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读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读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阿玛蒂亚·森最有名的著作是《以自由看待发展》,但我没有读这部著作,而是读了另外一部:《贫困与饥荒》。以权利看待饥荒?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一、阿马蒂亚 森生平简介
(人)1933 年3月,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地点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
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意为“永生”。他的父亲在达卡大学(在今孟加拉国)教授化学。浸染在周围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据他后来回顾,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除了矢志向学,教书为文,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大小校园之间,想不出还会是别的什么样子。森幼承家学,发蒙很早,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思想。
(学)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
阿马蒂亚森研究范围广泛,除经济发展外,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方面著力尤多,成就斐然。他已经出版了《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理性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身份认同与暴力》、《经济发展与自由》、《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论经济上的不平等》、《伦理学和经济学》、《自由、合理性与社会抉择》等十几部专著,其中前五种已经出版汉译本。
为了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对于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问题的关心,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原因在于,与那些热中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解决”投票悖论”。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
引入“个人选择”,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挑战“不可能定理”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
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
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及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要人寄语:人的一生需要不断的挑战。
五、森的启发意义
在一个推崇自由市场的思潮占据主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在一个对极权国家和缺少选择的自由有着极其深刻而痛苦的记忆的国家,提倡森的实质自由、积极自由和生存权,需要冒很大的风险。那些籍“生存权”之名犯下的罪恶,我们仍历历在目。
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反思一个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根基到底何在。我们似乎更加应该反思,用经济总量、社会稳定、国家利益或者旁的什么非个人主义的论据来证 意义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关于饥荒的理论的真实意图,如果我们不能领会他政策建议里的精华,我们就不能理解他思想之深邃,目光之透彻,心灵之高尚。
其他学者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政府、经济学家以及社会活动者提出的消除贫困办法,只是停留在“支援”、“扶助”上,靠增加物质供给来修修补补。
许多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有时伴随着自然灾害,但客观条件往往只起到引发、加剧大规模饥饿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不足。
现状
今天,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越来越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贫困不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国内问题。
事实证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裕,如果不有效调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这种繁荣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分配鸿沟,而贫困因素、“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意识进而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森的权利交换的方法给我的启发很大,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来分析饥饿,但也可以拿来分析贫困,尽管我国的市场不是纯粹的市场(事实上绝对纯粹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前贫困农民能力建设的研究可借助权利交换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当前农民工群体的交换能力的加强等等。
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中国
阿马蒂亚·森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以及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都具有极为鲜明的意义。
在中国,城乡“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异已成为制约中国全面发展的巨大桎梏。
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就是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的,“中国是一个先消灭饥饿,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典型”。
而在社会保障原则方面,这是我们更应该反思的。目前中国,城乡分离已经带来许许多多问题,其中在社会保障上,便是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变成一项特权。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农村有其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障体系。但我们同时应当承认,这种家庭为单位的保障体系同样不足以在某地农业产量衰退的时候抵御农民食物权利的崩溃。更何况,医疗保障等服务,本来便不是家庭保障体系能够提供的。笼统地谈社会保障的好与坏实际是不怎么负责的一种做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不能对公民实施平等保护、有意让一部分人的基础能力大大落后于另一部分人的社会
保障,其实无异于对不利者的又一次盘剥。
国际
而在全球视野中,导致少数国家仍然发生贫困乃至饥饿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在于全球分配体系的不公。当非洲一些国家饥民处处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却为了不让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下降、自己收益减少而有意实行粮食减产政策。表面上让所有国家按照既有的经济秩序进行交换,而实际上却利用不平等的秩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甚至以此迫使它们同意进行政治交换。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可见,“权利”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我们仅靠经济学就能完成的任务。
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简单说,就是商品———当然包括劳动力———自由交换的权利)。
缺陷
阿马蒂亚·森没有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导致权利分配不公,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但很明显,这是我们在今天阅读本书时,不得不反思的问题之一。
评价
读完全书,大致有下边几点感受和思考:
1、权利分析方法的独到、深刻性:挖掘了饥荒的深层次原因(饥荒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但还要问为什么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卷首一句就振聋发聩:“人们饥饿并不是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而是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把粮食问题看做不仅仅是一个粮食问题,而是粮食与人的关系问题。
2、但是权利分析方法只是一个视角,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关键问题不是非此即彼地用权利观点来否定粮食供给论,而是要用更多的视角来尽可能地获得对饥荒的全面、深刻认识。而本书当中作者却有偏狭坚持权利分析方法,而完全否定FAD观点的倾向。——我们能说FAD观点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3、讨论饥荒问题应该首先区分所谓“衰退型饥荒”和“扩张型饥荒”,就是要分清楚到底粮食的供给减少没有——我们总不能说粮食总也不会减少、而这种减少总也不会造成饥荒吧?在本书种,作者却没有为我们细致地描述出,在粮食供给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饥荒具体地是怎样发生的,即作者所谓的“粮食权利失败”的机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作者更没有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情况,即粮食供给确实减少从而造成饥荒发生的情况。——没有支撑自己观点的相反的例子,总会让人感到作者观点还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4、正如作者自己也承认的,权利分析方法也存在缺陷:“权利不容易被具体界定”。我们读过此书还不清楚,遭受饥饿的人到底遭遇了哪些权利失败。即使作者指出了一些粮食权利失败的情形,比如,非农业职业者在饥荒发生期间由于其他产品或劳动力对食物的比价降低,而表现出交换权利的下降,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更广阔的权利失败的情形加以讨论。他所讨论的权利只是在市场机制之下的经济方面的权利,而对于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权利——所有
权却分析不多,更不用说更大领域的权利,比如人们在政治、社会、法律和社会地位下的各种权利。而中国1959年—1961年的饥荒的发生,如果用权利方法加以分析,如果仅仅局限在市场机制下的情形,权利分析方法就显得毫无用处,因为中国当时几乎不存在市场经济——国家用计划紧密地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必须考虑人们当时政治权利在饥荒发生上的作用。
如果我们要说印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是要面对面地迎击根深蒂固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那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也绝没有夸大他理论的价值。
虽然他避免把他用于解释饥荒的“权利路径”(entitlement approach)上升到与其身份相称的一般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高度,并由此避免了与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直接交锋,他也没提出一个关于制度正义性的理论,但他已然引导我们正视如下问题:就算我们承认“人生的意义在于善好的生活,而不在于仅仅是活着”,我们能说生活在一个对大批公民经受的灾难漠然置之的社会制度下——哪怕这个社会确实能保证最大限度的不受干预的自由——真的是一种善好的生活么?
但我认为,说阿玛蒂亚森反对自由至上主义,并不意味着说他反对市场自由。相反,他对一个有限制的、存在于基本正义的法律之下的市场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他只是希望告诉读者,自由市场有不同的面孔,有些好,有些不好。正如社会保障的提供,平等地对待公民的社会保障可以让他们摆脱死亡的阴影,而仅仅对某些人进行补贴的政策,往往令事情变得更糟(比如第一个案例中的孟加拉政府)。
内容
在这本著作中,阿马蒂亚森使用了“权利体系”分析的方法[①]分析了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全书共十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的分析;
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与度量问题;
第四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
第五章分析了“权利方法”;
第六章至第九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1973-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
第十章是关于“权利方法”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力体系的联系。
普遍观点认为,饥荒是自然原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阿马蒂亚·森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认为,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猖獗、政府管理混乱、对外贸易政策失败、收入与购买力之间不对称的膨胀关系、农村饥荒导致城市需求衰减以及价格调整的历史转折期才是造成大饥饿的真正原因。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生产环节,而是分配环节。给我印象最深和启发最大的就是森在书中一直围绕的一个核心——“权力方法”。他驳斥了病推翻了关于饥荒产生原因在于“粮食供给下降”的贫困分析方法(FAD),而推出了他的分析方法——权利方法。这一方法既可以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分析,也可以更具体地应用于饥饿分析。他认为贫困与饥荒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职业的人们在市场条件下“交换权利”的丧失或者下降所致。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主要探讨的就是“贫困与权利”的关系。他在一开始就否定
了用生物学方法、不平等方法、相对贫困概念、价值判断、政策性定义等方式来理解贫困,而强调自己采用的是“权利”分析的方法。他认为,“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把贫困与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权利”紧密相连,阿马蒂亚·森将一个看似单纯经济学的问题,同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捆在一起,因而也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层次的视野。要说明饥饿现象,就必须深入研究所有权结构,要理解饥饿,就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力体系中加以分析。
在著作中,交换权利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在此特将其解释一下。森是这样界定交换权利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者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在交换权利的基础上,森界定“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它为每一个所有权组合指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它说明了对应于每一种所有权情况,一个人所拥有的机会。
交换权利映射最终取决于以下五个方面:(1)是否有工作,以及工作的时间和工资;(2)其非劳动所得的资产价格与希望得到的东西的价格比例;(3)其劳动力和可以购买或提供的资源能够生产出什么;(4)购买资源的成本与其能够出售的产品的价值比;(5)社会保障福利以及税金。则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也就取决于这些因素。
本书主要是用一种新的视角读解了饥荒这一社会现象,这就是权利分析方法,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作者阐述自己观点的主要方法有两个:一个批驳其他相关观点;二是用具体的事件和数据实证。作者先是分析了贫困的识别和度量,逐一分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贫困”、相对贫困、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贫困与道德感、贫困与政策等基本问题,指出了这些识别方法的缺陷。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作者就提出了权利分析方法,并用这一方法解读贫困和饥荒,指出饥荒就是人们粮食权利失败的结果。第三大部分,作者列举了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大饥荒,用具体的事例来批驳FAD观点(即认为饥荒的发生是由于现实中粮食供给短缺造成的)的不足,同时也印证了权利分析方法的更大的适用性。
第二篇:读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有感
读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有感
--------关于贫困的感想
国民经济 2006 李伟只 首先我从饥荒谈起,森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饥荒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他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批驳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食物短缺或发生干旱或洪水等因素的传统论调。森认为,事实上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发生饥荒的国家不但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甚至食品生产较前一有较大增长并对外出口的情况下,人们仍面临着饿死的威胁,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换句话说,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
无消费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能力(capabilities),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比如,在1974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饥荒,就是由于该国发生水灾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农民的工作机会锐减,其实际收入也大幅下降,导致这一群体得以实现其福利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更容易遭到剥夺。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饥荒很大程度上多属人祸,所以在食物供给总量充足的情况下,发生饥荒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底层贫困群体没有获得基本食物的能力或权利。如果再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又可以发现这种能力的普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一、“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市场经济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而自身的贫困反过来又让穷人缺少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力,这其中的潜在逻辑就是“穷人越来越穷”
经济学中所言的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公平市场,但“看不得见的手”潜在地控制生产和分配。现实就是,富人控制着市场,穷人生来并不平等,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也不能拥有平等的权利。
市场经济是按贡献分配的。每个人在经济中的贡献取决于他的能力、勤奋程度和机遇这就是说,每个人贡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源的价格和数量。不同的人拥有的资源的价格和数量不同,收入不同是正常的。但这种收入差别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太大不能实现社会公正,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可能的结果就是饥荒中穷人大量饿死。
二、民主在贫困国家或在贫困群体改善自身中的力量有多大。“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
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
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所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
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因为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
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所以民主在贫困国家或在贫困群体改善自身中的力量有多大显得极为重要。
三、绝对贫困要先于相对贫困得到最低程度解决。既然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那扶贫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增加穷人能力上面来。但选择什么方式扶贫的前提是搞清楚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对于绝对贫困,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这样写到“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它可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绝对贫困是一个绝对人道主义的问题,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地区只要是绝对贫困的群体都是生理上严重面临死亡威胁的状况。绝对贫困强调的是一种客观的感受(饥饿、疾病)。所以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政府只要面对绝对贫困人群,不用事先确认导致贫困的原因,应该也必须处于人道主义或者伦理道德的考虑,只要在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的能力范围之内,要毫不犹豫的帮助这些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穷人。这也是国家对于重点贫困地区、人群第一考虑的问题。然后才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相对是指人的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定比例。相对贫困强调的则更多是主观的判断(如屈辱感、不平等、不幸福)。相对贫困这一概念已经被卓有成效地引进到扶贫领域,这个概念更关注社会财富分配的均等程度。
2008.5.1
第三篇:《贫困与饥荒》读书笔记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读书笔记
高钟琴 2011020374
阿马蒂亚.森最有名的著作,莫过于《以自由看待发展》,在这本书中,森采用了一种“釜底抽薪”的方法来定义发展,即人的实质自由的扩展。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它对发展观的定义也使我耳目一新。中国也在谈发展,而且我相信,在国内没人会否认这样一种观点,社会的发展是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整体提高。我们谈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使用再多的增长数据都是无力,那并不能表征“我”与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创造的财富再多,最终只要“我”对它们不具备所有权,那都是白搭。既然发展的最终作用对象是人,那么从人与最终产品之间的权利关系来谈发展,就再也合适不过了。所以,森的发展观注重于行使发展带来的产品(自由)的权利。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森秉承1了他的“釜底抽薪”方法。我们都不会否认下面的观点:饥饿是指一个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这与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饥荒则是指某个区域的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要研究饥荒,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森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贫困与饥荒的,得出的结论:饥荒是由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在森看来,贫困就是一种权利失败。接下来,我想回到文本,简要理顺一下作者的思路。
与大部分著作的书写方式一样,森也是先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引入分析问题的方法——权利方法,然后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饥荒案例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权利方法。作者在阐释书本将要探讨的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倾向性观点。
第1章,作者谈贫困与权利,焦点集中在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上。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2。既然饥饿与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那么与什么相关呢?作者认为是权利,饥饿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食物的能力(权利)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权利体系分析方法能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和饥荒分析。权利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贫困与饥荒》这本书是森1981年完成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是1999完成的,这里的“秉承”只表示我的看书顺序,并不表示著作在完成时间上的顺序。我对这个定义一直深表怀疑,感觉是翻译上面的问题,因为我没得到因为版资料,猜测可能是“Someone who is „”结构,翻译应该是“这样一类人”,而不是“一些人”。纯属推测。
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权利归为一点的话,就是“交换权利”。它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禀赋转换为另一组商品的这样一种能力集合。接下来,自然就要探讨生产方式、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因为这都与交换权利相关。生产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等级和社会地位,这也会影响到实际的交换权利,以及对产出品的实际控制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尤为重要”3;第三个方面,就是粮食供给与饥饿的关系,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4。森说,我们传统思维总让我们产生幻觉,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却忽视了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第2章,作者极力描述贫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坚持贫困概念只与穷人有关。把贫困概念仅与穷人挂钩,旨在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贫困概念有很多方法,生物学方法注重人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标准,不平等方法则为转移收入提供了依据,相对贫困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但森还认为,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补充,而不能是替代,因为饥荒的存在,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确证。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看法,贫困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这种观点主观成分很大;还有些学者认为贫困是一个政策性定义,因为贫困的度量标准一般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森总结说,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但是“贫困的标准”以及对“贫困的加总”这些总体描述,又具有随意性和含糊性,所以在选择实际做法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
第3章,作者探讨如何识别贫困,以及如何对贫困加总。首先,作者提到了“特性”这一个概念,例如,鸡肉和大豆这两种商品都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作为一种“特性”,还可以从其他商品食物中获得。如果我们把对商品的需求改成对“特性”的需求,那么供给来源会更加多样、丰富。广义分析“特性”的话,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读写能力”与“小学教育”,我们发现,相比“小学教育”这一个商品服务,“读写能力”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当然,“特性”来源或许会P12,《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P14,《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
多样化,但社会偏好的存在又使得某些特性只能从特定商品中获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给分析问题一个新视角。谈贫困的加总,森从两种方法入手:一种是直接方法,即只考察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称为基本需求集合;另一种是收入法,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转化成货币形式,再考察实际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之下。“直接法”不取决于特殊的消费行为假设5,森认为更具优越性,这与他的“釜底抽薪”分析方法保持一致。后面的内容都在讨论加总贫困的一些指数化标准问题,森比较赞成这种“多元主义”标准,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贫困的总评价中,我们必须关注有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特征的各种思想”6。
第4章,这一章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对饥饿和饥荒的几点补充性说明。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饥荒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层,谁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谁就更可能避免受到饥荒的影响。
第5章,作者主要在介绍权利分析方法。所谓的权利分析方法,与国际贸易理论类似,主要集中在交换。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得到对“我”需要的东西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权利方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权利不容易界定,具有模糊性;二是权利关系受到既定法律制度的限制,若在可能遭到破坏秩序的社会中,就不适用了。由此,饥饿便是由权利失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直接权利失败7和贸易权利失败8两方面。
第6至9章,森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四个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不同阶级对商品的实际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在粮食总量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而且不同阶级的命运也相差很大。森用自己的权利分析方法对几次饥荒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更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权利,特别是贸易权利的保障,可能对饥荒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官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囤积”造成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这也足见FAD9方法的局限性。森本人对过度倚重FAD方法来分析饥荒现象这一做法深恶痛绝。而这些消费行为假设可能是不准确的,带有随意性。P52,《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直接权利失败是指自己生产的产品不能得到足够消费。贸易权利失败是指不能交换到自己需要的商品。Food availabibity decline,食物供给下降,缩写为FAD。
第10章,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再次回到了权利与贫困主题上。森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粮食问题,即在权利关系的意义上,把粮食问题当作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问题。”10权利方法注重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11。这可能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说明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
这本书比较薄,而且主线也很清晰,所以很快就看完了。但越是简单的书,越不好写书评。不能写过了,可能会曲解作者的本意;也不能写少了,那样很难真正把握住作者的要旨。
本来这篇读书笔记应该到上面就结束了,但是寒假回家的一次同学聚会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冲动。我家住在镇子上,相隔县城22公里,这段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遇上过年,想要进城就是件挺棘手的事情,因为很难等车:人多车少,经常减少班次,司机看人装得差不多了就不停车。农历12月26日,我破天荒的八点半起来,吃完饭就在门口等公交12,准备早点到县城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只看到两辆公交经过,但是因为人已经很满了,公交司机开足了马力,索性直奔终点。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小面包车过去,10元每人次。
聚完会,已经下午四点,这次总算坐上了公交,而且人也比较少,座位还有空着的。等车开到荷舍村站左右,我看到前方一百米左右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正带着个七八岁的孙子做出了拦车手势;正在此时,有人说前面到家了,要停车13。司机和售票员说了句
14“就在这下车,前面有个很结赖..的,不能让她上车”。乘客很无赖,就地停车下了。司机马上开足了马力,车身瞬间闪过老奶奶失落的眼神,我回头看到孙子此时拼命地挣脱老奶奶的双手,作势要跑着回家,或者他们仅仅是想要回家。
此时,我记起了高中的几幕场景,周五下午五点左右乘车回家,老爷爷拄着木棍,背着一个看上去能把他压倒的蛇皮袋子,伫立在道路边等车,司机还是一如既往地闪过。老爷爷不仅仅是失落,还做出了倒地蹈足的抗议方式(那年我爷爷还在世)。车上差不多都是回家
10P194,《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P198,《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我家在S318省道上,往县城的公交规定是每20分钟一班,路程22公里,票价5.5元/人次。13 小地方的公交,出了县城就即叫即停,没有设置站台。方言,结赖指会跟你纠缠不清,带来麻烦的。的高中生,我用方言骂了司机两句“怎么不停车?难道你没有父母吗?不怕天打雷劈啊!”还有一次,人实在太多了,能占个好位置站着都难,我也没有座位。一个老大爷混在人群中上车了,我站的位置稍好一点,让给了老大爷。他跟我说“谢谢”的时候,眼神的感激之情让我现在都难忘。都说“牛的眼睛”能读懂人心,难道老大爷的眼神就不能吗?
县里每年都说加大了公交投资力度,总量怎么样,新增多少车等等的,政绩彪炳。可现实呢?寒假想坐公交进城难,但暑假也难;可我就这两个时间段可能在家!挤挤无所谓,关键是您要停车啊!
公交是有了,也换了加长版的,容纳的总人数也增加了,据说运营时间表里写的班次也增加了。但是某些阶层(我所见的主要是老年阶层)的乘车权利却被剥夺了。这是一种权利失败,如果把乘车换成获取粮食,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当农村老年人增加的时候,饥荒就发生了。但是统治阶层(所谓的人民公仆)呢?根本不需要担心乘车问题,“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国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坐校车。”不仅“领导的孩子”,权贵的也是,所以在我们县里,临近春节期间,在公交供应不过来的时候,还能把公交车高价出租作为结婚等活动的迎宾车辆。这也从侧面支持了森的权利分析方法,在供给没有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的;但不同阶层的命运却不一样,“有车一族”能吃饱喝足,“无车族”就难受了。
最后,再次回归阿马蒂亚.森。森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很深入,也很坚持,所开创的权利分析方法于整体性,就像中医,重点在于标本兼治,看问题多角度、广视野。对专事贫困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本来就极少,突出的如缪尔达尔15,他用累积的因果关系法则分析美国黑人和南亚的贫困现象,得出了“歧视繁殖了歧视”的观点,着眼点是收入不平等。像森这样把贫困直接纳入权利的范畴进行综合考量的,在经济学说史上恐怕没有先例,这就是我下一篇文章要说的“经济学家的哲学冲动”。哲学家喜欢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东西16,并不自觉地就把它应用到现实世界中。这种东西虽好,但因为不具备合适的量化指标和良好的观测性,所以很难被当政者所采纳并实行。
15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与哈耶克教授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东西往往是比较抽象的,例如森说的“自由”和“权利”,这就类似于柏拉图说“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理性”。
2012年2月10日下午于华师大学城图书馆
第四篇:《贫困与饥荒》读后感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
饥荒是怎么产生的?或许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粮食不够!但是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阿马蒂亚.森的论点个人很赞同!他提出了权利分析理论!一般饥荒发生的地方,当年的粮食产量并不低,甚至饥荒地的粮食还会出口!这是为什么呢?很奇妙吧!下面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假设某年内蒙古地区遭遇旱灾或者洪灾,农民的收成肯定不好,这样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农民收成不好,那么农民用于交换的能力下降,农民对于其他的非生活必需品需求肯定降低,那么企业的生产肯定会受到影响,那些以工资为收入的群体,自然也会逐渐失业,收入降低!并且逐渐失去生活来源!这样的话,即使当地的粮食是足够的,那么,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如何合法的获得粮食呢?问题就出在这儿,并不是没有没有粮食,而是那些群体没有交换粮食的能力!在自然灾害中,粮食一定会被投机倒把,遭到哄抬价格,那么那些群体(农民,工人等)更加没有能力购买到粮食!即使当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增加的,即使内蒙古当年的粮食产量是增加的,但是饥荒还是会发生的!除非政府救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不是粮食不够,而是粮食如何获得的问题,以及谁能获得问题!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那次饥荒受灾最严重的是牧民,其次是工人!现在再以内蒙古为例,试分析如下!
原来正常年份,当地的农民与牧民是可以交换彼此的产品的!现在首先,农民的粮食产量受到了影响,那么农民用于出售的粮食就会急剧下降!于此同时,农民对于牧民的东西的需求也会急剧下降!由于自然灾害,牧民的牲畜肯定会有死亡,这个时候,农民又不购买牧民的东西了,那么牧民生活将受到极大打击!为了生存,牧民肯定会出售牲畜,按照供求关系,自然灾害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牲畜的价格在此时应该贵才对!但是并不是这样的,遭受了自然灾害,牲畜一方面会变瘦,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出售牲畜,就会竞争!所以,价格肯定低!故这个时候,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牧民是最先陷入绝境的!收入变少,粮食变贵!其次是工人,工人会失业,而且工人主要是以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这个时候,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当然了,粮食价格也更高!稍微好一点的反而是农民,因为农民自己生产粮食,虽然粮食减产,粮食价格上涨,但是农民手中掌握的是粮食,短期内它不要去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的粮食了!
饥荒地的粮食还会出现出口的问题,那是因为当地的人们没有购买能力,按照市场的逻辑,自然要销往其他的地方!
所以饥荒问题不是粮食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粮食的问题!即使丰年,也会发生饥荒!粮食就在那里,关键是咋样合法的获得的问题,有粮食,而你没有权利获得,照样会饥荒!所以,谁的粮,如何获得粮,谁不能获得粮,谁可以获得粮,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第五篇:《贫困与饥荒》读书报告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读书笔记
政管学院1001班 201027920113 吕娴
一个学期的社会保险学,看了老师列的一些参考文献以及一本参考书目,即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下面主要是对该书的介绍。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他与那些热衷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我们都不会否认下面的观点:饥饿是指一个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这与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饥荒则是指某个区域的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要研究饥荒,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森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贫困与饥荒的,得出的结论:饥荒是由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在森看来,贫困就是一种权利失败。接下来,我想回到文本,简要理顺一下作者的思路。
与大部分著作的书写方式一样,森也是先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引入分析问题的方法——权利方法,然后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饥荒案例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权利方法。作者在阐释书本将要探讨的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倾向性观点。
第1章,作者谈贫困与权利,焦点集中在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上。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既然饥饿与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那么与什么相关呢?作者认为是权利,饥饿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食物的能力(权利)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权利体系分析方法能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和饥荒分析。权利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权利归为一点的话,就是“交换权利”。它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禀赋转换为另一组商品的这样一种能力集合。接下来,自然就要探讨生产方式、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因为这都与交换权利相关。生产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等级和社会地位,这也会影响到实际的交换权利,以及对产出品的实际控制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尤为重要”;第三个方面,就是粮食供给与饥饿的关系,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说,我们传统思维总让我们产生幻觉,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却忽视了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第2章,作者极力描述贫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坚持贫困概念只与穷人有关。把贫困概念仅与穷人挂钩,旨在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贫困 1
概念有很多方法,生物学方法注重人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标准,但其应用存在明确的三个问题,却不影响其中的确存在的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平等方法则为转移收入提供了依据,相对贫困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但森还认为,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补充,而不能是替代,因为饥荒的存在,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确证。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看法,贫困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这种观点主观成分很大;还有些学者认为贫困是一个政策性定义,因为贫困的度量标准一般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森总结说,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但是“贫困的标准”以及对“贫困的加总”这些总体描述,又具有随意性和含糊性,所以在选择实际做法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
第3章,作者探讨如何识别贫困,以及如何对贫困加总。首先,作者提到了“特性”这一个概念,例如,鸡肉和大豆这两种商品都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作为一种“特性”,还可以从其他商品食物中获得。如果我们把对商品的需求改成对“特性”的需求,那么供给来源会更加多样、丰富。广义分析“特性”的话,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读写能力”与“小学教育”,我们发现,相比“小学教育”这一个商品服务,“读写能力”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当然,“特性”来源或许会多样化,但社会偏好的存在又使得某些特性只能从特定商品中获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给分析问题一个新视角。谈贫困的加总,森从两种方法入手:一种是直接方法,即只考察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称为基本需求集合;另一种是收入法,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转化成货币形式,再考察实际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之下。“直接法”不取决于特殊的消费行为假设,森认为更具优越性。后面的内容都在讨论加总贫困的一些指数化标准问题,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忽视了收入差距,而收入缺口比率I则忽视了贫困人数,所以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引入了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从而推导出了贫困度量P。森比较赞成这种“多元主义”标准,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贫困的总评价中,我们必须关注有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特征的各种思想”。
第4章,这一章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对饥饿和饥荒的几点补充性说明。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饥荒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层,谁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谁就更可能避免受到饥荒的影响,即食物总量的短缺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的能力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
第5章,作者主要在介绍权利分析方法。所谓的权利分析方法,与国际贸易理论类似,主要集中在交换。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得到对“我”需要的东西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权利方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权利不容易界定,具有模糊性;二是权利关系受到既定法律制度的限制,若在可能遭到破坏秩序的社会中,就不适用了。由此,饥饿便是由权利失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两方面。
第6至9章,森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四个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不同阶级对商品的实际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在粮食总量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而且不同阶级的命运也相差很大。森用自己的权利分析方法对几次饥荒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更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
造成的。权利,特别是贸易权利的保障,可能对饥荒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官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囤积”造成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这也足见FAD方法的局限性。森本人对过度倚重FAD方法来分析饥荒现象这一做法深恶痛绝。
第10章,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再次回到了权利与贫困主题上。森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粮食问题,即在权利关系的意义上,把粮食问题当作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问题。”权利方法注重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这可能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说明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权力路径理论,权力结构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的基本权利即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系统建立之后,失业者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老年人可以领到养老金,贫困人口则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贫困救济金’”,“社会保障系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
社会保障是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阿玛蒂亚森指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系统尤为重要。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的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平均高收入,也不是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的最低交换权利。同时,他还以中国为例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得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由此可见,饥荒虽不是社会保障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当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最基本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它的存在与否却会直接影响饥荒乃至贫困的发生,从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社会保障应该以平等为原则。在社会保障原则方面,森旗帜鲜明地主张一种平等保护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则是严重不平等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体现在社会保障上,便是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变成城里人的一项特权。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体制内的人拥有更多的交换权利,而体制外的人则明显没有收到这种好处。虽然我们已经或正在为农村居民建立养老保险、新农合,并致力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建立适合其群体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但长期的理念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问题重重,且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进而给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添加了新的障碍。这一系列问题不由得我们不去反思。因此,应当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社会保障体系。
慈善事业是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当土地的保障能力下降,甚至是失去土地时(如失地农民),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便无以保障,其结果只能是出卖劳动力;当劳动的权利都因种种原因而丧失或被剥夺时,他们又该如何去实现最为基础的交换权呢?陷入贫困成为不可避免的。根据作者的权力结构理论,这部分人只能是寻求继承和转移的权利。当继承几乎是不可能的时候,接受转移支付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寻得政府的转移支付,如社会救济外,还要发挥社会第三方的作
用,如以捐赠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慈善事业。因此,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外,慈善事业也是需要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