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名称的由来

第一篇：鲁迅杂文名称的由来

一．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1.《热风》：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2.《坟》：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3.《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4.《而已集》：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5.《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 „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7.《南腔北调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8.《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9.《准风月谈》：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10.《花边文学》：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11.《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12.《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收集了1903——1936年间，所有未编入集子的小说、论文、杂文、新诗、旧体诗、序言、后记、启事、广告等到文章。前者是别人编辑，鲁迅写了《序言》，后者鲁迅编辑未完而去世，书名是他定的，由许广平一九三八年编成。

第二篇：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笔，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编为16个集子，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鲁迅作品集子的名称，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杂文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时代的风貌，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艺术。《热风》（1918年——1924年）1925年编定,收入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5年——1926年）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先生又说，“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三闲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编定,收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

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编定,收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杂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诙谐，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花边文学》（1934年）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

（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

（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第三篇：浅谈鲁迅杂文

浅谈鲁迅杂文

刘毅

杂文是从战斗里成长起来的，战斗是杂文的生命。

——题记

鲁迅特别重视杂文，正如他在美术上努力提倡木刻一样，对于杂文，他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因此他把杂文比做匕首和投枪。一切战斗的艺术，对当时中国革命来说，是极其需要的。鲁迅首先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并从这点出发，教导着所有的年轻的文学工作者。

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杂文指文艺性短评，即杂感；广义性的杂文则包括各种文体。杂文古已有之，但是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则是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当时剧烈的社会斗争，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为人生”的文学使命感，杂文反应灵敏、灵活犀利的特点，是鲁迅倡导杂文的重要原因。

鲁迅杂文内容丰富广博：有对旧社会和复古派的批判，对封建性的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的猛烈抨击；有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有对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弱点的暴露针砭；还有歌颂新生力量和革命斗争的篇章。

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着眼于为现在而抗争的社会效果，这就使鲁迅的杂文具备了强烈的色彩，明确的目的性。艺术家的鲁迅和革命家的鲁迅是分不开的，正是他的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深厚的思想活动，赋予了他的杂文以如此动人的感染力量，成为艺术上的杰作。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有了发展。首先，政治斗争和时评的文字增多了，《而已集》以隐讳曲折的笔法，揭露了国民党的清党

大屠杀。其次，鲁迅后期的杂文对旧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对革命文学发表了更为广泛的建议。《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对左翼文学提出了众多宝贵建设性的建议。鲁迅后期的杂文，由于娴熟的掌握了辩证法，所以更为深刻有力。

同时，鲁迅的杂文具有以下特点：

一、概括性强。读鲁迅杂文的时候，总觉得他的文章非常深刻、精辟，放得开，收得拢。这固然是思想内容的问题，但也和他的善于集中、勤于洗练有关。他的一篇杂感，往往抵得上人家万言长文，因为他总是抓住要害，从问题的本质上去立论。

二、形象化。鲁迅是不发空头议论的，凡有论述，又往往通过形象，使读者看得更具体，更完整。时或取喻，也无不确切而又有趣。自然，这应该首先归功于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

三、语言的丰富。鲁迅对中国语文的理解非常正确，语汇又极丰富，应用起来不但恰当，而且变化极多，即使偶用成语古典，也使人有新鲜的感觉

鲁迅的杂文，是时代的战斗纪录，是丰富的思想艺术宝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他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体裁形式，并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杂文作者。

第四篇：鲁迅杂文 文档

《读鲁迅杂文有感》

读了鲁迅的很多书，且不说精彩与否，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先生的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立意深刻，言辞犀利，言语中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世人的警醒。

学过历史的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反旧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鲁迅先生为了更好的剖析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

先生一生多用杂文。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顽强不屈与封建旧势力战斗到底的斗士形象。他的杂文大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中。鲁迅先生的杂文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一是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广度，从他的杂文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果就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论述的虽大都是微小，平常之事，但是所有集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面貌。因此，他的杂文很有概括代表性。二是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睡狮之醒”问题，所以他要借助杂文这把“宝剑”来“斩妖除魔”，故他的杂文充满了“剑气”锋利无比。

鲁迅先生的杂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艺术性，他的杂文相当精悍，文风犀利，叫人读了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在我读过的杂文里有这么一两篇是我至今也不会忘记的，一篇是《拿来主义》还有一篇则是想必大家都熟知的《论雷锋塔倒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经典的警世杂文，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媚外卖国的政策和有些人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也针对革命文化阵营内部拒绝借鉴盲目排外的错误态度，他提出既要大胆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又要分清精华和糟粕,要批判吸收,来改造民族素质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拿来主义》全文贯穿一种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巧妙运用比喻，借代等手法。那些“孱头” “昏蛋”“废物”“鱼翅”“鸦片”“姨太太”都各有所指，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而《论雷峰塔倒掉》则是一篇典型的反对封建压制和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雷峰塔倒掉白娘娘出来，预示着封建势力的垮台，劳苦女性得以翻身做主。整篇文章极具穿透力，将封建主义的画皮毫不留情的撕毁殆尽。在《论雷峰塔倒掉》中我认为最为大快人心的便是“活该”二字，它不仅寄托了对“白蛇娘娘”重见光明，封建之塔倒掉的欢喜之情，还体现了对所谓的得道高僧法海的鄙夷痛恨的情感。其中之意实在显现出了鲁迅先生思想的深邃。

鲁迅先生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满目疮痍，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以通过他的杂文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那个时期的种种情景。正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鲁迅后来说他写杂文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一起“改良这人生”。

先生曾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的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却是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是先生自己独创的具有自己独特意义的中国现代杂文。是鲁迅先生赋予了杂文一种新的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具有了引领社会潮流，揭露社会阴暗，打开民众思想，促进社会发展的新功能，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一道霞光异彩。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杂文，一座矗立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丰碑。,.

第五篇：文段摘录 鲁迅杂文

后殖民时代的女性抗争——简评美国小说《我母亲的自传》遥远的中美洲加勒比海岸，先后被英、法两国占领、现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多米尼克岛国，热带雨林气候下潮湿的空气„„《我母亲的自传》(fie者：牙买加·琴凯德(美)，翻译：路文彬，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2月第1版)的故事便在这儿发生。“我母亲”与“自传”已形成一个悖论，“我母亲”在“我”出生时已亡故，“自传”是“我”70余年生命的记录。“我母亲”象征着被打压的弱势群体——加勒比民族，而“我”的一生不过是在重复“我母亲”在殖民文化中所受过的欺凌与侮辱。“我”在叙述时又保持着“局外人”的冷静，审视不平的生活，同时流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我母亲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叙事。“我”自幼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父亲再婚，继母刁钻，弟弟、妹妹受尽宠爱，“我”则被冷落一旁。15岁，“我”被父亲送到拉巴特先生家，在得悉自己沦为“生育工具”之后，我毅然决然地流掉孩子，从此，“我将自己的生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我”最终嫁给了自己的情夫之

一、英国后裔菲利普医生。即使生活改善，“我”却始终没有过“让你死或者让你永生的爱”。说《我母亲的自传》“如《洛丽塔》般炫目”，还是“堪与《局外人》媲美”也罢，我读《我母亲的自传》最初的感觉，更接近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我母亲的自传》和《情人》同是具有散文

乔宗玉著.忧伤的河流：乔宗玉文艺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