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作技巧理论概说

第一篇：鲁迅写作技巧理论概说

鲁迅写作技巧理论概说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针对某些革命文学家鄙薄写作技巧的倾向，提出文学作者应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他说，“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旨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几年之后，他在写给李桦的信里，更明确地指出：“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在致陈烟桥的信里又说，“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在其他的书信和文章中，鲁迅多次表明这一观点，强调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希望文学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努力钻研写作技巧，掌握写作技巧。

鲁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古人早就提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今天，当我们为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执笔的时候，学习和运用鲁迅关于写作技法论的原则指示及具体方法，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有效地提高作品质量，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推动历史前进。

鉴于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能择其要者，概述于下：

鲁迅论人物塑造的方法

首先，鲁迅认为我们要塑造的人物，不是作家主观想像的产物，不能违背生活实际去凭空捏造。这是因为“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人物的塑造必须以社会现实为依据。五四时期，有一个作家曾提出所谓“忠实于主观”的创作主张，说是要用人工来创造思想的人物。他认为“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他根据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公式，在中篇小说《玉君》中创造了一个理想人物。然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物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鲁迅说：“不过是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鲁迅反对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认为这条创作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再如俄国作家果戈里，是有名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小说《死魂灵》是一部不朽的伟大作品。鲁迅特地把它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在《死魂灵》第一部里，果戈里用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形象，如耽于幻想而又异常懒惰的马尼洛夫，慳吝得出奇的泼留希金，喜欢吹牛、放浪好斗的罗士特莱夫，都是俄罗斯生活中实有的典型，所以写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但到写第二部时，果戈里的思想起了变化，由揭露封建农奴制，转而要赞美它，于是想写地主们改恶向善，但是俄国的现实生活根本没有出现过这种人物，果戈里凭空设想的结果是“他所写的理想人物，毫无生气，倒仍是几个丑角出色”。所以鲁迅说：“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他临死前，将全稿烧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其次，鲁迅认为塑造人物必须以实在的人物作为模特儿。他说：“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并且言简意赅地指出：“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象的人也就更其多数”。《儒林外史》的写法就属于第一种，正如鲁迅指出的：“《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喻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大得八九”。譬如书中杜慎卿的原型为青然，杜少卿的原型是作者自已，马二先生的原型是作者的挚友冯执中，等等。鲁迅塑造人物则常用第二种方法，就是把若干生活原型的某一方面，经过艺术概括，“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典型。他说自己“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在日常生活中，“偶然有一点想头时，便先零碎的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段片的凑成整篇的东西。”著名的阿Q这一典型人物，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鲁迅曾说过：阿Q的模特儿之一，就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还有人曾提供一个情况，在鲁迅故乡有个名叫谢阿桂的乡邻，某些事迹就和阿Q相似。这个谢阿桂给人家打过短工，也做过掮客，为生活所逼还做为小偷。辛亥革命后，他曾对鲁迅叔辈亲属周子衡说过，“你们总比我有”“我们的时候到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至于专给别人舂米的，却是阿桂的哥哥谢阿有。阿桂和阿有两个都不曾闹过“恋爱的悲剧”。但在鲁迅故乡确实发生过一个破落纨袴子弟向女佣下跪的丑事。那个人叫周凤桐，他母亲早亡，父亲外出不归，小时住在外婆家，后住周氏门房里，三日两餐过日子。曾作为药铺店伙，不久辞退。整天游手好闲，一样力气活也干不来。有时也做做小买卖，却连本钱和竹篮都付了酒钱。关于他向女佣人下跪一节，同阿Q所为颇相近似，只是事后未曾像阿Q“赔罪”，更未交地保处置。然而，鲁迅把生活中听见或见过的这些人、事加以典型化“拼凑”，于是阿Q就创造出来了。对于“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这两种方法，鲁迅认为各有优缺点：第一种方法专取一个人为模特儿，“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爱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这就容易抹煞人物典型的社会意义；第二种方法的 1

优点是概括的范围广，“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结合”，但写起来“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义务。但尚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变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而如果专用一个人做模特儿，就可以没有这弊病。鲁迅对两种人物塑造方法的意见是全面的、辩证的，并不厚此薄彼。因此，作者运用哪种办法描写人物，就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和创作经验加以抉择。

第三，鲁迅十分强调描写人物应努力写出人物的灵魂。他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画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显然，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只是个比喻，是强调要写出人物的本质特征，而不是要作者去追求外表的真实。所谓“画眼睛”，就是“写本质”，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最容易窥见人物心灵的秘密。那末，怎么“画眼睛”呢？鲁迅强调描写人物时必须排除各种生活的表面现象，应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揭示人物灵魂的秘密。他在评论俄国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时，一方面反对作家逆来顺受的忍从，另一方面又赞赏作家对灵魂开掘之深。鲁迅是这样说的：“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自己描写人物，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是一件难事。”鲁迅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要写出人物的灵魂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能。鲁迅已用他的那些名著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只要我们善于捕捉人的思想感情鼓荡汹涌的瞬间，通过人的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一个面目表情来揭示人的内心隐秘，就可以写出人的灵魂。一个有经验的作者，只要注意一个人的脸，就能了解这个人的灵魂；任何脸色丝毫不能欺骗他，虚伪和真挚对于他同样明显；头额的倾斜，眉毛的微皱，眼光的一闪，都能启示他了解人物内心的秘密。当前，许多作者已经把笔触伸展到人们的心灵里，探微索隐，从而挖掘出了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些隐秘，启发读者对生活进行思考。但是也还有不少作者描写人物只求形似，不注意传伸；报刊上发表的某些小说仍然是“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魂”。在一个短时期内，读者可能会被这些作者编造的冲突、离奇的情节所吸引，然而随着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那些不去探索人的灵魂、描写人的灵魂的作品，就会被唾弃。写人的灵魂，已经成为提高作品质量的当务之急!有志的作者应该象鲁迅那样艰苦地摸索并刻画人物的灵魂。

最后，鲁迅在塑造人物上给我们的启示还有：“塑造人物要敢于如实描写，运用平实的手法描写现实中的人。他批评《三国演义》的缺点：“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他，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这样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蔼之多智而近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描写人物，是不能用这种言过其实的绝对化的方法的。鲁迅要求作者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加以描写，不要将英雄人物神化，将反面人物鬼化。因此，他高度评价《红楼梦》：“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不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是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就是这样用正反的事例谆谆教诲作者摆脱人物描写绝对化的影响。同时，鲁迅还指出，要真正去掉人物描写的绝对化的弊病，必须破除形而上学方法的束缚，克服观察生活的片面性。他曾尖锐地批评道：“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要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所以，人物描写上的绝对化，不单纯是个技巧问题，要解决它，还必须从思想方法上着手，只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会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观察描写对象，才能有效地克服描写人物绝对化的倾向。

鲁迅论环境描写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必须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而文艺在描写人物形象的同时，就必须描写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也就是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时所说的“典型环境”。在描写环境方面，鲁迅是一位“高等的画家”；而对环境描写的方法，鲁迅也有一些重要的论述，值得我们研讨、学习。

环境描写必须为表现主题思想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就是鲁迅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这里说的“不去描写风月”，并不是在作品中一律不写风月之类这些自然景物，而是不用重彩浓墨进行工笔描写。这样就可将主要的笔墨用于人物描写，把人物性格鲜明地刻画出来。我们读鲁迅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小说中的确没有大段的风景描写；这是与外国小说完全不同的。例如《狂人日记》和《药》的开头都写到“月”，前一篇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并不详写月光是怎么样的。后一篇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也没有进行细致的描写，然而故事发生时的气氛却表达出来了。这种不尚渲染，以质朴的文字，抓住景物的特征，寥寥数笔就勾勒得形象生动的写法，就是鲁迅提倡的“白描”。他在《作文秘诀》中写道：“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朦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而“‘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种“白描”手法同我国绘画中的写意画相似。采用“白描”方法写景物，没有浓烈的色彩，也少用形容词、修饰语，但同样能把景物写得历历在目，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若运用“白描”的方法描写社会氛围，同样也可以用少许文字表现深刻的内容。如鲁迅在《药》中对西关外坟地的描写：“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如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这里用死人的坟头居然多到与活人的城池为邻的形象，表现出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封建末代王朝的政治腐朽、经济破产和民生凋敝的社会氛围。尤其是鲁迅把坟丛比做“宛如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简直是神来之笔!一语道出了旧中国人吃人的社会本质。

对于环境描写，鲁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表现地方色彩。他认为各地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这对作者开拓环境描写的思路颇有助益。一篇作品里的地方色彩浓厚，往往吸引读者注意，因为有地方色彩的环境描写，“可以增加画面的美感和力度。作者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的读者，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对于环境描写要有地方色彩的重要性，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的作品就是有力的证明。譬如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临河的土场上”农民吃晚饭的场景，就是一幅江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下面哼着飞舞。„„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和矮凳”，“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玩赌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这里的“乌桕树”，“芭蕉扇”、“花脚蚊子”和“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都是江浙一带的特有之物，是这幅风俗画的地方色彩的标志。鲁迅描写这些景物，就色彩鲜明地把一个极富于地方色彩的社会环境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宛如身临其境，感到真实、亲切。另外，描写地方色彩，还可以描写民族的传统、习俗，将民族的习俗化为形象生动的场面，使读者从中领略这些习俗的思想和社会意义。例如鲁迅在《祝福》中描写了中华民族传统习俗的“年终的大典”，在《社戏》中描写了江南农村演出社戏的情景„„，这些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描写，是使鲁迅成为世界文学大师诸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不是说只要写地方色彩，就能进入世界文坛，因为还有个怎样写和写得怎样的问题。鲁迅以他的作品启示我们，必须将这些地方色彩写得广大读者(包括外国读者)都能心领神会，正如高尔基所说：“须将地方性的世态风俗变成世界性的，就是要表现得使读者的我能够好好地窥见人类底一般的世态风俗，这是非常重要的。”《给(青年作者》)因此，正确认识鲁迅关于文章要“有地方色彩”的教导，将引领我们有意识地在写作中表现地方色彩，这是很有意义的。

鲁迅论想象和虚构的能力

写作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当然也需要想象能力；可是，创作文学作品则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并且善于虚构。鲁迅的想象、虚构能力是很强的。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至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这里所说的“加以改造”，“生发开去”就是想象和虚构。自然，想象和虚构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离开了社会现实，想象和虚构只能是虚无缥缈、荒诞无稽的。但是，倘若不会想象和虚构，则也就不能进行文学写作；拘泥于事实只能写新闻报道而已。文学写作之所以不要写得“过实”，这是因为文学作品要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理想，就必须经过艺术的典型化，而典型化就是作者进行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对于想象和虚构，鲁迅强调指出：“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

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我们要培养自己想象和虚构能力，就是要在创造中能够缀合，抒写，推断。一个作者不必担心自己的想象和虚构会使读者认为是假的，而感到幻灭。这是因为读者大多都知道作品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者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不会由于鲁迅写《孔乙已》时用第一人称的叙写方法，就说那个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我”是鲁迅。同时，也不会说祥林嫂是没有的，作者是用来骗人的。相反，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事件虽然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但是人们却信以为真，觉得即使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还是要阅读，要欣赏。如果我们必定要用事实来写，不得有丝毫的想象、虚构，那末将会适得其反。鲁迅曾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意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半天。”因为“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本，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鲁迅还以人们看变戏来说明不必担心文艺的虚构会引起幻灭的感觉。他说他小时候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后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就向观众要钱。观众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血是装在刀柄里的的苏木汁，等到观众给了钱，孩子会跳起来的。但是观众仍然出神地看，明明意识到这是变戏法，然而却全心沉浸在戏法中。鲁迅说，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因此，根据“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所提出的想象和虚构就显得完全必要了。鲁迅是经常进行想象和虚构的，如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阿Q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阿Q虽还没有写出来，但已经在鲁迅的想象世界中活动着。他想象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项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戴的是毡帽。”在这样的想象和虚构的过程中，作者和人物朝夕相处，呼吸与共，连声音笑貌、言语动作，脾气性格都琢磨得十分透彻。再如鲁迅写《幸福的家庭》这篇小说，就一个人模拟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使得住在他家旁边的邻居对人说：“昨天晚上，大先生屋里好象有客人；半夜过了，还在高声谈笑呢!”这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家在描写吝啬汉的时候，虽然是不吝啬东西的人，也必须要把自己想象作吝啬汉；描写贪欲的时候，虽然不贪欲，也必须要感到自己是个贪婪的守财奴；虽然意志薄弱，也必须带着确信来描写意志坚强的人。”只有这样，作者描写出来的人物才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不然，离开了艺术想象，作者笔下的人物只能成为一具没有生气的僵尸。

鲁迅在论述想象和虚构时，还强调指出，要正确地运用夸张。首先，夸张必须以现实作为基础，“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成笑话了。”这种没有一点事实因由的虚假的夸张，在我们过去的写作中是存在的，大跃进民歌中的部分作品就有这种“夸张”的毛病。其次，鲁迅认为夸张要准确，不能过头，尤其是写人物更要注意。他说：“刻人物要刻的象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须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那么怎样夸张呢？鲁迅在论到给人物取浑名时说：“夸张了这个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抓特点，这是使夸张做到准确的关键。譬如鲁迅在《故乡》中写“豆腐西施”杨二嫂，就夸张得很准确：“„„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里的“细脚”是人物特征，而“圆规”的比喻极其形象，这个描写所运用的夸张手法，何等高明!鲁迅的论述确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理，它对初学作者是很宝贵的。

鲁迅论讽刺与幽默的手法

讽刺与幽默在文学艺术表现技法中是很重要的两种。鲁迅和青年作者讨论文艺创作时，就常常谈到。他多次称赞中外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家，如吴敬梓、果戈里、马克·吐温„„等等。他自己也在写作时经常运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

什么叫讽刺呢？鲁迅曾经以《什么是“讽刺”？》为题回答文学社的询问。他指出：“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为了使我们领悟，鲁迅曾经举出几件事例说明，其一：穿着西装洋服的青年撅着屁股拜菩萨，道学先生皱着眉心发怒；其二：一个青年冒充军官，向各处招摇撞骗，后来被破坏了，这青年就写悔过书，说他不过是借此谋生，并无他意；其三，是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这些学生怎样偷窃，家长知道后把自己的孩子禁闭在家里，可是那个窃贼还找上门来逞凶。这些事情往往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

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象这样的材料，鲁迅认为假如到了斯威夫德或果戈里的手里，准可以写出出色的讽刺作品。他说，“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

那末怎样进行讽刺写作呢？鲁迅根据他自己和中外文学名家的经验作了具体的阐明，主要有三点：第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事。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段话使我们知道讽刺与捏造、诬蔑有根本不同，也与新闻记者所写的奇闻异事甚至私人隐秘有严格区别。讽刺的材料必须真实，应该是人们有目共睹，都会觉得确有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认这是真实，失了自己的尊严。有一个夸张的手法和笑的因素。“张大其词”就会失真；过于诙谐，则失之油滑。因而作者写作态度要严肃，对生活要诚实，以精炼的语言写出否定的对象的本质，这样才能克服“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过甚其辞”的毛病，做到“如铸鼎象物，魑魅魉魉，毕现尺幅。”第二，要明确认识讽刺必须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些到水底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爱，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鲁迅认为“含泪的微笑 ”的讽刺，与冷嘲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讽刺应是与人为善的，它产生于社会上存在缺点的土壤；而冷嘲则是恶意的，冷冰冰的。两者虽然只隔一张纸，但却截然相反，鲁迅因而称之“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所以，讽刺的内容是指摘时弊，而指摘时弊则须“秉持公心”，要象鲁迅所称誉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他本人那样以“公心讽世”，用讽刺的烈火烧毁现实社会中的假、恶、丑。第三，讽刺要做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作者描写他否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社会蛆虫时，心中是混凝着憎恨和苦笑的，既觉得这类人物可鄙、可憎，也感到他们可哀、可怜。于是怀着爱憎、喜怒的心情，以客观、严肃而认真的创作态度，运用准确、精炼、朴素的语言，或者稍有夸张地对待所选的题材，进行真实的描写，从而使得“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产生“笑”的效果。这种寓讽刺于“秉笔直书”的方法是鲁迅经常爱用的。他写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已》，并无对人物的议论，只是翔实的叙写，但却讽刺得入木三分，使“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对于幽默，鲁迅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幽默与讽刺有何不同呢？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里说：“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学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这里就指出了幽默的特征是“借着笑的幌子”传达着某一种思想感情，其语言有趣或可笑，而意味却深长。“幽默”一词是 “humour”的音译，鲁迅曾说它“连意译也办不到”；然而当有人说“幽默是城市的”，他就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中国农民之间使用幽默的时候比城市的小市民还要多。”但是幽默不同于“只是笑笑而已”的滑稽，鲁迅就说过，滑稽和幽默中间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就是要与滑稽区别开来。至于油滑，轻薄，猥亵，则更不是幽默了。我们要从鲁迅的论述中领会“幽默”的真正含义，在写作时正确地运用幽默，使文章活泼、有趣一些。至于写小品文，则更少不了幽默。鲁迅在《花边文学》开头说：“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这说明生活中少不了幽默，文学中有幽默，写作中要运用幽默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有志于学习写作的人，应该努力掌握它!

必须说明，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只是笔者对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初步探讨，它远未包括鲁迅写作技法理论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学习、研究鲁迅关于写作技法的论述，目的在于继承和借鉴，而不是要写作者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象鲁迅那样，“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因此，遵循写作规律，创造新的技法，是高文章质量，乃是我们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最好的实际行动。

第二篇：通讯稿概说

通讯稿概说

名师讲座通讯稿模板：

标题

**年**月**日几点，我院“名师讲座”系列活动在***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为我院师生进行主题为“如何写法学论文”的讲座。***（领导）和各级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讲座。本次讲座由***主持。

这一段主要是简要地介绍讲座的主要内容、观点和精彩突出的地方（例如有些教授讲的方式或是语言很精彩，博得众人的掌声的，可以在这一段简略提一下）。最后，***作了总结（没有作总结的可不写），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这一段可介绍一下主讲人（注意，简略始终，篇幅不可太长）/或是总结一下本次讲座的积极意义

例文：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

晋藩莅临我院讲学

12月19日下午3：00，我院“名师讲座”系列活动在院楼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晋藩为我院师生进行题为“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变迁的感悟”的讲座。张晋藩教授的夫人、我院院长崔卓兰、副院长王涛、副院长张永忠、党委书记江乐忠、法制史教授马聪和各级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讲座。本次讲座由院长崔卓兰主持。

张晋藩结合自己从事法制史研究的亲身经历，用渊博的知识，按时间顺序详尽且有条理地向我院师生介绍了我国法制史的曲折发展历程。张晋藩还谈了他个人关于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的一些感悟，并提出要尊重并弘扬我国的法文化传统，展示我国法制文明的价值。演讲结束后，张晋藩还详尽地回答了我院学生提出的法制史相关问题。最后，崔卓兰院长根据个人感想作了深切的总结，讲座圆满。

张晋藩是我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曾经任国务院第二届（1985-1991年）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带头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专业顾问、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著有：《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法律史论》、《法史鉴略》、《法律制度》等。主编多种法制史教材及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有些专著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出版。

通用模板：

标题

**年**月**日几点，***活动在***举行。***（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如果是领导主持的则写明***主持（学生主持的不要写）。***为本次活动致辞，用一句话总结领导的讲话。

简要描述一下活动场面，如是比赛类的活动一定要重点写明最终成绩（校级以上的活动则写清楚我们法学院获得成绩）

本次活动圆满成功。总结一下活动的意义

写通讯稿的几个要点：

一、一般而言，通讯稿分三到四段些，要注意语言的简洁，字数可根据具体的需要而定，像名师讲座的通讯稿则是500字左右，活动类的要突出活动场面的，篇幅可稍长一些。

二、第一段一开始就要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出席的领导,所以，写通讯稿的同学要注意收集信息，实在是不知道的话，可早活动结束后问主持人拿主持稿，但名师讲座一般没有主持稿的）、活动主题。

三、写领导头衔和姓名是要特别注意，不要把一般不拆分的头衔拆分开来，如：党委书记江乐忠，而不是党委江乐忠书记，一般而言是头衔+姓名，但不要一概而论，教授老师等可以放到姓名的后面，书写的时候要仔细斟琢。还有注意不要吧领导的姓名写错。

四、通讯稿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所以写的时候要多些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能太主观，尽可能地做到客观。

五、写通讯稿时一定要注意收集信息，当收集信息有困难是一定要及时地想办法解决，不要心存侥幸地想着时候补救。

第三篇：通告概说

一、概说

通告是属于周知性的文种之一，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人民群众、机关团体公布应当遵守和周知的事项的文件。通告与布告、公告都同属于周知性公文，但它们之间相比还有其特点。通告所宣告的事项多属于专业性或业务性的，多涉及公安、交通、金融方面，而布告内容广泛得多，涉及面较广；公告为重大事项的发布。通告适用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上级对下级，不相隶属的单位也可使用。它有具体范围和时限性。通告发布的形式较多，可登报，可广播，可张贴。布告以张贴为主，公告多广播、登报。

二、种类

通告从内容上分类，一类为全国范围内的重大法规性通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一类为针对某一项工作或专门问题发布的通告。从通告的效用上分，又可分为制约性通告和周知性通告。前者属于在一定范围内，为保证某一项工作的开展与某项活动的进行，而发布的规定性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

为确保国际民航班机的运输安全，决定从xxxx年xx月x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用机场，对乘坐国际班机中的中、外籍旅客及其携带的行车物品，实行安全技术检查。

一、严禁将武器、凶器、弹药和易爆、易燃、剧毒、放射性物品以及其他危害飞行安全的危险品带上飞机或夹在行李、货物中托运。

(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

二、除经特别准许者外，所有旅客及其行李物品，—律进行安全检查，必要时可进行人身检查。拒绝检查者，不准登机，损失自负。

三、检查中发观旅客携带上述危险物品者，由机场安全检查部门进行处理；对有劫持飞机和其他危害飞行安全嫌疑者，交公安机关审查处理。

特此通告。

xxxx年xx月xx日

第四篇：语法概说

第一节 语法概说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语法的含义、性质、单位和8种句法成分的含义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

教学内容 1.语法的含义。2.语法的性质、单位。

3.句法成分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教学重点

掌握语法的含义、单位和8种句法成分的含义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教学难点

句法成分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讲练结合。

一、什么是语法

语法是语言的组合规则，专指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的构造规则。“语法”这个术语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则。它具有客观性。

二是指语法学。语法学是研究、描写语法规律的科学，以语言结构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人们对客观的语法规律的主观认识，具有主观性。

语法的两种含义，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律是第一性的，是语法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语法学则是对客观语法规律的反映，它的正确与否最终要接受语法事实的检验。语法学一旦建立起来并被公认，也会反过来对客观语法规律产生一定的限制、引导作用。

对客观存在的同一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存在分歧？由于研究者观点不同，使用材料不同，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各种语法学说常常表现出种种分歧，有的分歧还相当大。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利于语法现象的描写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

二、语法的性质

（一）抽象性

语法是语言中组词造句的规则。从语言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规则是有限的，而材料是无限的。在总结、归纳中舍弃了个别的具体的内容，因此，语法具有抽象性。例如：张老师上课。学生听课。张三发短信。李四看电影。„„。我们能说出很多这种结构的句子。这些句子都由主谓两部分构成，是主谓句，谓语都是动词性词语，叫动词谓语句。主谓句和动词谓语句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语法规则，具有抽象性和概况性。

（二）稳固性

和语音、词汇相比，汉语从古代到现代语法的变化要缓慢得多。词汇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有新事物就有新词，词汇始终在动荡中。语音变化也很大。语法的稳固性体现在它的基本特点很少发生变化，比如从古到今，语序和虚词一直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等等。

语法的变化，无论是新规则的产生，还是旧规则的消亡，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例如，把字句产生发展的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又如古汉语里，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可以直接做谓语，如“陈涉者，阳城人也”，后来逐渐变为加“是”字的句型，“陈涉是阳城人”但是直到现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仍然保留古代的格式，可以说“鲁迅，绍兴人”。

语法的稳固性是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客观要求。

（四）民族性

不同语言的语法，有同有异。语法的“异”体现出本民族语言的特点。现代汉语与英语比较语法特点是突出的。宏观上看，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两种重要的语法手段；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词、短语、句子结构基本一致；量词多，语气词丰富等。

学习语法应注意语言的民族特征。

三、语法单位和句法成分

（一）语法单元

把语句划分成大大小小的成分就是语法单位。一般认为，语法单位分为四级，但也有认为五级。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坚持四级语法单位的学者多，认为句群不应列为语法单位，应属于篇章问题。

（二）句法成分

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

四、为什么要学语法

学一点语法知识，自觉掌握语法规则，可以更好地用以指导我们的语言实践，特别是对我们的写作有帮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话写得通顺，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些，使文章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第五篇：汉字概说

汉字概说

左民安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代表有声语言的，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它们都是以语言为基础，依赖于语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方块汉字，就是以汉语为基础而产生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一、汉字的创造及其特点

汉字是谁创造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的观点认为汉字是仓颉个人所造。比如在《路史掸通记》中说，仓颉“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在《春秋元命苞》中说，仓颉“生而能书”。简直把仓颉说成一个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

然而，考古科学的种种发现，却愈来愈多地证明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创造了汉字，“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鲁迅：《门外文谈》)。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使汉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不断地孕育、创造、选炼、发展起来的。

关于汉字的产生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汉字产生于夏代(公元前2100多年)，距今4000多年。也有人说汉字产生于商代(公元前1600多年)，距今3000多年。可是1972年以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以西安半 坡村遗址的距今年代为汉字产生的标志。半坡遗址陈列室的那些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彩陶上的花纹是根本不同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 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从这些刻画符号看：第一，它们都是单个的独立体；第二，有类似笔画的结构； 第三，它们尽管都是草率急就的，但已经具备了汉字的雏形。比如《说文解字》说：“家，居也。”既然是居，那就应该是人居，可是为什么“宀”(古代的屋子)内有“豕”(猪)呢?难道“家”是养猪的吗?当我们看了半坡村遗址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在母系氏族社会，猪已开始家养了，由此可见，这个“家”字，在 6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孕育了，2000年以后发展成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家”字。

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同位素炭十四(c14)测定半坡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也正是汉字的历史。所以，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世界上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表意和标音两大文字体系，而汉字则属于表意文字。所谓表意文字，就是文字与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不能明确表示读音，但一个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个意思。如“旦”字的上部是“日”，下部是地面(或水面)，从地面上升起太阳，是表示早晨的意思。也正因为如此，同一个文字符号可以代表两种语言里的同一个词，而 读音完全不同，比如方块汉字的“日”字，是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圆点，很像一个太阳，而古埃及也是用这个文字符号表示太阳，只是读音不同。也正因为表 意文字具有和语音不发生直接联系的特点，所以它就有可能用来代表不同民族的语言，如我们的邻邦日本、朝鲜等国家都曾经借用汉字作为他们的书面交际工具。

既然说表意文字与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形声字”中的“声”又应怎样解释呢?汉字是可以分为没有标音成分的象形、指事、会意的纯表意字和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这两大类。但即使是“形声字”的“声符”本身原来也是一个象形符号。比 如：纹、雲、洋、渔等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是文、云、羊、鱼。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个人胸部刻的花纹(即为“祝发文身”的“文”)；“云”字就像一 朵白云的形状；“羊”字像羊头；“鱼”字像鱼形。这里的“文”、“云”、“羊”、“鱼”都是象形字，还是与语音不发生直接联系，所以在我们现行的方块字 中，即使是有百分之九十的形声字，也不妨碍它属于表意文字体系。

二、汉字的结构

我们知道，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字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我们能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出正确的分析，那么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特别是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提起汉字结构，总离不开“六书”之说。所谓“六书”，就是前人分析汉字结构所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这个名称，最初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六书”的细目，始见于西汉刘歆的《七略》。用“六书”分析汉字的结掏，是从汉代古文经学家发端的。

我国历史上关于“六书”的说法很多，但就其名目和名目的次序而言，主要有三家。

第一家是东汉的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古时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第二家是东汉的郑众。他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第三家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过去的学者，通过对这三家说法的比较，大都采用了许慎的名称，这不仅因为他 对。六书”的名称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解释，同时他还有我国分析研究汉字的第一部专著《说文解字》。而在次序上呢?则大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因为汉字是起源于图 画。象形、指事、会意都和图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图画在前；而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则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符合由表意到标音的文字发展规律 的，所以形声字在后；假借则只是有读音上的联系，与字义毫不相干，所以放在最后。可见，这种次序的排列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后世大家所公认 的“六书‟的名称和次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应当说明，“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结论，而决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依照这六条法则来创造汉字的。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 志>中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这种说法显然是不严密的。实际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是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借是不能产生新字的，它们仅 是用字之法，和汉字的结构不发生联系。

下面对“六书”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象形。

顾名思义，“象形”就是像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事物的形体描绘出来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得精湛：“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所谓“随体诘诎”，也就是随着物体的自然形状，弯弯曲曲地描绘出来。如“日”、“月”就很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高悬太空。再看“山”的甲骨文字形，当中一 峰突起，周围群岚环抱，颇有一点“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味。“州”字也很有意思：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三条曲线，表示波涛汹涌的流水，其中间的小圆圈或小黑 点，表示水中的一块陆地。《诗经》的开卷第一首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州”，就是“雎鸠”在河中栖息繁衍之地。再比如，我们常说，说话提意见都要“有的放矢”，那么这个“矢”为什么当“箭”讲呢?请看甲骨文“矢”字的上部为锋利的箭镞．中为箭杆为搭弦的尾翎。可见“矢”就 是“箭”的象形字。

从以上的字例看，象形的定义和例证是不难理解的。但这里还要说明两点：第一，有人认为象形字有“因形知义，因义知音”的优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个象形字，哪怕是最接近于图画的象形 字．也必须首先通过语言读出音来，才能表达概念。那种“因形知音”的主张，其实质就是把语言和思维割裂开了。第二，既然象形字要符合“画成其物，随体诘 诎”的要求，这种造字法就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书写麻烦，而且形体也往往不统一。所以，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象形造字法在各种造字法的比较下越来越趋 于劣势，最后只能被有标音成分的、产字最多的形声法所代替。

(二)指事。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贝；意，„上‟„下‟是也。”这就是说，初看起来可以认识，再细观察就能了解意义，如“上”、“下”二字就是指事字。但是这个定义是相当含混的。清代的著名文字学家王筠说：一视而可识‟，则近于象形，„察而见意‟则近于会意。”(《说文释例》对 “指事字”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不过多数人认为，指事字就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再加上个指事符号作标记的一种字。

我们知道，牛马之类都可以用象形体表现出来。可是“甜”的意思又怎样象形呢?于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甘”字，在甲骨文里就写成口中加一点，表示在舌头上感到甜味的地方，甜字就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

再比如。在上古要表示树的根，就在“木”(树)的下部加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表明根部所在处成为“本”字。要表示树的梢部，就在“木”的上部 加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表示树梢所在处成为“末”字。可见“本”与“末”的含意正好相反，成语“本末倒置”也正由此而来。

综上所述．“甘”、“本”、“末”等字都是在象形基础上再加指事符号的指事字。另外还有纯符号指事字，比如“上”、“下”在甲骨文中都先画一横线，再 在线上或线下加一个点，横线以上的“点儿”就表示这是上面，横线以下的“点儿”就表示这是下面。指事字在“六书”中是绝对少数。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字都不需 要用指事的方式来表示。要说明客观物体．可以用象形来表示；要说明抽象的概念，就可以用会意来代替。

(三)会意。

许慎给会意下了这样的定义：“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意思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像“武”、“信” 二字就是会意字。再比如。步”字，在甲骨文中是脚趾朝上的两只脚一前一后走路的形象。假若两脚要从水中通过则怎样表现呢?那 就再把“水”加在两脚之间，这就是徒步过水的“涉”字。如果两脚要登高呢?则又把“涉”字的水旁换成“阜”(左阝，即土坡)，就成为两脚登山的样子，这又 组成了新的会意字“陟”(zhi志)。如果两脚要从高山上下来又怎么办呢?则又可以把“步”倒过来，脚趾朝下，甲骨文的“降”字就像右面的两只脚从左面的 山坡上下来的样子，这又组成一个新的会意字“降”。由此可见，步、涉、陟、降等都是与脚(止)有关的会意字。

会意字的类型各家说法不一，我认为主要的不过五种：

1．同体会意。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样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比如“众”字，“三人为众”，表示人多的意思。“森”字，“木多貌”。“惢”(音琐)字，“心疑也”，三心二意怎能不疑?“淼”字，“水大也”，表示水多的意思。

2．异体会意。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这种会意字在整个会意字中占绝对的多数。比如“奠”字，就是“暮”字的本字，表示太阳落进草丛之中，天快黑了。再比如“休”字，甲骨文的结构左边是“人”，右边是“术”(树)，就是会“人依树而息”之意。

3．改变形体会意。

这就是说，一个字可以通过它本身的增加笔画、减少笔画或改变形体来表示新的意思。如“穿”字，“家”中空了一半，就是“寂静”的“寂”字的异体字。根据这 种减笔的会意方法，广东人就造了一个方言字“冇”(mao冒)，把“有”字里面的两笔挖掉了，表示“没有”的意思。

4．组合解释会意。

也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来会意的方法。比如不“上”不。下”为“卡”；上“小”下“大”为“尖”；

四、方、木为“楞”；山、高为“嵩”等。

5．反文倒文会意。

是把一个字或反写或倒写而产生新的意义。比如反“从”为“比”，反“后”为“司”。再如，甲骨文中画一个人站着即为“大”，而倒过来即为“屰”，也就是“逆”字的本字，是“不顺”的意思。“人”的头朝下当然不顺了。

(四)形声。

“形声”又叫“谐声”。《说文解字》是这样下定义的：“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朝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以事为名‟，为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

„江‟、„河‟，二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之声而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这段话，不仅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形声字，而且还说明了形声字和象形字、指事字在结构上的不同。

我们知道，象形法或者会意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示的。比如，“鱼”是整个鱼类的总称，但是鱼的种类 却是成千上万，显然不能为每一种鱼造一个字。再说各种鱼的样子又很相似，文字毕竟不是图画，就是用象形字来表示的话，也是难以从字形上一一加以区别的。于 是，就出现了“形声”法。用“鱼”字边表示鱼的总类，再借用原有的字作为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如“鲤”、“鲫”、“鳝”、“鳗”等。有“形”有“声”，这 就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

形声字的形符本来是象形符号，可是由于汉字的不断发展，不仅看不出象形的样子，就连表类属的意义也有不少的改变。比如“豹”是兽类，它与昆虫没有一点 相似之处，但它的形符却是“豸”(zhi志，是没有脚的虫子)。“蝙蝠”是老鼠一类的动物，可是又写成“虫”字旁。“蛟”和龙是同类，可是也加上了“虫” 字边。这是同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受到一定局限分不开的。

形声字越到后世发展越快，据统计，汉代的《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7679个，约占总数的80％；宋代的《通志•六书略》，共收字 24235个，其中形声字21，343个，约占总数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字47035个，其中形声字42300个，约占总数的90％。在现 在通用的新简化字中，形声字也占绝对多数。

(五)转注。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个定义不好理解，所以后人各有各的解释。笔者的看法是：所谓“建类 一首”，就是指的同一个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几个部首相同的同义字可以互相解释。比如在《说文解字》里，“老”与“考”就是一对转注字，它们都属八 卷上的“老部”。这就是“建类一首”的意思。再从意义上看，许慎的训释是“老，考也”，“考，老也”。这种互相注解就叫“同意相受”。再比如，“绩”与 “缉”属于同一部首“纟”，读音相近，意义也相通，可以互相解释，所以这也是一对转济字。

(六)假借。

许慎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就是说，当某个新事物出现之后，在口语里已经有了这个词，但在笔下却没有代表它 的字，需要借用和它的名称声音相同的字来代表(托事)，这就是假借。比如“令”字的本义是“命令”、“号令”等，但因其读音与。县令”之“令”相同，所以 这就可以假借“命令”之“令”为。县令”之“令”。而“长”字的本义是“年长”，但因其读音与“县长”之“长”相同，所以这就可以假借“年长”之“长”为 “县长”之“长”。假借，全取声音相同或相近，与字义毫不相干。以下略举几例：

比如“汝”字，在《说文解字》中说：“水出弘农卢氏，还归山东人淮，从水，女声。”可见“汝”字的本义是水名。可是后来这个“汝”字就被假借为第二人 称代词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如《愚公移山》云：“汝之不惠。”这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汝”与原来当水名讲的“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仅仅是读音相同 而已。所以，第二人称代词“汝”，就是个假借字。

“亦”字甲骨文的写法是在“大”字中间的两边各加一个点，《说文解字> 说：“人之臂„亦‟也，从大，像肋腋之形。”从字形上看也很清楚，是站着的一个人，张开两臂，两臂下各有一个点，表示这里就是腋下，所以“亦”字的本义就 是“腋”。但后来“亦”字因为读音关系，被假借为副词用了(当“也”讲)，所以只好另外造个“腋”字取代了“亦”字的本义。而当“也”讲的“亦”也就永借 不还了。

“自”字在甲骨文里像个鼻子，所以《说文解字》说：“鼻也。象鼻形。”这话是对的。“自”，字本义就是鼻子，后来被假借为“自己”的“自”。于是另造了一个从“自”声“畀”的形声字“鼻”。而“白”字以后再不当“鼻子”讲了，也就只用其假借义了。

“骄”字足从“马”声“乔”的形声字。在《说文》里说：“马高六尺为骄。”这就是“骄”字的本义。后来因为读音相同，就把“骄”字借过来，当“骄傲”的“骄”用了，所以现在就只用其假借义了。此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六尺高的马才叫“骄”了。

假借法的出现，完全废掉了汉字的表意性，这对后世用同音以代替压缩汉字的字数有很大的启示。这里需要再说明两点：第一，假借字在上占时代普遍使用，这 与当时的字少有关。在甲骨契文和钟鼎铭文中很多都是假借字，这对后世的阅读和理解带来很大困难。第二，“本无其字”就能出现假借，但有时在“本有其字”的 情况下也出现假借。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古有假借现象，我们现在就去随便假借。要知道文字有广泛的社会性。如果我们任意乱借(实为写别字)，只能损害文字的健 康，造成使用上的混乱。

通过以上对“六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书”是后世人对文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并不是先有“六书”，然后再根据“六书”来造字的。

三、汉字的形体演变

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甲骨文。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谓“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证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经过80年的不断挖 掘，获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约有十六七万片。在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对3500多甲骨文字，已经考释出2000个左 右。不认识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隶时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总要问卜。比如出外田猎，设祭 祈年，操戈征伐，风雨晦冥等都要问卜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卜辞”。郭沫若同 志的《殷契萃编》和《卜辞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辞的专著。

甲骨卜辞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说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的。可是因为在卜辞中没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没有问世。比如“民”这个 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铜器上曾多次见到，都是用一把锥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隶。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却至今还没有发现。

甲骨文的特点，主要有三：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也相当困难。

(3)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另外，根据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时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竹书和帛书。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了，很像韦编的竹简的样子，另外也还有“典”字 了，很像两手捧着“册”的样于，所以后世称重要著作为“经典”。那么为什么至今尚未见到殷朝的竹木简书呢?这是因为竹木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很可能早就 腐朽了。

(二)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称铜为“吉金”，故称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周代的文化比段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辞也就让位于金文了。

金文，当然殷代末期也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 《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卜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观在殷代是根 本没有的。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 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 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

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虫”字像虫子弯曲形，第三种写法的上面还有两只眼。

另外，在解放前的长沙地区还出土过帛书，是楚国墓葬晶。令人气愤的是这件国宝在1946年被中华民族的败类卖给了美国人，后来藏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 书馆。至于简书、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长沙、信阳等地曾多次发现，不过多属于草率急就的文字，远不如钟鼎文那样工整。

(三)篆书。

对于“篆书”这个名称，历来就有争论。郭沫若同志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椽，音院，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就是说，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

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dan担)是 120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120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 以前施于官掾的“文书”叫做“篆书”。所以“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

(1)大篆—— 许慎说：“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叙》)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汉书•艺 文志》)这些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宣王是周朝的中兴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做到了“内修政事攘夷狄”。所以当时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的良好条件。

大篆的真迹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个像鼓子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载田猎之事，并且是 用韵文写成的。从字形上看与殷周古文不同，而与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个字，石鼓文的写法与小篆的写法相类似。

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线条均匀而柔婉。2．结构比较整齐，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说文解字》根据残存的九篇大篆，收进了223个“籀文”(即大篆)，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战国时，各 国的文字形体大不一样，这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 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这段话 是说，秦统一了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决不能说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过文字的统一工作。大篆变为小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说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体，线条规整，书写美观。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fu浮)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是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这种草篆的特点是：笔势趋直，笔画趋简，书写方便，当时的帝王秦始皇却是鼓励人们写隶书的初成字——“草篆”。隶书是由草篆演变而成，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为下杜人程邈所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地说隶书是程邈所创，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奖励的“徒隶”(管狱讼主事的小 官)，他决不可能是隶书的创造者。因为字的一种形体，决不是一个人一时所能造出来的。这与文字“决非仓颉一人所造”是一个道理。

隶书始于秦朝而盛于汉朝，所以隶书也称为“汉隶”。经过西汉二百多年到东汉时隶书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隶书和小篆有何区别，以下作个比较：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小篆变到隶书：在字形上，变圆形为方形，在 线条上，变弧线为直线，在笔画上，删繁就简。这种变化就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 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五)草书。

《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体求快求速，笔势连绵，能够初具汉字的 轮廓也就够了，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草书是汉“章帝时(公元76年一公元88年)齐相杜度，号善作之。”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草书的形体也决非一 人所造。所谓“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时开始使用。但是它的创造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间。

草书到了后来，简直越草越凶，龙飞凤舞，信笔所之。有些宇除了书写者外，谁都不认识。石梁的《草字汇》，收集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单一个“书”字就有五种写法。到了唐朝，书法家张旭的“狂草”，简直有点像道土画符的样子，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欣赏的。

(六)楷书。

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从笔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张怀所提出来的所谓“永字八法”。一 个“永”字，大体上包括了汉字的八种笔形，用现在的名称说：“侧”就是点，“勒”就是横，“努”就是竖，“超”就是勾(趯，ti惕)。“策”就是挑，“掠”就是长撇，“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从“勒‟到“趣”的弯儿就是折。现在汉字的笔形也不过有这八种。

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也有人叫它“今隶”。从东汉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七)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它形成于魏晋。《宣和书谱》说：“自隶法扫地，而真(楷)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 则谓之„行草‟。”这话说得比较确切。它说明行书是间于楷书和草书当中的一种形体，虽然笔画连绵，但各字又是独立的，写起来比楷书快，但又比草书好认。因 而从魏晋起直到现在，行书用得最为普遍，最有群众基础。

四、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在我国古代的书籍中，一个方块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这就给我们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就必须掌握有关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一)古今字。

《墨子•公输盘》中记述：当墨子斗败了公输盘后，“公输盘不说”。“不说”，这好像是说公输盘斗输后不说话了。这样理解就错了。这里的“不说”就是“不 悦”，是不高兴的意思。可是人们往往认为“悦”字是本来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书写时经常写为“说”罢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须知上古是没有“悦”字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个“说”字，没有“悦”字，其释义是：“说，释也。”可见“说”才是本字，“悦”是个后起字。所以“说”就是古字，“悦”就是今 字。

为什么会产生古今字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断地发展增多。例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 四部书不重样的字共用了4466个，东汉《说文解字》也不过9353个字。可是，到了1915年，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个，相 当于《说文解字》的5倍多。古代的字少，一个字要代表几个意义，真可谓”一身兼多职”。比如上古的一个“辟”字就兼有多种职责，它能代表“避”、“嬖”、“僻”、“譬”、“辟”这五个字用。后世人为了减少字的“兼职”现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种表意的形符，以示意义的区别。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 古字，而后世新产生的“避”、“嬖”、“僻”、“譬”。“辟”就是今字。

在古书中，古今字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那就很难读懂古文。以下略举几例：

(1)“此世俗之所谓知也。”(《庄子•胠箧》)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智慧啊。

(2)“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太叔跑到共那个地方去了。

(3)“夫晋何厥之有?”(《左传•僖公三十年》)

——那个晋国有什么餍(满足)呢?

(4)“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长短一样，价钱也相似。

(5)“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疬痏勏閒。”(《论语•先进》)

——千乘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

以上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贾”、“閒”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餍”、“价”、“间”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认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错了。

从古字变为今字，有的是用古本字作声符，再加上一个形符。如。知”、“厥”、“贾”变为“智”、“餍”、“价”；也有的是改变古本字的形符，如“閒” 变为“间”。我们了解了这些古今字之间的关系，对准确地理解文言的语义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承认文字古今发展的事实，但决不应该厚古薄今，不能认 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体”或“破体”。有的人常常以所谓写。正字”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写为“反回”，把“嗜好”写为“耆好”，把“环 境”写为“环竟”，这是很不应该的。

(二)异体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在音义上相同，在任何语言环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写法不同，这种音、义相同而仅写法不同的几个字在文字学上就叫做。异体字”。比如：“熠”与“照”、“并”与“垃”、“睹”与“覩”、“咏”与“辣”、“谕”与“喻”等都是异体字。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鲁迅：《外文 谈))这一多，就很难作到形体划一。同一个概念，由于时间或地区的差异，就可能造出好几个字来。而且这种异体字越古就越多。例如一个“兄”字，在甲骨文中 就有35种写法，一个“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种写法。就连一个。窗”字，后世就产生了六个异体字，写作窗、窓、、窻、牎、臆等。这些异体字根本没 有必要同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它就会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对异体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从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说文》中有的，就是正体，《说文》中所没有的就是“俗体”或“变体”，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许慎本人也往往把应该收进《说文>的形体遗漏了。所以宋人徐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体。

异体字的类型，大体上有以下五种：

(1)形符不同：

涝遍徧、猫貓、堤陧、粘黏、糕餻、唇唇等。

(2)声符不同：筒莆、秸楷、捣播、线線、笋筍、验騐等。

(3)改换意义相近的形符：辉煇、睹覩、径迳、侄迳、铲剷等。

(4)形符和声符的位置不同：略畧、够夠、群羣、鹅鵞、案桉、惭慙等。

(5)形声字与会意字的异体：泪淚、岩巖、奸姦、渺淼等。

异体字多了，自然造成学习上的额外负担和用字上的混乱。1955年12月22日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决定精简1055个异体 字，确定了810个字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举的这些异体字中，每一小组的第一个字均为留用字。第二个字均为废除的异体字。比如“遍”、“猫”等均为留 用字；“偏”、“貓”等均为已经废除的异体字。废除异体字是我国文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精简了字数，便于掌握和使用。

(三)繁简字。

简体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比如《诗经》中的“於”皆写作“于”，汉《吴仲山碑》中的“餘”就写作“余”，《正字通，中的“填”、“聽”俗作“坟”、“听”。凡是所谓“俗体”，都是早在民间流行的简化字。这些“俗体”字尽管曾遭到过扼制，但汉字由繁趋简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今天，在 我们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简体字的借用。比如：

“准”(凖)《广韵》“庙”(廟)《字汇》

“双”(雙)《集韵》“恋”(纞)《字汇》

“声”(聲)《正字通》“怜”(憐)隋《董美人碑志铭》

“夹”(夾)汉《曹全碑》“扑”(撲)《集韵》

“宝”(寶)《宝应碑文》“齐”(齊)《正字通》

“尽”(壶)《正字通》“朴”(樸)汉《孔庙碑》

“干”(幹)汉《郑季宣碑》“晒”(曬)《字汇补》

“灶”(竃)《五音集韵》“痒”(癢)《集韵》

“烛”(燭)《字汇》“笔”(筆)北齐《雋敬碑)

“画”(壹)《字汇》“籴”(糴)《干鶈妻嫃禄字书》

“类”(類)《五音篇海》“粜”(糶)《干禄字书》

“纵”(縱)《集韵》“阴”(陰)《字汇补》

“肤”(膚)《广韵》“麦”(麥)汉《西狭颂》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文献，不仅需要掌握简化字，而且需要掌握繁体字，掌握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关系。只有掌握了这种关系，才不至于产生误解。比如《后汉书•丁鸿传)有“干云蔽日”的话。如果把“干”理解为“乾湿”之“乾”的简化字“干”那就错了，因为天上的云不可能有干、湿之分。这里的“干” 字，是“树木参天”的意思，与“干”字繁体字毫无关系。

繁、简字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简化字与繁体字在词义上本来毫无联系，而仅仅读音相同，但在简化时则采用了笔画少的。如“蒙”与“矇”在词义上大有区别：“愚昧”谓之“蒙”，而“嚎”则有“欺骗”义。后来只是因为读音的关系，才以“蒙”代“矇”了。

第二，有的简化字是借用其繁体字的一部分，但这个“一部分”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能用今天的这个简化字去理解古代 的另外一个字。如今天的简化字“隶”(li力)，就是取了繁体字“隸”的一部分，然而“隶”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是一只手抓住了一条尾巴的象形字。许慎 说：“隶，及也。”《玉篇》就把“隶”直接写为“逮”。所以古代的“隶”字也就是今天的“逮”字，若不注意就会弄错。

第三，今天有些简化字，有的是古本字，如“气”(氣)、“网”(綱)等；有的是占通用字，如“荐”(薦)、“痒”(癢)等；有的是古异体字，如。“礼”(禮)“线”(綫)、“泪”(淚)等。了解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代早就有了这些简化字，只不过是为了书写方便，才选择了其中笔画少的作为今 天的统一使用体。

五、假借字的规律

什么是假借字，在“六书”问题中已作了简要的分析，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假借字到底有些什么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对阅读文言文有什么用处。

(一)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看，假借字主要有两个规律。

1.一个“独立”的字充当了另一个字的声符时，那么这两个字有时是能互相代替的。如：

(1)“(元济)起，听于廷。”(《李愬雪夜人蔡州》)

——元济起床，在庭上细听。

(2)“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战国策•赵策》)

——地位很尊贵，但是没有一点功绩；俸禄很优厚，但是没有一点勋劳。

例(1)中的“廷”字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庭”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庭”的假借字了。例(2)中的“奉”字本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俸”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俸”的假借字了。

2，两个形声字，由于声旁相同可以互相代替。如：

(1)“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

——替天下人倡导，响应的人一定很多。

(2)“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同上)

——将军身披坚甲，拿着锐利的武器，攻打无道，诛灭暴秦。

(3)“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

——公输盘变换了九次攻城之法，被墨子九次拒(挡)回去了。

例(1)的“唱”字，例(2)的“被”字，例(3)的“距”字，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和“倡”、“披”、“拒”等形声字的声符相同，所以“倡”、“披”、“拒”可以假借为“唱”、“被”、“距”。这样的假借现象在古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二)从汉字的读音上看，两个字由于音同或者音近，虽然形体上没有什么联系，有时也可以产生假借现象。如：

(1)“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公输》)

——公输盘攻城的器械用完了，但墨子的防御之法还多着呢。

(2)“(白骨精)嘴唇往下别。”(《西游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的嘴唇往下瘪。

(3)“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儒林外史•范进中举》)

——像你(范进)这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

例(1)的“圉”，例(2)的“别”，例(3)的“抛”，是和“御”、“瘪”、“泡”同音(或音近)。所以它们就充当了“御”、“瘪”、“泡”的假借字。

总之，不管从结构上看，还是从读音上看，都离不开音同或音近这条根本原则。如果在读音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字，那它们就不能假借。

怎样才能辨别假借字呢?大概离不开以下两种办法。

第一，看上下文的意思，再考虑其读音。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根本讲不通，但从读音上却能与另外一个能讲通意思的字联系起来，这就有可能是假借字。如“弃 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韩非子•五蠢》)这当中的“必”字如果解为“必须”，则根本讲不通。从上下文的意思看，这里的“必”是“尽”的意思；那 么有没有读“必”的音而又有“尽”的意思的字呢?有的。这就是“毕”字。所以“必”在这里就是“毕”的假借字。

第二，利用《玉篇》《类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来辨别假借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立之塗，匠人不顾”的话。这个“塗”字不好解释，一查《康熙字典》就发现其中有“塗通途”一条，“涂”就是“途”的假借字，问题解决了。

由上述可知，我们掌握了假借规律和辨认假借字的方法，对我们讲授古典文学、阅读古代典籍、理解古文的语义是有很大帮助的。

总之，要对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并正确地加以批判继承，就必须掌握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困难重重，“未及升堂，焉能人室?”(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