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毒品史》有感[最终定稿]

第一篇：读《中国毒品史》有感

读《中国毒品史》有感

翻开书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幅黑白的罂粟花图，一枝矗立于绿叶丛中，另一株则绽放在岩石峭壁之上„说真的，它们好美，要不是页面右上角的“中国毒品史”五个黑底白字，我是断不会将它们与万恶的毒品联想到一起的。紧接着，则是与鸦片有关的一些老旧图片，看着它们，我仿佛可以捡拾一些零碎的属于中国历史的那段记忆„

可以说，作为一名高中时期学政史出身的学生，对鸦片战争，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此战争之所以以鸦片为名，我的理解是，只因一句话“国人因它而堕落，国门因它被打开，国土因它被侵占”，中国人拿它得来的是“东亚病夫”之称，侵略者拿它换回去的则是真金白银、稀世珍宝，自此之后，还引发了殖民者的大举入侵。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鸦片，这个万恶之果，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进入人们眼帘的，不仅如此，书中所列之毒品，起初，几乎都是以其独到的药用价值才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鸦片源于罂粟，有关其配制的记载有很多，其中，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对于其药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列较为齐全，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泄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泄、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知道这些之后，我顿时有些混乱了，原本深信它是万恶之果，可是又不禁发问，它果真就是万恶的吗？说它不是，可当初确是它侵蚀了众多国人的灵魂；说它是，其价值又是真实可见的。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决定去书中寻找答案。

从中我发现了一个自己所知甚少的史实。国人吸食鸦片自古代就有，而非鸦片战争时期才开始的，入侵者的鸦片倾销政策无非是殖民者为殖民中国所出的一步“绝妙的”好棋而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以后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 “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知道这些，我突然联想到了当下社会中的“名牌”效应，心想那时候的“神品”何尝不是一种“名牌”呢？21世纪的商家们为

商品销售绞尽脑汁，最为普遍的不过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牌代言，而代言人则是那些名人明星、专家权威，利用的就是消费者的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相比之下，明朝的达官贵人对鸦片极其热衷，将其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无形之中，有钱者自然步趋； 更加荒诞的是，就连当朝天子（绝佳“代言人”）对此也是欲罢不能，这就更加助长了民众的从众和攀比心理。尽管这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示范效应”是不言而喻的。明朝享乐之风愈浓，“神品”之推崇渐甚，而这种“享乐”的特殊性是以其成瘾性为前提的，可明政府非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抑制鸦片进口（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相反的，于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成了政府的财政来源。理所当然的，鸦片贸易自然也就成了国家允许的正当贸易，其“发展”必然是大势所趋。据记载，成化年间（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而社会上逐渐形成的“鸦片文化”也给后来帝国主义的鸦片倾销政策打下了基础。

知道此种种史实之后，我想鸦片已经无所谓“恶”了，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当下的社会背景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纵观中国历史上鸦片泛滥时期，无一不政治腐败，政府无能，国情混乱不堪——入侵、殖民、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追根溯源，首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给了外敌入侵本国的契机——鸦片倾销政策，借此以打开中国中世纪的大门。过去的种种历历在目，展望当代，毒品依然是人类和谐的一大危害。毒品犯罪日益严重，贩毒案件直线上升，毒品种类呈现多样化，贩毒地区不断扩大，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职业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任务之严峻，道路之曲折，不言自明。因此，历史的教训，我们更要谨记，国力强盛才是王道，以防外敌入侵；其次，政治清明必须做好，做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次，法律保障必不可少，严打违法贩毒、吸毒，以正社会风气。

第二篇：读中国宪法史有感

读中国宪法史有感

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到如今“八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国宪法走过了百年历史。

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让中国人见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以及自己国家的落后，但所谓的认识也仅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阶段，而落后的根本的典章制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清朝政府并为进行变动。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后，人们才从日本立宪而强大的事实中受到了教益，产生了立宪的愿望。1908年颁布了由官僚起草的以君上大权为纲的，具有明显欺骗民意的《宪法大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宪法则成为了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名器”，以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期间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生效的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宪法变迁史简直不堪回首。它以“君权宣言”开始，以破坏宪政的“临时条款”结束，历时41年，期间共出台宪法10部，除破坏宪法的“临时条款”以及政府组织的条款、国民党党治的条款得到实行外，凡涉及真正现代宪政原则的几乎从未兑现。所以，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宪法一天也没有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新中国自己的立宪工作。但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搞了一些地方性的宪法，如：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但事

实上，这些文件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直到1949年秋，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于9月21日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国策和总任务等。由于当时人民革命战争还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人民群众尚未充分组织起来，所以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条件，只能以《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因此《共同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此后，我国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及其他的民主改革运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82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正确总结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及建国后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注意吸收了国际上的有益经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宪法的某些规定已经同发展了的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以修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我国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20世纪下半叶，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共通过宪法5部（含《共同纲领》），正式的宪法修正案5个，共有10次立宪、修宪行为，平均每五年一次。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共制定宪法2部、通过修宪案5个，平均每3年一次立宪修宪行为，这些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频繁的立宪修宪行为，在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国中是罕见的。

中国宪法的百年变迁显示出了明显的民族特色。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频繁受到外敌入侵和内乱影响，导致立宪、修宪频率过高，有实效的宪法不多，修宪的程序化程度低，政治导向过浓，以上这些原因让中国宪法走过了不安定的一百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稳定发展，政治经济平稳前进，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宪法将进入一个较为安定的阶段。但仍可根据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作出适当的修改，更有利于国家、人民生活的发展需要。同时，只有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才有利于更好发展我国的根本制度、健全法制，才能真正发挥宪法的作用。

第三篇：读史有感

《史记》之读书笔记

引言：《史记》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史学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正因为有了《史记》，中华民族的压顶苍穹才会笼罩正气支持我们一代代华夏子民坚苦奋斗，顽强勃发。关键字：史记汉王朝华夏文明国士忍辱负重光辉熠熠

参考文献：《史记》

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之魅力无不为我们后人所折服，进而心生敬仰之情。甚至当成“神龛”一样顶礼膜拜。这种风气已经蔚然成风。

因为他们是—

文人。

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一个眼角爬满岁月纠缠的老人，形容枯槁，踽踽独行。憔悴的脸却不能掩藏他眉宇间的正气和眼神中透露的睿智。

也许他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潇潇公子，也许他又是个叱咤风云的江湖英雄，更也许还是个老谋深算的精明智者。

可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只是一个身份平庸，地位卑微的渺小人物。但是他却创造了历史上经久不朽的篇章，名垂千古。

“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之陈涉世家）他高声疾呼，缓缓而来。

他就是西汉时期那个伟岸的光明磊落之身—太史令司马迁。

时光倒退。

公元前145年，西汉夏阳（今韩城）随着一声婴孩的哭啼，便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熠熠的一页。

夏阳，靠近龙门。颇具名气。又是以“龙”为名，显得气势腾腾，力压群雄。司马自称“迁生龙门”，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对龙门所蕴含的博大精神极力赞肯和崇拜。“耕牧河山之阳”可谓是钟灵毓秀，毓出了一个谱写华夏文明千年不倒的历史传说的太史令。

十岁，司马举家迁到京城。此时正值汉王朝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的大好时机。司马在这里满溢激情，开阔眼界。

司马家族历年为记载修注历史的史官。父亲司马谈一生忠于职守，一心想倾其精力编著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但是年事已高，深知命不久矣，但是自己的宏愿却不能实现。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司马迁身上。于是便把司马送到老博士大儒孔安国那里求学，开始了他的博览群书之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果真是不错的。司马二十岁时，开始了他长达两年的漫漫“闲游”天下之路。目的是开辟自己求学道路上的“实录”精神（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是深入民间，考察民情风俗，推究历史的真实性。他深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在开始阶段就要求自己务必“谨慎”。况且虽然腹中文采不非，但是书中的都是先人之私见，不是自己的亲身体会。要继承父志，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事迹。就在这段时间，司马“网罗天下放矢旧闻（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略考其行事（粗略的考订其事实），综其终始（综述其事实的本来），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史记》之《报任安书》）。从而陶冶了性情，丰富了阅历，也提高了文学素养。

为了瞻仰“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大诗人，他只身立于汩罗江畔。神色迷离，苦不堪言。昔日伟大的爱国英雄曾经就在这里以死明志。他是走了，可是他留下的灿烂光辉却依然照耀着楚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永世流芳，经久不灭。司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亢奋激昂的吟读着屈子的诗。痛哭流涕，情不自禁抓起笔奋书挥笔。于是有了《屈

原列传》。

为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更多的获取一些“轶闻野史”，司马于曲阜拜仰孔子的墓，还与孔子的门生弟子推心置腹，学射箭，学礼仪，学孔子的儒学思想，获得了很多关于孔子的未载入书中的生平事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是有了《孔子世家》。

元封三年(前108年)，38岁的司马正式做了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动手编写《史记》。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便是《史记》的宗旨。

在《史记》中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司马看事情通透。《史记之平淮书》后论中有一句“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盍足怪焉”。说的是事物盛极而衰的道理。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便会慢慢衰落下去，这是事物发展的趋势，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一句哲学气质十足，又饱含古文的古典韵致，实在堪称妙语。坦率，无意矫饰，发人深省。

司马还在“人类历史发展是否具有自身的法则（规律）”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他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史记》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的是现代的人应该记住以前的道理，用它来做借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人类的思想活动。

司马还描绘了很多生动鲜明的历史人物。在《史记》之项羽本纪中他说项羽“胸无大志，残暴自恃”。司马并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他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失败英雄。他要让后人看见一个真性情的项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诫。项羽是英雄，司马羡慕他的骁勇善战，雄姿勃发。但是他是在作人物列传，而不是讴歌一个英雄。所以必须不带个人感情倾向。还有刘邦。一个无赖。“好酒及色”。虽然品格性情有点低俗，但是却成就了一代伟业，还是能算得上一个英雄的。世人不能因为他的这点小缺陷便“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他的能力功勋。毕竟他建立了一个势力雄厚，国运昌盛的国家，做了万人之上的汉高祖，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这两个历史上名声大噪的人物被司马手中的笔挥洒的栩栩如生，同时又真实到位，为后人再现了两个真性情的大英雄。

司马本以为人生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会无波无浪的平静下去专心做他的史学研究，但是他没有料到一次事件却让他交了华盖运改变了他的一生。

“李陵事件”。

何谓“李陵”？

李陵与司马俱居门下(都在朝中做官)，趣舍异路（追求的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其为人事亲孝（侍奉父母讲孝道），与士信(同朋友交往讲信用)，临财廉（遇到钱财很廉洁），取予义（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仪），分别有让（能分别长幼尊卑，谦礼有让），恭俭下人（恭敬谦卑自甘人下），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危难）。（《史记》之报任安书。）

由此看来，李陵也不失为一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

司马评价此人有国士之风。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赛攻打匈奴战败被俘，汉武帝勃然大怒，欲将处死。,一直“安分守纪”的司马对是非不分，刚愎自用，薄情寡恩的汉武帝也开始不满起来。他以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之李将军列传)，于是上前作揖深情并茂的为李陵求情，哪知这一深情却更加触怒了汉武帝。愚昧不清的汉武帝把司马的肺腑之言当做谗言，处予“宫刑”。

宫刑。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谁曾料到？谁曾料到？巍巍七尺男儿却要身受如此凌辱?“受木索，暴肌肤，受棒箠，幽于圜墙之中”。这样的严刑酷吏哪是司马你该受的啊？现在的你应该是在浩繁的卷帙里纵

情饱览而不是遭受这损人尊严的奇耻大辱啊？你是高风亮节的文人学士啊?清高孤傲便是你的资本啊?宁愿看你以死明志也不愿眼睁睁的目睹你被羞辱。可是你却担下所有的嘲笑和讥讽默默地去承受这身体的摧残，人格的剥夺，精神的折磨。因为你说。

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不完成《史记》，不能轻易去死。

疼得滴血的“珠玑”。我仿佛看见一个奋笔疾书的削瘦的身影，孤独落寞更苦涩的身影。

司马迁。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弱，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记》之报任安书）

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都不以死来了却人生，而是奋发有为，在所不惜，艰苦创作。终于取得一定的傲人成绩，名扬青史。而我一个愚笨的蠢材又有什么理由去死呢？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于是义无反顾，苟且偷生，隐忍苟活，忍辱负重。

只为《史记》。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之滑稽列传）

于是在牢狱里忍着肠一日而九回的绞痛不屈不挠的艰辛著作。

日复一日。愁肠百结。矢志不移。坚韧不拔。

太始元年（前96年）改元大赦天下。对于司马来说这真是“大地春回，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

近五十岁的司马终于出狱了，任职中书令。身残志坚的他早就看透人间百态，品尽世态炎凉。而今就算得自由之躯也不能使他有任何释怀窃喜之意。《史记》才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出狱后的他继续完成著作孜孜矻矻丝毫不敢有所怠慢。

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最初《史记》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称“太史公书”的，有称“太史公记”的，也有称“太史公”的。古代史书的通称为“史书”，到了三国时期，“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简称。

《史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上自皇帝，下至于当今）。十篇表（大事年表），十二篇本纪（历代帝王政绩），八篇书（典章制度），三十篇世家（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并且列“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集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夹叙夹议，明情达理，文情并茂，感人涕下。文辞简约，条理清晰。无矫情之言，言之直率。要言不烦，简明精悍。气势磅礴，喷涌而出。慷慨激昂，跌宕起伏。

古人评价为“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不难看出《史记》一书倾注了司马在监狱中郁积的愤懑忧愁之情。一个“情”字贯穿全文。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不公社会的隐隐愤恨和对封建专制的深切痛恶。可以说《史记》是毫不留情的攻击当时腐败政治的“檄文”。此时的司马已经孤注一掷了，反正他的夙愿已经完成已没有什么牵绊，索性就放手一搏，声色俱厉的挺直腰板向黑暗统治明目张胆的进行宣战，声讨。《史记》凝聚了司马迁长达十六年的血泪。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多姿，真实可鉴。为史学家研究史籍资料提供了大量的确凿材料，意义重大，珍贵无价。

《史记》对中国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被文学大家“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时它所独有的编史方法也被“正史”所大力传承发扬。

读《史记》不是在读一部枯燥乏味的历史，而是在品一种思想。一丝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大力量，一股忍辱负重的顽强毅力，一种坚定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史记》之赵氏孤儿中司马借赵氏孤儿抒发出满腔的生死民族情结，感人至深。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史记》之赵氏孤儿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不是痴男怨女之间的“小家碧玉”之剪不断的丝丝断肠情愫，而是超越于个人，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精神之林的“大家”之民族之骨气。它气贯长虹，气势汹汹，直冲霄汉。足以穿越古今，贯穿整个华夏。我仿佛看见了孤零零赤裸在黄土地上的一堆白骨，狰狞恐怖。我好像听见了他们哀苦的在低咽泣诉，凄迷哀婉，直逼而来。其力道足以扼杀一条光鲜的生命，而这条不幸的生命也应该为此荣耀，因为这些白骨是英雄。民族的英雄。

司马其实不是一个人走走，他也不是孤寂落单的。在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中有着无数众多怀才不遇的，遭人迫害的文人志士。他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对抗高层阶级昏暗腐朽的统治，他们只能任身体受残害精神被扭曲来勉励顽强自己要撑着人生走下去。因为不能轻易去死，一定要为后人留下明智的思想，伟岸的人格和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供后人来推进历史，发展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些伟人都跟司马一样，带着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历史使命在与痛苦挣扎，抗击。只为了一个华夏子弟的历史责任— 光宗耀祖。只为我们的祖宗—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生死不变。

强烈的历史痛苦感压抑感忽然大肆临盆使我窒息，不能呻吟哭喊，震撼的感觉如咆哮的黄河之水在身体里奔腾，激荡。我彷佛看到压顶的苍穹笼罩着的正义之气铺天盖地的向我倒来。我又放佛看到了那个清癯的晦涩男子一步一揖，神色恍惚，凄苦吟道“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免焉，仆虽怯弱，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

第四篇：读中国铁路机车史有感

读<<中国铁路机车史>>有感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使用机械动力牵引车辆的营业铁路，是英国的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蒸汽机车的应用，使交通运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急速发展，从此开创了世界蒸汽机车铁路运输时代。伴随中国的近代化各种技术也陆续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晚清时期，这个时期清政府十分腐朽衰败，濒于覆灭。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闭关自守，拒绝接受现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开始现代化。铁路及其相关技术在此之后传入中国。

从1843到1895年，铁路的修建因清政府的反对而推迟。但是当时地世界强国早已到达了修筑铁路的高潮时期，显然中国铁路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1895到1911年，甲午战争到清政府灭亡中国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用战争扩大其经济利益，所以在中国抢夺修建和控制铁路。1991年前后，全国共建成9300多公里铁路。铁路确实是西方近现代的先进技术，但这种先进技术的引进却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行的，因而这一引进过程本身，对中国人民来讲，也确实是一个屈辱和痛苦的过程。落后就要挨打，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必须改革发展，奋发图强，强大起来才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1912到1927年，是铁路建设的规范时期管理。期间著名京张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统一了中国修筑铁路的技术标准及其他设施的工程标准，为当时中国的铁路修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也有能力建设自己的铁路，中华民族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1928到1949年，是铁路建设的第二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49年中国共修建29800多公里铁路。

中国第一台机车是1881年英国人设计由中国人制造的“中国火箭”号。1949年之前中国的机车制造能力十分脆弱。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仿制成功了高水平的蒸汽机车。刚开始设计制造落后于人，所以以后才更要努力追赶别人，这样最后才不会受制于人。

内燃机车功率大，能耗低，效率高。它在中国从1925年研制，直到1964年才开始生产东风系列内燃机车，经过多次改进和几代人的努力到2002年共计13700多台。

20世纪50年代末至2002年间，我国内燃机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在牵引性能，经济性，可靠性和耐久性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功率和品质上基本满足铁路运输要求，但是也有过很多弯路和失误。与发达国家美国相比，我国的机车设计制造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作为机械专业的大学生我们应该

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一如既往，不断探索和追求卓越，不断在布满荆棘的设计制造道路上前进，相信总有一天中国设计制造的水平会成为世界领先，创造出本该属于中国人的好成绩。

第五篇：读《中国审判制度史》有感

读《中国审判制度史》有感

前言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审判制度被扬弃，基本上它是一个失败的历史经验，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就丧失了历史借鉴的意义。梁启超先生曾说：“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陈顾远先生也说：“盖历史之进展有如水波之相推，其起灭皆非偶然，现行法制不过法制体系下之后一阶段而已！过去法制不特为现行法制之直接渊源，且为现行法制之有效鉴镜，数典不能忘祖，饮水更须思源。” 是的，知古所以鉴今，这就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审判制度史的意义之所在。

那思陆教授的《中国审判制度史》一书对于中国审判制度史的记述上起秦代，终于清末。整体上，该书可以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在总论部分，作者主要对中国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确立与发展作了以时间为序的简明概括，主要史实尽在其中，做到了疏而不失，简明扼要。在分论中，作者对秦代、汉代、晋代、唐代、宋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审判制度作了详尽的描述，各章皆采用了以下的结构：序言、地方审判制度、中央审判制度。这样的结构安排达到了宏观概括和微观描述的双重效果，并且兼顾了横向与纵向，令读者在全面了解古代审判制度的同时，也能对某一朝代的某一问题有比较深入细致的思考。

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史料丰富、评论匮乏。这其实与作者运用的研究方法有关，作者在开篇的自述中就对史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作了这样的概括与排序：“史学是研究事实的学问，法学则是研究价值的学问，史学关注的是真假的问题，法学关注的是善恶的问题。真善美三者之中，真为第一，善为第二，美为第三，此一排序，并非无因。”因此，史学的根本是事实判断（一元的），法学的根本是价值判断（多元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决定了那思陆教授的研究方法以偏重史料为主。

总之，本书逻辑清晰，史料翔实，语言严谨，是对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历史的清晰梳理，也是对其样貌演变的宏阔呈现。读罢全书，颇有收获。①

一、秦朝至清朝的审判制度归纳

（一）、各朝法律沿革

1、秦代：商鞅变法学自《法经》、《法律问答》

2、汉代：约法三章、春秋治狱、《廷尉挈令》

3、晋代：晋律、晋令、故事g4、唐代：唐律、唐令、唐格、唐式、唐六典

5、宋代：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

6、金代：皇统新制、大定重修制条、泰和律义、泰和新定律令敕条格式

7、元代：至元通格、大元通格、至正条格

8、明代：大明律、大明令、御制大诰、问刑条例、大明会典

9、清代：大清律集解附例、现行则例、大清律集解、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事例、大清现行刑律

（二）、地方审判制度

（1）地方审判机关

1、秦代：县、道；郡，内史

2、汉代：县、道、侯国；郡、王国；州（部）、司隶部

3、晋代：县、侯国；郡、王国；州

4、唐代：县；州、府、都督府；道（观察史）

5、宋代：县；州、府（附京府）；路

6、金代：县；州（散府）；路

7、元代：县；州（散府）；路；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及提刑按察司

8、明代：州、县；府及直隶州；分巡道；按察使司；巡按御史；总督及巡抚

9、清代：州、县、厅；府、直隶州、直隶厅；道；按察使司；总督及巡抚

（2）地方审判程序

1、秦代：控告（公室告、非公室告）；查封看守；检验；勘验；逮捕；审讯；刑讯；判决及读鞫；乞鞫

2、汉代：县的的审判程序：乡诉讼；控告（告、劾）；逮捕；通缉（名捕）；审讯（鞫狱）；刑讯（拷讯）；判决；读鞫；乞鞫；上具狱。郡的审判程序。州的审判程序。

3、晋代：同汉代，也分为州郡县三级。

4、唐代：县的审判程序：控告（告、告发、举劾）；拘提（追摄）；逮捕（追捕）；监禁（囚禁）；保释（保放）；审讯；刑讯（拷讯）；判决；取囚服辩。州、府、都督府的审判程序。道的审判程序。

5、宋代：县的审判程序：控告（告、告发、举劾）；拘提（追摄）；逮捕（追捕）；监禁；检验；保释（保放）；审讯；刑讯（拷讯）；结款（穿款）；录问；判决；取囚服辩。州（府）的审判程序。

6、金代：县的审判程序；州（散府）的审判程序；京府、总管府与提刑司（按察司）的审判程序。

7、元代：县的审判程序；州（散府）的审判程序；路的审判程序；行中书省的审判程序

8、明代：审前程序：乡诉讼、陈告、检验、传唤、拘拿与钦提、缉捕、羁押与监禁。审理程序：和解、审讯、判决。复审程序。死罪案件审决程序。

9、清代：审前程序：放告与呈控、批词、查验、检验、通禀与通详、传唤、拘提与通缉、看押、监禁与保释。审理程序：调处与和息、审讯原则、刑讯、判决（堂断）。复审程序。秋审程序。

（三）、中央审判制度

（1）中央审判机关

1、秦代：廷尉、御史大夫

2、汉代：廷尉、御史大夫、丞相

3、晋代：廷尉、御史台、尚书省

4、唐代：刑部、御史台、大理寺

5、宋代：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

6、金代：刑部、御史台、大理寺

7、元代：刑部、御史台、大宗正府

8、明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内阁

9、清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内阁、军机处

（2）中央审判程序

各朝代基本类型多分为：地方案件复审程序、京师案件审判程序、皇帝交审案件审判程序、直诉案件审判程序；明朝多出死罪人犯慎行程序、各类人犯恤刑程序。清代多出京师案件现审程序。

二、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特点

(一)礼教是指导审判的重要原则

和西方受宗教约束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法律极端重视礼，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礼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礼可分为抽象的精神原则(亲亲、尊尊；在亲亲、尊尊原则下，又形成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和具体的礼仪规范(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有罪无罪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自汉儒提出德主刑辅的理论以来，它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的一贯主张。所以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主 要受礼教的约束。

(二)官员贵族享受司法特权

古代官员贵族在司法上享有很多特权，包括了议、请、减、赎、当五种，对一般人的合法刑讯不适用于他们。而且他们可以不亲自出庭应诉，由仆人或者子孙代替。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官吏在司法上享有的特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为官吏在司法的全过程中享有特权，二为官吏享有司法特权的制度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设计了“八议”与“官当”制度。

(三)审判权受皇权左右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作为统治者，直接掌握最高审判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四)口供是证据之王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主要实行以口供为核心的定罪制度，没有被告人的口供和签字画押，原则上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法律对获取口供的刑讯规定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周礼》中有关于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

(五)合法的刑讯制度

刑讯制度在古代是合法的。虽然唐代以后“历朝严审刑官滥用刑讯之禁”，但是，一方面法律对审判官实行“有罪推定”，断案不利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古代审判官的自身素质和审判水平普遍不高，而且审理的案件难度又不相同，况且，“深明律例的州县官总会找出些理由来应付”，因此，为了及时结案往往采用刑讯的手段。刑讯不但成了审理案件的手段，还成了司法官员聚敛钱财的工具。这些司法官吏滥设刑堂，当事人为避免挨打，只好出钱赎买，从而肥了官员的腰包，广大民众为此叫苦不迭。以刑讯逼供来取证定罪，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途径。封建时期的这种规定，是历代刑讯泛滥的根源。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它非但在主流上不是积极的，同时也为后世的司法活动留下了祸患。③②

三、古今审判制度对比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特点的归纳，笔者结合现代审判制度，总结了中国审判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审判制度史的发展进程。这些规律主要有：第一、从封建时期的礼法兼容走向现代的依法审判制度。封建时代，特别重视礼，将其

作为“固国家，定社稷”的准则，人人必须遵守。如果违背礼，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同时，在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至尊无上的地位，其诏令、敕条，以及经过君主钦定的判例，无不具有比律更高的法律效力，经常在审判中被援引，甚至可以代律、破律。在法典内部，也可以在各律条中互相类推。因此，古代的审判，实际上具有多元的、混杂的依据。而现在，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方略，主张依法审判。就刑法而言，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第二、从古代维护君主专制、特权走向现代的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古代，国家是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机器，审判体现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贵族官僚司法特权的性质。统治者口含天宪，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为维护专制独裁服务；各级贵族官僚则通过法定的或法外的特权，在违法犯罪以后，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大多数贫民百姓生活在这种独裁、特权下，生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生活苦不堪言。而现在，“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一项宪法原则，贯穿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各个方面，这当然也就包括我国的审判体系。

第三、从古代的行政与审判混一走向现代的审判独立。中国古代，没有审判独立的观念。审判是由皇帝所控制，也受到各级行政衙门的干涉。中央虽然设有最高审判机关，却往往由行政官员根据皇帝旨意参与或代为审判；在州或省，行政衙门主官之下才有几个专管司法的属职，地位低微；在县一级，则由县令直接处理案件，不设专司审判的官职。因此，古代审判基本上是行政的附属功能，通常必须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官僚衙门统治的需要，按照上下级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没有独立的审判动作机制。而现在，“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在宪法和相关诉讼法中都得到了确认。

第四、从古时法律以刑事审判为主走向现代的刑事、民事审判分立。古代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的政体和各级贵族官僚的特权地位。统治者对被认为侵蚀农业经济并可能孕育平等意识的商品交换，则采取抑制和打击的政策。因此，审判以刑事为主，着重预防和打击危害君主专制政体及家族主义等级制度的犯罪行为。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行政管理、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纷争，虽然比较多地用礼的等级规范加以衡量或制裁，到最后，也往往难以摆脱刑事审判的羁绊。而现在，在宪法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人们在经济交往、婚姻家庭或行政管理方面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诉诸法院，由法院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按照不同的审判程序加以解决。

第五、从古代审判的单纯报复走向现代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古代审判的目的，主要是对罪犯进行报复，通常十分严酷。特别是对犯有谋反、大逆等重罪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同时实行族刑连坐，动辄株连成百上千的人。通过报复，使罪犯丧失重新犯罪的条件，也使一般民众有所震慑，以巩固专制王朝的统治秩序。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古代通常以口供定罪，对逼取口供的重视程度要重于通过调查搜集证据。这样，古代时候就往往诉诸刑讯逼供，而造成大量的冤案。而现在，刑罚不仅具有惩罚犯罪的功能，也具有感化教育的功能，为了鼓励和鞭策罪犯的改造，法律规定了缓刑、减刑、假释制度。同时，刑法坚决废止各种酷刑，严禁刑讯逼供。这对于净化罪犯的心灵，防止重新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六、从古代审判时被告方孤立受审走向现代审判的庭辩制。古代审判，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被告方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有接受官府审判的资格，很难有发表意见替自己辩护的权利，几乎不可能请人为自己进行代理和辩护的行为。再加上行政对审判的肆意干涉，审判官主导审判过程，一个人兼管案件的受理、调查、庭审和判决，就很容易造成冤错案件。而现在，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系列诉讼权利，其中就包括法庭上的辩护权和委托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等各项权利。

四、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借鉴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研究中国古代审判制度，最重要的是为了汲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以资借鉴。笔者认为，古代审判制度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责任制

统治阶级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得出一个结论:“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就是说有善法而无善吏,很难实现执法公正。因此明确规定法官在审判上的法律责任,用法律手段来杜绝徇私枉法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审判作风。例如，秦汉律中开始将司法官的违法行为及有关罪名规范化,如秦律中处刑不当失轻失重的“失刑”罪、罪当重而故轻判或罪当轻而故重判的“不直”罪、应论罪而故意不论或减轻情节故意使犯人逃脱制裁的“纵囚”罪等。汉律还将受赃枉法、见知故纵、故不直、鞫狱不实等行为根据罪行性质,规定了不同的刑罚。

通过法律来制约官吏的执法行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审判中畸轻畸重的现象,可有效地惩治那些任意罗织罪名的司法官吏,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的上述需要。

(二)录囚复审制

录囚是封建时代由皇帝或依皇帝诏令，委派各级司法机关、监察机关、行政机关及专差官吏,对监狱在押犯进行审录复核,讯察决狱情况,对狱政管理状况进行监督检查,以平反冤狱、纠正错案的制度。据本书详细介绍，录囚复审制最早见于正式记载的是在西汉,汉书曾记载了汉武帝时青州刺史隽不疑的录囚事例。皇帝亲自录囚则始于东汉,此后魏、晋、隋、唐等朝均有君主亲自录囚活动的记载。录囚至唐代改称为“虑囚”,并逐渐经常化。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长官实行定期录囚,也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武帝规定州刺史“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郡太守于每年秋冬派遣干练廉正官员到所属各县,“案讯诸囚,平其罪法”,并以此作为考核郡县行政长官政绩的内容之一。南北朝时期各朝普遍推行特使察囚制度。至明清则无官吏定期录囚的制度,而代以秋审、朝审时由中央有关官署会审、复审重罪案件的办法。

录囚制度能够在封建社会长期存在与沿袭,是与其实际功能分不开的。通过录囚对监狱在押犯进行审录复核并在此基础上对在押犯进行平反纠错,有助于提高审案质量,减少冤狱。

(三)申诉与死刑奏报制

为纠正冤错,历代都有一些通常程序和特殊程序的申诉及请求重审的制度,如秦汉时的“乞鞫”制、宋代的“翻异别勘”制、“理雪”制等。非常程序的诉冤又称“直诉”。封建时代是要求逐级上告申诉的,对直诉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但在特殊情况下,仍可直接越级向上甚至向朝廷申诉冤屈,如“登闻鼓”制。晋代已有设置登闻鼓的记载。北魏时“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奏其表”。唐律规定,击登闻鼓,上表申诉,有关官吏应受理。不即时受理“加罪一等”。宋代还专设登闻鼓院,受理击鼓申诉案件。明代设登闻鼓厅受理冤抑词讼。清代登闻鼓设在通政司内,黎民击鼓申诉,如被认为确系冤抑,由通政司处理。

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屈者击鼓直诉的制度,自晋至清一直沿用,是古代对不许越级上诉限制的补救措施。

死刑奏报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各朝都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魏明帝时下诏:“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到南朝刘宋和北魏年间,则无例外地规定“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实行”。隋朝定为三复奏。唐代规定决死刑,在京师为五复奏,在诸州为三复奏,并规定,死刑的执行应在复奏批准下达三日后执行,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其后各朝复奏次数虽有变更,但均实行死刑复奏制。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实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同时也是慎刑精神的一种表示。

(四)法司会审制

中国古代的会审制度可以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行政兼理司法审判权。历代虽设有专门的审判机构,但监察、行政机关也可以审理案件,主要是对诏狱、疑狱的会同审理,表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特点。二是通过会审来作为宣扬统治者“慎刑恤罚”、渲染其“仁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唐代,会审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唐代的三个主要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一般情况下分别工作并相互制约监督,但遇有特别重大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做“三司推事”,这是最早正式设立的会审机构。明清的会审制度在取代录囚制的基础上更为完备,发展成每年的朝审、大审、秋审、热审等制。除三法司外,九卿、五府、科道、通政司、司礼监、宗人府等机构各从不同的职能和侧面参与审录。如明代在中央专门设“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对重大或疑难案件会同审理,称为“三司会审”。再有特别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及通政使共同审理,即“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清朝改称“九卿会审”,并在明代的朝审制上,发展成为秋审、朝审和热审三种形式,分别复审各省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和刑部判决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的死刑案件。在清朝,秋审被称为国家“秋谳（yàn）大典”,受到特别重视。

统治者试图通过这样一种隆重、繁琐而“严肃认真”的程序,来表示重视民命,慎刑执法。实际上,明清较为发达和完善的会审制度,是封建社会晚期皇权控制的审判制度日趋完备的表现,同时这种方式的实施,能够对各级司法机关的活动实行检查和监督,除纠正冤错外,也有助于封建法律的统一适用。从慎刑角度来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有些死囚因此而获生路,如经过秋审或朝审的死刑案件除情实奏请执行外,其余缓决、可矜、留养承祀等情况,均可免于死刑。④

结语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与改造, 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古代审判制度历史悠久，为后世所传承。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审判制度就不断地契合其具体的社会环境，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尽管今天不同于古代，但其中蕴涵的合理因素仍具有现代意义。我们在看到古代审判制度特点的同时，不能抹杀其积极的一面，要看到其对我国现行的审判制度的可借鉴性，客观而全面地对古代审判制度作出价值评析，取其精华，为今所用，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参考文献：

① 那思陆：《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4月版。

② 夏锦文：《冲击与擅变—近现代中西方审判制度的关联考察》，《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③ 赵 玲：《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特点及现代借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④ 林明：《略论中国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法学论坛》2000 年第5 期。

⑤ 董小红、罗威：《中国古代司法传统及其对当代司法的潜在影响》，《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