协调职能的发挥，例如英国为了协调各部门的紧急应变工作，政府于2001年设立非军事意外事件秘书处，秘书处的宗旨是“就预见、预防准备和解决办法提高英国应付突发挑战的能力”，在政府内外协调各部门作出综合整体反应，与各有关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开发和共享英国关键网络和基础设施资源，统一、合理、有效使用政府各部门资源，确保预防和控制灾难的规划和机制实施到位以及发挥效应，确保政府在处理危机期间能够继续发挥正常社会职能。美国国务院下设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中中央到地方的救灾资源，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发生重大灾情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支援工作，将灾情降到最低。总之，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重要保证。

5.做好善后沟通工作，提升政府形象。危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即使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处置方法，政府的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因此，危机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处

理的结束。当人们度过危机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危机后沟通工作，向国民承诺政府今后的措施，表达政府的诚意，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心，重新提升政府的形象。总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