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第一篇：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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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2007-12-12 17:15:42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2)地处xx的灌南县，近年来有一批人将上访当正业、生产为副业，长期奔波在连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状，仅记者近两年以来就接待了该县5个乡镇6个村的30多名上访群众。法律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不法侵害时，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像灌南的这些农民一样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信“访”不信“法”，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还是万般无奈？是上边的“和

尚”能念经，还是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出了问题？为此，记者近年来追踪调查了苏冀等省几起农民越级信访事件。

七千件环境投诉缘何无一上法庭

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学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棵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2万元，几种蔬菜就要10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

据南京市玄武区环境监理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他们曾接到过7400件关于污染问题的投诉，其中起码有10％以上完全符合诉讼条件，然而来进行司法咨询的不过12件，最后真正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一起也没有。

为了帮助百姓解决环境投诉问题，南京市环境监理支队与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环境维权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为老百姓切实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保护。他们不仅提

供环境法律的免费咨询，而且对于贫困家庭还可预先垫付诉讼费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开展以来，不仅咨询者寥寥，咨询过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径的市民更是一个没有。

为什么环境维权总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师道破了其中“天机”：一是取证难，二是成本高，诉讼风险和诉讼收益之间差距太大。许多农民反映，目前，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样的费用，对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讲，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打官司还得有一定程序，有的还要请律师。农民认为，走上法庭不仅“支付”大，而且还风险大，万一官司败了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与之相反，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访”到某位领导人，一个批示、表态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既经济又实惠。

对于许多群众而言，上访虽是一条可以利用的捷径，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上访来解决 的。还是以环境问题为例，许多污染扰民的环境问题，行政手段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面对赔偿要求，政府部门也是无权裁决的。

由信“法”到信“访”：万般无奈的选择

对于许多人信“访”不信“法”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许多群众却认为是“逼上梁山”的选择。常州市武进区农民杜一峰就是在无奈中先信“法”后信“访”的。

1996年，江苏省常州市东方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实验厂诉常州市开达制衣厂的潘德全、梁汉文及武进精细化工厂的杨盘兴三人返还欠款一案，经常州市郊区法院审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人潘德全、梁汉文、杨盘兴三人必须归还原告人民币332977．01元。二审维持原判后，原告随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区法院申请执行。

本案申请执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区法院执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数次，请求尽快执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

一峰前往。尽管每隔几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无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说，这本是一起价值30余万元的经济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谈不上案情复杂，可从申请执行到现在已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至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杜一峰说，在这起案件中，具体承办此案的一位姓“钱”的法官，认“钱”不认“法”，只管要钱物，对案子却拖着不办。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诿甚至执法犯法、索贿受贿，让他心力交瘁，欲哭无泪，真是“法官扯皮不作为，百姓无奈唤青天”。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转为信“访”了。随后，杜一峰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越级上访，并把情况反映到新华社，上级领导看到法官的扯皮情况后，给予高度重视。常州市法院一位负责人还专程找到新华社记者承认错误，表示要尽快办结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仍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没发话，即使群众跑断腿也不为所

动，而领导一发话或一发怒便雷厉风行的事情，人们着实见得不少。这种上面拨一拨、下面动一动，上面不拨、下面就不动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无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使许多本来希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群众，被迫走上了上访之路。

“打关系”、“打金钱”挡住信法路

28岁的农村妇女窦某在状告有妇之夫罗某骗取婚姻、犯重婚罪的过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多次向她讨钱索物，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尽管如此，窦某经过三年的诉讼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其不合法的婚

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第二篇：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地处xx的灌南县，近年来有一批人将上访当正业、生产为副业，长期奔波在连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状，仅记者近两年以来就接待了该县5个乡镇6个村的30多名上访群众。法律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不法侵害时，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像灌南的这些农民一样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信“访”不信“法”，是

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还是万般无奈？是上边的“和尚”能念经，还是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出了问题？为此，记者近年来追踪调查了苏冀等省几起农民越级信访事件。七千件环境投诉缘何无一上法庭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学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棵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2万元，几种蔬菜就要10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据南京市玄武区环境监理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他们曾接到过7400件关于污染问题的投诉，其中起码有10％以上完全符合诉讼条件，然而来进行司法咨询的不过12件，最后真正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一起也没有。为了帮助百姓解决环境投诉问题，南京市环境监理支队与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环境维权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为老百姓切实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保护。他们不仅提供环境法律的免费咨询，而且对于贫困家庭还可预先垫付诉讼费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开展以来，不仅咨询者寥寥，咨询过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径的市民更是一个没有。为什么环境维权总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师道破了其中“天机”：一是取证难，二是成本高，诉讼风险和诉讼收益之间差距太大。许多农民反映，目前，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样的费用，对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讲，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打官司还得有一定程序，有的还要请律师。农民认为，走上法庭不仅“支付”大，而且还风险大，万一官司败了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与之相反，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访”到某位领导人，一个批示、表态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既经济又实惠。对于许多群众而言，上访虽是一条可以利用的捷径，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上访来解决的。还是以环境问题为例，许多污染扰民的环境问题，行政手段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面对赔偿要求，政府部门也是无权裁决的。由信“法”到信“访”：万般无奈的选择对于许多人信“访”不信“法”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许多群众却认为是“逼上梁山”的选择。常州市武进区农民杜一峰就是在无奈中先信“法”后信“访”的。1996年，江苏省常州市东方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实验厂诉常州市开达制衣厂的潘德全、梁汉文及武进精细化工厂的杨盘兴三人返还欠款一案，经常州市郊区法院审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人潘德全、梁汉文、杨盘兴三人必须归还原告人民币332977．01元。二审维持原判后，原告随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区法院申请执行。本案申请执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区法院执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数次，请求尽快执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一峰前往。尽管每隔几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无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说，这本是一起价值30余万元的经济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谈不上案情复杂，可从申请执行到现在已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至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杜一峰说，在这起案件中，具体承办此案的一位姓“钱”的法官，认“钱”不认“法”，只管要钱物，对案子却拖着不办。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诿甚至执法犯法、索贿受贿，让他心力交瘁，欲哭无泪，真是“法官扯皮不作为，百姓无奈唤青天”。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转为信“访”了。随后，杜一峰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越级上访，并把情况反映到新华社，上级领导看到法官的扯皮情况后，给予高度重视。常州市法院一位负责人还专程找到新华社记者承认错误，表示要尽快办结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仍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没发话，即使群众跑断腿也不为所动，而领导一发话或一发怒便雷厉风行的事情，人们着实见得不少。这种上面拨一拨、下面动一动，上面不拨、下面就不动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无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使许多本来希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群众，被迫走上了上访之路。“打关系”、“打金钱”挡住信法路28岁的农村妇女窦某在状告有妇之夫罗某骗取婚姻、犯重婚罪的过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多次向她讨钱索物，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尽管如此，窦某经过三年的诉讼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其不合法的婚姻

关系没有得到解除，使她不能再婚，罗某的重婚责任也未受到追究。窦某对记者说，她是山东省高密市人。1996年，与临西县罗某认识，不久同居。1998年，两人在河北省临西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买了房安了家。后来，她发现罗某另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2001年7月，她到临西县人民法院状告罗某犯重婚罪。这本来是一个案情非

常简单的普通案件，但她未想到，在诉讼过程中，主管此案的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对她百般刁难，多次让她付费吃喝玩乐。两年间，说不清为他付了多少次饭费，还多次被要求为他付洗浴、按摩费，甚至玩小姐的费用。李某还多次向她索要钱物。有一次，李某又让她为其买一辆价值6000元的摩托车，被她拒绝。为此，李某对此案不认真审理，并提出进行调解，让罗某一次性赔付5万元了事。当时，窦某坚决不同意，在李某的威逼下，她在无奈之下在调解书上签了字。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解书呢？临西县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9日作出的刑事调解书写道：“被告罗某在未告知原告人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于1997年与原告人同居三年之久，原告人身怀有孕。双方对上述事实无异议。在本院主持调解下，被告人知罪认错，自诉人表示谅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

一、自诉人不再追究被告人罗某的刑事责任；

二、自诉人身怀孩子，由自诉人处理，今后孩子与被告人无任何关系；

三、被告人一次性支付自诉人5万元。”这个调解书既没有追究被告重婚犯罪行为，也没有解除当事人双方的非法婚姻关系，连窦某再婚的基本权利也未予保障。为此，窦某不得不继续求李某帮助解决问题。这位副院长不仅不帮助解决问题，还趁机索要钱财。在窦某根据调解协议领取5万元时，李某以诉讼费为名扣下了4千元。不仅如此，李某还对窦某得到的几万元赔偿一直眼热，几次向其索要被拒绝。2002年8月，李某在多次向窦某要钱无果的情况下，强行与窦某发生了性关系。受此凌辱的窦某，在万般无奈之下，走上了上访之路。越级上访：社会不能承受之重记者在河北省调查中了解到，河北省在对2003年省直31个部门信访数字统计中发现，全省群众个人进京、赴省上访中，对法院判决不服的上访量仅次于党政信访部门的上访量。从非正常进京上访情况看，涉法问题所占比例更高。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187个非正常进京上访案件中，涉法问题就占了125案，占70％。群众信访不信法，不仅扰乱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有损法律的权威，架空了司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许多侵害农民利益的违法事件，与当地政府利益息息相关，而法官的帽子、票子、房子等都与地方财政状况及领导意图紧密相联，农民与政府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官司不用打，就败下阵来。近年来，记者接触到了大量因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农民上访案件。据调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至2002年一、二审共审结各类民事行政案件1266946件，而再审案件有23950件。再审后维持原判6698件，占再审案件的28％，改判6522件，调解和作其他处理的10730件。虽然再审否定原审判的案件只占一、二审案件总数的1％，但值得注意的是，再审案件中原审裁判废弃率高达72％，也就是说只要进入再审，大部分会撤销原判。寻求司法公证，可以说是解决农民信“访”不信“法”的源头。河北省平山县委书记赵新朝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他曾在河北省行唐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主管政法和信访等工作，这个县曾是全省有名的信访大县。在处理群众的信访问题时，他发现，绝大多数群众的信访都是有道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司法不公引起群众上访的。为解决上访问题，他一方面深入群众中处理个案，一方面对群众信访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治访之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提出了以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和群众的上访行为的思路，全县制定了“首问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司法民警在办案中客观公正，有效防止了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他们还建立了“群众依法信访工作条例”等一批规章制度，以制度建设引导群众依法上访，依法办事。由于这些制度在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落实，制度建设使全县的司法行为走上了公正、公开之路，有效改善了执法环境。老百姓重新对司法机关产生了信心，许多群众变信访为信法，走向依法处理问题、依法信访的道路。这个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由信访大县变为全国信访先进县，彻底扭转了信访工作的被动局面。赵新朝说，加强制度建设是治理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根本措施，只有建立健全了各项相关制度，才能使执法部门和群众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全社会营造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

第三篇：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地处xx的灌南县，近年来有一批人将上访当正业、生产为副业，长期奔波在连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状，仅记者近两年以来就接待了该县5个乡镇6个村的30多名上访群众。法律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不法侵害时，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像灌南的这些农民一样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信“访”不信“法”，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还是万般无奈？是上边的“和尚”能念经，还是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出了问题？为此，记者近年来追踪调查了苏冀等省几起农民越级信访事件。七千件环境投诉缘何无一上法庭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学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棵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2万元，几种蔬菜就要10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据南京市玄武区环境监理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他们曾接到过7400件关于污染问题的投诉，其中起码有10％以上完全符合诉讼条件，然而来进行司法咨询的不过12件，最后真正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一起也没有。为了帮助百姓解决环境投诉问题，南京市环境监理支队与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环境维权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为老百姓切实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保护。他们不仅提供环境法律的免费咨询，而且对于贫困家庭还可预先垫付诉讼费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开展以来，不仅咨询者寥寥，咨询过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径的市民更是一个没有。为什么环境维权总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师道破了其中“天机”：一是取证难，二是成本高，诉讼风险和诉讼收益之间差距太大。许多农民反映，目前，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样的费用，对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讲，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打官司还得有一定程序，有的还要请律师。农民认为，走上法庭不仅“支付”大，而且还风险大，万一官司败了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与之相反，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访”到某位领导人，一个批示、表态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既经济又实惠。对于许多群众而言，上访虽是一条可以利用的捷径，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上访来解决的。还是以环境问题为例，许多污染扰民的环境问题，行政手段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面对赔偿要求，政府部门也是无权裁决的。由信“法”到信“访”：万般无奈的选择对于许多人信“访”不信“法”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许多群众却认为是“逼上梁山”的选择。常州市武进区农民杜一峰就是在无奈中先信“法”后信“访”的。1996年，江苏省常州市东方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实验厂诉常州市开达制衣厂的潘德全、梁汉文及武进精细化工厂的杨盘兴三人返还欠款一案，经常州市郊区法院审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人潘德全、梁汉文、杨盘兴三人必须归还原告人民币332977．01元。二审维持原判后，原告随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区法院申请执行。本案申请执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区法院执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数次，请求尽快执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一峰前往。尽管每隔几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无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说，这本是一起价值30余万元的经济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谈不上案情复杂，可从申请执行到现在已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至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杜一峰说，在这起案件中，具体承办此案的一位姓“钱”的法官，认“钱”不认“法”，只管要钱物，对案子却拖着不办。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诿甚至执法犯法、索贿受贿，让他心力交瘁，欲哭无泪，真是“法官扯皮不作为，百姓无奈唤青天”。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转为信“访”了。随后，杜一峰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越级上访，并把情况反映到新华社，上级领导看到法官的扯皮情况后，给予高度重视。常州市法院一位负责人还专程找到新华社记者承认错误，表示要尽快办结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仍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没发话，即使群众跑断腿也不为所动，而领导一发话或一发怒便雷厉风行的事情，人们着实见得不少。这种上面拨一拨、下面动一动，上面不拨、下面就不动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无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使许多本来希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群众，被迫走上了上访之路。“打关系”、“打金钱”挡住信法路28岁的农村妇女窦某在状告有妇之夫罗某骗取婚姻、犯重婚罪的过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多次向她讨钱索物，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尽管如此，窦某经过三年的诉讼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其不合法的婚姻关系没有得到解除，使她不能再婚，罗某的重婚责任也未受到追究。窦某对记者说，她是山东省高密市人。1996年，与临西县罗某认识，不久同居。1998年，两人在河北省临西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买了房安了家。后来，她发现罗某另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2001年7月，她到临西县人民法院状告罗某犯重婚罪。这本来是一个案情非常简单的普通案件，但她未想到，在诉讼过程中，主管此案的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对她百般刁难，多次让她付费吃喝玩乐。两年间，说不清为他付了多少次饭费，还多次被要求为他付洗浴、按摩费，甚至玩小姐的费用。李某还多次向她索要钱物。有一次，李某又让她为其买一辆价值6000元的摩托车，被她拒绝。为此，李某对此案不认真审理，并提出进行调解，让罗某一次性赔付5万元了事。当时，窦某坚决不同意，在李某的威逼下，她在无奈之下在调解书上签了字。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解书呢？临西县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9日作出的刑事调解书写道：“被告罗某在未告知原告人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于1997年与原告人同居三年之久，原告人身怀有孕。双方对上述事实无异议。在本院主持调解下，被告人

第四篇：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地处xx的灌南县，近年来有一批人将上访当正业、生产为副业，长期奔波在连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状，仅记者近两年以来就接待了该县5个乡镇6个村的30多名上访群众，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法律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不法侵害时，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像灌南的这些农民一样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信“访”不信“法”，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还是万般无奈？是上边的“和尚”能念经，还是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出了问题？为此，记者近年来追踪调查了苏冀等省几起农民越级信访事件。七千件环境投诉缘何无一上法庭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学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棵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2万元，几种蔬菜就要10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据南京市玄武区环境监理支队的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他们曾接到过7400件关于污染问题的投诉，其中起码有10％以上完全符合诉讼条件，然而来进行司法咨询的不过12件，最后真正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一起也没有。为了帮助百姓解决环境投诉问题，南京市环境监理支队与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环境维权的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为老百姓切实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保护。他们不仅提供环境法律的免费咨询，而且对于贫困家庭还可预先垫付诉讼费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开展以来，不仅咨询者寥寥，咨询过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径的市民更是一个没有。为什么环境维权总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师道破了其中“天机”：一是取证难，二是成本高，诉讼风险和诉讼收益之间差距太大。许多农民反映，目前，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样的费用，对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讲，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打官司还得有一定程序，有的还要请律师。农民认为，走上法庭不仅“支付”大，而且还风险大，万一官司败了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与之相反，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访”到某位领导人，一个批示、表态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既经济又实惠。对于许多群众而言，上访虽是一条可以利用的捷径，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上访来解决的。还是以环境问题为例，许多污染扰民的环境问题，行政手段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面对赔偿要求，政府部门也是无权裁决的。由信“法”到信“访”：万般无奈的选择对于许多人信“访”不信“法”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传统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许多群众却认为是“逼上梁山”的选择。常州市武进区农民杜一峰就是在无奈中先信“法”后信“访”的。1996年，江苏省常州市东方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实验厂诉常州市开达制衣厂的潘德全、梁汉文及武进精细化工厂的杨盘兴三人返还欠款一案，经常州市郊区法院审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人潘德全、梁汉文、杨盘兴三人必须归还原告人民币332977．01元。二审维持原判后，原告随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区法院申请执行。本案申请执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区法院执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数次，请求尽快执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一峰前往。尽管每隔几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无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说，这本是一起价值30余万元的经济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谈不上案情复杂，可从申请执行到现在已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至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杜一峰说，在这起案件中，具体承办此案的一位姓“钱”的法官，认“钱”不认“法”，只管要钱物，对案子却拖着不办。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诿甚至执法犯法、索贿受贿，让他心力交瘁，欲哭无泪，真是“法官扯皮不作为，百姓无奈唤青天”。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转为信“访”了。随后，杜一峰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越级上访，并把情况反映到新华社，上级领导看到法官的扯皮情况后，给予高度重视，调查报告《江苏河北等省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常州市法院一位负责人还专程找到新华社记者承认错误，表示要尽快办结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仍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没发话，即使群众跑断腿也不为所动，而领导一发话或一发怒便雷厉风行的事情，人们着实见得不少。这种上面拨一拨、下面动一动，上面不拨、下面就不动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无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使许多本来希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群众，被迫走上了上访之路。“打关系”、“打金钱”挡住信法路28岁的农村妇女窦某在状告有妇之夫罗某骗取婚姻、犯重婚罪的过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多次向她讨钱索物，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尽管如此，窦某经过三年的诉讼至今也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其不合法的婚姻关系没有得到解除，使她不能再婚，罗某的重婚责任也未受到追究。窦某对记者说，她是山东省高密市人。1996年，与临西县罗某认识，不久同居。1998年，两人在河北省临西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买了房安了家。后来，她发现罗某另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2001年7月，她到临西县人民法院状告罗某犯重婚罪。这本来是一个案情非常简单的普通案件，但她未想到，在诉讼过程中，主管此案的临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对她百般刁难，多次让她付费吃喝玩乐。两年间，说不清为他付了多少次饭费，还多次被要求为他付洗浴、按摩费，甚至玩小姐的费用。李某还多次向她索要钱物。有一次，李某又让她为其买一辆价值6000元的摩托车，被她拒绝。为此，李某对此案不认真审理，并提出进行调解，让罗某一次性赔付5万元了事。当时，窦某坚决不同意，在李某的威逼下，她在无奈之下在调解书上签了字。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解书呢？临西县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9日作出的刑事调解书写道：“被告罗某在未告知原告人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于1997年与原告人同居三年之久，原告人身怀有孕。双方对上述事实无异议。在本院主持调解下，被告人知罪认错，自诉人表示谅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

一、自诉人不再追究被告人罗某的刑事责任；

二、自诉人身怀孩子，由自诉人处理，今后孩子与被告人无任何关系；

三、被告人一次性支付自诉人5万元。”这个调解书既没有追究被告重婚犯罪行为，也没有解除当事人双方的非法婚姻关系，连窦某再婚的基本权利也未予保障。为此，窦某不得不继续求李某帮助解决问题。这位副院长不仅不帮助解决问题，还趁机索要钱财。在窦某根据调解协议领取5万元时，李某以诉讼费为名扣下了4千元。不仅如此，李某还对窦某得到的几万元赔偿一直眼热，几次向其索要被拒绝。2002年8月，李某在多次向窦某要钱无果的情况下，强行与窦某发生了性关系。受此凌辱的窦某，在万般无奈之下，走上了上访之路。越级上访：社会不能承受之重记者在河北省调查中了解到，河北省在对2003年省直31个部门信访数字统计中发现，全省群众个人进京、赴省上访中，对法院判决不服的上访量仅次于党政信访部门的上访量。从非正常进京上访情况看，涉法问题所占比例更高。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187个非正常进京上访案件中，涉法问题就占了125案，占70％。群众信访不信法，不仅扰乱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有损法律的权威，架空了司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许多侵害农民利益的违法事件，与当地政府利益息息相关，而法官的帽子、票子、房子等都与地方财政状况及领导意图紧密相联，农民与政府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官司不用打，就败下阵来。近年来，记者接触到了大量因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农民上访案件。据调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至2002年一、二审共审结各类民事行政案件1266946件，而再审案件有23950件。再审后维持原判6698件，占再审案件的28％，改判6522件，调解和作其他处理的10730件。虽然再审否定原审判的案件只占一、二审案件总数的1％，但值得注意的是，再审案件中原审裁判废弃率高达72％，也就是说只要进入再审，大部分会撤销原判。寻求司法公证，可以说是解决农民信“访”不信“法”的源头。河北省平山县委书记赵新朝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他曾在河北省行唐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主管政法和信访等工作，这个县曾是全省有名的信访大县。在处理群众的信访问题时，他发现，绝大多数群众的信访都是有道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司法不公引起群众上访的。为解决上访问题，他一方面深入群众中处理个案，一方面对群众信访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治访之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提出了以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和群众的上访行为的思路，全县制定了“首问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司法民警在办案中客观公正，有效防止了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他们还建立了“群众依法信访工作条例”等一批规章制度，以制度建设引导群众依法上访，依法办事。由于这些制度在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落实，制度建设使全县的司法行为走上了公正、公开之路，有效改善了执法环境。老百姓重新对司法机关产生了信心，许多群众变信访为信法，走向依法处理问题、依法信访的道路。这个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由信访大县变为全国信访先进县，彻底扭转了信访工作的被动局面。赵新朝说，加强制度建设是治理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根本措施，只有建立健全了各项相关制度，才能使执法部门和群众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全社会营造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

第五篇：关于预防和解决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预防和解决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省纪委信访室课题组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今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信访举报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信访维稳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顺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省纪委信访室于2012年4至5月在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预防和解决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调研工作。省纪委常委张依涛带领信访室同志分赴荆州市、荆门市和恩施州等地，围绕“如何预防和解决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调研。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围绕预防和解决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积案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依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当前我省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1年我省群众赴省进京上访总量呈大幅跃升态势。其中，到中央纪委监察部越级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增长90.68%、74.89%，到省纪委监察厅越级上访同比分别增长46.43%和46.92%。总体来看,我省群众赴省进京上访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倒金字塔型特征明显。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我省群众进京上访批次约是赴省上访批次的4倍，人次约是2倍，呈倒金字塔型结构。有的群众进京反映的问题甚至一次都没有向省、市等相关部门反映过。

2．业务范围外比重较大。去年我省群众到中央纪委监察部越级上访中，业务外访的批次和人次分别占总量的91.09%和84.2%。其中涉法涉诉、征地拆迁和劳动人事三类问题共占到上访总量的49.6%。

3．利益诉求占主导地位。群众赴省进京上访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利益的驱动下，存在有的上访人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有的以个人目的是否达到为息访标准，有的将上访作为谋利手段等现象。

4．缠访多头访现象突出。2011年我省群众到中央纪委监察部越级上访中，重复访批次和人次分别占进京上访总量的53.6%和56.6%。有的上访人将相同问题和诉求同时向多个部门反映，有的为了让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捏造干部的违纪问题。同时，中央纪委群众来访接待处新址与全国人大群众来访接待大厅和国家信访局接访司毗邻，也成为多头访的重要因素。

5．组织串联性不断增强。2011年我省进京集体访同比分别增长52.38%和28.36%，赴省集体访同比分别增长22.22%和49.28%。一些上访群众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共商对策。有的上访人采取虚报人数、花钱雇人等方式制造集体访假象。

二、产生越级赴省进京上访的原因分析

1．发展方式不科学和深化改革带来的震荡。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造成部分群众仇富乃至仇官心理。有些地方重经济发展轻民生改善，一些政策的制定和项目的推进忽视甚至损害群众利益，造成群众心里不平衡，有怨气。一些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形成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

2．困难群体利益受损和问题解决不及时。越级赴省进京上访人员构成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等基层群众，他们大多经济收入较低、社会地位不高，权益保障不够，极易成为权力滥用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当他们利益受到侵害，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后往往没有得到及时重视和解决，致使上访人状越告越高，化解难度越来越大。

3．部分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和能力素质不高。一些地方群众上访多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干部的作风不满。此外，一些干部处理复杂信访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有的遇事盲目指挥，没有按照组织原则和法律程序处理问题；有的相互推诿，害怕因为处置不当而引火烧身，优柔寡断，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有的滥用警力，以压制的心态处理问题，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4．群众维权意识的增强和维权方式不当。当前群众的民主法制观念越来越强，对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要求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甚至决策权，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敢于揭发违纪违法行为，维护自身利益，“民告官、贫告富”等现象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一些群众在维权方式上却不愿意走正常途径，认为“找的领导越大越受重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解决”，故意通过越级访、集体访、非正常访等方式来扩大影响，施加压力。

5．信访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和应对能力不足。一是资源整合不够。各部门信息互通不够，有的问题在某部门信访终结，但其他部门还在重复交办督办，或者同一问题各部门答复口径不一致，都导致上访人缠访闹访。二是终结机制缺位。纪检监察机关目前还没有法定的信访问题终结机制。三是处置手段有限。对部分无理上访、造成恶劣影响但又够不上法定强制措施的行为，还没有合适的制度和手段。

三、我省解决群众越级赴省进京上访的主要做法

针对严峻的信访形势，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尝试化解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群众越级上访问题。

1.强化督办协调，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将减少和化解赴省进京越级上访问题作为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重要信访件、群众赴省进京上访问题办理进度表等台账，实行逐案化解销号。利用《鄂纪办通报》、《信访专报》等及时通报信访形势、工作进展和突出问题，引进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实行由省纪委直接约谈县（市、区）纪委书记制度，今年3月共约谈矛盾较为集中和突出的13个市（州）的27个县（市、区）纪委书记，重点督办了45件赴省进京上访突出个案,目前已化解息访过半。对引发赴省进京上访的腐败问题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问题，坚持直接查办和发函交办，绝不姑息。坚持对信访积案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梳理，实行包案督办化解疑难信访问题制度，坚持明确责任主体、承办人员、化解措施、办结时限、因案施策、逐案化解。2011年省纪委信访室接访人员直接负责督办协调解决信访问题近百件。

2.注重源头治理，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加强基层信访网络建设。建立健全了省、市、县三级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并通过网上信访、电子信箱、民情热线、“绿色通道”等形式拓宽群众诉求渠道，使大部分信访问题能够“一站式”办结，在首办环节解决，在基层和当地解决。坚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省纪委将领导干部坚持上门接访、主动约访、带案下访、上门回访，积极深化“四访促和谐”活动，深入群众解决问题。针对基层强农惠农资金被截留、挪用等突出问题，委厅领导带队组织14个工作小组先后两次对全省进行了暗访，现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从源头上预防上访事件的发生。从2011年开始，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轮流到省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参与接访。全省三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共接访4846次，领导包案1119件，带案下访1653次，化解信访积案351件。

3.完善工作机制，依法依规进行处置。省、市（州）两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健全信访处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各级党政班子成员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班子成员全员包案责任体系，强化对工作的领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进京非正常访处置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了进京非正常上访现场处置、劝返接回、地方处理“三线联动机制”。省纪委信访室与中央纪委信访室来访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处置进京上访问题；定期到省直有关部门收集掌握有关信访事项的办理信息，把握接访处访调访的主动权。依法处置无理缠访缠诉，或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四、关于预防和解决越级赴省进京上访问题的几点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以发展成果共享减少越级上访问题。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相统一，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相同步，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真心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对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制定、重大项目决策要进行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充分尊重和考虑群众的意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隐患。

2.强化干部队伍作风能力建设，以和谐的干群关系减少越级上访问题。增强群众观念，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增强廉洁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端正政绩观念，强化科学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干部与民争利问题，让群众感受到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果，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升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处理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处置突发性紧急事件的能力，积极应对改革发展带来的震荡。

3.加大纠风治乱力度，以健全的利益保障减少越级上访问题。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直接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是许多赴省进京上访问题产生的源头。要着力查处征地拆迁、学校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食品药品制假售假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十个方面的腐败问题，将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案件作为工作重点，集中查处一批典型腐败案件，严厉惩处一批腐败分子，警示教育党员干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4.完善信访处置法律法规，以科学的制度减少越级上访问题。树立正确维稳理念。严格依法依政策处理信访问题，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而拿原则底线做交易。对于主管部门明确、政策法律规定清楚的问题，应该引导上访人通过仲裁、诉讼、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法定方式解决。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尽快制定出台信访终结、缠访闹访应对处置等制度规范。提高初信初访办结率，将初信初访一次性办结率作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引导各级信访举报部门将工作重心下移。

5.健全工作机制，以科学高效的工作减少越级上访问题。一是完善信访工作考核机制。不宜简单地以上访人次、批次来衡量工作好坏，要区分具体案例、具体情况，以是否已经依法依纪办理信访问题为主要考核标准。二是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建立健全各部门重要情况随时通报、复杂问题及时协调、倾向问题定期研究、紧急事件配合处置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的整体合力。三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因信访事项受理不及时、办理不认真、处理不合规、答复回告不到位而造成重复访、集体访或激化矛盾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严肃信访工作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