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如何写老师

第一篇：鲁迅如何写老师

对比阅读：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钱理群

鲁迅是一位文章大家，大概因此经常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文章应该怎么写。于是，鲁迅写了一篇文章来作回答，题目却是《不应该那么写》，介绍了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的主张：“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家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鲁迅说：“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那么，他是充分肯定了这样的学习写作的方法了。（鲁迅文收《鲁迅全集》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在鲁迅的启发下，写了一本《跟鲁迅学改文章》（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将鲁迅的原稿与改定稿一一对照，就可以看出鲁迅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其中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都是语文课本里的教材。老师和同学在学习这两篇课文时，不妨看看朱正先生这本书，琢磨琢磨鲁迅何以如此这般修改，这对我们加深对鲁迅写作用心的理解和学习写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鲁迅引文中提到的“作家的未定稿”，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作家对同一个写作素材，同一个题材，会在不同的情境下，两度，甚至几度重写，形成多个文本。将这些对同一素材的不同书写的文本对照起来读，是很有趣味的，而且也可以学得写文章的方法。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汪曾祺，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写了《异秉》、《职业》两篇小说，到八十年代，由于这两个文本均已散失，他又以同名、同题材重写了一遍。研究者后来找到了四十年代的文本，就将两种文本对照起来读，读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参看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对读》，文收拙著《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究》）。

鲁迅也有过这样的两次写作。1919年鲁迅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连续发表了七篇《自言自语》，其中有三篇在他1925、1926年间写《野草》和《朝花夕拾》时，又重写了一遍。这就有了三篇可对读的文本：《自言自语》里的《火的冰》与《野草》里的《死火》，《自言自语》里的《我的父亲》与《朝花夕拾》里的《父亲的病》，以及《自言自语》里的《我的兄弟》与《野草》里的《风筝》。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读的方法来学习《风筝》这篇课文。《我的兄弟》一文不长，就照录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剥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好好的叫我“哥哥”。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文收《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我们现在就来作对照阅读。

首先注意到的是写作的时间和文章的题目：作者在1919年写了《我的兄弟》，为什么时隔六年之后，到1925年又写《风筝》？不过是童年的一段生活，这样一直念念不忘，一写再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重写同一件事，为什么要把题目由《我的兄弟》改为《风筝》？——这大概是我们的阅读一开始就要提出的问题。但我们不要急于求答案，还是先细读文本，最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的兄弟》（以下简称《兄弟》）共分九段，《风筝》则有十二段。我们就分段来进行对比阅读。

一，“回忆的套子”的设置

《兄弟》第一段第一句就直接进入回忆：“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而在《风筝》里，却是在第三段才有类似的叙述：“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也就是说，《风筝》在进入故事的叙述之前，还有两段描写，而且我们注意到，写的是作者（“我”）写文章时的外在景物和内在的“惊异而悲哀”的心情。《兄弟》在文章结尾写到要请求兄弟原谅就煞住了，而《风筝》又多出一段：回到开头所写的自己的心情上，还是“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如果说，《兄弟》是一篇单纯的客观叙述，而《风筝》却外加了一个“套子”，将全篇的回忆笼罩在“我”回忆时的主观心境里，以“悲哀”始，又以“悲哀”终。这样的“回忆的套子”的精心设置，是《风筝》一文的最大特点，而作者的写作旨意正是蕴涵于其中。这是我们能否读懂这篇文章的关键，是应该紧紧把握住的。

但我们还是不能立刻进入“套子”的细读与分析：其含义只有读完了正文，才能理解。

二，变“叙述”为“描写”

正文的“故事”，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

1，“我”和“兄弟”冲突的由来：《兄弟》的第一、二段，《风筝》的第三段。

《兄弟》第一段只有短短的两个叙述句：“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尽管直截了当地点明了“我”和“兄弟”的冲突的由来，却是过于简单了： “我”为什么“不喜欢”，怎样“不喜欢”，“兄弟”为什么“喜欢”，怎样“喜欢”，都省略了。这恰恰是《风筝》要大做文章之处。不仅有“我”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而“嫌恶”放风筝（注意：这是为下文埋伏笔）；不仅有“兄弟”的动作和心理描写：为风筝的起落，忽而“出神”，忽而“惊呼”，忽而“跳跃”，又和“我”的反应（“笑柄”，“可鄙”）相对照，这都是为下文做铺垫；还特意强调了“兄弟”的年龄（“大概十多岁内外”），描写他的外貌：“多病，瘦得不堪”，是为下文作比照的。—— 于是，我们又知道了《风筝》与《兄弟》相比，在写作上的变化：变“叙述”为“描写”，变“简陋直书”为“精心经营文字，周密安排文章布局”。

不过《风筝》也有删削，比如《兄弟》第二段谈到“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这一层意思在《风筝》里却没有说及，大概是为了集中笔墨谈兄弟之间的冲突，就不提父亲了。

2，“我”和“兄弟”的冲突：《兄弟》三、四、五段，《风筝》第四段。

依然是变简单的叙述为更为具体丰富的描写。比如《兄弟》里，只是这么一句：“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到《风筝》里就发展成为一个过程描写：先是“我”“忽然想起”多日不见小兄弟；然后，记起了“曾看见他在后园里拾枯竹”；这才“恍然大悟”似的赶到那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有了这样的一番曲折，就为下文“我”的不满的大爆发，以至粗暴的行为，作了情绪上的铺垫。

紧接着的冲突，在《兄弟》里也是三言两语就交代完了：“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但在《风筝》里，却演化成了充满戏剧性的紧张的场景描写：先是小兄弟的“惊惶”，“失了色”，以至“瑟缩”；接着是我在心理上“破获秘密的满足”和“愤怒”中一系列的动作：“抓断”、“掷”与“踏扁”——注意：这里的用词比《兄弟》里的“踏碎”、“拆”、“撕”都要重得多狠得多，使人感到被抓“断”与踏“扁”的，恐怕不只是风筝而已，更是小兄弟的心。

或许更要注意的，是“我”在踏扁了风筝以后的心理描写，这恰恰是《兄弟》里所省略不写的：“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这里的“长幼”与“力气”，正是和上文的“十多岁内外”与“瘦得不堪”相呼应的。更值得注意的，突然出现了“敌”与“胜利”这样的战争词语，这就暗点出了这场冲突的“战争”实质：这是典型的长者对幼者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欺凌：下文提出的“虐杀”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

还有“兄弟”的反应：《兄弟》是这样写的：“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风筝》则写道：“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由“哭”而“悄然”到“绝望”，份量显然重了许多，正是说明：兄弟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或许是更为严重的。这也是为下文提出的“精神的虐杀”的概念作铺垫的。

问题更在于“我”的反应：《兄弟》写得也很简单：“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就不知道了”。《风筝》在写了“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以后，又加了一句：“也没有留心”：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小兄弟“以后怎样”，他的感情有没有受到伤害，是没有必要“留心”的。

这样，从《兄弟》到《风筝》，鲁迅的描写不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而且还不断加强了力度：这场兄弟之间的冲突内在的严重性质就逐渐凸现出来。这就孕育着下文感情的爆发。我们读者的阅读心理也随之而开始沉重起来。

3，成年后的反思和补救：《兄弟》六、七、八、九段，《风筝》五、六、七、八、十、十一段。这一部分的篇幅和份量，在《兄弟》里和前面两部分差不多，而《风筝》却篇幅更大，份量也更重：可以看出，这“成年后的反思和补救”才是《风筝》描写的重点。

先是反思：《兄弟》也说得很简单：“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仅仅是“错”，“错”在哪里，没有交代。但《风筝》却说自己轮到了“惩罚”，那就不只是“错”而可能有“罪”。而且也十分严肃地说出了其中的原由：“我”接受了西方新的现代儿童观，“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在这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映照下，原先“我”所坚持的“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的观念，就显得陈旧而荒谬，不攻而自破了。这样，觉悟的“我”，再反观“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的“这一幕”：前文所写到的对风筝，更是对小兄弟心灵的“抓断”，扔“掷”，“踏扁”，以及“我”的“愤怒”、“傲然”，一下子都露出其狰狞面目，“我”终于猛醒：这是“精神的虐杀”！——这一判断，是全文最浓重的一笔，在《兄弟》里，仅是幼时兄弟之间的冲突，但在《风筝》的反省中，就成了一个“精神的虐杀”的事件。这是有点出乎我们读者的意料的，因此，特别具有震撼力；但由于作者在前文的具体描写中已经作了足够的铺垫，又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作者用笔的力量。由此引发的，是“我”的，其实也是“我们”读者的沉重之感：“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但又并不“断绝”，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一再地重复“很重很重”，这都是对人的心灵“很重很重”的“惩罚”。鲁迅对自己的解剖，是很锋利，也很残酷的。

于是又有了“补过”的努力。《兄弟》的叙述依然只有一句：“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到《风筝》就有了更为细致，也更有层次感的过程性描写。先是“我和他一起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童年游戏的时代已过，再也追不回，补不过来了，虽然“嚷着，跑着，笑着”，心却是痛着的，这令人心酸的一笔，是《兄弟》里所没有的，却让我们读者感到了沉重。于是，又有了另外的补救，就是《兄弟》里写到的：当面表示“抱歉”，但《风筝》里却揭示了抱歉背后的心理：希望接受“宽恕”而获得心的“宽松”。但得到的却是一句“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也是《兄弟》写到了的，但却没有写到“我”的反应，而这正是《风筝》所要着力强调的：“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慌罢了”。“无宽恕可言”，这就意味着，童年时所犯下的“精神虐杀”的错误，以至罪过，不仅无法补救，更是无从宽恕的。——这又是浓重的一笔！鲁迅因此把他的反省、反思推到了极点，也把文章的沉重感推到了极点：“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注意：文章特地把这一句单独列一段，就是要突出它的份量）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一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童年的这一段生活，鲁迅之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六年之间连写两遍，就是因为它是一场“精神的虐杀”，而鲁迅对任何精神的虐杀，都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可补救，也不能宽恕的罪过，即使是自己童年时无意犯下的罪过，也是不可原谅的，他要公开“示众”，既是自我警戒，更是警示世人。——鲁迅在给两位初学写作者的信中，曾提到写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开掘要深”（《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从《兄弟》到《风筝》就是一次思想的深处开掘。

那么，他为什么要将文章的题目由《我的兄弟》改为《风筝》呢？这就需要——

三，回到“回忆的套子”

我们一起来细读《风筝》的第一、二段和最后第十二段。

这是两段景物的描写：一是眼前的，现实的“北京的冬季”，一是过去的，记忆中的“故乡”的“春天”。看起来这是相同的景物：天空中浮动的风筝，但色彩和感情完全不同：北京是阴暗压抑寂寞的：“灰黑色的秃树枝丫杈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而故乡却是明亮多彩热闹的：有“淡墨色”与“嫩蓝色”的风筝，“发芽”的杨柳的黄绿，“多吐蕾”的山桃的妍红。由此而产生了两个概念：“严冬的肃杀”与“春日的温和”。——说是“概念”，就是说，这已经不只是自然季节给人的感觉，而是一种生存环境，人生境遇，生命状态，情感选择的象征。

这就有了鲁迅的“惊异和悲哀”：“四面还都是严冬的肃杀”，但“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注意：所说的“在这天空中荡漾”的，显然是第一段所写的“浮动”的“风筝”。因此，“风筝”在这里就成了“故乡”和“春天”的一个象征。于是，我们就懂得了：鲁迅将《兄弟》改题为《风筝》，就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记忆里存着的“春日的温和”的怀念，以及自己曾将这“春日的温和”（“风筝”），向往这春日温和的孩子（“兄弟”）的心，“抓断”、“踏扁”的自省。

文章的结尾又回到“悲哀”上来。但却有了一个出乎我们读者意外的情感的转折—— “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应该说，这是鲁迅这篇文章中最难把握、理解的文字，中学生是很难懂的。因此，课堂上或许可以不讲，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留给学生在以后的阅读中去逐渐理解。——中学阶段，是不可能要求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每一处都弄懂的，只有“有所不懂”才能“有所懂”。

这里也只能作一点试解。在我看来，这段文字中两次出现的“严冬”是有两种不同的象征意

义的。后一个“严冬”，是一个现实生活处境、生存状态的象征，所谓“非常的寒威和

冷气”，突出的是生活的严酷，这是我们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而前一个“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则是一个情感的选择，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所谓“肃杀的严冬”是一种敢于正视现实生活的严峻，并在痛苦的反抗、挣扎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冷峻的情感和人生态度；而“春日的温和”则是在回避“严冬”，沉湎于“春日”的幻想中求得“温和”的人生。我曾经说过，人是有“避重就轻”的趋向的，因此，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宁愿“躲到春日的温和”而逃避“肃杀的严冬”的。但鲁迅的选择，却恰恰相反：他宁愿“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鲁迅在写《风筝》六天前写了一篇《雪》，就满怀深情地写到了北方肃杀的严冬中的雪——

“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迷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洌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显然，这在严冬的北方晴空中“蓬勃地奋飞”的雪，正是鲁迅的精魂的升华。

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鲁迅的《风筝》的“回忆的套子”，在最后一段里，将他的回忆性描写，归结为“躲到肃杀的严冬去”的选择，这是大有深意的：他的这篇直面童年时的“精神的虐杀”的一幕的《风筝》，就是回到“肃杀的严冬”的自觉努力；他自己的生命与精神，也因此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境界。

最后，还要就我们的这一次对比阅读作一个小结。《兄弟》和《风筝》这两个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前者看作是一个素材，草稿，后者才是最后的完成稿。从《兄弟》到《风筝》是一篇文章从酝酿、准备、起草到最后形成的一个过程。这对我们的写作是大有启示的。许多同学常常有了写作的素材，却不知如何将它发展成为一篇生动活泼，有丰富内涵的文章。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变叙述为描写”，通过人物行动、语言、心理、外貌的描写，景物的描写，将所叙述的事情具体化，丰富化，形象化，这样就变得有血有肉，不再简陋和干枯了。其二是“思想的开掘”，努力探寻素材背后的深层的意义，又通过文章的精心布局，结构，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高我们的思想力和文字表现力的过程，也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作文的真正目的，写作的真正价值也就在这里。

2009年22日，25日

第二篇：《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

《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

（《语文建设》2009年第9期）

北京大学中文系 钱理群

一

《藤野先生》是一篇中学语文的传统课文，我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就读过。因此，再要讲出新意，恐怕并不容易。

我想从人教版教材“研讨和练习”所出的一个题目说起：

关于课文，有下面几种不同的理解，讨论一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1.标题是“藤野先生”，课文主要赞扬藤野先生的高贵品格。

2.课文大半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和思想，主要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3.课文写作者人生道路上的一段往事，因此既写了藤野先生，又写了自己的思想历程。

在我看来，《藤野先生》就是写自己的恩师的，是《朝花夕拾》里“人物系列”（《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等）中的一篇，这一点不应有什么怀疑。之所以产生歧义，是因为文章开头五段写的是自己从东京到仙台读书的经历，当中又插入幻灯事件的叙述。且不说这些叙述都是和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别有关的交代，更重要的是，这正是鲁迅行文的特点：总是有许多的所谓“闲文”，他的文笔有时荡得很开，又能适时地收拢，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还有一点，则涉及本文的写法，本文是通过自己和藤野先生的交往，来写老师的；因此，文中显然有两个关注点，一是藤野先生，二是“我”。准确地说，文章是在“我”和藤野先生的关系中来写藤野先生的。

开头五段写“我”与中国留学生的格格不入、写“我”在仙台生活的不适应，都揭示了“我”生存状态的困境。而藤野先生正是在“我”无法摆脱困境的绝望情况下出现的，他对“我”的毫不经意的关怀，对于“我”孤寂的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慰藉。

而围绕所谓漏题事件，以及幻灯事件所引起的**，则揭示了“我”的另一个困境：一个弱国的知识分子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民族主义狂潮中，所受到的屈辱、所感到的巨大压力、所激发起的反省。藤野先生又再一次用他“为中国”“为学术”的大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让“我”看到了另一类型的日本人、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这对再次处于绝望的黑洞里的“我”，无疑是一线曙光。

读者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我”的这样的生存的、精神的困境以后，才能理解藤野先生对于“我”的意义。有意思的是，所有“我”的这些困境，藤野先生都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他仅仅是凭着一个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对学术的热情、忠诚，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也并没有特别看上这位中国留学生。但越是平常，越是不经意，就越是珍贵。这也是藤野先生绝对没有想到的：他的这些自然表现，却在“我”的心灵中引起巨大波澜，并且引发出崇高的敬意——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如果熟读鲁迅的文字，就会注意到，这样的严正的文字，这样的崇高的评价，在鲁迅文章中是并不多见的。鲁迅多次说过，黑暗的现实，常常“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因此，他总要努力地去挖掘、寻找“理想的人性”，“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一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鲁迅在“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时，要写这篇《藤野先生》，其实是要从自己青年时代老师的记忆中，发掘出“理想的人性”来和现实对抗，也和自己内心的“坏脾气”对抗。

但有些读者仍会隐隐地感到，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我们已经说过，藤野先生不过是做了他的本分的工作。但如果放在藤野先生和“我”的关系，放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中来看，就会懂得这些严正和崇高的评价的深意：“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精神困境，是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困境的。

这样，我们也终于懂得，鲁迅那些似乎与文章主题无关的“闲文”，其实并非无关紧要。

而且我们还因此发现了这篇《藤野先生》有两种叙述语调：在写自己的生存境遇时，用

的是调侃的语调；而在写藤野先生时，如上文所说，用笔就严正起来。我在上中学第一次读《藤野先生》时，就记住而且至今不忘的，除了前文所引述的对藤野先生的那几句评价（老实说，我当时并不理解），就是这样的调侃味十足的句子：“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文章怎么这样没头没脑地开头？“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顺手牵来的奇特的比喻，在我的感觉中，真是神来之笔；“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实在是妙极了，让我这个中学生好生羡慕！

应该说，两种叙述语调的交替使用，就形成了文章审美趣味上的丰富性。——我们甚至可以感到鲁迅先生笔端流泻出这些妙语时，他自己也是得意极了的。

这里也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经验：一篇文章，总是要有几处让读者一读就记住的亮点。鲁迅的《藤野先生》，除了上文引述的几句外，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有对藤野先生“黑瘦”的外貌、“抑扬顿挫”的语调的描写和强调（在文章中前后两次出现）。这是表现了小说家的鲁迅的才华的：他总是能够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用最简括的笔触，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这种笔法，有些近似于画家的速描。

二

在人教版的“研讨与练习”里，还出了一道题：

对于自己的老师，鲁迅只写过三个人，一个是三味书屋的寿镜吾，一个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章太炎，再就是这篇课文所写的藤野先生。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看看鲁迅笔下的这三位老师各有什么特点。

应该说，这是很好的一道题，这样的扩展式的比较阅读，是值得提倡的。不过，提示要求学生通过比较，认识三位老师的不同特点，着重点显然在作者“写什么”，这或许还有可斟酌之处。在我看来，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心，应放在“怎么写”上，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引导学生通过琢磨作者“怎么写”来把握作者要“写什么”。

如上文所分析的，我们是从琢磨《藤野先生》的特殊写法入手来读这篇文章的：当我们把握了鲁迅“怎么写”（在“我”的生存、精神困境与藤野先生对“我”的态度的对照中来展开描写）的用心时，我们也就同时理解了鲁迅要“写什么”——他要通过藤野先生在自己精神成长中的作用来表示他对这位老师的永远的敬意。

我们也应以这样的方法来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对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的描写。因为我已另外写有专文，这里只作简要说明。总体来说，用的还是对比的写法，具体运用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全篇结构上的对比：将寿老师任塾师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相对照：百草园是“我”儿童时代的乐园，而三味书屋却是一个“只要读书”的地方，“我”是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来到三味书屋，并且和寿老先生见面的。因此，描述的一开始用的就是调侃的语调：“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而首先进入记忆的，却是因为“怪哉”一问，而引得寿先生“很不高兴”：第一印象中的面带“怒色”的这位三味书屋里的老师，是可畏的。但到了文章快结束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语文教育史上最后的私塾教育的经典场面：“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人声鼎沸”以后，“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的时候，老师却还在独自“大声朗读”：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

有研究者查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原稿发现，这里所使用的几个拟声词，最初用的是“呢”“呢”和“嗳嗳”，后来改为“呢”“噫”“嗬”，又加上了表示声音颤动的波纹线，这就更加传神地还原了老先生读书的声韵。而对其朗读时的神态的描述，最初只有“仰起”，修改时，又加上了“摇着”，这就更把先生读书时的陶醉之态写尽了。（参看朱正《跟鲁迅学改文章》）

而且我们发现了叙述语调的变化：由无情的调侃变为有情的幽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精心书写的一笔，寿老先生的形象，在“我”，也在我们读者的心目中，发生了一个逆转：由“可畏”变成“可爱”，而且还有些“可笑”，而可爱与可笑正是一块钱币的两面。

我们再来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此文写于1936年10月9日，写完以后，鲁迅仍觉意犹未尽，又于八天以后，即1936年10月17日，着手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文章未写完，就突然病倒，二日之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遽然离世。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一生的写作，是结束在对老师的追怀上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永远记住。

鲁迅如此追怀章太炎先生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年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章太炎对鲁迅人生道路和思想的深刻影响，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当然也同时注意到，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太炎先生“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并且不免被一些封建复古势力所利用，这就自然和坚持五四传统的鲁迅、周作人这些老学生发生冲突。但值得注意的，却是周氏兄弟的不同反应方式。周作人写了《谢本师》一文，指责章太炎“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这其实也是模仿章太炎的，当年他因参加革命而被自己的老师俞樾逐出时，也写了一篇《谢本师》。而鲁迅却以沉默对之，多年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谈到自己的“师弟之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若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以矣。”（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而在写此信时，周作人因自己也“退居于宁静的学者”，而与老师重新接近，章太炎也重新接纳了他，因此，鲁迅在本文中提到的，太炎先生“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时，《同门录》中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诸人”。（见钱玄同致周作人书，收录于《知堂回忆录》）这或许说明，章太炎仍不忘鲁迅的反叛，并未接纳他。

弄清了以上的复杂关系，我们就会懂得，鲁迅写这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必然具有某种诘难辩驳的性质，从题目看，似乎应是一篇叙事文，但他的实际写法却更近于一篇杂文。这是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关于藤野先生和寿老先生的回忆完全不同的写法。

而鲁迅首先要面对的，是章太炎这位他最尊敬的老师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现实。他的杂文式的悼念文也就由此而发。他敏锐地注意到，太炎先生的追悼会是由“上海的官绅”主持的，他们其实并不，也不可能懂得太炎先生的真价值；而先生后来和时代的“隔绝”，也注定了他“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这样，鲁迅在文章一开始，就写出了他所最敬爱的老师“寂寞”的、可悲的命运。

作为一个深知老师的真价值的学生，鲁迅必须为章太炎先生辩诬，正名。他首先要和社会舆论论战，因而一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二辩先生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由此而引出对其师的崇高评价：“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一切奚落，攻击，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但鲁迅的真正困难之处，还在他的这一认识与评价并不为章太炎先生自己所认同，因此，他还需要和老师论战。太炎先生整理《章氏丛书》，让学生选辑《章氏丛书续编》，均“自藏其锋芒”，不收“战斗的文章”。这是鲁迅最感痛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文章以“呜呼”一语戛然而止，其中自有无限的感慨和悲凉。和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之间的这种既相通又相隔的心灵的、情感的纠缠，正是鲁迅一生中最后一个“老师记忆”所具有的震撼力所在。

鲁迅也就此完成了他的老师记忆和书写——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寿老先生，是可畏，又可爱、可笑的。

他的第一个外国老师藤野先生，是可敬的。——其实，他也有可爱、可笑的一面，包括他的“抑扬顿挫”的声调，他的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许多逸闻趣事，以及总想知道中国缠脚女人“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的执拗。

真正影响他、纠缠他一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则是最可敬，也最可悲的。

这样的可敬、可畏、可爱、可笑与可悲，几乎概括了“老师”的全部精神特质和他们给学生留下的印象。

而在鲁迅的笔下，这一位位老师，又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既有主导性的方面（如寿老先生的可爱，藤野先生的可敬，太炎先生的可悲），因而形象鲜明，又和其他精神特质相纠缠，因而显得丰厚。

而且我们终于发现，自己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可敬、可畏、可爱、可笑、可悲的老师。因此，鲁迅的师弟观，他的关于老师的观察、记忆，以及他书写老师所用的笔法，都值得我们琢磨与借鉴，并激发起我们“写写自己的老师”的冲动。

最后，还有一点“闲笔”。除了这些回忆老师的实写的文章外，鲁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写了几个虚构的老师形象。比如，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里的“秃先生”，就有这样的神来之笔：“先生又近视，故唇几触书，作欲啮状”；“字为鼻影所遮，余也不之见，但见《论语》之上，载先生秃头，灿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秃先生”可能有寿老先生的某些影子，但鲁迅笔下已毫无敬意，而有更多的嘲讽以至嘲弄的成分。（《怀旧》，收《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续编》）

《野草》里的《立论》，也用一个细节勾勒出一个老师的形象：“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但这位老师的“阿唷！哈哈！”却道出了他的圆滑、世故，这样的“人之师”是鲁迅所厌恶，并要嘲讽、鞭挞的。

第三篇：鲁迅一生中写过三位自己的老师

鲁迅一生中写过三位自己的老师：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师、革命家太炎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藤野先生。

鲁迅回忆小时候生活都不时提到寿镜吾先生。鲁迅12岁时进三昧书屋读书。教他的老师就是寿镜吾先生。少年鲁迅看见寿镜吾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寿镜吾先生方正、质朴、博学，在当时比较开明，不打骂学生，对学生既和蔼又严厉。寿镜吾的办学方针之一就是传授知识，培养有文化的国民，坚决不讲八股文。他正直、倔强、嫉恶如仇，骂世成了老先生的一大快事。鲁迅作品的种种特点，或许可以在这位启蒙先生身上找到源头。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的老师，鲁迅对藤野先生充满着尊敬和怀念，他是和寿镜吾先生大为不同的老师。他是一位生活俭朴、治学严谨的学者——“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作为一个日本的教师，最为可贵的是他没有民族偏见，正因为这，所以他能对勤奋好学的弱国学生鲁迅能一视同仁，热情教育。

在他逝世前几天，鲁迅连着写了两篇文章纪念他昔日的老师太炎先生，可见太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太炎先生热情地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反对过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但他“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他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上还要大。鲁迅对他一生最重要业绩的评价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寿镜吾先生作为鲁迅的启蒙老师，对鲁迅的作品起着很大的影响，他的骂世和他的爱国精神也同样传到了鲁迅身上。藤野先生是一个日本人，令鲁迅难忘的是他没有民族偏见，对自己一视同仁，热情的教育。太炎先生最令鲁迅敬佩的是他的革命精神，也影响了鲁迅一生。三位老师，影响着鲁迅的一生，使得鲁迅对他们终身难忘。

第四篇：鲁迅

鲁

迅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革周树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命家

中文名：

1898年改为周树人）南京路矿学堂，仙台医学专门

毕业院校：

别名： 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 学校 国籍： 中国 深刻影响“五四”后的中国

主要成就：

民族： 汉族 文学 出生地： 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 《呐喊》《彷徨》，《故事新

代表作品：

出生日期：1 881年9月25日 编》《狂人日记》《朝花夕拾》 逝世日期：1 936年10月19日 身高： 161厘米

血型： O

职业：

故事一：理发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故事二：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衰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 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故事三：

鲁迅有很多嗜好。比如爱给人起绰号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性，至老都未能改。早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有一项功课叫“对课”，他的成绩不错，屡受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个同学偷看了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问他对什么好，鲁迅说：“对„四眼狗‟好了。”孰料那人竟真以此回答寿先生，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而他则在一旁以书遮眼，憋不住笑出声来。鲁迅的观察力可谓尖锐，他把女生的哭状起了个惟妙惟肖的称呼——“四条”，因为女生一哭，眼泪、鼻涕齐下也！不是四条吗？他在北大讲课，当时北大有位青年教授叫川岛，留了个学生头，他便给人家起了个绰号“一撮毛”，见面时还亲切地叫他“一撮毛哥哥”，真是搞笑的能手！而且他竟把爱人许广平叫做“害马”，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也派上用场，说：母亲放心,害马现在很好……

第五篇：浅析鲁迅

4中原工学院

汉语121

陈姣姣

201201024106

鲁迅作品赏析

陈姣姣

（中原工学院汉语121，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本文简要叙述鲁迅作品体现的文学风格，思想的转变，以及鲁迅作品中体现的现实要素。

【关键词】赏析 思维模式 突围 思想家 社会问题

作为文坛巨匠的鲁迅，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在民间，他以小说取胜，大家都知道阿Q、孔乙己、祥林嫂这些生命力常胜不衰的角色；在知识界，他的小说也始终倍受推崇，但他的杂文、散文就不一样了，先是，人们对他的杂文推崇备至，尔后冷落，很多人开始注重他的散文了。其实，我觉得鲁迅先生在这几方面的成绩都很突出，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近些年来，在学术界，鲁迅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但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而言，他们离这些研究成果是十分遥远的，不过也不能说学术界的动态对他们毫无影响。本文试图对大众在鲁迅作品的赏析方面谈点自己粗浅的意见，我想，这对于鲁迅研究，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都是有意义的。虽然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实质上也可以涉及到几乎所有作品的赏析，但我之所以选择鲁迅先生这个视角，一是因为他在文学中的地位，另一个相应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对于鲁迅作品赏析存在的问题最多、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限于作者水平，所谈内容或有不妥之处，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思维模式的僵化与贫乏

记得我在一所中师学校任语文教师时，有次考试就考到了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秋夜》。当时试卷设置的问题主要是：枣树、星、月、小粉红花、小青虫分别象征了什么？很多学生的回答是十分接近参考答案的，但有的学生的回答却引起了阅卷老师们的争议。很明显，这些学生并不是从“黑暗势力”与“光明势力”、“敌人”与“战友”角度来思考的，比如，有的认为，鲁迅先生在这凄清的秋夜，由周边的景物突然感觉到人生的残酷、人情的冷暖、环境的压抑，但他从枣树、小粉红花、小青虫身上看到了生命力的旺盛，因而振奋了起来；有的认为作为 “诗人”的鲁迅，比较多愁善感，在这孤独的秋夜，感慨人生；有的则纯粹从自然、生理角度来解释，说鲁迅先生身体一直瘦弱，现在到秋天了，他更感觉环境的艰难，但对生活依然充满信心。当然，他们所说的象征就各不相同了。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答案，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还是以参考答案为准。

这件事过去后，我们当时没有再进一步地去思考那些问题。最近又读到一篇赏析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雪》的文章，文中说，北方的雪暗指北方的反动统治，江南的雪暗指南方的革命中心。读后颇觉不舒服，一是老是这样来分析鲁迅作品，显得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二是心中起了疑问，像《雪》这样的写景抒情的文章，也真的有这样政治意义吗？大家对这些问题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了，批评者已经有很多了，但看起来，再次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仍是十分必要的。

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受到政治的影响，久而久之，大家不自觉地养成了固定的政治思维模式，无论什么样的一篇文学作品，我们首要的就是从思想倾向性入手。诚然，很多文学作品是有思想倾向性的，但有的文章我们却很难说出它有什么思想倾向来，而且有思想倾向性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仅仅只有思想倾向性。作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像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的作品，我们如果仅仅指出其思想倾向性，仅仅用 “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表达了对黑暗势

4中原工学院

汉语121

陈姣姣

201201024106

这常常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的参考书上、课堂上乃至一些研究生的论文中；后一种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之类来分析，尽力避开作品政治、社会方面的思想内容，这常常出现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我认为后一种方法作为作品研究的一个侧面，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式的尝试，如果使用理论的方法得当，还是可取的。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鲁迅先生生活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使命感的作家，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入到了思想启蒙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他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而且也留下了伟大的人文精神，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者歪曲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多地或完全撇开文学性来谈他的思想倾向性或政治倾向性，甚至想当然地强加上一些思想性和政治性，这无疑会淹没他的作品的文学性，而鲁迅作品的价值正在于这文学性。我们应该避免走任何一个极端，应该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适应文学理论发展新的趋势和人们新的鉴赏需求，开展科学而理性的探讨。在我们的文艺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的今天，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才是我们的方向。

鲁迅先生一直是注重大众对于文艺的欣赏的。“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②在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今天，大众对于文艺是十分渴盼的，但大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往往和文艺工作者对于文艺的理解、宣传和教育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实质上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问题。大众容易受到学术权威的影响（其实学术界内部也一样），这种影响一旦深入，持续时间就较长，且不易改变，因此，我们绝不能对此有所疏忽。

鲁迅每部杂文集的名称，虽寥寥数字，却微言大义，让人回味无穷。第一类：自我解嘲

《坟》先生在《序言》里说：“„„还想将糟粕收集敛起，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迹。”将旧作比作糟粕，将散文集比作“新坟”，在自嘲的同时，含有抛却旧思想、轻装上阵的意思。

《南腔北调集》因有一位笔名“美子”的人攻击鲁迅演说时用语“南腔北调”，先生遂以此为文集之名。

第二类：讽刺论敌

《热风》鲁迅在该文集自序中说：“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以“热风”回击“冷嘲”，有讽刺论敌之意。

《华盖集》“华盖运”为一种霉运，用“华盖”命名，一方面显示他正视现实的险恶，另一方面也不无对论敌的嘲讽。

第三类：揭露现实

《而已集》鲁迅在自序中说：“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其中“而已”一词，表达了对残酷现实的愤懑与无奈。《伪自由书》该文集收录了鲁迅发表在《申报》“自由谈”栏目里的杂感。该集中《崇实》一文说得明白：“事实并没有这字眼好看。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以鲁迅的文章而论，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所以鲁迅冠以“伪”字。

《准风月谈》1933 年5 月，“自由谈”的编者登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自以为其文与风月无关，顶多只能算“准风月”，足见先生对文化围剿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