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潘毅：对话农民工问题5篇

第一篇：李昌平、潘毅：对话农民工问题

李昌平、潘毅：对话农民工问题

来源：共识网 作者：不详 发布时间：2011-11-10 23:30:00

近日，昆明真善美书家邀请了著名学者李昌平、潘毅赴昆明就当代农民工问题进行进行对话，以下为李昌平、潘毅与青年学生就当代农民工问题进行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今天的《大家对话》活动是我们真善美书家和云南师…

近日，昆明真善美书家邀请了著名学者李昌平、潘毅赴昆明就当代农民工问题进行进行对话，以下为李昌平、潘毅与青年学生就当代农民工问题进行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今天的《大家对话》活动是我们真善美书家和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这两位嘉宾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潘毅老师是亚洲首位获得米尔斯奖的社会学学者，李昌平老师被越南中央政府聘为指导农业建设的权威专家。今天我们希望能对中国工人的出路问题做一个探讨，说得更细一点，我们今天主要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出路进行探讨。外来务工人员对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权益也经常受到侵害。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前途何在？有的人认为他们应该返乡，有的人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市民待遇。不管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外来务工人员今后的道路在客观上会怎么走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明晰的问题，而这方面的观点也是特别的多。我们今天就想让两位老师——研究“三农”问题的和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的老师和我们大家进行这么一场对话。我们这个“大家对话”不是一言堂，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们首先会给每个老师十分钟的发言时间，老师的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大家如果想向老师问问题可以提前进行准备，在阐释问题的时候每次不要超过一个问题，也不要超过三分钟，阐释得尽量简短一点。

好，现在我们就请两位老师进行开题演讲。

李昌平：我对农民工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研究，我今天是来陪潘老师的。

我们常常讲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这个观点我们在大学里的老师基本都会这么讲。大家久而久之也就会默认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就是城市化、工业化，要减少农民，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个观点很多人都是同意的。

政府为什么热心城市化呢？因为城市化能创造更多的GDP：我李昌平在城市里每天的消耗比起我父亲在农村里的消耗要高起码五十倍，这就是GDP了，把一个农村人转成城里人GDP就升高了嘛，经济就发展了嘛。在现在的世界发展就是消耗！你说这合理吗？它肯定不合理，但是经济发展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要把一个农民变成农民工或者城里人，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转化呢？转化的方式不一样这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大力发展制造业，让中国的农民都进入制造业的体系，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实现了城市化也就实现了，只要城市化实现了农民也就减少了。表面上看起来顺理成章，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我曾经读过张五常的著作，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中国应该通过发展制造业让大量农民都转化为工人，大力发展制造业城市化就可以提高了，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有个难题：农民少了工人就多，工人越多工人阶级的问题就越多；不减少农民农民多了农民问题也就多，这就是个中国难题。别的国家就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把农民变成工人然后这些人就在城里面待下来了，成为市民，市民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他们也都有。咱们中国的农民转入工业化体系里你会发现转进来的越来越多的是“农民工”而不是“工人”，他们没有转化为市民。我们现在有两亿多农民工，如果按照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地区或者说国家人均GDP四千多美元的时候全国应该有80%以上的人是市民，农民不到20%。我们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有七亿，现在有户籍的农民是九亿四千万。我们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谓的“工业化”所谓的“城市化”经历了三十年，结果农民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两亿四千万。这个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能把农民转化为市民，我们不行，我们没有转化，我们就是农民工放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市民。那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拐点！什么叫“中国拐点”呢？就是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产业的梯度转移有一个规律，它总是由发达的地方向不发达的地方进行转移。当它转移到中国沿海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个转折。什么样的转折呢？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全球产业工人是几亿人为几十亿人搞制造，就是说从事制造业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亚洲四小龙之前亚洲的产业工人的收入是比较高的。100块钱的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的大概是70块钱以上。等到中国承接梯度转移的时候，我们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人数非常庞大，你看我们一个打火机厂就把全世界的打火机生产完了。你可以发现越南也在生产印度也在生产，同时期都进入这个体系。这个时候制造业发生了逆转，逆转为十几亿人几十亿人为发达国家几亿人搞制造。这就是我提出的“中国拐点论”。“中国拐点”出现以后你会发现100块钱的GDP里面占国民收入的大概只有35块左右。所以我们的产业工人不能够像亚洲四小龙之前的产业工人一样能够成为市民！所以我们就存在一个“中国难题”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有可能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咱们中国走不通了，中国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走不通了。需要中国人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我认为现在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是一个短命的模式，它不可持续下去。它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曾经有外国的朋友和我聊天，他们问我：“昌平，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发展得很快呢？这里面的奥妙是什么呢？”我说这个奥妙就是“两要两不要！”——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的市民，就是这么两要两不要，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模式”。我问“你们能学吗？”外国的朋友说“这个我们学不了。”是的，“中国模式”外国人是学不了的。如果它们一定要学习我们的“中国模式”，对不起，也照样实现不了现代化。

那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搞呢？我觉得我们该走另外一个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我不清楚，至少这个发展的模式要能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说你发展经济的最终成果应该惠及国民，而不是为了满足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是后者你就是一个殖民地经济。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的是殖民地经济显然你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

这个方面我没有太深的研究，下面请潘老师讲。

潘毅：我来补充补充！曾世逸（注：昆明真善美理事长，《大家对话》活动组织者）说要让我和李昌平老师对话，我说怎么对话呢？我和他的观点太接近了。对话应该是两个人观点不一样可以吵架，然后学生听了以后参加讨论。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三农问题，而我呢，研究的是农民工问题。我先从为什么要关注我们新生代的农民工开始讲起，再用富士康这个例子作为个案带动大家讨论。最后再回到李昌平老师讲的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

我的《中国女工》一书处理的是第一代工人出来打工碰到的问题。当时处理的问题是我们从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下到底我们的工人阶级付出了什么牺牲。基本上大的问题是这样的。等到走进工业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的工人问题有世界的普遍性可是也有在中国现实底下的特殊性。我一直在想：农民工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现状？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生的工人阶级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今天，走下来这十多年问题也越看越清楚。以前我无法和学生讲得太清楚，现在有信心了。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不是说我们以前没有农民工。以前也有，国企里面也会招聘一些临时工，可是性质不一样，数量也绝对不一样。改革释放了我们大量的劳动力，它把集体的村庄解散掉，回归到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需要处理那么大量的劳动力对不对！所以它一下子就释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我们用改革开放用引进外资的方式一下子就把这些我们认为可能会剩余的劳动力吸纳了进去。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农民工的结构性的因素。再加上中国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世界工厂背后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那它这个结构性的因素基本上就决定了，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形成的道路来陪伴着。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从一代农民工到二代三代农民工这个道路是越走越宽呢还是越走越窄呢？如果我们的道路越走越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李昌平老师的那个问题上面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多在这个问题上考虑一下。那么我的立场大家都比较清楚，我的立场一定是认为现在的农民工的路是越走越窄！写《中国女工》那本书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出路。那时的女工是以在宿舍的尖叫和噩梦来回应。这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的时代创伤。今天我们走过了十多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农民工是不是可以减少尖叫减少发恶梦的次数呢？如果我们走到工业区里面我们会发现……特别是通过对富士康员工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尖叫了，是自杀了。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我们通过三十年农民工的这条路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去看富士康。我认为富士康真的是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就有几点新，那么到底新在哪里？我认为从资本累计上面非常的清楚。它的规模是我们以前不可以想象的一个规模。以前八十年代我们认为一个外资企业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顶多就是几百人，后来发展到几千人。到了2000年的时候如果一家企业有上万人那就是一家大工厂、大企业了。那么今天的富士康有多少工人呢？

某学生：十万！

某学生：据说是有五十万！

潘毅：再猜再猜！

某学生：35万！

潘毅：35万？你们小看了富士康，真的！

某学生：100万！

潘毅：对，超过100万了！它在深圳的两个厂区就超过了45万。它平均一个厂区的规模是十万人。它在资本扩张下的这么大的规模绝对是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产体制、整个用工制度，并且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讲它的规模！规模的扩张我们李老师刚才讲了。它建厂房一下子就制造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像一代农民工我们社会学界写过不少的文章，我们觉得他们很特殊，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工。农民工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块土地。他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堡垒。所以生活的问题不会很大。经济危机出现的 时候不用害怕，因为他们还有家可归。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持有这种观点，我就不太认同。因为九十年代后期我们走进农村的时候——其实你看得很清楚——当时的农民是被迫出来打工的，他们家里的土地已经养不活他们了。作为一个福利田在九十年代后期这个功能已经失去了，就已经无效了。他们在农村里养个孩子，运气好的话可以养大送进大学。他们患了大病了以后要去看病，所有的这些钱必须靠他们去打工来积攒。虽然农村的土地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农村的这块土地已经不能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给他们。所以他们一张大就必须离开，一长大就走上打工这条路。

我们可以用“精神圈地”来理解：这块土地还在，你也饿不死，但是这块土地已经养不活人了。所以它让大家被迫走上打工这条路。我出去打工，可是我家还有一点点土地。它就变成了农民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它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由一个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了。可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仍然是农民。他们每天干的活都是产业工人的活，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人的身份，他们的地位还是农民。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问题一直存在。

我们刚才理解的这个“精神圈地”到了今天富士康的生产模式的时候已经让我们原来的“精神圈地”走进了实质性的圈地运动了。富士康到了重庆也好到了成都也好。它收地的时候是几个镇几百个村的强拆下来，拆掉以后就造成了一大批的失地农民。有人会说这不正好符合了马克思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理论”了吗？你就变成了一个雇佣工人了嘛，你去打工嘛。我们在现实上的调查告诉我们说这种扩张的模式不但没有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因为这是当地政府引进富士康的最主要的一种口号，就是说我引进富士康了，我的农民不用跑到外地去打工了，它以这种来合理化整个发展。可是我们今天走进去会发现这些农民已经没有家园了，也没土地了，但是他们连富士康的门槛都走不进去。因为富士康的用工制度我讲了，它把我们的用工制度也带进了新的时代，它现在要的工人十六岁多一点点。如果你看《中国女工》我写的是十八岁的女工，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童工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劳动力，我们没必要用童工，十八岁以上的人也够用了。可是现在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比较缺工了。那么富士康如何转变我们的用工制度呢？它一下子就切入我们教育的资源，就直接进到了我们整个职业技术学校的体系里面，一波一波的把学生拉到它生产线上，大量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十六岁多一点的学生工，你年龄大一点点的它根本就不要。农村里面年轻人早就跑出去打工了，不存在你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我们要处理的就业问题是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这些人。可是你把他们土地圈走以后呢，这些人就一定要找工来打。可是他们又进不到工业园里面打工。他照样要没法处理生计上的问题。这种大企业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不是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社区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它更加破坏了农民的家园。重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土地拆迁了又没有给农民盖好回迁房，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回到了被拆迁三四年但是富士康还没有盖起新厂房的土地上去，他们回到那片土地上开始盖起棚屋，已经断水断电了，就在这种地方该棚屋。然后农民偷偷地回去种菜。有农民和我们开玩笑，他们说他们自己干的都是违法的事情——他们违法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违法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种菜。他们本来已经过上小康的生活了，在城镇周边的土地上的农民一年一亩的土地收入至少是一万块钱。你现在这个赔偿一亩土地才一次性赔偿一万多一点点，一家五六口人各种赔偿统统加在一起才赔二十多万多一点点。政府要农民用十万块钱去购买他们的回迁房，要农民自己交养老金，一个人要交二万零五百块钱，四口人要交八万块钱，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两万多块钱在手上面了。但是，三年回迁房都没盖好，这些农民只好去外面租房子。两年下来钱也花光了，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就跑到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偷偷盖起房子来生活。他们说连富士康的门他们都进不去，我说这种发展模式是要不得的。你没有真正处理农民的问题，也没有真正处理他们就业的问题。那这一块就是看到圈地的问题了。

我们再看它劳动力的使用的问题。以前小规模的工厂找工人非常辛苦，人不好找了。可是你处理的工人也就是几百号人、上千人，顶多一个大工厂就是一万人。但是今天的富士康你要处理几十万人。今天它已经把所有的产量都垄断过来了，富士康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生产商了，像苹果、惠普这些都是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生产的，所以它的生产压力就很大，而且生产周期越来越短。以前我们生产一个产品有六十天的生产周期，现在的生产周期只有三十天。生产周期剪短了你的生产压力就大了对不对！用工就用得越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新生代的工人比原来的工人更惨呢？并不是说工资没有提上去，也并不是说他们的住房条件没有改善。我们去富士康看到的工人基本上是上班时间每天十一个小时，周日给你休一天。因为他们不敢公开的干太违法的事情，可是它也不想发三倍的工资，所以它给你星期天放假。住房：第一代的农民工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不到150平方米的房间就住五十个人。现在好一点点了，差不多像我们这个房间的三分之二的面积住十二个人左右。像这种表面下的环境是有改善的。可是它没有改善或者更加恶化的是什么？是它的劳动压力太大了。如此之大的劳动压力是以前第一代的劳动者没有遇到的。今天你的产品一定要拉出来，你拉不出来的时候它就认为它会亏，它没有竞争力。可是你想想富士康现在有几十万人的规模，而且他们认为现在的工人越来越不听话，他们认为无法跟一代比：这一代的农民工不能吃苦，给宠坏了；而且不能骂他们。可是富士康就是用骂的方式来管理的，他们认为不骂就不能进行生产组织。组织十万人的工人生产我基本上就是在带领一个军队。富士康很清楚的。他们有语录，他们的语录就是服务于生产体制的。你走进车间就是纪律，没有其他好讲的：你听得了话就留下来，不听话就走。没有别的好讲的。今天的孩子你想想，真的是变化了对不对！并不是说今天的孩子和第一代的比，我们从一代走向二代的时候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批工人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批。我们家庭条件稍稍改善了，而且我们是读过一些书的。你现在富士康要的工人肯定不是第一代那种小学或者没有读书的都要的，以前富士康要的最少是中学；最近两年连初中都不要了，最少是中专，而且直接就从职业中专拉进来人。我们想想，我们这么多中专毕业的学生，他们对自己是有点期待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话呢，你让他们走进富士康这种生产体系下面的时候他们有两个整体破坏：一个是工作意义感，一个是生活意义感。你所有的工厂的生产安排以及你的生活安排都是以生产车间为单位安排的，都是流水线的。你生产要密密麻麻的安排而且是每分必争的。你不能慢下来，你慢下来你就没有竞争力。这种生产限制已经把你安排得慢慢的。你的生活也是这样。在深圳，富士康一个小时就要解决掉三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它的食堂一层专门生产拉面，一层生产米饭，一层生产馒头。十五分钟每个工人必须吃完饭，太慢的话你会影响后面，最后你会影响到整个生产。所以吃饭的时候平时都要排队。你没办法把所有问题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有几个问题他们一定能讲的。什么事都要排队，很不爽，很压抑，这些事他们都是要表达出来的。这种生产体系比一代更残酷，一个是工作时间更长，一个是休息时间更短。这种看起来很现代化的流水线的安排一下子就把你的生活意义感把你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都给打破了。在这种环境里工作自杀有什么奇怪的呢？

今天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也不是只用自杀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富士康不是讲自己很好很好嘛，我告诉大家，大部分的工人撑不到三个月就走了，就算富士康每个月再给他们两三百块钱也吸引不了他们。所以它这个流动率很强大。它说它现在工资加到两千块钱了，但是加到两千块钱照样没有处理流动率大的问题。一年下来整个生产线的工人都换完了。这么频繁的流动也是我们一代农民工看不见的。一代农民工至少会在一家企业干上一年两年然后才走，今天是一年换两三个工作。你说你劳动条件好，工人为什么要走呢？其实是你富士康无法处理工人累积下来的不满。更多的人是用脚来投票，离开了，走了。还有很多的人在累积了打工经验以后已经累积了大量的集体行动的经验，今天的工业区你已经能见到不少工人会采取集体行动的行为了，而且用法律已经没办法来打压他们了，你工会也不作为。你工会不作为就会使工人自己来直接处理各种事情，工人解决问题又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组合这集体力量。它只能出现这种野猫似的罢工。像这种罢工你没办法把它引到到好的方向去。现在的罢工就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罢工的罢工了，走的走了，自杀的自杀了，这基本就是二代农民工出现的情况。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情况呢？要像李昌平老师说的，我们要反思改革的方向。我们今天要进行二次的改革。你这二次改革的方向是不是以大资本的累积和高速经济发展来处理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你还是这种想的，那么我在重庆的研究结果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发展思路是走不通的。你让大资本带动经济发展这个饼做大了它并没有让大家来分。它还是被拿走了。而且我看到的情况是有人讲的非常好听的说我们都要处理社会公平的问题了，我们要把GDP的发展降到7%了不再讲9%了。可是你具体走进去看，你走进任何一个工业区走进任何一个农村，到底这种发展模式能不能处理我们社会分配的公正的问题呢？我是没有看到可能性！

第二篇：潘毅个人事迹材料材料

个人事迹材料

落实市委指示精神，按照县委群众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潘毅同志作为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认真履行职责，积极谋划思路，加强督导检查，推动全县群众工作站工作健康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当好参谋，为工作站工作出主意、想办法

全面了解和掌握群众工作站工作进展情况，了解掌握群众工作站进展情况、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及时对群众工作站工作进行分析研究，为领导小组决策提出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对工作站人员进行精心安排。从县直部门和乡镇机关科级（后备）干部、选调生、新招录的公务员中抽调1061名干部进驻全县469个行政村、7个社区建立群众工作站，其中3名工作队员的村109个，2名工作队员的村367个。在人员安排上，根据村情和部门职能，以发挥部门最大作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村域经济发展为原则，将部分村工作站工作人员进行调整：把涉访部门人员安排到矛盾隐患较多、较不稳定的村；把科技专业人员安排到最需要技术指导的专业村；把突出特点的工作人员安排到最需要的村中开展工作。

二是对上站日进行适当调整。根据易县面积较大、山区乡镇较多地特点，将全县28个乡镇（处）分为三类：一类是城管处、易州镇、高陌乡、桥头乡、白马乡、流井乡、梁格庄镇、西陵镇、大龙华乡、高村乡、裴山镇、塘湖镇、尉都乡、凌云册乡等14个乡镇（处），工作人员在每个工作日上午8:30以前到岗，下午工作时间可根据实际需要与村干部商定。二类是安格庄乡、独乐乡、1西山北乡、富岗乡等4个乡镇和紫荆关镇的上陈驿村、泥瓦铺村、紫荆关村、三里铺村、大盘石村、小盘石村、玉山铺村、坡下村、汉章村、教场村，狼牙山镇的南管头村、北管头村、周庄村、东西水村、岭东村，工作队员在每个工作日上午9:00以前到岗，下午工作时间可根据实际需要与村干部商定。三类是蔡家峪乡、南城司乡、甘河净乡、桥家河乡、牛岗乡、良岗镇、坡仓乡、七峪乡等8个乡镇以及紫荆关镇、狼牙山镇其他村工作站工作人员工作日前一天下午到站，每月5日、25日上岗，工作日后返回。遇有节假日依次顺延，特殊敏感日和敏感期可视情况增加工作日。

三是创造性的提出代理信访制度。为落实这项制度，易县在建站之初实行了《委托信访代理卡》，对委托人规定了三项权利，特别规定在委托其间委托人不能因为一件事连续上访；对代理人制订了五项职责，督促代理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委托人做出明确答复。一张《委托信访代理卡》既控制了越级上访，又推进了干部转变作风。建站以来，全县共代理信访145件，成功化解120件。

四是加强对群工办的管理。县群工办购买了专用的档案盒，对各乡镇和各村群众工作站的基本情况分头建立档案，特别是对解决问题情况进行了详实记载。指导各工作站建有固定办公场所，各工作站的《公示牌》、《工作日志》等全部发放到位，工作制度、工作守则等按要求全部上墙，《工作日志》填写规范。注重抓好群众工作站活动的安排、联络和协调工作，较好的承办有关会议的组织，高质量的完成了领导讲话等相关文件资料的起草、打印、收发、处理、归档工作，较好的完成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加强督查，推动工作站工作重实绩、见实效

督查工作坚持做到了“三个一”，即：实行横向督查，一站不

落。由群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带队，在全县成立10个督导组，每逢工作日，全部到乡、到村、到站进行督导，集中检查全县476个工作站的到岗情况。实行纵向督查，一人不剩。主要对派出单位进行督查，看有多少人从事群众工作站工作，有多少人到岗，有多少人没有到岗，如果一个单位的多名人员没有到岗，就说明这个单位不够重视、不够支持，对这样的单位必须进行通报批评。实行长期督查，一天不少。既便是在非工作日，群众工作办公室督导组每天都进站督查，主要是通过走访群众，检查效果，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从而指导全县的总体工作。考核工作坚持对工作队员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专项档案，以此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群众工作站实行半年初评和年终总评，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工作站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奖优罚劣。对群众工作站人员由于不履职、不作为，没有及时发现存在的矛盾隐患，或发现了不报告、不反映，以及对代理的信访问题不认真负责，造成不稳定问题发生的，坚决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加强宣传，为群众工作站工作造氛围、树形象

做到了“三有”。一有专栏、专题。在县电视台、电台、《易水内刊》分别开辟了“易县群众工作站”专栏，深入挖掘工作中的先进人物和典型单位，以新闻、专题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二有新闻稿件。积极向上级媒体、刊物报送活动稿件，截止目前，《保定日报》11篇报道易县群众工作站工作；保定电视台《新闻联播》9次播放了我县开展群众工作站工作情况的新闻。县群工办开办了《群众工作简报》，共编发活动简报37期。向市群工办报送信息23条，被市群工办采纳8期。三有社会氛围。在县城主要街路、县直机关门口、乡镇政府所在地悬挂宣传标语

500余条，制作条幅近百条，制作宣传展板3000块，在全县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四、培育先进，为群众工作站工作树典型、做示范

注重总结和推广活动中各单位的经验，注重用典型指导工作。全县农村（社区）群众工作站建立以来，广大干部踊跃参与，各尽其能，积极工作，涌现出了各种类型的先进典型，如：县妇联所在群众工作站，小单位，大爱心，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水利局所在群众工作站，心系民情，解民忧；西山北乡群众工作站，建好干群连心桥,服务三农促发展；南城司乡群众工作站，发挥群众工作站合力，破解信访稳定难题；大龙华村群众工作站，百姓的支撑，和谐的基石；凌云册乡群众工作站，扎实稳健的群众工作，夯实助牢了项目基石；桥头乡群众工作站，一心想着群众，一心为了群众；高村乡血山村群众工作站，积极扶助农民致富；西陵镇群众工作站，面向群众，注重实效；安格庄乡群众工作站，办实事、求实效等一批先进典型。通过对这些群众工作站的适当引导，重点培育，使它们在全县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易县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2月3日

第三篇：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外资企业陆续兴办，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进城务工。

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左右。农民工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事实说明，农民工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新型劳动大军。但另一方面，农民工数量巨大，无论是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生活条件而言，还是从政府及社会的引导、管理、服务而言，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农民工问题，党和国家一向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四个深层次原因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体制性根源。

2.相关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

3.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

4.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

一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而且拖欠现象相当普遍。长期以来，有些地区农民工工资几乎就没变过，即使有增加，幅度也很小，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近年来，尽管各地清欠农民工工资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拖欠事件依然屡有发生。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工资拖欠仍达到1000亿元，其中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为72.2%，仅有6%的农民工能按月领取工资。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民工荒”的直接起因，就是企业开出的薪酬过低。

二是工作条件差，技术培训少，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缺乏社会保障。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大多为脏、累、苦、差的职业，工作环境状况堪忧。据统计，我国农民工群体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再加上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导致农民工伤病较多。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三是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文化需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长期以来，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公办中小学一般不接受农民工子女上学，而一些适合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低廉的民办简易学校，在一些地方却得不到承认，有的被强行关闭。农民工由于收入微薄，所以居住条件比较差，通常是多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卫生、安全等方面均存在着隐患。由于长期远离家乡，业余生活贫乏，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还远远得不到满足。

此外，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系统的就业培训。他们的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亟待提高，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还不懂得通过合法手段来保护自己。

怎样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民工已成为经济建设中的生力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到50%以上。人们很难想象，如果农民工一旦消失，我们的经济该如何发展，我们的城市该怎么运转。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之时，关心和保护农民工，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化解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必须充分调动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性，实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做好农民工工作，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必然要求解决好农民工在劳动工资、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做好农民工工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从何处入手？

2006年新春伊始，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

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做好农民工工作的主要任务：1.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2.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3.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4.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5.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6.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7.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文件颁布后，在广大农民工中引起热烈反响，也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相信，这个《意见》的实行，必将会给两亿多农民工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认真落实《意见》精神，按照《意见》的部署，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履行好相应的管理、引导、服务的职责，形成推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合力。

首先，要抓紧解决当前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彻底清理和取消对农民工的一切就业管理限制、收费和歧视性政策，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抓紧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加大监管力度，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

农民工远离家乡，置身于陌生的环境，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扶持和照顾。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把农民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多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统筹解决他们在就业培训、子女入学、公共卫生、居住场所、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根据市场需求，大力推进“阳光工程”和“春风行动”，搞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免费就业服务。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经费预算，实行同等待遇。

什么是“春风行动”？

从2005年开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每年春节后在全国组织开展为农民工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送信息的“春风行动”。

“春风行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春节后农村劳动者进城求职务工高峰的关键时期，广泛开展有关农民进城求职务工方面的政策宣传，并通过组织大型招聘会等多种方式，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为大批进城求职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服务。

同时，坚持“两条腿走路”，把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既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要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农民在当地的就业机会。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使他们进退有路。

另一方面，要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解决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比如，通过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适当放宽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条件，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

农民工到底姓“农”还是姓“工”？

农民工，顾名思义，是“农民”和“工人”的结合。那么，农民工究竟该姓“农”还是姓“工”呢？

可以说，这是农民工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农民工队伍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去寻找。

20多年来，农民工队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一部分亦工亦农的季节工外，绝大多数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与土地之间已没有劳动和收入上的关系。他们长期在城市就业，取得工资收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并在很多行业已占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的调查，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这次大会的报告。2004年初的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这样的论断，有着充分的实践依据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确认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有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对新生社会阶层的凝聚力。同时，它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地位，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偏见和歧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进而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农民工，这一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随着《意见》中各项政策措施逐一落到实处，一定能够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力地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第四篇：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浅谈

内容摘要：在农民工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他们只能行走于城市边缘，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痛，还要遭受各种歧视。这些人奉献了自己，不仅在流汗流泪，还在流血，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政府的帮助。

关键字：农民工、产业工人、政策、法律、社会保障

繁华的都市大街上，总是奔波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华丽的外表，也没有饱读诗书的气质，有的是勤劳、朴实和执着，他们不远万里的奔波，为的是寻找与其祖辈不同的生活模式，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有关部门统计，截止2005年底，我们国家大约有1.4亿的农民离开家乡，其中有1亿在城市打工，他们逐渐取代城里的居民称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不仅肩负家乡的那份责任，更要应对城市给的种种待遇，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一、农民工进城的原因

从现实来看，城市人对外来人总存在偏见和歧视，尤其是对农民工。他们总是被冠以没文化、缺乏技术，对法律和卫生没概念的土包子。尽管如此，农村的劳动者仍是源源不断的涌向城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改革后，我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存在“过剩”的问题，而粮食在国际市场上根本不具备竞争力，农民的种田收益小，价值我国人地矛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大批的向城市流动。第二，户籍制度的放松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一代的浓墨你接收到的信息多了起来，无论是视觉还是思维都不同于他们的祖辈，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使苦点累点，也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被长天的乏味生活了。

外出务工和在家苦干收入的巨大差距及人多地少矛盾等产生的压力导致农民外出的推力和外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形成了农民涌向城里的主要原因。

二、农民工的现状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现今在我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仅在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就超过1亿，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了约57.6%，还有像餐饮、批发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占52.6%，加工制造业占68.2%，建筑行业占79.8%。2004年的党中央国务院的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进城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亿多的农民工撑起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半边天我们不能不去关注他们，也不能不去关心他们，更不能不去尊重他们。

（一）农民工的重要性

在城市，我们随处可见农民工的身影，修鞋、修车、擦车、收废品等位居民服务的营生；把大堆果皮纸屑、残渣剩饭推出城门；还有再建的高楼，拓展的马路，无一不混合着他们的汗水。无法想象，城市没有农民工的日子。为此，2004年湖南株洲曾做过一项重大的举措：所有的清洁工休息三天!其结果在一天之后，所有的居民都受不了了，他们已被垃圾包围，到处都有腐烂的臭味，整个城市狼藉不堪„„还有一组数据证明农民工的汗马功劳：有专家预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民工对于GDP的贡献高达21%！还有，据一位政协委员计算：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约在25000元左右，他们拿走的充其量不过是8000元剩余的都留给了城市。按1.4亿的农民工来计算，他们每年为我们国家创造的纯利润就是2.38万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济专家也都认为，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弥补城市劳动力构成不足，有效的控制了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发挥了我们人口大国的优势，同时还为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们更肩负着城乡间的信息交流的任务，带动乡村的发展，他们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推力。

（二）农民工的苦和泪

这些人勤勤恳恳，干的活是最脏、最累、最苦的，享受的报酬是最低的，但为城市做出的贡献却是举足轻重的，然而他们的处境却是只能行走在城市的边缘。每年年底，他们都会带着家人的期盼，穿过拥挤的火车站、汽车站，从城市流回家乡，第二年春节后，又像一只只候鸟，飞出温馨的家，飞向陌生的城市，一迁一徙中，他们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逐渐改变了农村，改变了自身的经济状况。

城市的生活很精彩，而打工却很无奈。他们住的是低矮、破旧、潮湿、拥挤的房子，吃的是廉价的饭菜，不但要干城里人不愿干的粗活、脏活、累活外，还得时刻忍受别人给的白眼与歧视，甚至是黑心老板给的近乎苛刻的盘剥。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还不是最坏的，当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有的只能靠拾烂菜叶填饱肚子，所以，他们最害怕的不是苦和累，而是找不找工作。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像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转移的成败主要看的是社会各界的支持。农民在转移的过程中需要的首要条件就是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城市不能实行所谓的保护主义，限制农民工从是某些行业，这样有失公平。即就是在找到工作后，农民依旧是有苦难言。在工厂业主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下，总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农民工，超负荷的工作时间，让员工筋疲力尽，少得可怜的加班费，甚至还有不少的工地以代金券的方式强迫农民工将辛勤的来的血汗钱用于烂菜、旧米、臭肉混合的饭菜上，而他们却昧着良心数钱，这些人可谓丧尽天良。

农民离开家乡，辗转城乡间，却从未被看做是一个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他们做与城市的新移民，却处于城市的边缘、底层。在这里，他们普遍还得不到公正、公平、合理的对待。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无论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就业、生活水平及社会保障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他们只能是城市的二等居民。“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下一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在许多方面都有偏见与不平等，如：同工不同酬、限制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

或许是农民工狭小的空间舒服了农民的品性，让他们淳朴、善良、相信天下无贼；或许是政策的高深，让他们望而却步，由于对社会的信任，一些不法分子也加入了侵害农民的行列，想方设法的骗取他们的血汗钱、活命钱，甚至有时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那些“黑中介”的存在，不乏经营商的虚假广告让他们陷入恶性循环中，这笔责任究竟概算到哪？

（三）受伤的为什么总是他们

2006年9月12日，朝阳区百子湾苹果社区北部，一工地因民工之间“抢活儿”发生打架事件，6名民工头部不同程度受伤

2007年02月03日，罐头厂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 不堪压力跳楼 中国经营报 2008年3月19日，南京一建筑工地发生砖墙倒塌事故，三名农民工不幸被埋

2010年7月22日，湖北省恩施州农民工张世秀在张石高速一隧道施工时从高处意外坠落，摔成“颈椎骨折伴高位截瘫”。

2010年8月9日涵江区锯木场工人黄亚国在工作期间双脚意外受伤事件 „„

够了，找这些镜头并非我们的目的，而是借它来向大家说明：农民工在成立不仅流汗、流泪、而且还在流血，甚至是生命。有科学家指出，安全事故的频发，关键是有关部门漠视规章的存在，还有私营企业的老板的片面追求高利润忽视安全生产，致使事故发生。据不完全统计，非公有制企业中安全事故发生和死亡人数约占整个企业的80%。据2005年1月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工商律师”周立太的一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俩个区，就发生工伤事件1.5万多起。这数目丽人毛骨悚然，试想一下，一家的主心骨因打工落下终生的残疾，那么本来就艰难的生活该怎样过下去？

在中国，煤窑是许多人的印钞机，同时也是一些人的最终归属地。2004年中国这个年产百万吨的大国，死亡率是3.96%，而美国是0.39%，只有我国的百分之一，另外印度的是0.42%，俄罗斯是0.34%，南非是0.13%，中等发达国家的也有0.4%。我国的科技水平并不是太差，经济实力也没那么弱，为什么矿难死亡率就那么高呢？

去了这些显性的事故外，因工作环境较差，污染严重、粉尘含量严重超标以及其他有害气体的吸入致使许多农民工患了职业病。《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使用人单位的责任。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条件，并采取措施保护劳动者。但企业在这方面的保障性工作的缺失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不到位，引发了许多危害农民工生命健康安全的事故发生。

（四）还农民工的“干粮”

农民工在外辛勤劳作，无非是想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为什么连应得的报酬都拿不到，还要艰辛的讨薪。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曾高达1000亿，究其原因就是农民工在城里没组织、没地位、没话语权。随着2003年，共和国总理为农妇讨薪，全国掀起了讨薪热潮，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法令。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恶人，但并不意味这好的制度会自动起作用，就在这要多的法令政策下，农民工仍然为讨薪跳楼、因讨薪遭打的事在不断发生。这很好的向我们说明好的制度也要有与其配套的执行力度，否则只能是空谈。其实，讨薪只是万般无奈的举措，对于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因从源头上杜绝。那建筑业来说：许多建筑工程盲目立项、擅自扩大规模，在资金有相当大的缺口下就开始施工，致使开发商欠施工队的钱，施工队欠材料钱和农民工的钱，这就形成了债务连。倘若政府部门严加审核项目，及时进行跟进监督，那么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金的施工队就不能混迹与市场，更别说是烂尾工程了。

三、政府—农民工的“护卫队” 农民工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正遭受到侵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也是负责人的政府，怎会坐视不管呢。

其实，早在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中共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了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中央政府针对：取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及不合理的收费等，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六个方面的内容连发国办1号文件、国办78号文件、国办79号文件。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2005年，国务院再次发出进一步完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条件。同时各地积极开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在法律制度方面，则有《劳动法》保障工人加班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使用人单位的责任。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完善产业政策，保证企业安全生产等。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也积极探索，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工商管理条例》从根本上保障了农民工受到工伤事故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和救助。2004年6月，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出台《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们把与用人单位有关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到医疗保险的范围内，对于农民工技术水平低，有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六大部委联合颁布《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使其在转移过程中能够掌握一定的技能„„综上所述，政府对解决农民工问题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还在不断受到侵犯，那么我们政府及社会各界就不得不反思一下。

四、相关的建议

我之前说过，我们国家对于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很多，也很好，只是还没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调试、改进，从而更好的实现为人民服务，通过找资料，就这个问题，我提一点自己的建议

第一，政策内部的协调问题。2005年6月6日新华社记者赵东辉报道的一位农民工李忠工伤后6年的维权经历，我们不难想象这其中的成本之大、过程之艰难。如果政策够合理，形式够简洁，我想农民工还有什么事值得6年去反复商讨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借鉴一下德国的做法，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独立的劳动法院，专门处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不要再通过仲裁机构的反复仲裁，正要会加大时间成本。第二，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能力有限，无法顾及的方面有很多，在农民工讨薪这我比较欣赏香港的做法，建立一个劳工所，由政府给农民工发放工资，再由政府向工厂催债，那么还会有谁敢拖欠这部分资金呢？

第三，政府部门要加大监督力度。权利是去监督会导致腐败，那么以单纯的良心道德来要求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顾及农民工显然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政府就要负起这部分的责任。第四，有种游戏规则为“当运动员的裁判”，你不觉得荒唐吗，为了防止某些政府人员和企业、工厂主们站在同一条线上，我们就要加大对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的打击，各界应做好监督工作

第五，做好信息的宣传工作，一方面不给“黑中介”可乘之机，同时也消除企业的欺骗新广告，还能给农民工正确的务工引导，真是一举多得。

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大贡献，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农民工问题，善待农民工，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共同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黄平《寻求生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黄平、彭柯.《当今中国农村劳动者流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青年报，2005.1.2 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2003 蔡建文《中国农民工生存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吕新生.河北工人报.2010.10.28

第五篇：农民工问题（本站推荐）

本次调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收入状况，生活状态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环境中的主观感受，为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心态提供了依据，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建议。

13亿人口，9亿农民，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09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忆人，比上年增加1.9%。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已经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我们对农民工问题的讨论经历了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如何制止农民工进城，到90后代末的如何管理服务这一过程，其实，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研究农民工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研究进城农民工的适应问题，不仅是民工潮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对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中的农民工以男性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大部分已婚。由于外出打工者在注入城市多为从事建筑安装运输、企事业单位雇用、经商服务、农副产品加工、收旧拾荒以及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苦、脏、累等职业，这需要有较好的身体和较强的体力。因此，城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集中在22~40岁之间。值得提出的是，全国经过近几年来的发展，农民工群体虽然没有改变以男性为主的性别结构，但是女性所占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

一、工作及收入状况

正在创立就业途径，但组织化就业渠道仍严重缺乏。我们调查发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就业途径的选择方面表现为严重缺乏就业信息，大多为亲友介绍，依靠中介机构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上图显示的就是流动人口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及实际上务就业渠道发挥作用的对比。

（1）得到收入的代价

工作时间随意延长的克扣拖欠工资现象严重。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有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获取报酬的权利。然而，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提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正常工作时间，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却屡屡受到用人单位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着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相同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者少给加班费，农民工自身对于领取加班费的意识也往往比较薄弱；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由于用人单位屡屡拖欠工人工资，许多农民工往往一年忙到头都拿不到应得的报酬。

（2）缺乏完善的劳动保障

我国目前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这就造成一方面，对于大量农民工来说，为了能够迅速获得工作岗位，他们往往将劳动力价格压得很低，同时对雇主的条件几乎全部答应，这为他们将来劳动权力被侵犯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法规缺乏、贯彻落实难度较大，很多雇主利用农民工就业的迫切心理和他们对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的状况，采用牺牲雇工多种保障为自己谋取暴利。

二、来自城市人口的偏见和歧视

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得城乡居民有了更多互动机会，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也使得使得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日益捉襟见肘，冲击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格局。同时，城市的犯罪率也大大提高，使得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大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原有居民对农民工流露出明显的偏见和歧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交范围本来水比较狭窄，他们职业的局限性使其了解城市的窗口也主要局限在几个固定的层面上，这样农民工就更加容易对城市居民群体产生逆反心理，进而对城市居民产生了仇恨感和疏离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两大群体的竞争日益激烈，很多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很多城市更人为地在就业等方面给流动人口以歧视和区别对待。而农民工则多数认为，他们从事的都是最苦最累挣钱又最少的城市人都不愿意 干的活儿，根本不可能抢走他们的饭碗。

三、针对以上问题的对策

引导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就业培训，引导农民工认识到自身能力提升与自身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投资意识，使其真正切断与土地千丝万缕的依附关系，脱离小农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工人。

城市发展和规划要有超前意识，应当充分考虑到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城市中现有和将来的农民工群体，这种超前意识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城市的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提高城市原有居民素质，宣传公民意识和平等观念，减少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偏见和歧视；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于农民工的管理，理性分析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冲击，帮助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建立互动和互重。引导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的归属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必得正当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首先应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收入，这比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来的更加直接和实在。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无法得到，再让他们参加社会保障、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就显得勉为其难了。如果要在当前的形势下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那么保障农民工能够如期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是最现实的。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严格执行《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要下大力气整治。

然而从长期来看，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农村和镇社会保障差别的根本途径。如果做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所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在是问题了。

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与其给予其熟鱼，不如给予其鱼竿，“钓胜于鱼”。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着高危险、高强度、高成本、低保障的工作，承受着种种不平等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与城市的纽带其实也就是经济上的，而没有心理上的归属感。然而，农民工能否适应并融入城市，则更多的取决于其对于城市的心理感知。故而想要解决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则首先要完善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农民工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根“鱼竿”，只有当农民工掌握技能，可以自食其力，基经济、社会地位得以体现，他们在城市生活在能真切地感受到成就感、归属感，这一社会特殊阶层才能真正接受城市，融入到城市生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