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半年习李政商互动透露的信号
上半年习李政商互动透露的信号
2014-08-05 智谷趋势2014政商关系年中报告
今年上半年，高层官员与哪些企业进行了接触，透露出了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和施政方向？在中国，高层官员与企业接触，往往不是随意而为。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对政治局委员与企业的接触情况进行了数据监测与处理，从中分析出若干具有趋势意义的信息。
1.习近平“一号工程”路径渐明。
2.因暴恐事件而广受瞩目的新疆迎来政策拐点。3.到多国找能源，政商互动具全球战略指向。
4.与高层互动的房地产企业数量增加，显示相关政策微调。数据概况
先来看看整体情况。
2014年上半年，政治局委员一共同企业互动863家次，比去年同期的809家次稍有增加。
在具体细分领域上，能源资源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最受关注，分别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制造业中，汽车制造、冶金化工和IT硬件制造企业同政治局委员的接触也较多。
政治局委员接触的企业，以民营企业最多，共有297家，占到总数的34.4%。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有171家、185家。外企有111家，1 其中美国企业数量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法国。数量排在前列的国家如下表：
相较于国内企业，政治局委员接触的外企中汽车制造企业较多，其他装备制造企业相对较少。
同习近平、李克强互动的企业，与去年同期变化不大，仍以制造业为最多。在具体细分领域中，习近平接触最多的依次是汽车制造（12家）、装备制造（8家）和能源资源类企业（7家），而李克强接触最多的能源资源类企业（15家）、金融业（9家）和汽车制造业、交通业（8家）。
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出两方面信息：
一．习近平更加重视国家工业经济的独立性，因而对各类装备制造业企业予以战略高度上的关注；李克强除因出访中涉及较多能源企业外，更多侧重于通过交通、金融等国民经济中的节点行业，了解国民经济的日常运行状态。
二．习、李对汽车行业都高度关注，汽车行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当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正受到高层的重视。“一号工程”路径渐明
上半年政商互动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与区域战略紧密相连。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及政商互动之后，召开京津冀协同会议，启动习近平的“一号工程”。李克强在重庆与企业密集接触后，吹响长江经济带 2 的建设。此后高层官员的政商活动，很多与这两个新一届政府最重要的区域战略相关。
6月底，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到河北唐山访问，重点参访曹妃甸地区及相关企业。这是今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后，北京市党政首脑首次正式率团到访河北。外界普遍预期，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在此关键时期，北京市领导层到唐山和曹妃甸，释出不寻常信号。
这或许表明，围绕京津冀地区发展轴线的争夺已尘埃落定。京津冀发展轴线一直存在东向轴线与南向轴线的博弈。从过往历史来看，京津冀地区的主发展轴是北京向东天津、唐山、秦皇岛一线，即所谓“京津唐”地区（东向轴线）；而北京往南的沿京广铁路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线（南向轴线），与京津一直比较疏离。在2010年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后者甚至被排除出当时定义的“京津冀”地区，而被定位为在“京津冀”之外的“冀中南”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提出后，河北省希望能够打破原来的东向轴线独大的局面。3月下旬保定放出“政治副中心”的风声，已表明河北省想要把京津冀发展的核心轴线，从北面的京津唐向南面的京保石一线扭转，使河北省的南、北两翼共享首都红利。但现在来看，这一想法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落空。
事实上，北京是京津冀地区的真正核心，北京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京津冀协同战略正式提出后北京市领导首度到河北，选择北部的唐山和曹妃甸，已表明了北京市在京津冀发展轴上 的态度。与此同时，京冀两地还就修建北京到曹妃甸高铁达成共识，进一步强化两地发展的“一体化”色彩。
当然，京冀在促进唐山和曹妃甸发展上的共识增加，也必然对天津构成一定的压力。河北省希望通过曹妃甸港的建设，能够在港口领域同天津比肩，曹妃甸也一直把“做北京的出海口”作为自身定位。天津市在京冀趋近的背景下，也十分重视捍卫其北方航运中心的地位，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市长黄兴国今年出访，都考察所在国的港口，学习其在港口航运领域的经验，显然意在巩固并提升天津的航运竞争力。
新疆迎来政策拐点
习近平今年4月底展开上任以来的首度新疆视察，超过四分之一的政治局常委、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局委员同一时段齐集新疆，规格系“史上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此行的政商互动，打破以往领导人造访北疆克拉玛依、昌吉等工业重镇并视察能源石化类企业的惯例。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统计发现，江泽民、胡锦涛到新疆时，每次都到访克拉玛依或昌吉。新华社对他们的报道，也都重点提及对新疆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石化产业的关注。
此次习近平到新疆考察的行程，没有到克拉玛依和昌吉的安排，也没有公开视察任何能源资源类企业。见诸公开报道的企业——新疆果业公司和兵团所属的银丰农业装备公司，也都是农业相关企业。
这种变化，释放出明确信号。新疆虽然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但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新疆的安全和稳定比新疆的资源更为重要。
这表明，对于新疆，新一届领导层实行民生优先。同解决新疆本地就业、改善当地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农业、食品、纺织等产业在疆投资将得到更多机遇。在随后于5月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就特别强调“就业是新疆最大的民生问题”。
综览2014年上半年的高层政商互动，在榜单上排名靠前的新疆本地企业和援疆项目承担企业，都以民生型企业为主。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考察企业明显增多。同时，中东部“对口援疆”省份领导密集到访新疆，新疆民生领域的投资额度下半年还将有大幅增加。
能源企业政商互动具全球战略意义
2014年上半年，政治局委员同能源资源企业互动83次，占到全部政商互动总数的9.64%。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是60次。今年的互动明显较上年同期更为频繁。
2014年是新一届领导层执政的第二年，领导人的外事活动较上年度更多。在习近平、李克强的外事活动中，都不乏能源类企业的身影。普京5月访华，中俄两国达成了历史性的天然气大单，同月中国在中亚最大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国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也关涉能源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将通 5 过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连接亚欧大陆，已有论者提出可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开展“高铁换油气”等方面的合作。“能源输入、基建输出”模式，将使中国和俄罗斯、中亚的能源合作被赋予更多意涵。
同时，李克强对非洲和英国等国的出访，则展示了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另一面”。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安哥拉都是李克强今年访非到访之地，这两个国家重要的产油国，而英国也是欧洲重要的油气生产国。李克强的随访企业在非洲和英国达成的能源合作，透露出中国从俄罗斯、中亚获取能源的渠道的同时，也正在进一步实现能源多元化。在英国签订的购买液化天然气的协议表明，中国虽然确定将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天然气，但并不把宝全部押在俄罗斯上。
过去，中国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主要是中东地区。中国和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之间关系密切，沙特在汶川地震和上海世博会时的对华投入让人印象深刻；伊拉克战争后，中国又成为在伊拉克最重要的油气投资方；中国同伊朗等其他中东产油国也有较好关系。
新一届领导层不满足于仅仅维持原有的能源进口格局，而想要建立全球性的能源战略，这一战略至少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发展同俄罗斯、中亚等国的能源战略性合作，形成稳定的能源利益共同体；其二，巩固在非洲等地既有的政治资源优势，将其转化为更紧密的能源合作；其三，在进口液化天然气等领域强化同英国乃至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在强化经济联系的同时拓展战略腾挪空间，并分散能源来源过分单一化的风险。行业数量变动背后的政策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局委员接触的房地产企业出现了较多增长，从去年同期的17家增加到今年的30家。与房地产企业有接触的政治局委员，大多兼任地方党委书记，虽然京津沪粤等地属于楼市调控的重点地区，住宅调控政策尚不能明显松动，但可以注意到官员接触的房地产企业中，相当部分属于商业地产。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前些年大规模上马的商业地产项目可能集聚较多风险，地方党委书记已对此相当重视。
从总体上，政治局委员接触制造业企业相对去年同期出现减少，但在制造业的某些细分领域，却在增加，这便是装备制造和汽车企业。
装备制造业（含汽车制造企业）135家，占企业总数的15.68%，而去年同期，这一领域的企业为116家，占14.36%。从企业绝对数和在总数中所占比例来看，都有明显增加。
而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领域IT硬件制造业，今年政治局委员接触的相关企业51家次，远少于去年同期的94家次。
高层领导接触装备制造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多，而接触电子企业相对减少，可能基于多方面原因。首先，去年是新一届党委、政府上任伊始，对于更具新兴色彩的电子企业会相对重视，宣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更多支持。随着党政领导任期进入中段，领导人更多关注国民经济的运行层面，对整个经济运行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装备制造业受到的关注自然更多。
其次，领导层对于装备制造企业的战略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在装备制造领域，领导人最为关注的是三大领域，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和铁路航空设备制造。今年上半年，从习近平、李克强再到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马凯的活动，都能看出这些领域迎来政策机遇的端倪。
在机电设备领域，习近平专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要抓住工业机器人带来的产业转型机遇，与此相关的智能设备制造、“机器换人”等课题也受到地方政府更多重视；特斯拉旋风在全球范围持续延烧，李克强、马凯都非常关注新能源汽车发展，并分别考察过比亚迪公司，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访华期间虽未见到中国国家领导人，但工信部长苗圩、科技部长万钢等均与其会面，这种规格对于一个外国新兴企业负责人来说也并不多见；而在铁路、航空设备制造领域，政策机遇频现，在“微刺激”政策出台的背景下，铁路建设投资额几度调高，成为“赶进度不加力度”式政策刺激中，“赶进度”的代表，而国产大飞机和支线飞机项目也进入到冲刺阶段，李克强已开始在海外推销飞机，使铁路、轨道交通和航空领域企业的热度居高不下。
第二篇：审计工作报告透露财政体制改革信号
民生视角看热点
审计工作报告透露财政体制改革信号
本报记者 刘世昕 《 中国青年报 》（2013年06月28日01 版）
2012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18个省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资金高达420亿元，但截至当年年底，这笔本应该在节能减排领域发生效益的资金，还有177.45亿元趴在各级财政或主管部门的账上，没有拨付到位。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拨付到项目单位的资金中，居然有7.73亿元被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而那些已经拿到钱的项目，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建设进度缓慢，没有按期达到节能目标。
这意味着，420亿元与节能相关的转移支付资金，42%还躺在账面上按兵不动，而花出去的钱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挥效益。
这组令人匪夷所思的数字出现在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今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为了摸清楚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果，2012年，审计署选择“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三款转移支付资金，一直从中央追到地方，首次对某一款资金做到拨付环节的全覆盖审计。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审计署动用700名审计人员、耗时4个月追踪每笔钱的流向，就是为了揭示在当前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背景下，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力促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
而这个话题，审计署已经连续7年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提及，只不过这一次结合18个省份的财政运行情况更加系统地剖析了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与当前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之处。
必须提及的背景是，不管是去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是今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都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
财政的越位与缺位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势头已经放缓，但民生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更需要厘清，哪些钱该政府花，哪些该由市场埋单，财政资金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范围不够清晰，不该政府花的钱，政府出手了，该政府管的，又出现真空。
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有的地方还在用财政资金补贴竞争性企业。被审计的18个省份中，近两年来，有75亿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或兴办竞争性企业，其中8亿元补给了限制类行业。但另一方面，该政府管的民生等领域却投入不足，抽查的54个县中有47个县的民生投入多项未达标。
在审计署财政审计司马晓方副司长看来，由于没有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资金的缺位与越位，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经秩序和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划清楚的，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马晓方介绍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许多事项的支出责任，但教育、卫生、支农等支出责任多数未明确。少数明确了支出责任的事项，却又存在上下级政府交叉安排支出，各级政府职责不清、支出重叠的问题。
在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后，亟待提上改革议事日程的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使得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间财权划分不够合理，特别是，地方财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缺乏收入及预算自主权。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2012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量比2008年增长近一倍，在缩小东西部地区的财力差距、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转移支付越来越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比如，中央转移支付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越来越高，专项用途转移支付占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不合理的支出结构为老百姓所说的“跑部钱进”埋下隐患。
马晓方介绍说，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改革、转移支付的结构优化都是中央政府正在推进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审计署也建议，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能明确的事权尽快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暂时不能明确事权的也应界定支出责任。
另外，要按税种的经济属性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其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在转移支付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撤销不属于中央事权的专项转移支付，严格转移支付设立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纳税人的钱有没有用在刀刃上
在审计工作报告中，刘家义审计长专门指出，“中央本级财政资金闲置较多”，未形成有效需要。如公共财政预算中，近5%的收入不能统筹使用，仅车辆购置税就结余37亿元，还有104个部门本级结余结转396亿元。
基金预算中，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3项基金连年结转余额累计339亿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当年收入7.69亿元、年底结余7.28亿元。
地方财政资金闲置也较多，抽查的18个省份本级财政专户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
审计署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与往年审计报告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不仅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更关注纳税人的钱究竟有没有用在刀刃上、使用的效率如何。
马晓方介绍说，这些“动不了”的钱，说明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还存在问题，亟待优化。
除了闲置资金趴在账上动不了，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外，转移支付过程中的责任不清也导致一些财政资金使用存在闲置问题。
420亿元的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转移支付资金没有发挥既定的减排效果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也是转移支付资金普遍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重投入、轻效果”的问题。
纳税人的钱没用在刀刃上的另一个直接体现是，一些部门对会议费和因公出国费预算管理不很严格，存在一定铺张。特别是，一些部门未经批准或计划外召开会议、出国；扩大会议或出国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有的还转嫁费用或挤占其他支出。
中央政府早在2006年就要求中央部门开展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但截至2012年，中央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资金只占项目预算的1.5%。
对此，审计署的建议是，当前优化收支结构的重点是，注重增收节支、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政府财务报告何时试水
究竟哪些钱该纳入国家的钱袋子？从1996年起，我国就开始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建立全口径的预算体系，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府性收支都要纳入预算进行管理。从1996年的建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到2007年的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到2010年的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目前，我国正在朝着建立涵盖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全口径预算体系迈进。
10多年的改革使得政府的收支基本都归拢到预算的盘子里了，但伴随的问题是，各项预算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支出出现交叉重叠。
刘家义在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的扶贫、医疗救助和防汛度汛等支出，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分别安排577亿元、33亿元；对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经济预算分别安排825亿元、1138亿元、128亿元，其中对20户企业的专项补助支持对象相同、项目内容基本类同。
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应通过法律明确各本预算收支范围和功能定位，规范各本预算间资金调剂使用的程序，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改革现有预算编制方式，使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更好地用于国家经济重大项目。
2011年的审计报告中曾披露，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地方债务的总额为10.7万亿，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依然对地方债有所着墨，只不过这次是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披露。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债务规模增长过快、部分地区债务风险凸显等问题。在马晓方看来，现有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评估不足以反映政府的资产安全性，更能反映地方资产负债情况的可能是政府财务报告。对此，审计署也建议，未来应该试点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包括政府资产负债、现金流量等内容的政府财务报告，全面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
本报北京6月27日电
第三篇：22省区市国企改革方案透露哪些信号
22省区市国企改革方案透露哪些信号
发布时间：2015-08-16 08:21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史额黎 王林 陈勇熙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有望近期推出的消息，引发关注。与此同时，A股市场上的国企改革板块也非常活跃，各界对国企改革的突破寄予重望。
虽然顶层方案目前还没有出台，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多地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也透露出了国企改革的一些信号。
十八届三中会会决定公布刚刚一个月，上海市即率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截至发稿，已有上海、辽宁、湖南、天津等22省区市出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意见”。
其余9省区市并没有出台完整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但据公开会议记录和媒体报道，河北、陕西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已分别由河北省政府常务会议和陕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只是尚未公布。
海南、西藏、新疆、内蒙古国资委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等待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国资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强调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目前，一些省份处于观望阶段。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22省区市公布的国企改革《意见》全文或解读（以下简称“22省区市《意见》”）发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多种实现方式，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改制上市、探索员工持股、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入股、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项目等。
推进企业改制上市是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重要路径之一。在22省区市《意见》中，推动国有企业上市均占据了大幅篇幅，有些省份还提出具体的上市计划。例如，甘肃提出，到2020年，力争省属企业上市公司达到15户以上，每户省属大型企业集团至少拥有1家上市公司。
在吸收股权投资基金入股和社会资本方面，有的省份也做出了详细规定。
例如，广西提出，鼓励支持非国有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参与国有企业项目投资。重庆则将非国有资本细化为“民间资本、外商资本以及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主权基金等各类新型社会资本”。
除改制上市与非国有资本参股外，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也是近来社会热议的改革方案。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有20省区市提出了员工持股方案。
其中，黑龙江细化了员工的范围和持股方式，允许竞争性企业关键岗位的经营管理者、业务骨干和核心技术人员以现金、技术、员工持股公司、信托公司、持股基金等多种方式参与本企业改制。山东则对开展员工持股的行业做出规定，鼓励从事完全竞争性业务、人力资本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企业实施员工持股。
值得注意的是，有4省份在方案中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指标。
重庆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使“2/3左右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西提出到2020年使70%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浙江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使“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达到75%”。河南提出到2020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比重达到80%以上。
管资产转向管资本
在22省区市《意见》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是关键一环。有部分省份提出，依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将会从管资产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
优化国资监管体系的基础，就是对国企进行分类监管。经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有20个省份提到了分类监管的内容。
根据不同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地位作用，大部分省份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类。其中，北京、甘肃、湖北、江苏等9省份采用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的分类标准。广西、黑龙江、湖南、辽宁略有不同，除竞争类和功能类与前者相同外，他们将对应公共服务类的国企称之为公益类。宁夏则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营利类、功能类三种类型。
另外，还有2省份采取了二分法。广东将其划分为准公共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四川“将国有企业原则上分为功能性、竞争性两种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分类性质将会决定国资部门采取怎样的监管政策。
以湖南为例，公益类国有企业，含城市供水供气、公交管网、市政公用运营资源等重要民生领域企业，采用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组织形式。功能类国有企业，含政府投融资平台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重要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企业，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竞争类国有企业，按照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进行放开，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保持国有控股。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的“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大部分省份也在方案中有所反映。
这些省份均承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一些省份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给出了明确的指标。其中，北京、湖南、江苏、山东等6省份提出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提高到30%，重庆和江西将30%的指标完成期限分别设定为2017年和2018年。天津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
李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99-2007年，国有企业遇到困难，几千万人下岗，国家没有要求它们上缴收益。2007-2010年，国企日子好过了，开始上缴收益，国家还会予以返还。2014年，国家规定基本上缴5%。所以，相比于历史数据，30%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还是很高的。
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因此，提高国有资本集中度，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有15个省份明确提出了国有资本的集聚程度。其中，北京、甘肃、广西、河南等12省份均提出将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另外，广东提出，省属国有资本70%以上集中到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天津提出，到2017年年底，90%的国有资本聚集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浙江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的集中度达到90%以上。
与此同时，有近一半省份为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设定了目标。
天津提出，到2017年年底，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40%。北京、甘肃、黑龙江、湖北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达到50%以上。江西和河南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达到60%。浙江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使“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5%左右”。湖南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产证券化达到80%左右。重庆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使“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
对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过程较长，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资产证券化率必然存在差异，各个地方提出的资产证券化率目标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中部几个省份里面，相对于湖南省国有资产的总规模来说，湖南国有企业的上市比例是比较高的。
肖毅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国有资产证券化对现阶段的国企改革意义重大。其既有利于国有资本股权的多元化，增加公共资本的产权约束能力；也可以增加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经营效率。此外，国有资产证券化还能扩大资金来源，提供一级市场直接融资的途径。
选聘市场化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地方国企改革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22个省区市《意见》基本都提出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现代公司制管理结构，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江西、重庆等部分省份还明确提出要提高外部董事比例，“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
在选人用人机制方面，地方国企改革方案普遍呈现市场化、去行政化的特点和趋势。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在22省区市《意见》中，北京、广东等19个省份的方案明确提出要健全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尤其是在经理层加大市场化选聘力度。
其中，浙江等地还提出要建立企业领导人员流动和退出机制，山东、广东等地则提出以聘任制、任期制和经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内容，逐步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实行契约化管理。提前迈出这一改革步伐的是广东，其改革方案提出，要在该省产权交易集团开展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实现经营班子完全市场化选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戚聿东分析道，国资委在董事会的试点属于公司治理层面，选聘职业经理人则属于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从目前的机制来说，国资委是国家的产权代表，它又将权力委托给董事会，由董事会再招聘职业经理人。
针对有些地方的国资委既管董事长又管总经理的情况，戚聿东认为，这些国企可能还没有建立董事会，还属于总经理负责制。但是，以后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全部都改为董事会制，总经理负责制逐步消亡。
字里行间的地方特色
尽管22省区市《意见》的主体框架大致相同，但在具体条文中，仍能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地方特色。
例如，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国有企业的对外发展有着更高要求。因此，上海专门辟出一个章节，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融入全球，提高国际竞争力。并且，上海还通过完善境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和产业导向、简化投资合作核准手续、为企业人员赴境外开展投资合作项目提供便利机制，支持企业跨国经营。
其他省份的开放合作内容，则主要强调了自己的区位优势。例如，广西提出，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开放开发平台建设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甘肃明确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为契机；云南希望着力发挥云南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区位优势。
而受首都功能定位的影响，北京国企的改革目标也有特别要求。北京市副市长张工在对《北京日报》进行方案解读时，多次强调首都“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张工认为，全国科技中心是北京的定位之一，北京的国企更应强调在创新驱动的要求下寻求发展。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黑龙江、山东、山西、四川等9省份，在《意见》中明确表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黑龙江、辽宁等老工业基地，更是表示要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政策支持。黑龙江提出，通过股权转让收益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改革成本分担机制。辽宁表示，将会分类解决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壳企业”职工安置、厂办大集体、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困难企业欠缴社会保险等历史遗留问题。
东北的国企有沉重的冗员和债务包袱，但戚聿东认为，许多国企通过分流、合并、重组、独立等措施，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剩下的大庆石油、鞍钢等特大企业，也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这些央企也应当按照改革的要求进行改制。戚聿东表示，各类型的服务公司、医院、学校，不是国企改革的事，是社会改革的事。各种服务公司也应该各归各业。
第四篇：与你有关!政府工作报告透露2018年改革信号
与你有关！政府工作报告透露2018年改革信号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将推出哪些重大改革举措？人们都很关注。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客户端梳理发现，在近2万字的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97次，透露出不少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一起来看！
1、国资国企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优化重组和央企股份制改革。
落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
2、民营企业
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落实鼓励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
3、营商环境
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
大幅缩短商标注册周期。
大力推进综合执法机构机制改革，着力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
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清理群众和企业办事的各类证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4、产权制度
对产权纠纷案件要依法甄别纠正。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5、财政、税费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改革个人所得税。
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
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降低过路过桥费用。
6、乡村振兴
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
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
7、对外开放
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
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早日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加快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8、科技创新
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
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
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将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
9、金融
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
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
10、机关事业单位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深化机构改革。
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向艰苦地区、特殊岗位倾斜。
11、民生
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消除性别和身份歧视。
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把基层医院和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全部纳入。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改革。
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加快实现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第五篇：***回延安传递什么信号？
***回延安传递什么信号？
***回延安传递什么信号？
2月13日至15日，春节前夕，习近平回了趟延安，第一站就是他40多年前插队待了7年的地方——延川县梁家河村。这次春节前的延安之行，透露出什么信号？“学习大国”现在为学习伙伴们解读。
信号1 告诫广大干部：你们要下基层，而不是跑上层
46年前，15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住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秋天才离开这里，整整7年时间。
也就是说，习近平第一次下基层，一下就是7年。
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曾将这首诗改动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习近平的言行明白无误地告诫广大干部：要下基层，而不是跑上层。信号2 提醒党员干部：你们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官僚主义
“盈儿，你可老了。”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村民王宪军，叫着他的小名。王宪军和总书记攀谈起来，一起回忆当年打坝淤地的劳动场景。王宪军流利背诵出当年习近平为大家编写的“战斗口号”：“决战1974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总书记点点头说，40年了，你还记得！
到了村委会，等候在这里的乡亲们见到总书记来了，热烈鼓掌。村委会的小院被围得水泄不通。老人、青年、孩子，争着同总书记握手。不少当年在一起共同劳动、生活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亲切叫着他们的名字，问候他们的家人。
一眼就能认出老乡来，马上就能叫出小名来，在场的人都感佩习近平的眼力好和记性好。
习近平的眼力和记性为何这么好？是群众路线将习近平和老乡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永远都不会陌生。习近平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党员干部：要践行群众路线，别搞官僚主义。信号3 告诉党员干部：你们要对百姓真情实意，不做表面文章
总书记给乡亲们带来了年货。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肉制品，还有春联、年画，家家有份。这些都是习近平自己出钱采办的。
村民梁耀才握着总书记的手说，你那年寄给我的钱收到了，这份情义忘不了。原来，梁耀才妻子生了重病，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块钱。
在福建省工作时，习近平接到吕侯生的信，说腿出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就把吕侯生接到福建，自己花钱为他看病。虽然腿最终没能保住，但习近平的帮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
„„
实际上，1975—2015，时间整整过去40年。这中间，习近平曾在1993年回到这里看望父老乡亲，并于2007年、2008年、2011年、2014年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表达惦念之情，鼓励乡亲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习近平在一篇文章（详见学习大国2月13日所发《习近平自述：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信号4 催促全体党员：你们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向人民学习
总书记回忆说，那时候放羊，把羊圈在一个山峁上，自己就开始看书、冥想了。说着，他转过身去，极目远眺。片刻，自言自语道：离开这里都40年了。
习近平住过的窑洞，炕上放着一排铺盖和床铺，靠着炕的一侧墙上，用报纸糊着墙围子，墙上还挂着一盏马灯。习近平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习近平说，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我那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总书记对今天在场的年轻人和孩子们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言下之意便是，你们要和我一样爱学习，特别是向人民学习。
信号5 告诉全国人民：大家要勇于创新，不能因循守旧
2月14日一早，习近平来到延安杨家岭，瞻仰中共七大会址。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并指出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创新”是关键词，习近平非常看重、常常强调。40多年前，习近平就在梁家河村勇于创新。
知青窑洞院子外面，保留着一口沼气池。1974年，时任大队党支书的习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建成了这口沼气池，这也是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1975年8月，全省沼气现场会在这里召开，村上做了经验介绍„„
实际上，习近平一路走来，处处都在改革创新。
去年11月，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特别强调了改革创新的重要性。他说，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敢于、善于改革创新的人们。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激励创新，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断寻求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习近平的言行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国人民：要勇于创新，不能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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