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0日震惊全国的“冲击毛主席”事件始末（范文）

第一篇：1967年7月20日震惊全国的“冲击毛主席”事件始末（范文）

1967年7月20日震惊全国的“冲击毛主席”事件始末

1967年7月20日震惊全国的“冲击毛主席”事件始末 [导读]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转播到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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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本封面

原载《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 作者：薛庆超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第二篇：钓鱼岛事件始末

9月7日上午：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相撞

·9月7日下午：我外交部：严重关切中方渔船在钓鱼岛与日船相撞

·9月7日晚间：中方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升级

·9月8日凌晨：日本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中国渔船船长实施逮捕

·9月8日：两岸保钓人士拟赴钓鱼岛宣示主权称不能再忍

·9月8日：中国驻日本使馆派员赶赴冲绳县探视中方渔民

·9月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召见日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9月8日：日本官房长官就撞船事件呼吁各方冷静对待

·9月9日：日媒曝光中日撞船后逮捕中方船长影像

·9月9日：外交部：日方对中国渔船适用日本法是荒唐的·9月9日：日方称若船长“认罪”并缴罚款可很快放人

·9月10日：杨洁篪召见日本大使 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放船

·9月10日晚间：日本法院批准拘留中国船长10天至9月19日

·9月11日凌晨：中方因撞船事件推迟中日东海问题政府间谈判

·9月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驻华大使

·9月12日：外交部：反对日方对我国渔船进行任何形式调查

·9月13日：中国渔船14名船员回国 船长仍被日方拘留

·9月13日：外交部再次强烈敦促日方放还被扣中方渔船船长

·9月19日：日方宣布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

·9月20日：外交部称日方必须立即放人 否则中方强烈反制

·9月22日：温总理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船长

·9月24日：冲绳县地方检察厅宣布放还中国渔船船长

·9月25日：我国渔船船长被日方非法扣押17天后回国

2010年9月7日，载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5179”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捞作业时，遭遇日本巡逻船两次冲撞，并于中午被迫停船。日本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抓扣渔船船长詹其雄。事发当天，中日即在外交层面针风相对。

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决定对中国船长履行司法程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她同时宣布，中方决定推

迟原定于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经我方严重交涉终于在13日14名中国渔民平安回国。

这次钓鱼岛事件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钓鱼岛极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究其原因日本受近年的经济危机影响，经济水平下降而我国经济水平却使逐年上升，这深深地使日本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且日本国内右翼思想正不断抬头更加深了双方的误会。此次钓鱼岛事件也体现出了政府和人民对捍卫领土的决心，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让国家更加强大，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环球网10月4日消息，据《东方时报》和《日本新华侨报》联合报道，10月2日日本右翼举行反华集会游行，《东方时报》和《日本新华侨报》联合报道组在东京街头现场目击了这场闹剧。

10月2日下午2点半，联合报道组赶到东京代代木公园附近的NHK前广场时，由多个日本右翼团体联合组织的一场所谓“谴责中国侵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全国国民统一行动”的民众集会，已经开始。

会场外围，有人在散发临时印刷的号外《樱新闻》，主要内容不外是中国“侵略”尖阁群岛（即中国的“钓鱼岛”）云云，题目和用词极具煽动性。

会场内部，被淹没在一片太阳旗和各种标语旗帜之中，气氛显得好像很热烈，应和着台上的发言，人群中不时爆出“喝彩”。记者看到，参加或者围观这场集会的，除了中年人为主外，也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可谓“全面动员”。主办方在发言时，不断强调或者说是壮声势，一会儿说：“现在会场有2000人了！”一会儿说：“还有3000人在看网上的视频直播。”

一些外国通讯社驻日本的记者到场采访摄影，记者看到有法新社、路透社、BBC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等，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日本主流媒体的记者。

在会场中心临时搭就的简易舞台上，一些被邀请来的号称记者、人气博客作者等人轮流上台发表演讲，几个地方议员也到场上台亮相。有人在发言中不惜造谣说：现在有十几万的在日中国人已经“归化”日本国籍，他们有选举权，中国政府已经给他们暗中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全国性大选或地方选举中投票支持“××人”或××政党”……，还有一个来自新潟的地方议员，竟然对中国在新潟设立总领事馆一事大放厥词，说这是中国政府与日本行政当局的“密室交易”，他要在地方议会上反对中国设立领事馆等等。

这场以东京为主会场在几个地方同时设立分会场的行动，是由“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草莽全国地方议员会”等右翼团体组织的。记者在现场看到，所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其负责人就是前几年因为“失言”不得不退职的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田母神俊雄。还有，“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也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代表上台发言声称，“在台湾的李登辉非常支持这样的集会。”

在发言中，这些人除了猖狂反对和抨击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中国领导人外，还批评首相菅直人内阁的对中国的软弱外交，同时，他们不忘了时时提醒民众，与韩国有关“竹岛（独岛）”、与俄罗斯有关“北方四岛”的主权争议。他们煞有介事地声称日本国民再不动员起来保护国土，尖阁诸岛（中国叫钓鱼岛）将被中国掠夺，北方四岛将永远被俄罗斯霸占等等。

下午3点过后，在简易舞台上的演说完毕后，参加者开始整队出发，4人一排，分成几个梯队，以太阳旗和大幅横幅标语为先导，在警察的指示下，沿着通往涩谷车站的，一边高喊口号，一边不紧不慢地行进着。

对于这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有的海外媒体称是800人，也有称是1200人，组织者自称超过2000人。因为是周末，涩谷大街上游客众多，看到这队游行人群，不少行人驻足停步，并拿出手机拍摄。游行队伍从涩谷车站前拐弯，进入青山大街，随后沿着表参道一路走去，再回到出发地点——NHK前广场。

看着这样的集会和游行，记者以为这与其说是日本的民意，不如说是日本的一场闹剧。

第三篇：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

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

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竞争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当今时代，这是一个重大隐患。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告，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公告称，中兴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当时，美国政府指控中兴非法向伊朗和朝鲜出口。

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中兴通讯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中兴通讯的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将依据未来七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而定。这是中国企业收到的来自美国政府的金额最高的一张罚单。

2017年4月，我们赴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总部，与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沟通；我们请中兴公司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兴事件专题座谈会；我们搜集了美国政府公开的有关文件。由此，我们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反思中兴通讯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经济高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型公司的竞争方式，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以合规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向世界。

1.事件始末

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的信息显示，中兴通讯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讯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事实上，早在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简称“BIS”）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并采取具体管制措施。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中兴通讯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

1、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兴通讯启动调查前，公司领导对于贸易管制合规不了解，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2012年3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最先给中兴通讯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召函，针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此前，中兴通讯法务部在2009年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可惜这两个文件没有得到落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证据。2、2012年收到传召函后，中兴内部面临对抗调查还是配合调查的选择，公司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担心公司的声誉财产受损，认为中兴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抗的态度，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

2013年11月份，在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在调查中兴违规的情况下，中兴决定恢复与伊朗的交易。为规避美方监管，中兴找到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替中兴跟伊朗做出口。中兴是通过国内贸易的形式，将产品卖给这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再卖给伊朗。对美方监管机构而言，这相当于一方面谈和解，一方面顶风作案。3、2014年，中兴通讯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与该高管同行的秘书的电脑里面发现了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方指控中兴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4、2016年中兴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聘用第三方进驻中兴调查。但是中兴公司非常不适应这样的调查，担心泄露其他信息，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试图隐瞒相关信息。这导致美方十分不信任中兴公司。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控不仅包括串谋非法出口，还包括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并据此判决中兴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还有可能对中兴通讯索取3亿美元罚金。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包括CEO在内的中兴通讯三位高管被迫辞职。

5、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兴通讯重塑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契机。调查事件之后，中兴通将合规管理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以来，中兴已经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由CEO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将合规职能与法律部门分离，保证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并于2016年11月聘请曾在美国工程公司Kellogg Borwn & Root任职的Matt Bell，担任中兴通讯的首席出口合规官和法律顾问。

2.教训何在

中兴通讯案例对许多正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企业来说都具有警示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传统跨国公司成长为全球型公司，企业竞争从过去单个企业间的竞争上升到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企业竞争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面对各国政府监管加强和国际组织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强化合规管理，合规竞争成为全球化企业新的竞争规则。

中兴通讯遭受巨额罚款暴露了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以及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重大缺陷。

首先，中兴通讯对防范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出口管制合规风险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在美方于2012年3月立案调查后，中兴没有采取必要的出口管制合规管理措施，反而想方设法规避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其次，中兴通讯在已经受到美国政府调查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把握机会堵住合规管理的漏洞，反而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导致公司面对的出口管制合规风险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公司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合规管理完全失控。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披露的信息显示，2016年3月BIS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的决定，是基于其获得的两份中兴通讯机密文件而做出的，这两份分别名为《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与《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的机密文件描述了中兴通讯通过设立、控制和使用一系列“隔断”公司绕开美国出口管制的方案。

其三，中兴的合规管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中兴的合规管理部门没有向董事会直线报告的渠道，而CEO或者销售部门拥有决策的权力可以轻易突破合规管控。因此，合规部门需要独立的架构和汇报线，否则风险无法传达给公司高层领导，导致合规管理形同虚设。

其四，近年来，中兴通讯自主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例如中兴通讯全球价值链所采购的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等核心部件按照出口管制规定被美国企业停止供货，中兴通讯生产难以为继。这是中兴通讯被迫与美国执法当局和解的根本原因。

通过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和深入人心的合规文化抵御合规风险，已经成为现代全球型企业的软竞争力，而合规竞争也成为企业全球竞争的新规则。如果缺乏以合规体系和合规文化为核心的软竞争力，就难以适应全球竞争新形势。

3.合规，中国企业的新挑战

中兴通讯案例是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国许多公司同样缺乏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和植根于企业员工的合规文化，非常有必要借鉴中兴案例和其他国外相关案例。

与中兴相反，吉利公司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向伊朗出口1500台沃尔沃轿车的机会。同期也有中国公司接受了在伊朗开采石油的订单，但是有效控制了风险，没有被美国抓住处罚把柄。有风险往往有商机，大风险往往蕴含大商机，问题在于能否识别风险和掌控风险，这方面我国企业还需要积累经验。

由中兴案例出发，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强合规经营能力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促进合规从高层和企业文化做起。只有当企业文化强调诚信与正直，并且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作出表率，合规才最为有效。

二、合规部门应该在组织原则上保持独立性。不论一家公司如何组织其合规部门，该合规部门都应该是独立的。同时，应该由一名集团合规官全面负责合规风险管理。而且，合规部门有向高级管理层，必要时，向董事会或董事会下设的委员会自由报告的权利。

三、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制度的落地，特别是加强具体管控措施的执行。如果企业有合规制度但不去执行，可能比没有合规制度更糟糕。

四、积极促进企业合规管理是政府的新责任。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对于企业合规的监管日益严格。比如，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的反贿赂法都加大了对企业违规的处罚力度。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在推动企业的诚信与合规经营。

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就需要参与方形成大家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规则。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输出资金，输出产能，也应该参与共同规则的建立、输出合规理念和文化。因此，无论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是走向世界，都面临强化合规管理的新挑战，而政府相关部门则需要承担推进合规管理的新责任。

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有巨大的影响力。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做到“合规行政”，同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企业的合规管理。

国家标准委已经把国际标准化组织2015年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ISO19600）作为中国标准加以推进，建议其他政府部门对此加以支持，例如证监会可以考虑要求上市公司设立专门的合规管理机构并发布合规管理报告。

国资委在2015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强调“着力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16年国资委选择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五家大型央企开展合规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建议国资委在全部央企和地方国企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建议全国工商联参考国资委做法，积极推进民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在推进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相关社团组织也大有可为，例如有数千家大型企业会员的中国企业联合会，还有中国工业协会，中国外资企业协会，中国投资协会等全国性企业组织，也应该促进所属会员诚信合规。

作者为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和研究部主任 稿源: 财经杂志 王志乐 郭凌晨 |文

第四篇：虎门销烟事件始末范文

虎门销烟事件始末

历史背景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出于对原料及市场的需求，开启了迅速向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当帝国扩张到东方版图，却遇到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阻碍，并在贸易中承受巨大的逆差影响。

为扭转这一局势，他们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将殖民地印度的鸦片，以走私的方式通过海路运输到中国，从广州登陆，旋即输入全国。自此，白银外流，国民羸弱，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清政府面临着棘手而又必须迅速解决的毒品泛滥成灾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林则徐上书道光帝，极陈鸦片危害，加之林之前于江苏及湖广成功禁烟先例，道光帝被打动了，并委任林为钦差大臣，赴鸦片重灾区——广州，督办禁烟事宜。

事件始末

道光1839年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3月10日，经过两个月后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山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

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

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

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

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珠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但是，他虽狡猾多端，但终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销烟前,林则徐了解到,过去用火焚烧鸦片,鸦片油渗入土中,一些人就将这些土挖去,熬炼成烟膏.因此他派人在虎门海滩挖出长宽各15丈的2个大池,灌入海水,然后把鸦片投入池内,泡透后放石灰.再打开涵闸让鸦片末泄入茫茫大海。

事件影响

首先，让普通民众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的泛滥；

其次，事件不断升温，最终中英两国兵戎相见，清政府战败，并签订了近代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列强蚕食中华之先例。

第五篇：主角张艺谋超生事件始末

“主角”张艺谋

2013年12月04日 22:55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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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岩鹏北京报道

他是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最多的中国著名导演，3次提名奥斯卡和5次提名金球奖。他于1987年执导影片《红高粱》一炮走红。20多年来，他导演的影片总会引来强烈关注，要么引领方向，要么票房大卖。2008年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其事业登上了巅峰。如今，张艺谋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身份不再只是个导演，还是个名副其实的“主角”：多胎超生。这显然不再是娱乐大片，这是严肃的社会话题。

迫于舆论压力，张艺谋日前承认与其妻陈婷育有三个子女。但经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委核实，此三子女均在两人婚前已出生，属非婚生育。而张艺谋也将因此受到“超生”与“非婚生育”两项罚款。民间预计版本最高罚2.4亿元。

1950年出生的张艺谋现已“知天命”，此前在膝下一女的情况下，却连生了两男一女。他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作品是《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反映中国乡土的电影，或许，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乡土观念对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超生门”

最早爆料张艺谋超生的是演员何珺，2012年3月，何珺发微博称，过年回老家无锡时得知，导演张艺谋早已再婚，并且育有3名子女。对于何珺的爆料和外界排山倒海的议论和猜疑，张艺谋沉默应对，此事也渐渐不了了之。

而“超生门”再度发酵是在今年5月。有媒体曝光张艺谋“妻子”陈婷及两个儿子的照片。据报道称，加上与发妻所生的大女儿，张艺谋至少是7个孩子的爹。

事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无锡市计生委政策法规处一位副处长当时表示，已就此事开展调查，“陈女士只是户籍和房子在无锡，其本人并不在，相关调查工作将会有一定难度。”8月，有媒体再次致电无锡市计生委，对方回应称“仍在调查”。10月，无锡市计生委依然表示：“还没接到下面反馈回来的情况。”

11月3日，《南都娱乐周刊》称张艺谋和陈婷还有一个小女儿，并透露：“如今张导新片开机，我们再次发现其妻女行踪。这次除了俩儿子还有小女儿。”时隔两周后，《南都娱

乐周刊》再爆新料称，陈婷为张艺谋育有两子两女。爆料人还发布了几张陈婷四个子女的近照以及一张张艺谋与陈婷的合影。

张艺谋终于坐不住了，借作家方希微博回应了超生一事。方希问道：“你咋不回应？”张艺谋说：“别人一泼脏水我就洗，这一年到头该天天洗澡玩了？”

张艺谋工作室副导演蒲伦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在张艺谋身边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从没看见过陈婷，我个人确实不知道张艺谋导演秘婚生子这件事。”

而就在“剧情”处在真空期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半路杀出一个“张艺谋大舅哥”来搅局。日前，“导演陈剑”以“张艺谋大舅子”的身份发出致媒体的公开信，替张艺谋撇清“超生”，不料引来张艺谋工作室“举报”其“冒充亲友”。

“超生门”事件一波三折，并未因为张艺谋低调而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希望他现身解释的舆论日渐增多。这把张艺谋逼到了死角。

11月29日晚，无锡市滨湖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60多字的消息，称张艺谋及陈婷已委托其代理人到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接受调查，结果待出来后公布。

12月1日晚，张艺谋工作室发公开信，承认张艺谋与陈婷再婚，确实养育两子一女，愿意接受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的调查，全力配合政府部门的调查，并依照国家规定接受相应处罚。

“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此向公众致以诚挚的歉意。”在公开信中，张艺谋依然倔强，他用一半文字斥责“别有用心之人”通过非法手段，跟踪、偷拍未成年子女，曝光家人隐私，炮制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

天价罚款？

无锡市滨湖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最新发布的消息是，张艺谋、陈婷违法生育的事实已查实，两人生育的三个子女均在两人婚前的2001年至2006年间已出生，属非婚生育，均未取得计生部门批准生育的证件。

而非婚生育和婚内计划外生育均属于非法生育，相比于婚内计划外生育，父母在为非婚生育子女缴纳社会抚养费时将会支付更高的费用。

这意味着，张艺谋将面临“超生”与“非婚生育”两项罚款。至于到底会罚多少，法律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征收标准需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一旦核实，像张艺谋这种国际级别的导演，数额可就不少了。

据了解，“超生罚款”的法律术语叫“社会抚养费”，该费的征收标准由各省制定。《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城镇居民以孩子出生前一年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征的基本标准；其中，非婚生育一个孩子的，按照基本标准的0.5倍至两倍缴纳社会抚养费；非婚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按照基本标准的5倍至8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对照上述规定，以及媒体所报道的张艺谋三个孩子的年龄，就江苏省统计局的公开资料计算，无锡市居民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603元，2003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47元，2005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05元。就此大概推算，张艺谋及陈婷双方按照基本标准需要为三个小孩超生至少支付28万元。

不过，28万元的罚款只是一个底线。根据规定，实际收入是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2倍以上的，除按照相关条款缴纳社会抚养费外，对其超出人均收入部分还应当缴纳1倍至2倍的社会抚养费。生育三胎时，罚款再加倍。

一位曾为张艺谋做过宣传的人士告诉记者，张艺谋从影20多年，加上他在“印象”系列秘密占有股份，张艺谋早就是亿万富翁。根据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显示，从2004年到2011年，张艺谋年收入最高4800万元，最低550万元。

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对于名人的收入统计，仅统计艺人演艺收入，不考虑艺人的副业或其他。有报道称，张艺谋副业方面，近几年单是“印象”系列每年就能分到六七千万元，加上其他收入，保守估计年收入8000万元。

有媒体据此粗略计算出：张艺谋生二胎至少需交罚款8000万元；生三胎时罚款高达1.6亿元，总罚款超过2.4亿元。

对此罚款金额，无锡市计生委有关人士表示，具体罚款多少，得看最后调查结果，“我们将严格按政策法规重处。这一点，请大家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