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国担当教案

第一篇：3.1 中国担当教案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第三课 与世界紧相连 第1课时 中国担当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为世界做了哪些担当，展现了哪些中国智慧。能力目标 理解贡献“中国智慧”说明了什么。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明确中国在世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教学重难点

重点：1.中国的积极作为。2．担当有智慧。

难点：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

讲授法、自主学习法、情景教学法、合作探究法等。1课时。

1．准备多媒体课件和相关图片等。2．针对中国担当做好课前调查。

情景导入 生成问题

师：出示图片，介绍中国国际维和部队。

1992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工程兵大队，开创了我军派遣成建制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先河。我军共有10支维和分队1 546人部署在4个联合国任务区，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之一。一名维和战士在出国前的志愿书上曾这样写道：“只要能为世界和平作出一点中国军人的贡献，就是再苦再累，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造就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维和力量，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展现了什么？

学生回答。

师：今天，我们就这一话题，展开学习——《中国担当》。

自主预习梳理新知

1．积极有作为：①中国全方位参与__全球治理__，在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个领域，积极采取行动；②在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化解__区域危机__、对外经济援助、全球__环境保护__、各种灾害救援及高致死性传染病与瘟疫的防控等各个领域，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③中国基本解决了世界上约五分之一人口的__温饱问题__，让七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④事不避难，勇于担当。

2．贡献中国智慧：①中国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势，遵循__共商共建共享__原则，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②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__积极探索__、__有效行动__，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③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既__尽力而为__，又__量力而行__。

合作探究 提升能力

探究一：积极有作为

【活动一】 中国的积极作为

材料一 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发生7.3级强烈地震造成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倒塌，正在楼内与联海团官员举行商谈的中国公安部赴海地维和工作组成员朱晓平、郭宝山、王树林、李晓明和驻海地维和警察部队赵化宇、李钦、钟荐勤、和志虹(女)同志被埋在废墟下，于北京时间1月13日5时56分许壮烈牺牲。截至2013年11月底，中国“蓝盔”部队已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士兵九千多名，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1名军(警)官和5名士兵在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

材料二 一年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庄严发出共同努力消除贫困的强大呼声。五年来，中国减少贫困人口6 800多万！这相当于每年脱贫1 000多万人，每月脱贫100多万人，每天脱贫3万多人。30多年来，按世行标准，中国减少贫困人口7亿多，比美俄日德四国人口总和还多，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脱贫成就，”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印度专家库尔卡尼由衷赞叹。“这不仅使中国受益，也使全人类受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贫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

材料三 贫困，一个古老的字眼，在今天不仅依然发生在欠发达国家，也实实在

在地存在于发达国家，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之一。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伙伴关系，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更快消除贫困创造重要条件。“‘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将让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脱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说，这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探究：以上三则材料共同说明了什么？ 学生分组探究回答。

小结：说明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有作为：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在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个领域，积极采取行动。在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化解区域危机、对外经济援助、全球环境保护、各种灾害救援及高致死性传染病与瘟疫的防控等各个领域，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基本解决了世界上约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让七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探究二：贡献中国智慧

【活动二】 中国智慧与中国模式

材料一 每当人类进步与世界发展面临艰难抉择的关键时刻，都特别需要蕴含超常智慧、凝聚国际共识的理念引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破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新原则新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动力新活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

材料二 2017年9月，北美华富山工业园暨标准厂房开工奠基仪式在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市举行。目前，中国企业正在推进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达75个，遍布亚非拉欧34个国家，共带动投资近180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1 141家。其中，中资控股企业711家。建设境外工业园区是中国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有序、有效配置，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同时，中国企业对完善当地产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和提升本土装备制造水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专家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以园区输出模式“走出去”已成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园区模式呈现出抱团出行、带动区域发展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材料三 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贷款4 000多亿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 000多个，举办国际培训班1.1万多期，培训发展中国家人员26万多名，这些数据在国际统计中名列前茅。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份担当，需要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向世界更好地展示和呈现中国价值，为世界发展提供更为切实有效的中国方案，注入持续强劲的中国动力。

探究：以上三则材料分别说明了什么观点？ 学生分组探究回答。

小结：材料一说明了中国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势，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材料二说明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在解决人类

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有效行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材料三说明中国的国际担当是基于对自身清醒认识的担当，是符合目前国情的担当，中国为国际社会各种难题与危机的化解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担当向世界展现了大国风范，显示了中国智慧。

交流展示 提升能力

1．分组展示自主预习的内容，此部分可以一组展示，另一组负责评价，并予以补充完善。

2．合作探究部分，组与组之间展开竞争，评选优胜小组。

第二篇：《中国石拱桥》教案1

《中国石拱桥》教案1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①积累词语，掌握读音和词义。

②了解中国桥梁建设的伟大成就，把握石拱桥的特征。

能力目标：

①了解说明对象，把握对象特征，整体感知文章，培养初步阅读说明文的能力。

②把握说明顺序，探究作者说明的技巧，理解作者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培养概括能力。德育目标：

了解我国桥梁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激发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和对聪明辛勤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

教学设想

一、本文的教学重点是学习以代表性事例说明事物特征的写作方法和准确运用语言的特点。

二、本文的说明顺序是由一般到特殊、由概括到具体、由整体到局部，时间上则从先到后。要学生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要在理清全文结构层次的基础上层层深入地加以说明。

三、本文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必须结合课文有机地进行。

四、为增强感性认识，最好准备好赵州桥、卢沟桥的详细挂图，以便在课堂上边看图边分析。

五、布置预习，运用工具书弄懂生字词，阅读课文，了解基本内容，划分段落层次。教学时数 二课时

第一课时

检查预习，学习用代表性例子说明事物特征的写作方法。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中国石拱桥》一课(板书课题)。作者茅以升(板书)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他几十年致力于桥梁的设计、研究和教学工作。30年代，他主持设计和修建了钱塘江大桥；50年代又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他写过大量的介绍桥梁知识的书籍和文章，本文就是介绍我国石拱桥的说明文章。

二、检查预习

1.正音正字：洨(Xiǎo)匀称(yｕn chｅn)鷟(zhuｏ)佥(qiān)河堤(dｉ)

2.补充解词：/ 6

古朴：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

惟妙惟肖：形容描绘或模仿得生动逼真。惟，特别；肖，相似。

绝伦：独一无二，无可比拟。推崇：很尊重。

三、划分段落

1．范读课文。

2．指名让学生分段，归纳段意，教师小结。

本文共10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石拱桥的特点；

第二部分(第3—9段)：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第三部分(第10段)，中国石拱桥的发展。

四、学习本文选材的方法

1．要求学生默读课文，找出石拱桥、中国石拱桥、赵州桥、卢沟桥的特点。

指名让学生分别回答，互相纠正、补充，教师板书小结。

石拱桥：桥洞为弧形，桥梁史上出现得较早，形式优美，结构坚固。

中国石拱桥：历史悠久，分布广、形式多样，有许多是惊人的杰作。

赵州桥：历史悠久，结构坚固，设计巧妙，形状像弓，用料省，艺术价值高。

卢沟桥：石拱相联，结构精巧，坚固耐用，形式优美，艺术价值高，历史价值突出。

2．讨论：中国的石拱桥很多，都有相同的特点，作者为 什么选择赵州桥和卢沟桥作为说明的例子?

小结：赵州桥和卢沟桥历史悠久，气魄宏伟、驰名中外，有中国石拱桥的典型特点，很有代表性。选择有代表性的例子说明事物的特征方法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使读者对被说明事物的特征认识得更具体、更明确、更深刻。

3．讨论：既然赵州桥和卢沟桥都具有中国石拱桥的共同特点，作者为什么不选一个而要选两个呢？

小结：赵州桥和卢沟桥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前者是“独拱”石桥，后者是“联拱”石桥，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作者选择两例可以起到互相对照、互相补充的作用，说明了中国石拱桥形式多样、多彩多姿的特点。

五、完成课后练习五

六、布置课后作业/ 6

精读课文，研究本文的说明顺序，并列出层次表。

第二课时

了解本文的说明顺序，学习本文运用准确语言的特点；总结课文。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检查复习

1.提问：中国石拱桥的特点有哪些？请举例说明。(略)

2．提问：本文在介绍中国石拱桥时，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结构的?

归纳：石拱桥——中国石拱桥——赵州桥——卢沟桥——解放后兴建的各种拱桥

二、学习新课

1．研讨本文的说明顺序。

(1)指名读1、2段，讨论：本文主要写中国石拱桥的特点，为什么开头两段写一般石拱桥的特点？

小结：开头第1段，一连几处以虹喻桥，写石拱桥的形式优美，可以引起读者的联想，激发阅读兴趣。第2段写石拱桥的结构坚固，这是石拱桥的又一特点。这两个特点是石拱桥的一般特点，为下面写中国石拱桥作了铺垫，自然过渡到写特殊的石拱桥。这是由一般到特殊的顺序。

(2)默读4、5段，列出层次表，讨论：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来写赵州桥的？

小结：第4段写赵州桥的地理位置、建造时间及解放后的修整。第5段首先介绍赵州桥的长度、宽度、设计施工的精巧以及古人的赞誉。接着从四个方面(结构巧妙；造型优美，用料节省；结构坚固；结构匀称，与四周景色和谐配合)来说明其特点。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出作者在说明赵州桥时，是运用从概括到具体的顺序。

(3)指名读第6段，教师强调“桥长„„十一个半圆形的石拱„„；每个石拱„„每两个石拱之间有石砌桥墩”等语句，提问：这一部分写卢沟桥是按什么顺序？

小结：由整体到局部

(4)要求学生在课文中依次找出所写的桥名及建成时间。

旅人桥：大约建成于公元二八二年；

赵州桥：建于公元六O五年左右；

卢沟桥：建于公元一一八九到一一九二年间；

长虹大桥：建于一九六一年。

提问：这是按照什么顺序说明的？/ 6

明确：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说明的。

归纳提问：综观全文，本文在安排说明顺序上有哪些特点?

总结：本文在安排说明顺序时，是由一般到特殊，先概括后具体的顺序；在说明桥梁的结构时，是由整体到局部的顺序；有关历史发展的说明则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这样写，可以使文章层次分明，条理清楚。

2．学习本文运用准确的语言。

(1)要求学生列举出课文中表示准确数字和概数的词句。

赵州桥„„全长五十点八二米，两端宽九点六米，中部略窄，宽九米。

卢沟桥„„桥长二百六十五米，由十一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自十六米到二十一点六米。

长虹大桥„„石拱长达一百二十三点五米。

旅人桥大约建成于公元二八三年。

这座桥修建于公元六O五年左右。路面平坦，几乎与河面平行。

提问：以上带点的字词能否改动或去掉？为什么？

小结：不能改动或去掉。表示准确数字的，都是经过丈量和计算的。表示概数的，都是无法考查、检测而推算的。说明文，特别是科技说明文，所用数据都必须十分明确，语气肯定，毫不含糊，这是用词准确的表现，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2)教师突出一些有修饰语和关联词语的句子。让学生分析。

修饰语：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河北省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桥„„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桥。赵州桥„„也是造成后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最古的石桥。

分析后归纳：这些加点的词和短语，分别对“石拱桥”、“石桥”作了恰当的修饰、限制，从而准确地说明了赵州桥在中国及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地位。

关联词语：

这种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

讨论：“不但”和“而且”两个词能不能去掉？两个分句和词序能不能调换?为什么？

归纳小结：“不但”、“而且”表示出了“形式”到“质地”的主次与层进的关系，去掉关联词，就变成了并列关系。两个分句的词序调换，就颠倒了主次关系。

(3)研究一些句群的组织。

第9段对我国石拱桥取得光辉成就原因的分析，用“首先”、“其次”、“再其次”分条说/ 6

明。这三条由人到物，由主到次，既严密又全面，逻辑性强，非常准确。

第10段除开头和最后一句外，是一个用事实说明解放后我国桥梁事业飞跃发展的句群。这个句群可以分为两部分，第1、2句是一部分，说明不但兴建了许多石拱桥，而且兴建了世界上最长的独拱石桥。第3、4句又是一部分，说明创新建造了“双曲拱桥”，以及这种拱桥的总长度及最大桥拱的长度。这句群中的两部分，从量和质两方面准确、严密地说明了我国拱桥建筑的飞跃发展。

3．总结课文。

(1)齐读第9、10两段，讨论：本文主要是写中国石拱桥特征的，为什么最后还用两段揭示我国石拱桥取得成就的原因，并且写解放后兴建的各种桥梁？

小结：第9段写我国石拱桥取得成就的原因，反映了我国石拱桥发展的本质特征。第10段写解放后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说明科技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写这两段不仅使全文结构严谨，而且使文章的主题得到升华。

(2)简介目前我国桥梁发展的信息。

《中国石拱桥》写于1962年，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介绍说：“‘双曲拱桥’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新创造„„近几年来，全国造了总长二十余万米的这种拱桥”。几十年来，我国的双曲拱桥有了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星罗棋布，遍及城乡。据1991年3月份资料介绍，全国已建双曲拱桥20多万座，国外已有20多个国家正在推广。(见《新华日报》1991年3月3日第二版文章《赵州桥后新创造》)

(3)中心

本文通过赵州桥、卢沟桥以及解放后创造的双曲拱桥的介绍，说明我国石拱桥的特点、成就及其发展，充分地表观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三、作业

1.完成课后的“思考和练习”。

2．学写一篇选择有代表性例子说明事物特征的说明文。

【附】板书设计：

中国石拱桥

茅以升

由一般到特殊：石拱桥的一般特点(一般)

旅人桥：有记载的最早的石拱桥/ 6

赵州桥：形式优美石拱桥→中国石拱桥→卢沟桥：结构坚固云南长虹大桥：世界最长独拱石桥历史悠久/ 6

第三篇：中国古代史教案1

三代——夏商周三朝更替与华夏族的形成一般指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三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结束于公元前 771年，西周灭亡。

夏代：

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1世纪（据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夏代开始于大约公元前2070年），一般认为由禹建立；大约至公元前17世纪，商族灭夏结束。夏代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

商代：

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7世纪（据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商代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商族首领汤灭夏，建立商朝；大约至公元前11世纪，周族灭商结束。商代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时期。

西周：

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1世纪（据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西周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史称西周。至公元前 771年，犬戎之乱，周幽王被杀结束。其中公元前 841年，史称“共和元年”，是目前中国历史已知的确切纪年的开始。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三代时期，中国各地区、各族的发展，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三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三代创立的各种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三代，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第二章

夏王朝

第一节 夏史概况

一 时空框架

1、夏王朝存在的时间：

约在公元前21——17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未进入文明时代。如果用白天代表人类社会的文明阶段，用黑夜代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蒙昧及野蛮阶段，那么这一个时期，正是人类的文明曙光在地平线上显露的时代。其中，几大文明的发源地恰如黑暗之中的几只灿烂火炬，正在逐渐照亮人类文明的漫长征程。如果想为夏王朝的存在在世界上找一个基本定位的话，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其它文明古国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已经走过了

怎样的历史进程。首先来看看人类文明的古老的发祥地埃及。埃及早在公元前51世纪前后，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其时也是各小邦并立。公元前31世纪，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史称第一王朝。从此以后，埃及的历史开始有文字可考。到了21世纪，埃及已经渡过了其古王国时期，进入中王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埃及进入了新王国发展时期。因此，中国夏王朝的统治时期，基本与埃及的中王国时期相当。两河流域，公元前31——26世纪左右，苏美尔人在这一地区的南端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公元前2060——1955年，苏美尔地区兴起的乌尔第三王朝，为其时西亚第一强国。公元前19世纪，古巴比伦国建立，公元前18世纪中叶，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并颁布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乌尔第三王朝及古巴比伦国，与中国的夏王朝正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公元前27——21世纪，克里特文明开始了早期米诺斯文化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1——17世纪是这一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中期米诺斯文化代表的是克里特岛出现阶级、国家并走向统一的发展阶段。而此期的希腊半岛，尚处在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前夜。显然，当希腊正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时候，中国已经由小邦林立进入了统一的王国——夏王朝统治的时期。但是在此阶段，克里特文明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字——线形文字甲。印度，在公元前26世纪前后，印度河地区的原始居民就已经创造了著名的哈拉帕文化，公元前20世纪前后，哈拉帕文化进入它的繁荣期，据考古发掘证实，哈拉帕文化在当时已经发展出规模相当庞大、功能相当齐全的城市。但是，在公元前16世纪前后，哈拉帕文化突然消失，关于这一文化的消亡原因，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但不争的事实是，印度地区的文明发展，又开始了一个重新发展的过程。

上述世界历史年代，正是我国夏王朝存在的相对时间。

2、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夏王朝的统治区域，主要在今河南的嵩山至伊水、洛水流域一带。另外，晋南也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夏王朝的最东边的边界，已经达到河南的东部与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

由于夏代的文字至今仍未被发现，因此很难完全确定哪一处考古学文化就是夏王朝历史的遗存。不过，启动于1996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基本断定，在豫西及晋南大量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据文献记载，豫西、晋南地区正是所谓“有夏之居”和“夏墟”之所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标本经过碳14的测定，年代基本在公元前20——17世纪之间，与夏王朝存在的时间也大致相合。尤为重要的是，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早商文化正好是依次叠压、前后相继的地层关系，更说明能与这一文化相对应的王朝只能是夏。我们对夏代历史及文化的探讨，二里头文化始终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对象。

二、夏的建立

什么是夏？夏本来是指夏后氏，是居于夏地的部落联盟的名称。一般认为夏地是在山西夏县或河南禹县。

夏，原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字，以后才成为王朝的称号。据《史记·夏本记》记载，这个部落联盟是由夏后氏、有扈氏、斟鄩氏等十二个姒姓的氏族部落组成的。禹，姓姒，名文命，是夏王朝的创建者。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

1、大禹治水 舜禹禅让

夏族为姒姓，是居住在黄河中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始部族，世代与黄河打交道。尧舜时期，黄河发生重大水患，禹的父亲——夏族首领崇伯鲧奉帝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由于他采用堵的方法，结果不仅没有治理好水灾，反而加剧了水患，因而被舜处死。鲧死后，舜命其子禹治理洪水。禹接受了其父鲧治水无功而受诛的沉痛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其父的治水方法。他首先疏导小水入川，然后再引川入海，这样既彻底消除了洪水之灾，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据载禹居外十三年，数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帝舜因禹治水有功，便举行隆重仪式，向天祷告，以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后，禹即位，定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禹的声教因为治水而通达四海，在先秦古文献中，禹是受到称赞最多的圣人之一。

大禹治水的功绩和后果，不只是解除了洪水泛滥的巨大灾害，还在于大禹治水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把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度推到了顶峰，从而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一切必备的条件。

禹对有苗的战争是同治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大事件；禹画九州是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后的一个重大举措；禹合诸侯于涂山是大禹治水后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

2、“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左传·哀公七年》所记载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的“万国”与“诸侯”是指部族与部族酋长，是追记者用当时的概念来称谓远古时代的事物。有关禹合诸侯于涂山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只是记载了执玉帛前来与会的部族酋长很多，“万”不是实数，只是用来形容到会的酋长人数众多而已。

这条史料表明，尧舜禹部族联合体内部各部族之间的融合与合并，由于大禹的治水及其成功，在范围上有了空前的扩大，在程度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加深，是尧舜时代不曾有过的空前之举。

这条史料还表明，大禹所以能超过尧舜，在涂山召集众多部族酋长与会，说明禹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所拥有的权威与权力，同尧舜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加强。当然这种权威与权力远不能同国家出现后的国王或霸主的权威与权力相比。然而，禹的权威与权力的增长，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增长，在禹致群神于会稽山之山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3、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大禹治水以及征有苗、画九州、合诸侯于涂山、禹杀防风氏等一系列事件表明，尧舜禹部族联合体到了禹担任首长时期，部族联合体已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国家的出现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禹作为联合体的首长，他所拥有的权威与权力，有的已突破氏族社会的界限。

文献记载中的如下事实耐人寻味，禹与尧、舜也有所不同。尧在位时，便推举舜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让他主持联合体事务，长达二十八年，直到尧的去世。舜在位时，便推举禹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让他主持联合体事务，赋予他更大的权力，长达十七年 的时间，直到舜的去世。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禹立四十五年。”然而，禹是什么时候推举益作为部族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呢？文献中没有记载确切的年数。《史记·夏本纪》记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禹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他为什么不效法尧、舜早些推举益作为部族联合体的继承人，让益主持联合体的事务，培养益的才能，树立益的威信？大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观想法和意图已不得而知，但这一事实却为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战国策·燕策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实际上，“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一》）《竹书纪年》还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

诚然，禹直到他临终，毕竟仍然是一位部族联合体的首长。这是因为他的权力是通过民主的推举方式取得的，而不是用暴力夺取的。同时，大禹在临死之前，他把部族联合体首长的职位仍然按民主的推举方式传给益，并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启。

然而，大禹一反尧舜的做法，在位期间迟迟不推举益为联合体首长的继承人，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益在继承联合体首长时不曾享有舜、禹在继任时所享有的威望与权力，加之大禹治水使他在部族联合体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使得天下人“属意”于禹的儿子启，致使启有条件凭借暴力夺取益的职位，将益杀死，从根本上否定了氏族社会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在暴力基础之上的王权，宣告了原始社会的寿终正寝，导致了国家的诞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文明时代。

启用暴力夺取政权并维护政权，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君主。无论启的才能与品德如何，他凭借暴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追根溯源，启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这显然是同大禹治水的功绩及其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禹治水的成功，既标志着当时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和科技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生产力与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发生重大变化准备了一系列的必要条件。

人类社会的历史，曾经历了蒙昧、野蛮、与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果说夏启建国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犹如海平面上升起的一轮红日，那么，大禹治水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可视为中华文明史的曙光，预示着文明社会的即将来临。

启即帝位。启即位后，便将禅让制废除，建立了帝位传子的世袭制度。

世袭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上一个阶段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禅让制为代表；而由启开始的这个阶段，则是“大人世及以为礼”，以传子制为标志。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已经存在的标志。（书中13页）“大同”“小康”；“天下为公”“天下为家”。

由于禹是通过禅让得到的帝位，因此他虽然是夏王朝的创造者，但作为一个王朝，必须要到启废除了禅让制确立了传子制后才算正式建立。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传贤才为传子所替代，古老的氏族制被国家所取代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夏启时就初步实现了。

三、夏王传承及历朝简况：

夏史的可靠文献资料很少。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主要记述夏立国以前禹治水的事迹，禹之后到桀灭亡这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

夏王朝从创建者禹至亡国者桀共历十四代、十七王，前后约有四百余年。

1、启：废除禅让制，确立王位世袭制；

打败东方偃姓的伯益和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

“有扈氏不服，启灭有扈氏。”（《史记·夏本纪》）

启是夏王朝的第一代君主，也是我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王位传子制度的创始人，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启在创立传子制度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古老的禅让制度的巨大影响，启即位后，遭到了一些奉承古老传统的部族的强烈反对。其中有扈氏的反对最为激烈。为此，启亲率六卿前往讨伐，并在甘这个地方与有扈氏大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之战”。《尚书·甘誓》记述的就是战斗前夕启发布战争动员令的内容。战争的结果是启取得了胜利，灭掉了有扈氏，既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确定了新兴的传子制度。

“钧台之享”，在钧台大宴来阳翟朝会的各国首领。

启夺取了政权，揭开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新篇章，但是君主制代替民主制，传子制代替传贤制，一句话，奴隶制代替氏族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启为了对付保守势力，巩固政权，一方面要依靠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必须依靠政治力量，必须取得众多部落，至少是旧日部落联盟内部新贵们的承认，所以，这样的大会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称引历史上的六王二公会诸侯之礼。其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夏启有钧台之享”，把这个“钧台之享”与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可见其意义之大。

其意义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它说明这种君主制和传子制刚刚产生还很幼弱，因此不得不通过大会予以承认，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第二，这个大会表明了特权阶级以大联合的姿态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禹为治水不惜卑宫室而致力于沟洫，而且还亲自参加治理洪水的劳动，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以至于胫毛都不再生长，是一个与民同甘共苦的领袖。禹也因此而受到后世的歌颂。而启则不同，据文献记载，启是位好逸恶劳的君主，生活极其骄奢淫逸，喜好乐舞，沉湎酒色。例如《墨子·非乐上》就记载：“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另外《楚辞·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其它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总之，禹和启虽为父子，但两人却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两人不同的生活作派也正反映出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最高统治者的基本特征。

2、太康——少康 夏夷之争（参看《左传·哀公四年》和《左传·哀公元年》）

太康失国

后羿代夏：东夷有穷氏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

启的儿子太康则更加荒淫无度，这导致夏王朝统治下的百姓的强烈不满。东夷族有穷氏首

领后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部落首领，尤其善于骑射，曾为民众除害，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乘乱赶走了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获得夏王朝百姓的拥戴。夺取了夏的政权，这就是夏王朝早期历史上的太康失国事件，这正说明夏王朝虽然已经确立了家天下的王位传子制度，但古老的民主传统仍有其强大的势力，后羿正是借此才夺取夏王朝的天下的。

太康被逐后，与其五个弟弟流落在外，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续统率着这个家族。仲康死后其子相继立。帝相时期，与同姓诸侯斟寻联合，开始着手恢复家业，发展势力。他先后对淮夷、风夷、黄夷发动进攻，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夷人纷纷表示顺服。

伯明氏寒浞杀后羿

与此同时，继夏后氏统治夏民的有穷氏上层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斗。后羿恃其善射，终日沉湎于捕猎取乐，不理民事，遗弃其得利大臣武罗、伯困等，而信用被伯明氏放逐的馋慝子弟寒浞,以其为相。寒浞对内行媚于后羿，对外则广施财贿，培植党羽。最后，寒浞趁后羿外出田猎，篡夺了政权，并将田猎归来的后羿杀死，还将后羿煮熟了逼迫后羿的儿子去吃。羿子不忍，因而死于穷门。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妻室，生下两个儿子浇和豷。

寒浞灭相：灭夏同姓邦国斟灌、斟寻，杀夏后相；

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夏后氏，寒浞派其子浇率师灭掉了相以及与之结盟的斟灌和斟寻两氏。并让浇和豷分别镇守过及戈。

寒浞虽然对外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他是仗着自己阴谋诡计篡夺了后羿的政权的，因此他对待大臣和百姓，从不施以恩惠，而是惯用其馋慝诈伪的小伎俩，结果终于使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原来曾经支持过后羿代夏的老臣靡目睹寒浞的残暴行径，遂离开了寒浞，投奔了有鬲氏，并在有鬲氏的帮助下，召集被寒浞灭族的斟灌与斟寻两氏的余众，积极为恢复夏王朝做准备。

少康复国

夏后相被灭掉的时候，其妻正怀有身孕，从墙洞中逃出，回到自己的娘家有仍氏，并生下了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在有仍氏长大后，曾做过有仍氏的牧正。浇听说了这件事，派椒去捉拿他，少康又只好回到有虞氏那里存身，并担任了有虞氏的庖正。

少康在有虞氏那里为民除害，取得了有虞氏的信任。有虞氏首领思遂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二姚”嫁给少康为妻，并赐给他封邑。少康广施德义，积极谋划，收抚从寒浞残暴统治下逃亡出来的的官员及百姓。同时派出女艾到浇的身边做间谍，又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去引诱豷，先后灭掉了过和戈，扫平了消灭寒浞的两个最大障碍。最后在夏王朝的老臣靡和有鬲氏的帮助下灭寒浞而重新夺回了夏王朝的政权。少康从小历经流亡和磨难，但他不畏艰辛，励精图治，终于恢复了夏后氏对王朝的统治。

3、少康——廑 夏朝中兴

少康中兴

少康即位后，充分吸取太康失国的教训，致力于恢复当年的大禹治水时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对内继续实行德政，对外积极改善与四周夷族的关系，国势逐渐强大。一些原来与夏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夷族也向他表示臣服，夏王朝的政权从而得到了稳定，这就是著名的少康中兴。

杼：“季杼作甲”，“征于东海”，“复禹之迹”

少康死后，其子杼继立。杼从小随少康四处流亡，又亲身参加了少康灭寒浞的筹划与战斗，因此他即位后仍能实行德政，继续发展国力。在他的统治时期，夏王朝的国势最为强大。他曾率军征于东海，彻底巩固了对东夷的统治。到杼子槐即位时，各地夷族纷纷表示归顺。杼由于为夏王朝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夏人以“报”祭的方式祭祀他、怀念他。后人称颂他是能够遵循禹的德行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夏代君主。“能帅禹者也”（《竹书纪年》）“复禹之迹”从少康中兴历帝杼、帝槐，是夏王朝的鼎盛时期。

4、孔甲——桀 夏朝衰落和灭亡

孔甲乱夏：“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夏王朝中期出现了比较激烈的王位争夺战，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帝孔甲是第十四位王，他是夏王朝走向衰落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在生活上极其淫乱，而且特别奉信鬼神之事，因此朝政日益荒怠，诸侯纷纷背叛。

《国语·鲁语》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是说由于孔甲的祸乱，夏王朝只历四代即告灭亡。孔甲之后，夏王朝又先后历三王，分别是帝皋、帝发和帝履癸。前二者没有特别的事迹，最后的就是著名的暴君桀。

夏朝灭亡： 夏桀（履癸）妹喜 商汤伐夏 鸣条之战 放桀南巢

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荒淫暴虐，他自比为太阳，说太阳不会熄灭他就不会灭亡。人们不堪沉重压迫，发出“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的诅咒。（《尚书·汤誓》）桀犬马声色，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为索取财物和美女发动战争，掠取了有施氏的女子妹喜以及岷山之女琬和琰。举行仍之会，有缗氏大会中途撤出，夏桀为挽回面子，大兴问罪之师，经过艰难作战，最后虽然灭掉了有缗氏，但也耗尽了夏王朝的最后一点力量，等于为自己自掘了坟墓，所以古人这样评价：“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

商汤举兵伐桀，桀死夏亡。

伊水、洛水干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灾害，对于已经穷途末路的夏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记述“昔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夏王朝的覆亡当然还必须由另一个政治力量的致命一击才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兴的东方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这就是商。商汤率军在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东）与桀决战，夏桀大败。放桀南巢，夏王朝就此灭亡。

第二节夏代的政治经济情况

一

夏代政体与国家机构

1.夏的国家政体

夏朝是以夏王为元首，夏后氏同姓国为核心，由众多接受夏王册封的邦国、酋邦及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夏的最高统治者称作王或者后，因此夏的王族可以称作夏后氏。

2.职官、刑法、军队

①职官：六事之人——六卿；牧正——分管畜牧

②刑法：禹刑：夏代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刑法。《左传·昭公六年》记载，早在大禹时期就已经制定出了一部《禹刑》。应该是一部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成文法典。

监狱——圜土、夏台。夏代已经设立了监狱，例如帝槐的监狱称作“圜土”，帝桀的监狱称作“夏台”。成汤就曾经被桀囚禁在夏台。

③军队：夏代的军事编制见于记载的只有“旅”。少康中兴的基本力量除了有田一成之外，所依靠的武装就是“有众一旅”。旅可能是夏代军事建制的最大单位，杜预在《左传·哀公元年》的注中认为一旅是500人，他的依据虽然主要是春秋时代的制度，但也可以作为参考。兵器应以石制、木制为主。铜虽已经出现但是贵重而又稀有。夏代文化遗址中出土青铜兵器不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3、夏礼：

夏王朝规范人们言行的礼仪体系，春秋时期的孔子对夏礼比较熟悉，还能向他的学生讲述。

二、夏代社会经济

关于夏代经济，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不足，我们还不能了解它的全貌。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文化，在考古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它告诉我们夏代已经出现了沟洫农业和青铜器。

《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所谓“贡”实行的是一种实物税。是指在一夫所分得的五十亩的土地所出产品中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上缴为税。

三、夏代科技文化

先秦学者经常引用的《夏书》、《夏训》等应是夏代文献，说明夏代不仅有文字，还有专职人员汇集文献记录。夏代历法是中国最早的历法，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原貌。

夏代一些帝王以天干为名，证明当时用天干计日，干支纪日法可能已经形成。一些文献记载证明，夏代已经有了天象观测：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 “辰不集于房。”（日食）

《竹书纪年》夏桀十年： “夜中星陨如雨。”（流星雨）

建筑：宫殿遗址共两处，一号宫殿遗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00米，总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基本上是坐北朝南，夯土台基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主体是一座殿堂。面阔八间，进深三间。

二号宫殿东西58米，南北72米。不同之处在于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第三章

商

商是我国继夏王朝之后兴起的第二个中央王朝。商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表现在青铜器的制作，文字的使用，城市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夏王朝相比，商王朝的疆域可以说是空前的扩大，商王的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总之，一个新型的古代文明正在世界的东方迅速崛起。

第一节

商史概况

一

时空框架

1、时间框架：

商王朝存在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600——前1046年，比夏王朝略长，约达600年之久。与商王朝同时并存的世界其它古代文明仍主要集中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爱琴海及印度半岛等地。除此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仍沉睡在人类文明前夕的漫漫长夜之中。

埃及，公元前1584年建立的第十八王朝，标志着埃及从此进入了新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分别包括埃及古代历史上的第十八、第十九和二十共三个王朝，时间从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基本上与我国商王朝的统治时期相始终。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出现了成文法，国家机器日臻完备。第十八王朝是埃及历史上出现的持续时间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强大军事帝国。随着版图的扩大和军事的不断胜利，埃及国内空前繁荣。

两河流域，从东北部入侵的加喜特人于前1518年占领了巴比伦并建立了政权，史称巴比伦第三王朝。加喜特人在巴比伦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之初，也几乎与商王朝的统治时间相始终。由于加喜特人来自于依蓝北部山区的半农半牧部落，因此他们的到来使巴比伦地区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暂时的停滞现象。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一带，还先后兴起了赫梯、亚述、腓尼基等军事帝国或城邦国家。但国力都无法与十分繁荣的埃及相抗衡。值得一提的是腓尼基人在此期间（约公元前1100年）创造的字母文字，后来成为希腊字母的重要来源，这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希腊，进入后期米诺斯文化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约从公元前1600年——前1125年，也大致和我国商王朝统治时期相当。这一时期克里特岛建立了统一的王权，并开始了对外扩张，由此而进入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期。此时所建的克诺萨斯宫集中体现了克里特文明的巨大成就。但是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克诺萨斯宫突然破坏，克里特文明也随之而迅速衰亡乃至消失。至今这仍是一个历史之谜。与此同时，希腊半岛的阿卡亚人也创造了著名的麦锡尼文化。麦锡尼文化的末期，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在麦锡尼诸国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之间爆发。经过长达十年的战争，麦锡尼诸城邦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本身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久即消失在北方多利亚人的入侵浪潮中。

印度，此前的哈拉帕文化已经灭亡，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印度进入早期吠陀时代，或称梨俱吠陀时代。“吠陀”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其中以《梨俱吠陀》最为古老，所以用它代称早期吠陀时代。《梨俱吠陀》的大部分内容在前11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形成，全部编成在公元前10世纪之末。显然，印度的这个历史时代与我国商王朝的统治时期也大致相当。在《梨俱吠陀》的末卷，首次提到社会地位的四个等级，即婆罗门、萨帝力、吠舍和首陀罗。说明在这个时期，印度仍旧处于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的阶段。

纵观以上诸地区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很多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这一时期均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只有中国与埃及的古代文明还在继续担当着世界文明先行者的角色。

2、空间框架：

商王朝的统治区域分为直辖区（王畿）和势力范围区两个部分。

直辖区以国都为中心，是商王直接实行统治的地区，也是商王实现对整个王朝统治的力量基础。战国时期的吴起曾经描述过商纣王直辖区的范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史记·吴起列传》）东汉的郑玄在《诗谱》中认为西周初年分商的王畿为邶、庸、卫三国，“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与吴起所说商纣王的王畿范围基本一致，不出今河南、河北、及山东一带。商代前期，王朝的首都并不固定，据《竹书纪年》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商王朝的首都一共迁徙了五次，盘庚迁殷以后，也就是到了商王朝的后期，王朝的国都才最终固定下来。但商代前后五次迁都的范围，也都不出河南、河北及山东一带。这说明商代的首都虽然不固定，但商王的直辖区还是比较稳定的。

势力范围区则主要是由直辖区以外臣服于商王的各地方国与部族构成，这些方国与部族虽然臣服于商王朝，但是商王并不能直接统治他们，而是赋予他们较大的自主权利。这也是早期文明社会中统一王朝的国家结构的一般特征。由于各方国对商王朝是或叛或服，因此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并不确定。商与敌对国之间往往也没有十分清晰的疆界，经常要由商与这些方国之间的势力消长来决定。从总体上看，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区很不稳定，与王的直辖区有很大的区别。文献记载，在商王朝最强盛的时期，他的势力范围有可能已经扩展到东至东海，北至渤海湾以北，西达青海湖，南到长江流域的洞庭湖以北的广大地区。例如，《诗经·商颂》在提到武丁时期的国土时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其中的“四海”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指上述四个方位的水域。也有学者认为《商颂》是商人对祖先事迹的歌功颂德，自然会有夸大之词，因而不可完全据以为真。例如《汉书·贾捐之传》中就认为武丁时期商

王朝的疆域，也只不过是“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已。

以上所及，正是商王朝600余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舞台。

有关商代考古学文化，学术界的意见比较明确一致，并且还以商王武丁为界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分成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武丁以前属于早商文化。早商文化以二里冈期文化为代表，这一文化的分布地以河南最为密集，此外，在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也都发现了早商文化的遗存。从目前所发现的早商文化的各类遗址来看，河南郑州人民公园及安阳小屯、河北邢台的曹演庄、湖北黄陂的盘龙城与晚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可以认定其在年代顺序上确实要早于晚商文化，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前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比较确切的资料。另外，已经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及郑州商城遗址，无论是就其规模，还是就其城市布局而言，都显示出它们绝非是一般居民点，而应为早商时期的两处都城。其中，偃师商城毗邻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始建时间上又略早于郑州商城，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商汤所居的都城“亳”。武丁以后（包括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则属晚商文化。晚商文化以发现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小屯文化为中心，以殷墟文化的二至四期为典型代表。晚商文化的分布主要在今河南、河北、和山东即黄河中下游一带。另外，在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湖南等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文化的遗存。通过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和对甲骨文的研究，已经能够肯定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就是商代后期270多年的王都所在。

二、商的建立

传说商族祖先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后被舜任命为司徒，并封契于商，赐姓子姓。

1、商人早期发展的历史

商族为子姓，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民族。商族的始祖名契，时代大致与尧、舜、禹相当。《史记·殷本纪》记载契的出生，很有传奇色彩。（感生说）据说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子。一次与同伴在水边洗浴，偶然见到一个燕子的蛋，便取来吃掉，谁知竟由此而怀孕，最后生下契来。《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吕氏春秋·音初》也记载了与此相同或相似的故事，因此司马迁的叙述是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传说为依据的。这似乎是在说明，商族的图腾应该就是燕子。而在契所降生的时代，商族大概还是处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所以商契才会无父而生。而在契之后，商人才有了明确的父系，由此可见契是商族由母系过渡到父系的一个重要人物。

以燕子为氏族图腾，在我国东部或东北部地区很多古代民族都存在过。这与这一地区普遍存在鸟尤其是候鸟的崇拜是相应的。这个故事传说大体反映出商族的发祥地应是在东部或东北部，尤其有可能的就是在环渤海湾一带。

契长大后，曾佐助大禹治水，一起立下功劳，因此舜命契为司徒，以“五教”教导百姓，并将商地作为采邑分封给契，因此，契的后人遂以商作为自己的族名。

从契作为商人的始祖到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为止史学界称之为先商时期。先商时期一共经历了十四代。《史记·殷本纪》对这十四个先公的名称都有记载，他们是契、昭明、相土、昌弱、曹圉、冥、振、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和天乙。其中天乙即成汤，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不应视为先公。其余十三个先公的名称除契、昭明、昌弱、曹圉之外都见于甲骨文 的记载，只是在写法上略有不同。例如，相土在甲骨文中直接写作土；冥写作季；微称作上甲微，主壬和主癸写作示壬和示癸。另外，学者们还考证出一个商先公，即王恒。王恒为季（即冥）的儿子，王亥之弟。这样，商先公就仍是经历了十四代。此外，在先公的顺序上，《史记》中所记载的报丁、报丙、报乙的顺序，应依据甲骨文改作报乙、报丙、报丁。

商人早期的发展历史，可考者有以下几则：

（1）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此事见于《尚书序》：“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八次迁徙是：契从亳迁蕃；昭明迁于砥石；昭明又迁于商；相土迁于泰山下；相土复又迁于商丘；上甲微迁于殷；上甲微又迁于商丘；汤迁于亳。就是说，商先公的八次迁徙，最后到汤，又迁回契所居的亳。以上就是商先公的八迁地点，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论。但是，商先公的迁居，不出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这一点是学者们所认可的。由此可知商人早期生存和发展的大致区域。

（2）相土乘马，王亥服牛

相土是契的孙子，为商人第三代祖先。它的主要贡献是发明了驾车的技术。《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乘就是驾驭。驯服马匹让他们为人类提供动力，这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相土因为此项发明而被后人尊为“马社”，（郑玄注《周礼》曰始乘马者）在每年秋季要受到人们的祭祀。相土统治的时期，夏王朝正经历后羿寒浞之乱，相土因而乘机扩大势力，使商人的声明远播。这一时期是商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王亥是商人的第七代祖先。他的贡献是发明了使用牛的技术。《世本·作篇》记载：“胲作服牛”。其中的胲就是王亥。服牛，就是训练牛，让它为人服务。驯服大型动物使它们为人类提供动力，这是商人祖先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从相土乘马和王亥服牛的事迹中也可以看出，畜牧业在商人早期的发展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3）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是商人的第六代祖先，是王亥与王恒的父亲，《国语·鲁语上》当中提到他因治水而死，即“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因为此功劳而受到商人郊祭的礼遇。《礼记·祭法》云：“殷人禘喾而郊冥。”喾是商人自认为所自出的古帝王，因而报以禘祭。郊祭是祭天之礼，商人用以祭祀冥，可见冥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凭此一点，可以说明治水在商人早期的生活中仍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商先公从上甲微开始，都使用天干作为名号，能够说明商人的历法知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必然进一步促进商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和进步。

2、商王朝的建立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人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从上甲微开始，首先灭掉了曾经杀害王亥、抢夺商人仆牛的有易氏。（书中16页讲王亥事）发展到成汤时期，商人的势力已极为强盛。而作为中原大国的夏王朝，自孔甲以来，国势早已日迫西山，此时恰逢夏桀的残暴统治，国

内矛盾更加尖锐，整个王朝已经处在一场社会大动荡的前夜。显然，建立新王朝的条件已经成熟。

但是，要推翻夏的统治，建立新的王朝，光凭商人自身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伊尹来到了商汤的身边。

伊尹是商王朝早期的著名大臣，甲骨文中记载了商王后裔给予伊尹以隆重的祭礼。说明伊尹确实为商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伊尹的出身，《史记》就记载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伊尹原为有莘氏陪嫁而来的媵臣，后来借着烹调向商汤阐述治国的道理，深得商汤的赞许，因而被用为辅佐之臣。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本为一名隐士，因为贤明而被商汤先后礼聘五次，后来终于下定决心来辅佐商汤。

伊尹为商汤灭夏制定的首要方针就是树起救民于水火的大旗，《孟子·万章下》记载伊尹初见商汤，便“说之以伐夏救民”。只有树立起救民的大旗，才能使天下的诸侯、人民归附和顺从。从文献记载上来看，商汤有可能一开始还并不完全理解伊尹的苦心，以至于伊尹“七十说而”。（《韩非子·难言》）但最后终于全面接受了伊尹的建议，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树立形象的活动。据说汤有一次在郊外看见有人张网四面捕鸟，并且祝祷说：“天下四方的鸟儿都进到我的网里。”商汤感叹道：“太过分了！”于是命人将网的三面去掉，换了祝词说：“向往左飞的鸟儿，请往左；向往右飞的鸟儿，请往右。实在不听命于我的，只好请你飞到我的网里了。”诸侯们为此都感叹道：“汤的德行真是达到极致，甚至已经及于禽兽。”经过这样的宣传，商汤终于以其德行成为天下众望之所归。不仅如此，伊尹还曾潜入到夏王朝的内部，支持夏桀的宠妃妹喜惑乱夏的政治，为汤建立夏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伊尹外，辅佐商汤的贤臣还有很多，都是商汤的得力助手。

商汤灭夏采取了两个方面的策略。一是团结各地诸侯，建立广大的反对夏桀统治的联盟。比如，诸侯荆伯最初对商并不服从，商汤便给他们送去很多的牛，于是荆伯便与商汤交好。葛伯说自己没有供奉的牺牲和粮食，汤就命人送去牛羊，并派商族的老百姓去帮助葛伯种地。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团结了众多的诸侯，史载：“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越绝书》卷三）对于抗拒不服的诸侯，汤就将他们灭掉。例如葛伯在得到了汤的牛羊和粮食后，仍不祭祀鬼神，甚至将送饭到田间地里的商族老人和儿童杀害，于是汤就发兵将葛伯灭掉。正如《孟子》所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的政治主张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他们都希望汤的军队能早点来到，以至于“汤东面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滕文公下》）商汤灭夏的第二个策略就是继续加强宣传，这就是假借天命大造舆论声势。史载商汤有过“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就是在亳这个地方宣布代夏膺受天命。在这次活动中，汤还借天命向诸侯展示了自己伐桀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汤伐桀的战争从消灭葛伯就已开始。葛是夏王朝的盟国，又在汤都亳的附近，对于汤发展自己的势力是个极大的威胁。汤原来想利用施惠的方式拉拢葛伯，但是未能如愿。于是汤便利用葛伯的放纵无道，一举消灭葛伯，拔除了这个夏王朝设置在自己身边的据点。灭葛战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商族的士气，在汤的指挥下，商人又先后灭掉了夏桀最有实力的三个盟国——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和昆吾（河南濮阳），扫清了消灭夏王朝的的道路障碍。完成了这一系列决战前的准备之后，商汤在伊尹等人的随从下，乘胜率军征讨夏桀，最后两军相遇在有娀之墟。决战前汤对商族的士兵发布了战前动员令，这就是保存在《尚书》中的

《汤誓》。在这篇著名的讨桀檄文中商汤历数夏桀的种种暴行和黑暗统治，声称要代表上天拯救夏民于水火之中，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帮助自己完成上天赋予的伐桀使命。

有娀一战，夏王朝的军队一触即溃，“未接刃而桀走”。（《吕氏春秋·慎大》）但夏桀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率领残兵败将逃到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准备卷土重来。商汤的军队乘胜追击，不给夏桀任何喘息的机会，再克夏军于鸣条。夏王朝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汤班师回亳，夏桀则继续向东南方向逃窜，先是居于南巢（今安徽寿县），最后死在亭山（今安徽和县）。

商汤班师回亳（今河南商丘），一说西亳（今河南偃师），天下诸侯齐来朝拜，汤在诸侯们的同声拥戴下即天子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商王朝正式建立。

三、商代世系及历朝简况

1、商代世系

商王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朝的世系，《史记》记载得非常详细，其中绝大多数都得到了甲骨卜辞的证实，因而是十分可信的。他们是：

1、太乙（汤）；

2、太丁、3、外丙；

4、仲壬；

5、太甲；

6、沃丁；

7、太庚；

8、小甲；

9、雍己；

10、太戊；

11、仲丁；

12、外壬；

13、河亶甲；

14、祖乙；

15、祖辛；

16、沃甲；

17、祖丁；

18、南庚；

19、阳甲；20、盘庚；

21、小辛；

22、小乙；

23、武丁；

24、祖庚；

25、祖甲；

26、廪辛；

27、康丁；

28、武乙；

29、文武丁；30、帝乙；

31、帝辛。

《史记》所载的31个王之中，太乙之子太丁并未真正即位，但通过卜辞的记载，可知他享有着与先王一样的祭祀地位。另外，还有孝己，为武丁之子，《帝王世纪》记载他曾遭到武丁的流放，也是没有即位就已死去。但孝己在卜辞中也多次出现，享有与先王同等的祭祀地位。

商王朝31（30）位王，却只传了17代，这是因为商代的王位继承除了父死子继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兄终弟及，即王位在数个兄弟或从兄弟之间按长幼顺序依次继承。这些兄终弟及的商王共有九代22王，据卜辞记载，商代后王祭祀先王，凡属直系先王的，即子孙能继为商王者，都能享受更高的祭祀礼遇，他们的配偶也都享有配祭的资格。因此，尽管存在着这么多兄终弟及的现象，但学者们认为，商王朝王位继承的基本原则应是父死子继。

2、商史简况（商代兴衰）：

商王朝的历史，可以盘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

前期

商朝的前期，从成汤建立商朝开始到盘庚迁殷结束，共经历了9代19王。

①成汤——太戊商朝的巩固和发展（5代10王）

成汤是商的开国之君。在他统治时期，商王朝的各项制度逐渐确立。《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虽然有以后代事实看待远古的嫌疑，但用这条材料来说明成汤建立王朝之后，曾经在制度上进行了较大的建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据说成汤建国伊始，曾把象征权力的“九鼎”以及其它一些宝物迁到商的首都亳，因而引起一些社会舆论的非议。此外，汤还想把夏朝的“社神”迁到商都，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终于没有迁成。大臣们为此还做了一篇《夏社》，阐明亡国之社不可迁的理由。

不过，作为一代开国之君，商汤治理国家的思想和方法还是非常贤明的。他的一句治国名言，《史记·殷本纪》曾予以记载，这就是：“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即老百姓的生活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好坏的根本标志。为此，他发布了著名的《汤诰》，集中阐明自己的治国指导思想，号召诸侯与群臣都要勤于民事。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纷纷表达自己的治国见解。伊尹作《咸有一德》，阐明君臣应精诚团结，保有一致的德行。总之，商王朝建立之初，便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商汤不仅在理论上总结得好，他也能做到身体力行。据说商王朝建立后不久，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土地连续五年没有收成。商汤便把自己作为牺牲，亲自到桑林去向上天祷告，祈求上天不要将自己一个人的过错加在众多百姓的身上。他还向上天表示，如果是天下百姓有罪，那么情愿自己一人承担所有的惩罚。祈祷完毕，商汤便“翦其发，磨其手”。大雨随之而至，旱情终于得到了解除。从此天下百姓更加爱戴汤。这个故事虽然有些荒诞不经，但是在先秦文献中广为记载，说明可能有相当的事实为根据，不会是完全凭空捏造。由于在祷词中表达了自己愿意以身代民受罚的决心，商汤获得了后人“以宽治民”的高度评价。（《国语·鲁语下》）

由于商汤能够在鉴于夏桀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勤政爱民，商王朝的国力很快就发展起来。《诗经·商颂·殷武》称赞汤的功绩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出在汤的统治下，商王朝的国力十分强盛的局面。

商汤去世以后，由于太子太丁早逝，因此王位由太丁的弟弟外丙和中壬先后继承。这两位商王的在位时间不长，前后只经历了7年，王位就传给了太丁的长子太甲。太甲也是汤的嫡长孙。

商朝初年，在成汤到太甲的这段时间中，伊尹一直是王朝的重要大臣。太甲能登上王位，就是由伊尹决定的。太甲即位后，伊尹作为王朝的元老重臣，继续辅佐太甲。并在太甲即位后不久先后写成《伊训》、《肆命》等三篇文章，向太甲介绍成汤的法令和制度，并阐述治理国家的道理，希望太甲能够以祖先为榜样，巩固并进一步发展商王朝的事业。但是，太甲在即位的头三年中却不理解伊尹的苦心，不仅不能遵守成汤制定的法度，而且还表现得十分暴虐和昏乱，从而败坏了商王朝的朝政，使初建未久的国家一下子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作为开国元勋的伊尹，为了商王朝的安危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将太甲流放到桐宫，让他在成汤的坟墓前反省悔过。在此期间，伊尹则自己代行王政。伊尹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受到了在朝众臣和地方诸侯的一致拥护，因此商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因为太甲被放逐而出现动荡。太甲被放逐到桐宫以后，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确实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就潜下心来在桐宫反省，一住就是三年，在此期间伊尹不断派人去观察太甲的言行，看到太甲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将太甲迎回上的国都亳，自己仍担任他的宰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太甲从桐宫回来后，发奋图强，巩固发展了

商王朝的统治，百姓生活越来越安定。伊尹作了三篇《太甲训》表扬太甲。太甲也因为在商朝早期发展历史上能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被商的后人称作“太宗”。

关于伊尹放太甲的故事，文献记载中还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记的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杀伊尹夺回王位的说法。此书最后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一说法显然符合战国这一时期上层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的现状，但未必能真实反映早期国家形态中政治发展的一般特征。在夏商周三代早期都有王权暂时失去的情况，如太康失国、周公摄政等等，与伊尹放太甲都有相似之处。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卜辞的记载，伊尹在商代一直受到后王的隆重祭祀，如果伊尹和太甲之间真的存在着如此激烈的争斗，那么这一现象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太甲之后即位的商王是沃丁，伊尹逝世，大臣咎单把伊尹的事迹记载下来，进献给沃丁，并将这篇文章就命名为《沃丁》。

沃丁之后，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先后继位。到雍己统治时期，商王朝的国力有所下降，一些地方诸侯不来朝贡。太戊即位后，致力于改革政治。他任命伊尹的儿子伊陟为宰相，同时还重用了一个名叫巫咸的大臣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很快就恢复了国力，不来朝贡的诸侯又回到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太戊因为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被后王尊为“中宗”。

从成汤到太戊共五世十王，是商王朝从建立到巩固并逐渐强大的阶段。

②仲丁——阳甲 商朝中衰（4代9王）

九世之乱：

商朝王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制。从中丁至阳甲期间，不断发生长兄之子与诸弟之子争夺王位的变乱，史称“九世之乱”。

九世之乱期间，曾多次迁都，对诸侯国的影响也大大下降，商朝中衰。

太戊以后是从仲丁到阳甲。在这个阶段，由于统治阶级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导致国内矛盾的如趋尖锐，从而使商的国势迅速走向下坡路。这个阶段也是商王朝频繁迁都的时期。四次迁都，最后一次迁到了奄（山东曲阜）。频繁的迁都可能与统治阶级上层的王位争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九世商王中，祖乙算是一个稍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商的国势曾经有过转机，但是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那里，王位争夺达到了高峰。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出现了从兄弟之间的及从侄与从叔之间的王位争夺。如此混乱的王位继承自然更增加了商王朝的混乱。自仲丁到阳甲共历9世，故而被称作九世之乱。所以到阳甲即位的时候，商的国势完全衰落下去，诸侯们都不来朝见商王。

从仲丁到阳甲是商王朝发展的中衰时期。

（2）

后期

商王朝的后期，从盘庚迁殷开始，到商纣王结束，共历8世十12王。

①盘庚——祖庚 商朝中兴（3代5王）

盘庚迁殷

阳甲以后，从盘庚开始，先后经历了小辛、小乙、武丁、祖庚，三世五王。这是一个商王朝由衰落到中兴，并进而发展至鼎盛的时期。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盘庚即位后，为了改变商王朝的困难局面，决定将商的都城再迁回到成汤的故都亳（也就是殷）。遭到了不少贵族和大臣的反对，一些平民不愿离开奄。但盘庚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盘庚在这场迁都的较量中获胜，将商的都城由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现存古代文献《尚书》中有《盘庚》三篇对迁都过程中的一些情节和盘庚当时对贵族和平民的训话做了记载，但对于迁殷的的具体原因却没有予以说明，这引起了今人的多种猜测。（四种说法一是去奢行俭说，《墨子》书中记载；二是水患说，西汉孔安国最早主张；三是游牧说和游耕农业说，当代学者柳诒徵和傅筑夫提出；四是政治斗争说。主要为当今较多学者所主张。）但不管迁都原因怎样，盘庚通过此次在迁都斗争中的胜利，肯定加强了王的权威，巩固了对王朝的统治。迁殷以后，商王朝的国都从此固定下来，一直到商纣王灭亡为止，不再徙都。

盘庚迁殷确实为商打来了一些新的气象，使商王朝由衰落走向中兴的一个转折。不过，继盘庚之后登上王位的小辛和小乙都不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在迁殷后的一段时间里，商的国势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商的颓势一直发展到武丁时期才得以彻底扭转。

武丁中兴—“高宗” 傅说 妇好

武丁是商王小乙的儿子，也就是盘庚的侄子。据文献记载，武丁在做世子的时候，曾经久居民间，从事稼穑等劳动，与下层百姓有过广泛接触，对他们的生活喜怒哀乐非常了解。这对于武丁后来巩固和发展商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据说武丁即位后面对朝廷百废待兴的局面，曾经苦苦思考了三年，将一切政事委派给宰相，而自己一言不发。其实他是在暗中观察朝政，体察民情，思考怎样才能国内将一切沉疴一举扫尽。

武丁改革政治的的首要举措使提拔了出身卑微的傅说做自己的宰相。武丁做王子的时候，曾经师从父王小乙朝中的大臣甘盘。甘盘是一位非常贤能而有才智的大臣，受小乙临终之命辅佐武丁，可惜在武丁即位不久就逝世了，而此时武丁还在为父王守丧，无法对政治作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真正在武丁统治期间对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大臣傅说。据《墨子》、《孟子》、《楚辞》、《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记载，傅说原本是一名刑徒。武丁发现傅说的时候，他正在从事筑城的劳役。

武丁提拔傅说后，赋予它极大的权利和极高的地位，并要求傅说随时对自己的过失严加规谏。武丁在朝臣的协助下，国力迅速恢复。随着势力的发展，商迅速走上了向外扩张的道路。在商的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方国和部落，其中的一些方国和部族活动范围和商犬牙交错，因而更是形成对商的统治安全的经常性威胁。当然，武丁发动对外战争，不仅是为了消除这些外在威胁。开疆拓土、炫耀武力、掠夺更多的人口和财富才是他进行对外战争的真正动力。对邛方、土方、鬼方、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

在武丁时期的对外战争中，商出现了很多的优秀将领，其中包括不少女性将军，武丁的配偶妇好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在甲骨卜辞中称她为“妣辛”。1976年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村西北发现了妇好的坟墓，出土了大量带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证明这座坟墓的主人就是妇好。在商代考古发掘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墓主的名字与文字记载相吻合的现象，从而

使这次考古发现的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珍贵。这座墓中殉葬有各类武器120多件，说明妇好生前确实是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

经过武丁时期的开疆拓土，不仅使商的版图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奠定了商王朝后期的疆域，也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地之间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为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商的国力也发展到了鼎盛。与此同时，商的王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武丁因为对商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从而被商族后人尊奉为“高宗”。

祖庚是武丁的儿子，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延续了武丁所创造的鼎盛局面。

②祖甲——帝辛 商朝衰落和灭亡（5代7王）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史记·殷本记》）

武王伐纣 牧野之战

从祖甲开始到帝辛这是商由盛转衰，并走向灭亡的时期。祖甲与祖庚虽为同胞兄弟，但是却不知稼穑之辛劳，好逸恶劳，不理朝政，生活淫乱。之后的继位之君都是无道昏君。整个王朝内部弥漫着酗酒的风气。酗酒不仅败坏了朝政，还使商王在众方国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可以说在帝辛之前，商的覆亡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结局。

当然，商王朝的迅速灭亡，除了其自身日益腐朽的原因之外，商纣王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罕见的无道暴君，在其中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商纣王就是帝辛，纣是后人给他的一个谥号，意思是“残义损善”。他是帝乙的幼子，他的长兄是微子启。纣王是我国历史上继夏桀之后的第二个末代暴君，其劣迹在商末周初的历史文献中有确实的记载。台榭苑囿、珍奇异兽、田猎游乐、妲己、酒池肉林、靡靡之音、鹿台之财、巨桥之粟、炮烙之法、对待王公大臣、西伯昌、九候、鄂候是其三公，九候的女儿是纣王的嫔妃不与之同流合污被杀，还将九候剁成了肉酱。鄂候与之争论，被杀害制成肉脯。西伯昌私下表示了一点叹息，就被投进监狱“羑里”。后来在贿赂之下才被赦出。纣王的长兄微子屡谏，纣王置若罔闻。微子眼看商的气数已尽，便与大臣太师和少师商量，先行流亡除了首都。太师和少时干脆带着王朝祭祀时所用的乐器一同投奔了正在日益壮大的周方国。忠臣比干冒死进谏被剖心。贤臣箕子为保全性命佯作疯癫躲避纣王的注意，但纣王还是派人将之囚禁。信用善于谗言和献媚的小人费中、恶来等。

商纣王一方面对朝中的忠臣大肆杀戮，另一方面在小人的挑拨离间之下，纣王玉各地方国之间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疏远，支持者越来越少，纷纷叛离商王朝。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纣王仍想逞一时之勇，希望通过战争手段压服这些方国诸侯。他首先选择的就是最不听话的东夷。商与东夷的战争延续了三年之久，虽然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场战争将商王朝最后的一点国力也丧失殆尽，等待商纣王的就只有灭亡这一种命运了。

正当商王朝在纣王的黑暗统治之下陷入一片内忧外患的时候，西方兴起了一个方国——周，在数代贤王，尤其是文王和武王的领导下迅速强大起来。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渡过黄河，直逼商都朝歌，在甲子这一天与纣王的70万大军相遇于商郊牧野。乌合之众、阵前倒戈，仅仅一个早晨就以商王朝军队的迅速败亡而告结束。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持续了

31世，历600年之久的殷商王朝就这样在熊熊大火中宣告了它的灭亡。

第二节 商代典章制度

一、商代政体（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不同，而夏、商、西周三代本身也有区别。夏朝：

夏朝是以夏王为元首，夏后氏同姓国为核心，由众多接受夏王册封的邦国、酋邦及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商朝：

商朝是以商王为元首，以商王畿为中心，畿外由众多接受商王册封的方国、邦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西周：

西周是以周王为元首，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分封制国家。

二、.王权与王位继承制度

1、王权：

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传世文献和甲骨文材料中，商王经常自称为“予一人”或“余一人”，充分显示了商王欲以一人君临天下的雄心和气派。但是，商代的王权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皇权不可同日而语。他至少要受到来自大邦商的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方面，商王朝还不是一个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其王朝内部除了大邦殷之外，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方国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商王朝可以看作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王朝内部的各方国虽然要听命于商王，但他们与商王的关系不可以完全拿后世的君臣关系来看待。从商代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王朝与方国的关系往往要受王朝的实力来左右，当商王朝比较强大的时候，各方国诸侯就会“咸归殷”；而一旦商王朝的政治混乱、国力衰退时，这些诸侯们就会不再来朝见商王，也就是不认商王为自己的领袖。显然，就这一点来看，商王与方国诸侯的关系与其认作是君臣，不如看做是盟友。因此，在商王的政治体制中，王权要受到来自方国的有力制约。

另一方面，作为商王对王朝实行统治力量基础的商族百姓，还不是按地域划分的编户齐民，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居住在一起，以大小不等的宗族集团为其组织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西周初年，卫国和鲁国在大分封中所分得的殷商遗民还是以族为基本的组成单位的。这些宗族集团，由于内部有着牢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因而实际上又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政治团体。商王对这个王朝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商人内部的这些宗族集团的联合基础上的。他们的发展与衰落，直接影响着商与其它方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商王对这些宗族力量的发展非常关心。卜辞中可见商王为这些宗族首领举行的御祭，攘除灾害以及祈求福佑的记载。作为行使王朝统治权利的力量基础，这些宗族首领和族众在决定国家大事时，自然就拥有了较大的发言权。例如，盘庚迁殷时，商人族众的反对就很激烈，盘庚一方面要强调自己在确定大政方针时的主导作用，“听余一人之作猷”，甚至用殓灭子孙的话来吓唬这些反对自己的人。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不用好言来安慰那些反对自己的人。还拿了商人祖先们互

相协作、共求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故事来感化他们。这样一种对待臣民的态度，反映出商王绝对不同于秦汉以后的专制君主。显然，在商代的政治体制中，王权除了要受到来自外部其它方国的限制以外，也要受到这些来自商人内部各宗族势力集团的制约。

另外，商王朝毕竟是一个进入文明社会未久的早期国家，原始社会的各种民主制度、民主作风必然也会对他的政权体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也都是制约商代王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商代王权，辅佐大臣就有很大的制约力。这一点在商代初年的伊尹放太甲事件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伊尹以臣放君，在后世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之下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商初，上至太甲，下至一般族众，都没有对此事作出强烈的反应。尤其重要的是，伊尹在商代还一直受到商王后裔的隆重祭祀，说明终殷商一代，大臣对王的制约权力至少在观念上始终都是受到认可的。

2、王位继承制度：

夏朝的王位继承制度目前的材料看不清楚。商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西周是比较明确的嫡长子继承。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兄终弟及，一是父死子继。统计商王朝的全部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商王朝实际继位的30个王中，兄终弟及者（包括从兄弟相及者）有22位，占到总数的73%还多。虽然如此，但是在王位继承体制中，众兄弟的地位并不平等。表现在，众兄弟虽然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但在他们之中，却只有一人能够被确认为直系王。就是说，只有其子为王者，其父才能被确认为直系。直系王与非直系王之间，在所享受到的祭祀仪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直系王除了能够享受到比非直系王要隆重得多的祭典之外，其配偶在一些特殊的祭典中也能同时享祭，甚至于得到专门的祭祀。而非直系王的配偶则不能与先王一起同时享祭。显然，商王朝的这种王位在兄弟之间的承继，并非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度下的兄弟之间相互平等观念的体现。而是反映了一种基于父权制基础上的不平等的财产继承观念。

商代 是否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从武乙以前的兄终弟及看，其中有五代是幼弟取得了直系的资格，四代是长兄取得了直系的资格。帝辛是幼子继承，因此，从整个商代的王位继承来看，实以幼子得居正统者为主，是以有学者明确指出，商代实行的应是幼子继承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

三、国家结构与官僚制度

1、国家结构；

国家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组成关系。商王朝国家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区与王朝中央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规定。简而言之，就是整个国家被区分为畿内与畿外两大组成部分。其中，畿内是商王直接实行统治的地区，畿外是商王通过诸侯实现统治的区域。中央与这两个地区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处在不同的层面上。

将商王朝的全部国土划分为畿内与畿外两大区域，这是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的一个共同特

征。夏代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说明已经实行了畿内与畿外两类统治区域，但是《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万国”在夏建立之后，应该仍然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但又不可能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因而只能是夏王直接统治之外的诸侯。商王朝的内服、外服体系，应在商政权建立之初就已经确立。文献中记载，商汤在灭掉夏桀之后，大会诸侯，到会者有3000人。显然，这些诸侯不可能都是商王直接统治的对象，而只能是在商王畿之外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

2、官僚制度

与国家结构的这一特征相适应，商王朝的官僚体制，也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尚书·酒诰》记载商代的职官，就分成两个部分介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即王畿的职官称为内服；王畿之外的诸侯，则称外服。《尚书》的记载得到了金文的证实。《大盂鼎》记载：“殷边候甸与殷正百辟。”不仅内容与《酒诰》记载基本相同，连顺序也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商代官僚体制的认识就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畿内、畿外分别代表着商王朝的中央与地方，此说似是而非。商王朝的中央当然在王畿之内，但王畿之内也可以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因为“内服”之中就包括了中央的各级官员，也包括了所谓的“百姓里君”，他们显然可以看作是王畿内的各类地方官员。因此，畿内与畿外，只能是看作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上的直接与间接关系。

商的畿内官员，主要有相、尹、多尹、师、太师、少师、史、小臣、多射、多马、多亚、多工、百姓、里居（君）等等。

相是商中央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商王左右的最重要的辅助大臣。商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臣伊尹和傅说，一为商汤贤相，一为武丁相。在商的历史发展上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商王朝的官僚体制中，相的地位是其他官员不可比拟的。相也可以称作卿士。

尹是商代常见的一种官称。在甲骨文中或单称“尹”，或称“多尹”。《说文》解释尹字云：“尹，治也，从又，握事者也。”将尹解释为“握事者”，说明尹是一种职官泛称。卜辞中所记载的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复杂，可以证明《说文》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商代的尹，地位最高者如伊尹、黄尹，都是辅佐商王的重要大臣。更多的尹，或者直接服务于王室，或者接受王的命令带人从事农田劳作。地位和身份差异很大，不是一种官员。

师也是商王朝统治机构中的一种重要官员。甲骨文中的师从事的职务是征伐。文献中的师则是乐官。例如商代末年，太师和少师一起“持其祭乐器奔周”。从这个角度讲，师也是一种官员的泛称。古文献中，师与保、傅等，最初应该都是指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后来发展成为官员的一种泛称。

商的中央机构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官员称作史。甲骨文中有“大史”、“小史”、“东史”、“西史”等史官的名称，文献中还曾出现过“内史”一称，说明商代的史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群体。不过商代的史官并不完全是负责记录历史的官员，他们从事的职务十分复杂，包括出纳王命、带兵征讨、驻扎地方等等，同时还经常受王的命令出使四方。因此我们不能用后代史官的职事特征来看待商代的史官。

商代有卜官之设。或者单称“卜”，或者称“多卜”、“左卜”、“右卜”、“小卜”。商代也有祝官，甲骨文中经常见到卜问祝祷的内容，但是具体负责其事的职官的称呼在甲骨文中没有反映。

商代还有众多以“臣”为名的官称。职事很不一致，有的地位高受到商王的赏赐，有的则地位比较低，只是负责商王的日常生活而已。

亚是和商王有亲属关系并担任亚职的官员的称呼。他们主要负责的职事包括军事和祭祀两类。

政务官：尹、多尹、百僚

事务官：多宰、小臣、多亚（武官）宗教官：巫、祝、宗、卜、史

商王畿之内的基层官员则有百姓和里居，其中百姓管理王畿内的大小氏族，里居则管理畿内已经按地域居住的居民。这也反映出商王朝内部人群的分化。

商的畿外官员，主要是一些诸侯，分别有候、甸、男、卫、邦伯等不同称谓，其间应有不同的等级差别，他们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在国内是一方君主，在商王朝的国家体系内又构成一级地方政权。一些诸侯还同时兼任商王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如西伯昌与九候、鄂侯就同为纣王的三公。

四、军事制度：

商的军事体制也有着与其国家结构相适应的内容和特征。全部王朝的军队分为两个大的系统，一是畿内的王室军队，受商王的调遣；一是畿外的方国军队，受诸侯指挥。这两类军队可以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另外，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因此，族军也是商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

商王直接统辖的军队一共有两支，一支以“师旅”为基本编制单位。其中师是最高一级的军事单位。卜辞中有“王作三师左、中、右”的记载。师共分为左、中、右三支，旅则是军以下的军队建制。师和旅的战士都是“众”，在卜辞中，众除了参加征伐之外，还要参加田猎、劦田等农业劳动。显然师旅不会是常设的军队，而是具有亦兵亦农的性质。

受商王统辖的另一支军队则以“族”为单位，这支军队以王室及畿内其他大家族的族众为兵源。甲骨文中记载了不少调遣族军前往征伐的事件，如：“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贞，令多子族及犬族扑周„„”族军是原始社会氏族武装的残余，但是上引卜辞证明了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商王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与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利益都相关的军事力量。这种族军当然也有亦兵亦农的性质，不可能是常备的武装力量。

这种临时征召的军队，平时训练主要依靠田猎来进行。据卜辞记载，商王经常出猎，并且规模很大，持续时间很长。这种田猎，除了具有一定的游乐性质之外，主要是一种生产性劳动，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能够训练士兵。

根据卜辞记载，康丁以后的晚商时期商的兵制开始趋于正规化，主要表现在临时征兵的记载

较之以前要少得多了。说明到了商代晚期王权有了进一步加强的倾向，同时也是适应战争日益扩大的需要。帝乙、帝辛时期讨伐人方和盂方，都要经过长途跋涉，一次征战前后耗时达200多天。显然，以往的临时征兵是不能够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常备兵的发展。

商代王畿以外的各地方国一般都有自己的军队，正是凭借着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方国维持了对地方的统治。方国军队的建制，因为材料缺乏，已经难言其详，但应该和中央相差不会太大。

总体上说，商王所直接控制的畿内军队是王朝赖以存在的基本武装力量，方国军队则有两重性：当王朝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各地方国对王朝的隶属关系比较密切，方国军队就是王朝军队的辅助力量，要听凭商王的调遣和支配。而当王朝军事力量削弱，方国反叛王室时，他又会发展成为王朝的敌对力量。

商代的兵种有步兵和车兵两类。

步兵是王朝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步兵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制造的戈、矛和矢。步兵作战一般都要结成大型的步兵方阵。《尚书·牧誓》中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上，一再强调将士在前进过程中不超过六七步，就要停顿下来整顿一次，就是为了保持步兵方阵的队形不致散乱。显然这种作战方式不可能只是周自己的发明，而应该是当时步兵作战的一种基本方式。

商王朝的车兵部队，早在商初就已经建立。古文献记载商汤伐纣时就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车兵。殷墟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不少车马并葬的遗迹，这都是商代存在车马部队的证据。商代的战车，以挽二马者居多，也有挽四马者。每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所用武器包括弓箭、戈、刀等，其中弓箭是商代车兵的重要武器。每辆战车上有射手一名，负责近距离杀伤敌人。甲骨卜辞中经常有百射、三百射的辞例，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一射就是以“战车一辆之射士为单位的编制”。由此可见射手在车兵三人组合中的地位。

在战斗中，车兵与步兵要互相配合。史载武王伐纣时，有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就是三百辆战车与三千名甲士配合，协同作战。除甲士以外，每辆战车还要配备“三伍”（十五名）徒兵。殷墟宗庙遗址北组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名陪葬人员，应该就是战车一辆所配备的徒兵。

五、刑法制度

早在商代初期，成汤就为王朝制定了刑法。《左传·昭公五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就应该是商汤制定的一部法典。一直到战国时期，荀况还提出过“刑名从商”的主张，可见商代法律在先秦时期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商代法律的内容，由于材料缺乏，现在已经很难描述得清楚。不过根据古代文献可知商代法律较之夏代要复杂得多。例如，商的法律仅各种罪名就有三百多条。《吕氏春秋·行孝》“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另外，残酷是商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这一点通过殷墟的发掘与卜辞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有一片卜辞就曾记载要对100人实行刖刑。从甲骨文来看，像砍头、锯腿、黥面、割鼻以及宫刑、醢、炮烙等等，在商代都已经出现。殷墟王陵的祭祀坑和殉葬坑中，往往都埋有大量身首异处的人骨架。这些人当然不一定都是犯罪的人，但是我们据此也可以对商代刑法的残酷特点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商代也设置了关押犯人的监狱。商纣王曾经把周文王拘押在“羑里”，即商朝的监狱所在地。

六、贡赋制度

贡赋制度是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最终实现。关于商代的贡赋制度，战国时期的孟子曾经有过非常简略的说法：“殷人七十而助，„„助，籍也。”（《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商代主要采取借民力进行耕作，从而榨取劳动产品的赋税方式。不过，根据甲骨文的记载，知道商王朝对待王畿和畿外这两个不同的对象，采取的是不同的贡赋制度。

内服地区百姓所需承担的贡赋责任主要是为王室耕作田地。外服的百姓则主要是向商王提供实物赋税。这些实物贡赋种类十分复杂。其中主要有牲畜、矿石、卜甲、卜骨等，此外还包括贡纳具有一定特殊技能的人员、战俘和各地所处的特产、宝物等。

第三节 商代的社会生活

一、经济生活：

1、农业：

商代的社会生产仍然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有斧、铲、钁、锸、耒、耜、镰、铚、刀、臼、杵等，质地仍以石、骨、蚌器为主。用于垦殖的工具主要有：石、骨、蚌铲和石斧，其中扁平石铲发现最多。用于收割的工具主要有石镰、蚌镰，其中石镰发现最多。木制农具虽然在商代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但在殷墟的许多窖穴的壁上发现清晰的双齿木耒的痕迹，由此可见木制农具必然会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青铜工具在商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得很少，主要是因为青铜珍贵而稀少，不可能被普通百姓用于制作劳动工具。只有到铁制工具出现并普遍使用之后，木石工具才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生产工具没有取得重大的改进，因此商代的农业生产，采取的仍然是集体耕作的形式。在殷墟的第三次发掘中，一个坑内集中出土了1000多把石刀，在第七次发掘中，一个坑内又集中了440多件石镰和78件蚌器。农业劳动工具的集中出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肯定是集中组织的。卜辞中常见商王大令众人劦田的记载，劦田的劦字，正像三人协力共同耕作。这与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现象是十分一致的。

农业工具与耕作形式，较之夏代都没有质的飞跃。其农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经验的长期积累之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甲骨文的田字有很多种写法，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形态，其中的界画就是疆界和沟洫。

考古发掘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储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挖在地面以下，最深者可达8、9米，一些窖穴的底部及壁上还用草拌泥涂抹，修建得十分讲究。甲骨文中还有“廪”字，很像露天的谷堆形。卜辞中还有商王派人检查仓廪的内容，这一方面说明了粮食的储藏在商代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在揭露纣王暴行的同时，也反映出商代中晚期以后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显然应该归功于商代农业技术的普遍提高。

农作物的种类很多，后世所说的“五谷”在商代都已经出现。其中，黍（有粘性）、稷（小米，无粘性）是最常见的作物。此外，菽、麦、麻、稻的种植也比较普遍。

农业在商代的社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体现在商王对农业收成极其重视，卜辞中贞问农业收成的条目很多。

2、畜牧与田猎

商人是有着悠久畜牧传统的民族，中原一带最早利用牛马为人类提供动力的就是商民族。当时饲养的牲畜，可谓是六畜俱全，包括牛、羊、马、犬、豕、鸡等，甚至还有象。卜辞中有“省象”的记载，就是前去检查所饲养的象群。显然，商代的中原地区要比现在温暖湿润的多。

从卜辞提供的相关数字来看，商代畜牧业的产出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作祭祀的牺牲。用牲的数量，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四五百头，其中最多的一次是“千牛”。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牛、羊、豕的骸骨，这与卜辞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显然，没有畜牧业的巨大发展，如此规模的用牲是无法承受的。除了祭祀之外，更多的家畜是供给人们食用或者使用，就卜辞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马和象是商人平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两种大型家畜。马的用途主要是提供动力，主要是驾车。象的用途除了提供动力之外，一个重要的使用价值就是参与征伐。卜辞中有关于是否让象跟随军队前往征伐的记载。这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商人服象，纣虐于东夷”的说法相当吻合。

渔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出土渔猎工具。商王经常外出围猎，一次就能捕获数百只鹿，一次猎获的禽鸟最高竟达348只。

田猎除了游乐的性质外，从每一次所捕获的动物数量来看，也具有补充王室收入的成分。更重要的是，田猎活动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军事训练方式。卜辞对于狩猎记载十分详细。商王在出发前，一般都要进行占问。占问的内容十分复杂，包括准备前往的地区，参加的人员、田猎的方式和手段、狩猎的对象等等。显然，田猎是由准备并且按计划进行的，如此精心的准备和安排，当然不是仅仅用“游乐”二字就能正确阐明其全部意义的。

3、手工业

生产部门种类很多，青铜制造、陶瓷烧制、玉器及骨器加工、纺织、酿酒、竹木漆器制作、车辆制造以及皮革加工等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使人们日常生活展示出更加丰富

多彩的面貌。

青铜制造业最能代表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种类繁多，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其中礼器所占比例最大，种类也最多。所谓礼器就是贵族在进行祭祀、燕享、朝会及盟誓等各种礼仪过程中所使用的器物，也可以称之为彝器。由于礼仪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青铜被大量用于制作礼器。总计商代的青铜礼器，有用于烹煮的鼎、鬲、甗，有用于盛储的簋、豆、盘、盂，有用于行乐的铜铙，其中酒器最多，有爵、觚、觯、斝、角、尊、卣、盉、觥、罍、壶等，反映出饮酒在商代礼制生活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它青铜制品还有兵器如戈、矛、剑、戟、斧、钺、箭镞，工具有锛、锥、钻、凿、刀、削等等，以手工工具居多，农具较少。总之青铜制品已经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铜器的表面一般都铸有瑰丽多彩的花纹。前期是粗疏的动物纹、几何纹和无底纹，后期纹饰日渐繁缛，主要有饕餮纹、夔龙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其中云雷纹是最常见的底纹，底纹之上铸刻其它各种主题纹饰。还有一些青铜器在主题纹饰之上再加上一些修饰的花纹，这样，仅一件青铜期上就堆饰三层花纹，十分精美。

前期铜器基本看不到任何铭文，晚期康丁之前出现了字数很少的铭文和一些标明器主族氏的各类符号。铜器以方形为主。武乙以后，开始出现字数较多的铭文，最多有40余字者，形制也发生了变化，圆鼎较多，鼎足也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

商代青铜铸造业的产业规模是空前的。郑州商城的一处铸铜遗址，面积就超过了1000平方米。晚商时期殷墟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址，总面积更是达到了10000平方米以上，其中出土了三四千块铸铜用的陶范以及大量的铜炉残块、木炭及矿渣等。如果再加上殷墟发现的其他铸铜遗址，则商代晚期王都一带的铸造业，其规模之大是十分罕见的的。司母戊大方鼎据专家估计完成从制模、翻范、浇铸到后期修饰全过程，再加上运输、管理人员，总计需要300人以上。显然，没有青铜铸造业规模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制造出如此庞大的巨型青铜器的。

铸造工艺相当完备，每一件青铜器都要经过一系列工序。小的器物一次就可以浇铸成功，大的器物则要先行铸造各个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此外，青铜合金的比例也日趋合理。如司母戊大方鼎其合金比例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与我国文献《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青铜制品比例正相符合。“六分其金（铜），而锡居其一。”用这一比例铸造的青铜礼器或乐器，都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

制作工艺体现在丰富复杂的造型和纹饰上。有的庄重古朴，有的瑰丽奇特，有的能显示出厚重雄浑的王者气度，有的能反映出作器者所具有的机智敏锐的艺术才能，商代的青铜器精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司母戊大方鼎和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前者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重875公斤。后者在尊的方肩的四角，附着四只向外半伸的羊身，羊角卷曲，生动逼真，器身四壁用蟠龙装饰，双角龙头正好点缀在两只羊头中间，布局新颖奇特。整个器身的雕镂精美绝伦，充分展示了当代青铜器制作的高超技艺。

从地域上看，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经十分普及。北起辽宁东部，南至长江流域，西起陕甘，东到江浙，考古工作者都发现了商代的青铜器，除极个别之外都是本地制造的。

制陶业在商代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郑州早商遗址的一处制陶作坊，在总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发现了14座陶窑。陶质以灰陶、黑陶、红陶为主。而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的则是晚期生产的一种白陶。以高岭土为陶坯，经过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洁白细腻，镂刻精美、造型秀丽，叩之有声，是非常罕见的陶器精品。其制作工艺要比一般陶器复杂的多。原始瓷器残片也被发现，都是用高岭土制作，表层涂有青釉，经过高温烧制，吸水性很低，成分已经和后世的瓷器比较接近。

玉器、骨角器的加工在商代的手工业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妇好墓中发现随葬的玉器近600件，还有多达200余件的骨器、角器与牙器等。玉器大多是精美的工艺品，有用于佩戴的璜、璧、玦、圭、璋等；有用于仪仗的玉石兵器如斧、钺、刀、戈、矛等；有的则制作成礼乐器如簋、豆、盘、尊、磬。此外，商代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玉人、玉象、玉虎、玉兔、玉龟、玉蝉、玉铲等手工艺品，制作都十分精美。骨器除了使用动物骨骼之外，人骨也是重要的骨器原料。郑州商城北发现的骨器作坊中，一半的原料是人的肢骨和肋骨，再其附近还发现了上百个人的头盖骨，上面有很清晰的锯痕，显然是用来加工骨制器皿的。

商代的纺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丝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实物尚未发现，但是在不少商代的遗迹中都发现了形态逼真的玉蚕。丝织品价格昂贵，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身上穿的还主要是麻纺织品。有实物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北藁城台西村守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麻织品，经过鉴定，都是平纹组织，在1平方厘米的麻布上，经线14根到22根不等，纬线则从6根到10根不等。从技术上来看，已经和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大麻布非常接近。

酿酒业非常兴盛。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用于酿酒的酵母。大量酒器的出土说明当时酿酒业具有很大的规模。文献中记载商纣王好酒淫乐，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周初君臣总结商亡教训，以商人酗酒为戒等等，都具体反映商代酿酒业的发达。

商代的手工业生产全部具有官营的性质，所生产的产品都直接提供给商王、贵族及各级官僚和官府机构使用，国家对手工业工人实行集中管理。卜辞中的“多工”、“宗工”、“百宗工”等，都是负责管理手工业的官员。这样就形成了不少世代相传的掌握了某一门手工业技艺的手工业工人的世家。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就有不少手工业者世家被封赏给畿外诸侯。《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的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其中的索氏是纸绳世家，长勺氏、尾勺氏是制造酒器的世家，陶氏是制陶世家，施氏是制旗世家，繁氏是制做马缨的世家，锜氏是制作锉刀或制釜的世家，樊氏是制作篱笆的世家，终葵氏是制锥的世家。在商代，他们显然都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手工业工人家族。这些身份受到严格控制的手工业工人，不能完全以奴隶视之。

4、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商代的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商人很早就形成了从事贸易活动的传统。例如，商人的先公王亥就曾赶着牛羊到其他部族去从事贸易。商王朝灭亡后，上的一部分遗民仍然还是“肇牵车牛远服贾”，即驾着牛车，长途跋涉，从事贸易活动。显然，经商是这个民族的传统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今人成货物交易为商业，称这些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为商人，就是来源于这些善于从事贸易活动的商族。

关于商王朝统治时期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现在没有什么十分确实的资料可资说明。不过，在已经挖掘的商代遗址中，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都发现了大量的来自远方的物品，如产于东海、南海乃至印度洋的海贝、鲸鱼骨、海蚌、海龟，以及来自于新疆地区的玉石等等。这些宝物，可能绝大多数是通过进贡及掳掠的方式获得的，但是也不能排除通过贸易的手段交换而来的可能。

商代，贝成为一种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贝在我国最早是作为一种比较贵重的装饰品来使用的。从考古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贝，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贝。不过由于在这些遗址中贝的出土都很少，因此，还不能断定这些贝是否已经作为货币在使用了。商代考古中的贝的发掘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是贝的随葬十分普遍。从时间上看，无论是商代早期还是晚期，贝都是最为常见的殉葬物品。从人群上看，则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流行随葬贝。例如，殷墟的一座平民墓葬中，虽然只殉葬了五件陶器、两件小型的铜器和一枚玉饰，但却发现了350枚贝。甚至是在个别的奴隶乱葬坑中也发现了一两枚殉葬的贝。二是贝的随葬数量非常巨大。最早如郑州白家庄的一座墓葬中，就曾发现了随葬460多枚贝的现象。而在殷墟妇好墓中，则更是一共出土了6000多枚贝。三是出现了贝的仿制品，如石贝、铜贝、玉贝、骨贝等，显然，如果商代的贝仅仅只是贵重的装饰品的话，上述现象是很难解释得清楚的。

另外，商人死后殉葬贝，大多是放在死者的口中、手中、足旁和胸口。这与后代将铜钱放在死者口中及手中的现象也十分相似。

作为货币的贝，其单位是朋。一朋是十贝，共两系，每系五贝。由于贝已经成为了财富的一种象征，因此到了商代晚期，就出现了商王经常将贝赏赐给他人的现象。如《戍嗣子鼎》记载：“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

由于材料缺乏，关于商业、货币等经济现象在商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地位，现在还很难确定。但是，根据前文所述，商代的手工业本来就是一种主要供给商王、贵族及官僚的官营手工业，它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很少。而一般的普通百姓，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下，剩余产品也不会很多。因此，通过商品流通获得生产、生活所需品，不可能成为商人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方式。另外从商代墓葬的情况看，青铜器、玉器等各种宝物重器，才是商代贵族显示自己地位及财富的主要对象。因此，虽然贝已经成为了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准——货币而存在，但它在商人的经济观念中，还不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商代晚期的商王赏赐给臣下的贝的数量都非常少，这显然是在说明贝不会是当时体现财富的主要方式。

二、文化生活

1、文字

商代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文字，并且出现了成形的文献记载。《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商代的文字，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和刻在玉、石等材料上的铭文等多种形态。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当然还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种刻在龟甲及兽骨上的占卜文字，它的发展，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末在河南安阳一带，农民们经常在耕作土地的时候发现一些甲骨片。人们认为这是中药“龙

骨”，可以治疗刀伤而卖给了中药铺。后来一些带有文字的甲骨片被人认出是属于古代的东西，古董商开始收购。不过直到此时，甲骨文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发现，影响也不大。主要还是作为一般的古董在市面上流通。甲骨文被发现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与清朝的一个官僚王懿荣十分不开的。王懿荣是一个金石学家，能够鉴别古物的真伪，并能辩别古物上的文字。1899年，王懿荣见到“龙骨”上的刻画，认出是已经失传的古代文字，便按字论价，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开始收购甲骨片。这极大地扩大了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学者们一般将这一年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年代。1903年王的好友刘鹗（字铁云）出版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一共拓印了1000多片甲骨，并第一个提出这些刻画在甲骨片上的文字是“殷人的刀笔文字”，是占卦的“卦辞”。1904年，大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中所著录的甲骨文字，写成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

1928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数十次科学发掘，到目前为止，商代甲骨出土总计约在15万片以上，共有单字5000字左右，其中已经被学者考释出来的单字在1000字以上，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文字结构上看，甲骨文的造字方法主要还是象形。不过，甲骨文的象形字已经摆脱了简单摹画的低级阶段。经过长期的概括，它的象形字已经简化并趋于定型，而且能通过突出事物自身的某些特征来达到表现它们的目的。例如对牛、羊等四足二角一尾的家畜，甲骨文的象形字就通过展示它们在犄角上的特征来予以区别。对于比较抽象的概念则通过会意或指事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甲骨文用一个“日”和一个“月”合在一起来表示“明”，这就是会意方法的使用；用上短下长的二横来表示“上”，用下短上长的二横来表示“下”，就是使用了指事的造字方法。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一个形声字主要包括两个符号，一个是表示字义的形符，一个是用于表示字音的声符。例如，“盂”字的上半部“于”，表示这个字所发的音，下半部的“皿”，表示这个字所代表的义。又如“祀”，左半部的“示”表示义，右半部的“巳”表示音。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的产物。在现代汉语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发现说明了汉字在商代之前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金文和陶文。殷墟的遗址中曾发现墨书和朱书的文字，写在陶器和玉器之上，从文字所展现的锋芒看，这些文字的书写工具应该是毛笔，甲骨文中的“聿”字正像手握笔之形。显然，我国使用毛笔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

当然，商代的文字毕竟是属于汉字的早期发展形态，例如钩子方法主要是象形和会意，而作为汉字高级发展阶段的形声字还不到甲骨文字的五分之一，同成熟的汉字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2、历法

商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历法。商代的历法是一种用干支记日，太阴记月，太阳记年，用闰月来调整季节的阴阳合历。商代历法中一年的长度约在360——370年之间，由于当时还处在观象授时阶段，因此还不能准确地测算出一个太阳年的实际日数是365天，商代的年，早期主要称作“岁”，也有称作“年”的，但是比较少见。晚期主要称作“祀”。岁及年这两个时间概念都来源于庄稼的生长周期，而祀则来源

于商王对于先王和先妣轮番祭祀一周的时间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相近。

从甲骨文来看，商人将一年只分为春秋两季。农业经济中，春种与秋收时最重要的两个生产活动，因此，人们对于这两个季节自然就会更加重视。

商代的历月是以月象为准的太阴历。商人的历法中，月已经分成了大月和小月两种，但大月和小月的具体天数并不确定。其中大月有30天的也有31天以上的；小月则有29天的，也有少于29天的，甚至有25天的。一年中的12个月，也不完全是大小月相间，卜辞中见到有3个大月相连或3个小月相连的现象。为了弥缝太阴历与太阳历之间的差异，商人采取了置闰的办法，在某一年内增加一个闰月，间或还有一年置两闰的现象。早期一般年终置闰，所闰的月叫13月或14月，晚期则在年中置闰。这种通过增加闰月来调和阴历与阳历之间差异的做法，在我国传统的历法中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着。

商代记日主要采用干支记日法。所谓干支记日就是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干支记日单位，循环使用。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记有干支日的甲骨非常之多，还有一些甲骨上则刻着专门查检日期的“干支表”。

商代天文历法的进步，离不开当时数学的发展。从卜辞中可以看到，商人已经懂得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十、百、千、万在甲骨文中都各有专名，3、宗教

商代是一个十分迷信的时代，巫术、祈禳、占卜和祭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内容。《礼记·表记》在评述商代的思想特点时就指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甚，先鬼而后礼。”这一点在卜辞中有充分的反映。其中，占卜和祭祀是商代最为常见的两种早期宗教行为。

商王无论事情大小都要进行占卜，向鬼神询问。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包括祭祀、收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猎、疾病以至于生育等等。几乎是无事不卜，占卜行为可以说是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商代甲骨占卜的过程，可以分为整治甲骨、占卜、刻辞及存储四个阶段。

4、艺术

第四篇：中国梦,勇担当

梦想在长城脚下放飞，梦想在故宫里生根，梦想在黄河里畅游，梦想在和平鸽上展翅翱翔。记得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我从未怀疑，奋斗就会成功，但即使没有成功我也想去慢慢地享受奋斗的过程，去慢慢的品味奋斗过程中的苦辣酸碳，去总结奋斗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我的中国梦”，这五个大字让人们想到很多，和“梦”联系在一起不再空洞，和“我”联系起来不再抽象。这里的中国梦不是一串漂亮的数据，也不是小学生作文上的“我的理想”，更不是字帖上的几个笔画，他是伟大的、神圣的，它来自中国人自强不息的信念，是中华民族创造美化家园的重要条件。“国”要为每个社会分子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奉献提供价值和引导。我们会因“国”而共同担当风雨，我们会共同开创一个充满缤纷繁盛的世界。相互守望，为这个社会、国家注入更多自信、温暖和希望。我们不会畏惧，因为我们有一个梦，有一个守护国家的梦，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中国魂。物质逐渐丰足，国力逐渐强盛，这一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走完，“中国梦”少了些沉重、多了些自由和开放，他们闪现着新一代的光辉，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青少年身上的金色光芒，而这种光芒正向人们指向新一代的希望。我还记得我以前学过一篇课文，文章是介绍袁隆平爷爷的，文章介绍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成功，他只是一个农民，只是培育了一些农作物，确成为了全球人民都需要感谢的英雄，他的理想很普通，就是想让当时贫困的人们能吃上饭，但这样一个普通的理想却创造了奇迹，这个理想很普通，但不一样也是梦想吗？由此可见，梦想也不一定那么自我、那么新颖、那么物质，创造财富是梦想，用手中的财富来回馈全世界、影响全世界也是梦想，也许现在我的梦中还存有一丝迷茫。也许我的中国梦还有太多需要完善和提升的地方，但我相信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都应该获得被平等放飞的机会。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走遍天下的流浪诗人，我要把长城的壮阔、故宫的震撼、长江的汹涌和科技的发达作为我的诗篇，奉献给中国、奉献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中国梦，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仰望星空，星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照亮了充沛的人生，也照亮了灿烂的中国。

我的中国梦

很多人认为不能实现的梦想都是口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有时候梦想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否实现，而在于追逐的过程。我的中国梦建立在我们日益繁荣发展的文化之上，以祖国的强大为依托，为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一个新时代学生，我为我的中国梦自豪，为我们的祖国骄傲。当梦想照进现实，身处一个能让年轻人实现自我理想的时代，我很幸福！中国梦是全中国人民的梦！我们的民族曾经历尽苦难，但那与汉武帝、唐太宗时代的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民族复兴梦召唤着我们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仰，又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我们就一定能够拥抱美丽的中国梦！梦想成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一个个梦想成为现实，圆了民族独立梦，圆了百年奥运梦，圆了航天航海梦，也圆了房子、汽车、上学、养老的百姓梦。世界还将见证，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梦将在我们手中梦想成真！

实现中国梦，我愿胸怀理想、满怀激情、勇于担当、勇于创造贡献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青春实现我们的梦想！

第五篇：中国智慧 中国担当 中国力量（本站推荐）

中国智慧 中国担当 中国力量

——习近平主席G20杭州峰会系列讲话解读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年09月12日 02 版）

编者的话

2016年的金色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出席B20工商界峰会和G20首脑峰会并分别作了主旨演讲和开幕致辞。

习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个主题，突出在“新”字上谋篇布局，针对激发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新引擎、构建平等包容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极富建设性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路径和新目标，给出了复苏当前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充分凝聚了中国智慧、传递了中国信心，展现了中国担当和中国力量。

中国方案也成为本届G20首脑峰会最值得掂量的丰硕成果。为帮助大家深刻领悟习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思想者》副刊特邀几位学者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