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市农村经验体制、机制改革情况调查

第一篇：呼伦贝尔市农村经验体制、机制改革情况调查

呼伦贝尔市农村经验体制、机制改革

情况调查与研究

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我市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经营、劳动、分配的经营体制，经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大包到户，到1982年，全面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打破了生产队大锅饭、大帮哄的禁锢，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分包土地过急和广大农民对好地、中等地和差地都得分一块的一致要求，造成多数地方土地承包过于零散，据1983年的一份调查，当时布特哈旗（现扎兰屯市）团结乡（现高台子乡）尖山子村一农户承包的23亩土地分为19块，多数农户为5-8块不等，后经不断调整互换，农民承包土地过于零散的情况虽有所改变，但从承包合同和村土地台账看，多数农户的土地仍在5块左右。这种状况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市农村以农畜为主要动力，以手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手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农业机械逐步取代农畜、除革剂快速取代人工除草，农村生产力悄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我市农村已由“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变为“二百亩地挺清闲，孩子打工去赚钱”的具有初步现代农业生产能力和多元化就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过去走进农村农户，看到的都是茅草房、牲畜棚圈、锹、锄头、镰刀，现在映入眼中的则是成套的农业机械，砖木结构的房舍，和农民拉家常，问孩子干啥呢，回答经常是“在北京打工呢”，确实农村变了、农民变了，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环境下从业选择的多元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业选择的多元性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农村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就业，到城市城镇创业就业，在城乡间进行购销、就业，在农村发展养殖、加工兴业。以上这些变化，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变化使小面积的农业经营成为生产力的束缚，就业的多样化选择又使劳动力——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找到了广阔的天地而不被小块土地束缚、捆绑，这样就使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的零散的土地经营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经营体制必须向集中连片和规模化方向转变，因此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就成了生产力和社会变革发展的必然结果。

适应农村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中央连续出台了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合作社，培育以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我市市委、市政府、各旗市区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精心组织谋划，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强力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农业经营管理部门摸底调查，目前全市农村共有家庭农场11637个，种粮大户14517户，养殖大户3699户，各类农民合作社3324个，其中种植业1409个，养殖业1399个，农机服务业412个，加工业30个，农产品购销类27个，渔业6个，林业16个，其他25个。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共经营耕地849.41万亩，占全市农村耕地总面积2050万亩的41%，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经营耕地730亩。应该说无论从规模还是比重，呼伦贝尔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在全自治区以至全国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广的空间。

我市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经验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引导、扶持的力度，一些旗市在乡镇、村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合同签订、纠纷调节、流转价格评估等方面的服务，同时引导土地经营权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流转，有力地促进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2013年全市共流转土地经营权600多万亩，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350多万亩；二是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扶持的力度，例如阿荣旗《2013年阿荣旗现代农业建设扶持政策》【阿党办发（2013）6号】扶持政策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基地建设、合作社、土地流转、富民产业和产业化等各个方面。仅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集中连片流转土地，规模经营达到2000亩以上的种植、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给予地膜补贴就达到180万元，扎兰屯市也对规模经营的合作社给予补贴；三是农牧业、水利、农业开发产业化、扶贫等部门的项目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例如阿荣旗六合镇东山屯村 福海种植业合作社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后，旗农牧业局将各种生产基地安排到该社、旗农机部门将购机补贴安排到该村，有力地支持了该合作社的发展；四是十分重视经营机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合作社这一新型经营主体内部利益机制的建立和企业与农民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上，主要的经验做法是股份制合作社对入股人按市场价保底分红，例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富裕种植业合作社除按入股土地质量保底给入股者土地流转费外，年底还按合作社盈利的70%分配给入股者，使入股者安心放心。企业与农民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较为典型的是阿荣旗新发乡大有庄村农民把各户一万亩耕地整体整体流转给奈伦淀粉有限公司，较转价格2013年为每亩4000元（每大顷6000元），农户分别与公司签订期限为十年的流转合同，但每年流转费在不低于市场价的前提下增加200元。企业有了万亩的原料基地，农民在得到流转费的同时还可到企业打工得到打工工资，做到了双赢双满意。

在发展农村经营体制机制中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有些地方扶持的力度不够，甚至没有什么扶持，这与地方的财力与重视程度有关，对策一是各旗市要高度重视、学习阿荣旗的做法；二是呼伦贝尔市应争取自治区和国家项目，拿出一部分财力在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上有作为。有些地方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创业缺少引导、支持，致使部分农村劳动力半年闲，也使农村土地经营权不能较快流转，阻滞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化。对策是旗市乡镇政府要帮助引导农民创业，帮助农民选择的经营项目，并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提供服务，阿荣旗通过“五荒”拍实的办法筹集富民产业基金用于扶持农民发展富民产业的办法值得借鉴，市政府也可在财力充沛的情况下安排一块农民创业扶持资金，即可推动城镇化进程又能鼓励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创业就业增收，促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三是农民合作社应进行规范化建设，目前有些合作社只是挂块牌子，没有实质性运作，有的社甚至连牌子也没有，成立合作社只是为套取国家扶持资金，因此合作社要打假，对实质运作规范运作的要大力扶持，对有名无实的要亮黄牌，拒不规范，不运作的也可以亮红牌。

第二篇：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党的十七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革司法保障体制„„２００８年底，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部署了４个方面、６０项改革任务。

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各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呈现出整体推进、扎实有序、举措频出的良好态势。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而又复杂艰巨的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治保障，向着“公正高效权威”的目标砥砺奋进。

第三篇：改革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决定党的建设的成效、决定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正确估价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现状,从中找出改革创新的对策,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一、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来改善党的领导。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领导体制机制,但由于领导体制机制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前领导体制的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克服。

在领导职能方面,当前的领导体制中领导职能划分不清比如党委、政府、人大这三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能究竟应该如何区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科学严格的说法和做法。再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这些年在体制上一直是似分不分,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一方面大力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还仍要以代表党委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认可为准。

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方面,一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大;一些领导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少数领导干部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等,这些不足和问题都与党所肩负的重任和使命不相适应和不相符合。

在权力实施方面,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领导权力是领导体制的核心,权力实施以权限划分为前提。权限划分包括党政权限的划分、国家机关横向与纵向权限的划分,以及政府与企业、事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划分等。当前,领导权过分集中于领导机关和领导部门,在领导机关和领导部门中,又过于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身上。由于权力下放不足和过于集中,使基层单位和基层群众缺乏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也由于权力过于集中,经常出现掌权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

在机构设置方面,领导机构高度膨胀。领导机构是实现领导职能的组织实体,是领导体制的组织表现形式,机构设置合理,领导工作才能完整有序地运转,达到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统一。长期以来,我国领导机构尽管历经多次精简,但每一次精简过后又迅速膨胀。因此可以说,在当前,机构臃肿仍然是我们当今领导体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顽症。在对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的管理方面,严重滞后。当前的领导体制一直缺乏对领导机关、尤其是领导者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领导者一手遮天、唯权为大的情况在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由于领导管理制度严重滞后,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权力异化现象时有发生,涉及领导者的各类刑事案件无论在职务级别上、案件数量上还是案件影响上,这几年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在干部人事改革方面,缺乏活力。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国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工作活力,提高工作效率,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然而在目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效果远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各领域的要求,尤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还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公开、公平、公正这些现代用人思想和观念在人事制度上仍然有待成为基本的操作行为。可见,领导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任重而道远,大力进行领导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

二、改革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的对策。

改革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必须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给党带来的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坚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放弃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稳妥地进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完善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工作机制。换届后的工作形势对加强和改善党委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党委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思路、定决策上,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的领导,协调好与同级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关系,提升班子整体功能。

二是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机制。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目标出发,达到真正靠民主与法制来执政,真正靠法治而不是靠人治来执政,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不是高度集权制来执政的境地。为此,一要理顺三种关系。首先是党委与人大的关系。这是一种领导关系,也是一种工作关系,党的各项决议和政策要按科学的程序提交人大讨论和建议实施,坚决克服过去那种不讲程序,不尊重人大,使人大仅仅成为“举手机器”“、橡皮图章”的情况。其次是党委与政府的关系。这是一种分工负责的关系,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不要过多地干预政府工作,而应在如何充分发挥监督和保证作用上下功夫。在当前,要通过改革,逐步改变由党组织直接代替政府作决定、发指令的现象。再次是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这是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关系,政府对人大定期报告工作应成为一种制度,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检查不能流于形式。二要合理设置党政机构。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三要善于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并依据法律和程序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三是完善党委决策议事机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工作规则,对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等重要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分工职责内的具体问题则由个人决策,常委对个人决策行为负责。进一步修改完善党委议事决策的相关制度,规范常委会和全委会的议事范围、程序和规则,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抓好决策调研、民主决策、决策执行和执行监督等环节,进一步提高常委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扩大全委会的决策内容,对于事关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议题和推荐干部等重要活动,进行全委会投票表决,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

四是完善党委领导经济工作机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必须把领导经济建设作为党委的中心工作和核心职能。党委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要从全局角度合理划分工作层次,明确党委常委会与政府常务会在经济工作决策上的不同职责。党委领导经济建设的重点是:把握方向、搞好决策、用好干部、优化环境、形成合力、狠抓落实。对事关全局的工作,要由党委牵头抓,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任务,党委提出总体目标要求,由政府和相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对日常事务性工作,党委加强督促检查,给予支持指导。

五是完善社会管理机制。①民生保障机制。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把优化产业与增加就业统筹好,实现充分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②分配机制。通过政策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③社会管理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紧急事件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健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况。切实加强对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的依法管理,使它们在服务群众、促进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④维护社会稳定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严防敌对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安全事故等兴风作浪,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坚决打击各种邪教组织,从而保证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⑤利益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中央政策、决策在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的调控功能,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

六是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对于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在建立权益保障机制方面,要突出解决在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七是建立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建立诉求表达机制,努力疏通、拓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大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八是建立健全发现问题预警机制和应急事件处置机制。许多社会不和谐问题都有一个萌芽、发展、爆发的过程,建立发现问题预警机制,对各种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苗头、问题和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

九是建立健全矛盾调处机制。解决当前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建立矛盾调处机制,及时化解。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第四篇：开发区关于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总结

开发区关于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总结

为进一步激发园区创业活力，壮大产业实力，为实施县委、县政府“三个走在前列、两个确保、一个加快”战略部署提供强劲动力，我区党委、管委会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贴实际、科学设计、稳步推进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结如下：

一、全区高度统一了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改革的基本原则

我区党委、管委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全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指导思想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大胆先行先试，通过进一步理顺、优化管委会职能职责，推行公司化运作、整合精简机构、合理配置岗位人事、有效改革绩效薪酬，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形成职责明晰、运转高效、活力迸发、服务优质、效益优先的园区体制机制，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加速把园区打造成全县新型工业的“集聚区”、创新发展的“试验区”、开放发展的“示范区”。

改革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整个改革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务必提高政治站位，通过改革，切实改善和加强经开区党委的领导，统筹领导解决全区发展全方位、全过程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问题，加速推进园区发展；二是职能明晰原则，合理划定、明晰管委会及其内设机构的职能职责，明确园区主体责任，激发园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始终突出发展第一要务。三是精简高效原则，按照建设“服务型、责任型、效率型、效益型”园区的要求，构建“组织管理高位高效、推进协调快速便捷、政务服务流畅优质、执行监督分离分开”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四是市场运作原则，突破政策障碍，创新项目建设、公共资源管理、投融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五是正向激励原则，实行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改革，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浓郁氛围。

二、坚持问题导向，紧贴工作实际，科学设计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在多次调研研讨、学习先进、解剖典型的基础上，我区就园区体制机制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提出了“六改六化”：

（一）改体制，运作机制科学化。按照“政府主导、公司经营、市场运作”的总体思路推进加快经开区体制机制的理顺。经开区管委会作为县委、县政府派出机关，按县委、县政府授权切实履行园区发展定位、中长期规划制订、目标任务制订与督查考核、招商引资、服务企业、财政税收以及公司出资人职责；剥离经开区管委会的公共管理及社会事务职能，结合全县行政区划改革，积极推动设立金开街道办事处，承担开发区辖区内征地拆迁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转型升级双峰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按照“独立经营、承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运作模式，负责园区开发建设、投融资及资产经营管理，经开区管委会按照相关政策将相应资产及债务剥离至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二）改职能，机构设置精简化。在现有架构基础上，管委会按照工作流程流畅、职能分工明晰、运作效率高效目标，打破职能条块化分割、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现状，去除分工不清、责任不明弊病及行政化积习，合理优化，精简设置机构。管委会设置经济服务综合部门2个：经贸招商部、产业发展部；党群综合部门2个：党政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园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一个。转型升级双峰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设置，建立并完善以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经营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公司管理体系。县直单位派驻经开区机构保留不变，由主管局合理定员，发基本工资，委托经开区管理，一并纳入经开区绩效考核薪酬范畴。

（三）改人事，人员配置优选化。通畅管委会人员进出通道，保持活力和压力。除组织任用人员外，其他新进经开区的公职人员坚持“凡进必考、择优录用”的原则；减少管委会政策性人员安置。为优化现有人员结构，推行优胜劣汰，管委会中层以下人员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末位淘汰人员不少于2名，连续5年按照“减二进四”（末位淘汰2名，以政府雇员的形式补充4人）的方式“造换血”。

经开区管委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取政府雇员的方式自主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破解人才不足、人才引进难的瓶颈；建立能上能下和不拘一格用人的人事管理机制，打破身份限制，不惟资历和学历，注重能力和实绩，实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优化组合，既可以低职高聘，也可高职低聘。低职高聘符合干部任用条件的，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予以选拔任用；县管干部高职低聘的，在管委会机构中免去职务，仅保留相应档案职级。

（四）改审批，代理服务全程化。真正建立投资者“最多跑一次”、项目入园“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次告知”、“限期办结”的高效服务、审批机制。经开区所有涉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行政审批许可手续办理先由园区政务服务窗口一站受理，再交县政务中心全程代理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理。县政务中心要切实优化政务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组织联审联批，按照规定限期办结。

（五）改考核，绩效考核精准化。建立科学的园区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合理设定绩效考核分值比重，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占70%，党建及全局性中心工作完成情况、公众评估等占30%。县对经开区的考核突出财政税收、工业总产值增长、招商引资、出口创汇、偿债能力、固定资产投资、投入产出比等主要指标，并综合考量经开区在全省省级园区排名、XX科技工业园开发区有限公司的盈亏状况，引导园区走上内涵型增长之路；在此基础上，逐步将社会发展贡献、生态建设等指标纳入进行综合考评。

对内设机构的考核以量化计分制考核、重点工作与交办事项的定性定量考核和负面清单等形式进行。围绕全员业绩考核，严格按照岗位标准和条件，细化岗位考核，量化指标体系。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为集体影响个人、得分影响薪酬，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创业干事热情，调动积极性。

（六）改薪酬，岗位绩效差异化。建立和健全全员岗位聘任制下的绩效薪酬机制，坚持岗位靠竞争、薪酬靠绩效。突出薪酬向关键岗位、知识技能型岗位、高强度岗位倾斜。突出岗位差异，工资与岗位责任的大小、与能力素质要求的高低、与岗位实绩贡献的多少挂钩，合理划分岗位系数，合理拉开收入档次差距，做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以绩定薪。

现有在岗在编的体制内人员采用“政策性工资+绩效奖励”的绩效薪酬模式；雇员、劳务派遣人员采用“岗位工资+绩效奖励”的薪酬模式。自主聘用的技术人员和特殊人才灵活实行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和年薪制等多种分配方法。

三、严明纪律稳步推进，取得改革实施的初步成效

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园区管理再创新、队伍再提质、发展再升级的重要举措。改革牵动发展大局，事关干部职工成长、涉及干部职工薪酬，在区党委的正确引导下，全区干部职工认识改革、理解改革、支持改革，确保了政令畅通，风清气正。

我区还成立了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形成并出台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XX经开区体制改革方案》、《关于XX经开区人事、考核和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共XX经济开发区委员会XX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XX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及《XX科技工业园开发区有限公司组建和投融资战略规划实施方案》、《XX科技工业园开发区有限公司人员配置和薪酬改革实施指导方案》、《XX科技工业园开发区有限公司注入工作实施方案》、《XX科技工业园开发区有限公司债务化解与注资工作方案》。

在上述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我区经开新区管理处于7月中旬，合并走马街、印塘、原永丰镇部分村，组建金开街道办事处。XX科技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已经任命履职；公司还加快建章立制，进行职责再梳理，推进流程再构造，细化岗位的职责、条件、关键指标等，制定了岗位、职责、人员“三定方案”以及人员竞聘上岗实施方案，开发区将建设管理部、合同监管部职责、人员整体移转公司公司完成了人员定岗定位定责，出台了绩效考核方案和岗位薪酬方案，使公司迅速进入运作状态；管委会与公司厘清的事务正有序交接，公司清产核资、资产注入、银行借贷工作正抓紧推进。开发区管委会各内设部室人员配置到位，通过边运行、边完善，边总结，边改进，确保新老体制机制的平稳交替，形成了职责明确、工作务实、攻坚克难、履职尽责的工作氛围，从而推动园区可持续发展，释放改革红利。

四、存在的不足以及下阶段改革工作思路

目前，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工作存在的不足和主要问题是平台公司的转型升级同满足园区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实的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必须稳妥设计，稳步执行，以减少阻力、激发动力、增强活力。

（一）公司转型问题。平台公司要完成市场化转型工作，后续还有巨大工作要做。下阶段一是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按商业化运作的独立市场主体;二是要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公司不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三是要妥善化解公司现有的存量政府隐性债务。

（二）公司资产注入问题。根据相关评估机构的评估办法所知，达到信用评级为A-标准企业净资产需20亿，公司注资的资产还存在不动产登记证没办理到位、部分商业用地的征地拆迁未到位的问题。下阶段必须迅速注资到位。

（三）支持公司发展问题。下阶段要重点在土地取得、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税收、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污水处理特学经营权、垃圾填埋活焚烧发电特许经营权等）、行政许可（加油站建设经营许可、充电桩建设经营许可）等方面，给予公司的扶持政策从而做实、做大、做强。

（四）公司人员补充和绩效薪酬问题。公司现有人员明显不足，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要用活政策，打消体制内人员进入公司的编制顾虑，吸纳人才到公司就职；同时要统筹协调解决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确定公司绩效年薪调节系数，进一步明确企业负责人考核指标体系、任期考核指标体系、综合绩效考核总体目标、基本年薪考核办法、薪酬系数考核办法、考核评价系数等内容。另外下阶段开发区人员的绩效奖励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总之，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障碍，必须真正解放思想敢闯敢试，边试边改，才能不断完善，达到目标，取得更大改革成果。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应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定稿]

新型城镇化应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

邹士年1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内容摘要：城镇化战略既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我国拉动内需的必然选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颁布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各级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果不能清醒认识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用传统思维和方法去推进当前城镇化，就很难实现我们新型城镇化目标。新型城镇化必须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机制、改革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改变分税制下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状况和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户籍制度 政绩考核 土地财政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城镇化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抛弃过去那种粗放式用地、用能的城镇化模式，推动城镇化由偏重规模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出台，规划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房地产市场、产业发展和城市资源、环境等问题。但传统的体制机制下，城镇化的二元机制突出，地方政府在地方政绩考核机制下容易比拼GDP和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不注重 1邹士年：男，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房地产经济等。人的城镇化。如果新型城镇化不注重机制体制改革，还是容易重走老路，无法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

一、我国城镇化战略提出的背景

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7.12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2.5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如果按照城镇户籍的人数，即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而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城镇打工的有2.63亿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大概不到1%在城市购房，其余的都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他们不能真正属于城镇居民。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接近80%的水平，差距就是潜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缓慢，外部需求仍然疲软，而城镇化能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我国经济下滑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0%左右。未来7-8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将超过40万亿元。城镇化还可以带来以消费为目的的投资，一般来讲，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3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会带来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所以，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对未来城镇化发展指明方向。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化基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这种模式对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1.传统城镇化发展机制导致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遇阻

传统的城镇化在政府的主导下，导致城乡居民在户籍、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导致新型城镇化在向前推进中遇到多方面障碍。户籍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限制了户籍流动的自由，越是大的城市落户越难，虽然有控制大城市人口扩张的理由，但是主要还是保护户籍背后的种种利益。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积分落户政策对本省户籍农民工有特殊照顾，但对外省籍的农民工则没有照顾。主要原因是，过高的落户社会成本难以负担。另外，全国虽已有近2/3的省份取消了农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配套政策大多没有跟进，养老、医疗、低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基本没有落实。

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如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保障房申请等方面都还没有享受平等待遇。尤其很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设计一般只针对本地户籍人口。而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早期公租房供给少的时候，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后期则要逐渐退出。

另外，在土地管理方面，城镇化过程中人的自由流动与土地要素的不可自由流动流转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关系至今未能理顺，这已经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低等级城镇获取土地指标非常困难，制约了较低等级的城镇的发展。2.不合理的政绩考核观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推动新城建设

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为了政绩盲目推动新城建设，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大潮中，类似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据统计，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还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化大都市”。这其中，有多少都是盲目的只有靠时间来检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陕西等12个省区调研时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这种盲目扩张，缺乏规划，配套设施和公共资源不完整；过度依附母城，缺乏支撑产业；交通滞后。同时，盲目扩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盖了楼没人住，修了路没人走，征了地没人用，建了商店亏本。再者，从投资回报来看，若政府和开发商没协调好，会造成双输的局面。一片没任何配套设施的空地，很难激起开发商的投资欲；开发商若将自己的能力无限放大，也会造成城市建设社会功能的缺失。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打着建设新城的旗号，违规大搞圈地运动或房产开发，侵占耕地资源，甚至出现土地审批不规划、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不到位等现象，这就容易引发群众不满和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3.当前的分税制背景下政府成为高房价的推手

在我国分税制下的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权与事权极不匹配，导致政府纷纷通过卖地敛财，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成为高房价的推手。我国自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普遍税收不足，土地出让收入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些地方热衷于“土地财政”，无形中推动了地价飞涨。房地产企业将这一高昂成本转嫁至房价，土地成本的不断上涨，又推动了房价上涨。而房地产开发环节征收的各类税费高达100多项，其成本加起来占到房价的三分之一以上，最终也转嫁给了购商品房的消费者。“十一五”时期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累计超过7万亿，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占比从2006年的38.9%，增长到2010年的65.9%。在一些地方，“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有的甚至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附着在土地上的收入，还有名目繁多的费。土地从征用、出让到规划建设等环节，土地管理、房产、财政、水利、交通、人防等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费用。4.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往往不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产业是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产业选择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前提，所以各地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都注意吸引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各地区产业基础、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有所不同，地方政府在产业的选择和引导上需要深入分析。尤其在选择、规划、引领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集中在部分行业或环节，作为本地区重点投资、优先发展的支柱。前期城镇化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在支柱产业选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不注重产业基础研究，缺乏全面的可行性分析，往往地方领导拍板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再次，追赶时尚或者是地区间攀比，如前段时间一窝蜂地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根本没注意到自身发展该产业的优劣势；其次，各地区，尤其是相邻地区的产业选择趋同性较强，而不是互补性较强，造成相互竞争激烈，既不能形成特色产业，又不能和周边地区进行错位发展。再次，没有充分考虑技术因素。如果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不考虑技术动力、技术发展、技术人才、技术环境、技术层级等因素，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三、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应该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为主体，政府为引导的思路，加大机制体制改革，以城镇化促进我国改革的深化，保障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新型的城镇化要求地方政府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主体意识，通过机构调整、职能转换等方式，推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

首当其冲应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继续落实中央已经制定的相关政策，放宽落户条件。研究落实跨省农民工落户的成本分摊机制，逐步取消城乡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其次，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围绕农民工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如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扩大农民工社保覆盖率、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再次，完善保障房体系建设。政府主导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应该没有户籍的限制，应该针对社会中所有的最低收入的城市弱势群体。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保障房建设较为完备的融资、供地模式和合理的共建共管的管理模式。

最后，土地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与房价密切相关的问题。要合理规划，促进土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提高；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大力拓展城镇化发展用地新空间；完善土地市场体系，改革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等等。另外，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增强其土地审批力度。

（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改变传统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迷恋GDP，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极大影响地方发展的可持续性。广大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新城建设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做法增加GDP速度快，效果明显。当前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体系应该选取更多的指标，降低经济指标权重，更多考虑社会和环境的指标，当前尤其要防止在新型城镇化热潮下将城镇化率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加剧造城运动。建立全面衡量考核官员的的指标体系，注重绿色发展、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总体协调。另外，在干部考核体系里，增加群众意见、群众评价的权重，在官员政绩考核环节里突出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强化经济综合实力、群众生活水平、社会协调发展等指标考核，并将考核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

（三）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加快分税制改革，推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规范土地征收行为。减少土地出让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一方面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少卖地卖高价地的现状，在增加土地供应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土地竞标者的投标方案，而非单纯地以价格高者得地的方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更多地发展新兴产业，在弱化房地产行业的支柱地位的同时，也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此外，在目前财政金融体制尚不完善，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不该管也管不好的领域坚决退出，更多利用市场化机制发展社会事业；财政要引入“经营财政”的思想，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实现财政闲置资金的高效运行；进一步开放投资、融资领域，鼓励市场的资本创新和管理创新，争取全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事业，走一条“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全社会联动”的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政府融资道路，彻底摆脱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四）新型城镇化政府需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城镇化的过程是由于产业升级的内生力导致产业转移，从而带动产业承受地相关行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成功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城镇化的推力。这里，我们要强调政府的参与要有度。新型城镇化是在新的背景下产生的，面临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迁移，作为东部地区应该考虑产业输出因素，政府应该理顺机制，促进科研有效投入以及商业环境的规范，推动科技产业化，使产业向高附加值的科技以及服务业发展，增加产业溢出以及转移的内在动力，促进当地经济向上发展。

中西部城镇化水平提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内容，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带。这些年，国家大力投资不断完善基础交通物流体系，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客观基础，承接先进地区产业转移的时机已经成熟，产业转移的承受地也就是我们城镇化的目的地。对于产业输入地，当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增强对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有序引导促进产业转移的进程。具体而言，政府要认清当地的比较优势，找准定位，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产业转移和集聚。同时要做好环境治理保护，提高行政效率以及服务水平，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吸引企业家以及产业人才。这样，产业转移过来了，人才留下来了，就业稳定了，相关服务性产业也就跟着发展起来，城镇化水平也就自然提高了。

（邹士年）

参考文献：1.冯奎，《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国发展观察》，2012.12。

2.迟福林，《推进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中国合作经济》，2013.12 3.曾红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12（31）。

4.张占斌，《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机制》，《中国经济时报》2012-11-15。

邹士年，经济学博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房地产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