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海证券假章门事件始末范文合集

第一篇：国海证券假章门事件始末

国海证券假章门始末

——债市下跌引爆代持风险

2016年12月19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多家机构齐聚北京逼问国海证券——“巨额浮亏已经出现，国海证券你担还是不担?”对于这个问题，国海证券没有给出答案，目前依然在与监管层及金融机构紧张协调中。

12月15日，国海证券公告了一个“喜讯”，即公司配股申请获证监会核准通过。但与此同时，在国海证券所在地北京腾达大厦，令众多机构焦头烂额的“关于国海证券相关债券违约处理的商讨会”正在紧张进行。

午间，国海证券宣布停牌，经公司核查两名当事人张杨、郭亮所涉业务相关协议中加盖公章“纯属伪造”。随着事件信息进一步披露，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正在揭开当前债市下跌情况下债券代持风险的一角。

“如果签署规范的协议，债券代持本身并不违法。代持的直接作用就是放杠杆，十多年来债券代持已经成为债券牛市的重要推手。如果没有代持，不能做杠杆融资，债券收益率做不上去，整个市场就不会这么活跃。”一位资深债券交易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但也要看到代持会带来追求暴利的冲动，在债市下行期会暴露风险，需要从交易协议、流程方面进行规则完善。

神秘“协议”

周日上午，一份“会议纪要”在市场广为传播，内容是国海证券总裁、副总裁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多家机构，就相关债券违约处理的商讨会。

会议纪要注明由国海证券投资管理部负责人陈嘉斌负责主持及对接，《第一财经日报》下午向其核实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对方接通了电话，但称“不可以”、“不需要”，并表示目前公司与媒体接触由办公室统一联系。

从会议纪要内容来看，国海证券方面主要是强调张杨、郭亮二人与到场机构签署的“协议”未经过授权，且所盖国海证券公司的印章系伪造。而机构方面最关注的问题是，已经出现的8到10个亿的浮亏，国海证券担还是不担。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交易，签署的又是怎样的协议?国海证券在两份停牌公告中，都提及“相关业务”及“相关协议”，但并未明确是什么业务、什么协议。

“公司未授权张杨、郭亮开展文中所提及的相关业务，更未授权张杨、郭亮签订相关业务协议，公司自身也未签订任何相关协议。”国海证券12月15日公告称，张杨、郭亮为公司资产管理分公司原团队员工，张杨已于2016年8月1日离职，郭亮目前已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对于相关人员或单位伪造公司印章、盗用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行为，公司将依法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12月18日，国海证券再次发布公告，称公司就印章被伪造事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公司找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印章不符，系伪造;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已对公司被伪造印章案件立案，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假章门”背后可能是债券代持纠纷。有熟悉国海证券债券业务的人士对记者表示，可能的情形是，国海证券一直有债券代持的业务，在债券牛市时期不但没有问题，还能够为公司赚取大额利润。

按照一般的债券代持“潜规则”，双方会签订“抽屉协议”，实际上是约定按照债券代持进行，但账面上是债券买卖交易。如果债市走牛，债券持有方会回购股票，获得收益，双方分享收益，然后再向公司补一份代持协议。但是一旦市场走熊，持有方就可能会不承认协议的有效性，拒绝回购，代持方只能扛住，等待债券价格回来。

“交易就是交易，一般还是要签署协议。如果张杨、郭亮向公司报备相关的债券代持，可能公司风控就会给否了。为了把交易做完、拿到巨额分成，他们可能就想出了‘萝卜章’的办法。牛市不会出问题，抽屉协议不会拿出来。但是，这一次如果浮亏真有八九个亿，显然参与的机构都扛不住了，不想承担亏损。”该人士分析，今年“十一”以来债市大跌，理论上不会有人去接手再做代持，所以张杨、郭亮可能是之前的交易出现了问题。

为何此时为何国海

债券代持并不新鲜，不但不是新事物，还在过去多年的债市发展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业界对债券代持的争议也由来已久。

2012年前后，债券市场经历了史上最严厉的“打黑风暴”，从万家基金邹昱、中信证券杨辉，到齐鲁银行徐大祝、西南证券薛晨、易方达基金马喜德，再到曾经的“一姐”孙明霞，债市腐败案接二连三，债券代持的问题也一并暴露出来。

所谓代持，简而言之，就是让别人代自己持有债券，但不转移实质所有权，代持本身只是一种规避监管的交易方式，有时也会沦为利益输送的通道。债券持有方通过与代持方达成协议，约定将标的债券以一定的价格转让给代持方，经过一定时间再以事先约定的价格由债券持有方赎回。为规避监管，代持双方均不愿意签订公开的书面协议，在操作上体现为正常的买卖交易。

通过代持交易，债券持有方通过支付代持方代持期间的资金使用费，保留了债券实质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代持方获得了代持期间让渡资金使用权费用，可以达成双赢。

代持重要作用是放大投资杠杆，一次代持获得资金后，再购买新的债券，再委托代持，如此循环。“如果一家券商有10亿元资金，买入10亿债券，以9折的约定请一家机构代持，就可以拿到9亿元资金，可以继续买入债券、委托代持，循环往复。”前述资深债券交易人士告诉记者，债券代持有其客观必要性。最直接的原因是债券收益率本身较低，如果不代持或买断式回购，收益率只能达到5%左右。但是无论资管计划还是银行委外资金，都对收益率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债券持有人就必须想办法放大杠杆，提高收益，而代持就是一种方便的放大杠杆的方式。

例如，券商从资管计划拿到100亿元资金，如果只购买100亿债券，到期收益率可能只有5%。但是，如果做多次代持，将持有债券规模做到500亿，按照5%的收益就可以获得25亿元，相对于100亿元资金，收益率就做到了25%。

在债市上行周期，代持风险不会暴露，但是债券价格下行或波动时，代持就会暴露风险。杠杆一定是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

进入10月以来，债市接连调整。12月15日10年国债和国开活跃券收益率分别上行12bp和20bp至3.36%和3.89%，达到今年高点;国债期货几近跌停，非银机构融入资金困难，同业理财和存单利率也在近期明显上行。

代持是行业惯例，但为何这一轮风险从国海证券开始?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小券商激进的激励制度，可能是刺激风险放大的一个潜在因素。

国海证券近年来发展迅速，2009年公司总资产行业排名52，2015年排名上升至31。截至三季度末，公司总资产达到451.94亿元，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达到28.64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将近10亿元。

据前述熟悉国海证券债券业务的人士介绍，国海证券在团队激励上较为激进，公司与团队实行“三七开”，即利润的30%归公司，70%分给团队。国海证券在2015年年报中也介绍了公司的“准事业部制”，称对业务部门实施准事业部制的激励方式，使个人收益与部门及个人业绩紧密挂钩，体现激励的差异性与长效化。

这种激励方式的结果是，业务团队市场开拓能力非常强，使得中小券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有业务突破能力，但问题是风险也会放大，业务团队会追求规模，合规风控较难把握，人员流动性提升，从业持续性变差。

事件结局

一、2016年12月20日，国海证券早间再发公告称，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我司本着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原则，与伪造我司印章私签债券交易协议事件相关事涉机构召开协调会议。会议达成共识：虽然主要责任在于涉嫌刑事犯罪的个人，但为了维护大局、履行社会责任，我司认可与与会各方的债券交易协议，愿意与与会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同时我司将依法追究相关个人伪造公司印章的刑事责任。今后，各方将继续诚实守信开展业务，共同维护债券市场信用和交易秩序。

二、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017年5月19日公布了对国海证券萝卜章事件处理结果，对国海证券和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证监会对渤海证券债券交易业务、资产交易业务、内控和风险管理进行了检查，发现渤海证券内部管理混乱。拟对国海证券暂停资产管理产品备案一年、暂停新开证券账户业务一年，暂不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一年。

证监会责令国海证券在一年内改正并增加内部合规的检查次数，对张杨、郭亮两名责任人，处以分别在8年及10年内不能在证券公司承担相关职务的处罚，对违法行为移交司法。

第二篇：钓鱼岛事件始末

9月7日上午：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相撞

·9月7日下午：我外交部：严重关切中方渔船在钓鱼岛与日船相撞

·9月7日晚间：中方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升级

·9月8日凌晨：日本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中国渔船船长实施逮捕

·9月8日：两岸保钓人士拟赴钓鱼岛宣示主权称不能再忍

·9月8日：中国驻日本使馆派员赶赴冲绳县探视中方渔民

·9月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召见日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9月8日：日本官房长官就撞船事件呼吁各方冷静对待

·9月9日：日媒曝光中日撞船后逮捕中方船长影像

·9月9日：外交部：日方对中国渔船适用日本法是荒唐的·9月9日：日方称若船长“认罪”并缴罚款可很快放人

·9月10日：杨洁篪召见日本大使 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放船

·9月10日晚间：日本法院批准拘留中国船长10天至9月19日

·9月11日凌晨：中方因撞船事件推迟中日东海问题政府间谈判

·9月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驻华大使

·9月12日：外交部：反对日方对我国渔船进行任何形式调查

·9月13日：中国渔船14名船员回国 船长仍被日方拘留

·9月13日：外交部再次强烈敦促日方放还被扣中方渔船船长

·9月19日：日方宣布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

·9月20日：外交部称日方必须立即放人 否则中方强烈反制

·9月22日：温总理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船长

·9月24日：冲绳县地方检察厅宣布放还中国渔船船长

·9月25日：我国渔船船长被日方非法扣押17天后回国

2010年9月7日，载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5179”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捞作业时，遭遇日本巡逻船两次冲撞，并于中午被迫停船。日本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抓扣渔船船长詹其雄。事发当天，中日即在外交层面针风相对。

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决定对中国船长履行司法程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她同时宣布，中方决定推

迟原定于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经我方严重交涉终于在13日14名中国渔民平安回国。

这次钓鱼岛事件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钓鱼岛极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究其原因日本受近年的经济危机影响，经济水平下降而我国经济水平却使逐年上升，这深深地使日本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且日本国内右翼思想正不断抬头更加深了双方的误会。此次钓鱼岛事件也体现出了政府和人民对捍卫领土的决心，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让国家更加强大，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环球网10月4日消息，据《东方时报》和《日本新华侨报》联合报道，10月2日日本右翼举行反华集会游行，《东方时报》和《日本新华侨报》联合报道组在东京街头现场目击了这场闹剧。

10月2日下午2点半，联合报道组赶到东京代代木公园附近的NHK前广场时，由多个日本右翼团体联合组织的一场所谓“谴责中国侵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全国国民统一行动”的民众集会，已经开始。

会场外围，有人在散发临时印刷的号外《樱新闻》，主要内容不外是中国“侵略”尖阁群岛（即中国的“钓鱼岛”）云云，题目和用词极具煽动性。

会场内部，被淹没在一片太阳旗和各种标语旗帜之中，气氛显得好像很热烈，应和着台上的发言，人群中不时爆出“喝彩”。记者看到，参加或者围观这场集会的，除了中年人为主外，也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可谓“全面动员”。主办方在发言时，不断强调或者说是壮声势，一会儿说：“现在会场有2000人了！”一会儿说：“还有3000人在看网上的视频直播。”

一些外国通讯社驻日本的记者到场采访摄影，记者看到有法新社、路透社、BBC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等，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日本主流媒体的记者。

在会场中心临时搭就的简易舞台上，一些被邀请来的号称记者、人气博客作者等人轮流上台发表演讲，几个地方议员也到场上台亮相。有人在发言中不惜造谣说：现在有十几万的在日中国人已经“归化”日本国籍，他们有选举权，中国政府已经给他们暗中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全国性大选或地方选举中投票支持“××人”或××政党”……，还有一个来自新潟的地方议员，竟然对中国在新潟设立总领事馆一事大放厥词，说这是中国政府与日本行政当局的“密室交易”，他要在地方议会上反对中国设立领事馆等等。

这场以东京为主会场在几个地方同时设立分会场的行动，是由“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草莽全国地方议员会”等右翼团体组织的。记者在现场看到，所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其负责人就是前几年因为“失言”不得不退职的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田母神俊雄。还有，“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也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代表上台发言声称，“在台湾的李登辉非常支持这样的集会。”

在发言中，这些人除了猖狂反对和抨击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中国领导人外，还批评首相菅直人内阁的对中国的软弱外交，同时，他们不忘了时时提醒民众，与韩国有关“竹岛（独岛）”、与俄罗斯有关“北方四岛”的主权争议。他们煞有介事地声称日本国民再不动员起来保护国土，尖阁诸岛（中国叫钓鱼岛）将被中国掠夺，北方四岛将永远被俄罗斯霸占等等。

下午3点过后，在简易舞台上的演说完毕后，参加者开始整队出发，4人一排，分成几个梯队，以太阳旗和大幅横幅标语为先导，在警察的指示下，沿着通往涩谷车站的，一边高喊口号，一边不紧不慢地行进着。

对于这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有的海外媒体称是800人，也有称是1200人，组织者自称超过2000人。因为是周末，涩谷大街上游客众多，看到这队游行人群，不少行人驻足停步，并拿出手机拍摄。游行队伍从涩谷车站前拐弯，进入青山大街，随后沿着表参道一路走去，再回到出发地点——NHK前广场。

看着这样的集会和游行，记者以为这与其说是日本的民意，不如说是日本的一场闹剧。

第三篇：实习总结国海证券

实习总结

实习对于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很荣幸这次毕业实习能去到国海证券南宁民族宫营业部，这里的大哥大姐们非常的热情友好，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能给我们一些帮组和意见，这对于我们能尽快的融入群体和工作给予了非常大的帮组，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吧！

首先我对自己适应新环境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融入集体的人，在上班的前几天我就能适应新的环境，与大哥大姐们相处的十分愉快，在工作与同事结成合作，互助互利，在生活中我们也都相互帮助。

其次在工作能力上我觉得自己尚可，虽然不是能力特别突出的那种，但领导的讲话和指导老师的讲解我还是能快速的领会，在学习新的事物较快，并且耐心负有责任感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并在空闲时间积极帮助其他同事，在完成了指导老师交予的工作任务之后，抓紧时间自主学习，学习一些对工作有帮助的知识。但同时我在工作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创新能力还不够，虽然我们能再工作中对一些地方做一些改进提了工作效率，但是都是对局部的，枝条的改动。还有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快速应急能力还不够，这可能是缺少工作经验吧！

最后，在工作中我越发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还不够稳固，从纵向来说，所学知识还不够深入，学识浅薄，到与实际联系起来运用时还很吃力：从横向来说；我的知识面还不够广泛，特别是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方面的知识。

总之，通过这次实习学到了很多的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知道了自身的优点和不足，这对于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很多参考性的经验，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就有了方向。

第四篇：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

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

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竞争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当今时代，这是一个重大隐患。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告，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公告称，中兴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当时，美国政府指控中兴非法向伊朗和朝鲜出口。

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中兴通讯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中兴通讯的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将依据未来七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而定。这是中国企业收到的来自美国政府的金额最高的一张罚单。

2017年4月，我们赴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总部，与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沟通；我们请中兴公司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兴事件专题座谈会；我们搜集了美国政府公开的有关文件。由此，我们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反思中兴通讯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经济高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型公司的竞争方式，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以合规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向世界。

1.事件始末

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的信息显示，中兴通讯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讯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事实上，早在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简称“BIS”）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并采取具体管制措施。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中兴通讯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

1、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兴通讯启动调查前，公司领导对于贸易管制合规不了解，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2012年3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最先给中兴通讯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召函，针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此前，中兴通讯法务部在2009年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可惜这两个文件没有得到落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证据。2、2012年收到传召函后，中兴内部面临对抗调查还是配合调查的选择，公司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担心公司的声誉财产受损，认为中兴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抗的态度，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

2013年11月份，在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在调查中兴违规的情况下，中兴决定恢复与伊朗的交易。为规避美方监管，中兴找到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替中兴跟伊朗做出口。中兴是通过国内贸易的形式，将产品卖给这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再卖给伊朗。对美方监管机构而言，这相当于一方面谈和解，一方面顶风作案。3、2014年，中兴通讯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与该高管同行的秘书的电脑里面发现了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方指控中兴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4、2016年中兴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聘用第三方进驻中兴调查。但是中兴公司非常不适应这样的调查，担心泄露其他信息，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试图隐瞒相关信息。这导致美方十分不信任中兴公司。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控不仅包括串谋非法出口，还包括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并据此判决中兴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还有可能对中兴通讯索取3亿美元罚金。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包括CEO在内的中兴通讯三位高管被迫辞职。

5、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兴通讯重塑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契机。调查事件之后，中兴通将合规管理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以来，中兴已经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由CEO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将合规职能与法律部门分离，保证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并于2016年11月聘请曾在美国工程公司Kellogg Borwn & Root任职的Matt Bell，担任中兴通讯的首席出口合规官和法律顾问。

2.教训何在

中兴通讯案例对许多正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企业来说都具有警示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传统跨国公司成长为全球型公司，企业竞争从过去单个企业间的竞争上升到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企业竞争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面对各国政府监管加强和国际组织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强化合规管理，合规竞争成为全球化企业新的竞争规则。

中兴通讯遭受巨额罚款暴露了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以及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重大缺陷。

首先，中兴通讯对防范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出口管制合规风险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在美方于2012年3月立案调查后，中兴没有采取必要的出口管制合规管理措施，反而想方设法规避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其次，中兴通讯在已经受到美国政府调查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把握机会堵住合规管理的漏洞，反而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导致公司面对的出口管制合规风险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公司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合规管理完全失控。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披露的信息显示，2016年3月BIS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的决定，是基于其获得的两份中兴通讯机密文件而做出的，这两份分别名为《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与《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的机密文件描述了中兴通讯通过设立、控制和使用一系列“隔断”公司绕开美国出口管制的方案。

其三，中兴的合规管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中兴的合规管理部门没有向董事会直线报告的渠道，而CEO或者销售部门拥有决策的权力可以轻易突破合规管控。因此，合规部门需要独立的架构和汇报线，否则风险无法传达给公司高层领导，导致合规管理形同虚设。

其四，近年来，中兴通讯自主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例如中兴通讯全球价值链所采购的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等核心部件按照出口管制规定被美国企业停止供货，中兴通讯生产难以为继。这是中兴通讯被迫与美国执法当局和解的根本原因。

通过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和深入人心的合规文化抵御合规风险，已经成为现代全球型企业的软竞争力，而合规竞争也成为企业全球竞争的新规则。如果缺乏以合规体系和合规文化为核心的软竞争力，就难以适应全球竞争新形势。

3.合规，中国企业的新挑战

中兴通讯案例是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国许多公司同样缺乏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和植根于企业员工的合规文化，非常有必要借鉴中兴案例和其他国外相关案例。

与中兴相反，吉利公司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向伊朗出口1500台沃尔沃轿车的机会。同期也有中国公司接受了在伊朗开采石油的订单，但是有效控制了风险，没有被美国抓住处罚把柄。有风险往往有商机，大风险往往蕴含大商机，问题在于能否识别风险和掌控风险，这方面我国企业还需要积累经验。

由中兴案例出发，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强合规经营能力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促进合规从高层和企业文化做起。只有当企业文化强调诚信与正直，并且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作出表率，合规才最为有效。

二、合规部门应该在组织原则上保持独立性。不论一家公司如何组织其合规部门，该合规部门都应该是独立的。同时，应该由一名集团合规官全面负责合规风险管理。而且，合规部门有向高级管理层，必要时，向董事会或董事会下设的委员会自由报告的权利。

三、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制度的落地，特别是加强具体管控措施的执行。如果企业有合规制度但不去执行，可能比没有合规制度更糟糕。

四、积极促进企业合规管理是政府的新责任。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对于企业合规的监管日益严格。比如，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的反贿赂法都加大了对企业违规的处罚力度。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在推动企业的诚信与合规经营。

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就需要参与方形成大家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规则。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输出资金，输出产能，也应该参与共同规则的建立、输出合规理念和文化。因此，无论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是走向世界，都面临强化合规管理的新挑战，而政府相关部门则需要承担推进合规管理的新责任。

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有巨大的影响力。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做到“合规行政”，同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企业的合规管理。

国家标准委已经把国际标准化组织2015年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ISO19600）作为中国标准加以推进，建议其他政府部门对此加以支持，例如证监会可以考虑要求上市公司设立专门的合规管理机构并发布合规管理报告。

国资委在2015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强调“着力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16年国资委选择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五家大型央企开展合规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建议国资委在全部央企和地方国企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建议全国工商联参考国资委做法，积极推进民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在推进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相关社团组织也大有可为，例如有数千家大型企业会员的中国企业联合会，还有中国工业协会，中国外资企业协会，中国投资协会等全国性企业组织，也应该促进所属会员诚信合规。

作者为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和研究部主任 稿源: 财经杂志 王志乐 郭凌晨 |文

第五篇：虎门销烟事件始末范文

虎门销烟事件始末

历史背景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出于对原料及市场的需求，开启了迅速向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当帝国扩张到东方版图，却遇到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阻碍，并在贸易中承受巨大的逆差影响。

为扭转这一局势，他们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将殖民地印度的鸦片，以走私的方式通过海路运输到中国，从广州登陆，旋即输入全国。自此，白银外流，国民羸弱，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清政府面临着棘手而又必须迅速解决的毒品泛滥成灾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林则徐上书道光帝，极陈鸦片危害，加之林之前于江苏及湖广成功禁烟先例，道光帝被打动了，并委任林为钦差大臣，赴鸦片重灾区——广州，督办禁烟事宜。

事件始末

道光1839年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3月10日，经过两个月后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山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

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

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

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

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珠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但是，他虽狡猾多端，但终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销烟前,林则徐了解到,过去用火焚烧鸦片,鸦片油渗入土中,一些人就将这些土挖去,熬炼成烟膏.因此他派人在虎门海滩挖出长宽各15丈的2个大池,灌入海水,然后把鸦片投入池内,泡透后放石灰.再打开涵闸让鸦片末泄入茫茫大海。

事件影响

首先，让普通民众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的泛滥；

其次，事件不断升温，最终中英两国兵戎相见，清政府战败，并签订了近代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列强蚕食中华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