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讲演)

第一篇：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讲演)

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

――可歌可泣三千五百里湘黔滇小长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民族精神大讲堂”第四讲）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一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不仅要从中国领土上驱逐日本侵略势力，同时还要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因此，全面理解抗日战争需要包括“抗战”与“建国”两个方面。

诞生于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江南北之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是所肩负着建国重任的战时高等学府。全校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书写了民族复兴的光辉篇章。它的历史，浓缩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南联大初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1938年迁至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被誉为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它自长沙迁往昆明的三千五百里“湘黔滇小长征”，也是不应忘却的可歌可泣的一页。

一、迁滇论争与步行团的组建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但是，随着战火蔓延，长沙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11月24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火车站附近小吴门一带在六枚炸弹中成为火海，死伤者300余人，使本为后方重镇的长沙日益充满了火药味。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紧张，长沙人心浮动。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当局考虑再次搬迁。1938年1月，教育部同意学校迁至远离战争威胁的西南大后方昆明，2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第43次会议做出全校迁往昆明的决议。

但是，这个决定引起许多同学的反对。主要理由认为西迁就是逃难，就是逃跑，是视救国的责任于不顾。为此，学生们组织了反对搬迁或缓迁的大签名。当时，反对迁校的意见占据主流，各种壁报贴满了校门内的走廊。一位学生回忆说：“燕赵本多慷慨歌之士，加之此时此情，大字报的内容与措辞当可想象如何了。综其内容要义，不仅指责学校应知国破山河在，庸人何必自忧之，以及立足方定，正期弦歌不辍，不料竟有劳师动众，西迁昆明之议，实属荒废学时，劳民伤财，莫此为甚之类。”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也站在反对立场。1938年1月18日，张治中冒雨到校讲演，说：“我们不否认战场上的失利，然而为了国家的荣存，我们应当死中求生。我们已经过了许多

① 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33页。①年的不生不死，以至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的下去了。”张治中还强调了湖南抗战的计划，说准备停办高中以上学校，招集5万学生，全部送到乡下，让知识分子领导全湘人民抗击日军。

不过，学校当局出于维持正常教育秩序的考虑，认为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份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为了说服同学，学校特邀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讲演。陈诚在讲演中说：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只有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可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陈诚的演讲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国民政府认为抗战固然紧迫，但建国更需人才，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应是后者。这种态度多少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其实人们也明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与直接投向抗战工作并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况且大学生的作用是普通士兵无法代替的。

围绕迁滇问题的论争，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初期便开始从现代意识上思考如何处理抗战与建国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当然，分歧不可能很快解决，但西迁决定已不可更改，它迫使每个同学必须做出选择。后来，尽管在反对西迁声明上签名的同学超过全校学生的二分之一，但最终仍有三分之二同学决定随校搬迁。

西迁昆明确定后，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交通、安全三大困难，而首当其冲者是经费的严重不足。当时，学校计划了三条迁滇路线，一条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后再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抵昆明；一条是沿刚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河内，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入昆明。而第三条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便是出于经费原因而制定的。

战时的大学生在经济上已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何况长沙临时大学为了接纳战区学生，接受了相当数量其他大学的插班生，这些失去家庭资助的战区学生到达长沙时，几乎人人两手空空。学校当局对这些情况十分了解，步行入滇的计划就是在此形势下做出的。对此，学校还做出强制性规定，即所有身体检查合格的男同学一律参加步行团，途中所有费用全部由学校负担。可见，3500里长途跋涉虽然可歌可泣，但它却不是为了名载史册而发起的，倒实在是非常时期因经费拮据而采取的一种无奈措施。

这次“小长征”的组织名称最后确定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将“步行团”改为“旅行团”，似乎是想淡化途中的艰险，有意给“小长征”添加一层相对轻松的色彩。

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即便在道路通畅的今天也不是件轻易的事，何况当时多少还带有些冒险成分，故长沙临时大学当局对其组织实施极其重视，布置也十分周密。由于湘西土匪众多，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学校请湖南省政府指派一位熟悉湘西情况的人为旅行团开道。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了军委会参议黄师岳中将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黄师岳行武出身，他决定旅行团采用军事组织形式，全体团员编为两个大队，每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中队下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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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56页。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896年10月版，第512页。③ 冯钟豫：《四十年来》，原载《清华校友通讯》(台湾)新67期，转引自楠原俊代著《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日本］研文出版公司1997年2月版，第99页。②① 个小队。同时，学校也委派黄钰生教授担任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担任旅行团参谋长，军训教官邹镇华、卓超中校分任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则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

后勤保障方面，学校也做了最大努力。在物资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学校搞到两辆卡车，装载全团行李、器材和伙食班用具与食品。为了及时了解形势，还为旅行团配备了一台收音机，由几位同学每晚收听新闻节目，如有重要消息，便以黑板报或大字报的方式于次日早晨公之于众。同时，学校还为旅行团配备了必要的图书。

根据学校公布的名单，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人数为284人，除了途中因病因伤不得不改为乘车者外，步行到昆明者为253人，占全团的88%。2月14日，湘黔滇旅行团召开行前动员会，团长黄师岳虽行武出身，却也读过一些书，所以能从文化层面理解长沙临时大学的西迁意义，甚至将此次搬迁与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联系起来。他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为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第二次，三宝太监下西洋为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

①二、三千五百里长途艰苦跋涉

1938年2月19日下午，湘黔滇旅行团举行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张治中致欢送词，黄师岳带领大家呼口号。仪式结束后，戎装的教官们率领团员出发。团员们身着军装，打着绑腿，佩带“湘黔滇旅行团”臂章，背着水壶、干粮袋、搪瓷饭碗和自购的雨伞，整队至中山西路西端的湘江边，乘船至益阳。

旅行团是2月23日从益阳开始步行的。第一天，由于没有经验，有些人还穿着皮鞋，脚底板磨出血泡，结果队伍走着走着便散乱了。于是，第二天出发前，黄师岳训话说：昨天队伍太不整齐，大家散着走非常危险，以后每走1小时休息10分钟，到适当地点再休息40分钟。他还规定队伍分成两列，沿公路两侧慢步匀速行进，每人间拉开一定距离。这种正规部队的行军方式对大学生不合适，没多久大家就觉得枯燥无味。于是，24日行军时，有人急步前行，有人落在后面，怎么纠正也不管用。后来，黄师岳也想开了，只要不出漏子，怎么走都行。于是，此后除了每天早晨出发前整队集合、检查人数外，出发令一下队伍就自然散开，以致有人戏言“联大的自由空气就是从旅行团开始形成的”。当然，也有比较规矩的时候，那就是每逢当地政府组织欢迎时，不能像叫花子一样地进城，必须列队入城。

途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行军“是不分晴天和落雨的，除了在较大的城市，为了顾及同伴们考察，多停留一二天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3月5日夜，一晚上都是狂风暴雨，次日晨仍未止，旅行团就在是大风大雨中奔向沅陵的。3月17日，旅行团也是在细雨中离开晃县。进入贵州省境，更尝到“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滋味，有时天虽无雨，但道路却泥泞难行。4月11日渡盘江后，本计划在凉水井（哈马庄）宿营，但到后方知三天前这里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根本找不到住家，不得已又走了18华里，半夜才到安南县城。因为行李车未能过江，那天

② ①② 董奋：《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3至364页。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晚上大家只好在县府大堂里坐了一夜，结果这天共行了53公里，一天走了两天的路，还没能得到休息。

说到住宿，只能称得上是将就和对付，常常是“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60多天里，宿营地除了个别是学校或客栈外，有时是破旧古庙，有时是老乡家。住在老乡家时，与猪、牛陪睡是经常的事，阵阵难闻的腥臭气扑鼻各更是司空见惯。这些经历的多了，大家也就都不在乎了。有一次，一个分队长甚至睡到停放在屋里的棺材盖里。还有一次，息灯不久就听见墙上沙沙做响，打开手电一照，只见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上血迹斑斑，成千上百的臭虫在纸上乱爬，吓的住在这个屋里的团员们逃到露天过了一夜。

与上述困难相比，团员们记忆犹深者莫过于几次惊险。第一次惊险是经过湘西山区，这是一个传言土匪猖狂，商旅视为畏途的地区。据说在沅陵、芷江一带山谷里有好几万“替天行道”者，其中一个大头目是某军官学校第8期学生，毕业前三天被开除，于是怀着怨恨投身草莽。3月2日，旅行团进入这个地区前，黄师岳特别说他已给土匪头目写了信，但危险仍是有的，故队伍要整齐，不许争先也不许落后。次日上路前，村里的百姓也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啊！”这天，旅行团出发不久，公路就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前后左右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土匪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3月4日，途中遇到中央军校学生兵，他们说前些天经过这里的军校同学曾与土匪相遇，有三个学生兵死于接火中。这件事顿时使旅行团紧张起来，当天深夜，黄师岳召集各小队长开会，说他刚从军校宿营地回来，据闻有二三百土匪渡过沅江向这边开来，问大家是马上起床到军校宿营地，还是留在原处不动。由于天色已黑，情况不明，最后决定团员们穿好衣服，等待命令。

这段经历，在一个团员笔下描写的有声有色。他写到：一天晚上“把铺盖摊好睁着矇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②①3月5日，旅行团在提心吊胆中启程，经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上坡后并闻枪③声一响”，晚上宿营时，行李车到得较迟，“恐匪惊动，禁用手电，黑路走细田埂三里，来回扛行李，甚苦”。所幸的是，除了听到这几声枪响外，受了一场虚惊外，一路还算平安。

旅行团始终没有与土匪正面接触，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前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大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云云。不过，旅行团的着装也确实容易引起误会，看见这批穿着黄色军服、外表与大兵没有区别的队伍，连老乡都以为他们是吃粮当兵的“粮子”。但是，见到队伍里许多人戴着眼镜，便又猜他们是警察，是宪兵，是航校学生兵，还是从前线退回的队伍等等，因此常常被老乡问到：“前线的消息怎样？”“你们的枪呢？”不仅是老乡这样，就连路上遇到的军队也有产生误解。进入云南的第一天，滇军六十军迎面而 闻一多：《至父母亲》(1938年3月12日)，闻铭、王克私编《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2页。②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③ 吴征镒：《长征日记》，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版，第9页。①过，士兵们看着旅行团个个制服崭新，队容整齐，误会他们是航空部队。一位团员听到滇军士兵骂到：“他妈的！我们步兵正在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在后方享福！”

旅行团的第二度惊险，来自于大自然的威力。4月11日，旅行团来到贵州省西部的盘江渡口。盘江为西北至东南流向，将黔西南切为两截，是贵州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盘江上原有铁索桥，湘滇公路通车后，盘江桥成为重要枢纽，但旅行团到来前的不久，大桥突然断裂。这个情况，旅行团事先没有得知，因此只能采用古老的摆江办法，用小船载人过江。

这天，团员们来到江边，只见“滚滚洪水为两山所夹，由于江面到此突然收缩，因之水流湍急，旋涡连片”。小船狭窄，头尖尾截，只有二三只。每船每次只能载五六人，上船后都须面向前方，一个挨一个蹲在船内，双手紧扶船舷。船头船尾各有船工一人，各持长篙，先将船逆水慢行沿岸上溯，撑至10余米外的近桥时，双篙一点江岸，小船便顺流而下，势如飞鸟，随波逐流进入一片旋涡。一眨眼，只见小船已近对岸，距对岸登下游20米左右停住，再拨转船头上溯，当乘客还在惊恐中，船工已将船撑到“码头”。船在中流时，最为惊险，胆小者多不敢抬头，站在岸上看的人也个个提心吊胆，情不自禁地发出惊恐声。

值得特别介绍的，这次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十位自愿参入的教师，他们是袁复礼、李继桐、闻一多、曾昭抡教授，与青年教师许维遹、李嘉言、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王钟山。学校请教授们组成旅行团辅导团，主席由黄钰生教授担任。这11位教师中，除黄钰生因公几次离去外，余皆步行到昆明。

辅导团教师的表率作用是值得称赞的。曾昭抡教授走起路不一丝不苟，即使遇有小路，也必沿着公路走之字形，因此被人称是全团走路最多的人。旅行团的同学，由于轮流担任宿营、购置、押运等任务，平均坐了一天或一天以上的汽车，教师们却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4月27日，旅行团到达距昆明19.7公里的大板桥。在这里经过休整后，28日大队人马朝着这次跋涉的目的地出发。在距昆明10多里处，即有先期到达的同学前来迎接，行至贤园时，学校已备下茶点，设立招待处，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还带着几位教授夫人和女同学殷勤款待。午后，旅行团整队出发，接近城区时，街头已有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欢迎的男女同学，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献花蓝的女同学则在拓东路等候多时了。接着，旅行团军容整齐、器宇轩昂地经过金碧路、近日楼，一直开到圆通公园。在这里，团长黄师岳按照军中规定，一一点名后，将花名册郑重交给蒋梦麟，湘黔滇旅行团的“小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这次此行湘黔滇长途跋涉，全程1663.6公里，号称3500里，除去途中休息、天气阻滞及以舟车代步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约65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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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建国的必要准备

68天的3500里长途跋涉，使团员们得到生平以来从未有过的磨炼，也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尽管一些团员抱有各种不同想法，但一踏上旅途，知识分子的抗战建国责任感便油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吴征镒：《长征日记》，《联大八年》第14至15页；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46页。②① 然而生。

途中，团员们为宣传抗战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一路上，大家不时唱起抗战歌曲，铿锵的声调不仅表明了抗战的信心，也解除了途中的疲劳。途中，团员们对蕴藏在民众心底的抗敌热情也有真切的感受。

在贵州，虽然远离前线，但一些偏远乡村的民歌民谣里，也传唱着杀敌的声音。心理学系刘兆吉同学曾将沿途采集到的700余首民歌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书中收入抗日民歌20首，其中在贵州黄平采集的一首文字虽粗浅，歌词却立场鲜明：

打日本，打日本，不打日本不安枕，他是我们大敌人，想把中国一口吞，要想救国图生存，非把日本不得行。

在云南省霑益县，刘兆吉采集到的一首民歌同样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月亮出来月亮黄，日本鬼子好猖狂；与其望着来等死，不如送郎上战场。

有一首民谣的歌词想像力十分特别，歌词中说：

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装扮起来如仙女，人人看见心喜悦。同胞快穿武装衣，各执刀枪杀前锋。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

这首歌词，明显地反映了层贫苦民众反抗强权的独特思维视角，它是受压迫者对施暴者以怨报怨的抗争，既然逼得我不能活，就索性拼个鱼死网破，杀到匪巢去，抢个你的姑娘做压寨夫人。这些，正如闻一多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这番话，可视为理解这首民谣内在意义最贴切的脚注。

4月13日，旅行团在贵州省安南县获知台儿庄大捷消息，这个消息使团员们个个兴奋不已，当晚便与县政府联合举行了祝捷大会。旅行团全体师生与县城的学生、警察、民团共700余人冒雨集会，黄师岳、县长、民众代表、旅行团代表登台讲话，各处燃放起鞭炮，大家齐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会后在雨中泥地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居民倾城出观，叹为本县从来未有之盛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少数民族是重要组成部分。西迁途中，团员们对西南少数民族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他们对西苗、仡兜、木老、猓猡、侗家民族的考察，为日后的民族史研究保留下许多第一手宝贵资料。有些同学，就是经过这次经历激发了民族和边疆研究的志向。

大西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引起团员们深思。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腹地，认识西南、开发西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团员们在途中时时注意观察沿途的地质、地

① ① 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闻序》，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版，第3页。理、气候、矿产等自然现象，以期为抗战建国进行准备。

3月4日，旅行团经过楠木铺，有人拾到一种形如卵石的金黄色矿石，据说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经地质系同学辨认是黄铁石。大家深感，货弃于地，无人开采，殊属可惜。半个月后的3月18日，旅行团向青溪县进发途中经过木马坳，见有20余座民办炼铁炉，可惜是用土法冶炼，日产生铁仅800斤。潕水东岸也有一座铁厂，团员们了解到这座铁厂建于清末光绪年间，但是机器买的是旧货，附近又不产煤，以致很久不能开工。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县长把机器当废铁卖了，厂址也改为监狱，使这座全国较早的铁厂成为仅存三根烟囱的废墟。

途中，一些同学曾听袁复礼教授讲解河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等知识。袁复礼是地质学专家，途中他经常手提地质锤，腰系罗盘，见到沿途感兴趣的岩石，就记在小本上。这些表率作用，给团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了他们对地质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在潕水附近，有人发现寒武纪三叶虫化石，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纷纷去寻找。一位同学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湘西板溪群沿新开公路和受溪流割切的构造剖面形态，以及黔西的岩溶地貌、地文发育等。化学家曾昭抡教授非常关心国防工业，3月21日他为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讲演“国防工业问题”，从量、质、原料一直讲到人才培养。在贵阳停留期间，团员们参观了贵州省建设厅的化验室，了解到当地煤、石油、铁、锑、辰砂、汞、铜等矿产的分布与储量；在地质调查所，也看到了从震旦纪到第三纪的矿藏标本。

湘黔滇旅途给团员们零距离了解西南社会提供了客观条件。前面提到在旅行团团员心中湘西是一个土匪出没的恐怖世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次，一位团员在茶馆休息时向掌柜问到这个问题。“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掌柜回答。经过贵州亦资孔那天，一个老乡也对团员说，“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地是匪”。还在经过湖南桃源的路上，团员们就看到有用绳子绑着的壮丁迎面走过。当时，个别团员觉得现在是抗战救国时期，不该逃兵役。听了老掌柜的话，才对舍弃家小跑到深山餐风雪地受苦者们产生了同情。

团员们所到之处，时时感受到国家、民众对知识分子的信赖与期望。3月17日，旅行团进入贵州省的第一个县城玉屏县，“有一队小童子举手欢迎，还有民众代表模样的几个人也敬礼”，“街上贴标语欢迎住宿，每家还挂出国旗来”。这个场面让师生们受宠若惊，但当看到县政府前一日迎接他们而专门发布的布告时，则又不由产生了内疚。布告上写到：“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舍不得。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96]布告将他们称为“振兴民族领导者”，这使团员们不由地感到肩上的责任。4月22日到达曲靖县也是如此，不仅受到城门大开、黄土净路、家家悬挂国旗的高规格迎接，胜峰小学还放假三天，腾出校舍作为旅行团的宿地。

“小长征”中亲历亲闻，给团员们了解社会上了生动的一课。西南地区的贫困生活，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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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②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50页。③ 据《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片插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0月版。④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87页。后经济，愚昧意识，以及对大学生寄托的期望，使团员们心情沉重，也引起他们各种联想。黄钰生说：“同学们在我们祖国的部分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山区的同胞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原始生活。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每个同学都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发愤有为来振兴我们的国家。”一位团员也说：“三千多里走完了，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对于抗战来说，边远地区还远远没有动员起来，“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

湘黔滇旅行团的 “小长征”，使同学们经受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奠定了他们敢于突破一切障碍的精神基础，增添了抗战必胜的勇气。大家自豪地说：三千里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时代的责任感在“小长征”中逐渐得到了升华。一位团员后来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3500里的因素在内。

长沙临时大学的这次湘黔滇旅行，当时就受到社会的高度赞扬。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担任旅行团辅导委员会主席的黄钰生，亦说，这次跋涉“沿途之收获，则决非车船旅行所能得，如生物、地质系诸同学采积标本颇多，文学、教育等院同学于民谣民俗方面亦有收获。而最难得者，此多数青年，能亲感我国之地大物博，亟待解决之问题极多，有以猛省云”。云南人民在欢迎旅行团到达这时，还表达了对青年们的希望：“英勇的‘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英勇的三千里长征者！希望你们发扬这种英勇的传统精神，准备打回老家去！”

湘黔滇旅行团是西南联大精神的最初体现，它对后人时时起着激励的作用。1997年暑期，北京大学山鹰社组织了一次“重走西南联大路”考察团，横穿了湘黔滇三省。今年1月16日，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24名同学及一些社会人士共50余人，再次组成“湘黔滇旅行团”，骑着自行车沿着西南联大西迁路线，经一个月行程，于2月20日抵达昆明。可见，七十年前的西南联大精神，至今仍鼓舞和激励着青年一代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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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胤中：《回忆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51页。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③ 马伯煌：《徒步三千，流亡万里》，《笳吹弦诵在春城》，第41页。④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⑤《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今午抵省，全团三百人由黄师岳领导，已抵省师生准备热烈欢迎》，《云南日报》1938年4月28日，第4版。⑥ 《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英勇精神赛军队，热情流露动人心》，《云南日报》1938年4月29日，第4版。②①

第二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介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校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1]。

学校纪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课，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滇8年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于1940年8月设叙永分校。

1946年5月，上述3校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组织机构

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全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合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专业设置

西南联大共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学院，共26系，另有先修班和体育部。

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

大学文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

校庆日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校训

刚毅坚卓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校徽

三角形的三等分，那一点是正三角形的三点合一，也暗含三角形的稳定性，上半年即已确定使用。

著名教师

吴大猷 周培源 王竹溪 梁思成 金岳霖 陈省身 王力 朱自清

冯友兰 吴有训 陈寅恪 沈从文 陈岱孙 闻一多 钱穆 钱钟书

费孝通 华罗庚 朱光潜 赵九章 李楷文 林徽因 吴晗 吴宓

潘光旦

著名校友

杨振宁 李政道 朱光亚 谢玮 邓稼先 黄昆 彭佩云 汪曾祺

王希季 陈芳允 郭永怀 屠守锷 吴讷荪 陈忠经 戴传曾 王浩

杨凤 何兆武 李长之 何其芳 吴大观 任继愈

教育成效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学生参军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第三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一、序厅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不久，平津沦陷。著名的北方三校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办学。随后，南京沦陷，战火危及长沙，临大被迫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昆八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对云南的科学、文化、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被誉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相关连接：这是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旗图形制作的倒三角锥体灯箱，底座是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昆明地图，寓意三校落脚昆明合组西南联大：顶部采用了光导纤维七色光线的变化制作了无数星星闪烁的星空，寓意了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像星空中闪烁的星星一样众多而耀眼）

二、西南联大的前身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按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多方改革和整顿，延聘具有先进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到校任教，使北大走在新思想新科学的最前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其中，北大校徽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先生设计的。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称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实施“教授治校” 等制度，使清华成为我国又一所著名高校，教学与学术空前发展。

南开大学前身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1904年创办的私立敬业学堂，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建大学部，成立南开大学，制定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项“训练方针”，到30年代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私立高校。

北方三校南迁，全因战火所迫。“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不久，平津沦陷，天津的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校舍尽被日军飞机炸毁，而清华大学的体育馆被改作日军厨房，图书馆也被挪作它用。

为保存中国的教育文化力量，北大、清华、南开随内地、沿海高校相继迁往大后方。最初三校迁至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租借韭菜园、圣经书院、岳麓书院等地为校舍，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上课。（相关连接：因此每年的“11月1日”成为临大，后来的西 1 南联大和我们今天云南师大的校庆日。）不久，南京失陷，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又被迫再度西迁。

长沙临大决定迁滇，是认为昆明离战区较远，相对安全，又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通往国外，交通较为便利。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入滇：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女生和教职员家眷）；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10余位教师——朱自清、冯友兰、陈岱孙、钱穆等）；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三省进入昆明。同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其中，第三路是最为艰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路。它由二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相关连接：闻一多坚信抗战必胜，在路上未剃胡子，到昆明时已留起一部美髯，但没想到这一留便是八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他才剃掉，一时传为美谈）

旅行团由闻一多、黄钰生等十一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带领学生西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十分关心教育，出发前，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统一的行装：草绿色军服，外罩黑色棉布大衣，打绑腿、背干粮袋和水壶及一把长沙油纸伞，并委派了一位将军带队护送前行。

由于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挑脚泡”成了同学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在步行团到达贵州地界后，地形变得复杂艰险，像“鹅翅膀”、“二十四拐”这样的地形屡见不鲜。当然旅行团一路上也饱览了祖国的锦绣风光，同时师生们深感如此的大好河山，怎可任糟日寇践踏？途中，接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想到自己辛酸的求学史，同学们悲喜交加，团队和当地百姓一块儿冒雨庆祝。

当步行团抵达云南地界，云南省政府派专车为步行团接送行李，大大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4月28日，步行团在昆明东郊贤园整修后，整齐地列队进入昆明，受到了先期抵达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等的欢迎。在行军途中，同学沿途收集素材，著书立说，使得这次行军不仅是人员的迁徙，更具有教育的意味。这是步行团成员编著的《西南三千五百里》、《西南采风录》，其中，闻一多和朱自清专门为《西南采风录》作了序。随着步行团抵昆，也就开始了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历史。

同学们正当弱冠年华，血气方刚之际被迫迁滇求学，他们在祖国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了山区的同胞是怎样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生活！他们敏锐意识到国家领土无比辽阔，意识到了时间、空间及思想方面的可怕距离分隔了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和处于原始状态的内地。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

三、西南联大在云南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时值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又屡遭日机轰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继承和发扬三校优良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影响延续至今，享誉世界。

奉教育部令，长沙临大抵昆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门，在今天云南师大正门的位置（相关连接：在向前推进八米的地方，因市政建设而拆）（相关连接：据一些老校友回忆，是由联大师生动手垒成）联大校歌，歌词采用《满江红》的词牌名填写而成（相关连接：是一篇高昂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首歌也一直为我们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所传唱）。

联大校徽，以大三角中套有三个小三角组成，寓意三校的团结与合作。校训为“刚毅坚卓”，刚强、有毅力、坚定而卓尔不凡，这一校训一直为我们今天的云南师大所沿用。（相关连接：联大校旗-——这面校旗是1941年10月10日，举行首届昆明市运动会，要求参赛的单位举棋绕场一周。为此，经讨论确定制定一面由三角形组成图案的校旗，三个等腰三角形代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该校旗原来为美国的联大校友保存，后来辗转送回国内，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讨论，认为该校旗应该保留在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由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转送云南师范大学，2003年65周年校庆时，我校复制了三面分别赠送北大、清华和南开。）.1938年4月启用关防，“关防”，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公章。

西南联大的行政机构是汲取西方大学制度之长、结合中国国情、集三校管理经验而建立，适应了三校联合办学与战时特殊形势的实际，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办事效率。联大最高领导机构为校常委会，其领导下的议事办事机构是“两会三处”，即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

联大没有专门的校长，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组成三常委，共管校务，由于张、蒋均在国民政府兼职，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相关连接：张伯苓——我的表你戴（代）着；蒋梦麟——我的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没有专门的校舍。理学院租用昆华农校，工学院租用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地，由于校舍紧张，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蒙自办学，直到一学年后，新校舍建成才迁回昆明。当时昆明流传一句话：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1939年新校舍建成。新校舍十分简陋，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是西南联大图书馆和学生食堂。（相关连接：“民主草坪”——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火腿椅”——当时联大学生使用的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当时联大学生使用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学生们的学习条件是这样，生活条件呢？在这样一间宿舍里，要住四五十人，床挤着床。用水只有几眼土井，还得担心日军飞机的轰炸。

为躲避敌机轰炸，联大教授疏散到昆明城郊农村居住，加之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师生们生活极其艰苦。但是，大家深信抗战必胜，保持乐观精神，崇尚真理，追求真知。

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里，曾住过华罗庚和闻一多两家共十四口人，用一块布帘隔屋而居，为此，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 3 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教授收入微薄，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闻一多公开挂牌刻印以贴补家用……联大教授薪金比例表……教授们艰难，同学们更艰难……（介绍兼差示意图）。

联大在昆之初，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四学院，增设师范学院后，拥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经常在校的教职工约3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八年间在联大任教的教授先后共有300余人。联大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为当时国内教授阵容最强、学术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四个学系，知名教授约四十余人。许多基础课程常由几位教授同时或先后开设，让学生自由选修。文学院学生每学年一般在450人左右，共毕业本科生650余人。

理学院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五系。1942—1943年，有教授、副教授50余人，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除国文、英文、体育外，尚须修习中国通史、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等。每学年在校生平均约350人，共毕业本科生670余人。

法商学院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四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1942—1943年，法商学院有教授约30人，学生700余人，占全校学生35％以上，其中经济学系500余人，是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系，共毕业本科生1280余人。

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四系。1938年秋，增设航空工程学系。1939年初，又增设电讯专修科。本院有教授、副教授约70 人。全院有学生近2400人，毕业本科生929人。

联大师范学院为当时全国6所师范学院之一，共设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系七学系。系主任及任课教师多由联大其他学院教授兼任。1942—1943年，师院共有教授、副教授16人(未计兼任)。建院之初，借用昆华中学北院校舍，1940年10月日机轰炸，昆北院校舍几乎全毁，即迁往昆华工校，直到联大结束。师院共毕业本科生220余人（落实人数）、专科生80余人。为给云南培养更多的师资，师院开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科，并与省教育厅合办过暑期讲习会、中学在职教员晋修班、中学理化教师实验讲习班等。

联大实行“通才教育”，既重视基础课程的教授，又适应抗战急需安排必修课与选修课。教学中兼容并包，文理渗透，科学与人文并重，贯穿抗日救国教育思想，加之实施学分制、选修制与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在民族危亡关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联大的研究机构由三校独立设置，但研究工作则由联大统一协调。三校共设置13个研究所（室）32部（组），其中，北大有3所11部，清华有8所16部（组），南开有2所（室）5部（组）。研究实力之雄厚，在战时中国高校中首屈一指。它们除了培养出一批研究生（招生240人，毕业74人）外，还与联大各院系相互依托、配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4 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联大科研的许多方面适应战时需要调整了研究重心，其中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及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为抗战救国和大后方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为战后中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为边远地区注入了新的文明因素和发展动力。西南联大以其人才、思想、学术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教学与科研结合，是研究型大学的传统。中国近代大学科研从20世纪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战前已有相当基础。在战时环境中，西南联大的科研特别注意汲取国内外最新成果，具有创新性与前沿性，有利于促进教学与培养学生成才。

抗战时期科研转向是时代的趋势，然而也有过分注重应用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偏向。此种情势下，联大既重视抗战急需的应用科学，又着力于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科学，许多项重大研究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西南联大不仅在科研和学术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被誉为“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基层组织。它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先是长江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皖南事变”以后，云南省工委主要在昆明以联大为中心展开学生、工人的工作。1944年国民党当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联大党组织在上级领导下，发起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结束，三校北返，师院留昆，联大党员或到平津、或留云南，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新的贡献。

抗战军兴，抵抗侵略的炮火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文化艺术单位和一批著名大学的迁入，众多文化名人相继来滇，昆明继重庆之后成为大后方又一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其中，知识青年从军抗日和抗战文化活动是其主要方面之一。1、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局势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场与中国战场结合的云南，已从抗战后方变为反攻前线，为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中国与盟军配合，积极准备反攻滇西和缅北。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同学，响应前方召唤，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

2、战时昆明，抗战文艺社团及其创作、出版、演出等各种活动十分活跃。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师生是抗战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和积极参与者。

3、战时昆明先后出版的报刊有250种以上，其中，许多报刊由联大师生创办、编辑，或撰稿。联大师生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抗战、倡导民主，为国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坚定抗战决心，重振民族精神、宏扬中华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1940年8月1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的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西南联大以其强大的思想、学术、人才优势，全力支持了该台的抗战宣传。从1940年该台试播到抗战胜利，先后在该台专任或兼任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的联大师生有100余人，成为该台编播人员的主体。

在民主运动低潮时期，1942年1月6日以联大学生自发的 “倒孔”运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沉寂的局面。从1944年起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进步社团组织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西南联大及昆明被誉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结束，三校准备复员北返。云南人民依依不舍送别八年来生死与共的联大师生，对西南联大在转移学界风气、开拓边地文明等备加褒扬。

四、联大人杰

“中兴业 须人杰”，西南联大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元勋等一大批英才，还有一批志士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辉煌业绩，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联大在滇八年，总计前后在联大就读过的学生有8000余人。共培养联大学籍的本科毕业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毕业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是当时全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之一。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由于作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表彰大会，向在“两弹一星” 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的23位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校友。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设立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在我国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业绩最突出的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发1次，每次奖励2位科学家。2001年，联大校友黄昆获此殊荣。2003年，联大校友刘东生获此殊荣。2005年联大校友叶笃正获此殊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当选者均为中国科学技术界学术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学部，选聘学部委员。以后停止评选。1980年重新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起改称院士。1995年开始评选院士。中国工程院1994年初次遴选院士，1995年开始增选院士。

西南联大除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外，还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其中有的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有17位联大校友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而英勇献身。从1938年至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肩负历史的重任，发扬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恪守“刚毅坚卓”的校训，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作为西南联大五个学院之一的师范学院，今天的 6 继承者——云南师范大学，秉承历史、勇创未来，为国家特别是云南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根据教育部令，西南联大于当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为当时中国的六所师范学院之一。西南联大迁滇，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成为西南文化中心”。发展师范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当时社会之共同呼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昆成立，培养了很多高水平的优秀教师，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云南师资，对云南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战时使命结束，返回在即。为了答谢云南人民对西南联大八年的鼎力支持，继续为西南培养师资，教育部决定，西南联大师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是时全校共设有七个系，在校学生约1000余人。60年代初，云南体育学院、滇西、滇南大学撤销，相关专业并入昆明师范学院，学校发展成八个系12个专业，在校学生达2800余人。1984年4月11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7月经云南省报教育部批准，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合并办学，组建了新的云南师范大学。

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师范大学，已成为云南师大承负的历史重任。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中，它将为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观！

“一二·一”运动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是继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震撼全国的著名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燃起的第一把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起点。“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在联大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争得出殡大游行而胜利结束，历时113天。

“一二·一”运动发生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是云南人民的骄傲，它继承和发扬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是云南历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也是当前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省情教育的极好教材。正如闻一多先生殉难前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所说：“云南省光荣的历史，远的像护国运动，近的像‘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些光荣的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为后方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中法大学及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纷纷南迁昆明，进步力量在此大汇合，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坚强的民主基地。

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和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领导分不开的。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指导在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设在昆明青云街的《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旧址、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翠湖南路小井巷一号旧址，都表明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党中央派朱德同志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争取了一批社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站到爱国统一战线方面来，使昆明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经长沙迁到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南迁来的人中，有不少知名的学者，而且有许多还参加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随着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火种，促成了“一二·一”运动的爆发。

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在西南联大的民主墙上，经常有各种进步社团刊出的反内战壁报和漫画。

抗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人们渴望休养生息，治疗战争创伤，重建祖国家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妄图夺取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维持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于1949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声明实现和平、民主，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是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三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同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秘密印发了《剿匪手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疯狂进攻解放区，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为发动内战，控制云南。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派卢汉率部前往越南受降为名，调滇军主力离开云南，同时，命其嫡系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将龙云赶下台，由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职务，准备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新华日报》报道了云南改组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1945年11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八十多万人，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昆明学生酝酿以行动响应。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11月23日，由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决定于11月25日在云大至公堂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禁止，并强迫云大校方不准借给会场。

当晚，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到会的有六千多名师生和各界人士，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第五军包围了联大校本部，并切断电源，鸣枪放炮，还派特务查宗蕃捣乱，企图扰乱会场，破坏晚会。群众揭穿了特务的面目，将其赶出会场，师生冒着敌人的枪弹，点着小汽灯，聆听四位教授的讲演。大会通过了四大学学生团体建议：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中结束，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通行。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签名罢课。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工校等十八所大、中学校学生相继罢课，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许多学生到接头讲演，遭到暴徒的追捕。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写标语画漫画揭露国民党的暴政。

由于爱国学生罢课，广大群众投入到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激流中来。反动派凶相毕露，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上午九时左右，一帮军警、特务带着刺刀、铁棍、木棒、扁担闯进云大，撕毁标语，追打同学，并嚎叫“冲上去”。因云大门口台阶较高，加上学生早有准备，他们居高临下，用石头、瓦片不断还击，特务只好退去。云大当即派人向联大罢委会报信，联大学生当机立断，紧守校门，发动同学用黑板、课桌椅等顶住大门抵御暴徒、特务的进攻。十点左右，二百名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武装特务，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新校舍冲来，借口要看联大“民主墙”上的壁报，强行入校。先入校的十余名暴徒一进校就行凶打人，同学们闻讯纷纷赶来，群起反击，并爬上墙头高呼“中国人不打人”，奋力将暴徒逐出校门。暴徒在门外继续行凶，打伤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等人。当一个暴徒揭开手榴弹，欲往联大校内扔时，南箐中学于再老师急忙上前，将正要行凶的特务拦腰抱住。几个特务将他推到几丈远的地方，随即将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向他扔去。随着爆炸声，于再老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挽救了无数战友。

十一时左右，另一帮暴徒在三青团头目周坤的率领下，闯到龙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配合反动派安插在学校的特务学生，拆毁师院大门一扇，冲到第三院（食堂前男女宿舍楼下），同学们退到西面楼上，抛掷石块、砖瓦与敌人对战。特务肆意行凶，在饭厅前投掷手榴弹一枚，学生们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口，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工校同学一起进行反击，将暴徒逐出大门。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两枚手榴弹，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头部中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弹片穿入脑中。英勇抢救同学师院女生潘琰（共产党员）被炸倒地，特务龚正德又用尖头铁条向她腹部猛刺三下。三人均于当天壮烈牺牲。一起参加反击暴徒的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左腿，成了终身残疾。12月1日这一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人牺牲，五十多人受了轻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为此，以联大为首的昆明三十余所大中学校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于12月2日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12月4日，“罢联”举行烈士公祭，控诉反动派的罪恶。设在联大图书馆的烈士灵堂，庄严肃穆，“党国所赐”的横幅特别醒目，它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至24日止，前来公祭的团体达六百五十多个，群众约十五万人次，捐款法币近三千万元。

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激起了昆明大中学生的无比愤慨，同学们以“我们决不退下”的誓言投入斗争。罢联根据省工委的布署，组织了上百个宣传队，从12月2日起，走上街头、9 郊区宣传，并深入居民中演讲，向各界群众说明事实真相，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孤立反动派。学生宣传队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为四烈士筹募殡葬费而进行义卖活动。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发表了对制造“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联大教职员致函慰问受伤同学。在运动中全市中学生勇敢参加斗争，坚持罢课的中等学校达三十七所，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震撼昆明城乡。

“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援助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中国并辐射海外。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1日发表了《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大会，向昆明学生致敬》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今天是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正的爱国青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发表声援函：联大校友在重庆集会追悼四烈士，李公朴先生参加追悼会；上海各界群众二万人集会，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林汉达、柳亚子、马叙伦参加了于再同志的追悼会；马尼拉等地群众及华侨也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上海、天津、成都、遵义等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声援昆明学生。

由于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被迫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调离昆明，将昆明血案祸首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学生掌握斗争策略，把复课条件同反对内战要求区分开。“罢联”提出了罢课的三大目标（严惩主犯李宗黄、关麟征；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之医药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五条要求（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逮捕师生；取消禁止集会的非法禁令；负担丧葬、善后费、赔偿公私损失；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消息；继续控诉凶犯力争严惩）。昆明学生通过艰苦斗争，在五条要求达到后，宣告罢课胜利结束。12月27日，“罢联”发表了《复课宣言》，全市三万学生有秩序地正式“停灵复课”，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昆明学生复课后，立即转入了新的斗争。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及公葬仪式。出殡行列以“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横幅布标为前导，撞击自由钟开路，由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殡仪主席团走在出殡队伍前面。队伍中有在惨案中被暴徒炸断左腿的联大师院学生缪祥烈，有昆华工校、昆华师范、云大附中、昆华女中、联大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三万多人，行经昆明的主要街道近日楼、金碧路、护国门等地，沿途均设路祭台。昆明群众涌向街头，含悲注目，送别四烈士。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四烈士公葬仪式。闻一多、吴晗教授作了悲愤的讲话，学联代表三万多群众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最后公葬了四烈士。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一二·一”运动吹响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战斗号角，它给国民党发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丰富和发展了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随内迁学校的复员和学生的毕业，师生们把“一二·一”运动的精神带到了北方和全国各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青年学生继续掀起新的爱国运动。他们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它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继“一二·一”运动之后，爱国民主运动方兴未艾：1946年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上海工人举行反饥饿游行；1947年，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10 总罢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首先举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昆明学生开展人权保障活动等等。

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使广大青年学生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他们纷纷觉醒，在党领导下，许多学生纷纷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有的成了边纵各支队的骨干，有的为了云南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了。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1950年2月22日，周保中、陈赓、宋任穷率二野四兵团进入昆明，云南和平解放。

先烈虽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每年“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都有许多大、中、小学学生和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祭扫、悼念先烈。我们纪念馆也专门成立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学生义务宣讲团，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西南联大和“一二·一”运动精神。

196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四烈士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建“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更名“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7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中宣部列为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2006年，西南联大旧址（内含“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青年为祖国的命运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展览解说词

“一二·一”运动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刚刚过去，1946年7月，在昆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国民党发动派暗杀了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6年国民党发动派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在全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妄图用逮捕、监视、屠杀等恐怖手段把一切爱国者斩尽杀绝，以建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当时的昆明“黑云压城城欲摧”，进步力量自西南联大复员后有所削弱。面对白色恐怖，著名的民主战士、民盟中共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获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发动派的忌恨，加紧了对李、闻的暗害活动。李公朴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后，毫无惧色，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表现出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和夫人张曼筠外出归来行至大兴街学院坡（现青云街）时，被国民党特务枪击受重伤，于12日清晨牺牲，临死前痛骂国民党“无耻”，并用尽力气说“我为民主而死”。

对于李公朴先生的被害，闻一多怒不可遏，大家劝他暂时避一避，但他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参加了李公朴先生丧葬委员会，并于7月15日去云大至公堂参加为李公朴举行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发表了他那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愤怒地谴责国民党的 11 罪行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极端蔑视反动派，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庄严宣告：“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在跨回来。”当天下午，他出席《民主周刊》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发动派杀害李公朴的罪行。会后，闻一多在归途中被特务暗杀于西仓坡联大教授宿舍门前。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受了重伤。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民主战士惨遭杀害，消息传出，举国共愤。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分别电唁李、闻家属，并高度赞扬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在上海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撰的悼词：“今天再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们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自己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有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烈士为民主而死，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它唤起了更多的群众丢掉幻想，投入到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

李、闻生评述略

李公朴（1902—1946），祖籍江苏常州，生于镇江。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35年任上海各届救国会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与邹韬奋等六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获释。1939年5月到达延安，率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和宣传，1941年底到昆明曾开设“北门书屋”，后又开办“北门出版社”，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李公朴坚决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多次撰文抨击国民党，痛悼烈士。1946年他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被特务打伤，伤未愈又回昆投入新的战斗，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枪击重伤，次日清晨牺牲。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文史学者、教授，是近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从事诗歌创作。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清华等高校抗战南迁，他随校到长沙临时大学。因战火所迫，学校西迁，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三千五百华里，沿途考察风土民情并写生。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1943年后积极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积极支持爱国学生，向反动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生前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成为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

外 景 讲 解 词

欢迎大家来到“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参观，我是本馆的讲解员

学院

级

班的学生

，今天由我给大家做总体的讲解。

1982年11月27日，为纪念“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纪念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作为“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西南联大，纪念支持“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争民主、和平献身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修建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初建于时称“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9月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更名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2月，纪念馆及四烈士墓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局选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昆明——会理——攀枝花——冕宁——西昌”，成为昆明市唯一一家入选的单位。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占地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内含不可移动文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联大旧教室等。设两个展馆及一个展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校史暨成果展览室，展室面积共计1422平方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及“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分别陈列展出了西南联大校史、“一二·一”运动历史以及李公朴和闻一多俩先生的生平事迹三个展览，共计展出696幅历史图片，12幅图表，161件实物，300余万字，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建馆至今，共接待海内外各界人士90余万人次，其中90%为大、中、小学学生，每逢清明、“五·四”及“一二·一”纪念日期间，他们都到这里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及成人宣誓仪式。李岚清、李铁映、周培源、雷洁琼、费孝通、王汉斌、彭珮云、孙孚凌、朱光亚、陈至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均来馆视察和参观过。

20多年了，纪念馆已成为宣传云南、昆明的重要窗口，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阵地。西南联大和“一二·一”的历史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容遗忘，历史创造的伟大精神更不容遗忘，让爱国主义精神永 驻人心！

各不可移动文物介绍：

1、“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建于1946年3月，在216平方米的墓地上，从右至左排列着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水洗石长方形墓，墓前各有墓碑一块。上刻烈士姓名、籍贯、所在学校、终年春秋。四烈士墓的后方正中间是高3.2米，宽3.55米的自由女神像浮雕石屏。自由女神身后跟随着无数热血青年，呼唤光明；石屏基座上为阴文镌刻的冯至、萧获等人写的5首悼诗。四烈士墓前是闻一多先生衣冠冢。烈士墓四周有铁链围栏。进入墓台的台阶之上刻有一柄“自由民主”之剑，象征了闻一多先生的勇敢战斗精神。整个陵园为参天塔柏翠竹衬托，庄严肃穆。墓地正前方两侧矗立着两根高3.5米的石雕火炬柱，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其基座上镌刻着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是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同时，四烈士墓后还有1946年7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冢，因“李闻事件”的特殊历史关系，1980年3月26日而从昆明西山迁移至此。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位于四烈士墓西侧，立于1946年5月4日，碑为墨石，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组成。碑首半圆形，高0.5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额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题写。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联大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罗庸书丹。被称为现代“三绝碑”。碑文详细记述了西南联大前后九年的办学经历，是一篇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杰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同年而立，碑为墨石，碑身高2.28米，宽0.88米，碑首为圆形，高0.6米，宽1.23米。碑座高0.6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文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楷书、阴刻，27行，共记抗战八年联大投笔从戎学生834人名单，是西南联大学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见证。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题写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为火炬形，寓意联大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背面有“教学相长”四个篆字。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教室，为土坯墙，铁皮顶，东西向，长条形，长16米，宽5.8米，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艰苦办学的历史见证。

第四篇：21国力联合西南大学纪念碑碑文 冯友兰

1946年5月4日，随着抗战胜利结束，1937年因日寇侵华不得已远迁昆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亦将结束其使命。复员前夕典礼上，校方委托冯友兰教授宣读他所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上一片重要文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之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天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临时长沙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力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入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反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辛苦，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其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之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之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词始叹南迁流离之辛苦，中颂师生不屈之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挈，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名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洒遍血。抵绝徼，继讲学。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血，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切，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 冯友兰

八年辛苦备尝 勉词

喜日月重光，西山苍苍，愿同心同德而歌唱。滇水茫茫。

行，湘。

校歌词 家乡，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洒遍黎元血。

尽笳吹弦颂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

终当血。

中兴业，须人杰。

这已不是渤海太这已不是衡山潇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莫辜负伟大时代，莫耽误宝贵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我们都要担当！我们都要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宝贵时光，创造伟大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第五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云南。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