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结课短论文：李鸿章评价

第一篇：近代史结课短论文：李鸿章评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论文 水浅舟大，无力回天——谈李鸿章

摘要

李鸿章一生跌宕起伏，后世毁誉参半，身处清廷晚期时代的动荡之中，身不由己卷入了这个混乱的漩涡。这位晚清第一外交家，历史书上的“卖国贼”一生试图挽大厦之将倾，然而不过螳臂当车，徒劳无功。他绝不可耻，又并非圣人。本文试图从李鸿章的传记和外媒记载中分析李鸿章的功过，和他的无奈。

一、李鸿章其人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第一句话，就给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解。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李文安，与他“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疑有立，岂忧贫哉！”的堪称封建式贤妻良母的夫人李氏育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其中排行第二的就是李鸿章。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这偏消”！从太平军起义，李鸿章前去平反开始，他的一生就注定跌宕起伏。

二、悲剧外交家

1870年，此时发生了一件决定曾李二人命运的大事，即天津教案。这是一场平民攻击法国教会的事件，清廷本认命曾国藩处理此事，曾国藩审时度势，认为应当按律处死相关责任人，然而清廷和民众均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行为，朝野上下甚至一度要求与法国一战。由于曾国藩和法国人的协议与朝廷和民众的期望差距太大，曾国藩甚至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朝廷随即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而当年的法国正忙于与普鲁士的普法战争，无暇顾及远东事物，因此李鸿章说啥法国人就当是啥了。此事对清朝的最大影响是，让朝廷和百姓都以为李鸿章有外交之才，可能李鸿章本人也信以为真了。至于为李鸿章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也是最多骂声的，就是他外交家的身份。

世人常常骂李鸿章卖国贼，然而在马关条约面前，李鸿章又能做什么呢？ “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侩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鸿章晚年可谓可怜可叹，他一次次被清廷用完就扔，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被万众唾骂，又一次次被清廷临时启用救场。李鸿章明知自己螳臂当车，却依然尽自己所能，用外交手段试图在虎视眈眈的帝国之间周旋，为自己的国家——腐朽、濒临灭亡的国家——呕心沥血争取哪怕一点点的喘息之机。他难道不知道清廷已然走向末路？

三、答美记者问

离开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后，大清帝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美国记者对李鸿章提出了许多中国的问题，而李鸿章的回答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情客观的认识，和隐隐的无奈。

节选其中三个问答：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在问答之中显示出了他对中国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新闻自由、引用外资等问题的超前认识，这说明了什么？

四、评价

日本人评价李鸿章，“如同日本幕末维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国家变革的阵痛中，一身痛感苦恼之人。他波折万丈的人生，犹如近代中国的动荡起伏。李鸿章保持了 25 年最高实力的地位，是他支撑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诸外国对李鸿章的信赖远远超过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能之士，大清国早已被列强蚕食殆尽。”

不仅仅是李鸿章，晚清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然而清朝依旧像腐朽的大楼，谁又能挽大厦之将倾？

这其中的无奈和辛酸，岂为外人道哉？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他在传记里批评李鸿章不识政治本原，不知国民大体，不懂得当时的世界大局。

可是李公一生为国为满皆尽心尽力，马关条约之时与伊藤博文角力讨价如百姓与小贩一般，直至遇刺面部中弹方得小利，不可谓不义。辛丑条约，已淡出满清政治中心的李鸿章以七十八高龄受命从广东赴京谈判不可谓不忠，唯有在平发之战中杀太平天国降军乃其一生污点。李鸿章最大的可悲恐怕就是生不逢时，并且站错了队伍。对于清廷而言，李鸿章再强大不过让它苟延残喘，尚且不如干脆毁灭重生。就这一点来看，李鸿章的坚持毫无意义，一生的挣扎不过是罐子里的蛐蛐在与罐子斗，又何尝斗得过呢？

我们看李鸿章，觉得他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然而任谁到他的境地里去，又能做出多好的抉择呢？“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他不是卖国贼，也不是圣人；他眼光有局限，能力有边缘，没能完全看透政治，也没完全看透时代；他是外国记者口中的“东方俾斯麦”，也是梁启超笔下的“不学无术”。

也只能用那一句话来概括他了。“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叹只叹，水浅舟大，无力回天。

第二篇：李鸿章评传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结课作业

<<李鸿章评传>>读书笔记

一、人才难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李鸿章用人观点与曹操相似，以才为先，以德为次，乱世之中的用人之道大概都是如此吧。李鸿章用私人是比较多的，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不用私人的话，工作是很难展开，单枪匹马是很难与政敌（主要是顽固派）斗争的。用私人过多的话，使人感到自己器量狭小，规模不大了。但是李鸿章是大臣，而不是最高统治者，较多用私人也就不为过。或许蒋介石如果不重用黄埔系，早就被其他军阀吞并了吧。

曾国藩死后有李鸿章，李鸿章死后却无自己的继承人。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时代已经没有为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了，此天意也。二是因为李鸿章自己缺乏培养人才之道吧，没有找到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才在自己圈子里。左宗棠也是没有事业继承人，慷慨之士难以养人吧，有志节之士不乐为所用，人才的出现在人格上要互补才好。当然，人才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真是可遇不可求。诸葛亮到蜀地后，人才凋零，后继乏人，一生事业没有结果，痛哉！

李鸿章毕竟是汉人，满汉之间藩篱在晚清行政上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日本可以君主立宪，而大清却不行，天皇在名义上大概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载沣摄政时，想通过设立皇族内阁收回大权，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死后十年，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大清朝灭亡。自从湘

军镇压天平天国以后，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事实汉族权力团体，这样的权力团体又不断了立新功，国家已经离不开这些人才，如果要全部收回这些人的权力，谈何容易。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大清朝的，当然开除袁世凯的时候又何尝怜悯过他，若不是张之洞及时劝谏下，袁世凯或许早已人头落地，但是大清朝也必然提前灭亡也。不使用人才的话，则不可能成大事，人才使用不当的话，又可能自掘坟墓也。何进把董卓当人才而引进，悲也。我们国家目前在行政人才培养、转移与奖惩上的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培养人才要有长远的眼光，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党的人才。如果上升到对全民族或对中国历史负责的高度，中共应该改变自己的人才观念。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东西较多，这里我就暂不展开讨论了。

二、论事易，做事难，成事更难

“临时方知一死难”。死有时候是极其容易之事，死了可以一了百了，活着就有千斤的重担等着李鸿章去挑。挑不好则生灵涂炭，一世英名尽毁，家人的幸福也可能随之遭殃，跟随自己的部下也可能受到牵连。挑的好也是暂时的，因为值国家多事之秋，时时身处一线的救火队员，总有自己救不了的火。曾国藩打下天京后也想歇肩的，他担心功高震主，可是朝廷就算是心里一百个愿意，在行动上也绝不可能允许他归田园也。李鸿章生处乱世，一生至死不言退，真难得也。垂垂老翁，尚有有欲望也。当代又到哪里去寻找李鸿章那样的大才去救我中华呢。战难，和更不易。如果把中国的可用之

兵都用上，即使能赢得战争的一时胜利，那么国家元气伤了，很有可能就会亡国。战争一旦爆发，何时可以收场，以何结局收场，都应该在战争打响前仔细思量也。兵端绝不可自我开，其实现在中国在南海、钓鱼岛等主权问题上也是这样的策略，和为上而已。

李鸿章身处湘系、满清权贵、慈禧太后与清流派之间挣扎，能够为中国做点事情真是太难了啊。如果是一般人处他的这种境遇的话，恐怕早就退役了。以李鸿章之才做一因循之官，享尽荣华，大概是毫不费力的吧。

三、制度改革的方向、力度与速度

清政府若不是外敌入侵的话，大概还会苟延残喘很多年的。但是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允许晚清政府从容改革了。李鸿章在晚年游历外国后，才深刻认识到改革制度的重要性，但历史已经不给他施展拳脚的机会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大都是股份制，官督商办,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家养鸡养鸭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十年前，我们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够搞市场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才逐渐建立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取得经济改革的基本胜利。治国不以一道，只要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社会与人民大众则实行之而已。

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也许大清就亡于天平军了，亡于天平天国则中国更落后也。回过头来看，1949年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未必是大陆人民之福也。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听台湾人民整天嚷着苦大仇深，受剥削奴役，要解放军出马去解放他们也。建

国已六十余年了，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确实走了不少弯路，目前无法论证这些弯路哪些是必须走，哪些是不必走。虽然不断的强调改革，但是我们国家的许多制度还远远没有完善，不知道何时能够完善，何时能够让所有人在制度上享受国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人民仍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难跋涉，摸着石头，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过河。河浅时，摸着石头能过河；水深浪急时，希望中国这艘大船，千万莫蹈晚清之覆辙也。

弱者求存，强者求霸。大清朝是亡与自己所训练的新军，而不是被西方列强所灭。在大清朝的动荡中，也产生了一位备受争议的重要的人物——李鸿章。

续：在政治，我们不难知道，三权分立是科学，而不是伪科学。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不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样，三权分立也不应该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能够使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使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具体化、生动化。如果人民的代表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的选举权力影响范围仅仅在乡镇以下，这种情况下，人民很难做到当家作主。以前老百姓是一心种田和生产，镇村级以上的事与他们利益不大，在老百姓眼里都属于国家级大事，一般老百姓兴趣是不大的。但是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了，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早已经不局限在自己的乡镇了。就拿中国大概2.6亿流动人口来说，这些人当中很多人的生产与生活与户口所在地联系不大，那么应该如何保证这些人的政治权利，如果让流动人口得到自己的合法权利与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待与改革者熟思之也。世界近代历史和各国政治发展现实告诉我们，三权分立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人民民主。历史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三权分立，那种认为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观点是错误的，必将被历史抛弃的。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享受到民主的益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形势与任务。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评价李鸿章 2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评价李鸿章

梁启超如何评价李鸿章：在诸葛亮之下 郭子仪之上

一提起李鸿章，更多的人会把他与“卖国贼”、“民族罪人”的字眼联系起来。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纵观李鸿章一生纵观李鸿章一生纵观李鸿章一生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可圈可点处众多可圈可点处众多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但是在皇权体制下但是在皇权体制下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没有实现其抱负没有实现其抱负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国之大器国之大器国之大器国之大器，百年不遇百年不遇百年不遇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这个观这个观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评价李鸿章

 实干爱国者

在中国封建制度中，自秦始皇立郡县制到雍正帝设军机处，中央政权最大限度的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专制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历经二千余年的发展达到顶峰后，终于走向了衰败。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终于摆脱了中世纪的枷锁，释出虎狼本性，以肆志于东方。青年李鸿章天资过人，志向高远，这可以从李鸿章20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看出：“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后悔迟。壮志不消三尺剑，七彩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李鸿章：《二十自述》）

在军事上，李鸿章东征西讨，剿太平军，定捻军，以其实际行动维护着在风雨中飘摇的清廷。而在平定内乱的战争中，李鸿章更是认识到了西洋军事的厉害，极力将自己的军队西化。招揽人才，购买先进武器，雇请外国教官，学习西人军队的战争方式。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数千年来未有之时代。西方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混乱。犹如生来高贵的皇家贵胄，一夜巨变之后成立人人可贱之的贫乞儿。这样巨大的落差，让整个封建社会上层都无所适从。面对如此巨变，有人固守成规，有人崇洋媚外。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志士，明智的看到固步或媚外，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结症。对于学习西方，李鸿章从不含糊。从淮军的建立到北洋水师的建成，再到“求富求强”的洋务企业。李鸿章竭尽所能的修补着清廷这艘破败的龙船。

 弱国之相的无奈

自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开始步入他人生额高峰期。1865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1866年，接替曾国藩成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捻；1867年，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加太子太保衔，升授协办大学士；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改授文华殿大学士。在清朝，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丞相，是内阁首辅。李鸿章荣升后曾得意地自撰楹联：“已无朝士称前辈，尚有慈亲唤小名。”可谓士当朝最年轻的要臣。然而“能者多劳”，在那个时代，李鸿章除却一身荣恩后，剩下的，就只是一个忙忙碌碌，劳心劳力，却受尽责骂的背影。

作为清廷的首辅大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义不容辞的为清廷担负起与洋人打交道的重任。外交家，在当今看来是一份光辉灿烂，万人欣羡的职业，但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李鸿章的外交方式，可从一段对话中看出，李鸿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时，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说：“与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所谓“痞子腔”就是“往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话不算话”，就是偷梁换柱，暗度陈仓。这是典型的弱国外交手段。正面交战不敌，只好虚与委蛇，以谎言对谎言，以欺骗对欺骗，已乔装好客对虚伪的友谊。其实，这样的手段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以此为基础，李鸿章斡旋于几个大国之间。虽然如此，然而“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接到手的外交任务，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注定了会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天津教案、秘鲁换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李鸿章被推上清廷这艘破败龙船的船头，直面着呼啸的狂风暴雨，默默为清廷承受着一切责骂；无论是清廷将他推向前方的信任，还是国人的谩骂唾弃，都化作利刃一刀刀割在这个渴望“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治世能臣”的人的心上。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时别人难以想象的。直至1901年，一生颠簸劳累，身心焦虑疲惫，痛苦不堪的李鸿章走到了人生的尽头。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八国签订啦《辛丑条约》，那文件上虚弱无力，辛酸悲苦的三个字，成了他的催命符。临终前，他写下了两首诗：“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道尽了辛酸苦楚，却仍不忘告诫后生为国奋进。

李鸿章的一生波澜起伏，意气风发过，没落失意过；受尽赞誉和辱骂。现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因为以李鸿章为主体的清末外交上的失败，人们毫不犹豫的将他钉在了“卖国误国”的耻辱柱上。我个人认为，这对于他也是不公平的。封建王朝已没落，受辱于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王朝的罪过不能一咕脑的推到清王朝的身上。清相较于前代任何一个王朝都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这样一个转型的悲剧社会恰巧落在它头上而已；而它的不逊色与悲剧，却又是前代历史发展所积累付与的。同理，在那个时代，对于李鸿章的失败，也不能把过错都推在他一个人头上。积重难返，失败是必然。对李鸿章来说，他只是封建王朝里，一个以忠君爱国为行为原则，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普通士大夫而已。历史机缘与巧合，把他推到了风尖浪口，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风云人物。一个时代的人，做一个时代的事。李鸿章这个封建时代的普通士大夫，怎可苛求他锐意资本主义改革，甚至叛君叛国，做个“乱世枭雄”以天下为己任？他只是个传统的士大夫罢了，他的切身利益和道德观念，都只注定他一生对这个封建王朝忠心耿耿，呕心沥血；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这就是一个弱国之相的无奈。

 总结

评价一个人物，应当结合人物时代背景、经历等对其行事目的、手段方式及影响等进行剖析；再给与人物较准确的定位。李鸿章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他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影响，也深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他行事开放，不墨守成规，却始终对新鲜事物浅尝则止，不做深入探究；走不出封建士大夫“忠君”的思想圈子。再这样一个动荡黑暗的时代里，他的悲剧是必然。正如梁启超先生所叹：“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总结一句话，作为我对李鸿章的认识：一个忠君爱国，才华出众，思想开放 的封建士大夫。仅此而已。

第四篇：近现代史论文 评价李鸿章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晚清风云人物李鸿章》

目录

摘要···················································3 关键字·················································3 正文···················································3

一、生平与仕途········································3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4

三、历史评价··········································5 参考文献···············································6

【摘要】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字】 李鸿章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正文】

一、生平与仕途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2 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

李鸿章夫人，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

李鸿章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三、历史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曾有大功于国家之举的功臣，一位那个时代的先驱，一位不齿于人的罪人”。---未明 “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

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行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其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有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参考文献

1.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3.《李文忠公全集》 4.《近现代史资料》 5.《清史稿》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

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班级：xxxxxxxxxxxxx

姓名：xxxxxxxxxxxxxx

学号：xxxxxxxxxxxxxxx

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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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探析

摘 要: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组成部分，中国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进程是迟缓的，从文化学视角、社会结构、政治学视角，历史地、动态地分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迟缓的原因。关键词：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原因;分析

如果把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开始 得并不算晚。从时间上看，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于I860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于1862年实现国家统 一，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三国都是在大体同一时期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 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所以，在时间上中国具有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或者说中国是有时间优势来赶上西方 国家的。另一方面，直到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强行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主要限于自由贸易和 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政府仍然保持一定的机能和效率。因 此，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成功是有可能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步履艰难，一再延误。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大国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 阻叠起，前路漫漫？

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给予动态的、综合 的分析。

1从文化学视角分析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制约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它不仅在历史上有过灿烂的鼎盛时期，而且有着任何 其他文明都无法比 拟的文化积累过程，其系统性和完善性以及对这种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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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印证，世界上很难 找出第二种能与之相比的文化来，在这种文化特征基础上孕育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1民族的崇古心理

任何一个在农业性文化中成长的民族，都是比较保守，比较安于现状，比较崇古的。而中华民族的 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甚。传统中国人的心态，借用雷斯曼的术语，是“传统导向”的，缺少“变的理念”或历史的进化观”由于传统中国人的这种崇古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遭到阻力。因为现代 化工作基本上需要一种创新改革即“未来时间取向”的心态与行为，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崇古心理的反 面。现代化是一种变迁，要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必须有一种“他人导向”的心态，传统的中国人难 于走出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拖延。2知识分子的不健全心态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被迫的，因此，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就有一种“不得不”的 痛苦，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之祸，而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是中国现代化的手段，“以制夷”才是 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把“洋枪船舰”看作了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必须学”但“不值得学”的，西方 文化是低于中国文化的。有了这种心理和观念就不能正面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对于汹涌而入的西 方文化，总是带着半分轻蔑与半分钦佩，任何新的西方思想和学说，都不免遭到“欲迎还拒”的待遇，这种 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自卫反抗”明明是无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不一定喜欢，但因为它 是中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维护。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很喜欢，但因为它是外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这是中国文化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塑造的心态。

由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步步落伍，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形，传统中国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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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又 发生转变，产生一种偏激的情绪反应，以为中国的文化没有价值，这一心态最后终于演变而走向反传统 主义、反民族化道路，只要是旧的、中国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反对” 一概加以“打 倒”反之对西方文化则是全面的赞成。只要是西方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吸收。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则是摹仿西方人的现代化模式，如“西化”“苏化”对本民族的文化 缺少自信。这一百多年来，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由传统的优越意识“转变为“自卑意识” 这种全面的反传统行为是无助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新陈代谢，决不是建立在虚无上的，而是对中国传统的合理的创新。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多年来之所以没 有理想的成绩，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的维护传统及基于“自卑意识”的反传统的不健全心态是 有主要关系的。

2从社会结构分析中国超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对现代化的制约性

一个社会为了能够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化发展的转变，其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必须发生向现代化的 转变。即现代产业应迅速増长，并在社会结构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农业等传统部分的生产 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应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使之与城市现代部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相适应，最终形成 制度规则一致的，均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之所以迟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及由此 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即城市产业和农业这两个 半封闭的独立发展系统，并且形成鲜明的对照，打破了鸦片战争前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结构体系。但 是，通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结构体系并未发生朝向现代化的转变。以城市现代工 业和现代交通业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经济部分及相应部分，在中国发展的十分缓慢。特别是自辛亥革命 以来，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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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及其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有过短暂的飞速发展外，更多的时间 是处于被压抑和苦苦挣扎之中，它们不但没有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且本身存在也因独裁政权、帝国 主义列强和大小军阀的压制而变得岌岌可危。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化工业仍然集中在城市，集中了 全国绝大部分先进的生产力。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广大农村，虽然实行了互助组、合作化，但基本上还 是手工工具劳作，物资装备基础薄弱，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自给半自给的消 费结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刚刚开始发育和发展，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格局尚未改观。

城市现代部分与农村传统部分在制度化规则上是根本对立的。两种建立在不同制度化规则基础上 的结构体系，在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自身行为取向、生存发展方式上均是相互冲突的。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结构过分强大，其落后性与城市现代经济在原料、市场、组织体系和组织结构上都本质 上不相容。中国农业的传统落后的社会结构，无法为现代工业的成长提供物质财富，而且由于这一结构 的过分强大，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环境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建国以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资源，在传统农业部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情 况下，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来推行工业化，并建立自给自足的工业 体系，但城市与农业二元结构对立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改观。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过于强大并始终保持 着优势，致使中国社会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和自身要求相比较，带有极为突出的落后性和发展滞后性。整 个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始终处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对立之中，因而无法集中全社会的资源 和人力资本，共同朝向现代化的发展。

从政治学视角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

3.1政治衰败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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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以高度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为其特征的政治结构。封建的专制政体在中国持续 了几千年，自19世纪以来，这种政治体制日益衰败，由此形成巨大的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现代 化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中，近代中国政治的衰败迹象，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过分的专制型集权，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种 状况到19世纪已非常明显。最典型地表现在中央政府已经不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体系以 解决国内的反叛问题了。与之相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各种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受到损害，中央和地 方政府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实际上是在萎缩。

权力的不断专制型地集中，以及过于强调权力体系中各部分间的消极牵制，必然会泯灭官员创造性 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积极性。政令懈怠，敷衍塞责之风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当时中央政权治理社会 和统治国家的权力。由于官场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现象日益广泛和严重，社会已经失去了惩恶扬 善的能力。3.2政府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的缺乏对现代化的制约性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社会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 过程，能否实现这种转变和怎样实现这种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取绝于国家政府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化之时，当时的清朝皇权政治，即没有顺应现代化的要求，支持现代 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结构进行改革，形成一致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也没有依靠国家政权的 强制控制，集中资源推动城市现代经济的不断増长。而是将维持政治统治看得高于一切，无力顾及社会 变革推动经济増长，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迟缓乃至中断。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 这种情况造成的。

国家或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社会赞同，以及相应的制度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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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规范。能否获得普遍的社会赞同，又取决于国家所保护的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制度化分配结构。近代中国的国 家政权，特别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其所保护或维持的制度化分配结构，最终丧失了普遍的社会赞同，无法合法而有效地组织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一直没有变革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模式，反而极力维持农村 原有的社会结构，封建绅士在军阀统治下，成为农村的真正统治者，广大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比以前没 有丝毫好转，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政府因这种社会政策不但与农民割断了联系，而且丧失了 农民对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蒋介石并没有积极地推动和支持城市现代经济及其相应部分的发展，而 是公开地搾取城市现代经济创造的财富，以支持独裁的政治统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的解放，国民党因而丧失了这部分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部分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剥夺和压制了大多数 社会成员的利益，自身却利用全社会的资源和国家权力为私人谋取利益，众所周知的蒋、宋、孔、陈四大 家族，借助于政府的直接参与和强制力量，控制了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国民党政府完全成为一个在中 国社会占有和谋取特殊利益的特殊社会集团，它排斥了与现代化相关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支持。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还与帝国主义在华的列强势力相结合，促使国民党政府的多数经济、政治和 社会政策趋向于为列强在华利益服务，而不是有利于本国的社会发展。这种状况不但压制了国内现代 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要求彻底民族独立，自强的历史潮流相悖。

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迈进的时候，急需一个具有充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国家，引导组织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变革，然而，国民党政府因其与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系，失去了必要的社会赞同，即失去了合理的合法性的支持。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变革，为现 代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有效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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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变革，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适应的社 会性结构体系，而只能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障碍。

参考文献

[1]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 严立贤.现代理论述评[J].社会学研宂，1988.[3] 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J].学习与探索，1991.[4] 李路路，于显洋，王奋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社会结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990.[5] 孙立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J].社会学研宂，997.8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