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下一步改革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全文5篇]

第一篇：营改增下一步改革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

营改增:下一步改革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

核心提示：认清营改增下一步改革中的不确定性问题，管控好营改增可能面临的风险，这是发挥营改增对冲经济风险作用的重要前提。

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来观察，长期积累的结构脆弱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下行风险越来越明显。用营改增来对冲经济风险是十分有力的举措。营改增不只是有利于短期稳增长，也有利于缓解结构性问题，增强长期增长后劲。就此而言，营改增不能放慢，应加快推进。与此相伴随的是，营改增越是向前推进，其复杂性也随之提高，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增多，相应的风险也随之扩大。认清营改增下一步改革中的不确定性问题，管控好营改增可能面临的风险，这是发挥营改增对冲经济风险作用的重要前提。

营改增的不确定性问题及其风险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基确认的不确定性及税制设计风险。增值税的具体设计难度基于不同的产业而不同。一般地说，对于制造业来说，也就是针对货物的增值税设计相对较易；而对于服务业，针对劳务的增值税设计相对较难。其难就难在税基的确定和抵扣的认定上。从理论上看，税基就是增值额，容易确认，但一旦到具体的行业就变得十分复杂，最典型的莫过于金融服务业。例如银行，既有直接收费的业务，也有间接收费的业务。前者的增值额相对明确，而后者的增值额却很难确定。从事存贷款金融业务，其增值额是利差，但服务对象是存款人和贷款人，无法针对利差来征收增值税并给服务对象开出增值税发票。这在发达国家至今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通常是采取变通的办法。现在还未实施营改增的行业，如建筑业、金融业、不动产交易等，都是难度较大的行业，其增值额的确认和抵扣认定需要比其他行业多得多的信息，需要大数据的支撑，其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和税制设计风险明显增大。

增值额的确认和抵扣认定与各行业实际税负直接相关，至关重要。在税基确认和抵扣认定上既要统一标准，又要考虑到各行业差异，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面对不确定性很大的应税项目，通常采取简易计税方法来解决。这也意味着，随着经济结构的高级化，知识经济比重不断提高，增值税的普遍适用性将面临新的挑战。

二是税率统一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按照增值税的中性要求，应当减少税率档次，实现基本统一。税率档次越多，意味着不同行业的税负水平不同，而不同行业是相互联系的，甚至是相互融合，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税率，会产生类似于分设税制的负面效果，妨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升级。而从现实来看，除了原有的17%和13%两档税率，营改增过程中又根据参与试点行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增设了11%和6%的两档税率，加上出口零税率和优惠税率，税率档次变得越来越多。实际的做法也是过渡办法，这与增值税中性化的要求却是相悖的。税收的非中性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生效率损失。这种风险值得高度关注。而若要消除这种风险，又面临着另一种风险，要么一些行业的税负上升，企业难以承受，要么大幅度减税，财政难以承受。如何权衡，这本身也是一种风险。

三是税收优惠的不确定性及风险。针对增值税实施税收优惠，其结果与想要达到的目标可能背道而驰。例如，免税，或对生活必需品或服务实行优惠税率。增值税征收是一个链条，免税的结果可能是进项税无法得到抵扣，实际税负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是不确定的。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优惠税率，是基于穷人承担的相对税负要高于富人的这个假设。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取决于许多严格的条件，如税负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消费方式是同质的，等等，否则，以税收优惠换来的未必是社会公平。也有研究证明，增值税不是累退的。这至少说明，增值税是否具有累退性，穷人的相对税负是否更重，至今仍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显然，针对增值税的所谓累退性来实施税收优惠以帮助低收入者的依据是不确定的，其结果就会产生与政策目标背离的风险。

四是征管机构调整中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在营改增过程中，征管机构的分工和征管的方式都在变化。营业税原来是地税系统征管，而增值税是国税系统征管，营改增则会打破国税和地税之间原有的分工，原由地税系统承担的征管工作移交给国税系统，这个移交过程会引发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征管风险。此外，对货物征收增值税已有成熟的一套做法，而对服务征收增值税则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探索，过去的经验并不能派上用场。正如前面所说的，服务业的增值额确定和抵扣的确认难度远远超出制造业，需要更多复杂的信息，征管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

征管是税收制度的实施，征管的有效性决定了税收制度运行的有效性。纸面上的税收制度能否真正转化为实际的税收制度，征管是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征管的风险实际上是税收制度能否有效执行的风险。显然，一个不能有效执行的制度是没有意义的。就营改增而言，征管风险事关营改增的成败。

五是营改增引发的财政风险变化。根据静态估算，营改增到位后的减税规模约达9000亿元，大规模减税虽然有利增强经济增长后劲，但会扩大财政的短期风险。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趋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快速回落的条件下，营改增减税与经济放缓减收同时出现，意味着两种风险叠加在一起，会造成财政风险扩大。其表现出来的结果可能是短期内赤字加大、债务增加。有意识地主动扩大财政风险，支持营改增，激活经济社会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符合战略目标。但长期与短期怎么结合、分寸如何拿捏，需要高度重视，不可掉以轻心。

六是营改增引致的地方行为不确定性及风险。营改增引发出地方税的构建问题。营业税是地方重要税种，改成增值税之后，地方稳定的税收收入何来？是调整增值税分享比例还是把其他税种划给地方，这不只是给地方多少税收的一个数量概念，而是涉及构建什么样的地方税体系。这是因为，不同的地方税体系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同。从我国现阶段的要求来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应当与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扩大消费的战略方向一致。从这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地方税应当主要以消费为税基，而不是相反。营业税、分享的增值税是当前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但其税基都是落在生产上。显然，这是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消费的。如何使地方税既满足地方财力的需要，又能正确地引导地方政府行为方向，是营改增引发出来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纠正现有地方税偏差的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不确定的。把握好了这个机会，那就是机遇；若是没把握好，那就是巨大风险。

要应对上述六大不确定性问题及其风险，必须改变传统的确定性思维方式和线性的认知方式，要有应对营改增下一步改革风险的充分准备，包括知识准备、方案准备、纠错准备、承受不良后果的准备等等，避免无风险准备所导致的措手不及和忙乱应对。这既是管控好营改增风险，保证营改增顺利推进的条件，也是发挥营改增对冲经济风险作用的基本前提

第二篇：浅析“营改增”税收管理风险

浅析“营改增”税收管理风险

营改增作为财政休制改革重要一环，为企业结构性减税作出了贡献。由于营改增收入纯为县本级收入，其收入增长对地方级收入增长起关键性作用。2014年我县营改增收入1088万元，同期135万元，绝对数增加953万元，占全年税收完成总量的8.19%，占县本级收入的25.87%。

将营业税逐步改为增值税，基本消除重复征税并实现公平税负，做到对货物和服务统一征税，有利于防止重产品、轻服务的问题，达到了简化和规范税制的要求，体现了税制改革的方向。推进税制改革，让税收制度更好服务经济发展，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营改增”又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可以充分解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重复征税问题，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部分生产型服务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而实现结构转型。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逐步扩大，“营改增”行业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国税机关的税收执法面临风险和挑战。

一、“营改增”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纳税主体不明确。实际工作中，由于纳税人经营模式的多元化等原因，存在纳税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如目前交通运输业采取的挂靠经营方式，挂靠车辆大都在注册登记地以外从事运输业务，现行税

现我县在国税办理税务登记证运输行业只有3户企业，货运、客运、公交公司各一家。再如，工程监理企业成立的跨地区分公司，由于没有相应等级资质条件，在异地承接业务时，大都使用总公司的资质证明，以总公司的名义签订业务合同，结算时从总公司出具发票，款项也直接汇到总公司账户，但业务的承揽和施工作业，实际上是以分公司来实施的。由于发票是总公司开具的、款项直接汇到总公司，导致分公司所在地无税款申报，长期增值税零负申报。由于总分机构的业务划分不清，使纳税主体无法确定，产生了财政利益在总分机构之间转移，给分公司所在地的税务管理带来不便，也不利于税收的日常监控。

二是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核查项目流于形式，给审批人员带来执法风险。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规定，新办纳税人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只要符合“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的两个认定条件，主管税务机关就应审批为一般纳税人资格。而“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规定比较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在会计账目的核查上，由于新企业在正式经营之前，没有实质性业务发生，账册中仅仅反映注资信息，税务人员核查看到的仅是企业的空账本，无从掌握企业的会计核算是否准确，核查流于形式，实际意义不大，还徒增审批人员的审批风险。

三是发票后续管理有待加强。新的纳税服务规范对纳税人申请领用开票限额十万元以下(含)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即办事项，变事前核

审核办理。由于“营改增”纳税人应税服务具有“无形”的特点，加上一些纳税人规模不大，行业类型繁多，会计核算不规范，备查的合同单据不完整不齐全等，使税务机关事后监控的难度增加。部分“营改增”纳税人受利益驱动，极易诱发虚开虚抵专用发票的行为。

四是混业经营不同税率项目，收入难以有效划分，增加税收日常监控难度。“营改增”后，混业经营比较普遍，纳税人的同一笔经营业务，可能会属于不同税目，适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由纳税人自行核算不同税目应税服务收入的比例，计算缴纳税款。目前在税务机关无法准确掌握定价标准的情况下，划分不同项目收入仍是纳税人的自律行为，那么就很难保证混业项目收入划分的准确性，给日常税收监控带来一定难度。

二、“营改增”税收管理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是明确纳税主体、纳税地点。对挂靠企业、异地经营等个人和单位的纳税主体、纳税地点进行明确。建议按照登记注册地作为纳税地点，对挂靠企业单独经营收入和工程监理等异地经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一律在登记注册地申报缴纳，以方便税收管理。

二是明确征收方式。对挂靠企业单独经营收入适用税率和征收方式进行明确，对其不能建账申报收入，可以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方

或采取简并征期等方式核定征收，也可以采取委托代征的方式征收，以减少税款流失。

三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对交通运输业纳税人发生的过桥过路费等纳入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加快推进“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将不动产租赁等费用支出，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

四是调整简并“营改增”税率。根据试点情况，合理测算确定不同行业增值税税率，确定不同行业的税负水平，做到纳税人税负的公平公正。

五是规范混业经营收入管理。对“营改增”纳税人混业经营收入，合理划分不同税目收入比例，要求纳税人事前或事后报备混业经营收入划分标准，重点审核纳税人是否按照营业常规及公平交易价格划分不同项目的收入，凡划分不清的，一律从高适用税率征税，避免其滥用税收筹划。

三、创新服务管理方式，强化税源后续管理。

从税务登记、资格认定、票种核定、纳税申报、税务检查等环节，认真抓好“营改增”纳税人日常管理。

一是简化税务登记手续。即时办理税务登记，不再统一要求纳税人提供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等场地的证明材料和验资报告，办

收取相关资料后即时办理税务登记。但要切实加强后续管理，对在登记环节需要采集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生产经营地址、公司章程、商业合同和协议等数据信息资料，在后续的发票领用等环节及时采集，陆续补齐，加强对补录信息的比对和确认，实现对登记信息完整率、差错率等征管绩效指标的实时监控。

二是优化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审批程序和方式。变行政审批制为登记制，取消实地核查环节，在简化行政审批项目的大环境下，还权还责于纳税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三是抓好税源后续管理。在发票领用、纳税申报等后续环节健全制度，完善措施，及时掌握纳税人动态，促进税法遵从，防范税款流失。如对货物运输业应重点核实纳税人实际经营能力，对车船数量吨位等进行核实，作为核定发票使用数量的基础数据，通过比对分析纳税人的开票信息，及时调整纳税人申领发票的版别和数量。

四是加强第三方信息应用。加强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与纳税人申报信息比对，查找涉税疑点，有针对性开展风险核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五是加强“营改增”行业风险防控。探索“营改增”行业经营模式和特点，找准行业管理风险点，按照风险管理等级，开展风险核查、纳

税评估或税务稽查，重点将“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的纳税人列入重点关注对象，防范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风险。

增强“营改增”政策宣传辅导的针对性。应将重点行业、高风险行业作为纳税辅导、咨询、培训和宣传重点，及时宣传税收政策特别是专用发票开具规定，通过正反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进一步增强其税法遵从意识。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地向地方党委政府宣传“营改增”政策，取得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严禁出现所谓的“招商引税平台”，减少涉税违法行为和税收执法风险。

第三篇：营改增改革思路

试说明我国营改增的改革思路和最新现状？

营改增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试点，试点行业有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先行先试主要是上海是国税与地税合一，改革涉及的问题不会太多。选择交通运输业试点主要考虑：一是交通运输业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运输费用属于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运费票已纳入增值税管理体系，改革的基础较好。选择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主要考虑：一是现代服务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通过改革支持其发展有利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二是选择与制造业关系密切的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试点，可以减少产业分工细化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既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2013年8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最终将实现结构性减税与经济结构的转型。营改增的最新现状是已于2014年1月1日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交通运输业已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2014年6月1日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截止到目前，改革试点行业税负总体来说有所下降，尤其是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有所减轻，对于交通运输业等，虽然短期内税负有所增加，但从长远看来，税负会有所下降。

第四篇：营改增(及税制改革历程)

1994年以来税制改革历程与当前的“营改增” ——许善达会长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培训会上的讲话

（根据2012年7月12日讲话录音整理）

（对朋友们可能会有启发，与您共享，文章前部分是税制改革，可从第7页细看）

目前我们的税制框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形成的，对现在税收影响最大的就是1994年形成的这个税制的格局。在1994年税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增值税和所得税当时占整个税收比重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是研究的重点。

增值税本身有许多特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扣除范围？有生产型、消费型、还有收入型，这么三种类型。所谓生产型，机器设备税款不能抵扣，你可以扣除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这些都可以扣，但是买的机器设备，基本建设，比如说盖房子这些，里面的税款不能抵扣，这是生产型。所谓收入型是固定资产里面，你买的机器设备虽然含税款，但是全部税款不能一次抵扣，只有机器设备当年折旧的那部分价款所含的税可以抵扣，这叫收入型。所谓消费型就是不管买什么，只要买的东西，那么里面含的税款都要抵扣。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增值税，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都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就是购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商品、劳务，里面只要有税款，统统可以扣掉。因此，1993年我们给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方案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全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同时废止当时对商品征收的产品税和对服务征收的营业税。

就所得税而言，1994年以前，我们有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还有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当时是按照经济性质划分，实际上就是按照产权关系划分，不同的产权关系，所得税是不一样的。这种所得税制无法处理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问题，而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主要产权关系之一。所以，这种按产权关系划分所得税的制度显然跟市场经济方向不一致，因此当时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合并成一个所得税，叫企业所得税或者是法人所得税。

但是国务院领导主持讨论的时候，多数人认为这个方案不行。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是增值税的问题很复杂，首先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经济上投资开始热起来了，所以1993年通货膨胀的速度比较快，投资过热。因此，多数人提出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扣除，否则不是更鼓励投资了嘛？于是我们增值税的方案就改成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抵扣，采用了生产型增值税。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其次，还有一个更大的遗留问题，是确定增值税的适用范围问题，因为当时研究分税制的时候地方收入占70%多，中央只占20%多，实行分税制，中央要占大头，特别是在新的增量的分配上，中央要多拿，这样中央收入的比重才会上升。这么设计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所得税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且国营企业亏损很多，所得税每年增长很慢，所以在计算整个中央收入、地方收入时，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眼睛都盯着流转税。中央为了从增量中多分到份额，准备分75%增值税，给地方留25%。如果商品和服务都实行增值税的话，那么地方的固定收入最多只有20%多。当时大家认为这样一种分配方案，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中央的目标是收入份额从20%多提高到60%，一次性调整到50%以上，然后每年增量中中央多分一点，若干年后增加到60%的目标。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分75%增值税以多分收入增量的目标和一次性调整到50%以上，若干年后达到60%的目标如何同时实现？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对劳务部分还保留营业税，不搞增值税了，劳务部分的营业税其实跟改革以前的产品税一样，等于是全额征税、重复征税。把劳务部分的营业税不改增值税了，保留下来，作为地方固定收入，这么一算，地方政府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服务业每年要增长，营业税也增长，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中一个能够每年随着经济发展有增量的税种，等于把一个有增长潜力的税留给地方政府。就为了这个，就把我们原来报的商品和劳务、服务统统实行增值税的方案，一切两半，把增值税的适用范围只限制在商品范围内。劳务部分保留营业税，这个是因为分税制引起的，不是专家们、领导人认为营业税好要保留下来，大家都认为它不好，但是为了分税制能够推出去，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就分税制问题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给地方政府一个随着经济发展，收入能够增长的税种。是出于这个考虑，牺牲了税制的规范性，税制不规范就先不规范吧，先把分税制保证了。如果只考虑规范税制，地方政府不同意分税制，这个规范的税制也不能出台。

所以当时相当于从一个规范的增值税制，倒退了两大步。这两大步退下来，倒有一个好处，就是税率的设计。因为1994年的税制改革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原总体税负。要是减少收入，对政府不利，当时政府很穷，要增加企业负担，企业又不同意，因此，那次改革只改制度，在量上保持原来的总体税负。但是总数不变，不一定意味着每个行业不变，不意味着每个企业不变。原来我们算了好几个帐，但是最后定了17%，这17%是在保证原税负的原则下，根据现在的扣除范围，收17%，就能够收到原来总体的税。如果当时按照规范化的增值税算，不说营业税，光是机器设备的税款，要允许扣的话，要想保持原来的税负增值税税率就得定为23%。23%什么概念？已经到了北欧那些福利国家的水平了。欧洲一般非福利国家，像英国、法国都是17%上下到20%之间。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当时中国的流转税的负担比起欧洲国家来说太高了，因为是保持原税负，要抵扣的多，税率就得高，扣的少，税率可以低。我们这么多不能扣的，税率定17%，跟欧洲这个扣，那个也扣，什么都扣的，人家基本上也是17%，可见当时我们流转税的负担比欧洲国家要高很多。

这样一个抵扣范围小而税率与欧洲基本相同的增值税制还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保持原税负”的17%的税率是在当时税收征收率的水平上确定的。这样就为今后税制改革中在规范税制，扩大扣除范围时保持税率不提高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税务机关加强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率以后，可以用征收率提高产生的税收增量对冲扩大抵扣范围而形成的减收，从而不必提高税率。

我们从1994年开始实行这样一个增值税制，操作起来以后，原来预定的目标，可以说基本都在逐步的实现之中。首先说要增收，1994年那时候，税收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还是小于1的，95、96年税收弹性到了1，1997年以后大于1了。大于1就是每年税收的增长比经济增长速度快，所以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我们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我们当时是一次性算成55%和45%，每年增值税增量多拿一点，一年计划中央提高一个点，五年以后提到60%。结果头两年中央比重下降，从55%降到54%、53%。为什么？因为对地方的小税，过去税务局不把它当钱，太少，谁也不关注，改革以后，分了国税局、地税局，所以地税务局有一批人就负责收这些小税，那两年，那几个小税，增长速度很快，几倍几倍增长，所以中央收入比重不升反降了。但这只是短期的，因为对于过去这些小税种流失的征收，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征收率会保持一个水平，增长速度就慢了，最后决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还是增值税。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随着整个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开始上升了。

另一个是关于所得税的问题。合并内资企业所得税没有分歧，但对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必须给外商投资很多优惠，这些优惠决不能给内资。因为我们要不给外商优于国内所得税的话，我们吸引外资战略就会有负面影响。所以不管规范不规范，对外商要搞一个单独的税制，要比内资优惠一大块，不能给内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实施。因此，搞一个所得税不行，必须搞两个，内资负担要重，外资负担要轻，这是当时所得税税制设计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先把内资的国营、集体、私营合并，这个大家觉得不能再分了，因为一个股份制企业里面，无法分股份交所得税。但是内资企业所得税本身遗留的问题很多，给内资企业增加了许多不规范的税收负担，比如说工资不能全列支，折旧率折的很低等等。这些类似的问题不予解决。否则都跟外资一样，那不是对外资没有吸引力了嘛？这样所得税就变成了两个制度并存的局面，这又算一个遗留问题。

对我们税务局来说，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税制的那些缺陷，而是税收特别是增值税的征收管理问题，是控制虚开发票的问题。1994年新税制出台以后，税务局对税制的问题根本顾不上研究，能不能把增值税管住了，是一个挑战。当时虚开的发票满天飞，2001年，国务院领导讲，如果税务局解决不了发票管理问题，那我们的增值税就得倒退回去，还得搞过去的产品税。为了遏止虚开发票，国务院亲自提请人大，增加了一个刑法含死刑罪的罪名，叫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当时全国大概判死刑，包括死缓的100多人，执行的也有几十个，但就是这种这么严厉的刑法都控制不住，犯罪分子还是“前仆后继”。因为如果抓不住他，那么他骗税的成本和收益比，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潮汕案、远华案、金华案等等，可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国范围内虚开发票泛滥。后来我们还是从全世界没有先例的计算机管票上下工夫，总结了金税工程一期的经验教训，搞了金税工程二期以后，每个月报税交税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2001年7月的时候，超过了98%，说明我们中国的税务局是能够管好增值税的。决策层不再考虑退回产品税的问题，以增值税分配为主体的分税制才最终站稳了。因此，从2001年以后才开始继续研究税制规范化，怎么改进税制的问题。（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2003年开始提出了两条改革的意见，第一条，先把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允许抵扣，就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因为要鼓励企业技术改造，购进先进设备，淘汰落后的，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如不允许抵扣，不是等于打击了技术改造嘛，当时这个说法被国务院接受了。第二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所得税法要合并，因为我们吸引外资是靠市场机制，不能再靠税收优惠来吸引了，而且国内企业税负那么重，发展确实有障碍，应该享受到国民待遇，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共识。

这两个意见形成共识了，但是操作、推行的实践仍然有很多问题。搞消费型的增值税主要还是怕减少收入，因此2003年先从发改委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开始。当时担心减收太多，还只允许“增量抵扣”，只有今年增加的增值税才能用购买机器的税款抵扣，这是扭曲的消费型。然后第二步扩大到中部崛起的六个省的26个城市按照东北方案办，但是只限定在26个城市的城区，其他市县和这26个城区的郊区都不能抵扣，这就更加扭曲了消费型增值税。第三步西部大开发的企业都可以采取。这样扭曲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了6年，中央2008年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所有的企业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都可以抵扣了，不再受税收增量和地区的限制。搞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把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一个法，2003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两法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有一种说法是两法合并是必要的，但是时机尚不成熟，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这两种意见一直在争论不休。所以2003年提出两法合并，2007年人大审议才通过，2008年开始实施，2009年开始征收合并以后的所得税。外商的法定税负虽然上升了，但是有过渡期，几年之内上升部分可以退税，所以外商基本上在几年之内税负也没有变化，而内资企业税负都降下来了。机器设备税款全国实行抵扣，两法合并使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下降这两个政策的效果都恰恰体现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间段里，当时没有想过这两项改革是应对金融危机，但这个时间段正好和金融危机撞上了。因此，2009年很多上市公司的报表还看得过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个政策性减税的效应正好体现出来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的问题，到2009年，花了17年才解决掉了两个，从税制上讲，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营业税要改增值税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讲道理，没有争论，没有人反对营业税改增值税。营业税的制度，它是一个很不好的税制，这个大家都有共识的。关键在于改这个营业税和原来说那两个政策的修改，难度和影响的面都不一样。增值税转型，只影响增值税的企业，它跟别的企业没有关系，而且只影响那些购买了机器设备的企业，如果今年不买机器设备，税负不变。所以影响面相对比较小。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减税，因为当时所得税占的比重不大，同时，增值税转消费型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核销坏账，都使内资企业利润增加，在相当程度上对冲所得税法定税负降低的减税因素，因此，影响面也有限。现在大概企业所得税占到了21%、22%的样子，个人所得税大概是6%到7%，加在一起是27%、28%，这个比重慢慢往上升。但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一样，这个政策如果推出的话，那对整个经济影响的范围，可以说不亚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

为什么？首先，营业税改增值税，基本的要求是减轻负担。因为营业税的缺点之一，就是重复征税，税负重。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专业化生产，越是大而全的，税负越轻。越是专业化程度分工很细的，水平很高的，税负反而重。你把某一个领域做的非常专，做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但是你是单独一个小的领域的一个企业，那么重复征税之后税负重。营业税使服务业的税负重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它的这个弊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一个改的原则，就是减轻负担。这比1994年的改革，应该说制度环境宽松了一点，如要求税负保持不变，那更复杂了，增值税税率就不知道该定多少了。第二个是消除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在市场上专业化，不利于提高技术含量。因为要追求大而全，越大而全负担越轻，越小而精，负担越重。营业税就是这么一个税制导向，所以很多企业都把本来应该单独搞一个企业的服务业，并到制造业里面。这样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就把服务业变成制造业了，服务业就少了一块，所以中国实际上服务业的比重比我们统计的比重要大。这影响了很多公司企业架构的设计。其实在制造业的企业里面，有很多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成分的服务业，之所以包含在内，原因就在于这样包含在内税负低，如独立经营，税负高。所以营业税对于企业集团化，怎么搞专业化，有这么一个导向的作用。所以这次营业税改增值税明确购进要扣除，没有重复征税。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原来规定营业税出口不退税，增值税出口退税。退税是什么概念？退税政策是产品出口以后，不但销售不征税，购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税款还要退给企业。营业税是什么概念？出口，不但购进的税不允许抵扣、不给退税，出口的这个服务还要征税。根据营业税的原则，国外买国内企业的服务，由于提供服务的地点在国内，所以要收营业税。后来是哪个政策最先把出口不征税解决了？是文化体制改革里面的一条。翻译作品，外国委托国内翻译，国内翻译完了，用电脑传给国外了，免营业税。这是最早解决了营业税出口不征税的政策。当然在整个经济中占的份额很小。后来陆陆续续有一点免税了，比如说远洋货轮，你往境外运输，免税，类似这样的境外服务开始有点政策了。

但是免税和出口退税相差很大。免税只是免最后一个销售环节的税，购进的税，还由企业负担。出口退税，不但销售的税不征，购进的税全部退还。这两个政策力度差的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我们中国变成制造业大国了？为什么没有变成服务业大国？原因很多，但是制造业出口退税绝对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1994年不坚决的实行出口退税，中国制造业大国是形不成的。光靠这个不行，但是没有这个肯定不行。这个政策对于商品的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其他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跟我们服务出口不退税，甚至相当多的服务出口还要征税，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各项指标，经评估唯独两项没有完成计划，一个是节能减排，就是治理污染这部分，另一个没有完成的就是服务业发展，其他的都是超额完成。其中服务业没有完成，服务业应该增加的就业人数也就相应没有完成，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现行税制遗留的营改增这个大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十二五规划要求发展服务业，增加服务业就业，包括增加技术含量，我们服务业里面有很多科技开发的企业都算服务业，比如说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等，这都是服务业，都征营业税。所以，现在提出营业税改增值税，就是要跟国家的大形势连在一起。

营业税改革，虽然议论了好几年，但是一直达不成共识，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收入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首先服务业要降低税负，服务业不降低税负，营业税改革没有意义，这是第一条。同时，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制造业也降低了税负。因为制造业增加了扣除的范围。原制造业购买服务取得的营业税发票是不能抵扣的，改成增值税以后，购买服务时同样取得的是增值税发票，那么就可以抵扣了。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但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话，那将是中国所有企业全面降低税负的一个措施。因为没有一个企业购进的全部都是商品，没有一点服务，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服务的。如果营业税全部改到位了，原来购买服务的税款不能抵扣，现在可以抵扣了，无论多少，绝对是一个减轻负担的措施。也就是说，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件事情，是一个全面减税的措施。难的是将要减多少税，地方政府财政以及相应中央财政能不能承受，最后确定的增值税的税率是多少，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服务业的营业税是地方的收入，而且是作为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上升的一个税种。改成增值税以后，一是基数下降了，收入减少了，地方能不能承受？增值税扣机器设备税款的时候，中央对地方减收的部分，给了15%的返还。营业税改增值税，地方减少的部分，中央不给上海补贴，其他地方中央给不给补贴？二是营业税是一个大税种，去年税收总收入10万亿，增值税4万亿，营业税收入规模1.4万亿，改成增值税后，是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原来营业税是地方税，上海改增值税以后，仍保留为地方税，其他地方也必然保留为地方税，但今后增值税不可能有两种分成办法，如果改成共享税，按75%、25%与中央分成，那么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有增量的税收没了，地方政府接受不接受？分税制要不要改？当然，这是今后的问题。

第三，还有一个一般不大注意到的问题是，提供服务的地方和购买服务的地方，在地方政府之间不是平衡的，一个地方对外提供的服务和购买其他地区的服务，这个量是不均等的。原来是营业税，这个不均等并不影响相邻地方之间的收入。现在改增值税了，凡是购买外面服务多的地方，它的收入就要减少。买外面服务少的地方，它卖出去多的地方，它收入就要增加。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是地方政府自己收入减少了，不仅是中央和当地的关系要考虑，地区之间也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影响到所有政府的收入，因为每一级都有服务业，县里也有服务业，市里也有服务业。所以每级政府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中央政府，这个影响除了本地影响，还有相邻的影响。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是全面的，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也是全面的，而且影响的数额大小，差别很大。有的地方可能是获益的，有的地方可能吃亏。具体数额有多少，不经过测算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讲，一定有这个结果。

这样一项对企业、对政府影响面都这么宽的改革，方案难搞，出台不容易。实事求是说，财政部、税务局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讨论的多，形成共识很难。现在为什么出台了？为什么开始试点了？上海俞正声书记做了特殊的贡献的。对刚才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对减轻负担的问题，上海说就是要减轻负担，不减轻负担，上海服务业怎么发展？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以后不能寄托于制造业。最近上海宝钢不在本地扩大生产了，跑到湛江去建分厂，为什么？上海受到各方面资源的制约，再搞大规模的制造业，这个前景不行了，所以宝钢宁肯拿钱投到外地去搞。上海本身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污染少，各种好处又多的很。但是营业税不改，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上海在2009年开始专门研究上海要想发展服务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应该怎么发展。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上海真的下决心发展服务业，必须要解决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别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反正营业税不改增值税，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其次对地方减收问题，上海表示自己承担，不要中央政府补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因为要想给企业减轻负担，如向中央财政要补贴，中央给不给补贴，给多少补贴，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决策，上海的改革就遥遥无期了。第三，这些从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仍然作为地方收入，不要75%、25%，税收收入减少由上海自己负担。这几个决策都是上海做出来的。有了这几个决定，财政部也好，税务局也好，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同意上海搞营改增的试点。最后报到国务院，那么国务院就批准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上海先行试点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在于降低企业税负，但是服务行业发展的速度加快。税基做大了，政府的收入实际上也不会减那么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上海给外地提供服务，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外地企业购买上海企业的服务，税款可以抵扣。没有营改增试点的地方，提供同样的服务，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不能抵扣。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同样的服务，一个是增值税，一个是营业税，显然要选增值税的企业购买服务。那么上海先改征了增值税，其他地方的企业购买上海企业服务的需求量就会上升，其他地方对服务业的投资就会被吸引到上海来，上海试点半年，新增试点企业万户左右就是试点效果。而其他地方企业购买上海企业的服务，对企业有好处，可以抵扣税了，那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了。苏州是第一个感觉到上海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影响到了苏州的经济和税收。有一部分苏州企业，本来是买苏州企业的服务，现在到上海去买上海的服务了，苏州服务业市场缩小了，本来购买服务的税款不能抵扣，要交税，但购买了上海的服务，就能抵扣税，苏州市的税收收入就冲掉了一块。

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按照业务部门的意见是不赞成按照地区来试点的，希望按照行业试点，选定行业全国推行，这样的话，行业内部没有区分，在哪儿买服务都一样，对市场影响小。但是全行业推不出去，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规范的做不成，不规范的也得做，不规范慢慢地扩大扩大就规范了。因此对上海要搞试点，应该坚决支持。结果上海1月1号试点，到了2、3月份，全国已经有10个地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要求试点，这个速度，这个积极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财政收入减收，上海的方案写的很清楚，减收的部分中央不给补贴，自己承担，但是有这么多地方有这个积极性，可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经济正面的推动作用，已经被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们看到了，他们宁肯承担减收，都要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把这项改革推出去。从这一点看，这方面的共识是非常强的。对于扩大试点的问题，李克强同志在上海讲过，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但是“十二五”期间完成是完成现在这个范围，还是整个营业税都完成？可以肯定，至少按照现在试点的范围，“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业改增值税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十年之内把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部完成，就已经很快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是给所有做投行业务或者做PE、VC业务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机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交营业税的企业改成交增值税了，整个市场的定价要跟着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广告公司，广告收入100万现在交5万元的营业税，实际上广告公司收入95万元。现在改成增值税了，原来的合同要重新谈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5万元营业税是含在100万元里的，叫价内税。改增值税后再给委托方开的发票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是价外税，价税是分离的。价是一个数，价外多少税，合起来是委托方要付的钱（企业提供应税服务采用价和税合并定价方法时，按价款＝含税价款÷（1+税率））。如果还是100万元，那么按10%的税率折算，价是91万元，增值税是9万元，这样委托方就获益了。为什么呢？委托方同样支付100万元，但其中包含的9万元增值税委托方还可以抵扣。原来委托方付广告公司100万元，广告公司交了5万的税，委托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现在虽然委托方还是付100万元，但是委托方凭增值税发票交税的时候可以少交9万元的税。对于广告公司来说，虽然收了100万元，但要交9万元的税，净收入是91万，比原来净收入95万元，减少了4万，委托方比原来多得了9万元。这实际上等于政府在这项改革中让出5万元，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那么这一块利在购买双方应该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需要谈判的事。因为广告公司改缴增值税以后多缴纳了4万元的税款，委托方可以抵扣9万元，那么委托方付给广告公司价税合计104万元？广告公司不同意，因为剩下的5万元国家让利的好处委托方全得了。广告公司收入还是原来那么多，没有任何好处，委托方等于多得了5万。双方了解了政策就要分享这5万元。所以现在搞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很多企业双方都在重新谈合同。这样不但影响到进入营改增的服务企业，这些企业要考虑今后对外做生意应该怎么报价，怎么缴税。而且影响到购买这样服务的企业，虽然这些企业没有进入改革范围，但是改革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政府让这一块，想不想要，怎么分享？所以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除了营业税改革的企业本身，还包括与改革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都需要进行这种相关营改增的测算工作。要测算怎么根据税率，扣除标准，怎么盈利，同时还要考虑，怎么能够跟对方谈。营改增以后的好处不仅是刚才说的减收那一块，还包括原来的购进是不能抵扣的，现在购进还可以抵扣一部分。对这些好处，算起来也是很麻烦的。企业要是有税务专业能力，那么该得多少利益，怎么得到的利益更大，就可以算出来。同样，企业要能够把交易对方算清楚了，那就有可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如果算不清楚，就得不到或者分享的少一点。因此如果企业没有税务专业能力，就需要请有税务专业能力的人给你提供服务。

当前，不只是以上两项有非常现实的需求，而且还派生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一个企业集团，内部有很多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有的是独立法人，有的是非独立法人，这个里面有一系列的机构之间的商务关系。举一个例子，原来深圳有一个制药企业，他要建一个研发中心，他就策划，研发中心怎么建？因为搞研发中心要雇人，要弄房子，要买设备，当然还要交税，开始想的就是投资单独设个研发中心。后来有税务筹划经验的专家说，这个不行，这样设立研发中心，本身研发中心要缴营业税，那所有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都存在。但如果把研发中心作为制药公司的内设的机构，这样购买的机器设备的税款都可以抵扣。就像再增加一个车间一样，不仅买的机器设备可以抵扣，其他很多消耗，比如说用电等，都可以抵扣，否则都不能抵扣。所以这个制药企业的研发中心就纳入到企业内部，没搞独立法人，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深圳要是搞了营改增，现在的这个设计又要重新考虑了。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内部机构之间的商务联系是很复杂的，如果内部机构有一部分的业务活动进入了改革的范围，对这部分业务活动应该怎么来设计，它是独立还是不独立，怎么独立，资产如何重组，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需要精心的测算。因为这里面的差额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是不能不考虑的。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改革的阶段性推进过程，这项改革不是一个小的政策调整，不是一个临时措施，而是一项长期要推进的改革，可能要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很多条件，但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这样这项改革跟相关企业的业务关系是很清楚的。对投行、PE、VC来说，客户属于或不属于营改增范围与方案设计有关系，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有属于改革范围的，有不属于改革范围的，这些都会引起企业集团本身架构的重新设计的问题。引进资本投进去，然后上市、退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么大的利益的筹划问题，一定要算清楚。所以营改增这个事情，对市场经济影响的面是很大的，不是光影响到直接的服务业和直接的制造业，而且对于中介行业，包括对于提供金融服务的这样的机构，投行、PE、VC这些，都必须掌握这个改革的内涵。只有能够对这个改革，对服务的对象整体上有一个把握，能够把改革的影响准确地测算出来，把其中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拿出一个对企业最有利的方案来。刚才我讲的只是一些很小的例子，实际上一个企业集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内部各种关系比这个复杂的多，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有一批专家对营改增这项改革，对不同企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做非常深入的研究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为客户拿出质量最好的方案。

目前10个小行业就会引起如此巨额的税收利益，影响如此广泛的企业领域，这项改革在2015年前要完成，其他诸如建筑业、房地产业、通讯业、金融保险业等等行业也会陆续进入营改增范围。中国税制在至少10年以内将发生重大变革，企业界，包括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也包括注册税务师行业，都面临重大挑战，也面临重大机遇。我们这项改革的成功能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高速、稳定发展15年。

第五篇：营改增材料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背景

1、增值税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17%、13%两档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之下，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增值税纳税人，具体标准为从事货物生产为主、年销售额不大于50万元的企业和以销售为主、年应税销售额不大于80万元的企业）适用3%的征收率。国内增值税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其中75%为中央收入，25%为地方收入。

2、营业税

营业税是对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个税种。具体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金融保险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

其中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讯业和文化体育业适用3%的税率，娱乐业适用5%～20%的税率不等，其他行业适用5%的税率。除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部分归国税局征收外，其他部分属于地税部门征收，归省及以下地方所有。

3、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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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税收中的地位。全国2011年实现国内增值税收入24267亿元，占全部税收（89720）的27.0%，是全部税种中组织收入最大的税种。2011年全国实现营业税收入13679亿元，占全部税收的15.2%。在营业税中，有174.56亿元属于中央税，占全部营业税的1.3%。地方营业税（13504.44亿元）占全国地方税收（35511亿元）的38%，是地方税的最大税种。东湖高新区2011年税收收入完成85.3亿元，其中：营业税180776万元，占总税收的21.2%；增值税212312万元，占总税收的24.9%。

——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的地位。武汉市2011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2865974万元，其中：营业税984134万元，占34.3%；增值税461527万元，占16.1%。东湖高新区2011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342107万元，其中：营业税90388万元，占26.4%；增值税26539万元，占7.8%。

——在地税组织收入中的地位。分部门看，2011年，东湖高新区国税部门实现税收39.06 亿元，地税部门实现税收47.31 亿元。地税收入中营业税为180776万元，占地税收入的38.2%。

4、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必要性

——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营业税是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征税，增值税是对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征税，两者产生了差异。缴纳营业税的企业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那里购买货物或接受劳务供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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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不能抵扣的，而要按着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计算交纳营业税，每道流转环节都要交税。增值税是只对增值额那部分征税，这样就比增值税纳税人无形中多交了一些税。这样产生了行业之间的区别化对待。

——营业税的税负重。增值税应纳税额是当期销项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之差，如果一个企业进项税额比较多，比如购买较多的生产资料，那么它的应纳税额就会减少，税负会减轻。虽然表面看起来营业税的税率比较低，但是，每一道环节征的税，下一环节的税款还要计入基数，再次征税，商品每经过一道流转环节就要交纳一次税，税上加税，税滚税，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收越严重，税负越高。一种税率为 5%的商品如果流转 4 次，其税率如滚雪球一样至少加到20%，成为重税。

——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从税制完善性的角度看，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影响了增值税作用的发挥。增值税具有“中性”的优点（即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并不对经济主体施加“区别对待”的影响，因而客观上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做大做强），但是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这种中性效应，前提之一就是增值税的税基应尽可能宽广，最好包含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在现行税制中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狭窄，导致经济运行中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被打断，中性效应便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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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将我国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外，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且无法抵扣，不可避免地会使企业为避免重复征税而倾向于“小而全”、“大而全”模式，进而扭曲企业在竞争中的生产和投资决策。比如，由于企业外购服务所含营业税无法得到抵扣，企业更愿意自行提供所需服务而非外购服务，导致服务生产内部化，不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和服务外包的发展。

同时，出口适用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由于我国服务业适用营业税，在出口时无法退税，导致服务含税出口。与其他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出口由此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营业税、增值税分治不利于税收征管。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两套税制并行造成了税收征管实践中的一些困境。随着多样化经营和新的经济形式不断出现，税收征管也面临着新的难题。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捆绑销售的行为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复杂，要准确划分商品和服务各自的比例也越来越难，这给两税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挑战。再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某些传统商品已经服务化了，商品和服务的区别愈益模糊，二者难以清晰界定，是适用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难题也就随之产生。上述分析，可以说明营业税改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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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国际经验也表明，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商品和服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在新形势下，逐步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符合国际惯例，是深化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5、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分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其效应传导的基本路径是：以消除重复征税为前提，以市场充分竞争为基础，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提升。

——在深化产业分工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多环节经营活动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推进现有营业税纳税人之间加深分工协作，也将从制度上使增值税抵扣链条贯穿于各个产业领域，消除目前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在税制上的隔离，促进各类纳税人之间开展分工协作。

——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将现行适用于第三产业的营业税，改为实行增值税，更有利于第三产业随着分工细化而实现规模拓展和质量提升。同时，分工会加快生产和流通的专业化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除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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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对投资者而言，将减轻其用于经营性或资本性投入的中间产品和劳务的税收负担，相当于降低投入成本，增加投资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后，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税额减少，可以相应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和消费需求。

——在改善外贸出口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实现出口退税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形成出口退税宽化效应，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货物出口也将因外购生产性劳务所含税款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形成出口退税深化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货物出口的市场空间。

——在促进社会就业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容纳的就业人群要超过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将对就业岗位的增加产生结构性影响；随着由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带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将相应带来产出拉动型就业增长。

6、营改增的影响

——营改增的意义：而按照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求，“营改增”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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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曾撰文测算，“营改增”全面推开后，将带动GDP增长0.5%左右，第三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分别提高0.3%和0.2%，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降低0.4%。

——全国减税影响：虽然长期来看，“营改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到税收增长的作用，但短期看是有减税效应的，并且“营改增”还是今年乃至“十二五”时期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影响最为重大的改革。据测算，“营改增”如在全国全面铺开，预计每年税收净减少1000亿元以上。

二、上海试点情况

1、试点时间：2012年1月1日

2、选择上海率先试点的原因

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愿望强烈、门类齐全

 上海财力雄厚：2011年上海全市实现税收收入6828.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429.8亿元，财政收入为4021.9亿元。 上海市主要领导支持

 上海国地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上海税务局  准备充分：2009年已启动

3、试点范围：两大类、十个细分行业

 交通运输业：陆路运输服务业、水路运输服务业、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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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业、管道运输服务业

 部分现代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有形动产租赁、签证咨询服务

4、试点效果：

——减税效应明显。上半年，上海 “营改增”试点工作取得了好于预期的阶段性成效，试点企业应纳增值税104.9亿元，整体减税约44.5亿元，减收比例为29.8%：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明显下降，大部分一般纳税人税负略有下降，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因进项税额抵扣范围扩大而普遍降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申报期结束，上海市共有13.5万户企业经确认后纳入试点范围，其中小规模纳税人9万户，一般纳税人4.5万户。

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为7.2亿元，与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相比，减少税收4.9亿元，降幅为40%，小规模纳税人成为此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一般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为77.3亿元，剔除即征即退企业后，按增值税申报的应纳增值税税额比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税额减少4.2亿元，其中约3万余户企业税负下降，其余近1.5万户企业税负有所上升，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和物流辅助业。也就是说，在上海市13.5万户试点企业中，89.1%的企业在改革后税负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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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和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实施营改增改革后，通过进一步打通和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绝大部分试点企业以此为契机，着力整合业务资源、拓展业务空间、创新服务领域。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营改增从税制上解决了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不少企业主动将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务转为向外部发包，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逐步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

——促进企业经营业态创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共有1.2万户原实行营业税的企业在试点期间新增了试点服务项目，新办试点企业8779户，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领域。

——减税促增长效应显现。伴随着“营改增”试点的深入推进，其结构性减税综合效应也得以充分体现，某公司既采购了上游企业的设备，推动上游企业业务增长，同时对下游企业提供业务服务，因对下游企业也有减税作用，也促进了本公司的业务增长。上海市对1200多户营改增试点企业的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试点企业的设备更新升级意愿逐步增强，如交通运输业的设备采购额同比增长10.8%，物流辅助服务企业的设备采购额增幅高达171.3%。

三、第二批试点推广计划

7月25日，国务院第212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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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广东省、厦门市、深圳市等十地。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

7月3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明确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含宁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厦门市）、湖北省、广东省（含深圳市）等8个省（直辖市）。

1、新旧税制转换时间

北京为9月1日，江苏、安徽为10月1日，福建、广东为11月1日，天津、浙江、湖北为12月1日。

2、主要内容

 税率：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税率，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适用6%税率，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适用17%税率；

 税收优惠：试点纳税人原享受的技术转让等营业税减免税政策，试点后调整为增值税免税或即征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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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一般纳税人抵扣增加：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增值税应税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

 出口零税率：试点纳税人提供的符合条件的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提供的研发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试点纳税人在境外或向境外提供的符合条件的工程勘察勘探等服务，免征增值税；

 差额征收方式延续：试点纳税人原适用的营业税差额征税政策，试点期间予以延续；

 税收归属：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

 征收机关：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税局负责征管。

3、试点意义

此次扩大试点范围，是国务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目标任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而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意义十分重大。已经开始试点的上海市加上即将进行试点的8个省市，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总量占半壁江山，对全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此次扩大试点对下一步改革在全国推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地区的服务业相对发达，改革示范效应明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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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北省试点改革安排

1、试点开始时间：今年12月1日完成税制转换工作 2012年7月31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明确要求我省自今年12月1日起完成税制转换工作。

2012年8月21日，《湖北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公告》也明确为12月1日完成税制转换工作。

2、试点范围：两大产业、十个细分行业，具体包括： 《湖北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公告》（2012年8月21日）明确我省试点范围为：陆路运输服务业、水路运输服务业、航空运输服务业、管道运输服务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业、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业和鉴证咨询服务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

3、节点安排：

 10月31日以前完成试点行业征管系统的升级、征管干部的培训以及其他相关的准备工作

 11月30日以前完成试点企业的模拟空转准备工作  12月1日正式实现新旧税制的转换  2013年实现新税制的正常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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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影响：

——本省试点改革影响。据省国税局巡视员、武汉市政府参事覃先文预测，实施“营改增”，湖北省将减税约40亿元，其中武汉约减营业税24亿元，减少的税收将转变为企业的利润，成为助推试点行业以及相关行业做大做强、转型升级的“营养”和动力。

据地税局统计，东湖高新区共涉及企业1307户，这些企业2011年共纳营业税27800万元，享受税收减免2041万元。若按年增长20%计算，2012年这些企业约纳营业税3.34亿元，2013年约应纳营业税4.00亿元。若比照上海试点企业减收29.8%的幅度计算，2013年高新区试点企业约减税1.19亿元。

——外省试点改革影响。高新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试点地区取得的新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纳入抵扣而增加抵扣，也会造成减收，并且会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而影响增加。如因天然气管道运输费进项抵扣率由7%提高到11%，中石油华中天然气销售公司2012年预计运费进项税额增加约7000万元。

五、后续改革

 将营业税税目全部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 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 整合税务机关  重构分税制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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