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可言贫

第一篇：为官不可言贫

有的干部工作了几十年，也有些成绩，可一脚踩空，收黑钱贪巨款，转眼就成了阶下囚，可悲亦复可憾。大厦千间，夜眠七尺；珍馐百味，无非一餐。鲸吞几百万上千万元，所为何事？实在匪夷所思。“为官者不可言贫”，不过是一条不断重复的古训。有个错误的观念使人迷惑。论贡献论辛苦，不比个体老板差，为什么他们能挣钱，我就不能？然而就是忘了，个体老板合法赚钱，是国家法律保护、党的政策鼓励的。领导干部以权敛财，则为党纪国法所不容。领导干部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辛苦是实情，贡献是本分。焦裕禄、孔繁森、张鸣岐是领导干部的典范，像他们那样工作的同志在我们党内不是少数。正因为是领导干部，焦裕禄大年三十却走进老百姓的柴门；张鸣岐面对滔滔洪水还要涉险救人。他们是领导干部，就不能不受累操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人民选择了我们，我们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不仅要担当责任，还必须作出榜样。指挥员不冲锋陷阵，何以号令三军；领导干部锱铢必较，怎能率领群众？谁信，谁服？这样看，心里就平和了许多。领导干部清苦一点、辛苦一点好，清苦才有威信，辛苦才有发言权。有个危险的陷阱使人迷惑。论能力论水平，不比谁差，升不了官，为什么不能捞一把？是不是水平高，只是自我感觉。升不了官就捞钱，结果可能是身败名裂，人财两空。封建官场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钱是冲着权来的，一旦失去权力，恐怕一文不名。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造福人民是我们入党时的选择，贪墨弄权则完全违背初衷。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的时候，也同时给了一道禁牌：为官者不可经商。正如成为裁判员的时候就不再有成为同一场比赛的运动员资格。官商不分，必出大恶。作为领导干部，就必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愿做或做不到，可以交出手中的权力，到商场去拼搏，靠本事赚钱，不要凭权力捞钱。有一种自欺使人迷惑。有人想，在位时多捞些好处，老来踏实、安全，所以大半辈子本本分分，末了却私欲膨胀，狂捞滥敛。似是常情，其实不然。贪赃永远不能使人踏实，枉法永远难给人以安全。不做亏心事，焉怕鬼叫门？古代一位官员说，“且自古居相位者，未闻死于冻饿。而死于财、于酒、于色、于逸乐者无代无之。”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养老、医疗保障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制度化。在位时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退下来后才能无忧无虑，安享晚年。否则，晚节不保，遗恨终生。“为官不言贫”的道理远远达不到共产党人应有的境界。我们不妨看看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百色扶贫的事迹。六十多岁的老陈，六年中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到贫困老区三十一次，其苦其累，不言而喻。然而，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苦累，而是越干越欢。他感慨地说，革命老区的老百姓太苦了。他宁愿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打工仔。一些不问群众疾苦，只替自己叫苦叫穷的同志，同陈开枝相比，该说些什么？一个领导干部对个人名誉、地位、利益想得透，看得淡，就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牟取私利，而是能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最大的愉快和满足，因而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样的“官”，精神才是富有的。

第二篇：为官不为 不如不为官

“为官不为”不如不为官

刘云山同志出席在沈阳召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时说，市、县领导干部是第二批活动的重点对象，又是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必须发挥好受教育和抓活动两个主体作用，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为官不易”体现了部分领导干部的认知误区，需以四风问题为镜，重拾公仆本色。同时，要让“为官不为”者靠边站，让能办实事、作风过硬的领导干部受重用。

“为官不易”，尤其对于市、县级一把手而言，从“八项规定”到各种“禁令”，从餐桌到办公桌，从“舌尖”到“车轮”，以前没当事，如今遍布高压线。一系列禁令剑指的问题，都是每个普通干部理应严格遵守的，不存在“不易”与“容易”的辩驳。那些“不易”论的官员们是否真正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还是习惯把自己看做人民的主人？那些动不动就感慨“为官不易”，甚至总结“官不聊生”的一小部分干部是平常随意惯了，忘了自己作为一名公务员的责任。

治国首在治吏。中央发起的各种整治与规范，意在将“乱走”的权力赶入“笼中”。不但要让公职人员“为官不易”，还要将“为官不易”进行到底。要不断固化“为官不易”成果，引导公职人员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政府过紧日子，群众才能过好日子”，群众乐见“为官不易”，是希望干部回归“公仆”应有之义，不用公权谋私利。既为官，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既然做了官，就要锐意进取、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如果觉得不堪“重负”、难以胜任，就不要勉强自己、主动让位子，绝不能“为官不为”，占着位子不干事。

第三篇：让公务员工资条没有秘密可言

让公务员工资条没有秘密可言 2013年04月09日09:55金羊网-羊城晚报我有话说(1人参与)

□王传涛

日前，有公务员[微博]接受媒体采访时展示了其工资条，其中收入超80%是津贴补贴。这份工资条没有什么秘密，却是几次工资改革和公务员内部收入差距的见证。据其介绍，每个级别的工资总差也就在八九百元左右。另据调查，各地补贴金额不同，不同省公务员补贴最高相差几千元。(4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

窥视别人的工资条，是许多人都有的欲望。对公务员群体而言，作为纳税人的我们更是希望能够从当公务员的同学或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公职人员的工资条信息。这名为媒体展示其工资条的公务员，满足了许多人的“窥视欲”。继而，按照推理并做加法，我们似乎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下至科级，上至国家主席的工资数额。

情况果真如此吗？且慢！在新闻报道中，我们还看到了“没有秘密的公务员工资条”这样的表述。问题在于，在我国，公务员的工资究竟能够领多少，真的没有秘密可言吗？真正没有秘密的工资条，应该晒在公共空间里，而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条，又被隐藏在了哪里？

每个级别的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是多少，事实上根本没有答案。如果申请公开如“表哥”杨达才者的工资条，还容易被“国家机密”的挡箭牌拦住。显然，这已经与现代政治有些相悖。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官员工资公示”——让公务员的工资彻底透明，完全曝晒在阳光之下。

不仅要让纳税人看到官员的工资条，政府还要努力把工资条的相关内容解释给纳税人听。比如说，什么是基本工资，什么是级别工资，什么是工作津贴，什么是提租补贴，什么是职务工资，什么是工改补贴……这些对于农民工兄弟而言看似花里胡哨的分门别类，都应该由财政部门解释解释。另外，这些工资名目之中，哪些是来源于公共财政，哪些可能是地区或部门“小金库”发的补贴，也应该让公众看清楚。工资和财产，不能成为官员最神秘的信息。公务员工资中的每一分钱，都来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每一位纳税人都有权利了解为他们服务的公仆人员，能够从公共税源中拿多少薪水。官员当然有个人隐私，但是，既然公务员群体都由公共财政供养，都在为纳税人服务，那么，公务员的工资条便不能成为秘密。

第四篇：为官之道

为官之道

古语云：“为官者不求荣华富贵，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中无愧于己。

古来圣帝治世赖用贤臣。千古以来，帝王用人之道，无非离不开贤能、英勇。哪一位名流千古的君主，没有左膀右臂，没有一帮贤能之臣。战国有吴起等人；秦有商鞅等人；唐有狄怀英等人；宋有范仲淹；元有刘秉忠，明有戚继光，清有曾国藩，真是不胜枚举，数上他个三天三夜也没有穷尽啊。阅遍古今典籍，发现每一名精忠报国的贤臣，都经过了圣贤的洗礼，有的甚至拥有家愁国恨，但是他们能成为帝王赖用之仕，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有一腔报国之情。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四，陕西提督王辅臣驻平凉城，响应吴三桂起兵反清，势力扩展到几省区。一时间大清损兵折将，难以平定王辅臣之乱。周培公见状，在大军出潼关之际，毛遂自荐，培公之意正好与康熙相符，图海见此人奇才可用，便招为幕僚，一同奔赴前线。康熙十五年王辅臣之乱平息了，周培公二十天之内东奔西走，三进平凉城，斗志斗勇，说服王辅臣，利国利民。我赞叹培公是何等的贤能，对国家是何等的忠诚，大军压境不慌不乱，上书举荐为国效力。我想培公之德，不在于平定叛党，而在于告诉世人为官者应为贤臣也，应无愧于天，无愧于国。

为官者应恪尽职守，上对国家满怀抱负，下对黎明应形同亲人。古有一钱太守刘宠，任会稽太守，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治河患身先士卒，视百姓之疾如父母之疾，为官十分清廉，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后汉书》说：“宠治越，狗不夜吠，民不见吏，郡中大治”。离任时，有五、六位居住若耶溪山谷中的老人赶来向他道别。他们向刘宠表达越中百姓对他的感激、敬重之情，并每人奉百钱相赠。刘太守再三推辞不受，见其长跪不起，盛情难却，只得从各人手中选一大钱受之。当他出阴山界至西小江时，投钱于水中而去。为纪念这位勤政清廉、为民造福的太守，人们把此地改称“钱清”，把这段江称为“钱清江”。并建祠纪念，人称“一钱太守庙”，又在临江建一亭，取名“清水亭”，当地人称“选钱亭”、“一钱亭”。百姓乃安居乐业，治国安邦，百废待兴之本。为官者欲成大器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与百姓同甘共苦。应勤以为民，廉以养德，淡以明志，静以修身。为官之道并非生财之道，是救民之道，是护民之道，更是爱民之道。

仕人大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唯有面对生死抉择才可看出其为官之道。明朝末年，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就是为官之道的最后一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无愧于己。为官者不求衣食无忧，不求加官进爵，不求名留千古，但求上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下无愧于黎明百姓，无愧于江山父老，至于己便无一所求，只求一生仕途，无愧于自己那颗满腔报国的赤子之心。于谦有这样的气魄，即使面对谋逆之罪，也能吟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虽遭歹人冤陷，然还能奋勇体国，要用自己的身体捍卫国家，只求留得一世清白，无愧于自己的赤子之心。

古往今来，多少王朝，多少往事，多少豪杰，能被今天歌颂的唯有那些忠臣良将。他们留下的名言警句，一遍遍的敲打着警钟，仿佛告诉后人“为官者不求荣华富贵，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中无愧于己”。

第五篇：为官清正

为官清正——《观焦裕禄》有感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以身试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一年零三个月，在兰考人民心中，他是永远的书记。一个将自己的名字与生命刻在了这片土地上，让人们口碑相传，永远铭记。在百姓的泪光中，他得以永存。他是这个时代的民族记忆，焦裕禄倾其一生所践行的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是我们为官做人的楷模。

这是我看完《永远的焦裕禄》之后的感想。

对于很多人来说，焦裕禄是不陌生的。60年代，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事迹，通过新华社记者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如春风吹拂，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可谓老少皆知。然而对于70、80后的我们，对焦裕禄的精神、对那个热血似火的时代并没有切身的体会，我对焦裕禄的事迹最直观的感受也是在观看电影《永远的焦裕禄》之后。

如果只用电影的角度来看，《永远的焦裕禄》这部影片貌似主线不清晰，只是段段地列举了焦裕禄的领导、同事、子女以及宣传、研究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作家、学者的动情讲述，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一个清晰的大框架。然而这部没有焦裕禄直接演绎一个片段的电影，却通过一句句话的叙述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人民公仆，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圣贤语赋予了当代意义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再现了他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德政楷模的人生轨迹。50年前，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被元军所俘，宁死不降，被囚于一土牢时抒发他赤心为国高尚抱负的两句诗。焦裕禄没有这样豪迈的诗篇，只有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然而，他也和中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一样，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50年后的今天，经过血与火、发展与挫折、前进与腾飞的风风雨雨，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还是在世界面前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人们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对物质追求与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酒绿灯红”的腐蚀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性，以及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欺骗性，几乎无孔不入地侵入社会。一些正气不盛、“底气”不足的人，纷纷被“邪气”熏得昏昏然，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美丑不辨，正误不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持全县工作15年，全县经济停滞不前，他本人却利用职权大肆卖官敛财。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贪污受贿被带走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发现了上亿元现金，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了4台。1999年，兰考第八任县委书记宗家邦酒后脱口而出“提起焦裕禄精神就烦”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与50年前焦裕禄为民务实、清正廉洁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我想宗家邦作为县委书记那么不懂分寸出此狂言自有他的根由，说明焦裕禄精神确实让他压抑很久，他骨子里是讨厌焦裕禄的，出此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狂言，只不过是一种总爆发而已。焦裕禄为了兰考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县委书记学习的好榜样。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今仍广为传颂，他崇高的公仆形象至今仍为人们深深忆念。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一听到焦裕禄精神就烦的领导干部，因为焦裕禄讲的是奉献，脑子里想的是百姓的冷暖，而他们讲的是如何索取，想的是挥霍与享受。媒体上近来披露高官纷纷落马的宗宗大案要案，就足以证明一听焦裕禄就烦，并与焦裕禄精神背道而驰的人远不止宗家邦一个，而是大有人在。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名学者在焦裕禄逝世40周年之际写下《假如中国有2000个焦裕禄》一文，呼唤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都能像焦裕禄一样清正廉洁。对于这种呼唤，有的说：“时代变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强了，价值观念也不同了。当年焦裕禄具有的魅力，如今没有吸引力了。”有的说：“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只关心个人，焦裕禄那一套不时兴了。”还有的说：“穷日月才需要焦裕禄。如今富了，人心不同了。” 很多年轻人在看焦裕禄事迹时会怀着猜疑的心态，甚至不会去看。

我认为产生这种疑问的人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焦裕禄精神。尽管现在是一个认真对待权利、尊重个人利益诉求的时代，但焦裕禄精神并没有形成与这个时代的冲突，相反，我们更加需要焦裕禄这种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只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过时”，那么焦裕禄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

有人说：“记住了一个人，也就会记住他所在的时代”。面对历史的滚滚大潮，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被人遗忘，然而每个时代却总有一些人虽无多少显耀的功绩，却用其最朴素无华的行动被人们铭记，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文天祥、海瑞、谭嗣同、雷锋、孔繁森、任长霞……一个个名字，熟悉而响亮。他们共同筑成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长城，他们都共同拥有一种为民请命、敢于担当和奉献的浩然正气。气或许就是精神。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气作为一种精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培养、激发、鼓励、保持。它是生命的源泉，同时也是力量的源泉。生命微弱，必然气衰力竭；生命旺盛，必然朝气蓬勃。所以，一个人要有人气，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这种气，应该是生气、朝气、浩然之气，而不是暮气、死气。这种浩然正气，什么都不能战胜它，什么都能被它战胜！这种浩然之气，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我想我们最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也就是这股浩然正气。

针对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许多有识之士人开出了很多医治办法，如加快法制建设，完善政府结构，做好依法行政，加强社会监督等等。这些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少一个，那就是要在国民之间、社会之间养造一种正气。近代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制定出的五权宪法在当时亚洲甚至全世界来说，都是极为先进的，可国家和社会的状况却是越来越差，各级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大众也大都麻木不仁，先进的制度也被一次又一次的嘲弄。而今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法官，即使你有再多再好的法律，照样也会出现冤假错案——这大概就是歪嘴和尚念歪经的“道理”。比如2003年，因缺少暂住证而在广州收容救治站被殴打致死的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人们都把目光盯在《遣送条例》上，说它是什么“恶法”，然而如果你仔细翻翻这个条例，却并没有允许打人的条文。只有当一些执法者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把“流动人口”当作摇钱树月月收取“人头税”的时候，这个条例才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也就是有了恶人恶官才有了“恶法”。

正气盛不起来，邪气必会袭来。记得在看警示教育中，有一位在“前腐后继”中下马的官员在忏悔录说，他刚就任时也曾立志扭转某些不好的风气。在班子内部，他以身作则，带头抵制不正之风。比如对于送礼一律拒绝，不搞拉拉扯扯的庸俗的事情等。有一次他因病住进了医院，对那些以看望的名义送礼者一律拒之门外。结果，社会上传言：说他拒接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礼品，而一些数额大的都暗中收下了。在年终领导班子成员测评中，这位官员获得的优秀票不及其他成员，为了能使自己的工作正常开展，他最终也慢慢走上了不归路。这个事情不能不展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面对恶浊的环境，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水土不服”一走了之。在这种环境之下，按着适者生存的法则，像焦裕禄这样一身正气的县委书记自然无法生存。

由此我想起了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时，曾谈到作为国家总理的感受，他说：“我感觉担子很重，工作难度很大，工作也做不完。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正如当下正在深入开展的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果普通群众认为这是共产党员的事儿，普通党员又都认为这是党员干部的事，人人都期于他人，那么活动也就永远只会浮于社会表面，结果也只会大打折扣，中国即使有2000个能干的总理，也会感到很累，因为下一个念歪经的歪嘴和尚也许就在这一个个的普通党员、普通群众中不断地走了出来。

十年前学者发出的那份《假如中国有2000个焦裕禄》的假设，很多人说他天真，但我赞同作者这种假设，但同时也呼吁焦裕禄的精神不仅需要中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学，8000多万共产党员学，它值得所有的中国人学。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我们要学习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克勤克俭”的艰苦奋斗精神，让社会的正气长存，英雄常在！只有这样，13亿这个很大的数字，才能真正除以13亿，变成一个小的数目。中国才能彻底摆脱千百年来历史轮回的厄运，实现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和谐社会。

因此，电影《永远的焦裕禄》的热映，正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