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三农问题再解析（5篇模版）

第一篇：申论热点：三农问题再解析

三农问题再解析

本文主要观点：

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

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

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

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

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

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第二篇：教案：申论热点专题：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一、含义及其现状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1、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

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4、解决“三农”问题的四个关键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二、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六次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三农问题有所关注： 09年：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08年：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07年：加大三农投入力度 06年：推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 05年：支持农村基础建设 04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三、可能会遇到的三农问题相关材料及应对措施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七大报告标准表述）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2、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收入增加缓慢，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粮食减产。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但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得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分析：一要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大批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减少农民对有限土地的压力；二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要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进一步加大；四要严格把关农田征用，保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五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六要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市场竞争力；七要稳定粮食收购价，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3、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农民收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缺少农民收入与社会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二是农业生产方式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产品的质量不适应消费需求，农业效益偏低。三是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村社会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村生态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改善。

分析：农民为什么贫穷？除了历史原因外，一是收入渠道比较窄，主要是种地和到城市打工；二是从二元化社会结构看，农民处于不平等的一极；三是忽视市场导致增产不增收。因此，应当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让广大农民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应当加大投入，积极引导，拓宽市场，转变农业产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应当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以科技带动农业增产增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4、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农民的总体力量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分析：完成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必须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等诸多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给予农民平等机会，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5、废止农业税

农业税作为国家的重要税种，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作为纳税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际，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大举措，是惠及亿万农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负担问题完全解决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依然存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仍很繁重。要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要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定，切实把减负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努力创新财政支农机制。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润农业，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让公共财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农民。

分析：要深刻认识全面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历史意义，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努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6、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对保障劳动者的养老、就医等至关重要。据统计，今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亿人，跨省就业的农民工约6000万人。然而，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农民工参保率低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参保的农民工纷纷退保现象，更加耐人寻味。

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我国目前的各项社会保障在计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正规就业情况而定的，对农民工这种流动性大、范围广、劳动关系不稳定、工作岗位不确定、工作时间长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缺乏制度设计和保障。例如，山东农民到广东打工，在广东缴纳的社保金，根本无法转移到山东。我国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养老保险关系也无法转移接续。此外，在农村社保制度与城市社保制度无法接轨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内缴纳的社会保险，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对于回到户籍地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社保，农民工当然要退。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欢迎农民工退保。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让农民工参保，让地方社保基金更充足；而退保时，农民工并不能领回全部金额。有人统计，广东省每名参保一年的农民工退保，就将向当地养老基金“贡献”1348元。分析：让农民工真正能老有所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国家应建立适合不稳定就业农民工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第二，为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第三，建立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第四，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

7、推进“三化”

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措施在于推进“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之所以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提供服务等职能，它一头连市场，一头连着基地农户，形成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从而增强了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的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方面可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流动和聚集，带来结构效益。另一方面其农副产品主要产业的区域化、专业化的发展，可将小而分散的农业生产聚合成规模化经营，从而产生规模效益。

从现实看，阻碍农民增收和阻滞其摆脱弱势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有以下几点：一是劳动力需求因素。我国不足1亿公顷耕地只能提供5千万个农户的劳动生产，劳动力供大于求，仅依靠农业增加就业来提高农民收入，难度太大。二是农产品需求因素。目前我国近8亿人生产农产品，共约5亿人消费商品农产品，可见农产品需求市场多么狭小。需求拉力小，必然造成农产品商品率低，从而制约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速农民非农化进程，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当前我国最突出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最重要的结构调整是城乡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需求拉动乏力，与农村有效需求不足有很大关系。我国农村消费群体大，但消费支出少；需求潜力大，但购买力低；市场空间大，但市场容量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大力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和向二、三产业转移。小城镇的二、三产业，不仅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扩大消费群体，扩展农村市场容量，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8、三农问题与城市化 党中央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城市（镇）和农村是经济社会的两大组成部分，正确制定和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农业生产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在农业自然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农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农业自然资源量越少，农民的收入也就越难以提高。只有大幅减少农民，农民收入才能增加。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就是进城，就是使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第二、农民大规模进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推动力，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标志。农民大规模进城，不会危及农业安全，同时可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第三、加快城市发展是统筹城乡的基础

首先，我国农村的不发展是因为城市的不发展。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其次，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具有合理性。可以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减少现代化成本。再次，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将提升我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第四、加强对农村的支援要调整方向

一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三是支持农村医疗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的发展。四是支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五是支持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六是支持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第五、给农民自主选择权是统筹城乡发展政策的基石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条件，限制农民进城与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不相容。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进城工作、居住、生活的自主权，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的进步。

9、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支持“三农”投入力度

近年来，国家财政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放在财政工作的首要位置，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调整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

财政部统计显示，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用于“三农”的资金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增量和增幅也均高于2006年。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农民种粮收益，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以“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补贴制度，即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以2007年为例，全国粮食直接补贴总额达151亿元，农资综合直补总额从2006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76亿元，良种补贴资金从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5.7亿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从2004年的7亿元扩大到2007年的12亿元。

为更好地减轻农民负担，我国还实行“四取消”为主要内容的减免税费政策，包括取消屠宰税、牧业税、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此外，还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减轻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

中央财政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达到11534万吨，增产146万吨，增长1.3%。这是自1985年以来中国首次连续第四年夏粮丰收，也为全年粮食生产开了一个好局。

分析：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央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废止农业税，并对农民给予补贴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在推动农业发展和增强粮食安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和政策基础。

四、历年真题涉及到三农问题的：

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维护土地作为农民生存、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命脉》；

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做好扶贫工作，解决农村农民问题》； 2009年下半年重庆市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土地流转问题； 2008年湖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2006年12月四川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农民工进城务工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和目前农民工存在的种种问题；

2006年4月吉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通过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直指户籍制度的弊端，引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

2006年4月湖南省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需要特别注意的三农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一、农民工问题

（一）、进城务工人员存在权益受侵害的现象：

1、一些地方在农民工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等方面，设置了许多不合理限制；

2、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很不规范；

3、劳动岗位极不稳定，报酬难以有效保证；

4、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会基本保险普遍缺失。

（二）、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许多人观念上有错误，以农民来定位“进城务工人员”；

2、社会保障不完善。

（三）、对策：

1、解决好雇佣者对进城务工人员随意克扣工钱和拖欠工资等问题；

2、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保障；

3、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和素质；

4、确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

5、确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分配办法；

6、帮助建立一个具体的进城务工人员组织。

第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总理关注引出“清欠风暴”

2003年10月产24日傍晚，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村民熊德明，回家后发现自家门前围了一大堆人，然后。她见到一位她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犹豫了一会后，熊德明告诉总理，现在农民收入主要靠打工，但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总理听后表示：拖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人群中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当天夜里11时，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

2003年月日《中国政法报》发表了题为《如果不是总理过问》一文，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掀起了一场“清欠风暴”。

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不仅在个体和私营企业村在，在某些国有企业也相当严重。

（二）、问题的原因：

专家分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有五点：

1、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一些房地产项目资金来源不落实，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开发商资金不足，盲目立项、开工；

3、施工企业垫资施工，导致总包单位无力垫资又要求分包单位垫资施工的恶性循环，进而造成民工工资的拖欠；

4、包工头为了自身利益多赚利润，故意拖欠；

5、包工头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民工投诉时缺乏法律依据；另外，不按时发工资也是造成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三）、解决民工工资拖欠的对策：

首先，充分认识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重要性。

（1）、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2）、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3）、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制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要求。

其次，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关制度。

（1）、应该建立一个认定拖欠民工工资的制度。国家应该制定统一的《民工拖欠工资管理条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2）、要建立民工任职的资质人定，以此遏制我国由于民工进城没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费；

（3）、要建立劳动合约的认定制度，通过第三者公证，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再次，要加强民工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教育，增强其维权意识。

第三、农民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收入问题。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总的来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一）、影响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

1、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

2.、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掣肘了农民增收。、非农岗位就业不足抑制了农民增收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

2、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

3、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要途径。

4、减轻农民负担是保正。

5、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第四、教育公平问题

第五、农村养老与医疗保障问题

第三篇：申论热点解析

申论素材公考必用

一、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11月5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进博会开幕式演讲，习近平这些金句掷地有声！

1、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说其是历史大势，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

2、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

3、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规律。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

4、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

5、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6、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7、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8、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粉饰自己、指责他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9、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那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10、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气力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中国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十大金句

1、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2018年1月1日，习近平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

2、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3、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

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4、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5、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

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决心不能动摇、勇气不能减弱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决心不能动摇、勇气不能减弱。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7、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点问题上来

继续推进改革，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点问题上来，集中力量打攻坚战，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为，扎扎实实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2018年7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8、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没有前途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没有前途！

——2018年9月3日，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9、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坚持开放的目标不会变，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2018年9月3日，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0、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

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2018年9月2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三、关于扶贫的金句

1、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

2、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习近平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11月26日)

3、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

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

——《在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2月13日)

5、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2015年10月l6日)

6、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全党同志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实现“两个确保”的目标上来，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

7、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

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既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又协调运转、协同发力。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

8、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抓工作，要有雄心壮志，更要有科学态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一阵风，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攻坚战就要用攻坚战的办法打，关键在准、实两个字。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9、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

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基层干部在宣讲扶贫政策、整合扶贫资源、分配扶贫资金、推动扶贫项目落实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10、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2018新年贺词》(2017年12月31日)

11、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时效。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根上。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

12、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汗流血牺牲者流芳。要关心爱护基层一线扶贫干部，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汗流血牺牲者流芳，激励他们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努力工作。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

四、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讲话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一、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二、正确认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二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结果。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要认识到，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一定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落实好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民营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更大发展。

三、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第一，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第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第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四，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第五，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第六，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五、关于一带一路

“中国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

“怀柔远人、和谐万邦”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不以意识形态划界”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圏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可视性成果”

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推动这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大写意”“工笔画”

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瑾细腻的“工笔画”。

“雪中送炭”

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

“形象大使”

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六、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砌成的，人民的幸福是靠一点一滴创造得来的。无论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进程，还是实现过上美好生活的人生梦想，都离不开劳动和奋斗，需要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新担当承载新时代，以新作为闪耀新征程。（申论一点通评析：开头的起调就很有气势，给人一种引吭高歌之感。可以说，在这个开头的映衬下，如果有一个扎实有力的论证主题，本文的段位绝不低下。这种开头写法要慎用，对论证要求较高，如果论证不够有力，就有虎头蛇尾之嫌。）

敬业奉献，矢志奋斗。黄大年被誉为“拼命黄郎”，回国7年间，他始终澎湃着“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爱国之情，践行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报国之志，带领着400多名科学家艰苦打拼，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筑梦新时代，我们就应学习黄大年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让敬业奉献成为价值追求，也让崇德向善蔚为社会风尚。

脚踏实地，做出成绩。“开山岛虽小，但它却是我们祖国的一个东门，我必须天天早上让五星红旗在这里升起。”王继才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这也告诉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立足岗位，做好应做的事，尽好应尽的责任，一步一个脚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平凡的事情也能够做出成绩，平凡的岗位也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扎根群众，无怨无悔。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用科技染绿荒山，把富裕带给乡亲，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深情爱戴。身为党员干部，就要像李保国那样，让自己永远扎根在群众中间，把为群众服务、为群众造福当成最大的幸福，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赤诚，书写绿叶对根的情意，在爱国奉献中把平凡做出伟大。（申论一点通评析：三个论证段，三个角度，三个人物，文字层面写内容，文字背后的含义是对分论点的解读。这种写法和素材的选择不仅论证了分论点，支撑住了文章的总论点，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展现了作者的政治敏锐性。）

家国两相依，有国才有家。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生活条件如何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应时刻怀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把个人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在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进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四篇：三农问题 再思考

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穷人 就不懂得政治

-----温家宝

19日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看望师生，参观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后，他在该校作了长达50分钟的即兴演讲。

当晚8时34分，温家宝走进地大西区教一楼第二阶梯教室，200余学子全体起立鼓掌，掌声和欢呼声持续约半分钟。晚上约9时30分，演讲结束，温总理和前排学生握手，所有师生起立鼓掌。温家宝以祝贺地大登山队登顶珠峰为演讲开场白。温总理说：“今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告诉我们，不畏艰苦和挫折，一定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温家宝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学习了近8个年头，很早就想回学校看看。我本想准备演讲稿的，但想着，回家跟家人谈话不需要准备演讲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温家宝说，他在担任领导工作后，还一直关注地质问题研究。他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关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界限问题，这是一个古生物的问题。“刚才，参观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现在用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2008年，在接受《科学》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采访时，我说过，要是我不从政，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说，地质学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是一门深奥博大的科学，需要有志青年为它献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质学造福祖国，造福人民。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类发展，只要地球变化，地质学就不会枯竭！温家宝说，从政后，没有忘记对科学发展的关注，仍在思考地球发展方向。对于地球科学的发展，在冰岛考察火山和地热时，与学习地热的学生座谈时，讲了地质科学发展的六点方向。

一是地球科学应研究地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还应包括天体。二是地质构造，特别是板块变化对地球带来的变化。三是矿产资源和能源，特别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四是地质灾害防治是涉及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做到有效预报、预防和治理。五是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六是地质科学要开发新领域。

温总理举例说，在内蒙古煤田勘探时，发现钼矿与煤共生，大型煤矿的成长中很少见的。煤层气的发现和开发，在我国起步较晚，开发实践比较落后。一次在巴厘岛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谈到，美国的煤层气开采与使用技术成熟，煤层气开采已经到了实用的地步。我国具备煤层气开发条件，对开采技术应用和管道输送要求很高，我国在矿产和能源方面要不断探索新的实践和理论。

他说：“这告诉我们，矿产和能源上不要只局限在书本知识，要不断探索。”

温家宝说，“1960年，我在校期间，很热爱地质课程，除书本外，还曾钻研过河流走势变化和力学原理，还有北方磷矿成因。在工作之后，我还自己研究地质力学。作为科学工作者，思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是禁锢和封闭的，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

“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

温家宝说，“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给我的。现在，许多老师、同学也是这样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处在变化中，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要不断地探索，这才是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学校登山队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质工作也会登上高峰，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温总理讲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读大一时，他一进校就生病了，需要隔离。生病期间，不能去上课，他还是认真钻研。那一个学期，加上最难的结晶学在内，每门课程仍然得了优秀。

从那以后，他坚持锻炼，刮风下雨都没间断，从开始争取4小时上课、到后来8小时上课时间，一直到大学毕业，脱掉了病痛这顶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连山工作，常常是带一个馒头，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捡起来，在山上烤馒头吃；没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艰苦，恶劣环境下，他告诫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无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温总理说，当时他从来没有测过遥控点，每一次，都是爬到设定地点，做好素描，填好图，定好点。有时，下山还要背一包石头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危险经历：在祁连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总是先转移设备和数据资料，之后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次是在过疏勒河时，走到水中间，突遇河水暴涨，水流很急，我紧紧抱着牦牛的脖子，半个身子已经浸泡在水里，这样过河。”

温总理说：“跟大家讲这些，我是想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练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能担起来就勇敢的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难丢给别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不懂得穷人 就不懂得政治

“上大学后，我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除学好专业外，还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一心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

温总理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利用这样的机会了解群众，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时，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当时看到他们为了买瓶酱油、买点盐要跑很远的山路，拿几个鸡蛋到地质队换钱，他就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这是最根本的，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人生观也是在母校期间形成的。担任领导职务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矿山、油田，住过山村、下过矿井。工作繁杂时间不多，但在周末还是下乡视察，觉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温家宝说，这些年，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目标。“同学们在学习时，一定不要忘记树立远大理想，把今天学习与今后工作结合在一起，练就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工作。母校培养了我，铭刻在心，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自己的工作成绩回报母校。努力做一个永远让母校记得的优秀学生！”

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温家宝

人民网北京3月9日电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消息，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看望政协经济、农业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在发言时称：“实践和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果然没有让农民朋友失望，两年来农民收入保持了高增长。”宋丰强说，去年两会，他见到总理时说，当年农民的“九盼”已经变成了“九喜”。

对此，温家宝说：“这些年，我们在农村实行强农、富农和惠农的政策，农村的面貌、农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九喜”，温家宝坦言：“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称，今年两会前，宋丰强根据自己的调研和追踪发现，在当前农村的好形势下，农民朋友又有了新愿望、新期盼。他把这些愿望总结为新“九盼”：一盼粮食“九连增”，二盼进城扎下根，三盼土地不强征，四盼收入再提升，五盼技术送上门，六盼有病能看成，七盼养老有保证，八盼校车放心乘，九盼乡村环境美。温家宝听后说，在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时候，特别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农业现代化，“三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要认真完成。

温家宝特别强调说：“中国经济出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农业上，对于这点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扶植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任何时候，都毫不放松的抓好三农。”

链接：宋丰强总结的“农民九盼”

2010年3月4日，温家宝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和农业界别的联组讨论会，听取八位委员的发言。宋丰强排在第五位，他发言的题目是《农民增收与“九盼”》。具体来说，“农民九盼”就是一盼党的支农惠农政策保持稳定并继续下去；二盼农业补贴标准继续提高；三盼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再提高一些；四盼农资价格跌一点；五盼学到实用的农业技术；六盼学到进城务工的一技之长；七盼创业有门路；八盼由农民合作社带领闯市场；九盼融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中新社）

第五篇：三农问题再进言

三农问题再进言

土地产权矛盾为何重现

今年以来，全国有8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取消了农业税，全国大多数省农业税率一般都减到5以下了，农民种地的负担相对2000年减少了70；而另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又大幅涨价。以稻谷为例，每公斤由1元涨到了1.7元，涨幅70。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幅度只有20～30。这样一来，种1亩地的收入

相对2000年增加了500元以上。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潜在的矛盾：

一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种地，一时间广东、福建出现了招工难。这既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过去的抛荒地，由村委会转包给其他农户承包，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不同意给地；

三是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由于当时种地收益微小，所以很多地方没有按照中央规定调整土地。20多年没有调地的地方出现了土地占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占地少的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或分享土地收益，理由是土地集体所有，我是集体成员；占地多的农民认为，农民负担政策中央有规定，调整土地必须遵守30年不变的政策，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贫困地区，占地越多的人，越有能力进城，越是占地少的人越没有能力进城，这样就出现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佃户是村集体成员，却没有集体土地；而进城人不是集体成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不尽村民义务，却拥有集体土地，还成为村里的“地主”。《土地承包法》无法解释和处置农村发生的社会实践；

四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种地不交钱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在哪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权益如何体现？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村民作为集体成员，在处置共同产权方面如何体现权利？土地实际上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国家没有提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集体的土地有无必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该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和农业基础设施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

取消农业税不如“税转租”

政府不要种地的农民交钱了，村委会和村民可不可以说不呢？

农民种地再不要交任何负担，这似乎成为学者专家的共识了。笔者最近到贵州、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触了很多乡村干部和农民，他们对取消农业税是赞同的，对种地不交钱一说是非常不赞同的。笔者认为基层的不同声音是很有道理的，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第一，土地承包一定30年或5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农民占用土地极不平衡，不收费就无法体现公平。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资料，不占用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等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了，这是违反宪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须尽快修改）；第二，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不收费就无法体现所有者的权益；第三，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要有自治的财政基础和财产权基础；第四，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水利、道路、技术服务、合作互助、发展基金、五保照顾等，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第五，农民放弃土地的权益进城发展，必须要拿一笔钱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从哪里来，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转移支付—从地租或承包费中支付。

时下在减农业税的同时，要研究“税转费”或“税转租”的相关政策。种地的农民一定要向村集体交纳承包费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费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来的农村养老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农村人口转移制度等等，都必须加紧研究、统筹安排。

税转租后，民间会获得很大的一块经济资源—每年至少500亿以上。用好这500亿就能解决以前想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这500亿，农村也许会派生更多的问题，更难以治理。

还土地权益于民

对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来说，土地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唯一公共财产。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对土地没有任何的掌控权利，其自治功能就无法实现了。国家规定土地承包必须30年不变，像贵州等地本来就有20年没有变了，再来一个30年不变就是50年不变了。贵州好多的村子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20％的家庭基本没有地，20％有地的家庭进了城，没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进城村民）的佃户（一般每亩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还是国家干部。进了城的“地主”既不参加村内的公共事业建设，也不参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20％的佃户名义上是村民，但实际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会根本没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担一点政府管制村民的职能（如计划生育）。

问题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剥夺了村集体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也剥夺了村民组织的自治权利，《宪法》、《村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须统一到“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组织成员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则上来。任何

人一旦不履行村民义务，不再是村集体成员，其土地所有权应有条件归还村集体（可补偿3～5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还权于民。

信用社：官办不如村办

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发展作用重大，国家很重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现在官办的农村信用社缺乏农民的参与，怎么改都难以解决信用服务远离小农（所谓的信用低）的本性。

让农民的土地成为信用资本，是增加农村投入、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现实的选择。国家应该成立土地银行，村一级应该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级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国家土地银行贷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额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贷款。村级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内公共事业和补贴社会保障，村民进城放弃土地所有权，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垫付资金。

让土地产权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随着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农民的社会保障开始纳入议事日程。这当然是好事，但靠政府财政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似乎也是难以实现的。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主要靠农民土地的产权收益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辅之以国家财政补贴。土地产权的三大块收益完全可以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的增值收益（每年不少于1000亿，拿出5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二是农村土地承包收益（5％每年也有500亿以上，拿出2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三是土地银行和土地信用社的经营收益（每年不少于500亿，拿出200亿搞农民社会保障应该不成问题）。这三笔加起来，每年是900亿，如果国家每年补贴500亿，那就是1400亿。相当于每个农民每年约200元。如果重点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人均年可用资金在600元以上。应该说用农民的土地产权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完全可以操作起来的。

农民的土地是当今中国价值最大的财产，其显性和隐性的巨大产权收益如果被社会强势瓜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将寿终正寝；如果用来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还会扬帆远行。

慎言私有化

现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家，如六小建设、教育和合作医疗补贴等；另一个是农民集资—所谓的一事一议。国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医疗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内的公共服务（道路、水利、文化、体育等建设及其维护），国家短期内难以提供，必须依靠村民自己解决。如何解决呢？对绝大多数村庄而言，现实的选择当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产权收益解决，国家可以适当补贴。

如果土地承包费按5收取，每年是500亿，可以从中拿100～150亿做村内的公共服务（取消一事一议），国家可以拿出50亿进行补贴。

现在主流的改革思想就是私有化，就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一样——一卖了之。用这样的改革思路指导农村改革是非常危险的。企业改革将数千万的人推向社会（实际上交给政府），企业家倒是轻装上阵了，可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将数亿的农民推向社会，那就是将中国推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