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日背景及(最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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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鲁迅留日背景及

鲁迅留日背景及《藤野先生》的主题

多年来多种版本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都认为,藤野先生的品质是“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等,《藤野先生》的主题,也就是赞扬他这些精神,同时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抒发爱国主义感情当然是正确的,但以上对藤野先生的品质的概括,我认为不准确,把主题定为赞扬藤野先生这些精神,当然也就不准确了。

藤野先生是鲁迅终生感激和怀念的老师。他不但写了这篇回忆性散文表示怀念,还一直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版《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到上海征求鲁迅意见,问选哪些篇目,鲁迅表示: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他还委托增田涉先生代为寻找藤野先生。第二年,《鲁迅选集》出版,增田涉又到上海送样书,鲁迅再次问起藤野先生的下落,得知没有打听到,于是叹息:“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可见对藤野先生感情之深。他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是什么原因使鲁迅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评价藤野先生呢?

第一:本来,鲁迅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担任过内阁中书。但是,从鲁迅13那年开始,他的家庭遭受了两次重大打击。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狱,从此,家境急剧衰败。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鲁迅是长子、长孙,从此,他过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担,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不久,父亲病逝,留下寡妻和他们兄妹4人。那一年,他15岁。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歧视和冷遇。一是当铺、药铺的冷眼和轻蔑;二是路旁闲人的指点和讥笑;三是几个“名医”,其实是庸医医术上的糊弄、药引上的刁难和费用上的狮口大开。更让人生气的是本家亲戚的“变脸”以至欺侮.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琐记》)于是,鲁迅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矿路学堂。

在南京,他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满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眼界大开,心情也好一点。但这时他又感受到另一种歧视──他爱于课余时间骑马游玩,有一次经过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旗营中的满族少年见他一个汉人竟敢高高地骑马经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并辱骂他。他大怒,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结果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这种歧视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视只是针对他的家庭和个人,现在的歧视则是针对他和他的被统治的民族,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满清的奴隶.毕业后,既然在国内感觉很气闷,鲁迅便选择了国外留学,于1902年3月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又继续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歧视。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骂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比之家乡和南京,这种歧视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因为它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也不仅是中国的汉族,而是整个的中华民族!这不仅伤害他的自尊,还伤害了他对自己贫弱祖国的感情──当时的他虽然对祖国的“风雨如磐” 并不满意,尤其痛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但对祖国,他还是要“我以我血荐轩辕”。

第二:患难见真情,患难中也格外珍视真情,一个长期饱受歧视与冷遇的人,如果谁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他一定会倍觉感动,倍加感激,甚至终生不会忘记。感情分外丰富和敏感的鲁迅当然也是这样。

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这当然会令饱受歧视的鲁迅终生怀念与感激。单说藤野先生给他改“讲义”,竟让鲁迅“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今天我们读《藤野先生》 中的这段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鲁迅所说的“讲义”,实际上是课堂笔记而不是作业。──别说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小学,教师也没有给学生“ 添改”课堂笔记的义务。(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3)改得十分认真,不是只改一处或几处,而是“从头到末”;“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4)绝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5)藤野先生这样做,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还招来了“爱国青年”的不满和怀疑。

藤野先生还特别理解和尊重鲁迅。解剖实习时,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还特别加以关照。得知鲁迅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为什么“竟没有说”?答案只有一个:他尊重鲁迅的人生选择。后来他把鲁迅请到自己家里,拿出一张照片作为留念,背面写着“惜别”二字(实际是“惜别藤野 谨呈周君”8个字)。

纵观鲁迅一生,可以这样说,从1893年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到1926年写《藤野先生》,除了初到教育部当佥事那几年,鲁迅实际上一直都并不得意,一直都生活在轻蔑、歧视、势利、冷酷甚至是诬陷和迫害之中(虽然其中也有性格的因素)。从《朝花夕拾》全书、从整部《鲁迅传》和其他资料来看,还不曾有谁像藤野先生这样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给他以那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在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所以鲁迅说:“ 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藤野先生在日本并非著名学者,其言其行也许并非楷模,但是,在对待鲁迅,其实也是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确实难能可贵!须知,那是在中国在甲午海战惨败之时;是在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渐膨胀,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之时;是在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猪头三”、“下等动物”之时。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藤野先生的品质了,那是在日本举国上下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时对中国人的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我们也可以概括《藤野先生》的主题了,那就是赞扬藤野先生在日本举国上下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时对中国人的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同时也抒发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篇:1 一鲁迅留日背景及

一鲁迅留日背景及《藤野先生》的主题

张国生

多年来多种版本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都认为,藤野先生的品质是“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等,《藤野先生》的主题,也就是赞扬他这些精神,同时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抒发爱国主义感情当然是正确的,但以上对藤野先生的品质的概括,我认为不准确,把主题定为赞扬藤野先生这些精神,当然也就不准确了。

藤野先生是鲁迅终生感激和怀念的老师。他不但写了这篇回忆性散文表示怀念,还一直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版《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到上海征求鲁迅意见,问选哪些篇目,鲁迅表示: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他还委托增田涉先生代为寻找藤野先生。第二年,《鲁迅选集》出版,增田涉又到上海送样书,鲁迅再次问起藤野先生的下落,得知没有打听到,于是叹息:“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可见对藤野先生感情之深。他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是什么原因使鲁迅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评价藤野先生呢?我想,仅仅是“认真负责”之类,似乎在鲁迅眼里不能称为“伟大”,也不会令他 终生怀念和感激。那么,藤野先生 “伟大”的品质究竟是什么,进而《藤野先生》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弄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了解鲁迅留日的背景和他当时的心理。

本来,鲁迅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担任过内阁中书。但是,从鲁迅13那年开始,他的家庭遭受了两次重大打击。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狱,从此,家境急剧衰败。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鲁迅是长子、长孙,从此,他过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担,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不久,父亲病逝,留下寡妻和他们兄妹4人。那一年,他15岁。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歧视和冷遇。一是当铺、药铺的冷眼和轻蔑;二是路旁闲人的指点和讥笑;三是几个“名医”,其实是庸医医术上的糊弄、药引上的刁难和费用上的狮口大开。更让人生气的是本家亲戚的“变脸”以至欺侮。他和弟弟们到外婆家避难,大舅父家的人竟称 他们是“乞食者”。本家各房聚议分家时,竟公然欺负,要将坏房子分给他们。从《琐记》(见《朝花夕拾》)可知,“衍太太”之流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这些,本也是惯常现象,中国向来不乏势利小人,只是少年鲁迅比一般孩子过早地感受了这一点,在他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上打下了过深的烙印。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多反映对社会阴暗的感受。

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琐记》)于是,鲁迅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矿路学堂。

在南京,他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读严复的《天演论》,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满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眼界大开,心情也好一点。但这时他又感受到另一种歧视──他爱于课余时间骑马游玩,有一次经过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旗营中的满族少年见他一个汉人竟敢高高地骑马经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并辱骂他。他大怒,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结果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这种歧视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视只是针对他的家庭和个人,现在的歧视则是针对他和他的被统治的民族,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满清的奴隶。这件事也给他很大的刺激,二十多年后写《杂忆》(见《坟》),在谈复仇问题时还提到过。矿路学堂毕业后,既然在国内感觉很气闷,鲁迅便选择了国外留学,于1902年3月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又继续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歧视。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先生在他《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三章“离乡者的悲哀”中这样说: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骂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比之家乡和南京,这种歧视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因为它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也不仅是中国的汉族,而是整个的中华民族!这不仅伤害他的自尊,还伤害了他对自己贫弱祖国的感情──当时的他虽然对祖国的“风雨如磐” 并不满意,尤其痛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但对祖国,他还是要“我以我血荐轩辕”。

患难见真情,患难中也格外珍视真情,一个长期饱受歧视与冷遇的人,如果谁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他一定会倍觉感动,倍加感激,甚至终生不会忘记。感情分外丰富和敏感的鲁迅当然也是这样。

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这当然会令饱受歧视的鲁迅终生怀念与感激。单说藤野先生给他改“讲义”,竟让鲁迅“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今天我们读《藤野先生》 中的这段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鲁迅所说的“讲义”,实际上是课堂笔记而不是作业。──别说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小学,教师也没有给学生“ 添改”课堂笔记的义务。(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

(3)改得十分认真,不是只改一处或几处,而是“从头到末”;“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4)绝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5)藤野先生这样做,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还招来了“爱国青年”的不满和怀疑。

藤野先生还特别理解和尊重鲁迅。解剖实习时,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还特别加以关照。得知鲁迅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为什么“竟没有说”?答案只有一个:他尊重鲁迅的人生选择。后来他把鲁迅请到自己家里,拿出一张照片作为留念,背面写着“惜别”二字(实际是“惜别藤野 谨呈周君”8个字)。

纵观鲁迅一生,可以这样说,从1893年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到1926年写《藤野先生》,除了初到教育部当佥事那几年,鲁迅实际上一直都并不得意,一直都生活在轻蔑、歧视、势利、冷酷甚至是诬陷和迫害之中(虽然其中也有性格的因素)。从《朝花夕拾》全书、从整部《鲁迅传》和其他资料来看,还不曾有谁像藤野先生这样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给他以那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在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所以鲁迅说:“ 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藤野先生在日本并非著名学者,其言其行也许并非楷模,但是,在对待鲁迅,其实也是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确实难能可贵!须知,那是在中国在甲午海战惨败之时;是在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渐膨胀,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之时;是在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猪头三”、“下等动物”之时。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藤野先生的品质了,那是在日本举国上下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时对中国人的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我们也可以概括《藤野先生》的主题了,那就是赞扬藤野先生在日本举国上下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时对中国人的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同时也抒发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篇:留日教育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①由此,他断言:“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②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汪向荣也认为:“不论怎么说,20世纪以后中国的历史是和留日教育息息相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⑧笔者认为,日本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留学日本的确在7J定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对晚清社会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其中尤以对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军事教育,以及新式教科书和教育理论著作的引进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一)大批分年士子赴日学习师范,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办学热湖进一步高涨。

本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实行所谓“新政”。“兴学育才”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较短的时间内,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办起了许多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专门学堂,一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兴学热潮。大批学堂的出现使得师资E乏问题日益严重。为解决师资来源,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从现有人员中选拔教师,从国外聘诣洋教师,兴办各级师范学堂来培养教师,但最重要的则是选派大量的学生到月本学习师范。1901年,大官僚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办学缺乏经费,尚可以在国内解决,而“教习少”就只有派入到外国去留学才能解决。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强调:‘“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①《学务纲要》公布以后,赴日学习师范者与日俱增,其中以学习速成师范者占大多数。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派遣15名学生留日,其中12名学生学习速成师范。四川总咨锡良对派遗留日师范生十分重视,提出应选派那些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令取保,刀:由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1904年5月,他派周凤祥为监督,带领160余名四川籍学生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学制有1年、8个月或6个月不等。为此,弘文学院还专门成立了“四川速成师范科班。”截至1905年1月,先后在弘文学院学习的四川留学生计198名。两广总督举春焰精选120名学生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宜隶学务处除派遣10人到日本学习师范外,还与日本人渡边龙圣等商定选派保定师范学堂的学生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习。福建学务处派10入到日本学习师范,以两年即为限。1905年,山西巡抚从省城大学堂中挑选12名大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奉夫与日本实践女校达成协议,每年据女生15名至该校学习师范。同年浙江选懂外文者100人赴日本学师范。1906年,江西高等学堂挑选20名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吉林将军达馨选派学生90名赴8留学,其中以学师范、警察者为多。有的地区还拨给官费,鼓励留美归来的女生到日本学习师范,为筹办女子师范准备师资。张之洞、刘坤一更是在自己管辖的湖广、两江等地区连续派遣学生学习师范。除官方派遣外,许多自费赴日留学生也纷纷选学师范。据统计,1903年,留日师范生为281人,1904年为184人,同年底达265人。出于赴日学速成师范的人太多,超出了国内学校的实际需要,以致清政府学部于1906年电令各省限制选送师范生赴日。

无可否认,一些速成师范的国日学生,抱着到日本混一混的思想,或挟邪赌博,出入按院或漫游无度,虚掷岁月,成为留学界之蠢。但是r大多数学习师范的留日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们刻苦攻读有关学科,吸取近代教育的新知识,并在教员的指导下,’到日本的学校进行实习;在不长的时间内掌握了当教师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这些毕业生回国后,迅速推动了各地学校教育的发展,缓和了师资紧缺的矛盾。四川留学日本的师范生归国后大量地被派往各地的初级师范,担任监督、教员等职。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四川学生万如茸还在家乡开办了传习师范。1909年四川视学调查学务报告称,由于图学毕业生及本省高等师

范各学堂毕业者按理丽来,所以教职员还不缺乏。苏州徐嘉湘、潘起鹏等6名师范留学生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学绅王同愈等认为他们对教育确有心得,办理各学堂必能胜任愉快,极力挽留这些学生留在当地,以便充任公立各学堂的管理人员和教习。据《东方杂志》报道,两广地区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各地纷纷指名延请。山东巡抚明令全省十府二州的师范传习所以留学日本毕业生担任速成师范学校的教员。留日师范毕业生为国内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渐取代了分布在各地学校的用高薪聘请的日本数习。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青椰驾恒在1907年的《每日电报》上撰文说,到中国应聘的日本教师已被陆续解聘。例如北京的警务学堂,原是由日本人一手创办经营的,担任教职的全是日本教习。从l 906年起改由清政府内务部直辖,并且改名为高等警务学堂。原来任教的日本教习,也由川名左右减到4至5名,其余教员由中国留日回国的学生担任。到辛亥革命前夕,务省学务处办事人员和各省学棠所聘人员一直以留日学生为主:’1907年‘,清政府曾规定,其他学科的官费留学生回国后,也要先充当专门科教员5年,以便解决各专科学校教员缺乏的问题。通过留日师范学生的努力,日本师范学堂的制度和课程组织也被引进国内。《奏定学堂章程》把师范教育分为优、初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这实际上是延袭了日本师范分寻常和高等两级的做法。多贺秋五郎所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的解说部分,曾以表解的方式,对清来优级师范学堂的课程和日本当时高师的课程进行比较,发现2者大体相似。此外,关于教育实习的安排和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清末的师范学堂一般也取效日本。这与留日师范毕业生的大力倡导、身体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留日学生对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直接参与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如留日学生胡元谈于1903年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留日学生徐锡减、陶成章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一批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颁布的限制留学生规则,债而退学,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无锡的竞志女学、安徽女学等,也都是归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不少留日学生还担任了这些新式学堂的教师。他们重视外语、教育学、伦理学、生物、理、化等课程的教授,注意改进教学方法,用民主、科学的方式管理学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赴日学习师范的热潮,·还直接促成了国内各地师范学堂的建立。1903年2月,张之洞在南京设立三江师范学堂。不久湖南设立了三路师范学堂,四川将成都锦江书院改为成都师范学堂。陈宝琛在福州乌石山开办全闽师范学堂。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奏请开设初级师范学堂。1906年,袁世凯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师范学堂,两广总督粤春值奏请在广州设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吉林将军达兴和陕西巡抚曹鸿勋亦奏请开办师范学堂。1907年,浙江设立两级师范学堂,招收优、初两级学生。清末的师范教育,开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二)一部分女子留学日本,冲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樊篱,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

清末,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奏定学堂章程》只把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之中。当时,除一些外国传教士曾办过几所女子学校外,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戊戌变法前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开始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梁启超把女学的兴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最重要的标志。林缉在《问中新乐府中对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随着国内兴办女子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日本的一些教育学者也极力主张中国方面应派遣女子赴日留学。日本著名的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歇于表示:“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望或一、二人先尝试,以现有效无效,不亦可乎。”①1902年,京师大学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前山阳高等女校校长望月与三郎向他力言女子教育之必要。望月与三郎说:“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贷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己,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①在中日两国人士的大力提倡下,女子教育受到普遍重视,女子留学也应

运而生。最初的女子留学生,并非单独前注,而是跟随他们的父兄、丈夫去日本。例如,曹汝霖留日时,带了他的妹妹曹汝锦;钱伤赴日任中国使馆外交人员时,带了他的两子一媳一婿。1902年,留日学生绒冀翠与日本下田歌子在上海合办的·《大陆》杂志第1号刊登了题为《中国女学生留学日本者之声价》的文章,指出,近来中国赴日本的女学生,已有十余名,日本人十分器重。这些中国女子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给日本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人士认为:女留学生,举止烟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1903年后,留日女学生日渐增多。鉴湖女侠秋理目睹神州陆沉,毅然卖掉首饰作路费,托幼于于邻里,只身留学日本。—、她和一些留日女学生每天课余之暇,团聚谈话,皆愤女权之衰败,、慨女子之摧折,乃于1903年4月间,组织共爱会。她强调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便于往复,学费节省,;便于苦学,呼吁国.’内。女同胞赴日留学。·消政府驻日公佼杨枢也通过各省同乡会和东京留;学生会馆积极鼓励女子赴日留学,并提出《游学女子须知》:诸如行李不宜多带,每人二箱及一背包已足;衣服皆须穿办,以育蓝二色为限,凡华丽艳色之服,及绸缎奢侈之饰,皆宜屏绝,但夏衣及冬用之小袄等;亦不可不带;·装饰不宜用银环训销之类;不要带奴仆;来前要放足。并提出,有志来日本学习的女子不必持各省督巡抚及学务处的咨文,只须到日本后觅同乡亲友做保让人即6J入学。这些努力除使得自费留日女学生逐步增加外,还促成一些省纷纷相继派遣官费女生赴日留学。1905年,湖南选派女学生20名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同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委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与下田歌于约定每年派遣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学校学习。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派21名学生到实践女学校读师范科。江西省劝i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另识《东方杂志》所载:“四川南亢县叶子宜大令之次子尧臣,甫于季春与西充县陈大令之女完姻,近己倍往日本留学实业。”“湖商王君壬秋之子名恒之者,近借其女弟赴日游学,同行者尚有女学生二十余人。”“云南有女学生十三,票准当道,资送日本游学。”此外,还有“广西容县龙瞻女学堂学生陆书蕉,年十八,陆菱绢,年十七岁,均于普通学略有根板,且著尚武精神,驰马放枪,并能朔习,近结伴同行赴东游学。”①她们多就学于日本东亚女学附属的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学堂和实践女学校。学制方面,东亚女学师范科2年毕业,音乐专科和游戏体操6个月毕业。实践女学校师范本科1年即毕业,工艺专科6个月毕业。师范专科所学课程主要是教育、心理、地理、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工艺科课程则有教育、算术、体操、刺绣、编物、图画等。实践女学校以在短时间内为中国女留学生授以女子教养之道相标榜,对中国留学女生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管理措施。如外出要与舍监或教师同行,与外人见面,必须有保死人的证明,见面地点必须在舍监和教师指定的房间内,不允许穿戴奢侈之衣服装饰,在校一律穿校服。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艰苦的学习,不少女留学生在学识上有了的长足的进步。清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也认为:在下田歌子的学校中学习的十余位中国女学生在专门学科的学习方面俱见成效,其中志趣高尚者,颇不乏人。到了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100名中国女留学生,并且有留日女生会组织(最初的会员有70余名),还办了《白话报》,宣传争取女权,反对缠足,男女平等,自由博爱等观念。·

1910年后,清政府学部对赴日留学进行限制,规定凡女生自费赴日,均应由地方官呈请学务部门进行考核,只有那些受过本国教育,文理略顺,品行聪淑的女子才允许赴日。宫费女留学生考选条件更为严格,规定应获得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奈良女子师范等校的入学资格,才允许派出。在这些规定的限制下,女子赴日留学的数量受到影响。尽管如此,晚清女子留学日本,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众所周知,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各个方面,女子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继女子留学美国以后,女子留学日本的举动,进一步打破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权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无权出洋留学的旧传统,为女子争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女子教育不兴,则男子教育绝对不能达到完美的进步,女子的学问和德业不讲,则男子的学问和职业也不能得到完全之独立。可以说,女子留日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其反封建的色彩十分浓烈。

女子留日还直接促进了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1907年,清政府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窜程bP将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系统。不少研究留学史的学者都认为这两个章程的颁布与留日女学生常借杂志以鼓吹新思想,形成较大的社会舆论和压力有密切关系,它是我国妇女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过两个章程参照了外国的学制特别是日本的学制,模仿了日本的两性双轨制做法,强调男女有别,要求女子教育服从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思想,目的是使女子成为贤妻良母,其封建性是十分明显的。但这两个章程公布后,朝野上下纷纷致力于研究女子教育问题,在客观上刺激了各地女子学校的发展。“通都大埠之间,女校相继成立。”①1907年时已有初等女子学校39l所,女生数11936人。同年,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安徽等地设立了一批女子师范,有的地方还开办了女子实业学校。一些学者为研究女子教育问题,成立了女子教育会。从总体上看,晚清的女子教育发展并不快,但为辛亥革命后各级各类女子教育的勃兴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又是得力于开风气之先的女子留日教育。

(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赴日学习军子,对晚清军事院校体系的建立和军事教育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始于1898年,当时浙江巡抚派遣了吴锡永等4人赴日修习军事。此后,张之洞又两次向日本派遣学习军事的留学生24名。l 902年9月,北洋大臣袁世凯从武卫右军学堂选拔55名学生赴日,1903年,端方又派遣了50名学生赴日,这些人都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初期派遣军事留学生没有统一的选拔标准和派遣造径,多内各省督抚白行派遣。1901年,驻日公使杨枢指出: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虽然已有1300余人,但学习军事的仅200余人,他希望能够多派学生进入日本各军事学堂,以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这一·意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根据杨枢的建议,练兵处于1904年5月19日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提出今后凡志愿赴日学习军事的学生,必须先由各省督抚报送练兵处,再经练兵处考选及格者,才能正式派出。所选学生,必须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暗疾嗜好,.在中学方面已有根抵,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龄一般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同年12月,由练兵处在全国选定123名学生,送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至此,选派留日军事学生的权限统—:‘划归练兵处。早期赴日学军事者,既有官派,也有自费,两者人数几乎相等,自费生只要持有各省地方当局的批文,赴日后便可由驻日使臣送进军事学校。1903年,张之洞提出非官方选派的军事学生,不准保送。驻日公使蔡钧因害怕革命党人进入日本军事学校,曾暗中照会日本政府,要求予以禁止。1904年5月,练兵处正式规定:不允许自费生学习军事。清政府之所以加强对留日军事学生的服派遣工作的控制,开逐渐增加了数量,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1)清末乃多事之秋,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辛丑条约》的签定,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获得了大量权益。面对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土痛感“国力忝弱,武风不振”的积弊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要求向日本学习,实施尚武教育,振兴国民精神。(2)当时革命排满之声甚嚣尘上,在防范革命党人掌握军事科学的同时,清政府强调,为挽救危局,就必须造就大批懂得近代军事的“干员”,以保护大清社租。但国内军事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图本,有些类型的军校中国还没有建立,亟需通过日本来培养。‘

(3)日本军事教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顺服长官”的宗旨,十分符合清政府的要求。而日本方面则试图通过接纳中国留学生使中国今后仿效日本兵制,军事器材依赖日本,整个国家的军事变成日本化。因此,尽管双方的政治意图各不相同,但在实际行动中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这一潮流的发展。

赴日学习军事的学生,首先必须进入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成城学校是一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1898年起专设清国留学生部,.B的是提高留日学生的日语水平和军事基础知识,使之毕业后能直接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3年.7月,振武学校在东京创立后,原在成城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律移到该校继续学习。振武学校是日本方面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课程分普通学与军事学两种:普通学为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8科;军事学为徒手教练、枪城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和战术等。学生经振武学校修业3年后,再进入口本士宫学校。振武学校的学规十分严格,学生入校后必须遵守以下规定:①按照规定专攻学术,刁;允许干涉政事;②以顺上服从为天职,遵守纪律,服从指抑,⑧要求养成耐劳忍苦的性格,坚决完成各项任务;④起咫有节,进退有度,衣服必整,仪容必肃;⑥所有功课均应一

第四篇:鲁迅《药》的写作背景

《药》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之一

鲁迅先生的《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以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卖国;对内加强反动统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愚弄和麻痹人民,使人民任其宰割,穷苦大众处于极端的悲苦之中。

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兴起了,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等相继成立。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使广大民众在思想上麻木、愚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不到响应,革命总是陷于失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秋瑾也因此被告发而入狱,7月15日在绍兴就义。1911年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满清皇帝,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继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仍处于异常黑暗的境地。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仙台学医时,他看了日本人杀中国人,而另一大群中国人却来“鉴赏”杀人“壮举”的电影以后,深切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由此他得出结论: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秋瑾烈士的被害,他更感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必要。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作了《药》。

时代背景之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未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广大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陷于穷困落后状态,觉悟低,迷信思想浓厚。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不发动、不组织群众,革命事业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作者以一九○七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党人秋瑾被杀的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

时代背景之三

《药》脱稿于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表于同年五月《新青年》六卷五号。从作品所处理的题材来看,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一九○七年就义那个时候。秋瑾烈士就义后四年,即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革命,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处在贫困的愚昧的落后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运动后。这就是《药》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之四

冯雪峰

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在鲁迅的作品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阿Q正传》,它的人物和题材的时代背景就是辛亥革命时代;同时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还有十分深刻和尖锐的批评。在不少篇的杂文和散文中,鲁迅都曾经回忆、谈论和批评到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时代。这篇《药》,也是描写辛亥革命时代的作品;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和人物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则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被杀害(一九○七年)的那个时候。

但是,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在根本上有所改变。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请看毛主席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六三七——六三八页)。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为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以后,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就是说,在革命以后,并未实现真正独立和真正民主的政治,而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社会上,笼罩着的仍然是封建的黑暗势力;劳动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处在穷困的落后的状态里;人民的觉醒程度,自然也还是十分低下的。这样,黑暗的统治既没有根本的改变,则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的落后的状态,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改变。事实上,社会的封建势力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改变和消灭的,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也只有革命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逐步地提高,因此,这种情况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从根本上开始有逐步的改变,即在有共产党深入群众领导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的觉醒程度才在一次一次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和迅速地提高起来,社会也跟着有些进步。例如到了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期间,人民的物质生活自然还是同样的穷苦,但觉醒的程度已经有基本上的改变,社会中民主革命势力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也空前地尖锐起来了。总之,像上面所说的《药》中所写的社会环境,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五四运动初期时的真实情形,而并非只是1907年那一年或那几年的情形。

这就是《药》所写的人物和事情的时代背景。

第五篇:留日面试技巧

日本留学面试的准备技巧

2013-12-20来源:留学责任编辑:留学专家浏览:610次字号: 大 中 小订阅

[导读]:威久留学专家提醒,很多日本大学在招生时都设有面试,通过面试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对擅长笔试的中国留学生来讲,这一关尤为需要重点准备。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日本留学面试的应对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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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立、私立院校费用说明

2010-11-05来源:留学责任编辑:留学专家浏览:855次字号: 大 中 小订阅

[导读]: 第一部分:在办理留学申请过程中,一般会产生的费用 1.日本学校的报名费(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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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在办理留学申请过程中,一般会产生的费用

1.日本学校的报名费(日元2~3万);

2.公证费(人民币150~800元左右,根据学校要求办理相关的公证);

3.护照和日本使领馆的签证费(人民币700元左右);

4.各相关机构出具证明的费用(人民币200元左右,如存款证明、成绩证明等);

5.到东京的单程机票(人民币2500元左右)。

第二部分:日本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

1.语言学校学费:

(a)半日制的学校一般每年的学杂费总额在日元60~70万元左右;

(b)全日制的学校一般每年的学杂费总额在日元80~90万元左右。

2.大学学杂费:

(a)私立大学:文科(第一年约日元120万元左右)、理科(第一年约日元140万元左右);

(b)国公立大学的费用(第一年约日元80万元左右)。

说明:进入日本大学第一年时会有一笔入学金(大约占第一年费用的30%左右);部分大学对留学生提供学费减免(一般是减免学费的30%~50%)。

3.生活费:东京是日本消费指数最高的地区,一个留学生最低的生活费(包括吃、住、行以及日常用品)约日元9万元左右。其他地区的生活费会相应低一点。

致电咨询威久亚洲留学专家,预约报名:010-68946699 转亚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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