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的文学精神（模版）

第一篇：论重庆的文学精神（模版）

人物介绍：

刘东：“重图讲座”嘉宾。重庆作协主席团委员，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笔名雨枫。四川射洪人。中共党员。1988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国际经济法在职研究生。先后在 重庆市财政局、市委研究室、市外经贸委任职，现供职于市纪委，正县处级，会计师。市纪检监察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重庆市首批青年文化人才。10岁开始发表作 品，28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情怀底色》、《独钓中原》、《爱神复活了》、《雨绿爱情树》、《与爱同新生》、《盛 世风铃》、《寻觅金佛》等长篇小说和作品集《心雨岛》，发表长篇报告文学《那一方净土》、《组织打大战役的班长》及其他体裁作品百余篇（首），共计240 万字。《盛世风铃》入选“重庆十年文学丛书”。以下为主讲内容：

part01论重庆的文学精神

问题：你所理解的文学精神是什么？重庆的文学精神是什么？重庆的文学精神在哪里？ 刘东：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们在这里纯粹以文学的名义进行交流，在这里，我也只是一个作家（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

简单地说，文学就是人学。我们中国人这么说，英文里的文学也是人学的意思。这么推论，文学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众所周知，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很多，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等，但只有文学是从人的情感（当然也包括思想、精神层面）这个范畴来研究人。把人作为抒写对象的，其物化状态，其物质载体，就是文学作品。那么，我的理解，文学精神就是作为社会良心、心灵天使的作家采用作品，展现人类的生老病死、恩爱情仇、兴衰荣辱、升降沉浮的各种状态和正确态度，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通过人的情感、思想、精神这个介质来正面地使人的情感更丰富、更柔软、更高尚，使人的思想更开阔、更深邃、更无私，使人的精神更纯净、更深刻、更健康，使人们的生活更富于诗意、激情和活力，促进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更宽容、更友爱、更和谐，达到一种美好、美妙甚至理想的境界。从文本上讲，包含了友善之心和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就具备了文学精神，特别是关注了小人物或陷入逆境中的人物（他们是所有人命运的象征）的作品。文学精神还体现为真切关注民众疾苦，为民鼓与呼，当护民官，文学揭示真理和真相，本身就是权力，可以制衡政治权力的滥用（政治权力滥用的受害对象天然是民）。

一个人在充盈着慷慨悲凉情怀时可能会感叹：“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的确早就灰飞烟灭了，人世间早已没了他的踪影，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精神符号了；万里长城还在，是物质形态的，但诗经离骚、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史记也存在，寿命肯定比万里长城长得无穷长，它们已经融合在我们的血液，渗透进我们的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情感和生活的状态，并且比我们及其若干代子孙都长寿。比如说，我们到天堂苏杭、如画江南，去旅游、寻踪，首先是冲着唐诗宋词对它们的描述而去的。这话可能偏颇，甚至极端了点，但大家体会吧，至少有一定的成分在内。也就是说，这些优秀文学瑰宝为什么能如此影响我们，关键是它们所体现出的精神起了作用，说白了，这也是文学精神的一种。当世界上一切的轰轰烈烈都尘埃落定之时，唯有文化传承下去，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换句话说，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精神遗存，主要的或相当大部分是通过文学传承下来的。举个例子，总的来说，全世界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强、权威性最高的奖项——诺贝尔奖，文化方面就只有文学一项；就我国而言，文化方面的奖项也没有哪个超过了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世界第一文体”的长篇小说，就是文学样式中的重要一种。

这可能有点抽象，将其中几个举例说吧：善恶是文学中一对必不可少的矛盾，按文学精神的理解和表现就是：人都有弃恶扬善的本性——即“人之初，性本善”，但善分大小，小善是爱憎分明，大善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有时对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有个故事，一男子驾车不慎撞死了一女孩，在法庭上，女孩的父母却请求法官免于对肇事者的刑事，也放弃了民事赔偿（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使死者复生啊！），唯一要求是判决肇事者给逝者的账户上每月存入一元钱。肇事者如释重负，甚至大喜过望。两年后，该男子却哭求法官有罪去坐牢，因为他感到每次去存款时，他都有要窒息的感觉，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为什么？这就是精神审判的威力所致！特别是当善于恶相互较量、惩罚时，恶是不会先住手的，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才会终止“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又比如，人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人类民主平等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对弱者以悲悯之心给予同情，对恃强凌弱者进行批判。再就我的现身说法吧，初中一年级时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当时我还没有相应的史地知识，但老师讲解了创作背景，11岁的我从那种悲伤情怀和语言味道中深深感受到了亡国的痛楚，铭心刻骨。可以说，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对文学、史学的兴趣，首先就是从中激发的。30多年来，我一直难忘，这就是文学精神的力量，其他任何学科、文体都难以替代。这好像说到了文学的功能上，经典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的功能是认知、教化、审美，后来加上了娱乐。我就简单地把文学功能归结为文学精神产生的作用吧。

这当然是一般意义上来谈论的文学精神。事实上，我们人类进步的历史充满曲折，也充满了苦难，文学就自然随她的抒写对象（包括作为抒写者的作家本身）的不同生存状态而跌宕起伏，也随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而戏剧性地无常变幻，因此文学的众多特性中，时代性是重要特性之一。这在重庆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现代意义上的重庆文学，应该说滥觞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红岩精神也自然成了“重庆文学之魂”。从抗战时期的英雄之城、中央南方局驻地到解放初期中央西南局驻地，到“三线”建设的最大的国防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军工企业更是共和国的骄子），再到第一个计划单列市，到中西部第一个、目前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主流政治意识，结下了不解之缘，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影响和塑造了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这部红色经典诞生在重庆的原因，《红岩》也成了重庆文学精神的象征和标杆。

当然，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大批的知名作家流亡、客居重庆，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等，在这里创作了许多传世之作，这里我姑且把它们当作“移民作家”的作品，不算在重庆文学之列。但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革命激情、战斗精神，而且对重庆文学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重庆文学精神当然体现在重庆作家的作品中。新中国建立后，直到今天，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重庆文学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格局：一是以长篇小说《红岩》为代表的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新时期”以来特别是直辖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成果颇丰，一批作品具备了摘取国内文学大奖桂冠的水平，今年茅奖评选中，重庆有2部进入了前20名；二是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为代表的纪实文学创作颇具实力，目前势头看好；三是一批优秀诗人的崛起使重庆成为繁荣的“诗歌重镇”，诗集《柠檬叶子》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四是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气候，具有了较强的作家队伍和创作实力。

关于重庆文学的现状，市作协领导曾如此概括：有作家,缺大家；有作品，缺精品；有活动，缺品牌。但是，重庆作家很有血性，勇于正视差距，正在积蓄力量，厉兵秣马，取长补短，厚积薄发，或个人，或团队，创作出更有影响的佳品、精品，冲出重庆。

part02论重庆文学大繁荣

问题：你认为重庆文学要取得大发展大繁荣，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东：我先说句自曝家丑的话，重庆市作家协会领导曾有个谦虚的估价：重庆文学在全国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我个人表示赞同。毕竟，历史上，巴蜀大地的文化中心主要在成都，少数时间在重庆，重庆是个地处内陆的码头、移民城市，两千多年来行政区划经常调整，抗战以来一直是大工业城市，文学的积淀不够厚实；尽管文学创作中不时有个人的异军突起现象，但从面上讲，传承性还是较强的，正如富翁可以几年甚至一夜造就但贵族必须经历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一样。反过来说，正因为起点不是很高，才更有大发展大繁荣的空间。对重庆文学而言，目前可谓“双重福音”：一是刚刚闭幕的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是在此两年前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已经奠定了重要基础，重庆市据此出台一些文学扶持政策，如对重点扶持作品和核心期刊发表作品的奖励，对都市作家群等三大作家群的培养等等。当然，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同于工业生产，具有特殊的生产周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时候，就要开花结果的，迎来的是重庆文学的满园春色！有了这样的环境已经很不错了，是作家们莫大的福音，但我认为还有三点实际措施至关重要： 第一，主流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我们都清楚，文学只是众多精神食粮生产形式的一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尊荣，也早就失去了轰动效应，况且作家头上也早已褪去了本身就应不有的光环或“晕圈”，但文学毕竟是一切艺术之母，如果说大概念的“文艺”是一个人，那么文学无疑就是大脑(CPU)，其他艺术形式则是手、脚，CPU受到礼敬是应该的。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我们的纸质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罢，其中不乏主流媒体，对文学作品很排斥，但乐此不疲地热衷甚至醉心于跟踪所谓歌星、影星或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名人”的绯闻、轶事，有的无聊、下作到了长篇累牍去揣测人家肚子的孩子是男是女的地步！

其恶果，一是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二是严重误导读者群体，把读者向庸俗、低俗、媚俗和“一夜暴富”的肤浅、浮躁的歧路上引导，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将作家“逼良为娼”（创作中迎合读者的“那种”口味），说这样的舆论导向毒害了下一代以致下若干代都不过分！事实上也造成了大众读者和优秀读者的“人为流失”！

中国作家协会一位主要领导曾慨叹：创作出又好又多的作品是我们作家的天职，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媒体现在这样干，我们拥有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因为缺少了好读者而贬值！这也难怪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发出质疑：现在的报纸很怪，难道主编们都是失败的文学青年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切实肩负起增强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其文学阅读与欣赏水平、推介优秀文学作品的职责。

第二，关注和尽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善作家的生存、创作环境。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是富商高官谈文学、文人雅士讲生存。我今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学习时，留心关注了这一问题。这个班41人，平均年龄37岁，基本上是这个年龄段六省区市的拔尖作家。遗憾的是，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他们都没有达到同地区同龄人的平均水平，个别人的生计都成问题；即使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公务员作家，往往也很尴尬：创作被视为不务正业，诗人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导致他们在工作场合的很多时候还不得不掩饰甚至否认自己是作家。任何人都不希望苦难，作家也不会去赞美苦难，但对于作家而言，苦难是可以转化为财富的，正如俗话所说的“文学憎（作家的）命达”“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作家注定是自己幻想的牺牲品”。作家即使没有苦难（没有苦难才好），也必须有对苦难的体验、关注和描述，至少是在想象和虚构中去体验别人的苦难。很简单的道理，作家如果生活环境相对稳定，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有助于他们的心灵坚守这块净土和自由，坚守这份高雅而冷清的事业，甘愿忍受寂寞和孤独，实际上有助于他们给社会奉献出更多的好作品。同时，需要社会尽可能为品德修养好、创作实力（或潜力）强、思想品质正且创作勤奋的作家，提供体验生活或采风、采访的便利条件，包括挂职锻炼、深入生活等。再说直白点，作家一般属于感情丰富、细腻、炽热之人，社会给他们“滴水”之爱，他们将倾注“涌泉”之爱在作品中，回馈社会；而且，高素质的作家至少能洁身自好，他们对名利、权势往往没多大兴趣，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并不多、不高。

第三，加大对纯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出版社必须面对市场，讲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有的有创作才华但属于初出道作家出书很难，便不难理解，这需要财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资助；有的作家即使想办法把较好的书出版了，也许就负债累累、债台高筑了，作品存在市场化问题。被公认为“大腕”作家的莫言曾谈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可以一门心思安心创作,但现在每出版一部书，都面临着卖书的推销难题。在市场的压力下，逢迎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等。而真正使作家和读者达到“双赢”的作品罕见。说到莫言，再说几句，莫言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有一件趣事，很有黑色幽默成色：他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三名的佳作《蛙》在获奖前，在上海为了推销，策划方请出的“形象代表”或“代言人”竟然是“文学娃娃”韩寒！要命的是，“娃娃作家”在大作家面前居然很摆谱——姗姗来迟不说，还傲慢装酷！莫言先生居然忍住了！大度！谁叫人家是明星、自己只是个实力作家呢？我们设想，要是孔老夫子看到这一幕侮辱斯文的滑稽戏，非要浩叹“礼崩乐坏”一番不可，甚至气得在棺材里站起来也未可知！大家设想一下，韩寒可能已算“过气”人物了，当赛车手去了，要是请什么李宇春更摔什么“巨星”派头的话，可能莫言先生也许会当场发作了；再要是请什么刘德华，可能把《蛙》的版权卖了还不够出场费哩！

part03论名著

问题：你认为当代社会还能出“红楼梦”那样流传千古的名著吗？

刘东：我认为理论上可能。毕竟，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大作家、名作品。“红楼梦”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较真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仔细研究再苛求点的话，其语言描述和人物塑造上，有毛病，最明显的是其中的时间转化就很乱，但任何一部好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可以这么说吧，具备曹雪芹先生的文学才华、思想水平的作家，目前中国还是有几个的，关键是作家要像茅奖新科状元张炜那样，22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缤纷尘世中耐得住寂寞，十年数十年磨一剑；要像曹雪芹那样，耗干毕生心血来雕塑。但现实中恐怕很难。第一，太平盛世里，作家缺乏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的激烈思想交锋、生活起落和情感跌宕，对生活、情感、精神的冲荡体验和体悟难以达到。这就是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

第二，工业化时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太严重，抒写对象的差异化、个性化程度较低，作家要有独到发现的难度增加。

第三，太平盛世里，作家缺乏对苦难的亲身感受和真切体验。而伟大的作品总与巨大的苦难紧密相连；鲁迅先生也因此说“苦难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享受丰富的今天，人们包括作家们患得患失，胆小、怯懦，缺少担当的勇气，缺乏“硬骨头”精神，不敢深入矛盾，不敢共担温凉，导致作品的深度和震撼力、感染力削弱。同时，目前我们缺乏务虚的哲学支撑，缺乏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导致作家思想狭隘、原创力差，作品自然缺乏神性、魅性和美感。

第四，当代中国出一个张炜已很不错，但张炜受到的质疑和攻讦已不少了，谁还能坚守？能坚守者纵然有曹雪芹的才华——也是应该的——近二三百年来，长篇小说在文本上不断创新，在创作技能技法技巧上不断丰富，但如果受上面三者任何一者或多者的限制，当代版的“红楼梦”要想难横空出世，就是空穴来风了。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真出了，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我们这个时代之幸！我们翘首以待！

part04论文学的“治病救人” 问题：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从鲁迅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如何？文学目前还能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吗？

刘东：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回答。我认为，文学目前仍然能够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

当然，至少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作家要具备鲁迅先生那样的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的境界，全面、深邃、独到洞察国民性的眼光和精细、准确、透彻的理解，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像钢板一样挺且直的脊梁；同时，还要具备鲁迅那样杰出的文学才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作家人格的严格考量和极高要求。这里的作家人格主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概念，而是决定作品终极价值的作家的天生气质禀赋（其中包括：一副炽热心肠）和后天综合素质，也是文学的终极较量之所在。

作品是什么？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这可能有点抽象，通俗点、简单点说吧，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既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个人性格的作家个体，共同给力，就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作品。作家能否成为鲁迅，创作出的作品，能否成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振聋发聩的杰作，秘密全在这里了。

其次，我们的教育、舆论体系不要“帮倒忙”。换句话说，这两个前提，前者是影响力——作家的能力和作品的品质（极高的精神深度、人性深度和文化品质），后者是接受力——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全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但追求正义、真理的勇气反而萎缩了，这主要是拜金、拜官、拜色和享乐主义给害了的，这不能不说对现代化的反讽和现代化的悲哀！

对此，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功不可没”！

3年前，重庆某知名高校50年校庆，报纸上唯一报道的是一张“杰出校友”一览表，姓名、性别、届次、最高职务，全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有意识的是，历届校长（都是大学者）无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教授，一个都没有。请问，我们堂堂的高等学府半个世纪就以培养出了这20来位高官为荣吗？大学究竟是以培养什么人才为目标？新闻媒体究竟要把我们的社会和莘莘学子们往哪条路上引导？更有意识的是，这批高官中，有那么几位所受的国民教育只是初中，是这所大学的短训生，根本就没资格当什么校友！当年，“杰出校友”来混虚假学历、注水文凭时，是沾大学的光，作为往上爬的资本，现在风水轮流转，“母校”要沾高官的光了！这是什么古怪的舆论导向？其中为官场上“逼人钻营”推波助澜——这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吧？这种报道，攀权媚贵，趋炎附势，说文雅点，焕发着卑贱的光泽，说准确点，不仅无聊，简直可耻！如此可耻的行径，却不是孤证！

说到这一怪现状，顺带说说审丑的话题。这种报道，就属于审丑的范畴。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价值是同等的，关键是要审得公正，不能“葫芦僧断糊涂案”，好比成功塑造一个贞洁烈女形象与塑造一个烟花女子形象的美学价值相等一样。大家注意一种眼下的国民性，反正连西方的哲学家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蜂拥于北京城里大量“北漂”“京漂”人群中梦想当演员的候选人里，如果挑一个演正面形象的角色，哪怕是个小配角，很难；但随机抓一个出来当反面演员，且不管演何种角色，都很入戏，好像量身定做似的，十分成功。大家想想，好人、英雄你不会演，当恶人、小丑你在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究竟在模仿什么人？我们有一批作家，以“先锋派”的余华、苏童等人为代表，还有残雪、李尔（也包括莫言）的一些作品，不是武打的“打”，打得风生水起，斗得死去活来，人心都是阴暗的，人性都是丑恶，只有权谋奸诈、罪恶阴毒；还有不少的作品，憎恨、憎恶多于友爱、宽容，罪与仇多于仁与恕，冒犯多于神圣，傲慢多于敬畏，冲撞、破坏多于包涵、建设，等等。所以海内外都有评论家认为，我国文学目前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界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水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

重拾文学的理想——当然不是盲目乐观——用社会的光明、人性的光辉等一束束理想的光芒，去照亮、去驱散！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消除人间的精神荒漠！那光明、光辉、光芒在哪里呢？就在座诸位和你们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心中、身上！

因此，尽管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文学和作家没有履行起应有的职责，值得作家们和全社会的反思与警醒！

part05论文化改革发展

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入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抛给了各个城市，刘东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刘东：我喜欢听真话、说真话，厌恶空洞的套话，但我发自内心地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真是一场及时雨，久旱甘霖！党中央高瞻远瞩，深刻洞察世界发展的潮流与新格局，敏锐捕捉到我们文化中的问题、丑陋、毒素与危机，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战略。

好比一个人，文化素质差可以弥补，能力水平差了可以提高，但道德品行差了就很难弥补、提高，甚至对社会有害，且文化、能力越高越危险。一个国家也如此，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强，不一定被打败，即使被打败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经济、军事同遭灭顶之灾，但不到20年就迅速发展到有能力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彻底失败后，与同样失败的日本，迅速发展为仅逊色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但文化不强的话，别人不打自败，如“二战”以后一些国家的衰落、解体、分裂或陷入内战、内乱，往往是文化出了大问题（宗教问题的根本是文化问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没有断裂、长盛不衰，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仅存的硕果，对维护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完整，功莫大焉，从正面印证这一点。但是，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问题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著名的“铁娘子”、当年与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针锋相对谈判香港问题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这么说中国：“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话虽难听、刺耳，但不能不承认是人家的友好忠告。现在，我们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抵不上德国1个贝塔斯曼集团；美国拍摄关于花木兰的电影，成功占领了中国市场，我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说狼要来，狼真的已经来了。如果我们不能高举起文化这面“国家的精神旗帜”，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根基，也就等于亡国灭种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党中央所指的文化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大文化范畴。我们谈论了半天文化，但文化是什么呢？全世界有150多种定义，我国也有60多种说法，我赞成其中一种意见，它虽然可能不是很严密（描述性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的发展根基，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既塑造灵魂，又滋养精神，其核心价值内容是：礼让宽容、扶贫济困、敬孝互助、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文学要抒写的永恒的对象。

目前，我们的文化，外受挑战、挤压，内则反映为一系列社会矛盾（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特别是人自身——人性的丑陋矛盾，灵魂与人性的矛盾，即人对权力、财富、浮名的欲望急遽膨胀，与人的善良本性相矛盾），一系列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诚信危机）。诚信危机的话题我想多说几句，既然都称危机了，问题是十分严重，到了危险的地步，信乃人之本，诚实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缺乏以致没有了诚信，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没人敢信任人了，相对应的就是坑蒙拐骗盛行，社会上假货泛滥成灾，处处陷阱，人人自危——注水文凭、论文抄袭、科研造假、食品药品（本来是保健康、治疾病的）造假掺毒，连醋都有问题了，坐在家里都不敢吃饭了，人活着还有意义吗？我认为，“仁义礼智信”中，“信”最重要、最根本，有了“信”，其他四样，基本包含其中。

落脚到文化上，就是文化被商业肢解、压迫，如传统文化随意商业包装，历史文化随意打造产品，革命文化随意经商赚钱，文化遗产随意商业赞助，文化创作随意低俗商化，文化活动随意搭台卖假，甚至毁田毁林修筑侵华日军碉堡，身穿“大日本皇军”军服搞旅游的，为当年给日军侵华战争服务而后死在中国的日本人立碑刻字的，等等。国格都不要了，这些沐猴而冠者的人格“将焉附”？这叫什么？乱象丛生，没有了方向感，没有羞耻心，搞得一片混乱、一团乱麻、一头雾水，从而导致文化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下降，受到严重损害。其中有些人真应该押上法庭去接受审判！

稍微说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文学上谈。刚说了“文化是国家的精神旗帜”，那么，文学作为文化的精髓，当然就是国家的精神记忆和精神标志，某些时候也代表着文化的全貌。

这个话题很大，许多东西已在“重庆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涉及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我们记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集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革命家于一身的郭沫若老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一篇诗意盎然、激情四射的讲话，题目就是《科学的春天》。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的确是科学的春天，我国已是科技大国，某些领域已世界领先了。随后一年即1979年，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而中断多年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春天。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的确是文学艺术的春天。现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不仅是作家、艺术家的福音，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接下来，关键就看我们的文学精神的承载主体、文学精神的承载客体的创造者——作家自身——的文化自觉、创作本领了。这里，我就优秀作家的素质要求进行简要概括，并作为本讲座的结束语：作家起码要是个什么样子？在确保生存权的前提下，少受、不受、抛弃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做世界潮流的开拓者，价值观的塑造者，真善美的捍卫者，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从而成为黎民百姓权益的护民官，知识分子气节的举托者，民族大众精神的守卫者。在专业技术层面，著名评论家白描曾这样概括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赠送给大家吧：一是进行深度的感情体验，建立健全个人的精神生态系统；二是加强勤奋创作训练，要培养出高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表现能力；三是保持诚实的劳动态度，要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不止；四是具备丰富的美学修养，要锤炼起扎实的组织文字、结构作品的基本功，要操练出独特的风格，体现出众的才情，要熏染出品位高雅、魅力十足的人格；五是保持强烈的超越意识，永远具备不断创新的活力。

刘东：漫谈重庆的文学精神

2011年11月07日 21:21凤凰网重庆站【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 论文学的“治病救人”

问题：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这点可以从鲁迅的很多作品可以看出，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如何？文学目前还能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吗？

刘东：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回答。我认为，文学目前仍然能够取得当时的“治病救人”的效果。

当然，至少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作家要具备鲁迅先生那样的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的境界，全面、深邃、独到洞察国民性的眼光和精细、准确、透彻的理解，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和像钢板一样挺且直的脊梁；同时，还要具备鲁迅那样杰出的文学才华。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作家人格的严格考量和极高要求。这里的作家人格主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概念，而是决定作品终极价值的作家的天生气质禀赋（其中包括：一副炽热心肠）和后天综合素质，也是文学的终极较量之所在。

作品是什么？就是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这可能有点抽象，通俗点、简单点说吧，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既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个人性格的作家个体，共同给力，就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作品。作家能否成为鲁迅，创作出的作品，能否成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那样振聋发聩的杰作，秘密全在这里了。

其次，我们的教育、舆论体系不要“帮倒忙”。换句话说，这两个前提，前者是影响力——作家的能力和作品的品质（极高的精神深度、人性深度和文化品质），后者是接受力——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全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了，但追求正义、真理的勇气反而萎缩了，这主要是拜金、拜官、拜色和享乐主义给害了的，这不能不说对现代化的反讽和现代化的悲哀！

对此，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功不可没”！

3年前，重庆某知名高校50年校庆，报纸上唯一报道的是一张“杰出校友”一览表，姓名、性别、届次、最高职务，全是副省部级以上的。有意识的是，历届校长（都是大学者）无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教授，一个都没有。请问，我们堂堂的高等学府半个世纪就以培养出了这20来位高官为荣吗？大学究竟是以培养什么人才为目标？新闻媒体究竟要把我们的社会和莘莘学子们往哪条路上引导？更有意识的是，这批高官中，有那么几位所受的国民教育只是初中，是这所大学的短训生，根本就没资格当什么校友！当年，“杰出校友”来混虚假学历、注水文凭时，是沾大学的光，作为往上爬的资本，现在风水轮流转，“母校”要沾高官的光了！这是什么古怪的舆论导向？其中为官场上“逼人钻营”推波助澜——这也是“国民性”的一种吧？这种报道，攀权媚贵，趋炎附势，说文雅点，焕发着卑贱的光泽，说准确点，不仅无聊，简直可耻！如此可耻的行径，却不是孤证！

说到这一怪现状，顺带说说审丑的话题。这种报道，就属于审丑的范畴。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与审丑的价值是同等的，关键是要审得公正，不能“葫芦僧断糊涂案”，好比成功塑造一个贞洁烈女形象与塑造一个烟花女子形象的美学价值相等一样。

大家注意一种眼下的国民性，反正连西方的哲学家都观察到这一现象：在蜂拥于北京城里大量“北漂”“京漂”人群中梦想当演员的候选人里，如果挑一个演正面形象的角色，哪怕是个小配角，很难；但随机抓一个出来当反面演员，且不管演何种角色，都很入戏，好像量身定做似的，十分成功。大家想想，好人、英雄你不会演，当恶人、小丑你在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究竟在模仿什么人？我们有一批作家，以“先锋派”的余华、苏童等人为代表，还有残雪、李尔（也包括莫言）的一些作品，不是武打的“打”，打得风生水起，斗得死去活来，人心都是阴暗的，人性都是丑恶，只有权谋奸诈、罪恶阴毒；还有不少的作品，憎恨、憎恶多于友爱、宽容，罪与仇多于仁与恕，冒犯多于神圣，傲慢多于敬畏，冲撞、破坏多于包涵、建设，等等。所以海内外都有评论家认为，我国文学目前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界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水准。这，就是差距！怎么办？

重拾文学的理想——当然不是盲目乐观——用社会的光明、人性的光辉等一束束理想的光芒，去照亮、去驱散！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消除人间的精神荒漠！那光明、光辉、光芒在哪里呢？就在座诸位和你们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心中、身上！

因此，尽管文学在塑造国民性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文学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文学和作家没有履行起应有的职责，值得作家们和全社会的反思与警醒！

第二篇：文学风格论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论

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的时期、地区，那些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作家，又可能形成一定的文学流派；而那些具有较大势力的文学流派，则往往以其自觉的理论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文学思潮。总之，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乃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和境界所形成的重要现象。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文风、趣味、情调、境界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迥然不同的，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鲁迅

与郭沫若，一冷凝犀利，一淋漓酣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热情澎湃；米兰·昆德拉与萨特，一寓意深邃，一观念直露。而这一切，都是每个作家文学风格的表现。

中西方文论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风格的研究。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就有“风格”一词，在希腊文中该词表示那种长度大于厚度的直线体，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写和画所使用的雕刻刀；罗马人吸收了这一含义，扩展为技巧、手法、笔迹的意思，在古罗马作家特伦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该词指组成文字的特定方式，进而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特定方式。我国古代不大用“风格”一词，与之相对等的是风趣、风气、风神、滋味、格调等概念。那么，什么是文学风格呢？

文学风格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概念，如果只是孤立地取出其中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因素而不及其余，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风格，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一篇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这一命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即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主观精神修养为根柢，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等。唯其如此，这一命题才赢得了后来许多人的认同，黑格尔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黑格尔：《美学》第１卷，第３７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马克思也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也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意思也大致接近，较早是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来宋濂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以上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人格修养为根基，作者的人格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人格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位、趣味和格调。文学风格不仅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根基，而且要通过客观的、物化的形象和形式表现出来，缺少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文学风格仍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过程，因此文学风格乃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产物，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而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本身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家要形成风格，一件要事就是必须做到对于这种客观的艺术规律的顺应和契合。正像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中如果采用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表现工业题材与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风格不一，描写市民生活与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风格殊异，小说的风格不能与戏剧一致，诗歌的风格也总是与散文有不小的区别，这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果他表现不同的题材，或采用不同的体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会迥异其趣。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之下，很难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重新认识那位曾经写作戏剧的创造者。„„另外一个明显的例是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些年代各式各样的抒情诗。假如我们利用这种解释来帮助，说这刚好是关系到各种不同类别的作品的事情，让风格的差异可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各种类别中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第３７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但是不管这客观的方面如何切要，它也不能是孤立存在、与主观因素相睽离的，而是必须始终受到作家内在的人格修养统摄的，客观的艺术规律只是在作家人格修养的规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只是受到作家情感和智慧的灌注才能显得光彩熠熠。德国学者威格纳特将风格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比成衣服和肢体的关系，他说：“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的没有生命的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由于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姿态。”（威格纳特：《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文学风格论》第１５－１６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关于风格，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风格理解为文辞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亚里斯多德主要在修辞学的领域内讨论风格问题，古印度的毗首那他认为，风格只是连缀词句的特殊形式。我国古代文论也常常以文辞形式作为划分文学风格的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由此可见，文辞形式确实是构成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仅此也还是不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怕是同一种体裁形式，在表现不同的内容题材时，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试看下面的两首唐诗，一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一是王昌龄的《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虽然这二者均属五言律诗，但有谁能说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呢？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同属散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契诃夫的《海鸥》虽然同属戏剧，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虽然同属小说，但其风格都是相去甚远的。可见在文学风格的概念中在肯定形式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能排除内容的作用，毋宁说文学风格恰恰是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在这一点上，前苏联学者米·赫拉普钦科的一段论述值得首肯，他说：“艺术作品的风格组织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独特性。人们经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诗情语言、情节、结构法、韵律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一般意义上，都包含在风格之中，可是，除此之外，风格还包括揭示思想、主题的特点，对人物的描写，艺术作品的语气的因素。„„应该着重指出：标志出风格来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形式和内容的因素本身，而是它们的‘融合体'的特殊性质。”（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１４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对什么是文学风格下一个定义了：文学风格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它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也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一般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都可能显示出某种个性特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风格是较高的、甚至最高的要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称得上风格的个性特点起码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这种个性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它必须成为某种起点，并有力地影响着以后的文学风尚，像李白、杜甫的诗，辛弃疾、李清照的词，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都曾起过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从而都是有风格的。二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非常鲜明和清晰，它不应是含糊不清、朦胧暧昧的，而应是让人不假思索和一目了然的。鲁迅在３０年代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在发表杂文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但是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仍然能够分辨出他的作品，正说明了其杂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三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贯串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一两篇有特点的作品就有了风格，风格应是一个作家的一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像海明威“硬汉小说”的风格就不只是靠一两篇作品确立的，而是靠《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大批作品而蔚为大观的。正因为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所以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境界的尺度，无论哪一个作家，都应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最高目标，说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说一部作品显示了某种风格，对于这一作家、作品乃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二、文学风格的成因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主要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实际起作用的时候，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分开来加以分析。

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军事斗争、阶级状况、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产生制约作用，并最终在文学风格上体现出来。例如所谓“魏晋风骨”，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形成的一代诗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不聊生、饿莩遍地。由于农民起义的有力打击，汉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在这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却解除了思想禁锢，滋生了离经叛道的倾向，敢于直接暴露社会黑暗，大胆表达内心意愿，于是他们往往击节高歌、直抒胸臆，其作品勃发出慷慨多气、悲怆激越的风致，形成了特有的风力和气骨，表现出刘勰所说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涌现了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试看曹操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中不难了解所谓“魏晋风骨”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因果关系。再如法国１８世纪启蒙文学以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形成鲜明的风格，便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推翻封建统治和破除神学伪说为己任，以照亮思想、启发理性为宗旨，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将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崇尚自然、崇尚人性，主张在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而当时一批启蒙运动的斗士也就是作家，他们都致力于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对深奥难解的哲学道理加以阐释，做了大量普及和推广的工作，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宗教迷信，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波斯人信札》、《布鲁图斯》、《拉摩的侄儿》、《爱弥儿》等作品哲理化风格的形成，便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点，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整个文化氛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种种个人原因也是影响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作家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因素。例如作家的思想观念就是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成因。文学风格总是包含着作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苏轼

和辛弃疾

都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豪放一派，但是细玩其风格，却又甚为判然，相比之下，苏词更加旷达超脱、潇洒自如，辛词更加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这只须比较下面两首词便可见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如果深究这二者风格的殊异，则可追溯到二人的思想根基，在苏轼的旷达情趣中更多表现出佛道二家的出世思想，在辛弃疾的愤激心情中则更多流露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又如作家的气质、性格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也颇为显然，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是父子兄弟，写出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风格迥异的，恰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不能以移子弟。”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写的是同一桩事情，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红楼梦》第７０回写暮春之际，大观园众姐妹结社填词，虽然都以柳絮为题，但词风互异其趣。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的《唐多令》写道：

薛宝钗 的《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 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前词托物言情，写得缠绵悲戚；后词翻出新意，写得雄心勃勃，这正是黛玉、宝钗二人个性的折射。

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出发只是揭示了文学风格形成的社会学根源，还不足以说明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学根源。文学风格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还有着特定的心理基础。

在风格研究中曾经盛行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格的形成是出于在审美活动中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斯宾塞说：“决定选词和用词的一切规则的基础，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主要的要求，即珍惜你的注意力”。俄国历史文化学派文论家亚·维谢洛夫斯基也对此表示首肯，他说：“风格的优点恰恰在于，它能以尽可能最少的词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事情并不像节约心灵力量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因为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是建立在习惯成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一旦人的感觉和动作变成习惯性、自动化了，那么感觉便将趋于迟钝，动作也将变得带有机械性了，这恰恰不利于形成风格，而是走到了风格的反面。据此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陌生化”的原则，即通过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等形式因素的颠倒、重叠、浓缩、扭曲、强化、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使人从麻痹、迟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风格产生的心理机制，什克洛夫斯基据此断言：“我个人认为，凡是有风格的地方，几乎都存在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１３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艺术心理学家维戈茨基的赞同，他明确指出，斯宾塞所提出的节约心灵力量原则是不适用于艺术风格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恰恰遵循的是相反的原则，他说：“至于艺术，那么占优势的恰恰是相反的原则，即神经能量舒泄的消耗和耗费；我们知道，这种舒泄和消耗越多，艺术就越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的审美反应，首先是作为破坏而非保存我们的神经能量的反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它像爆炸，而不像斤斤计较的节约。”（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第２６８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和维戈茨基对于风格的心理基础的揭示可以在前人大量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叶燮说过：“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叶燮：《原诗》内篇。）由此可见，文学风格的心理背景其一大要义在于创新和突破，在于独创，在于首创。

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越是标新立异、嗜怪求僻就越有风格，一味求新而失却一定的规范和法度，则势必流于混乱无序和摇摆不定，缺乏必要的稳定和秩序，对于风格的形成只会产生消极作用。包世臣说：“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节 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这样，就文学风格而言，就有两种倾向必须避免，一是踵陈习旧，乃有剿袭雷同之弊，一是追新逐异，乃有芜杂秽乱之病，二者皆不可取，看来有必要在这两极的中途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唯有这个度才是创立风格的最佳条件。关于这个问题，国外的一些理论值得借鉴，美国学者伯克霍夫提出这样一个公式： Ｍ＝Ｏ／Ｃ

其中Ｍ代表审美尺度，Ｏ代表有序性，Ｃ代表复杂性。按照这个公式，审美尺度（Ｍ）与有序性（Ｏ）成正比，与复杂性（Ｃ）成反比。前苏联学者艾依泽克则提出另一个公式，即：

Ｍ＝Ｏ×Ｃ

就是说，艺术感知和艺术享受的强度（Ｍ）与艺术现象的有序性（Ｏ）和复杂性（Ｃ）均成正比。（见鲍列夫：《美学》第２５０－２５１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总之，不管是哪种意见，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创新、变革）和有序性（规范、法度）相关，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真正揭示文学风格的心理成因。

三、文学风格的演变

如果说以上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产生的话，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文学风格最终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李商隐就很具代表性，据吴调公先生分析，李商隐七律诗的风格一生凡三变，即从早年应举时期的俊丽挺拔到中年求仕时期的婉丽深稳，再到晚年幕府生涯时期的凄丽悲凉。即使是晚年的凄丽悲凉风格亦数变，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在桂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他吸收了韩愈和杜甫的风格，把远方景物的萧森情境和仕途偃蹇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了晦冥萧瑟的风格；二是离开桂州在长安小住阶段，由于获得当时政治中心的一些见闻，他的爱国忧时心情重新燃烧起来，这一阶段的诗歌亢亮郁苍与高华浑朴兼而有之；三是在徐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为代表的诗作兴会淋漓代替了忧思婉转，慷慨高歌代替了如泣如诉；四是其妻王氏死亡，严重的精神打击使其诗风产生了急遽变化，以回顾生平的杰作《锦瑟》为此期的代表作，从高昂健拔转入凄苦酸楚，比起此前的忧郁萧瑟更加深了一步。由此可见，李商隐

晚年诗歌的每一次风格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吴调公：《李商隐研究》第６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文学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作家创作活力的表现。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是如果他一经形成某种风格，便就此固定下来，裹足不前，那么势必不断地重复自己，蹈袭自己旧日的足迹，尽管在创作水平上可能有所提高、有所前进，但毕竟使人感到似曾相识，感到单调、乏味，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再可口的美味佳肴缺少变化也会吃腻。因此作家不仅简单重复别人的风格不行，即使简单重复自己的风格也是不可取的。王蒙

说：“一个青年作家以为自己的路子已经成功了，‘定'下来了，不要轻易改变了。一旦这样固定下来，按既定风格写，就会走上写姊妹篇的窄路，一、二、三、四，连写几篇，风格乎风格也，彼此模样相仿，不但是嫡亲姐妹甚至像孪生姊妹，读者的兴趣就会逐渐凉下来。”（王蒙：《论风格》，《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３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师大都是在创作风格的不断演变中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的，巴尔扎克的创作以写实风格著称，但是也曾写过像《驴皮记》这样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也有一个从浪漫风格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程，之后又过渡到《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的速写和漫画风格。如果他们的创作风格始终如一的话，那倒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可能他们的创作成就也不会达到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高度，起码也要逊色一些。

对于不同作家来说，文学风格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发展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作家其风格更加趋于成熟，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格调和境界更高，在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也更高，如普希金，由于早年受到十二月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张扬民主思想、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如《自由颂》、《致恰尔达耶夫》、《致大海》等，在这些作品中回荡着理想和激情的音调；后来他因思想激进而被流放和幽禁，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民问题，同时他大量搜集民间故事、民歌和童话传说，钻研俄国历史，创作风格开始向平实、朴素转化，写出了像《杜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的演变也有相反的情况，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等而下之，格调和境界一落千丈，如果戈理，他开辟了俄国文学中的讽刺艺术的先河，像《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以泼辣、犀利的笔触对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官僚、政客、地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然而到了晚年，由于思想矛盾的加剧，同时也由于受到斯拉夫思想的影响，虽然意识到农奴制崩溃的不可挽回，但又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力图将俄国推向古代宗法制社会，他的文学创作也转向阴郁沉闷和悲观失望，最后甚至在极度的苦闷中自己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当然在这一变化中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恶化，长年折磨他的癫痫病的加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四、文学风格的艺术辩证法

文学风格的表现方式和变化过程往往受到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历来文学风格恰恰是在这多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不断发展的，表现出丰富的艺术辩证法，对于这种艺术辩证法的探讨和把握，将对促进文学风格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文学风格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

文学风格一共有多少种？这可能是无法罗列穷尽的。以我国古代文论为例，曹丕《典论论文》分为４种（“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分为８种（“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皎然《诗式》分为１９种，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更有甚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竟分为２４种！即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然而风格的分类肯定还可以再深入和细密下去。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风格具有多样性。

文学风格的多样性首先来自作家个人个性气质的多样性。前面讲到，影响文学风格的因素之一是作家个人的气质性格，而作家的气质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势必使得文学风格呈现出多样性。关于这个问题李贽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３。）就拿唐诗来说，既有《春江花月夜》的华丽典雅，又有《登幽州台歌》的悲酸苍凉，既有《北征》的平易直白，又有《蜀道难》的雄浑奇崛。既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闲适安逸，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寥廓，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新明快，又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奇特精巧。而这多种多样风格的形成，都与作者个人的自然性情不无关系。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多样性。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是丰富多采、摇曳多姿的，因之表现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只有同一种风格。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和熟悉的领域，因而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不同，其风格特色也就迥异其趣，他说：“他们对自己面前遇到的一切任何形象并不是同样乐意地用来填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目光特别仔细地审视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个生活领域的特点。„„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为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５辑，第１６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描写心理活动的题材是如此，描写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题材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描绘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应有雄浑劲健的风格与之相应，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澜应有细腻委婉的风格与之相应，歌颂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适宜用高亢激昂的格调，刻划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则适宜用平实素朴的格调。

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是促进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它鼓励作家去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和内容，用符合自己个性禀赋的方式去进行创作，通过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这是与那种给作家套上种种思想禁锢，为文学创作划定种种禁区的做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严重钳制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应该说，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无论文学风格如何丰富多样，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的文学仍然具有某些带主导性的风格，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仍然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这是由这一时代的民族、阶级所处的特定矛盾、所流布的精神气候、所涌动的思想情绪、所盛行的趣味风尚决定的。这时无论作家所反映的客观生活，还是作家个人的思想情绪，都包含着某些趋同的方面，这就是文学风格尽管丰富多样但仍然不失其同一性的原因。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原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脱这种支配。荷马和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和佛莱却，屈莱顿和蒲伯，都有类似之处”。（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１３８－１３９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要说明的是雪莱这里所对举的若干人物都是时代相近、国籍相同的伟大作家，他们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彼此相通的共性。我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譬如南宋时期，外族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不能不成为当时的进步作家忧心的头等大事，而南宋王朝采取的投降主义政策压制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热情，加剧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这就导致当时的文学创作蔚成了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主旋律，像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爱国词人的作品就是如此，如“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这些千古佳句尽管仍然不失个人的明显特点，但在风格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其次，文学风格是变易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如前所述，作家由于受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的单调划一只能被视为才能欠缺的表现，正如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成功的作家在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往往要经历多种风格的嬗递，这种风格的变易性正是他艺术生命生生不息、辉光日新的表现。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管一个作家的风格如何变化，只要他的创作是发自内心，出于他真实的个性，最终仍然能够从中寻得一以贯之的方面，找到它们相互钩搭连环的某些迹象，就像猎犬总是能够循着猎物所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的踪迹一样。这就是说，不管作家的风格千变万化，在其不同的风格中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因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出发点——“风格就是人”，再多变化的风格也是出于作家的自我，最终都是在这一点上得到联结。例如王蒙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其中有一些篇目如《风筝飘带》、《蝴蝶》、《布礼》、《春之声》等，曾以被评论界称为“意识流”的奇特风格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王蒙来说，这种新的风格却不是九天落花、无由而至的，它的渊源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５０年代初他写《青春万岁》的年月。《青春万岁》第３４节就写得颇为出格，整整一节完全离开了人物和故事，来了一大篇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旁白。据王蒙自己讲，这样做是因为写了那么多中学生的生活画面以后，想跳出来，拉开“距离”看一看全景、远景和中景，这样，不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审美心理上，都会比一味地沉浸在人物故事中不能自拔更丰富，更多给人一点东西，而这恰恰与３０年后《布礼》等作品的风格相通：“《布礼》中时间的跳跃，除了是否意识流可供讨论以外，其实，也是造成距离感的一种手段。”（《王蒙致高行健》，《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第４４４－４４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蒙也讲过：“重视艺术联想，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他论述这方面主张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写于１９６２年。（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６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可见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发生的风格嬗变原是在其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埋下了很深的根由，从这一点上看，日后像《布礼》等带有“意识流”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思议、无迹可求的，而是往日的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合乎规律的延续。

当然，就像液态的水变成水蒸汽不仅需要不断地加温，而且需要到达沸点那样，虽然从水到水蒸汽的变化是一个连续过程，但毕竟是从渐变走向了突变，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文学风格的变化亦然，从一种风格的萌芽到真正形成，也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还是以王蒙的创作为例，他的“意识流”小说风格的真正形成，固然有着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伏笔，但最后在新时期蔚为大观，则是得力于新的时代条件，得力于适宜的精神气候，总的说来，一是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到处呈现出斑驳绚烂的色彩，雄浑多样的音响，变化多端的节奏，而这一切都呼唤着文学以新的手法和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二是经过“十年**”以后，人们受到压抑和钳制的心灵世界迫切地需要得到抒发，人们的心理矛盾和灵魂的撞击需要得到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悲酸和苦涩需要得到倾诉，人们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需要得到描述，这一切又要求文学改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层面；三是种种思想禁区被打破，国外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作品的大量翻译引进，为作家的借鉴吸收和为我所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蒙小说的创作风格才有可能在保持其总体的连续性基础上实现从渐变向突变的飞跃。

第三篇：论文学的权威性

论文学的权威性

-------------------------编辑整理：www.xiexiebang.comedy）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它是这些关于梦想世界的作品中的极致。所有这些例子，尽管形式各异，但是它们所揭示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诗歌的权威并不在于诗歌的语言本身，也不在于诗人的创造力量，而在于诗歌用语言准确地再现了一个先验存在的超现实的世界。正是通过诗人的语言，人们才得以走进这一世界。诗人什么都没有“杜撰”，他或她只是做了一个准确的描述。在这里，诗人只相当于一扇透视另外一个未知世界的视窗，如果没有他们，那么这一未知世界就不可能被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构的（fictitious）、人为的（factitious），或者魔鬼的创造（你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呢？），这一点揭示了梦的世界为教堂权威所拥有这一深层的困惑。像《旧约》或者《希伯来圣经》这样预言性的、经典性的书籍就是教堂权威的源泉。试图加上一些新东西则是另外一回事，可能为了焚烧的原因吧。

第四篇：论红船精神

论“红船精神”

2011年06月07日 10:59:18 来源： 红旗文稿

◎ 陈水林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月初，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闭幕，这条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红船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我们可以用“红船精神”的名义，来探讨和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一、“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孕育了“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升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国家沉沦，历史在黑暗中迂回，不甘的中国人民期盼破晓的曙光，仁人志士求索刺破暗夜的长剑。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此为标志，一个以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这是一场观念形态的革命，是对千百年来历史沉积而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它出现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既是由前此70多年的历史呼啸而来，又是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起点，苦寻解国家民族危难之途，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文化传统进行整体的理性批判。它有如狂飙巨澜般撕扯开捆绑了中国人身和心几千年的封建教条，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思想文化变革的深层次。

“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硕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引起有志于救世医国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大批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形成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共识。

中国共产党敢于用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落后国家的革命，这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在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升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因此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这正是“红船精神”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内涵。

二、“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

从时间上来说，“红船精神”诞生最早。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精神的力量很重要。一个政党没有先进文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政党不同，在坚持理论与实践创新、坚持与时俱进品质的同时，特别重视党的精神财富的积累。在90年征程所走过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形成了能代表时代精华的独特精神财富，从党的诞生所体现出来的“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和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创业创新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所有这些精神都是我们党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应对当时的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而形成的，它们既在斗争中形成又不断推动着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丰富光大着党的精神宝库。这些精神一脉相承，90年来穿越时空，始终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奋斗不息。

从功能上来说，“红船精神”是党的精神之源。党的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普遍功能。生活在党的精神财富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中共党员，都会按照这种精神文化的指向去思考、去做事，社会和人民群众也会按照这种精神文化的指向对党员、党组织作出价值评判，党的精神成为推动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每当我们党面临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时，这种内在的冲劲和动力就必然不断地推动党进行先进性建设的创新，成为党成长壮大的精神之源。其表现主要有：

第一，弘扬党的精神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目标，要求把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深化对党的纲领的认识，坚定理想信念。

第二，弘扬党的精神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表现，要求每一位党员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过硬的实践本领来体现先进性。

第三，弘扬党的精神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保证，要求发挥先进文化所具有的强大价值导向作用和辐射功能，不断鼓励、引导、调控和矫正党员行为，塑造更多的优秀党员。

三、“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永远走在时代前列。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指出“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具体表现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与首创、奋斗、奉献这三种精神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一个党特别是一个执政党怎样才能保持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要靠弘扬首创、奋斗、奉献这三种精神。其中，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奉献精神是本质，是政德之基。

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首创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创新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而理论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要着眼于探讨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回答新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紧密联系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通过创造性的思维，不断摸索和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精神创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才能时刻保持蓬勃生机和无限的创造活力，走在时代前列。

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奋斗精神首先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意志坚强，品节刚毅，无所畏惧，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只有弘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奉献精神是本质，是政德之基。奉献精神的关键在于党的一切决策和措施都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保持根本性质、恪守根本宗旨、牢记根本使命，才能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四、“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

“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就在于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来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不断开拓弘扬“红船精神”的新境界，让“红船精神”成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教科书。

一是弘扬首创精神，与时俱进推进党建理论创新。9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等不同的时期，党的建设的环境、党的历史使命、中心任务等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只要党能够正确进行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能成功；反之，则会遭受重大损失，党的建设也会发生失误。今天，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促进了党的建设的发展，也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新挑战。我们党在应对这些新挑战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为党建理论的创新孕育了深厚的基础。伟大的实践必将催生新的理论，而只有新的理论才能更好更快地引领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比如，“两个先锋队”的理论解决了新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的问题，“依法治国”的理论正在推进党的活动方式的创新。我们要弘扬“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不断揭示党建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赋予党建理论以新的内涵、新的形态，把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

二是弘扬奋斗精神，居安思危推进党建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在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比如，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两大主题；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布局；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民主推荐、民主评议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到推行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发展党员公示制等组织制度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了新党章，开展了“三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集中教育和实践活动；以提高素质为重点，抓紧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创新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找准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增强组织活动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注重加强党建网站的建设，开设“支部在线——网络组织生活”，为党员参加组织生活营造网络空间；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严惩腐败分子，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我们要弘扬“红船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弘扬正气，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三是弘扬奉献精神，努力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党一成立就公开宣布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诞生于血雨腥风的年代，长期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这一奉献精神坚持得非常好，尽管我们党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但始终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矢志追求的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

现在，我们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环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突显出来。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根源在于权力的腐蚀。一些党员甚至党员领导干部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跌入违法犯罪的腐败泥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放松了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丢弃了党的精神财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党性。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也表明：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根本。因此，要永远弘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一以贯之地落实和体现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去。我们党只有保持根本性质、恪守根本宗旨、牢记根本使命，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才能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作者：嘉兴学院教授）

第五篇：论晋商精神

主 题:论晋商精神 主 讲 人：吴秋生

时 间：2010年12月1日 星期三晚7:00—9:00 地 点：SJ14 讲座内容:

1、悠久辉煌的晋商。⑴晋商：历朝历代的山西商人。⑵新晋商。⑶辉煌历史。⑷兴衰原因。

2、关羽与晋商精神：关羽形象的塑造；关公的诚信义气。

3、晋商兴盛的原因：⑴明朝政府“开中制”政策.⑵山西具有浓厚的重商文化。⑶地理位置优越,“天时、地利、人和”

4、晋商的主要精神：⑴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⑵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⑶信义用人，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⑷中庸和气，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

5、晋商衰落的原因。

6、晋商的文化遗落。

摘 要: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可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相媲美。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创造出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包括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等五个方面，我们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关键词:晋商;创新;诚信

晋商文化中开拓、诚信、坚忍、勤奋的精神，不仅在数百年中成就了一代代晋商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梦想，对当今商界精英、创业者、管理者乃至普通民众，同样产生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

作为古晋国的封疆,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通常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凡从事手工生产、贩运贸易、商品交易及金融业务的山西商人均可称之为晋商。所以,晋商又俗称“山西帮”,也称作“西商”“、山贾”或“中国

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晋人善商贾”, “晋人长理财”被誉为佳话,至今传颂。晋商自先秦时代出现,发迹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由贸易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影响之大,唯有徽商能与之相比。到19世纪末,是晋商最为辉煌时期,晋商稳固地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市场和资金调度,而且涉足东、中、西亚广大地区,甚至将贸易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因而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在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的广阔地域里,遍布晋商足迹。当时流传着一种夸张的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创造出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包括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等五个方面,我们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1.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

晋商采用“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不论大小,不论贵贱,不论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选择时机及时贩运。如张家口至恰克图一段约有2900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流沙无定;夏季酷暑难耐,数日不见水源;冬天溯风呼啸,气温至零下30度以下。途中冻僵冻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填路埋人;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每次运货颇费时日,约经数月至半年,若逢不顺,有终年不得达者。至于赴外国经商,一去无回埋骨异域者,屡见不鲜。晋商正是以这种“辟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艰苦创业精神纵横于国内外商场,并取得巨大成就。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2.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驱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业立家、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1)山西商人在经营行业上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他们拥有雄厚的金融资本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开创了印子钱(为小民解决燃眉之急)、账局(为工商业融通资本)、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老祖父)三个中国金融史上全新的行业,因此几乎垄断了从平民日常借贷、官员上任费用、工商业资本借贷、远程汇兑等等金融

领域的大小业务,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2)山西商人头脑灵活,在经营手段上不断根据经商实际情况,推陈出新。第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自东自掌到聘用经理负责经营,东家不再负责具体经营,是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的必然。委托或聘用经理经营,是企业体制的重大变化,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比自东自掌那种体制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财东按照合约将全部资本交付经理后,便不再过问号事,静候经理年终报告。经理既受财东依赖与委托,故而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领导全号同人前进。经理在号内有无上权力,各伙友均须听命于经理,但同人皆有建议权,不受任何拘束,伙友可对小事相宜行事,但大事须决之于经理。每年年终,经理将营业情况报告各股东。平时倘有重大事故,须临时报告各股东。第二,银股和身股。资本与人力的合作,表现为东家出资本,经理等出人力。而经理人等出的人力,除东家要按企业的工薪标准支付年工资外,还要把人力当作股份即人力股或顶身股,与资本股同享分红的权利,类似于今天的员工持股制度。“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员工资历和经商能力。顶身股是山西商人企业特有的一种制度,其他省份商人并不实行。顶身股制度的实施,从表面看似乎东家把一部分的利润让给了职工,减少了收益,但从长远来看,顶身股制度使劳资关系融洽,对促使职工更加勤勉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顶身股制度不论对已经顶上身股的职工还是没有顶上身股的职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凝聚力,核心在于职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对职

工产生了不懈的推动力。山西商人在明清之际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的辉煌历史,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与他们多年经商,不懈地探索摸索,积累大量的经验,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创新精神来源于商人对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对资本增值的不懈追求,对商业活动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

3.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贾”,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以诚为基。所谓“诚”,主要指真诚不欺,诚实无妄。我国商业活动中有一条至理名言,即“诚招天下客”,其理论基础就是儒家关于“诚”的学说。“诚”对中国商人,尤其是晋商影响很大。第一,诚意敬业。敬业是晋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立足点,是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晋商前往塞外不毛之地,经过“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的杀虎口,其中的风险和艰辛常人难以忍受,但顽强进取的晋商毫不退缩,离别家乡,离别亲人,打开商路,拓展事业,颇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雄风。第二,以诚待人。诚实待人表现在对待掌柜、伙计、同行、客户等方面。对待掌柜(经理),晋商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真诚待人。在对待员工上,晋商不因其身份卑微而对其进行欺压,更重要的是能尊重其人格。在商业运营中,晋商绝不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审时度势、薄利多销、诚信专

一、慎待相与、节俭自律以及灵活机动的营商战术,都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诚实不欺尤其重要。

(2)以信为准。所谓“信”,一般指讲信用、重信誉。可见“,信”与“诚”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利以义制、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第二,守信为用、崇尚信誉。商业交往离不开“信用”这条纽带,恪守信用,维护信誉是商贸往来中必须遵循的商业道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赢得客户,山西票号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发挥中央银行作用的金融机构,票号的管理机制自然有一些优势,然而,山西票号经营过程中讲求信用则更为关

键。

4.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的组织结构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家族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晋商的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续下去,总是严格的按照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于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如盐商中的蒲州籍王家、张家,介休籍范家,平阳籍亢家等等。除了这种血缘关系以外,在外经商的晋商,还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一些以同乡为主的商帮,如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以及祁县帮、太谷帮、平遥

帮。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加强。晋商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连接起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形成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晋商

于异地经营,特重乡情,同舟共济,且热衷组织同乡会和会馆。晋商通过组织商会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维护本会的共同利益,约束全员,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

5.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晋商本身带有晋人刚毅务实之风,在经商过程中又养成了一种遇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不低头,想方设法去应付和解决问题的应变图存精神。原先晋商销于国内外的茶叶,皆为福建武夷山所产,但到1853～1856年,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进货渠道受阻,晋商及时转向两湖采购;后来他们发现两湖交界羊楼洞、羊楼司一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甚宜种茶,便指导当地农民栽培,并获得成功,很快就解决了茶源问题,同时还设场加工制造砖茶,发展了当地最早的手工业。

旅蒙晋商根据市场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段,从而获得了成功。主要有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和城市集镇贸易。旅蒙商与蒙古牧民的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基本上是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进入蒙古各地的山西商人,精于商业营销,尤其注意蒙古牧民对商品的特殊要求。他们为了做好对蒙贸易,很注意学习蒙族语言,曾自行编纂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手册,要求赴蒙贸易者熟练掌握。在经商活动中,还注意蒙族的风俗习惯,做到入乡随俗。他们还学习和掌握一些医疗针灸技术,在行商活动中对蒙民的一般病症予以医治,以获取蒙民好感,从而顺利达到贸易目的。他们还极力讨好蒙族亲王、贝勒等贵族,以便在商业活动中得到支持。经过长期多方面的努力,旅蒙晋商终于开拓并巩固了他们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以致在一般牧民心目中,把晋商看的和牧主台吉(蒙古低层统治者)一样重要。

总之,艰苦创业是晋商精神的内在本性,创新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群体保障是晋商的环境支持,适时求变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的辉煌。晋商精神不仅是山西人的一笔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今的时代竞争日益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运用晋商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商业道德在商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晋商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山西地处内地,从事商业的客观条件不是很好,晋商能够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与其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商业道德有着密切关系。晋商的商业道德既继承了前人商业道德的精华,又有一定的创新,其内涵非常丰富,影响极为深远。晋商的商德规范有很多,以下几项内容构成了晋商商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1.诚实守信

恪守诚信,是保障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的必然要求。“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1]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对诚做了本体论与人性论证明,说“诚”是“圣人之本”与“百行之源”。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提倡“重然诺守信用”,标榜“诚商”、“廉商”,反对“奸商”、“佞商”,把诚信作为最主要的商业道德规范。这个传统被晋商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有所发展。

晋商诚实守信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商号内部讲诚信。大多数财东对经理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预,一切放手给经理去做,决算时如果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原因,财东并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立即补足资金,以期重整旗鼓。其二,在商号之间守诚信。晋商非常重视朋友间的信誉。晋商对待“相与”,极其慎重,不乱交往。经过多方了解后,认为可以与之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言谢绝。一经来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护关系,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断交。可谓“慎始慎终”。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做教训。多数晋商之所以能这样做,和他们所恪守的诚信道德规范是分不开的。其三,对顾客诚信。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所以对顾客诚信尤为重要。晋商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诈,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商业赢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晋商坚持诚信为本,做任何一桩

买卖,总是脚踏实地,赚了不骄傲,赔了不气馁,宁肯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顾客的勾当。孙中山先生在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居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2]这一点在晋商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2.爱国济民

古代许多商人具有爱国爱民美德。春秋时那位矫称君命犒师、智退来袭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历史形象,堪称后世经商者的楷模。而活跃于明清时代的晋商于此更有许多表现不少商人致富以后,乐善好施,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施棺掩骸、买药治疫、修桥铺路、筑堤设渡、建立义仓、设立家塾、兴办学校、修复书院、资助刊印书文等,这些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商人承统闻听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3]。

又如临猗人阎天

杰,经营盐业五年,赢利数万,旋辞商回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辍[4]。晋商渠本翘早在18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书院,知县赠匾“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义关风雅”。常赞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士诵清风”。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资三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好行其德”;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晋商诚心为国诚意为民的美德足以流芳百世。

3.崇商敬业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在社会等级序列“士、农、工、商”的等级安排中,商处末序。但明清时代的晋商却早已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如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其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这种观念在山西地区影响深远。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5]以至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为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6]晋商不把经商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来对待,并世代沿袭。山西人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崇商敬业的浓厚意识,鲜明地树立了“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这就为晋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4.崇尚勤俭

在生产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7]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结合,才能肥家守业。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8]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晋商恪守“黜华崇实”、“修己安人”的训诫,矢志追求“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的境界,努力做到“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

用事童仆

共苦乐”。他们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据记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9]。纪昀也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望,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10]明《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清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11]

清人魏禧有篇文章说,晋商在扬州做生意是五利之徒,而其他商帮则为三利。“五利”指商人一年跑五次,少赚多跑,这当然需要勤俭精神。由于五利之商跑得多,货物周转快,虽利薄但多销,少取多予,勤俭而不伤廉。

勤俭打造了晋商独特的气质风范。

5.心存礼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在商德上集中表现为“心存礼让”的规范。晋商关于礼让的要求规定得甚为具体细致。如商号经理录用学徒时,要求学徒“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一旦入号后,不仅要对学徒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训练,还要将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德行。清代晋商炳记《贸易须知辑要》,记述了晋商接待顾客的规矩和方法:“说话第一要谦恭逊让,和颜悦色,言正语真,方成正人君子”;“生意人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柜上做生意,平心静气,和颜悦色、下气怡声,婉转相达,此乃

生意乖巧之第一”,如此等等。

真正的礼让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表现在内心里。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13]在事关利益上依礼而让,这才是真正的礼让。

本商号内和商号之间的“礼让”都很注重。大德通号规中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因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世自重,无得放肆。”[14]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使晋商之间既有平等的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以及商会立法的形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这样不仅使晋商业务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在商界和金融

界保持了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局面。

6.严禁陋习

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晋商坦然正视商人群体中的陋习,剖析自己人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坦坦荡荡,从从容容,这不能不说是晋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又一个“诚”字。

山西各商号或票号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出外、擅自开店、投机取巧、蓄私放贷、买空卖空、款借亲友、挪用号款、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均在严禁之列。特别是“吃、喝、嫖、赌、抽”更列为严禁之首。许多创业传世的商人往往“贾业儒行”,洁身自好,不染恶习。山西乔家在乔映霞持家时,定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祁县帮大德通票号也规定有“七不准”:“一不准接眷外出,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宿娼、赌博,四不准在外自开商店,五不准染习不良嗜好,六不准蓄私放贷,七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15]还规定:“严禁陋习。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这样的号规在晋商的商号或票号中俯首可拾,举不胜举。可见,严禁陋习是晋商的一大商德准则。晋商的繁盛发展时期跨越明清两代,历经500余年。晋商按照商业道德规范处世和经商,不仅使晋商实现了以德敛财和以义制利,而且陶冶出一种特有的商业文化景象——淳朴而敏慎、诚笃而灵活、和衷而况博、聚财而修德。晋商优秀的商业道德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