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银行风险监管的重要性
与传统的风险衡量方法相比，VaR提供了一种考虑杠杆、相关性和当前头寸的组合风险的整体观点，被称为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风险衡量方法，已发展成为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国际标准和理论基础。基于VaR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文献，目前，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监管、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管理三个方面，旨在尽可能地寻求利用市场工具和市场激励的方法，通过银行的政策、行为和技术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VaR的真正发展得益于世界各著名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视。许多著名金融机构，如JP．Morgan，Bankers Trust，Chemical Bank，Chase Man-hattan等，都投入了大量经费开发新的市场风险管理工具，旨在准确辨识和测量市场风险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种既能处理非线性的期权，又可提供总体风险的市场风险测量方法，VaR就是基于这一背景开发出来的。它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被一些金融公司用于测量交易性证券的市场风险，获得了广泛应用。根据Jorion(2001)的概念：VaR(Value atRisk，常译为在险价值或风险价值)是指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在一定的置信水平和持有期内，衡量某个特定的头寸或组合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损失。与传统的风险衡量方法相比，VaR提供了一种考虑杠杆、相关性和当前头寸的组合风险的整体观点，被称为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风险衡量方法。风险的数量化量度发展从灵敏度到波动性，再到下侧量度，经历了从简单逐步走向准确的过程。VaR属于下侧量度，已经证明风险的下侧量度是对灵敏度与具有不确定性不利结局的波动性的整合。VaR作为一个很好的风险管理工具正式在2004年的新巴塞尔协议中获得应用推广，已成为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国际标准和理论基础。
一、VaR与商业银行监管研究
新巴塞尔协议所提倡的内部模型法(VaR模型法)反映了监管当局提倡在尽可能的地方寻求利用市场工具和市场激励的方法，通过银行的政策、行为和技术提高银行的监管水平。几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来，关于银行风险行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焦点。如何通过不同的监管资本要求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帮助银行获得更精确的风险测量和合适的风险激励，一直是监管当局和银行业共同努力的方向。巴塞尔协议集中反映了金融监管的各种理论与实践成果。除此之外，关于银行风险行为的监管文献也很多，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集中反映在巴塞尔系列文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1988年，Basel资本协议对风险调整的银行资产强加了统一资本要求，总的风险量等于各风险资产乘以相应的风险权重，这时的风险权重主要旨在反映具体资产的信贷风险。在资本要求的计量方面，1988年的资本协议遗漏了许多重要的问题。短期的账户余额和政府持有的证券没有包括投资组合的识别问题，表外项目中轧差协议的敞口计算问题未曾涉及等。由于该协议只考虑了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而没有考虑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随着市场交易风险在银行投资组合中的相对重要性增加，迫使监管者重新考虑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体系。因此，巴塞尔委员会于1996年1月公布了一个旨在包括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协议修正案，以修改1988年的资本协议。199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建议的最终版本(下面统称为“1996年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了覆盖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引起市场风险的最小
补充资本储备要求(BIS，1996a)。同时，提供了两种计量方法供银行选择：一是在满足监管和审计要求的前提下，采用以VaR为基础的内部模型法(IMA)；二是采用巴塞尔委员会建议的标准法(Building Block Method)。具体思路是：先分别计算每个风险模块的资本要求，然后通过简单加总来计算整体的资本要求。IMA确定了基于银行内部风险测度的结果计算银行资本要求的方法。为了确保IMA计算出来的资本要求是充足的，巴塞尔委员会制订了内部模型建立的标准。如风险价值必须每日计算；至少用12个月的数据计算持有期为10天的损失分布，并且计算出充足的资本要求以覆盖99％的损失事件。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最小的资本要求等于包括整个巿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或特殊风险)的总的资本要求，这里市场风险要求等于在最近60个交易日内平均每两周的VaR报告的一个倍数(≥3)，信用风险资本要求等于风险调整资产的8％。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银行的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急剧扩大，银行的营运风险呈上升趋势，由于内部控制失效而造成严重损失乃至机构倒闭的事件频繁发生一在1999年6月披露的新资本协议的建议改革案中，巴塞尔委员会将操作风险列为继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之后的第三大风险，并建议用总收入作为银行计量操作性风险的基础指标，总收入乘上一个比例指标α(≤12％，BIS，2001)，所得即为操作性风险的资本要求。为了检查IMA的精度和顺利实施，巴塞尔委员会建议开展后验测试
(Backtesting)，将内部模型的风险测量结果和真实的交易结果进行比较。为了提高模型的精度，主张银行去发展利用每天损失的分布进行后验测试的能力。
Kupiec(1995)认为由于银行资产波动性的不可观测，对于监管者的主要问题是无法排除错误的VaR报告和投资组合同报的非正态分布(如肥尾等)，主张后验测试必须要求有许多观测变量(≥250个交易日)。巴塞尔委员会建议对于不能满足后验测试精度标准的银行将遭到附加的资本要求，后验测试和一些惩罚措施本质上是为了提高银行增强模型精度所采取的激励措施。Basak & Shapiro(2001)发现在VaR约束下，资产管理者只能部分地确保它们投资组合的损失，尤其在坏的资产状态下根本无法保障。在它们的模型中，VaR约束必须满足一定的期限T，允许银行管理者可以持续地重新调整它们的投资组合。为了得到瞬时的投资组合风险，监管当局对交易活跃资产的VaR后验测试期设置为一天(Bsael银行监管委员会，1996b)。但以上文献没有考虑银行监管机制对银行风险策略选择的互动影响。
第二类是银行在连续时间框架内银行监管的问题。Merton(1977，1978)应用Black Scholes(1973)的期权定价模型获得了固定期限存款的保险费价格，提出了监管者随机审查的方法，并且实现了在银行资产连续波动的假设下，合理存款保险价格的确定。Pennachi(1987)根据金融杠杆率定义风险，考察了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提出了防止银行破产以避免存款人遭受损失的监管重要性。
Keeley(1990)、Thomson(1990)、Kaufman(1996)从不同层面对市场纪律改善银行监管效率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一致的结论是：充分应用市场方法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机构的条件和环境，从而可以显著增强投资者和存款人对银行的监督，有效约束存款机构向政府转嫁风险的激励，改善金融监管的水平和效率。Rochet(1992)证明了有限的银行负债产生一个激励，它使风险厌恶的银行(银行投资组合管理者尽力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追求一个高风险的投资策略，建议最小化资本要求以克服这种风险承
担行为。Fries etal(1997)在平衡社会破产费用和未来审查费用之间分析了最优的银行破产边界，发现了银行管理者承担风险的激励原因，通过对股东价值函数的线性化，获得了消除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奖励政策和权益支持计划，这里风险被定义为潜在状态变量的波动性而非杠杆率。Bhattacharya etal(2002)提出了消除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最优破产边界及其在这一边界内银行所需的资本量。该文献的模型假设潜在状态变量的波动性是连续的，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的存在只是通过股东价值函数的凸性(如有清偿力的银行价值函数是凸性的，因为大多数银行的资产价值满足最小资本要求)来减少，很少涉及银行风险转换的过程。第三类是关于金融部门在一个连续时间内的风险转换。
Ericsson(1997)&Leland(1998)提出了银行股东从一种风险水平向另一种风险水平转换的模型旨在通过资产替换的费用支出，对企业股票定价，并且获得最佳的资本结构。然而，这里较少虑及存款保险的因素。由于存款保险机制，使得银行负债能被无风险利率支持。因此，存款保险者和银行股东之间存在一个利益冲突。为减少存款保险制度的费用支出，银行必须满足通过审查机制强加的监管约束。
二、VaR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研究
资本和风险资产在银行内部更加合理准确地配置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关于VaR与银行资本管理研究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是基于静态视角的银行资本优化管理研究。在静态均方差的分析框架下，Kahane(1997)、Roehn、Santometro(1980)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引导银行用更低的风险资产取代更高的风险资产，但因此可能会增加投资组合的交易风险和违约风险。Kim & Santomero(1988)建立了在风险权重资产的基础上确定资本要求，除非风险权重对资产的β是按比例的，否则资本要求将导致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Fudong & Keeley(1990)认为，在存款保险和有限负债的条件下，均方差框架分析资本要求的效果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有限的负债导致有限的资产回报分布，特别是考虑到金融机构的价值最大化，并且表现出更严格的杠杆限制明显减少了最佳的风险承担。这个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在资本要求范围内资产组合选择最大的风险承担旨在存款保险价值的最大化。
Gennotte&Pyle(1991)拓展了他们的分析结果，认为可以允许非零现值的投资组合，并表明在更严格的资本要求条件下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加资产风险。对于静态集合，Chan、Greeballm & Thakor(1992)，Giammarino、Lewis&Sappington(1993)在提供存款保险的情况下研究了一个如何引导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如实反映其真实风险的机制设计。Hovakimian&Kane(1994)将Merton的单期存款保险期权模型扩展为无限展期的股东收益模型，并据此对美国1985年到1994年的商业银行风险转嫁和资本监管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并未有效地阻止银行业的风险转嫁问题，而且由于转嫁风险给银行带来大量的政府补贴，产生了风险转嫁的激励。Patri－cia Jackson，David J．Maude&William Perraudin(1998)基于VaR在银行资本管理中的应用展开了实证研究。Hellmann等人(2000)建立了资本监管的比较静态博弈模型，证明在金融自由化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不对存款利率实行必要的限制，银行选择投机资产的行为将不可避免，资本充足性监管将无法实现pareto效率。Flannery(1998)和
Maclachlan(2001)认为，资本充足性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模式存在较大缺陷，要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还必须配合相应的监管制度安排和市场约束机制。芬兰银行研究局(2001)结合新巴塞尔协议，分析了基于VaR方法的银行资本缓释。
Philippe Jorion(2002)研究了如何利用VaR值分析银行的投资组合风险。Jerrmy Berkowitz&Jarmes O'Brien(2003)研究了如何提高VaR模型在商业银行应用中的精度。以上关于静态条件下银行最优资本要求的研究存在两大不足，一是没有考虑银行的交易费用；二是没有考虑银行经营策略和风险偏好对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第二类文献是关于动态条件下银行资本优化模型的研究。Blum(1999)在动态均方差的分析框架下，用一个两期模型证明在动态投资组合中，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会导致投资组合风险的增加。Ju andPearson(1999)验证了当罚金与例外联系时，1996年修正案能够激励金融机构揭示它们真实的VaR风险。Sentanon & Vorst(2001)、Basak&Shapiro(2001)认为，交易者的投资选择要受到交易组合VaR的外在限制，但没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约束。Cuo、He and
Issaenko(2001)认为，交易组合的价值函数是有限变化的，认为监管者能够完全而连续地观察到金融机构的VaR，并且在任何时点上的最小资本要求简单地等同于同时期VaR的一个固定乘数(对例外没有罚金)，由于资本要求不是外生的，而是机构最佳的报告策略的内生结果，因此，可以用二元鞅和参数二次规划求解。DomenicoCuoco & Hong liu(2004)基于VaR，分析认为利用IMA方法确定资本要求在控制投资组合风险和真实风险揭示方面都是非常有效的，Cuoco等人的分析代表了基于VaR银行资本优化模型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但他们的成果中没有考虑银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没有进一步就在报告期末如果出现例外，违约仍然有可能发生并且银行的资本对于覆盖相应的罚金是不充足的情形展开研究。
第三类文献是基于VaR的银行风险资本配置与绩效评估研究。将VaR拓展到风险资本(CaR)和风险调整的绩效测量(RAROC)。Matten(1996)详细介绍了计算RAROC的各种方法；Zaik等人(1996)解释了美洲银行将各营业部门的RAROC与银行股
东的比率进行比较的动因是因为这个比率是股东要求的最小收益率；Zagst and Kehrbaum(1998)用数值方法研究了CaR约束下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
Stroughton & Zechner(1999)讨论了RAROC与股东价值SVA的关系；Grouhy等人(1999)对项目价值方法进行了详细比较，发现在一定条件下，RAROC与银行的权益资本成本相等，这些比较也对RAROC存在的部门进行了说明。此后，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一般讨论RAROC的应用实例居多。从整体上来说，CaR和RAROC在理论上是随着VaR的发展而发展的。目前，关于CaR和RAROC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领域，在发达国家，关于它们的应用研究已相当成熟，在我国由于会计制度的差异和银行风险管理技术的滞后，尚处于讨论和实验层面。
三、VaR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
VaR方法的应用已由最初集中在定量市场风险正逐步扩展到信用风险的度量与管理领域(Basel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01)。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有：JP·Morgan1997年给出的Credit MetricsTM模型，1997年CSFB给出的Credit Risk+系统，1998年Mckinsey给出的Credit Portfolio ViewTM系统，都利用了VaR来确定银行信贷组合的风险价值。可以说这些模型是VaR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应用的典范，但是，这些模型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在我国目前的应用范围不是很大。除了2004年6月通过的新巴塞尔协议集中反映了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的成果外(主要体现在银行内部评级法的应用中)，近年来，关于银行信用风险这一主题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Gordy&Crouhy atal(2000)、Frey& McNeil(2001)、Michael B·Gordy(2002)的成果，他们研究了基于行业违约情形的信用风险建模，发现只存在单个驱动债务人相关性的信用风险因素且信用组合内的任意风险敞口都只占总风险敞口非常小的份额时，银行信用VaR的贡献具有“组合不变性”，虽然他们的研究只涉及单因素风险情形，但论证了基于评级的资本要求与一般的信用风险组合VaR模型是相符合的事实。Susanne Emmer& Dirk Tasche(2003)提出了基于单因素Vasicek信用组合模型的VaR粒度调整方法和半渐进方法。目前，国内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詹原瑞(2004)著的《银行信用风险的现代度量与管理》一书，但该书主要是对国外现有成果的总括性综述。总体而言，关于银行信用风险管理这一主题的研究大都只涉及单因素情形，并且很少与银行具体的资产负债情形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因为操作风险所导致的金融案件震惊了国际银行界，使银行经营者和监管者普遍认识到了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Duncan
Wilson(1995)最早提出了操作风险的VaR度量，认为操作风险可以像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一样应用VaR来度量；Relnhard Buhr(2000)提出了一种计算金融机构VaR的方法，该方法详细地描述了所有相关的操作流程，各种内部控制方法被看作是控制点，估计出每一控制点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的最大损失(MD)以及失去控制的概率P，则该控制点上的VaR为MDxP；Medova(2000，2001)和Kyriacou(2002)在McNEIL以及Alexander J(1999)在极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应用VaR和极值理论对操作风险进行了量化分析。由于低频率高冲击事件爆发的概率很低，单一银行关于这类事件造成损失的数据不足以支持操作风险模型的建立。总体上来说，目前国外关于VaR的操作风险度量研究主要是各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展开的，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与国际研究相比，国内关于操作风险的文献大都限于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介绍，对操作风险的信用量化分析极少，更谈不上相应的数据库建设。
以上介绍的是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对VaR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学者最早对VaR进行研究的是郑文通1997年的《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在国内关于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王春峰(2001)著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该书系统地介绍了VaR的有关理论基础。总体上来说，国内关于VaR的研究大都是国外文献的综述或模仿，着重于在证券市场的应用，缺乏基于VaR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在新巴塞尔协议(BaselⅡ，2004年6月通过，2006年实施)中，关于资本金(或风险资本)计算公式的设计和相关参数的确定与检验都借鉴了VaR的思想和方
法。VaR方法因为其概念简单，易于沟通，成为当今国际银行业风险计量和信息披露的标准工具。可以说，新巴塞尔协议集中反映了VaR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许多研究成果，但是，协议本身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银行业的资本管理要求，对于变化多样的各国银行体系来说，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宽泛的分析框架。VaR方法在观察和处理风险时具有独特的视角，虽然其中一些已经完全超出我国当前金融研究和实践的现状，但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VaR为核心的新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行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结合我国银行业的特点，未雨绸缪，针对以上分析中现有VaR研究和应用的不足，加强VaR方法在我国银行风险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第二篇：浅析中国影子银行风险及监管
西南财经大学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4届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 浅析中国影子银行风险及监管 学生姓名： 牛牧川 所在学院： 金融学院 专 业： 金融学
学 号： 41004184 指导教师： 郑平
成 绩： 2014年 5月 西南财经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原创性及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对本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因本毕业论文引起的法律结果完全由本人承担。本毕业论文成果归西南财经大学所有。特此声明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 作者专业： 作者学号： 2014年 月 日
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表
论文名称 浅析中国影子银行发展及监管 论文来源 自拟 论文类型 B 导 师 郑平学生姓名 牛牧川 学 号 41004184 专 业 金融学 开题报告内容：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呈现多元化。影子银行近几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各国金融业的一个新的市场模式，其在补充正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所不能满足的金融需求。但随着影子银行借贷规模迅速扩张，其对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影子银行不寻常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金融稳定。在全球监管者呼吁整顿“影子银行”的背景下，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本文结合中国金融监管的实际，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其健康发展，在金融体系发挥积极的融资作用，更好的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做出贡献。本文于2013年12月选题并进行资料收集，于2014年3月完成初稿交由导师指导，于2014年5月定稿。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论文类型：A—理论研究；B—应用研究；C—软件设计
中文摘要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呈现多元化。影子银行近几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各国金融业的一个新的市场模式，其在补充正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所不能满足的金融需求。但随着影子银行借贷规模迅速扩张，其对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影子银行不寻常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金融稳定。在全球监管者呼吁整顿“影子银行”的背景下，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本文结合中国金融监管的实际，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其健康发展，在金融体系发挥积极的融资作用，更好的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做出贡献。【关键词】影子银行 监管 风险 民间金融
引言
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随着危机的爆发和深化，本次金融危机显示出与以往历次危机不同的特性，对此社会各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普遍认为，影子银行在这次危机的产生和传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们开始认识到影子银行体系对金融系统产生的不良影响和对风险监管的重要性。此次危机充分暴露出影子银行体系的复杂性、脆弱性和难监管性，这个体系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在推进金融全球化，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其难以克服的期限错配、高杠杆、信息不透明、高关联性以及对监管的刻意规避，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潜在脆弱性，一旦市场逆转，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引发金融危机。危机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和深远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前景尚不明朗。人们在不断经历着恐慌、惊讶、质疑和愤怒的同时，也在不断研究、分析与反思金融危机的方方面面，改革与完善经济金融领域的缺陷，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金融术语——影子银行逐渐的突显出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成为金融研究领域的新焦点。我国影子银行的构成和规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所差异，并且影子银行的规模并不大，但这不能表示我国没有影子银行，也不能表示我国影子银行处于良性的发展之中。近几年来，在紧缩的宏观大背景下，随着市场的需求，金融创新在不断发展，影子银行的规模迅速的壮大起来，同时其所带来的风险也愈发明显。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参照和学习国际经验教训，对“影子银行”实行有效监管。随着全球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影子银行近几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一个新的市场模式，其在补充正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所不能满足的金融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非银行金融机构放贷规模已经越来越大。随着影子银行借贷规模迅速扩张，其对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也日益显现。可以说影子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影子银行如一把双刃剑，如对其监管不力一定导致银行体系的风险蔓延，从而致使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如果对其监管过度又会阻挡金融创新的速度与效率，造成严重的金融压抑。本文以中国影子银行监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状况，探讨我国当前对影子银行监管面临难点和主要问题，完善我国对影子银行监管采取的对策。从影子银行的初级阶段开始进行监管，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影子银行能够健康的发展，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积极的融资作用，更好的为我国金融业发展做出贡献，对促进金融业安全，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中国影子银行现状
1.1中国影子银行现存的主要组织形式
由于至今对影子银行还没有明确定义，并且西方国家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我国有很大差异。因此，社会各界对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判定尚无统一结论。根据我国当前对影子银行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情况，以及参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影子银行定义为：那些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行使部分传统银行功能，但运作模式、交易方式、监管制度等都与传统银行完全不同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运作机制的总和。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对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做一个梳理归纳。
1.1.1银行机构内部的影子银行
银行机构内部的影子银行主要指由于商业银行内部的金融创新和分工协作而产生的银行理财相关部门。国内商业银行自2004年以来不断推出的理财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绕开贷款规模管控，银行理财相关部门被归为银行系内部的影子银行。银行理财相关部门也是整个影子银行体系中最重要的交易对手或中间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部门，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以及证券化机构等非银行机构才得以利用商业银行丰富的客户、资金和项目资源，成为名副其实的影子银行。
1.1.2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被认为是我国最具备影子银行特征的机构。在银信合作业务中，信托投资公司履行了部分投资银行的职责。商业银行提前将不良贷款卖给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又将其证券化后卖给大户或机构投资者。这与美国的房地产信贷证券化业务有类似之处。
1.1.3监管机构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我国存在着众多经监管机构核准的从事特定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也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类机构包括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消费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他们一般不组织吸收公众存款，需要依据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这类机构相对来说处于监管之下，但监管的方式和政策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监管较为薄弱。
1.1.4政府相关部门核准或报备的专业性公司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为支持特定群体，依据职责分工运用行政手段协调部分资源以服务特定对象，或为达到特定目标而创设的特有功能机构。如典当行、青年互助与创业信贷、专业合作社、担保公司等类似机构。这类机构由于金融需求较多发展也较快，往往从事直接的或间接地信贷业务，同时接受的金融监管也相对较少。1.1.5民间金融组织
民间金融组织主要指从事我国非正规金融业务的金融组织，它们多从事不宜观测到的地下金融活动。民间金融主要有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合会和私人钱庄以及其它地下金融组织。相对于一般的民间融资活动，地下金融组织不注册、不纳税、不依据公开规则开展信用活动，而专门从事资金借贷、甚至是高利贷活动，有时还从事非法金融及融资活动，因此危害更大。
1.1.5资金富裕的大型企业 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小企业更难通过正规银行渠道融资，越来越多的我国大型企业和组织正在利用手中多余的资金，间接向实体或虚拟经济投放资金。我国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2011年第二季度有逾四分之一的税前利润来自房贷业务。如出一辙的是，我国移动已成立一家子公司从事房贷业务，而我国石油旗下拥有一系列金融业务平台。我国影子银行组合层面构成示意图
我国影子银行产品层面构成示意图
1.2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
国内外有些机构测算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的时候，往往是包括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资产、小额贷款和民间借贷。美国桑福德·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数据认为，我国“影子金融”的融资规模大约为20万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银行放贷市场的三分之一(华尔街日报，2012)，其口径是融资，与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一致。瑞士银行发布报告称，估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总规模大约为30-40万亿元（网易财经，2014）。2012年11月海通证券测算的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大致在28.8万亿元，包含信托和委托贷款、银行承兑票据、债券等信用类金融工具和民间借贷和信托融资(辛灵，2012)。实际上类似于广义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的非银行贷款融资。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对接了信贷需求的缺口，从而使国内多数资金通过影子银行流动。尽管起步相比国外晚、运营规模小，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近两年来，已经从信贷总量的10％左右升到约20％的水平。从以前仅仅作为信贷补充的边缘金融市场角色，迅速成社会融资的重要主力,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对贷款有明显的替代效应。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以银行业为主导、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模式（如表1.1所示）。据央行统计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元，比上年多2.93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20万亿元，同比多增7320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2.1%。也就是说，有将近50%的新增贷款都来源于影子银行，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民间借贷部分透明度低，目前对影子银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口径，也没有精准的数据，其规模难以精确统计出来。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大约在14万亿到29万亿元之间。贷款规模如此庞大已经占据了GDP的半壁江山。影子银行“反客为主”成为了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对于我国影子银行的监管迫在眉睫。
2003年以来社会融资总量结构表
数据来源于《我国统计年鉴》
1.3中国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原因 1.3.1企业融资缺口急剧扩大
近年企业投融资资金缺口日益扩大：一方面，房地产、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后所形成的大量企业项目滚动形成再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资金供应上，传统银行信贷受到资本充足率、信贷额度以及贷存比考核等监管约束，资本市场上股票和债券等标准化工具的融资分流的增量有限。2009-2012年四年社会融资构成看，最终实现的年均社会融资总量约14万亿元（12-16万亿元区间），但银行信贷（人民币+外币）年均供应仅约9万亿元，资本市场的标准化产品（股票+债券）年均提供融资量不到1.9万亿元。其间存在约2.5-3.5万亿元融资缺口。此外，还有包括尚未被央行统计包括的民间借贷的资金需求缺口。如此巨大的融资缺口造就了影子银行的产生，并按每年约3-5万亿元的速度积累扩张规模。当传统的银行信贷难以满足资金需求更快速度增长时，全社会融资的实际资金缺口日渐拉大，一部分企业也越来越倾向甚至被迫通过影子银行等非正规的融 资渠道，以绕开信贷监管方式来补充市场资金缺口。1.3.2是顺应突破传统银行的市场及业务垄断的需要而发展 国内银行因历史因素，在企业信贷市场上长期拥有利率垄断、产品规模垄断和渠道垄断。企业与银行的业务地位、非银行机构与银行的竞争地位、储户与银行的分配地位不对等，银行凭其垄断优势获取与其所承受的风险不相匹配的高收益。银行长期垄断的结果是，部分企业不断尝试跨过传统银行通过债券或信托等其他途径融资，部分非银行机构也试图与银行分享融资市场的中间收益。在这一进程中，银行的相对优势还继续保持，其他非银行机构和企业的融资对接上对银行的依赖性仍强，但更多通过表外业务形式开展。
1.3.3金融创新助推影子银行发展 随着全球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影子银行近几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一个新的市场模式，影子银行为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所不能满足的市场需求做了有效的补充。影子银行的产生来源于金融市场的需求，金融市场主体需要丰富的金融需求，当原有的传统银行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市场需求时，就会开拓新的领域，使原来不能完成的融资变成可能，并扩大了金融体系的群体，这些新兴的金融创新活动绕过了监管的局限，以监管套利的形式出现成为了影子银行。1.3.4银根紧缩是影子银行产生的重要原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我国大力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而随着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严重，央行又转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此的政策变动，导致资金严重供不应求。我国金融监管又十分的严格，准入门槛高，即便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已经相当重视，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实际上，仍然有很多中小企业贷不到钱，国有大型企业不缺钱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中小企业只以高昂的代价从非正规渠道融资，以解燃眉之急，一个庞大的我国式“影子银行”就诞生了。
第二章 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现状及问题 2.1我国影子银行监管现状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多数影子银行的存在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子银行在整个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能及时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对于那些处于融资困难的农村或小微型企业来说，影子银行的存在可以暂时缓解其短期的资金流通的局面，帮助其渡过难关，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其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可以说我国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过程的体现，也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创新的重要环节。影子银行的产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机构与产品的各类创新，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多元融资结构的形成。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结构多元化的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的创新，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长，其中影子银行创造了大量的新增贷款，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子银行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到底有多大，其快速的发展会带来风险严重的累积，由于影子银行的借贷利率较高、融资规模较大，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大量的民间资金损失，形成系统性风险，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安定和谐。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案使得监管部门意识到影子银行借贷规模迅速扩张及其对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1年提出了银行业面临的三大风险：一是防范平台贷款风险，二是房地产信贷风险，三是影子银行风险。这是银监部门第一次把影子银行风险提高到如此高度。银监会指出要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合作与创新，从根源上防范影子银行的风险传递，防范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套利动机。新巴塞尔协议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目前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方案。
2.1.1银信合作方面
银监会目前先后出台了2009年111号文件、148号文件和2010年72号文件、2011年的7号文件4个有关文件来规范银信合作。主要把融资型银信合作的理财产品归为监管范畴，对信托公司实行资本进行了要求，并规定各商业银行在2011年底前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央行在2010年12月引入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里面包括银行表内外以及股市债券的融资。2011年8月，央行决定将一些表外资产包含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计提中，并加强了对于非正规融资活动和控股公司等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管强度。
2.1.2理财产品监管
针对最近理财产品风险事件频现的现象，成立了专门的我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务专业委员会，并在2012年12月14日，银监会对各家商业银行下发了《关于银行业务金融机构代销业务风险排查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全面排查代理销售第三方产品的业务。在2013年3月27日，银监会下发了8号文件：《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理财新规力促理财产品走向规范，并首次给出“非标准化债券资产”业务的范围；对银行该部分业务进行规范限制。
2.1.3民间借贷的监管 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目前还不在监控的范畴中，极其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虽然央行已经限制了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内，可是事实上，在操作过程中却没有使其能够强制执行的有效机制。虽然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贷款以及非金融机构为目的性的吸收存款，可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普遍存在的，这使得当局禁令很难得以落实。
2.2中国影子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随着金融的不断创新，使得我国的金融传统格局发生了变化，金融业综合经营方面、交叉综合起来的金融创新业务发展速度快，不同行业之间联系非常的密切。可见，传统的机构监管和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金融业的创新性发展。金融监管正面临较大的挑战。对于处于监管之外的融资机构，并没有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影子银行多数属于混业经营，还没有一个专门性的监管影子银行的机构，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问题也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2.1.1存在监管真空 我国金融监管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行的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银监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的银行业、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的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及期货市场；保监会监管全国保险市场。目前，我国对于部分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处于真空。我国对影子银行不同行业实行分头主管和审批，正所谓是各扫门前雪，各级省政府金融办审批小额贷款公司、信托业由银监会监管、融资性担保公司由工信委审批、典当行是由商务部主管的。指定的这些主管审批部门只对于影子银行的准入资格进行审核，对于行业经营发展情况和风险状况却缺乏掌控。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都是非金融机构不在监管范畴。由于影子银行在业务上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联系紧密，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就容易引起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2.1.2监管措施不到位 目前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存在理念不清晰、监管目标不确定，从而导致监管具体政策和监管制度不到位。主要表现为：第一，监管法律不到位。就如网络借贷，银监局和人民银行都否认自己的监管职责，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监管网络借贷。第二，监管手段不到位。央行2011年推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工具，存在着缺乏可控性的缺陷，从货币调控的手段还不到位。例如在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方面会出现一方未进表而一方已出表的问题，贷款数据的不准确，会导致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判断出现误差，从而影响到国家整体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三，监管制度不到位。例如，央行对第三方支付公司颁布了准入名单，也确立了准入机制，但如何对其监管目前还尚不明确，监管机制也不健全。目前商业银行正在向综合经济业务前进，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基金等多种业务不断交叉结合，如果只在单一监管功能下，就会导致监管真空。
2.1.3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 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综合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出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多种业务交叉综合发展的情况。例如，以信托公司为媒介来的商业银行，通过资金等方式发行信托计划 来发展信托融资、信托理财等业务。如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可以通过证券、保险等相关渠道来收取高额的咨询费或者管理费。这些不断出现的新兴金融创新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规避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规避监管。如果不能有效的对其监管将导致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进而影响了金融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影子银行已经在社会融资活动中不断壮大，缺乏监管将直接导致各影子银行业机构的粗放式发展，制度基础的不完善和行业操作标准的缺失容易产生各种经营风险。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联系的日益紧密，将助长风险向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的传递，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健发展。目前，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了重收益、轻风险的行业，导致了资本不实、风控不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非法金融机构乘隙而入。监管缺位状态下的影子银行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风险。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监管业应该尽快出台对于影子银行系统性的监管措施。
第三章 完善我国影子银行监管的政策及建议 3.1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建议 3.1.1要正确合理的引导影子银行发展
首先，要明确监管主体，区分不同的影子银行，疏堵有别。对于影子银行机构形式要进行分类，指定专门的监管主体，并由该监管机构专门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负责。所谓的“堵”就是对于非法的金融机构给予严厉的打击。比如非法集资、高利贷等。所谓“疏”就是对于那些简单的、透明的、真正能够满足于市场需求的准金融机构扩大监管范围、降低准入门槛、使其阳光健康发展。比如典当行、融资类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做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其次，要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存在有一定的客观性，它是市场需求和民间资本追求逐利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融资补充作用，不能仅仅对其一味的打击对待，应该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在有效的立法支持的基础上进行监管，促使民间借贷从黑暗里走出来，在阳光下健康运行。最后，要加强对影子银行机构的监测。对于不法机构、违规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要加大力打击度，并对影子银行存在的问题做好跟踪记录分析，进行调查研究。
3.1.2树立功能性监管理念.要建立健全金融业监管协调机制，树立功能性的监管理念，避免监管真空和多头监管。所谓的机构监管就是通过把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分出不同类型监管部门，不同的监管方法，各个监管部门不能干预、管制其他监管部门。机构监管对于那些业务不交叉综合的范围，经营存在独立性的机构有效果。而功能监管是都由同一监管部门对特定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功能性监管能更好的提高监管的秩序和效率。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都有一个相同的提供信用中介的功能，并且影子银行只对信贷、期限和流动性进行转换。单一按照机构的形式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仅仅监管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而商业银行的部门业务就会转移到影子银行部分，从而出现了监管空白。如果按照信用中介功能的形式进行监管将避免监管套利。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经营涉及的交叉综合业务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分界限，功能监管能够避免重复监管，也可以避免监管真空。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了趋势，在完善我国的“一行三会”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的金融业监管协调机制，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性目标监管，才能更为有效的防范风险。
3.2完善影子银行自律的对策
3.2.1完善影子银行内控机制 内部风险控制是金融市场监管的核心，有利的外部监督必须是要以充分有效、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为前提条件。为了防止影子银行产生的高风险，就必须用严格的内部控制机制来防范。投资者不能被巨大的高风险的利润所诱惑，要建立内部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提高有效的早期预警和提示，有效的防止影子银行带来的损失。提高影子银行风险监管的敏感性，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分析系统，并建立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和风险预警系统。针对影子银行的特征进行风险评估，制定出严格、有效、合理的控制方案，并建立一个安全的内控风险监测机制。
3.2.2建立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 针对于影子银行带来的不良影响，商业银行应该建立有效的风险防火墙，来阻断影子银行的风险传递。严格控制高杠杆的产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的监管。要加大各类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防止金融机构参与民间金融活动。商业银行要摸清企业和担保公司贷款的真实用途，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表内资金流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民间融资中介等影子银行机构；严格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银行融资本利率；严格禁止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企业或他人提供融资便利，从而避免风险传递。为了保证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类机构的合作业务的风险可控，防止影子银行的风险积累扩散转移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按照监管部门“三禁止”的要求，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实施贷款的全部按流程管理，严格防止影子银行体系传递风险。
3.3完善市场纪律的对策 3.3.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确保影子银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提高影子银行的透明度，完善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影子银行之所以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不能及时的防范影子银行风险，是因为对于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没有足够的、精确的信息，对于影子银行的经营和风险不了解，也无法对其风险进行预测和掌控，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要把提高影子银行的透明度作为影子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各监管部门监控标准要形成统一，要建立起完整的、及时的平台来对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分析并及时处理，以便发布最新的市场数据信息。对于那些新兴的影子银行类产品，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应让投资者对充分了解对影子银行一类新型金融产品的真实信息以及详细说明，尤其是要加强风险提示方面，杜绝只言收益不言风险。只有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才会促进金融业健康和稳定的发展。还要提高那些非正规化的场外交易的透明度，对其制定有效地监控措施，完善投资者、金融机构、影子银行关联者之间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交易成本，预防交易风险，以便借贷双方完成对接。对于一些高风险、高杠杆金融运行的活动实施限制，增加产品的透明度，进而打 造无影灯式无死角监管体系。
3.3.2建立覆盖影子银行的法律法规
解决影子银行对金融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主要方法，就是制定全面覆盖影子银行的金融法规，使影子银行合理的发展。我国还没有对影子银行进行全面的界定、也没有具体的措施对其防范监管。当前，金融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对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形式业务覆盖全面的、系统性的监管法律法规。尤其要加快对民间融资机构相关指导意见的规定。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部门，对非法集资和高利贷行为要加大力度严厉打击；有序合理的发展那些简单的、透明的、真正能够满足于市场需求的准金融机构，例如，融资性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
3.4积极推动市场利率化改革
利率管制是导致影子银行出现的最重要原因。从国家角度来说，要解决影子银行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实现利率市场化。我国特色影子银行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套利融资服务，这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相关。影子银行所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利贷，影子银行的一些民间融资机构所做的业务都类似于高利贷业务，如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等。导致企业和个人都热衷放贷款的恶性循环，货币资金市场的严重供不应求这样的状况都是官方利率、利率管制失灵造成的。利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贷款的需求，给低效率的贷款项目提供了条件。之所以会存在民间市场利率超高、官定利率却超低的现象，原因是商业银行可以以超低的利率向国企或者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有“渠道”弄到贷款。就像信贷配给理论中，一部分人占用了资金所以另一部分人借不到钱。影子银行的出现使利率能够发挥了真实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的水平。所以只有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逐步放开银行信贷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让资金价格“随行就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影子银行风险存在的基础，防止监管套利。
结论
影子银行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监管可能会导致银行体系的风险蔓延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如果监管过度又可能会阻挡金融创新的速度与效率造成严重的金融压抑。本文在原有提出的影子银行概念基础上，总结和概括出我国影子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监管者要转变监管理念，树立功能性监管理念，才能更加有效的监管影子银行。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建立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应该重点明确、分类监管，要做到疏堵结合，不能搞一刀切。要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其健康发展。规避风险需要金融体制的改革，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为资金的投放和使用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建立完善影子银行的数据库。从影子银行的初级阶段开始进行系统的监管，使其能够发挥的有效的融资作用，为金融市场做有利的补充，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第三篇：银行员工风险内控的重要性
银行工作人员风险防控的重要性
在刚刚经过的农行南汇支行的“抄罚则”专题活动中，是我们更加清楚明晰我们一线员工岗位的基本职责和规范。
我在抄写法则的过程当中，做到了常读常新，有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了银行工作人员在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提高银行效益，降低金融风险，为增强邮政金融业务合规经营管理意识，培养良好的合规文化,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通过学习《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行为守则》，使我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守则》，更加自觉地遵守《守则》，培养良好的 企业文化，弘扬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推动全行的改革和发展。通过学习使我深刻地领会到《守则》的核心和灵魂就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勤勉尽职，依法合规。爱岗敬业就是意味着奉献，责任以及对岗位工作的不懈追求，是员工对农行忠诚，专一最好体现。以行为家，我爱我家，就是将农行的工作当作自已家里的事来办，爱护农行声誉，自觉维护的形象和利益，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忠于职守，争先创优。诚实守信就是对组织要忠诚，对内部要诚实，对客户要讲诚信。勤勉尽职就是勤奋努力，精益求精，尽职尽责。依法合规就是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经营规则，自律性组织的行业准则，行为守则和职业操守。
第四篇：银行综合管理风险监管情况报告
XX行综合管理和风险监管报告
市银监局：
今年以来，我行认真按照上级行和市银监局监管工作要求，狠抓各项制度落实，不断加大内控监管力度、切实把风险防范作为业务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与业务经营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不但防范了各类风险的发生，而且促进了业务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现将我行2006年综合经营管理和风险监管情况报告如下，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一年来的总体经营情况
一是各项存款持续稳定增长，市场占有份额再创新高。截止12月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达362825万元，比年初增加82670万元，同比多增21986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净增计划的187.9%。其中：储蓄存款余额246447万元，净增58040万元，同比多增18739万元；对公存款余额116378万元，净增24630万元，同比多增3247万元。
二是贷款投放重点突出，营销工作初见成效。各项贷款余额133005万元，比年初增加8934万元，同比多增6131万元；其中:重点类贷款比年初增加12800万元，引导类贷款比年初减少180万元，自主类贷款比年初减少6489万元。
三是财务收支双线增长，盈利能力明显增强。截止12月底，我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819万元，同比增收265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计划的其中：银行卡手续费收入404万元，同比增收175万元，保险代理手续费收入156万元，同比少收4万元，其它中间业务收入259万元，同比增收94万元，完成省分行下达计划的96.3%。12月底，全行实现账面利润盈余2394万元，同比增盈1078万元，分别完成省、市分行下达计划的138.6%和113.4%。
四是综合内控管理和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年初我行按照省分行工作总体部署和市银监局要求，通过大力开展“会计基础管理规范年”、“信贷基础管理规范年”、“自律监管规范年”、“合规文化教育活动年”、及“反冼钱”等活动，使我行内控管理进一步加强，全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规操作、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一年来全行末发生各类经济和责任性刑事案件。
二、贷款五级分类变化及不良贷款清收情况。
（一）贷款五级分类变化情况：截止2006年12月底，各项贷款余额133005万元，其中五级分类不良贷款56125万元，占比42.20%，余额和占比分别比年初下降2584万元和5.12个百分点，完成省分行下达下降计划4500万元的57.42%。按照不良形态划分分别为：次级贷款352万元，比年初下降133万元；可疑贷款27864万元，比年初下降2023万元；损失贷款27909万元，比年初下降428万元。
（二）新发放贷款质量情况：2004年以来我行新发放贷款95118万元，其中形成不良贷款286万元，占新发放贷款的0.3%；2005年以来我行新发放贷款60991万元，其中形成不良贷款0.29万元，占新发放贷款的0.00005%；2006年以来我行新发放贷款35541万元，未形成不良。
（三）、非信贷不良资产清收管理情况。12月末，我行非信贷资产余额241855万元。其中，正常类241266万元、关注类141万元、次级类59万元、可疑类215.6万元、损失类218万元。非信贷不良资产余额合计492.6万元，较年初减少13853万元，占比为0.2%，较年初下降了9.49个百分点。2006年累计处置抵债资产283万元，占省分行下达年处置计划的141.5%，实现变现收入130万元，变现率为45.94%；通过汇报争取上级行弥补以前亏损挂账13,753万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年非信贷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目标。
（四）不良贷款产生的内外部因素。我行不良贷款按贷款类别划分主要集中在政策性扶贫贷款上，约占全行不良贷款的95%以上。形成不良的原因很复杂，即有历史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也有内部管理上的问题。从不良贷款产生的外部因素分析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和政策性因素造成了我行不良贷款的大量积沉。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末形成，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在此历史背景下，江宁作为全省扶贫的重点地区，我行承担了90%以上的国家扶贫贷款发放任务，这些贷款的发放政策性很强，主要由各级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并严格要求按期集中进行投放，这为我行贷款到期后的清收管理埋下了诸多隐患。二是社会信用环境制约了清收工作的开展。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个别地方宁可保一家效益不高的企业，也不愿看到银行动用法律工具清收一家大户企业不良贷款，从而也导致了银行清收大户企业贷款难的窘态状况，加剧了个别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三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这也是造成不良贷款的另一个客观主要原因。从不良贷款产生的内部因素上分析：一是在信贷管理制度的落实上还不是很实。二是信贷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清收人员与大量的不良贷款，特别是“散小差”贷款比例极不相称。目前，全行包括风险管理岗位人员在内，仅有清收队员110余名，与40多万户“散小差”贷款相比，比例为110人/3637户，也就是说，每个清收队员要承担3637户不良贷款的清收任务，谈何容易？
（五）、不良贷款清收的主要措施：一是早安排、早部署、早主动、早见效，确保了不良贷款“双降”目标的实现。针对我行不良贷款占比高、清收难度大的实际，我行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良贷款清降工作，并于上年11月末就层层分解下达了2006年第一季度不良资产质量管进计划和清收处置计划，为不良贷款的清收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继续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市县行班子成员包片挂点清收、分管领导直接参与清收管理。市分行在年初年中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不良贷款占比50%以上的XX行和、XX、XX、XX县支行“一把手”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收管理上，分管副行长全职抓清收，按季向市分行汇报清收处置进展情况。市分行领导还率先垂范抓清收。我行班子4名成员挂点十大不良贷款客户清收，涉及不良贷款本息5020万元，到10月底己实现货币收回1065万元，带动和促进了不良贷款清收工作。三是突出清收重点，坚持“抓大、收中、不放小”的清收策略。全行充分利用ABIS、CMS两大系统拆包的机会核对、补登《清收花名册》，采取专职人员拉网式清收、竞标承包清收、清收人员就地招聘村社干部帮收，委托信用社及公检法人员清收，抢抓地方政府兑付退耕还林资金的机遇促收等方法措施，因地制宜，各取所长，向“散小差”贷款要效益。另外，全行坚持把清收重点放在去年新准入不良贷款、2000年以来新放贷款形成的不良和改制企业不良贷款及表外利息上，严控了新增不良贷款的发生。四是加强当年临到期贷款的提前预警和清收，防止了正常和关注类贷款脱变为不良，并从消化存量和控制增量两个方面监控贷款质量的变化，确保了新增贷款质量。五是充分发挥机制创新优势，资源配置向资产管理倾斜。进一步完善了清收考核激励机制，激发了全员参与清收的积极性。市、县（区）支行逐步完善了《IA农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考核管理办法》，对清收人员全面推行“基本工资+提成”的薪酬分配办法，实行万元含量工资制，有效地激发了清收员工积极性，实现了不良贷款清收由“要我清收”向“我要清收”的转变；资源配置向清收管理工作倾斜。今年，市分行筹集100万元专项费用分别按清收不良贷款本金的1%、表外利息的5%与各经营行清收进度挂钩兑现，并适当提高县（区）支行分管副行长的工资兑现比例，对当年全面完成清收管理任务的分管副行长按行长工资总额的85%兑现工资，资产质量指标欠账的依率扣减。六是主动介入、积极渗透，努力在清收改制企业贷款本息上挖潜力、求突破、要进度。为了防范新一轮企业改制过程中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发生，自年初开始我行就要求各县（区）支行要逐户逐笔落实维权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和洞察企业改制动态，具体分析、充分把握维权机遇，有效防范了个别企业逃债行为。同时，我行还加大依法催收，强制清收力度，并按照诉必胜、胜必果的审慎原则依法起诉了一批，申请执结了一批，对贷户起到了震摄作用，使清收进度明显加快。七是进一步加强资产质量监管工作。首先，市分行实行按月监测分析，按季度对资产质量指标进度差的行实行问责制、一对一谈话制和《资产质量指标提示函》制度。今年以来，已累计实施一对一谈话或问责的6个支行涉及行长和主管行长15人（次），下发《资产质量指标提示函》7份。同时按照市银监分局的要求对9个重点监管行进行重点监测，对全行十大贷款客户和十大不良贷款客户实行直接监管，对市、县行班子成员挂点清收处置情况进行定期监测评比通报。其次，对2001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形成的不良全面进行了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对清理核查出的233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评和责任清收，对其中58人实施经济处罚；对违规、越权发放信用贷款的6名审批主责任人分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三、内控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一）、加强学习教育，集中开展了“十项”活动，全面提高全员合规文化意识。认真开展了规章制度学习教育、会计基础管理规范年、信贷管理规范年、自律监管规范年、合规文化学习教育、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案件专项治理“回头看”、反洗钱、防范案件专题教育、内控管理上台阶等十项活动。深入学习了《中国XX银行XX分行案件防范和查处十项规定》、“三个指引”、《中国XX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中国XX银行信贷管理基本制度》、《中国XX银行XX分行安全保卫工作要害部位重点环节风险点及防范规程（暂行）》、银监会提出的操作风险防范13 条要求等规章制度，使每位员工熟悉和掌握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各个岗位的风险点及防范措施，增强了全员的合规文化意识，自觉做到严守制度，合规操作。
（二）、狠抓基本制度落实，强化了操作层面的风险监控力度。一是建立和完善柜员操作质量考核制度。各县（区）支行均按岗位设置配齐了柜员，并在考核柜员业务量、现金收付量、柜面服务质量的同时，将柜员操作质量纳入考核内容，与柜员绩效考核挂钩。二是落实了事后监督制度，把事后监督作为会计基础管理的重要内容来抓，完善了会计事后监督体系和规范运作。三是认真落实了会计主管制度，并严禁会计主管办理前台业务，保证了会计主管专职履行职责。四是落实了营业网点负责人“十亲自”制度。五是落实了财会监管员制度。各县支行财会监管员每季度都能对辖属机构监管的内容深入检查一遍，市分行财会监管员，每半年对支行财会监管员和部门的履行职责情况、以及支行营业室进行了全面检查，且检查面达到了100%。六是落实了信贷管理基本制度和贷后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了信贷风险的发生。七是落实了干部交流、基层网点负责人轮岗轮换及强制休假制度和柜员岗位责任制和定期轮岗制度。八是落实了员工日常行为排查制度。定期对员工特别是重要岗位员工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排查。对涉足赌博、经商办企业、兼职或从事第二职业、投资股票、社会交往复杂、日常消费与收入明显不符、劳动纪律散漫的员工高度关注，对发现苗头问题的员工该谈话的谈话，该调整岗位的调整了岗位，及早消除了隐患。九是落实了安全保卫各项制度。全面落实金库钥匙、保险柜钥匙“双线平行交接”、枪弹分离等规定。并组织开展了守押人员行为排查和技能测试。同时，我行还落实了反洗钱各项制度，对大额交易及时向市银监局按月定期报送了反冼钱报告和报表。
（三）、落实了部门职责，全面提高了自律监管水平。市县行业务主管部门严格按照《中国XX银行业务部门自律监管指导原则》和本部门《自律监管实施细则》，认真开展了自律监管工作，切实提高了自律监管的质量和效果。自律监管工作中，市县两级行分管领导把主管部门履行自律监管职责作为加强内控、防范案件的一项重要工作，经常督促检查，抓细抓实，使我行自律监管工作水平有较大提高。
（四）、组织开展了案件专项治理“回头看”工作。我行根据省分行和银监局有关精神，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印发了《中国农业银行IA分行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案件专项治理“回头看”检查和重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由党委书记、行长XX任组长，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XX任副组长，办公室、财务会计、信贷、公司业务、机构业务、个人业务、资产风险、法律、人事、监察、保卫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市分行对领导小组和各部门、各成员单位的工作任务逐一进行了分解，落实了责任，突出了工作重点。同时,我行及时转发了省分行《关于切实做好案件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转发总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中国XX银行甘肃XX行案件防范和查处十项规定〉的通知》、《中国XX银行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并对各县支行提出了严格的贯彻落实意见；组织职工认真学习了银监会提出的操作风险防范13 条要求，对号入座，让全员熟悉自已在操作中应遵守的制度，在案件防范工作中应履行的职责和应承担的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落实案件防范措施。开展了内控管理上台阶活动，制订了《中国XX银行XX分行内控管理上台阶活动实施方案》，市分行还成立了内控管理上台阶活动领导小组，在监察室下设了办公室。各县（区）支行也成立了相应机构，负责组织本行的内控管理上台阶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全行内控管理和案件防查工作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
（六）、全面落实《案件防范和查处十项规定》，进一步靠实各级领导责任。按照省分行《案件防范和查处十项规定》的要求，及时召开了案件防范专题会议，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XX同志与班子其它成员、市分行各部室负责人、各县（区）支行行长就加强内控、防范案件进行了谈话，并要求各行、各部门必须坚持从严治行的方针，把加强内控、防范案件作为一项长期而紧迫的工作，抓紧抓好。在此基础上，我行还于8月21日，召开了加强内控管理、案件防范分析会，深入分析了我行内控管理、案件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要求市县行要自觉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业绩观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一手抓业务经营，一手抓内部管理，切实将内控管理、案件防范工作纳入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好银监会和总分行加强内控和案件防范的各项措施，防止了各类风险和案件的发生。
（七）、组织开展了两次综合大检查。2006年1月10日至3月25日，市分行抽调21人组成7个工作组，按照《中国XX银行IA分行案防范安全保卫大检查工作方案》，对全辖16个县（区）支行所辖的67个营业网点、36个设库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了全省操作风险大检查中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和员工行为排查、岗位轮换、枪支管理、金库值守、反洗钱等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检查发现问题156个。2006年6月15日至6月25日，市分行再次抽调18人组成13个工作组，对全辖16个县支行和25个营业网点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了3月份大检查发现问题的纠改情况。通过检查，各行对3月份案件防范、安全保卫大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比较重视，142个问题得到整改。同时，对个人贷款操作风险专项治理工作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存款、结算、票据、个人信贷、资产处置等重点业务和柜员身份认证、密码使用、离岗签退、授权、大额可疑交易报告、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内外部各种对账、日终现金核对、金库钥匙管理、库存现金管理、印鉴管理、守库押运、枪弹管理等重点环节的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
（八）、加大了整改力度，突出整改重点，落实整改责任。市、县行业务主管部门对上半年自律监管检查和各类工作组检查发现的问题，向被检查单位提出了书面整改建议，逐项拿出了整改意见，并逐条贯彻落实，使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整改和纠正。同时，对发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进行了通报，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经济处罚，共处罚126人，罚款14300元。
四、存在的问题。
（一）不良资产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对抓降工作影响较大。当前在法制保障不力的情况下，借款人失信后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于是赖账、失信、逃废债条成为一些贷款企业生存的法则。另外，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及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一些做法，对我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企业改制最终悬空了银行贷款债权，相当一部分不良资产实际上变成了待处理（核销）损失资产。全市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于2003年11月28日全面启动，涉及我行贷款的改制企业113个结欠贷款（本金28078万元，利息11716万元）债权5亿元，其中破产的17个，涉及贷款9,401万元，利息8,204万元，仅追偿债权173万元，仅占破产企业贷款债权的0.98%。虽然全行上下竭尽全力申报债权、维护权益，但在改制潜规则的作用下，收效甚微。三是清收空间越来越狭窄，清收难度越来越大。2000年以来，我行大打不良贷款清收处置歼灭战、攻坚战，通过连续多年持续不断的清收，好收的己经收完了，剩余不良贷款均为难啃的硬骨头，使全行清收空间越来越窄；同时，难度大的投入多，产出少，甚至得不偿失，影响了一部分同志的清收积极性。四是非信贷不良资产中行社纠纷形成的挂账清收处置难。
（二）内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各项制度还落得不是很实，个别人员违规操作的、屡查屡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个别网点负责人对内控管理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一些员工警觉性不高，自我保护意识还不是很强。三是检查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全面，检查的频次不高。四是内控综合管理的要求与当前我行员工的综合素质还有一定的差距，基层员工综合素质普遍偏低，特别是对政策、制度的理解能力、实践应用能力还不能做到很好的结合和应用。
（三）、综合业务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有效贷款营销进度缓慢与存款快速增长形成较大反差。资金营运效益较低的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全行的经营收益和持续有效发展。二是业务项目及行际间发展不平衡，不良贷款清收进度缓慢，压降形势非常严峻，信贷资产质量差的问题仍很突出。10月底，大部分县支行不良贷款净下降欠账较大。三是基础设施落后，市分行办公楼破损陈旧已成危房，西和支行无营业办公楼，与同业形象和业务发展形成反差较大，严重影响了我行的整体形象和社会声誉。
五、改进措施和对监管工作建议
（一）改进措施：一是继续开展“内控管理上台阶”活动，全面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抓好内外部各项检查中查出各类问题的整改，切实使我行的内控管理迈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加大对信贷、结算、现金等重点业务的检查力度和操作层面的风险管控力度，严防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充分发挥市、县两级行部门自律监管职能作用，在进一步明确自身职责，严格规范自身经营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再监督作用，确保“三道防线”收到实效；整章建制，切实抓好各类案件防范工作，充分用运检查成果，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从制度上对违规违纪行为予以约束，杜绝各类经济和责任性刑事案件的发生。二是加快清收处置进度，努力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密切关注企业改制新动向，积极创新清收方式，逐户制定清收方案，靠实清收人员责任，综合运用清收政策和手段，积极抢收大额不良贷款；充分利用后两个多月务工农民返乡、大宗农副产品上市之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打好旺季“散小差”贷款清退“歼灭战”；继续加大考核力度，全面推行和完善清收不良贷款本息万元工资含量等考核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工资资源分配对清收管理工作的促进作用；认真借鉴和推广市场化清收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运用市场化清收手段加快全行清收处置进度。三是靠实责任，完善机制，不断加强贷款五级分类管理，坚决防止新增贷款发生不良，努力提高贷款收回“四率”（贷款到期收回率，贷款利息收回率等）。
（二）、对监管工作建议：加强对我行监管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加强区域间商业银行监管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建立监管信息反馈机制。加强对我行监管工作的培训，努力提高我行监管工作水平。
第五篇：美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与监管（精选）
美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与监管
秦岭
【关键词】美国；“影子银行” 【全文】
对于此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诸多分析和批评中，“影子银行”受到的关注不亚于传统商业银行。“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包括投资银行[2]、对冲基金、抵押贷款经纪人或发起人、证券化载体以及其他私人资产池，又被称为“平行金融体系”（parallelfinancial system）。资产庞大的“影子银行”机构，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产品和理财服务，活跃于全球资本市场，以智力密集著称。本文以美国为例，对“影子银行”的风险所在及监管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影子银行”的风险
2008年6月9日，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勒，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名为《减少动态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Reducing如temic Risk in a DynamicFinancial System）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
“在此次繁荣期间，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商业银行系统之外的资产所占比重大大提高。这个非银行金融系统变得非常大，在货币和资金市场上尤其如此。2007年初，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结构化投资工具、拍卖利率优先证券、可选择偿还债券和活期可变利率票据的总资产值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左右。通过第三方回购隔夜融资的资产增加到2.5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持有的资产增加到约1.8万亿美元，原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达到了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持股公司当时的总资产只有6万亿美元多一点，而整个银行系统的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3]
上述文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指“影子银行”。在美国经济繁荣（或者说泡沫积聚）期间，“影子银行”设计出各种结构复杂的证券化融资产品，打包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或投机者），其迅速膨胀的规模几乎能够与传统商业银行平起平坐。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表现脆弱，曾经傲视资本江湖的五大投行在半年内或被收购，或破产，或被迫回归商业银行；三分之二的对冲基金倒闭，到2008年第四季度，资产价格的下跌和赎回使对冲基金的资产缩水一半以上。[4]
金融危机中的脆弱表现暴露出“影子银行”的个体性风险。首先是过低的自有资本金率。借助高杠杆率，“影子银行”往往只需要很少的资本金，其在高风险投资领域获得辉煌的业绩，甚至向投资者允诺其高超的投资策略能够带来“绝对回报”，使得自有资本金过低的风险不为人们所关注；而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充足的自有资本金正是金融机构缓冲外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其次是产品及交易与基础资产状况脱钩。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和市场是“影子银行”长袖善舞的平台，但是金融创新只有基于盘活基础资产并分散风险从而提高市场效率时，投资者能够根据基础资产的状况判断其衍生品的价值，衍生品才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影子银行”设计出的众多衍生品和交易方式，却与基础资产的联系越来越少，产品的供需都呈现“泡沫化”。一旦泡沫破裂，投资者恐慌性地抛售就对“影子银行”造成类似银行挤兑的风险。
“影子银行”的个体性风险加上其迅速膨胀的规模，成为引发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首先，“影子银行”业务的高杠杆性需要引入众多机构投资者，并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机构投资者如传统商业银行为分散经营风险、提高传统业务之外的经营收益，为“影子银行”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当“影子银行”突然出现个体性风险时，已经进入“影子银行”高杠杆投资中的银行资产就不再安全了；而机构投资者不能独善其身，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面临风险。1998年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给市场带来过这方面的教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系统性风险更是成为监管者的噩梦。其次，“影子银行”从事的类似银行“零售”业务也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以“拍卖利率证券”（Auction-Rate Securities,ARS）为例。ARS是1984年由雷曼兄弟公司设计出的一种金融产品，通常由美国地方政府、共同基金、医院，以及为学生提供贷款的机构发行，华尔街各大投行是它的承销商。虽然是将资金长期借贷给借款机构，但投行等券商向投资者承诺可以随时变现，并且投资者能够获得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5]因此，众多机构及中小投资者也都对ARS青睐有加。这种业务既满足了出借人随时收回借款的愿望，又满足了借款人得到长期借款的需求。如果不考虑资金与证券之间的区别，对于投资者和融资者而言，这与商业银行吸收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的业务没有本质区别。即便一向以小范围高端私人客户为投资者的对冲基金也具有“零售化”（Retailization）倾向。所谓零售化，主要指间接意义上的，因为对冲基金基本涵盖了所有私人资产池投资业务，[6]其大量投资于退休基金（Pension Funds）、大学、捐赠基金（Endowments）及慈善基金（Charities），使得私人资产池与大量本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对冲基金投资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发生联系。也就是说，由于对冲基金在投资中扮演了“基金的基金”的角色，中小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而投资者范围越广泛，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引用IMF在2009年2月发表的报告《危机的首要教训》中的表述，“影子银行系统”对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监管当局对于这些机构所从事金融业务及产品的杠杆程度和风险集中度却存在着重大的信息缺口。[7]也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质疑的：既然“影子银行”业务与银行相近，危机中与银行一同受到救助，就应当受到与银行相同严厉程度的监管。[8]但是至少危机发生之前，“影子银行”从未像传统商业银行一样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关注”。
二、“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现状
如前文所揭示，“影子银行”业务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却并未受到美国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
稍加留心，我们便能发现，“影子银行”业务与银行业务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短融长投”。但是银行的“短融长投”其风险主要在于投资形成呆坏账，然而这种风险对于银行经营的威胁受到银行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的限制；对于储户权益形成的威胁，由银行参加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保障。除非出现大规模挤兑及银行间资金拆借的流动性障碍，正常情况下银行能够控制其业务风险；如果出现银行不能满足储户随时提取存款的要求的情况，必然是因为银行已经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但ARS类的证券投资者如果不能变现自己持有的证券时，作为承销商的投行或其他券商可能仅仅是出于流动性的困难而甘愿损失交易带来的佣金而已，最糟糕的情况也莫过于因为投资者的起诉而受到罚款，吐出获利。[9]同样性质的债权，美国银行的债权人受到存款保险和政府担保的双重保护，ARS类的债权人却只能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益。这种权利保护上的差异，现在看来竟然仅仅取决于投资者是投资于商业银行还是“影子银行”。
另外，虽然“影子银行”中的投资者权益能够被定义为证券，却只受到极少的证券法律监管。
先来看看“影子银行”的首要成员投资银行的法律监管问题。自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投资银行便经由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监管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条对“投资公司”的定义中豁免了投资银行；当投资银行为商业银行控股或是经由全能银行开展投行业务时，可以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3条的规定取得作为“经纪人”或“交易商”的豁免。
“影子银行”的核心成员对冲基金也总是能够从美国的证券监管法律中得到豁免和除外。例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公开发售的证券必须经由SEC主导的注册程序才能正式向公众销售，但是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满足一定要求后便不必披露相关信息。需要满足的要求集中于对投资者的限定上，如合格的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自然人，自然人投资者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或者至少拥有20万美元的个人年收入或30万美元的家庭收入（美国当年人均GDP为5 000美元）。虽然根据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SEC不断提高投资者进入对冲基金的门槛，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投资者的限定并不能够阻止风险的扩散。但是对冲基金仍得以从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中得到相关信息披露的豁免和排除。
美国金融监管法律以其周密和发达著称，却疏于对“影子银行”进行制度约束，并非是没有因为缺乏足够和有力的理由。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美国法律对“影子银行”一直“善意漠视”的主客观原因所在。
主观上是因为“影子银行”的业务被认为有利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投资者。包括在保持和提高市场流动性，通过发现和矫正失真的市场价格来维护资产的真实价值，以及通过灵活的投资组合策略为投资者带来“绝对回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虽然金融危机使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的呼声空前高涨，但更为熟悉金融规则的监管部门却并未因此作出明确表态，因为他们担心对极富生命力的“影子银行”加强监管，会遏制他们引领金融创新的热情，而金融创新不仅帮助美国继续领跑世界经济，而且帮助美国在此次危机中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虽然支持者是不得已而为之。
客观上是因为存在法律监管的实际困难。例如，税收这一“向飞速转动的轮子中掺入沙子”的政策，因为避税天堂（tax havens）能够为“影子银行”离岸组建和利润转移提供诸多便利而失效；如果对“影子银行”施行更为严格的注册程序，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等，可能会造成“影子银行”的大幅萎缩，因为绝大部分私人投资业务对相关信息的保密性要求很高，并且信息的不透明也是私人资产池获取所谓“绝对回报”的技术需要。现存制度的设计缺陷，使监管部门难以有效获得必要信息从而对“影子银行”的业务风险进行监控；同时由于“影子银行”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富有挑战性的业务性质，吸引了大批金融业界的精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能力差距也成为加强监管的现实阻碍因素。
三、加强“影子银行”监管
“影子银行”遍布全球，美国只是“影子银行”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所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并不能仅限于对美国范围内的讨论。金融危机反映出加强“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现有的监管制度缺陷主要在于“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10]针对“影子银行”的法律监管，重点应当在于控制其行为的风险性，包括业务模式的个体风险性与系统风险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内部控制，降低个体性风险
首先，提高“影子银行”自有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影子银行”们擅长高杠杆操作，因此自有资本金通常较低；一旦出现流动性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就会将“影子银行”们拖下深渊，而提高最低资本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杠杆率。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来确定其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投行、对冲基金、其他私人资产池，均应明确相应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并且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这种要求与传统商业银行的标准应该有所差异，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金融行业的合理原则，如果法律规定“影子银行”满足与传统商业银行相当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意味着投资于银行与非银行机构风险相当，却要求非银行机构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这反而会鼓励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其次，明确“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正是因为缺乏对“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使得其风险的出现显得猝不及防。监管机构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就无法了解和控制“影子银行”的个体风险。这里的信息披露对象是指监管机构，披露内容则应当涵盖所有与机构本身、产品本身和交易方式相关的信息。机构信息的披露由机构注册地主要负责管理，经由特定的渠道即时或定期进行公布；产品和交易方式的披露由初次发售产品所在地负责管理，监管机构有义务为“影子银行”提交的产品和交易信息保密。评级机构秉持独立、公开、透明的原则对产品和交易方式进行评估，监管机构保持对评级机构的监督和评价。
（二）加强外部合作，降低系统性风险
首先，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机构的全球合作。“影子银行”之所以具有金融系统重要性，正是因为其业务范围的全球化。资本为追逐利润而生，在追求高利润回报的“影子银行”眼里，只有利润多少，没有国界之分。美国的次贷危机能够迅速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并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与“影子银行”的全球性存在密不可分。谋求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全球合作，重点在于建立一套各国政府都能够接受的监管标准，并可发布具体的监管制度设计指引供各国参考。为了降低各国国情差异和利益冲突导致的协调难度，指引只供各国政府参考，不应附加强制性要求。监管标准的核心在于各国有义务向特定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定期提供相关信息，而此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职责在于对各国信息进行分析，向各国反馈汇总和分析的情况，提示风险，提出建议。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也可以通过签订国际合作协议的方式进行，保证各国提供和交换信息的权利义务受到监督。
其次，加强对“影子银行”离岸经营的监管。离岸注册和转移利润的便利，使得对“影子银行”们原本松散的监管更加接近于真空状态。诸多小小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为避税天堂，但“影子银行”实际经营所在地的政府不仅在税收方面损失巨大，监管方面更是“鞭长莫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强烈呼吁关闭离岸金融中心，除了打击毒品犯罪洗钱以外，上述原因是很重要的理由。但是离岸金融中心并非只是违法者的天堂，作为巨额资金的中转站，成为离岸金融中心促进了那些没有更多土地和劳动力、以至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直接税收的地区的发展，而且其中一些地区还培养了国际金融领域的高端专业技能。因此，以消灭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式代替有效的法律监管，可能并不值得提倡。对“影子银行”离岸监管的难度关键在于税收信息的获得方面，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各国通用的标准化税收信息协议，允许（或要求）税务机关共享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和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负责任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在实践这种方法，如百慕大和巴巴多斯。
（三）控制“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的其他制度安排
包括建立各国监管机构人员的国际培训体制，提高监管者的业务能力；要求或建议各国以法律确认的方式建立金融咨询服务体系，使金融衍生品的潜在投资者在投资前能够了解投资产品的基础和风险，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收益；建立金融消费者保险体系，可以强制性要求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参加相关保险；等等。
四、结语
如果回顾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与金融危机中提出的加强监管需求，再次印证了这种互动性。秉持规避性创新诱因理论的凯恩（E.J.Kane）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与机构内在要求结合，寻求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的时候，金融创新就会产生。当金融创新危及金融稳定，并使政府的货币政策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时，就又会产生加强金融监管的要求。[11]可以预见，因为危机而启动的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措施，今后还将继续面临金融创新的挑战，并在挑战中不断完善。
【作者简介】
秦岭，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本文取最广义的“投资银行”定义，即所有从事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参见Robert Lawrence Kuhn,Investment BankingThe Act and Science of High-Stakes Deal mak-ing,New YorkHacpec&Row Publisher,1990.httpwww.xiexiebang.com200808***13.shtml
及httpwww.xiexiebang.comdetail.aspcol=100&id=3144,2009年3月27日访问。杨卫红：《商业银行监管比较》，206-209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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