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ffg_u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定稿）

第一篇：Sfffg_u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定稿）

|_ ~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荀子·劝学》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清华百年校庆，面对师生的热情欢迎，朱镕基抱拳致谢。

核心提示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

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第二篇：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2011年05月25日 16:58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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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百年校庆，面对师生的热情欢迎，朱镕基抱拳致谢。

核心提示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清华百年校庆，面对师生的人情欢迎，朱镕基挥手向大家问好。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镕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镕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镕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镕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镕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镕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镕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朱镕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朱镕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朱镕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文中涉及朱镕基讲话均系根据录音视频整理）

第三篇：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核心提示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镕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镕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镕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朱镕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镕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镕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镕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朱镕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朱镕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朱镕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第四篇：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曝光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曝光

谈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 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清华百年校庆，面对师生的人情欢迎，朱镕基挥手向大家问好。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镕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 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镕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镕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镕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镕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 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镕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镕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朱镕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朱镕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朱镕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第五篇：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记录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记录

2011年5月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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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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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7 “贺朱镕基八十二大寿：他是建国以最具悲剧的总理，唯一人下没有连任的总理，也是一个唯一在全国各地有留下墨宝的好总理，但请大家记住，他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总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杀组织要暗杀这位扛关棺材前行的好总理!过些天是他82周岁生日，如果你认为朱总理是真正的好总理的话，请转发，让更多的人祝福、、、”-----手机短信及QQ信息时时疯传，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此，作为出生在农村且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的笔者，深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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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当选的朱镕基多么自信、从容、机智、幽默!，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所有的电视众观看一致好评，欢呼跳跃。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全场热烈掌声，犹在耳边回响。

中国民众对其寄托无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上，确一反中国官场无过即功连选连任常规，昙花一现，破天荒未能连任而被儒雅的温家宝代替，黯然下台。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归纳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误，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国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国企改革将从领导阶级变成的被领导阶级，从天堂一下落入凡尘。“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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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光荣啊。实际上，改革前工人不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也非常优越，有的行业工人甚至高于公务员。

但朱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无论是将工人终身依靠的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保守估计不少于4000万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变企业性质，甩掉国企职工这个“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强制工人买断工龄或分流自谋职业。造成国企资产大量流失，官与商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两极分化从此越来越严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员，长期依赖国企而无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边缘;青工则被迫沦为新的私营业主打工仔，从主力军先锋队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用青春热血为国企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工程师技术员，待遇与地位一落千丈，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台的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的，只有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下岗工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直至2006年，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可见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如此改革，工人深受其害。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从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消失了，且重新陷入被私营业主剥削压迫的境地。改革的直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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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激化了工人对党对政府对私营业主对社会的矛盾，将工人排斥社会主流之外，推向政府与社会对立面，到处出现的集体静坐上访，政权的稳定、党的威信再次受到严重的考验。

分税制改革间接是坑害了农民

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农民真正的得到了实惠。朱总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却让基层的政府和低层的工农受到切肤之痛。从朱镕基施政纲领到实际改革措施，基本没有涉及到“三农”问题。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与时俱进，反而因其国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富了国家财政穷了地方财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诺常常因政治经济甚至技术上的障碍，不能及时兑现，导致财政常作无米之炊，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只好拼命地压榨最低层最可怜的农民，强制进行各种摊派，强征农业税及各种上交提留，闹得鸡犬不宁，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税抗费的命案，时有发生!

二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总理方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视。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其执政时期，农民“生计艰难，负担过重”;基层干部“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引发的“三乱风”，涉及基层各个收费行业和部门，“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农民已被逼到绝路，到非治理不可时，国务院才三令五申，然而积重难返，直到今天还没有仍然无法根除，遗患无穷。

退休后的朱总理，一直低调，过着隐居生活，近来不知为何高调“复出”。从凤凰网的英文讲演到，到清华校庆的讲话，从嘲讽继任者喜欢照像，－6－

到对现行政策的尖锐批评，一向常态，突然活跃起来，这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俗话说：老小老小嘛——“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必大惊小怪。令人惊异的是，向清华学生特意送《中国农民调查》!不仅不反思，反而为自己的受到的谴责辩护，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内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意图武装90后的学生们 为枪手，为其消灭国内外为农民鸣冤叫屈的“异见分子”。假如90后的清华学子，去问问耕作于农村的祖辈与父辈，让他们谈谈其执政时期(1998---2003)“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农民的惨状，定会反戈一击。特意送此书，自取其辱，也为君子所不耻，因为君子当“日三省乎已”，且“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哟。

客观的说，朱镕基是个好人，是个清官，但好人与清官并不一定是好总理，并不代表其执政能力与水平。朱总理试图其“地雷阵” “扛关棺材前行”的宣言，流芳百世，却让人不寒而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无论是官还民都应该有所畏惧啊，连皇帝也畏谏官之口史官之笔!正是其的无所畏惧，为达到自认为正确的改革目的，才不惜牺牲工农利益，不惧工农的反抗，不怕社会的动荡，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国之本的动摇。

不仅如此，令民众深恶痛绝的是其主持制定签署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迁范围，合法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剥夺或廉价收购，刚刚实现居者有其屋者，时时提心吊胆，害怕明天就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伤害的是最低层的广大民众，受益的是官与商，拆迁使财富飞速向官与商集中，造就了一超级富豪，该《条例》成了被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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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利益集团作为巧取豪夺的利器，朱总理功不可没!

温总理上任伊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取消“三提五统”：上任伊始，签署命令，废止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向保障迁徙自由目标跨进了一大步，这都是温总理值得大树特树的功勋。虽然没有朱镕基的豪言壮语，鼓惑人心，但真真切切的是救亿万农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深得民心，将载入史册!

当选并非喜剧，欢呼声瞬间变成了低层民众的哀号，落选也并非悲剧，低层民众瞬间从哀号变成欢呼!抛弃民众利益者，必将被民众所抛弃!

想当年，邓小平看到其出任副总理兼生产办公室主任时，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挂帅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亲自兼任人行行长，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难题迎刃而解，认为其“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总设计师一推荐，江书记一提名，选举而出任总理。其实当选非民意，未能连任也非民意，上台之后，野马无缰阵阵大炮，惊天动地，最终让民众很受伤，谁也无法对于制约与监督，有违邓、江提携之初衷，以小人之度之，邓、江恐怕也是在挥泪斩马谡吧。危局换将，是历史之必然，是人心之所向，也有天意和报应。

再谈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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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祖鸿

2011-5-15

不久前，笔者在选网发表了《朱镕基为何被抛弃》一文，受到广大网友们的热情关注，赞同与批评者，都是对国家兴亡民族振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的有识之士。在此，表示感谢，特别要对于“异见分子”的“异质性思维”，表示敬意，同时觉得有必要时再次对这个的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质疑进行“辩护”。

朱镕基受任于危难之际，被民众喻为“救火队长”，人格魅力，有目共睹，丰功伟绩，举世瞻目，被外媒誉为“经济沙皇”。但题目所限，不能评功摆好，只能对为何被抛弃作些分析。

常言道：政声人去后。对前任的失误剖析评判，是为了让后来者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并非对前任个人的责难。只是近来的高调亮相，恐为某些势力，利用其崇高声望、其仗义执言、其疾恶如仇，作为对现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其光辉形象受损而浇点冷水。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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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

诚然，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改革的代价不能全部转嫁给最底层工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导者是否认真考虑过，此代价是否能够避免或者更小些呢?国企沿用苏联“国民经济不分配”的原则，工资只是“生活费”，占工人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国企是社会全员的血汗资本积累，理应每人都有一份。前车可鉴啊，为何不能象苏联与东欧私有化改革那样，最大限度的保护民众利益，将原原本本的全民所有制资产货币化以后分配给全民，实行 “全民均分”?成功的经验，无论从纯粹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政治、社会长远发展，特别是照顾国企职工的根本利益及生产生活基本需求来看，无疑比武断的全员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要公平合理得多。任何成功的变革都源自于对政治经济环境、市场利益和广大国民意愿的适应，反之亦然。

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制度化法治化，客观上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任由少数权势、外商巧取豪夺“变相私有”。工人就没有权利分一羹一勺?简单把全民所有的国企，无偿或廉价改头换面，让少数有特殊社会地位、有权有钱的人“合法”占有，非法强制性地剥夺多数人的劳动权生存权等基本权益，财富向权贵们高度极中，大量下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体贫困，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造就一批新权贵新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经济命脉，继而操纵政治，成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底层民众重新沦为被奴役被剥削境地，对改革谈虎色变。这恐怕也是改革主导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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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

有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为推进国企改革所作的舆论宣传，指责工人下岗是因为其懒惰混日子吸国家的血。然而，扪心自问，国企亏损，是工人的责任还是体制的问题领导者的问题?没有工人的勤奋劳动，所有积累的国家财富从何而来?没有直接主持参与国企改革的人，永远无法懂得下岗工人的酸楚，永远无法体验成百上千工人，集体跪求给予工作的权利，给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龄补偿费，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壮啊，如连救生圈都不发一个的，就被抛向大海一样，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笔者每每回想起，总是良心的责备，寝食难安。

——全国数千万受到改革政策措施伤害的下岗工人，会对这样的改革主导者感恩戴德么?抛弃者终被抛弃!

分税制等一系列强硬政策措施，所导致或加重的“三农”及“三乱” 灾难，触目惊心。农民对其受到的伤害，刻骨铭心。2003年，主政者深知“三农”灾难的严重性，力挽狂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提出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所有特产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九亿农民切实得到实惠。2005年12月29日，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原定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提前实现。

2005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45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1.5%，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1.7个百分点。即在2004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2005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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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793元，同比增长16.1%;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131元，增长18.1%;

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359元，增长15.1%，九亿农民再一次脱离苦海，广阔天地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洋军阀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少数人即为执政者也。

朱、温两位总理，在对待民生与亲民问题的巨大反差，实质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责任心与负责任的能力差异。光有责任心，没有负责任能力，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办不成好事;有责任心且和负责任的能力，才会好心办好事，为民众谋福祉。

其实，为了达到富国强民富的改革目的，温和渐近式的改革或许更有成效，如台湾土改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大陆人永远不会理解，敌对阶级怎么会握手言欢，实现共赢的哟。——当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是中国执政者所不屑的。

任何改革不仅不应让多数人受伤害，反而应当让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12－

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拥护，才没有“地雷阵” 需要“扛着棺材前行”。俄罗斯在1991年4月25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中取消单一的土地国有制。此后，四次发布总统令，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土地按份额分给农民。到2000年底，农业用地的70%已经实现股份化，1200万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92%的土地份额的所有者获得了产权证，广大农民能不拥护这样改革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堪折磨与压榨的中国九亿农民，以及同情农民的社会各界，能不抛弃之么?。

民众对于朱总理当选，寄于无限希望，何故?除了在副总理任上的功绩外，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时箸名答记者问，像一个政治明星，一个官场另类，犹如“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悲壮，非常有感召力;

其次是我们太热衷于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总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前进的动力，认为改革就是滚“地雷阵” 必须“扛着棺材前行”。总是伤害一批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扶持一批，总是认为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热切希望一个“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革命领袖，领导我们去战斗!

再次，民众固有的“清官情结”作祟。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电视一直播朱总理的记者会，其高大形象，如清官包公、海瑞再世。然而，仅凭清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根本不能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好治理，主导社会的变革，也根本不能保障民众利益。

包公、海瑞名垂千古，就是因为清廉刚正不阿，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就十分不屑，认为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有气量;有操守，但没有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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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王安石同样是清正廉明，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号称“执拗公”。改革的宣言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刚愎自用，无所畏惧啊!改革进程中，上拒司马迁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议，下视民众为草介。其改革导致国弱兵更弱，国穷民更穷，改革半途而废，自已黯然下台，北宋蒙“靖康之耻”，从此一蹶不振，民众痛恨地把猪改叫“执拗公”。

民众从最初的狂热到最终的很受伤，方知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方知清官是靠不住，人治靠不住，靠得住的永远是法制与制度。

执政者总是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学习借鉴外国、外地的成功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总想着成为改革先驱，视死如归，总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总想着改革就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总想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殊不知，最终受伤害的民众。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但真正引以为戒者鲜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字街头，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参与，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的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使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让民众成为深化改革的主力军，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漠视甚至伤害民众利益的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主导改革者，也同样会被其抛弃的民众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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