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

第一篇：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中文112班 胡逸超

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业已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也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一面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两位作家都生活在本国由自我封闭的封建制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五四”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属中国和日本在外在的逼压之下不得不告别沉重的过去，走向现代化的一次艰难选择，在这个转折期里，经济、文化、政治、思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门的洞开，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新奇和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文化文锋的紧张和痛苦。

虽然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加之鲁迅与夏目漱石分别在这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不同，这都决定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分别写作《野草》和《十夜梦》时所产生的抑郁和苦闷的原因各各不同。

鲁迅以新文化思想运动主将之一的身份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转眼间又面临着新的失败，“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写《野草》，自然沉痛而抑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即明治维新（1868年）前一年，“五四”运动虽比明治维新晚将尽五十余年，但夏目在1905年写他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时，已是明治38年了，他也已经38岁，不同于鲁迅的当事人身份，夏目漱石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观察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时明冶维新“肤浅的文明开化”恶果这时已有所呈现，在夏目漱石的眼中，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维新后的日本却处处是丑恶和堕落。

先看社会生活层面，按理说，明治维新可称得上是日本国的一次凤凰涅槃，但夏目漱石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一个封建主义余毒与资本主义恶瘤交叉感染的社会。在小说《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借代助之口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一片黑暗”进行了反思和抨击，“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一种失望和忧惧占据了夏目漱石他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心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就借猫眼对明治以来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揭露，小说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1911年，夏目漱石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外发式的畸形发展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夏目漱石显然希望建设一种内发的成熟的日本文化，而现实又不能。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夏目漱石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写《十夜梦》，自然苦闷而迷茫。

从客观方面来说，鲁迅与夏目漱石同样生活在各自所在国近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五四”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带来的不全面性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结局，从而构成了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鲁迅的心理阴影。而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形式造成全方位的颠覆的同时，也带来轻率和片面，这给以后来者身份审视维新成果的夏目漱石带来了一种思想困境。

困境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击与遁逃

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注重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分为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 “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领域里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点滴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不旁地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正良俗的形成。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已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走出一已之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鲁迅与夏目漱石正是属于这种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究竟是敏感人物”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这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相对，还有一种“流氓知识分子”，冯雪峰回忆鲁迅说过：“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他以为知识分子，表面上好像很革命，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也崇拜外国人的主子，只要有势力。”这和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致，所谓没有一定的主张，一贯是骑墙的姿态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的。类似的话他还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因为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 “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独立特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与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

总之，我们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进一步地了解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为人和为文呈现出一些相似的风貌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篇：鲁迅和夏目漱石

鲁迅和夏目漱石

王海

《山东师大外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第4期（总第13期）

摘要:鲁迅和夏目漱石分别是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存在。本文试图通过鲁迅和夏目漱石的对比分析.揭示二者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异同.指出他们的个体体验及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国民性;个人本位;余裕;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36(2002)04-0050-0

3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东京一个武士家庭.因家道中落.不受欢迎。少年时代的夏目漱石接受汉学教育.熟读“左国史汉”.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27岁东大毕业后一度在地方中学任教。1900年官费留学英国.在伦敦期间.亲眼日睹了“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社会现实.痛感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端.孕育了“漱石文学”对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批判精神。1905年以《我是猫》为起点，漱石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漱石文学”仍以它深厚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艺术性.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881-1936)出生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日语、医学。在仙台的第二年.由于 “幻灯事件”而弃医从文.以图改造国民劣根性。但其在日本的文学活动未获成功。1909年归国后担任过大学讲师、政府官员等职。1918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从此以后.鲁迅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先后出版了《呐喊》、《彷徨》、《野草》、《且介亭杂文》等专集.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存在.“五四”时期和“明治时期”的文化旗手.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着根木的不同.而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首先是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起初都受过东方文化的熏陶.鲁迅在二味书屋.漱石在一松学舍各自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后来又通过留学而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使他们成为学贯东西的思想型作家。同时.他们又都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发表成名作时都己到了38岁的“高龄”。而且在他们最终确立文学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之前.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一一年少时家庭的不幸、留学期间的屈辱和彷徨、理想破灭的苦闷、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等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切的个体体验.使之作品更具对社会的洞察力和表现力。

他们从事文学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们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是改造国民性.是疏通人民意志的好方法。谈到从事文学的态度.夏目漱石在给弟子铃木二重吉的信中说:“要以维新志士那种生死搏斗的勇猛精神来从事文学。”鲁迅也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二

1906年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同二弟周作人等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当时.在日本文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文学。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显然不满意自然主义对一些生活琐事的平白描写.而对反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一夏目漱石的作品抱有好感.并把漱石的《挂幅》和《クレィグ先生》译介到中国。鲁迅非常看重漱石作品中的批判精神.为那种寓庄于谐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所吸引.在潜移默化中受了漱石的影响。周作人曾回忆说: “豫才后来所作的小说.与漱石的作风并不相似.但那讥笑怒骂的笔锋实在很多是受漱石的影响。”

鲁迅还欣赏漱石“余裕”的创作风格.对漱石追求“低徊趣味”以很高评价。他曾一再谈到:人生、作文都要有“余裕”.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他认为中国文字与语言的一大弱点就是“急促”。因此.难以表现“从容与美”。可见.在鲁迅内心处.仍保留着对闲静、从容、洒脱生活、情趣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冷酷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他更多创作“余裕文学”的余地。

1900年.漱石带着儒家的伦理观和东方的审美意识留学英国.以期把握英国文学的真实面目，.因不得要领而困惑不己。后在好友池田的启发下终于从以他人为中心的立场中挣脱出来.建立了“自己本位”思想。它成为漱石世界观的核心.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主基调.其对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19世纪末席卷全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二百年的锁国历史.日本人看到了自身与西洋的差距。于是拼命吸收西方文化.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成果。结果.在短时期内.日本的国力迅猛提高.先后赢得了甲午、日俄两场对外战争.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在精神层面上.当时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人们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日本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有政治家甚至提出所谓“人种改造论”等荒唐的观点。舆论界也摇旗呐喊、推波助澜。黄遵宪在《驻日观感》中就此写道: “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对西方文化不分优劣、全盘接受。然而.由此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是明显的。日本整个社会处于文明失落、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历史虚无、文化迷失的混乱状态;而广大民众则随波逐流、无所适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夏目漱石从“自己本位”的观点出发.始终反对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模仿论.对“日本人的身体加西洋人脑袋”式的文明病深恶痛绝。他在《我是猫》等一系列文中讽刺、批判了世俗对文明开化理解的浅薄.在《三四郎》中.则把日本描绘成一只在文明开化进程中迷失自我的孤独的羔羊。进而指出.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割裂历史.一味崇洋媚外的做法是一种近视行为.是软骨症。日本终归是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性.不能尽是模仿西洋。并非只有西洋是模范我们也可以为模仿。漱石不仅把“自己本位”思想作为自己的文艺观.同时还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1911年“大逆事件”后不久.日本政府要授子夏目漱石文学博十的称号.他坚辞不受.认为这是国家权利机构对学术的严重干涉.是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国策。

作家的命运总是同社会的命运相联系的。鲁迅与漱石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有所不同。“五四”前后是鲁迅活动的主要舞台.他的一切行为受制于此.他个人的历史价值首先由这一舞台的性质、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来决定。当时.中国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屈辱.但大多数国民仍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国民性的怯弱、懒惰使整个民族仍沉溺于夕阳无限好的文明余辉中.人们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表现了一个衰弱民族的虚弱与没有前途。这样.以满足现状与崇尚过去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自大心理.严重地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变革。鲁迅敢于直面现实.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短处.大胆地引进别国、异民族的优点与长处.主张“拿来主义”.以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击碎“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由于产生鲁迅和漱石两位大作家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造成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夏目漱石在其作品中集中塑造了一批“高等游民”的形象:他们既不屑与现实同流合污.又无力同现实抗争.自觉与社会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的看法.是作者的化身。《从此以后》中的主人公代助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有着高于一般的思想.在精神上不为世俗观念所局限.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却不能参与社会实践.对其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着.身体却陷入泥潭.思辨与实践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有抱负、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忧郁与痛苦;也是漱石在营造自己的艺术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所包含的艺术人地.所追求的审美价值。漱石虽然清醒地看到了自我与近代文明弊端的尖锐对立.却未能意识到自身与资产阶级难以割舍的联系.不能产生鲁迅

51那样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自觉意识.只能在“苦闷”中从内心走向更深层次的内心。“则天去私”代表了漱石的终极思想。

鲁迅文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文学的基础.20世纪的中国是鲁迅活动的历史舞台.离开这些.就无法真正理解鲁迅文学的存在价值。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顾自己从事文艺运动的动机是.“改变国民的精神”.创作小说的目的是.“利用它的力量来改变社会。”他认为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少有“余裕者”的形象.而是多描写农村生活和底层百姓.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较之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鲁迅多了积极干预、进取和自我解剖的精神。在鲁迅身上没有半点远离尘世、自命清高的文人气息.他时时刻刻处于时代政治漩涡的中心。鲁迅作品中的“自我”既闪烁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光芒.又流露出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不被庸众理解的苦闷。但他并未由苦闷而沉沦.而是由苦闷而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在痛苦中沉思;在彷徨中前进。

分别经过“五四”和“明治维新”洗礼的鲁迅和夏目漱石.既是思想家.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的社会的批判眼光;又是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而写作.决不会因为顺应世俗的要求而抛弃个性;还是“人生导师”对社会、人的心灵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感受.追求理想的、健康的人性是他们作品的共同的主题.为社会、时代树立起生活的样板是他们共同自觉的使命。

参考文献

黄候兴，鲁迅——“民族魂”的象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山田敬三著，韩贞全译，鲁迅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藤井省三著，陈福康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50014)

(责任编辑:韩贞全)

第三篇：鲁迅与夏目漱石

他们，一个是处在本国进入帝 国主义内部相对安定时期的日本作家；一个是投身到社会伟大革命激流中去的中国作 家。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条件不同，作家本人从家庭环境到社会经历也各自不同，所有这些都使他们走着各自的道路，取得各自独特的成就。同时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也有着差异很大的地方。先从文学出发点来看，鲁迅的文学出发点，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黑暗 中，燃起强烈的爱国热情，于是毅然弃医从文，成为勇敢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并针对 中国民众几千年来所受的封建压迫，希望借文学的力量，来唤起国人的自觉和清醒，使 之抗争；对于丑陋的封建卫道者，则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而夏目漱石由于初入社 会即碰上了日本教育界的腐败与黑暗，作为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便开始以辛 辣的讽刺来发泄自己的愤懑和孤独。他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则是对日本近代化过程中 处处效仿西方所表现出的担忧和对之进行的批判。两位作家的文学出发点有许多类似之 处，他们都站在不顺随时俗的立场上，重视精神的力量，具有敢于独往独来的反抗精神。但这种反抗精神又有不同之处。鲁迅的反抗是针对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思想，于是集中批判的锐器对吃人的礼教予以猛烈的抨击。他属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夏目漱石的反抗则是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邪恶群体的不满，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例如《我是猫》《哥儿》等中无不充满批判意识,提倡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观念，这使他成为真诚进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这也正是两人最基本 的区别。除此之外，他们都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心，创作动机也全在于指出各自民族所 面临的重大问题。两位都是具有明确而强烈的使命感的作家。鲁迅一直想借西洋的先进之处来挽救国家的危邙，无论是鲁迅的小说还是杂文，都是自觉地遵从 迫切要求新文化革命到来的人民大众的意旨，目的是使国人觉醒进而反抗。夏目漱石则 是停留在个人道义、自我尊严的角度，发出愤撼的抗议。以使人们意识的觉醒。总的来说，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充斥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同时也体现了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使命感。

第四篇：鲁迅 雪 写作背景（范文模版）

《野草》创作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命政 变后，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时期，现实的环境异常地严酷 在这部散文集中，鲁迅表现了他对黑暗势力的反抗和斗 争，也表现了他对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憧憬与追求，热烈赞颂现实中的叛逆，不屈服的勇士。《野草》共收 录了鲁迅的散文诗句23篇,是1924年9月至1926年4 月在北京所作.1924年岁暮,北方降雪,鲁迅身处北国,眼前“大风吹雪

盈空际”，作者萌发了创作冲动，从眼前的飞雪联想到江 南的雪景，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中不断变幻和翻腾。江南是作者的故乡，是鲁迅童年生活的地方。在作者 记忆中，对故乡有许许多多回忆。那记忆是温暖的，是美 好的。正如江南的雪，雪中美好的景色，让人回味和留念。故乡永远是鲁迅温暖的家，美好的理想是鲁迅永远的向 往和追求。

北国，是鲁迅现在生活的地方，现实严酷的环境，作为战士，故乡固然十分美好，让人眷恋，但现在更需要坚定、勇敢、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正因为如此，才有《雪》中描写的绝妙的江南、江北雪景图。

第五篇：鲁迅《药》的写作背景

《药》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之一

鲁迅先生的《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以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卖国；对内加强反动统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愚弄和麻痹人民，使人民任其宰割，穷苦大众处于极端的悲苦之中。

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兴起了，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等相继成立。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使广大民众在思想上麻木、愚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不到响应，革命总是陷于失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秋瑾也因此被告发而入狱，7月15日在绍兴就义。1911年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满清皇帝，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继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仍处于异常黑暗的境地。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仙台学医时，他看了日本人杀中国人，而另一大群中国人却来“鉴赏”杀人“壮举”的电影以后，深切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由此他得出结论：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秋瑾烈士的被害，他更感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必要。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作了《药》。

时代背景之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未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广大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陷于穷困落后状态，觉悟低，迷信思想浓厚。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不发动、不组织群众，革命事业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作者以一九○七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党人秋瑾被杀的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

时代背景之三

《药》脱稿于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表于同年五月《新青年》六卷五号。从作品所处理的题材来看，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一九○七年就义那个时候。秋瑾烈士就义后四年，即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革命，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处在贫困的愚昧的落后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运动后。这就是《药》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之四

冯雪峰

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在鲁迅的作品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阿Q正传》，它的人物和题材的时代背景就是辛亥革命时代；同时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还有十分深刻和尖锐的批评。在不少篇的杂文和散文中，鲁迅都曾经回忆、谈论和批评到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时代。这篇《药》，也是描写辛亥革命时代的作品；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和人物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则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被杀害（一九○七年）的那个时候。

但是，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在根本上有所改变。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请看毛主席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六三七——六三八页）。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为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以后，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就是说，在革命以后，并未实现真正独立和真正民主的政治，而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社会上，笼罩着的仍然是封建的黑暗势力；劳动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处在穷困的落后的状态里；人民的觉醒程度，自然也还是十分低下的。这样，黑暗的统治既没有根本的改变，则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的落后的状态，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改变。事实上，社会的封建势力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改变和消灭的，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也只有革命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逐步地提高，因此，这种情况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从根本上开始有逐步的改变，即在有共产党深入群众领导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的觉醒程度才在一次一次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和迅速地提高起来，社会也跟着有些进步。例如到了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期间，人民的物质生活自然还是同样的穷苦，但觉醒的程度已经有基本上的改变，社会中民主革命势力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也空前地尖锐起来了。总之，像上面所说的《药》中所写的社会环境，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五四运动初期时的真实情形，而并非只是1907年那一年或那几年的情形。

这就是《药》所写的人物和事情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