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篇：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李东屹

 2013-02-28 15:47:06

来源：《中国政协》(京)2012年16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李东屹，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馆员

【内容提要】 界别是人民政协组织的显著特色。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日益重视，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相关问题变得众所瞩目，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承担者，对其界别问题的讨论有必要引入协商民主理论。通过澄清协商民主实质，把握住协商民主精髓，并且与人民政协的实践相对照，协商民主理论可以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指引确切的方向，在具体实践问题上提供有益的启迪，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关 键 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界别制度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职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意义，长期以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提升。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后，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以协商民主来看待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并从这一视角推进对人民政协制度的研究。此方面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其意义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人民政协的民主性奠基于其独具特色的界别制度，因此，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深入理解人民政协的协商职能，界别制度是首要的因素、同时也是最需深刻剖析的因素。本文拟挖掘协商民主的内在涵义，尝试探讨协商民主理论能为人民政协的发展、特别是界别制度的完善，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及启示

民主政治在近现代历史上大多以选举票决的形式为代表，但与此同时，协商民主的精神始终是共存的。即便是在最典型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之下，整个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了协商、沟通、争论、妥协的细节。比如，西方国家常见的地方自治制度就相当强调，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让公民就身边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协商，最大程度地参与公共决策。所以，在选举民主占据民主政治主流的时期，民主政治也不能否定协商民主精神的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原先以选举投票为特征的民主形式遇到难以摆脱的困境，始终存在为一种选择的协商民主再次浮出水面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近现代民族国家赖以成长的民主政治模式之所以遇到困难，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相联系。从传统的民主政治模式来看，通过竞争性选举制约民选代表、以民选代表行使公共权力的做法环环相扣，一定程度上的确保障了公民政治权力的实现，但它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其弊病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越发难以回避。简言之，弊病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选举投票过程中必需的多数原则容易带来多数暴政；二是技术官僚和专家的统治排斥了公民参与；三是政治代理方式使公民对政治感到冷漠、政治极权由此产生。

对现代政治民主弊病的批判，实际上都指向传统政治模式的天然缺陷，即政治生活中公民参与的缺乏。正因为公民不能直接参与到政治决策当中，他们多半极少对公共事务作出思考和批判，不能在公共政策中充分考虑各种观点和利益、不能培养公民的集体精神和政治能力，也就不可避免民主实质的缺失，甚至走向独裁和暴政。西方学者的反思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弊病极好的证明，民主和暴政往往在一线之间，倏忽而变。关键是，在旧有的民主政治模式中，民众不清楚、不理解公共决策的问题，也缺乏相关的经验，他们在政治生活中难免沦为“民主”的傀儡，冲动而盲目。

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正集中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增进公民参与、促进民主实质，是协商民主的着眼点所在。协商民主的研究学者已经产生了繁杂的论述，究其实质而言，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点在于：

(一)尊重多元、主张主体平等。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关于多元主义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偏好和标准都是不一致的，而且其中没有哪一种特别高于另外一种，多种价值标准的聚合使得社会共识的取得很大程度上难以想象。但是在协商民主理论看来，尽管价值不可通约、甚至彼此冲突，并不表明不存在多元价值共存和冲突解决的可能性。在承认多元主义事实的前提下，协商民主倡导一种开放、理性的互动空间，它建立在对个人的尊重之上，承认多元的价值主体都是平等的，这是协商民主所倡导的公共空间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协商民主的平等之所以那么重要，乃因它是区别于一般性公共协商、并能够做得更好的关键——它致力于给予所有关于公共事业的价值观念平等的发言参与机会，为公共决策提供更为宽广的共同的善的视野，使得公共空间的争论可以充分地剖析、比较各种特殊观念，契合于多元主义的社会现实。当然，还需要注意的是，协商民主的平等，不仅仅是协商机会和资源的平等，还应当包括参与能力的平等，这不是说无视差异、认为所有人天性能力等同，而是说应当使参与协商的个体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协商民主正是为了保障这样的平等权利。

(二)合法性来源于通过协商与妥协达成的共识。协商民主在多元价值、主体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主张的主要特色，即“协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于，行使国家权力必须得到此种权力支配下的社会成员共同决策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从属于合法性的，而这合法性来自于社会共同意愿。这就凸显了协商民主之所谓“协商”的重要意义：不仅要赋予主体以平等地位，而且要强调其协商的共同行为。社会成员经历沟通、对话、交流、讨论甚至争辩的过程，使得各种意见得以充分的展现和交流，对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做出反应，深入理解各自不同的意图和动机，促进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某种程度上妥协和共识的达成，这构成了协商的整个生动的面相。

协商的过程应当处于公共决策之前，为真正的决策获得有力的共识基础。公共协商这一过程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充分的意见展现。各种不同意见得以全面纳入公共空间是非常必要的，不忽略任何少数意见，也不让任何意见成为独断，使得公共事务涉及的所有因素尽可能全面地进入公共视野，才能为公共协商的有利结果奠定基础；二是协商不可缺少理性。即是说，公共协商不是简单的交谈争论，不是毫无节制、毫无目的的对话，它应当是在理性指导下，争取恰当地理解公共意见，对公共事务作出有益判断，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参与协商的人们秉持理性原则——当然，历史和现实表明，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并非是轻易可以达成的原则，但是至少协商民主必须以此为努力前行的方向；三是协商所需的必要妥协。实际上，参与政治生活就等于面对各种必要妥协的选择，特别是在多元社会的民主政治中，特定的公共事务也许会面临多重意见和利益的竞争，如果没有妥协，协商将毫无结果：公共协商的目的就在于使得意见各方达成相互理解，并在公共利益的考量下做出妥协，所以说，共识的达成是相当依赖于各种意见的相互妥协的。妥协是协商民主之下的重要政治内容，关键在于，它不是依靠强制或者诱骗，而是依靠相互理解、沟通、说服的方式来获得同意，这也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特色和优越之处。

(三)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是对公共性的追求。虽然协商民主实质上也是公民的意见集合和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协商民主所希望的民主政治仅仅是把选举民主以选票为主的个体表达换了个场所而已，毕竟，协商民主的主张特别针对着选举民主所引起的政治冷漠和个体分离，它寄希望于借由民主政治形式的转换，在整个社会倡导和促进更丰富、深入的公共精神。协商民主主张，公共决策应当经由公共协商、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应当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协商民主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态度，它缔造了一个公共空间，为公民的亲身参与民主政治提供充分的可能，那么在这里，公民通过自己的表达、交流和妥协，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之所在，能够对这个空间赖以存在的社会共同体产生更直接更深厚的关切情感，这对于培养公民的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以及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公民社会形成和成熟都是极为关键的。

总之，协商民主的核心在于社会各种声音的平等表达、交流与讨论，在于“意见的充分交谈”。协商民主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既因为多元平等的主张保护了少数利益的表达权，也通过充分的交流讨论有力促进了现代民主政治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全面性，还实现了对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公共精神的培养及民主能力的锻炼，有助于沟通国家与社会、促成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

二、从协商民主看政协界别制度

协商民主理论虽然是西方学者针对西方民主政治困境提出的，但协商民主本身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中国的协商民主并不是从西方引进协商民主理论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是的确自有其传统。在中国，协商民主精神最为突出的典型就是人民政协。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政协界别的含义规范性不够，但政治协商制度明确指出，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由“经济社会结构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所决定的”。人民政协是由来自不同的界别的委员们组成，各个界别指向相似的身份职业特征，起到联系和代表界别范围内社会成员的作用。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从建立开始，界别制度作为中国人民政协制度的特色，其内容和实质就是与协商民主精神相契合的。

首先是人民政协的全面性包容性。从人民政协的历史上看，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经历过一些变化，但始终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各种社会成员的包容。1949年人民政协首次发挥作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后，政协界别调整为29个(时称“单位”)，此后几十年间略有增删，全国政协的界别到现在定为34个，包括各个党派、主要社会团体、十三个社会主要组成部分以及某些特邀人士，地方政协参照这一设置、界别大致相同。总体来看，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可以说容纳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协商民主公共空间的基础。此外，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还呈现出力争全面、适时调整的趋势，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较大，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变化也相对较大，数量有一定的增加。比如1993年全国政协增加“经济界”，将“港澳同胞”分为“香港同胞”和“澳门同胞”两个界别，都是出于增强包容性的考虑，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现实。虽然从长期看来，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调整未必足够及时和彻底，但至少人民政协的历史的确表达了界别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全面包容性。

从这一点来看，人民政协为代表着不同意见和利益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空间，符合协商民主对于多元平等主体的要求。至少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内，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为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公民群体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保证了参与公共决策的委员们有平等地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利，为公共协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是协商民主的一种颇富特色的创造性实践。以界别为政治协商组织根据的理由在于，相较之下，以身份、职业为特征的界别划分更有利于聚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意见，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是较好的一个，甚至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由此可见，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是构成协商民主的优良选择，它所体现出来的包容性对于创造一个公共协商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的相关政策和规范符合协商民主以协商达成共识的要求。人民政协的运行规则要求，政协委员按照界别产生、调整、取消相应资格，按照界别分组参加会议、组织讨论、开展活动，其运作是沿着一系列规则有序地进行的。在实际的政治协商中，人民政协坚持求同存异、尊重不同意见、包容各方在信仰利益和观念上的差异，力求使各种意见都能够反映到公共决策中——“求爱国和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所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符合协商民主的协商特征，各个界别的委员在人民政协所提供的空间内表达意见、沟通交流、共同协商，最终提出对公共事务的共识。

此外，人民政协议事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它的决定和报告更多地具有宣言性、协调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意见，通过公共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施行。人民政协的性质决定了它相当适合作为协商民主的公共空间；经由公共协商而形成的政协报告，体现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共识，同时也正体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意志、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明显趋向于社会公共性的培育。并且，人民政协在实际讨论过程中，一直坚持着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坚持各界别在表达各自利益和意见的同时，都要把国家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放在根本位置，要遵从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协商标准即公共理性，很明显，人民政协公共协商活动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公共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成熟度、完善中国现代政治民主的重要环节。

三、社会变迁与政协界别制度完善

从协商民主理论来看，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是其功能实现的基础，正是在界别制度之下，人民政协能够如协商民主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建立多元平等而又追求公共性的政治协商过程。同样，从已经趋于成熟的协商民主理论来进一步审视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也有助于发现政治协商不足之处，对人民政协的发展完善有所裨益。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活动是建立在以界别为基础的整体架构之上的，就此界别制度而言，首要的问题就是各个界别的设置和委员的产生。在人民政协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人民政协曾经对界别设置做出过一定调整，根据现实需要适当地增删了若干界别，但是，这种调整相对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而言仍然有相当的不足。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言，认为人民政协现有的界别设置存在代表性不足、群众性不足的问题，亟须通过一定的方法增强其社会性。例如，在讨论全国基础教育问题时，参与的却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在全国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增长到相当大、各种社会新型职业涌现的背景下，经济界这一界别划分已经不足以代表现实社会经济结构了；有的界别活动能力强，而大多数界别相当缺乏以界别为组织形式的活动。

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问题实质上是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这一环节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它涉及协商民主也无法绕过的精英政治和参与式民主的困境。问题在于，在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当中，既要考虑到数量过大的人口难以实现直接参与协商，所以必不可少地由少数人代表多数人决策，同时又要兼顾民主性，追求全面充分地反映社会意见。那么，如何确定参与政治协商的委员、如何以界别为基础进行活动就成为重要问题。

综合来看，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深究：

其一是界别制度的群众性问题。现在政协委员、特别是上层委员大多来自各界别的知名人士和精英分子，专业素养、专业成就等因素是最经常被考虑到的选择标准。其结果就是，政协委员的产生体现了明显的精英政治态势。这很自然地引起了对政治协商民主性的疑问。选择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要有所改变、就是要在公众参与性上下工夫。那么，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根本上讲，排除精英参政是不可能的，也并不可取；精英政治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也具有知识素质等方面的优势。那么，可能有所改变的就是精英参政的界定。或许，对精英这样进行描述更符合协商民主的要求：精英不仅仅指该行业较为优秀的个人，更应该是该行业中最熟悉行业情况的人、最了解本行业群体诉求的人、能从本行业立场出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的人，也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能随时从本界别立场进行民主监督的人。他不一定是本界别个人成就最突出或者影响力最大的，但肯定是熟悉本行业情况的，肯定是有能力从本界别立场出发思考公共政策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精英的含义，才能产生协商民主所需要的精英参与。总的来说，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的关键是，怎样在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里，更为有效地增强民主参与，显现民主实质。因此，人民政协的民主参与不在于委员是否都是精英，而在于这些精英是哪一种精英。现在也许暂时还难以制定明确而详尽的标准来做到这样的选择，但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些尝试是有益的，如要求委员必须有在本界别长时间的基层经验、对本界别的各类问题有深入的理解、有精力和能力代表本界别积极参与协商活动，等等。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人民政协有必要减少政协委员中行政官员的比例——对各个界别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人民政协的公共协商本身就应该是让各界别群众发出声音的活动，过大的官员比例会造成浓重的行政氛围、削弱政治协商的群众性和权威性，使协商民主的基础变得薄弱。

此外，为了增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的群众性，还可以在界别活动方面多做努力。这主要是指，人民政协可以根据界别设置安排适当规则，创设一些常规性、长期性的活动机制，使得各个界别的委员能够更有效、更深入地与群众产生联系，时刻保持对本界别群众意见和切身利益的敏感，随时更新对本界别重要问题的了解。政协委员应当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到群众中去”，甚至可以专设固定的联系机制，安排好联系计划，通过面对面交流、实地调查研究等等方式履行委员职能。人民政协也可以尽力为委员提供各种协助(而非主导)，以界别为基础帮助委员联系群众、集中舆情、提供资料、组织会议等，帮助各界别委员培养活动能力、增强各界别的认同感。使各界别的委员与他所代表的界别群体维持紧密联系，才能实现以界别为基础的民主实质，实现人民政协的群众性。

其二是政协界别制度的包容性问题。中共中央2006年下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这实质上也正是协商民主所提出的包容性问题。政协所承担的协商民主功能要求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高度的包容性，以适应正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既然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是由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所决定的，那么人民政协界别调整也应对应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社会各类成员的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特点，表明现在正是需要做出适当调整的时刻。

与我国社会现实相对比，人民政协现有的界别设置急需调整。这一点已经在很多专家学者的论述里提及，共识较为明确：

一是调整已有界别结构，通过合并、拆分、削减，对原有的结构进行调整，去其繁冗，留其精华。比如，对共青团和青联界别、科协和科技界这样在性质上近似的界别，可以考虑进行合并；而对一些界别，如成分日益复杂的经济界，无疑需要按照国有或非国有等方式进行更细地拆分，才能切实代表界别内群体；

二是注意吸收新鲜的血液进入政协体系内参与政治协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各阶层、各领域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群体的影响力产生了此消彼长，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悄然出现，代表着现实社会新的意见和利益格局；这些新的意见也应当在协商民主中占有一席之地，应当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有人提出，法律相关人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群体，应当有一个司法界作为其代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中介组织、服务业人员等都可考虑设置界别，以协调不同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其三，界别设置要为尽可能丰富的意见留下空间。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看起来足以反映各个界别的意见，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完全构成理想的协商民主。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在尽可能体现对社会各界主流意见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基础上，也应当保持对社会不同意见的充分吸收，即尽可能将各种不同的公共意见纳入公共协商之中。一些并非主流的、带争议性的意见，如果确有可取之处，也应纳入协商。比如，人民政协可以在特别邀请人士界别的产生标准中加入这样的考虑，使人民政协的协商活动更具综合性、更富活力，以增强民主讨论结果的合理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就公共决策而言，并非多数意见总是合理的，在利益、立场、视野和经验的限制下，多数意见对什么是协商民主所倡导的“公共的善”也会犯错，而如果更丰富的意见和选择能够呈现在公共协商场域内并参与讨论，对增强公共协商过程中的理性、弥补公共决策难免的不足之处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极有可能出现部分群体无法划入适当的界别、获得代表的情况，他们难免会在公共协商中失声，造成多数政治下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被忽略掉，损害政治民主实质。

当然，这种尝试难免会引起一些怀疑：过多的意见甚至非主流意见是否会导致政治协商活动的效率低下、秩序混乱？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协商民主理论来说，政治协商本身并不等同于代议制民主下的简单投票行为，协商过程强调各类公共意见的交流和讨论，一定程度上的争执甚至是现代参与式民主政治中理所当然的部分。其次，在协商民主看来，公共协商并不是散乱无章甚至对抗性的，而是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的、追寻公共利益的理性行为。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政治协商活动遵循人民政协的议事规则，坚持理性讨论及公共利益为先的原则，所谓的混乱并不可能真正出现，也不会危及协商民主本身。最后，也不必过于担心效率问题。引入各种不同意见，就是为了使公共协商过程更为充分和彻底，这种尝试有利于公共决策的合理和科学、并能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带来长远的促进作用，其结果终究是利大于弊的。

四、结语

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各种政策建言层出不穷，协商民主已然成为其中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选择。党和国家对协商民主的认可，证明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可以有更加长远的发展前景，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因此，从协商民主理论出发研究人民政协这一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承担者，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来建言献策是极有意义的。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对人民政协的界别制度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整和改进，并随时推进对界别制度的反思和交流，创设新的、有利于界别制度与协商民主相契合的规则，不仅有利于增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能力，更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发展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将从中获益。当然，协商民主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还有待于在现实工作中细化，转变为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待进一步修正。

【参考文献】

[1]韩冬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英]戴维·赫尔德著，燕继荣等译：《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谈火生：《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6]卞晋平：“对‘两种民主形式’几个问题之我见”，《人民政协报》2011年3月23日。

[7]徐理响：“协商文化：公民文化的话语转向——兼论中国式协商文化”，《求实》2011年第3期。

[8]熊必军：“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人民政协制度界别设置的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9]郑宪：“关于加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建设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0]王彝伟：“论保持参政党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的优化——关于参政党组织构成趋同现象的若干思考”，《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1]李火林：“论政协的界别民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12]高秉雄：“人民政协界别：变迁与改革”，《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13]陆亚林：“论政协界别中的特别邀请人士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4]高秉雄、张江涛：“人民政协界别设置改革：问题与对策”，《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15]严兴文：“新时期人民政协界别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6]卢瑾：“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学术探索》，2011年第2期。

[17]郭万敏：“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问题和对策”，《前沿》，2011年第19期。

第二篇：政协论文：探讨人民政协发挥界别作用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体现界别特点”作为加强政协自身建设的重点，提出“要根据界别的特点和要求开展活动，充分调动各界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认真探索发挥界别作用的方法和途径”。

一、发挥界别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民政协自成立起就注意体现自身的界别特点。

(一)发挥界别人用是人民政协实践发展的需要

政协自成立之日起，就以“界别”作为参加单位。1954年，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时，全国政协改由党派、团体、界别、特邀四个方面共29个单位组成。以后各届略有变化，至第十届共由34个界别组成。20xx年3月全国政协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在“组织总则”中第一次明确政协“设若干界别”。但对于如何设置界别，以及发挥界别作用的方式、途径和要求等问题，都没有具体规定。

(二)发挥界别作用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的优势

第一，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架构中惟一一个以界别为单位组成的政治组织。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机构，其委员由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通过协商产生，主要体现人们在利益代表和诉求上的界别区分。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的创造，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优势所在。第二，作为履行政协职能主体的政协委员，是惟一一个以界别代表的身份履行职责的政治力量。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是各个界别的代表，是本界别参与民主政治的代言人；每位政协委员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具备一定影响力和贡献的社会群体。政协委员的界别代表身份，是人民政协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平台，得以最广泛地争取、团结、影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共同奋斗于既定目标。

(三)发挥界别作用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也发展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虽然基本上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仍存在不少亟须研究和改进的地方。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更凸显了政协发挥界别作用的重要性。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其基本属性、主要职能、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二、政协发挥界别作用的现状

(一)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调整和完善界别设置

历届全国政协都对界别有所调整。从总数看，适应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界别总数不断增加。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设29个界别，七届时增至32个界别，八届以来设34个界别。从构成看，有的界别因为社会阶层的消失而取消，有的则新设。如五届一次会议时，取消“合作社”界别，增设体育界别；

六、七届政协增加了“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两个界别，体现了台湾和港澳问题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八届起增加了科协和经济界别，同时将“社会福利界”改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香港同胞界”改为“特邀香港人士界”、“澳门同胞界”改为“特邀澳门人士界”、“农林界”改为“农业界”。地方政协基本上是参照全国政协的做法。

第三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研究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研究

摘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协商民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明确了政治协商的新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势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新矛盾、新特点，针对协商民主关键环节，不断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坚定地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关键环节；协商；民主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这些论述，对推动我国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协商民主最终将成为政协工作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为更好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我们需把握好协商民主的各个关键环节，着力提高协商质量。

一、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科学认识

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实质是更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群众能更好的行使民主权利[1]。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各界别拥有参与讨论决策方案的权利，可以有效地影响决策，但并不具有决定政策的权力。通过这种协商，可以有效的把不同党派、不同团体、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等各方面人士的利益表述

和政治述求纳入有效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是参政党对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机关的监督，是人民政协及各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这种监督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科学内涵的准备把握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政治活动中作用的体现，关键在于协商效果的好坏。协商的效果取决于以下关键环节：一是协商的公共性，协商民主所涉问题都是民生大事，紧密联系群众的利益，通过协商把人民意志转化为党和政府意志，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2]；二是协商的大众性，协商是敞开大门听政，不是关起门来议事，需要多渠道听取广大百姓的意见及述求，不能仅局限于少数政治精英人士之间，不然就会失去协商民主的真正意义；三是注重协商的沟通性，协商的形式在于沟通，需要通过讨论、解释、质疑、反驳、甚至妥协来完成，不同形式的沟通是协商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增强共识的必要方式；四是协商需要达成共识性，协商是把不能确定、有争议和分歧的问题，通过不同形式的沟通交流，最终集思广益达成共识，所以共识性是协商的最终目的。

三、对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要环节的理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说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它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3]。首先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结果，践行协商民主。其次为更好地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不断的丰富协商的形式，不断的探索新的协商方法，使协商民主的视野更加宽阔、活动更加经常、方式更加灵活。现目前主要的协商形式是会议协商，但我们不应该仅局限于会议协商，可通过书面协商、网络协商，甚至现场协商，扩宽协商渠道，让委员们的“说”，变成实地现场的“看”，丰富协商的多样性，增强协商的有效性。最后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的坚持和完善，离不开制度作为保障，好的制度可以有效的促进协商结果更快的转化落实，为保证协商结果落实，必须建立党委、政府和政协三方共同跟踪督办的工作机制，安排专人进行跟踪督查。通过组织视察、调研、走访等方式进行跟踪了解，对一些重要的协商成果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再次协商，从而促进协商成果的深层次转化。

参考文献：

[1]代吉成，协商政治:多党合作与民主参与的实现途径[J]，求实，2006(5)。

[2]田晓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性质及关键环节，人民政协报，2014(2)。

[3]倪 迅，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光明日报，2014(2)。

第四篇：满意还是忠诚客户满意度研究的新视角

满意，还是忠诚？——客户满意度研究的新视角

报告出处：上海大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06-03-10

[摘要]采用KANO理论进行满意度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阐述了满意度的基本理论，回 顾了传统满意度研究的诸多局限，着重介绍了MOSTER满意度研究模型的理论起源和概念体系。文章结合一个IT行业的满意度研究实例，说明 MOSTER模型的使用与分析方法，并通过MOSTER的研究，来降低或避免传统满意度研究可能产生的误导。

[关键词]客户满意度 MOSTER KANO 边际效用指数 行动迫切性指数

[Digest]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21 century and KANO’s theory has been employed as an important method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search.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brief review of basic theorie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discussion on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odel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search.The mainbody of the article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where MOSTER developed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s in MOSTER.A case study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search in the IT industry wa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which illustrated the application of MOSTER in real business practice and revealed how MOSTER helps today’s marketers to avoid the mistakes traditio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models may make.[Key words]Consumer Satisfaction, MOSTER,KANO, Likely impact of Marginal Improvements, Index of action urgency.何为客户满意？

满意（Satisfaction）是指客户通过对一种产品/服务的实际表现（Performance）与其期望值(Expectations)相比较后，所形成的愉 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客户在购买产品/服务前，通常都会对产品/服务有所期待。这种期待可能是心中清晰的意念，也可能是潜意识中不自觉 的期望，但这种“事前期待”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产品/服务的实际表现低于期望，客户就会不满意；如果实际表现与期望相匹配，客户就会满 意；如果实际表现超过期望，客户就会高度满意或欣喜。可见客户满意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客户的需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客户基于产品/服务 的实际表现和期望的综合心理反映，将导致其在行为上的忠诚或抱怨的反应。

传统客户满意度研究的局限：

一、基于错误的一维判断法则：

传统满意度研究认为，企业在每个属性上提供的越多，客户就越满意。而事实上并非每一属性都属于线形属性（绩效属性），还存在 着必备属性和欣喜属性。这一满意度研究中的最重要理论之一，是由日本学者KANO将赫兹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引入到产品质量管理中来而形 成的。KANO将产品属性划分为三个类别：必备属性、绩效属性和欣喜属性。

必备属性是客户认为产品必须具备的属性。产品不具备该属性，则将严重影响客户满意；反之，产品具备该属性，客户满意并不因 此而提高。这种属性通常是一些无差异化的产品属性。

绩效属性是该属性表现越好，客户越满意的属性。反之，该属性表现越差，则客户越不满意。

欣喜属性是一些客户没有期望/预料到的属性，但是这些属性可以让客户满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反之，如果产品没有该属性，也不会导致客户不满意。

二、满意度与忠诚度关联不大：

满意度测度与购买行为不相关，满意度得分的提高与稳定客户的百分比不吻合。用户的满意度提高了，可是用户还是大量转向竞争对 手，忠诚度下降。

从传统的满意度研究结果，我们的确会发现客户满意度的提高并不等于客户忠诚度的提高：90年代初，美国国会曾进行了一项有关 Baldridge Award获奖公司的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在这些公司中，客户的满意度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然而维持率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个不满意的客户当然会流失，不幸的是：有时候一个觉得满意的客户假如他转换购买后不但不损失什么或许还有所得，这样他也会 流失。那么到底如何才能保持客户的忠诚呢？答案是：只有感觉到欣喜的客户才有可能是忠诚的客户。所谓欣喜，也就是产品/服务的实际表现 超过了客户的预期，它是与期望相比较的结果，而不是传统满意度研究中的8分、9分，这种状况也可以定义为完全满意。

我们知道，市场竞争越激烈，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如耐用品、商用设备、金融服务和零售等），满 意的客户和欣喜的客户在忠诚度上有着天壤之别。（参见图：竞争环境如何影响满意度-忠诚度关系）从汽车行业陡峭的曲线就可以看出，相比 基本满意的客户，完全满意（欣喜）的客户的忠诚度要高得多。即使在竞争相对较少的市场中，为客户提供非凡的价值也是让客户持久保持满 意和忠诚的唯一可靠方法。忠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正持久的忠诚，另外一种为“伪忠诚”，“伪忠诚”也就是客户看似忠诚，它们包括： 政府限制竞争的有关规定；高昂的转换成本，比如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转院成本；专有技术，客户没有替代品可以选择等。这类客户，一旦有 新的选择就会离你而去。因此，客户满意度研究应该立足于对客户欣喜状态的了解，而不是像传统满意度研究那样，单纯去关注产品/服务的实 际表现得分，只要这样，客户满意度才能真正与客户忠诚联系起来。

三、各属性相对重要性不符合客户心理：

传统满意度研究的各属性重要性多依据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统计方法的结果来判断。但是假设各属性之间高度相关，且 预期所有的属性与“总体满意度”正相关，此时那些统计结果将不再适用。此外，在属性的改进优先度上，采用的基本上都是一条简单的标准 ：在比较属性的重要性外，“满意度得分较低的，需要更早采取行动予以改进。”这一点甚至经常产生误导。如：客户对不同的两个属性进行 评价，属性1的实际表现（传统满意度研究，有时直接把该得分作为满意度得分）均值为7.2分，而属性2均值得分为7.4分，假如在重要性相等 的情况下，相比属性2，似乎属性1更应被改进。而相对严谨一点的传统满意度研究则会把产品/服务属性的实际表现和客户期望的比较结果作为 最终的满意度评价结果，我们同样能发现，属性1得分比属性2低，而属性1更应该比改进。但是，如果我们来研究总体中，到底有多少用户感到 欣喜了，此时我们就能发现，属性1让所有客户都欣喜了，而属性2只有一半客户感觉到欣喜，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从满意度研究的最终改 进行动是为了让更多的客户更加稳定和更加忠诚，那么就更应该先改进属性2。属性1 期望 实际表现 实际表现-期望 属性2 期望 实际表现 实际表现-期望

客户1 7.1 7.5 0.4 客户1 7.1 7.9 0.8 客户2 6.8 6.9 0.1 客户2 7 6.9-0.1

均值 6.95 7.2 0.25 均值 7.05 7.4 0.35

第五篇：人民政协制度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内容提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两种重要形式，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又符合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趋势，对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政协制度 中国 政治发展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宪法意义上享受管理国家的权力，主要体现的是人民主权观念。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还是相当有限的。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人民当家作主(即实质民主)强调较多，对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即程序民主)注意不够。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投票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通过表决决定法律法规和国家发展的重大事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既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又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应该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但从实践模式看，前者注重于民主的结果，后者则侧重于民主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民政协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不仅弥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安排和实践上的不足，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而且与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是侧重于程序民主的政治运作模式。

人民政协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选择，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由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决定了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因此，协商(既是价值上又是技术上)是人民政协基本的程序选择。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的政治协商机制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安排。

从具体内容看，这项制度安排又分为不同层次。一是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当然，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制度安排是肯定性规定，而不是操作层面的规定。二是中共中央文件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要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并且对协商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原则规定。三是政协章程和政协自己发布的文件、规定等，对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作了纲要性规定。四是地方各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实施意见和地方政协的有关规定，在关于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的有关表述上，与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协章程的内容差别很小。

除了上述法律、文件、章程和规定等构成我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基本制度安排外，近年来，各级政协还对与政治协商相关的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如会议制度、提案工作条例等。在实践中，尽管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这些问题，既有协商程序的技术过程设计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的，又有制度落实方面的。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政协自身的原因，又有政协之外的因素。其主要表现为：

政治协商的主体不明确。政协章程及其他有关政治协商的文件、规定中对政治协商的内

容、形式有大概的规定，但对政治协商的主体并没有直接的表述。根据政协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因此，政治协商的主体应是组成政协的不同界别，具体履职者是代表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但实际运作中，政治协商往往是代表本人的政协委员之间的协商，或者是代表政协的委员与代表政府的官员之间的协商，委员的界别角色没有凸现，委员与界别的关系不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比较模糊。尽管政协章程及其他有关政治协商的文件、规定对政治协商的内容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的边界还是比较模糊，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一定的随意性。如“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重要的地方法规草案”、“重大问题”、“重要事务”等，对其“重要”、“重大”的把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像“五年”规划这样的重大问题，相关部门未主动提交到政协充分协商的事例也存在。

政治协商的形式和程序不够规范。应该说，政协章程及有关的文件、规定中，对“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的政治协商不仅制度安排比较周密，而且实际运作程序也比较规范，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协商，其形式和程序都不够规范，实际运行的随意度较大，特别是根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进行的政治协商，还缺少安排协商活动的协商机制。

政治协商的效果缺少合理评价。政治协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对重大问题、重要内容决策的必经程序，但实际运作中，对政治协商的效果却缺少应有的评价。如对协商过程中所提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往往以现场口头回复为主，对于无法当场回复的，事后也没有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反馈。因此，如何从制度安排上保证政治协商的效果及对其作出合理评价，是推进政协政治协商的必然要求。

政治协商的制度效力有一定局限。近年来，全国政协对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人民政协对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对其政治协商的效力却存在局限性。在我国的政治架构中，严格地说，政协的章程、规定只能对政协自身发生效力，而不能对别的政治主体产生制约。政治协商往往牵涉到政府、人大和执政党，因此，政协的章程、规定对政治协商的效力自然就受到限制。当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党委转发的有关落实政协的章程、规定等的文件，大大提升了有关政治协商的制度效力，但实际运作中也会受到各级干部的“政协意识”强弱的影响。

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对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展开，制约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从当代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实践模式看，应着重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和发展：

1、明确协商政治主体在政协中的定位和作用。在人民政协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界别都是协商政治的主体，它们在政协组织中是以界别的形式出现的，要明确各界别在政协中的定位和作用，从制度安排上赋予各界别政治协商的权利和义务。要推动组成政协的各界别有效组织化。制度是行为的规则，组织是行为的主体或角色。组织是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形成的集合。有效组织则是指该组织已形成实现其目标的理性的运作机制。有效组织的博弈有利于制度的形成和贯彻实施。在政协，有效组织是政协政治活动实现制度化和制度形成实施机制的关键。但目前组成政协的各界别的组织化水平较低，总体来看大多不是有效组织。各民主党派界别和人民团体类界别虽然是组织，不过还不能称为

有效组织。非人民团体类界别是某一方面委员的集合，不是组织，界别内部没有组织联系，不能发挥组织功能。因此，当前一要推进各民主党派界别和人民团体类界别的组织化水平；二要对政协的界别设置作比较大的调整，使非人民团体类界别组织化，可以用新的社会团体如行业协会、职业团体、学术团体、公益团体、社区组织等，代替部分非人民团体类界别，这样做，既可使参加政协的各界别有效组织化，又可满足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需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2、建立确定协商内容的民主协商机制。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虽已比较规范，但对协商内容的确定却缺少规范的机制。现在会议形式的协商内容大多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其他界别很少有机会对协商什么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做既没有充分调动非中共界别主体的积极性和作用，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容易使协商变成通报会甚至工作布置会。协商内容应当通过双向甚至多向运行机制来确定，也就是在协商内容的确定上要充分体现政协的协商性特征。非中共界别主体毕竟代表和联系着多个界别的群众，而政协作为执政党与各界别之间协商议事的机构，在政治协商时，理应关注各界别群众的意愿与要求，把其中的重要问题作为确定协商内容的选择依据。

3、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形式和程序。尽管“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的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比较周密，实际运作程序比较规范，但专题议政会等形式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诸如参与协商的界别和人员、协商内容的确定、协商进行的原则和规则以及协商成果的处理及反馈等，都应当规范。尤其要关注的是，要积极探索根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进行政治协商的问题，如果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必将促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

参加政协的各界别都要模范地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政治协商的各项规定。在制度安排上，不仅要保证参加政治协商的各界别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规范的运作程序，而且要对各界别有具体的要求，避免走过场，从形式和程序上保证协商的基本质量和效果。当前可以探索非中共界别参与政治协商的基本要求和程序，使参加协商的各方最大限度地反映本界别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

4、明确政协法律地位，增强政协制度效力。目前各级政协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参与协商国家和地方重大事务，政协委员的提案，相关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必须回复。政协与人大、政府、党委一起构成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应该说，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对政协政治协商的效力存在局限性，所以其作用的发挥义会受到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应该以“人民政协法”的形式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整个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性质、地位和职能，并把“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的政治协商原则法律化，克服政治协商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增强政协的制度效力，使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具有法律保障。

5、规范委员产生机制，探索委员专职化途径。由于目前的委员产生机制不规范，造成了比例不低的协商议事能力不高的人上进入政协，影响了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为了有效发挥政协的政治协商职能，必须规范现有委员的产生机制，把既有代表性又有政治参与能力的人士推选到政协中来。可以在某些界别中进行协商确定委员与选举确定委员相结合的试点。委员通过选举产生，既可以提高委员的协商议事能力，又可以增强委员的权利义务意识。

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不仅需要政协内部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还需要有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当前，影响政协政治协商职能有效发挥的重要外部因素是政协委员都

有自己的本质工作，政协委员是非专职的。既要求委员做好本质工作，又要当好政协委员，在实践中很难统一。当本职工作与政协活动相冲突时，需要牺牲的往往是政协活动。因此，有必要探索走委员专职化的道路。此外，常委会会议的协商是政协政治协商的基本形式，搞好常委会会议的协商对政协协商政治职能的有效发挥会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