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黎阳《知识分子与知识骗子》有感
读黎阳《知识分子与知识骗子》有感
读黎阳《知识分子与知识骗子》有感
黎阳的文章针砭时弊，无情的将社会之中的种种现象暴露在人们面前。不可否认社会之中的知识骗子不在少数，当今的社会我们已经厌倦了专家这个字眼，似乎有一些学位的人在那里讲几句他就成了人们敬仰的专家，可殊不知其所讲就是黎阳先生所说的“繁琐哲学+故弄玄虚”，他们之所讲，只要是有一些知识的高中生都会发笑。他们之所谈完全就是漫无边际的扯淡。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黎阳先生的这篇文章。
首先黎阳先生给知识分子与知识骗子给了一个明确的定义：用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是知识分子。以知识的名义为自己诈骗财富的是知识骗子。知识骗子没有让社会财富有半点的增加，而知识分子却实实在在的为社会发展做着贡献，知识分子与知识骗子都是有学历的，我们也可承认知识骗子是有知识的，但不同是，知识骗子在四处用自己的知识糊弄人，表现出的是一种浮夸，而知识分子则是在实验室中进行自己的课题研究，还可以讲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知识骗子更多的是“高超”的语言能力。
其次他提到了直接诈骗和更高层次的诈骗方式，他提到利用宣传工具诈骗是一种极端的诈骗手段，诈骗者利用掌握在手中的媒体大肆的传播有利于自己获取利益的消息，利用无数垃圾信息的轰炸使得人们放弃思考。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例如黎阳先生举出的诸如银行，通讯公司这些垄断性企业与业主签 1的霸王条款，那些繁琐的条款几乎很少有人去关注它的内容，于是出现了社会中热议的保险公司拒赔，用户一天内拖欠联通公司近千元话费，等诸多事件，而这正达到了知识骗子的目的。
在黎阳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时又提到了法律党，他抛出了现在的法律太繁琐，让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而法律的话语权完全的掌握在了他所讲的法律党手中这一观点。对于他的这一看法，我不敢苟同。中国政府及人民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法制的国家，一个法制社会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做保障。第一，法律的健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须，社会的复杂决定了法律的繁杂，而他所讲的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似通俗易懂但如果放在多元化的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则更易被知识骗子玩弄，更何况毛主席在建国后也积极的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而不是用一些简单的纪律去约束人。第二，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法律党并非都是有钱人的走狗，我们应当辩证的，冷静的分析看待当前中国的现状，我们不能说一个律师为杀人犯辩护他就是坏人，我们也不能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能为有钱人说话。第三，法律首先是建立在道德标准上的，所以在违反法律的同时一定首先违反了我们公众认同的道德，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理解法律而不对这个人进行惩处。
另外，当今社会的诸多现象并不能完全的否认，我们可以像黎阳先生一样去批判，但更应用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去冷静的评价这些现象。比如业主被迫签霸王条款的事件，尽管我们姑且说
这是由所谓的“知识骗子”搞出的愚昧人得东西，但没有这些东西，这个高速、复杂、多元的社会真的会陷入混乱，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让法律更进一步的规范这些条款，这就需要法律更系统更繁杂，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公民的普法教育，增加公民的法律意识，而不可能是对法律或条款的简化。
再者，黎阳先生还提到了党八股的问题，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关于这一点我确实认为我们党内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党内，而是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让人们不再习惯去思考，写一个东西本来几百字就可以讲清楚，结果非要规定成千上万字，可是那里有那么多话，只有去网上找话，久而久之每一类文章都有了他的固定套语，形成了八股。形成了八股对于知识骗子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这时他们就可以肆意的向人们头脑里灌输东西，所以我在此问题上较支持黎阳先生的观点，我们的民族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民族的思想最终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黎阳先生讲的“繁琐哲学+故弄玄虚”，首先我很赞成黎先生将知识骗子最高级，最恶毒的诈骗手段高度的概括为“繁琐哲学+故弄玄虚”，这与我所讲的繁文缛节的现代八股
很像，这其实是说，我认为当今的人在被八股或者说是知识骗子祸害的同时，自己也在用八股营造“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公式，每一个人又在不知不觉的施骗，其实这近似的等同于我们每个人已经被知识骗子利用，这有些向传销，传销组织中除了少数顶层人物外，其他的人是施害者的同时还是受害者，其实传销组织者就是最典型的知识骗子，他们把人骗去就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的公式给他们洗脑，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洗脑，这是组织者就开始用暴力，这就是黎阳先生提到的比较低级的知识骗子。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要抵制知识骗子自身首先要抵制使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公式。其实真理无需繁琐，繁琐多不真理，“三字经”通俗易懂，《道德经》言简意赅全文区区5000字，便已足够囊括世间万物。
最后从总体看黎阳先生的这篇文章，此篇文章的观点多少有些激进，国家与社会的建设需要的是理性与冷静，并不能对过多的人扣上知识骗子的帽子。诚然，在学术造假事件频频曝光的今天，在原创动力濒临枯竭的今天，在文章更注重形式而不看中内容的今天，黎阳先生针针见血的笔锋直刺社会的毒瘤，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当今的社会知识分子要远多于知识骗子，正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贡献才有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而知识骗子是出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的、少数的、暂时的现象，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我们分析社会现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与事实为基本原则，冷静客观的评价诸多社会现象，我们更不能
片面的看到了一件事情的不利就否认这件事情存在的必要，甚至否认一个行业，要知道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存在即为合理，一个无论是好的现象还是坏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可能看清其本质，也就找不到解决这一现象的最佳办法。我们处理问题一定不能偏激，也不能太过保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分析问题才是处事之道。
第二篇：读《惜阳》有感
读《惜阳》有感
初初收到《惜阳》这本诗集的时候，略略翻了一遍，发现李忠利先生描写的多是较为日常的生活题材和景物，内容广泛平实，当时心里的念头是写一篇一千五百字对的评论应该不会很难。可是，在提笔的日子里，越读感受越深刻，“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李先生的每首诗里似乎都狡黠地藏着一个他自己的秘密，蒙着神秘的面纱，等着我们这些读者与之心意相通，进而揭开其面纱，发现藏在之后的或顽皮、或童真、或豁达的五彩纷呈的面孔。所以，我越发觉得自己的浅薄，越发想要探索这个神奇美妙的诗歌世界，只能用这粗浅的文笔谈一谈自己窥到的的冰山一角吧。
李先生自己在自序《蘸着泪水写快乐》中写道：“诗人，有着天生的忧患和悲悯，是一个蘸着泪水写快乐的人。这个乐，不是假唱，不是假摔，不是假动作。这个乐，真假瞒不过众生的眼睛”，我用自己的眼睛在字里行间中确实发现了李先生的“乐”，他的“乐”发自于内心，发自于他的那颗童真、火热的赤子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抱着这种态度，应对悲欢离合，或者老弱病残”，“抱着这种态度，走进创作焦虑，走出艺术瓶颈”。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被人誉为“诗中有画”，而我读李先生的诗时，同样有置身画卷的感觉，穿越千年，李先生也是一个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吧，他以歌赞祖国山川壮丽抒发壮志豪情，以描写田园闲适静美表现社会和平安定，且他的山水田园诗中也体现了他积极乐观童真自然的人生态度。
以“秋夜听箫”篇的绝句《兰》为例，“空谷深山称野卉，登堂入室号仙姝。寻常雨后疏脂粉，自在风中练草书。”这一首绝句中描写的兰与我们以前接触的都疏为迥异，“诗仙”李白描写的是一株生于幽园的孤兰，明代的刘伯温描写的是长在深山，无人赏识，“露冷风清香自老”的幽兰，郑板桥描写的是不求闻达的贞兰，这些文豪眼中的兰无不幽玄高雅、超凡脱俗，象征了德行高雅，坚持操守，淡泊自足，独立不迁的人格理想。屈原把君子比喻成兰花，做人正是要像兰花一样，要耐得住寂寞，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为世俗所累，不为富贵所惑，只为自己的内心。而李先生的诗中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自在风中练草书”的兰，这种随风飘摇的状态被赋予的是一种豁达狂放的生活态度，令人不禁联想起苏轼“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轻狂豁达，都是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这是旷达超逸的胸襟，这是清旷豪放的气概，这是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疏阔。即使历经风雨又如何，“冬寒霜雪零，绿叶恐凋伤”，但兰花“时至还自芳”。
除了《兰》，李先生其他诗歌也体现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欣喜于好雨时节的《谷雨时节》，关心民生，追忆往昔童年岁月的《童年小路》，以勇敢的姿态面对自然灾害的《海葵来了》，即使步入暮年也不忘时刻提醒自己珍惜每一寸光阴的《惜阳》„„
品读着这些充满人生意味的诗歌，仿若自己正面对面地跟一个历经沧桑的智者交谈，他正耐心地教导我以何种姿态面对人生。
奉贤区庄行学校王敏
第三篇：独立与超越——读周天黎艺术有感
独立与超越——读周天黎艺术有感
在煌煌一部中国艺术史中，20世纪的中国画史呈现出最为斑斓复杂的面貌。传统绘画的丰厚遗产遭遇到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仰危机，而令如康南海等人士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喟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成为百余年来艺术思想与实践的一大主题。其中风格之碰撞、思想之交锋、巨匠之迭出，已令今人为之目眩，却也让为画者与论画者因其而困惑。古人学画重家法，但得一名家真迹，则宝之如璧，心追手摹。清人王昱在论及画之宗法时有言：“画有邪正，笔力直透纸背，形貌古朴，神采焕发，有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之概，斯为正派大家。若格外好奇，诡辩狂怪，徒取惊心眩目，辄谓自立门户，实乃邪魔外道也。”古人在风格之辨上的判断之决断如此。而今人眼界开阔，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风格的多元化与相对化早已让我们繁花迷眼，甚而无所适从。
丰盛的艺术资源当然有助于推动艺术风格与语言的进一步融合与发展，这是我们在面临今日之艺坛时所感到鼓舞的。但另一方面，表面上的营营攘攘所滋生的，是艺术的创造力在深层次上的贫乏与惰性。作品面貌与风格的大量重复与雷同常常令人陷入悲观，仿佛热闹的艺术界什么都关注，就是不关注艺术的价值本身。很多人以此而认为中国画已陷入危机，而我以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画家自身的危机，实与某种艺术形式与媒介无关。
周天黎女士的艺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凸显出其独特与珍贵。初读其作品，即有耳目一新之感，令人振奋。坦率地说，表面上的创新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司空见惯，它不仅与艺术价值无关，而且容易陷入肤浅和庸俗化的陷阱。正如王昱所讥，这种“徒取惊心炫目”的做法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邪魔外道”。然而周天黎的作品则让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笔墨与图式是如何在一位拥有大愿力、大智慧的艺术家手中焕发出熠熠神采。
凡画者入门，必须经名家指点，使其理路通畅，由此方能窥得传统之堂奥。周天黎女士自小蒙谢之光、唐云等近代名家的悉心指教，其后又得到刘海粟、吴作人、启功、陆俨少等耆宿的指点和鼓励，其门径不可谓不正，取法不可谓不高。从周天黎早年的人像素描写生中，不难看出她扎实的造型基本功。这种基本功令她在日后大写意花鸟的创作中能够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地将客观的物像与其自身的心相融为一体。早在1990年创作的《秋风》这样的作品中，周天黎就显示出她对近代大写意花鸟既有造型与笔墨体系早已谙熟于胸，其笔墨之酣畅，层次之分明，造型之老辣，韵律之生动，足以令一大批当今的写意花鸟画家暗暗自愧。
就大写意花鸟画而言，周天黎所面对的艺术史资源不可谓不丰厚，这一传统由青藤白阳所开创，在20世纪经由海派诸家、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前贤巨擘的耕耘，大写意花鸟早已成为当代中国画中极重要的一大门类。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另一种意见，这种批评的声音始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将中国画学的衰败归因于“写意”的兴起。而高居翰先生也曾就这一问题发表专论，其观点与康南海遥相呼应。中国画的传统本已博大精深，能够深入传统，再打出传统，可谓一重难于一重。更何况已然高度程式化的大写意花鸟，从之者既已夥矣，研习者稍一松懈，即易陷于流俗，下笔油滑、心无高致，成为名副其实的笔墨游戏。周天黎并没有鸣鸣得意于她对传统笔墨与图式的纯熟掌握而滞留于此境地，而是幡然变法，一超直入其心中本相，将花、鸟、枝、叶予以大胆的变形，其胆识绝迈同伦，因而能自出机杼，不求变而自变，不求新而自新，开创出当代写意花鸟的新局面。《寒冰可燃》、《狂龙戏珠》、《轩轩寒枝》等作品正是她惨淡经营的成果。在这批作品中，物像与笔墨的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整幅画面显示出鲜明的“秩序感”，并从中生发出古拙的新鲜趣味。用画家自己的话来说，她“是有意识地与传统中国花鸟画的笔墨拉开一些距离”，画面中“诸如梅花、紫藤，飞鸟等，它已不再是现实中物体本身的再现，揭示及获得的是视觉形象的第三者。或是我与所描绘物体两者意象的结合；或是我与此物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展现。”画家通过对物像的重塑，追求自我与自然的相观相融，物我无障。自然得以高度符号化与风格化的呈现，而作为“我者”的艺术作品也得以升华至澄明之境。这样的拳拳从艺之道、为艺之心不免让我们想到梵高，想到塞尚，想到董其昌。
然而她成熟期的写意花鸟作品之所以能兼苍古奇峭与圆浑韵动于一身，其根本仍在于其深厚的笔墨功底。古人论笔墨，以苍秀并举者为上，如《绘事微言》中所论：“落笔细虽似乎嫩，然有极老笔气，出于自然者。落笔粗虽近乎老，然有极嫩笔气，故为苍劲者。”周天黎的笔墨正具有这种可贵的品质。在《藤韧千条花亦香》、《野花有奇香》、《藤萝》等作品中，作者将她娴熟的笔墨技巧毕现于纸端。其画藤墨色浓淡交叠，相得益彰，正所谓“浓尽必枯，淡者屡深”，用笔跳掷腾挪，或雷霆万钧，于雄浑中见严谨；或粗头乱服，涩拙中而有秀色。笔画钩磔中显露出北碑书法中的金石趣味，下笔沉着，骨力峻挺，有松立峭壁之势，得古厚盘礴之意。观其笔迹墨痕，耳畔如有挲挲抚纸之声。周天黎的传统笔墨功底既已深厚，但她并未停留于玩味帅气灵动的笔墨游戏，流于轻佻浮脱之俗，而是毅然求拙求涩，从而使其笔墨语言具有了撼人心目的力度。这些线条点划的交织与组合形成了抽象的形式美感，奏出一曲色与线的交响曲，令人观之但觉满目绮丽，秋爽扑面。
如果说我们在周天黎画藤的作品中所领略的主要是其用笔的功夫，那么在那些表现荷叶的作品中，作者展现出的是她用墨的深湛功力。这里的用墨，主要是墨法中“积墨”一路。古人论积墨，自《林泉高致》始，所谓“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润而不枯燥。”《写山水诀》中论之更详：“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近代黄宾虹用墨绝称宗师，尤善积墨，其成就对浙派绘画贡献极大，滋养至深。在周天黎笔下的荷叶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深得宾虹老积墨法之三昧。在《荷叶田田千点碧》、《六月红》中，画家于淡墨上施浓墨，关键处再醒以焦墨，以墨的浓淡层次造型，墨色沉着爽透。潘天寿先生曾指出，“积墨须在杂乱中求清楚，清楚中求杂乱。”周天黎的墨法风格偏于“清楚”一路，因此为了求得整体上的平衡，她以淡墨散点于画面中，以类似于山水画中的“苔点”收拾全局，不仅顿增神采，而且丰富了空间层次。
品读周天黎的作品，令人瞩目者不仅仅在于其笔墨与造型，还有其画面整体构图中强烈的“设计感”。在《生命之歌》、《创世的梦幻》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构成方式，与潘天寿先生在其作品中所采用大开大阖的奇险构图的有机融合。如《生命之歌》中具有抽象感的布局，左右高低错落，俯仰生姿，墨色激越，以此讴歌生命的雄伟。又如《创世的梦幻》中以画幅的三分之二写喷薄而上的红花，通幅自下向上的走势与画面上段下压的坠势形成强烈的戏剧化冲突，这般前无古人的构图，可能也只有如作者这样艺高而胆大的画家方能驾驭。
在《一院奇花》、《花间行者》中，周天黎展示了她对笔墨、造型与构图三者在深层次上的统一的另一种实验。作者将物像的原形打碎再加以重组，以设计的方法将其作为构图的基本形式要素，再以笔墨塑造其形态，使画面不论从宏观的构图还是局部的物像，均意态翩翩，有临风绰约之姿，达到了整体的和谐。画家用乱石铺街的布局和变化有致的浓墨侧点写花枝，再以纤纤细笔勾勒花瓣，下笔意畅而婉。花枝勃勃有生气，花朵冰洁玉润。在这里，作者所营造的审美意象与前文中所述《寒冰可燃》、《轩轩寒枝》等作品迥然有别。如果说后两件作品写出了寒梅“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的傲骨，那么这里的春花则尽得司空图《诗品》中“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的自然清新之旨。这几件作品都是作者对传统笔墨与造型进行大胆革新的结果，虽意境各殊，但写物无不尽得其天趣，可谓殊途而同归。
周天黎曾在她的文章中表达她对中国艺术史中那些伟大的“叛逆者”的敬仰，如徐渭，如石涛，如八大„„他们的创造力与艺术胆识令周天黎神往。她所汲取的艺术史资源并非只是表面上风格或形式的个相，而是古往今来伟大的艺术家们所共有的创造力与执着心。而如果用艺术史家瓦萨里的话来说，艺术家的创造力即体现于他的Disegno（设计）。在这里，“设计”意味着艺术家拥有如同神创天地般的伟大创造力，它是艺术家对其作品形式的构想，并通过技艺将之落实于材料与媒介。西方哲学将艺术家创造力的来源归于超验的彼岸世界，因此乃有“灵感”论与“天才”的概念。而东方的智者则以人对自然的师法作为艺术创造的玄奥之门，主张个体之小我与自然之大我的融合，因而得石涛的“一画”之论。在画家的创造力与艺术个性这一问题上，石涛的见解仍值得我们警醒：
“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动则曰：‘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谓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约我也。我将于何门户？于何阶级？于何比拟？于何效验？于何点染？于何鞟皴？于何形势？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 石涛的这番话道出在面对自然与传统时，艺术家应保持清醒的“我者”意识。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两难境地中，石涛的回答是首先“从吾心”。“吾心”既立，则一画之法自我立，万物皆著矣。《创世的梦幻》即表现出周天黎女士对创造力以及“我者”之存在的沉思，作者自身的主体创作意识、内心的情感意识、超越性思考的哲学意识；加以巧妙融会的东西方绘画因素；独具匠心的造景、单纯而炽热的色彩以及运动感特强、力透纸背的技法效果，都深刻地影映出作者“吾心”奔腾而出的人文情怀，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感应，强烈地宣泄着作者对生命精神的尽情体验。
周天黎女士家学渊源，她把很多心血都灌注到对东西方历史、哲学、思想、文学的研读上。她在读书与写作上的勤勉足以让很多动辄以“文人画家”的“雅士”们汗颜。因为后者往往躲在“文人画”的幌子后面，借此以掩饰自己写实能力的不足；但同时他们又以职业画家自居，为自身在整体文化修养上的匮乏而开脱。这实在是技术与思想上的双重惰性！
古人谈读书与作画，谓“胸中必有千卷书”，方能下笔。不行千里路，不读万卷书，能为画者耶？读书的目的乃是求知，也可磨濯情志，此非为一技一隅之专长，而是为了求得洞察宇宙的大智慧，解开天人之际的大困惑。孔子的理想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具有强烈历史意识与文化担当的知识分子，周天黎并不满足于“游于艺”的皎皎风雅，其人格的独立与超越也绝非仅仅体现在她的艺术实践之中。她在文章中发问：“纤毫任几重，历经多少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道心微茫，苍苍莽莽，击壤不吟，南熏谁操？”这样的情怀与孤独感总让我想到蓟北楼上的陈子昂，又或是想要彻悟宇宙人生的浮士德。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以“格物诚意”为基点，渐次完成“修齐治平”的道学实践。而周天黎女士是一位立足于儒家传统，同时深具启蒙精神与现代意识，具有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大情怀的知识分子。她推崇人文精神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奠基文化，履步那些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中外文化先贤哲人，借文章上下求索，浇己块垒，有纵横之势，有沉着之情，读之常有痛快酣畅、肝胆相照、湖山跌宕意气如潮之感。她疾呼艺术家的人格重建与社会担当，坚信“人品”与“画品”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牢固关联。她敢于痛陈时弊，指出为画者“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风高浪急、草寇称王；这些捏塑又有怎样的力量影响和混淆着中国画的价值评判，误导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历史结论必然是几株枯树临秋风，颓势难挽，掂量起来，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因此，在周天黎看来，风格之争只是艺术发展史中的皮相，她坚信“杰出的艺术必然来自于文化、哲思、美学、价值观及人文精神的高度契合，来自于艺术家内心的真诚表现。艺术如果失去了内在的诚实与情感，作品则流于浅薄与虚伪，犹如沙土上建高塔，清水里捞月亮，艺术意义无从谈起。”在这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石涛所说的“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也在道德价值评判的层面上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心不正，则画焉能长久？
周天黎女士对艺术的真诚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这样的艺术精神和献身性的胸襟决定了她其艺也光明，其心也澹泊。她的艺术正是其人格的写照，将不断地吸引我们去关注其撼人的魅力。
第四篇：读《俄国思想家》有感:知识分子小论
知识分子小论
——读《俄国思想家》有感
王小泽
以赛亚·伯林这本关于俄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书读下来确实有些艰涩——这大概也是所有关于思想类的书籍给我的感觉。这或许也是因为关于思想的问题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缘故吧！如果说非要询问自己从这样一本书中读出来了些什么，我想应该就是重新去思考我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
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我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彼时我对于中国的左右之争什么的完全没有在意——当然今天虽然注意到了，但是事实上我依然不愿意去站定某个立场来思考问题。但是读研之后，随着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尤其是面对现代文学的左翼作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表面我的立场和态度。比如说对于丁玲这样的起初追求个人主义，后来看起来却又极左的作家，她的转变怎么认识？传统的观点，左派的知识分子会说是适应人民的大众的立场，是本身主动接受改造；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则会说这是一种规训。但本质来说，其实就是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就这么分明。
而这恰恰是让我绝望的地方。在我看来，丁玲就是既有主动领受，同时又确确实实因为这种来自延安的外部的政治压力所改变。我试图去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然而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了最后，其实我都对于自己的立场产生了怀疑。对于左翼的激进政治革命我是抱有同情和理解的——因为他们代表着进步、人的可能的真正解放（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实现），但同时对于他们这种为了达到目的的规训、压制我又天然产生拒斥感——而对于自由主义，我认同那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同时我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还是只是在事实上维持着某种秩序而已。在研究中尚且如此，那么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呢？
所以在这本书里，最后登场的屠格涅夫无疑是那个最吸引我的人了——这其中也许不无我自己顾影自怜的成分。
在这篇《父与子——屠格涅夫与自由的困境》中，伯林在开头写到屠格涅夫在“生平大部分岁月里，他都痛切关心俄国教育阶层在道德与政治、社会与个人方面的争论”，而他尤其关心的正是“老年与年轻一辈之间深刻且惨烈的冲突”。而他的立场就是“试图站立一旁，以客观之眼观看战局”。当然，事实上这肯定是很难成功的。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作为一个人和作家来说，他眼中的世界和真理并没有那么分明。伯林称他为“居心良好、耿耿忧惧、自我疑问的自由主义角色——复杂真理的见证人”。如果前边《刺猬与狐狸》那篇文章的象喻来看，那么屠格涅夫毫无疑问属于狐狸了——“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捉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
屠格涅夫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简化现实和真理的知识分子。或者换个说法来说，就是不愿意站队。这样的结果，很容易造成两边都不讨好的情况。这在他写《父与子》这一小说的时候非常明显——他原本也许并无肯定巴札洛夫之意，甚至倾向于诸如帕维尔·基尔沙诺夫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在这场自由主义与激进分子、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对抗冲突中，后来在作品里又倾向于巴札洛夫——这大概是因为屠格涅夫意识到了基尔沙诺夫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肩负起这个国家的解放的未来的。而屠格涅夫作为一个相信人必须说真话的坦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不可能去做那种随意污蔑、扭曲真实情况的事情。而其结果造成的两派都攻讦屠格涅夫也就毫无奇怪之处了，因为他们要的是分明的立场——而可怜的屠格涅夫大概连他自己是怎样的态度都有点搞不清了。伯林写到，对诗人朋友费特，屠格涅夫就说自己不清楚对于巴札洛夫是爱还是恨，赞美还是折辱巴札洛夫，这个问题屠格涅夫也无法回答。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也认为“不管我们对于他这个人的感觉如何，《父与子》无法容纳巴札洛夫作为叙事里的角色”，“身为知识分子的巴札洛夫的专横与不驯，使他脱离了这个故事——他既不适于这个故事，而且多少不适合被驯化。”
这归根到底其实在于屠格涅夫“无法把自己变简单”。简单的、纯粹的东西是能够一望而见其底——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同时又是非常肤浅的——事实上，世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
伯林继续写到：
寻源究底，使左右双方都与他见外疏远的，是他的讽世、他宽容大度的怀疑主义、他的缺乏热情、他“轻柔的笔触”，以及最重要的，他避免做太明确社会与政治寄托的决心
冷静而谨慎地看待现实，试图恢复其原本的复杂性，尽可能保持客观——而不是什么站位、站队。这让我想起洪子诚先生一次接受访谈的说法：
站队即使不能避免，但不一定都始终站在固定位置。有时候可能站在这边，有时候站在那边，有时候哪边都不“沾”。
其实说到底这种看起来似乎是中间的立场和怀疑主义的看法仍然是希望获得一种更加理性的视角和认识，是一种寻求问题整合可能性的尝试，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文化和思想的自律性的表现。当然，这也会有它的问题——可能更难于改变、前进，这也正是屠格涅夫倾向于左派的缘故。按照萨义德的说法，像屠格涅夫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概不够边缘的状态吧——因为谨慎的边界就是固步自封。
屠格涅夫感到了困惑、不公。其实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这一伯林所谓的“自由主义困境”，在屠格涅夫坚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预料到的——正如伯林所说的：“中间立场素来是个八面受敌、险象环生、忘恩负义的立场”。
但作为知识分子，既然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不愿意固定在某个立场上，不愿意只是追求片面的深刻。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冲击——或者说如赵园说洪子诚的拥有不容易磨损的“坚硬的内核”。作为不愿抛弃社会责任，却又呈现出一种类似于悬置的立场的知识分子，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问题的所有层面真实、充分地展现出来。而我们承受的质疑乃至于攻击，则是我们无法避免而要付出的代价。
立场不鲜明就不鲜明吧！
? end ?
第五篇：读《阳明学述要》有感
读《阳明学述要》有感
徐琼
2016年1月4日。哇，这个日期很有感觉呀！记得去年的时候，有几个月的时间都不愿意承认，总想留在2014年，于是日期总是写错。今天写这2016倒是挺顺利，没有什么心灵上的挣扎。平静接受也好，无奈认命也罢，想抓青春的尾巴，看来是力不从心了。嘿嘿，不过，搭个中年早班车还是可以的嘛。祝自己中年快乐。
今日还没有稿子，继续读《阳明学述要》。唉，看书太慢。想一想，看得还算仔细，也就容忍了这份拖沓吧。
上次读到变化气质需要保有敬天理的心态，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敬，一个是天理。不识天理，如何谈敬？所以接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识天理。
“问：‘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说到持守，持守甚事？须先在致知。’”“致知”,意为达到 完善的理解。一般有“格物致知”一词，指探究事物的原理，达到对事物的认识。源自于《礼记·大学》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看来，理学家主张明在敬前，先要明天理，然后才能敬天理。“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能只守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结合这个为孝之道的例子，我们便可清楚地知道理家的主张是知在行前，首先要知道，才能有所行动。用哲学中的二元论来讲，这个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主张心为物先。“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是光照。未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程门口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由此可见，知是变化气质的最重要的工夫。伊川先生曾举过一例，有一个人见过虎伤人，于是变虎色变，其他人虽然也知道虎的可怕，但不像这个人一般畏惧，是因为这个人才是对虎有“知”的人。还举了一个例子，富贵的人和贫穷的人都知道烤肉好吃，但富贵的人一闻见，就露出想吃的样子，而穷人却不是。这是因为富贵的人吃过，知道烤肉的美味。这两个例子都是因为知道才有深刻的体验。伊川曾让一个有见东西都像狮子的妄想症患者痊愈，他用的方法就是让这个人看到前面有狮子幻觉的时候，用手去抓狮子，他抓不到，自然就知道自己是妄想了，也就好了。这有点像今天的心理治疗中的精神分析，人因为不知道所以恐惧，因为知道而理解释然。有一次听公开课，申荷永老师特别推崇王阳明的学问，想来是从中体会到了知的意境吧。
同样的道理，明道也曾讲过，只是他的方法更类似于系统脱敏。如果一个人害怕尖尖的东西，那就不要放过，而要放下。放过，就是避而不谈，而问题还在。放下，就是直面所害怕的事物，搞清他个一二三。如何放下呢？就在家里放置一些尖尖的东西，当这个人知道了，尖的东西不一定会刺人，心里的疑虑自然就消除了。或者，一个害怕黑夜独居的人如果牢坐灯下，告诉自己不害怕，只想庄敬持守，反而会更怕。不如提着灯，走到黑暗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鬼，他的心便坦然了。
好了，到这里，第一部分已经看完了。这一部分讲了宋学里留下的几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后面更深刻地理解阳明学的贡献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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