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源于罗马法。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诉讼，“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诉讼。但这种区分和近代的“公诉”和“自诉”并非同一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请求；“自诉”是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个人利益关系的诉讼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故“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又称“现代型诉讼，在美国称为公共诉讼，在日本则交替使用现代型诉讼和公共诉讼概念”。这种诉讼是围绕公共利益产生的纠纷基础上形成的诉讼。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既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包括私人、非法人组织等,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本文的公益诉讼是广义的公益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诉，我国目前只有刑事公诉属于此列。根据提起公益诉讼主体不同，公益诉讼可分为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非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主要是检察院作为国家、社会利益的代表向法院提起的公诉。非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是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代表社会公众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如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向法院提起的公益诉讼。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又称公民诉讼或民众诉讼，是指任何一个公民对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可代表国家、社会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根据适用法律的不同和处理的纠纷的性质不同，公益诉讼还可分为刑事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有其明显的特征：
1、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一定与被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3、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对损害的赔偿，恢复原状或确认和恢复权，对侵害者惩罚，还包括要求公司、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或者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故而又被称为禁止型诉讼。换句话说，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内容不仅仅针对过去，还具有指向未来的意义。（例如环境污染案件）
4、被告一方一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成员。传统的诉讼中，纠纷当事人主要是个人和一般的商业组织，而且他们之间的力量关系对比无太大的差距。但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组织的力量差距日益分化（如垄断组织、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许多民事主体由形式上平等变成事实上的不平等。民事公益诉讼正是为了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成员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公平，而将从事公共事业的公共团体甚至是国家或者是大量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大企业等社会强势群体成员推上了被告席。民事公益诉讼实质上也是顺应民法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5、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如果是公民或社会组织，在胜诉后，可依法获得因诉讼而支出的补偿，同时可得到适当奖励。公民或社会组织为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免不了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担当一定的风险，那么，在胜诉后，得到适当的物质补偿和必要的物质、精神奖励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矛盾。
6、公益诉讼涉及的面很广，卷入纠纷的人数相对于传统的诉讼要多得多。
7、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被告不仅要对其侵害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且还要承担罚款等其他的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做出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失数额的赔偿。民事公益诉讼中多为侵权行为案件，由于这种侵权行为危害面广，对其采取惩罚性赔偿不仅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且可以惩罚遏制不法行为。
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一）法定机关
“机关”的概念比较宽泛，类型很多。根据相关理论，可限制性解释为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理由为：一是检察机关居于法律监督和代表、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地位，其具备收集证据、调查取证的权限，同时担负诉讼成本的能力较强并具备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律素养人士。刑诉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已经赋予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权，即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时，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检察院行使提起公益诉讼职能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现实需要。二是行政机关掌握有关环境评价、环境监测、检验、评估报告、现场检查记录等方面的信息资料，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也比较高。而且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表明政府对此的态度是支持，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证据容易固定，事实容易查清，审理压力和阻力相对较小。
鉴于民诉法没有规定哪些国家机关可以提起哪案件。因此在实践中处理的方式为单行法有具体规定，由按单行法规定主体提起诉讼；没有单行法规定的，由检察机关或相关行政机关均可提起。如迄今为止，我国40多个环保法庭处理了10多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有6件，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有3件。
（二）有关组织
“有关组织”在现实中类型众多，如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哪些组织对哪些案件可提起公益诉讼，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过滤和限制。
为了使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其进行完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是必要的，下面针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提出几点设想：
投诉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前奏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止和处罚侵犯公益的行为，行政执法与司法相比，具有主动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行政执法部门在接到投诉之后可以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与此相反，诉讼程序纷繁，时间相对过大，显然没有行政执法得力，因此，有必要规定投诉作为公益诉讼提起的必经程序。只有投诉无门、无果时，方可提起诉讼。
设立预审制度
指在审判机关正式受理公益诉讼之前，对公益诉讼人的起诉进行审查，以确保公益诉讼人所控的侵犯公益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排除没有事实根据的起诉。必要时，可由人民法院将公益诉讼人、被告召集在一起，在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以决定是否立案？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为谁？以何种类型的案件立案？
受诉法院级别应作相应地提高
即一审法院应为作出违法行为的主体在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因公益诉讼与其他常见的诉讼相比，往往会涉及更为广泛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且起诉人所受到的阻力也相对较大，比如行政公益诉讼，面对代表国家的公权力机关，诉讼人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违法的行政机关会以权压力，阻挠诉讼人的起诉。正是出于对公益诉讼的重视及保护起诉人的诉权，人们就有必要把公益诉讼案件交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人民法院。同时由于中级人民法院对法官有着更高的学历和审判经验要求，因此，相当于基层人民法院来说，中级法院的法官更能满足公益诉讼对法官高素质的要求。
设立保证金制度
公益诉讼中起诉和诉讼标的缺乏足够的利害关系。这就使公益诉讼人缺乏相应的动力追求胜诉的结果。为防止公益诉讼人在启动诉讼程序后，随意退出或无故缺席，造成法院审理机制的瘫痪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可以规定法院在受理案件之时，要求公益诉讼人交纳适当数额的保证金，作为公益诉讼人完整地参加诉讼过程的物质制约手段。在诉讼程序终结之时，不论其是否败诉，法院都应如数退还保证金及相应银行利率。
修改有关举证责任的理论
关于举证责任问题，学者众说繁谈并无定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举证责任中的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后者则是确定贩诉责任的指针。故对有关公共利益损害或可能损害的事实证据，由公益诉讼人提供，而对于提供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责任，则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可不断地提出新的证据以达到胜诉的目的。至于说服责任的承担问题，不应做“一刀切”的规定，可在制定实体法时对说服责任的分配问题作出规定。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在公益诉讼作为个人组织时，因为自身力量的薄弱而难以满足举证责任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让检察院参与到公益诉讼中尤其是民事诉讼中来。并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身份出现，检察院作为公法机关，其收集证据的能力自不待言，在公益诉讼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请后，检察院在经审查后，可与公益诉讼人合作作为联合当事人或其作为主要诉讼参与人，进入公益诉讼程序。
撤诉与和解
当事人的自由处分将受到法律较多的限制。首先，公益诉讼人如果撤回起诉，要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除已提起的公益诉讼证据不足，法院允许撤诉外，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明显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一般不允许撤诉。其次，双方允许自行和解，但要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例如：国家对某一违法行为的处罚是违法金额的1-5倍，则被告只有在承诺接受法定范围内的罚款，并交出罚款的情况下，才允许双方自行和解。
裁判的执行应有别于民事裁判执行
公益诉讼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交由人民法院相应执行机关直接执行。民事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需要按照执行程序由人民法院的相关执行组织加以执行。只有在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或者由审判组织依法移送执行的，人民法院执行组织才按执行程序执行。执行中，如果涉及相关权利人难以确定或无法确定时，执行所获收益应该收归国家。刑事公益诉讼直接有相关机关执行。
原告胜诉以后应给予一定的奖励
中国关于奖励揭发，检举违法行为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规定早已在各类法律中有所出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就有相关规定。
在公益诉讼中，公益诉讼人要承担举证责任，诉讼费用，还要为诉讼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尽管公益诉讼人提起诉讼之初，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关心，但是“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对于公益诉讼人的这种惩恶扬善，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奖励的形式加以鼓励，有利于更多的公民加入到公益监督的领域，从而形成社会监督这种强有力的外在力量。
第二篇：浅议民事公益诉讼主体
浅议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黑体 三号 居中)--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分析对象（楷体 小四号）
翟雨阳（仿宋 小四号）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仿宋 小四号）
内容摘要：（黑体 小四号 靠左）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对于到底由谁来作为原告更为合适，各方观点不一。在公益诉讼领域，主体多元化已是发展趋势。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中既有优势也有弊端，社会团体如何发挥其作用，公民的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的享有，这些方面的考察你，对于最终确定民事公益诉讼资格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黑体 小四号 靠左）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主体 检察机关（楷体 小四号）
（空一行）
引 言（黑体 四号 居中 两字之间有空格）
随着改革开放的的稳步前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良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环境污染案件、侵害公共利益的“公害案件”以及损害大规模消费者利益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此后简称《民事诉讼法》）不能很好地解决。2011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分组审议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草案中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项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公益诉讼领域的破冰之举。但是草案中的规定并不明确，例如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界定只是以“有关机关、社会团体”来概括，主体不明确即由谁来做原告正是我国公益诉讼案件的症结所在。因此有必要对草案中“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的规定加以分析，探讨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究竟有谁来担任，既有利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也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一、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明确之必要（标题如果在最后一行，调至下页）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内涵（标题如果在最后一行，不用调至下页）在对民事公益诉讼进行界定之前，有必要对公益诉讼进行简要的介绍。一般 认为，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学者乌尔比安提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诉讼因此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的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审查。故“以私人资格发生的，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诉讼，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就叫做公益诉讼。”①通说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以诉讼目的为标准，可将公益诉讼划分为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一般特征，不同于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其针对的是民事违法行为。因此可以将民事公益诉讼定义为在民事、经济活动中，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对违反民事、经济法律，侵害国家、社会的公共权益，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②（插入不能单独成行，前面要有文字）
（二）明确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重要意义
首先，诉讼主体的存在是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的先决条件。任何诉讼都要有原告和被告，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出现分歧，并且在私力救济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运用司法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确定，可以使法院了解案件的诉讼标的、诉讼当事人的意愿，以及如何对案件所涉及的利益进行保护。
其次,诉讼主体的确定保障民事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传统观点把民事诉讼主体严格限制在直接利益的条件之下，使得很多间接利益受害人或者其他利益主体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诉讼资格而丧失诉讼权利。事实证明，这样不仅不能及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使得直接利益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与民事诉讼中的平等公平原则相违背。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进行确定，明确主体的权利义务，使他们在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行使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目的。（脚注每页单独编号 ① 宋体 小五号）
①②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2页。周军、邹子路：《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初探》，载吴江市法院网2012年3月16日，2012年3月28日浏览。
二、对草案中“有关机关”的理解（标题如果在最后一行，调至下页）
（一）行政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利弊分析
对于草案中提及的“有关机关”很自然的想到行政机关。首先，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行政机关有权对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以及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但是仅依靠行政处罚并不能充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环境保护为例，在单个污染源只造成轻微的环境影响，且能实现达标排污（包括浓度和总量达标）的情况下，环保机关无权责令排污单位限期治理或关闭，但若在同一区域存在多个污染源，污染的累积和复合效应最终造成污染事故。即使已经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环保机关的行政权仍无法发挥作用的。如果赋予行政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不仅弥补了行政执法启动条件上的不足，也增加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手段，使其能更好地履行管理者的职责。其次，由于行政罚款往往受到“上限”的限制，许多企业所支付的罚款远少于其实际对公共利益所造成损害，或者根本对企业起不到警示告诫的作用。例如2004年的四川沱江水污染事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约有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而沱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然而，川化集团只交付了1100多万元作为渔业赔偿，100万元作为行政罚款；①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曝光之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不降反升，还一度成为融资领域的首位，直到2011年紫金矿业污染案才首次开庭。②要改变“企业污染，国家埋单”的问题，仅靠行政处罚是不够的。行政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要求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被告支付足够的金额来为其民事违法行为进行赔偿，除直接损害外，赔偿范围也可根据情况扩展到间接损害。最后，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很少是某个自然人，多为企业或者组织，行政机关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拥有专业的人才以及足够的资料、证据可以在法庭上与被告抗衡，达到诉讼双方实质上的平等。
但是，行政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也存在着不利因素。首先，行政权与司法权本是相互独立且相互制约的，行政机关一旦获得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无疑将行政权的范围扩展到司法领域。近年来我国正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目的是建立“大社会、小政府”的新格局，而将行政机关引入民事法 ①《再问沱江之伤——2007中华环保世纪行四川水污染治理调查》，载中国广播网2007年11月27日，2012年3月29日浏览。（换行与字对齐）《广东紫金矿业溃坝系列案首开庭 涉赔金额逾3亿》，载广州日报2011年07月12日。② 律领域似乎与国家政策相背离。其次，在已经发生的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中，多多少少都存在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所属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等监管失职的现象，因此由行政机关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可能“动力不足”，也可能发生行政机关通过诉讼来规避自身渎职行为的情况。例如渤海污染的受害者可以向康菲公司索赔，也可以追究海洋局监管失职的责任，如果让本应受渎职行为追责的海洋局提起公益诉讼，岂不滑稽？最后，如果行政机关为争夺诉讼利益而滥用权利，或者有意在其本职领域不作为、少作为，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与民事公益诉讼目的相悖的。
综上所述，虽然行政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是可行的，但在具体运行时还应该加以限制。如规定，行政机关只有在穷尽所有行政手段仍不能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是对行政机关的起诉范围加以限制等等。因本文的论证目的不在于此，也就不再多言。
（二）检察机关应作为民事公益诉讼适格主体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认为修正案草案中所言“有关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并非任意之言。事实上，我国检察机关在解放初期即对提起民事诉讼进行了实践，1949年12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实行组织条例》第3条第5款规定了：“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参与之”。该条例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三处掌管之一，就是“关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参与事项”。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机关组织法》第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机关的职权之一是“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之后，为配合以上规定的顺利实施，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9月制定的《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也可以提起诉讼。“1979年2月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予以了肯定。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但是，先前的法律规定表明国家对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是认同的。
再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存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1997年 5月，南阳市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处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方城县独树镇工商所将价值6万余元的门面房，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随即指示方城县检察机关调查此案。通过调查，确认该工商所确实低价转让了国有资产。1997年7月1日，方城县人民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以方城县工商管理局和某个人为被告，向方城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要求确认二被告之间的买卖协议无效。方城县法院赞同检察机关的意见，确认该买卖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依法判决该买卖合同无效，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件公益诉讼案件，不仅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支持，同时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的赞同。①而自此案之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出现。
最后，在世界范围内，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可。法国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介入“关于国之安宁之诉讼；关于官府之诉讼；关于属于官之土地邑并公舍之诉讼；关于因贫人不公赠遗之诉讼”等民事案件。②法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官提起民事诉讼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对涉及妨害公共秩序案件、因违反善良风俗或违反刑事法律规定需要确认婚姻无效的案件，以及在涉及亲子关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设定或变更监护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在英国，检察长在下列情况下可参与诉讼：（1）凡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戒令或代表社会；（2）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构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经申请检察长许可后，私人和地方机关可以假借检察机关的名义参与诉讼进程。③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总检察长对一切涉及“合众国利益”的民事案件追究民事责任。州检察长在法院以及在所有涉及全州公民利益的法律事务方面，有权代表该州参与诉讼或发表意见。各级检察长有权对涉及联邦利益的案件提起诉讼，有权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税法的案件提起诉讼。如果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甚至普通职员，若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则检察官有权利参加诉讼。④
2．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障碍（此标题不用调至下页）
①杨立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件公益诉讼案件及重要意义》，载杨立新民商法网2009年4月6日，2012年3月28日浏览 ②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④季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是由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简称《宪法》）所确定的，也正是由于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使其在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受到了限制和制约。《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第187条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权提出抗诉，而只要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就必须进行再审”。根据以上规定，在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会有双重身份，既是“监督者”又是原告。原本中立且独立的法院此时处于“被监督者”的位置，而强调诉讼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过程，这时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明显失衡。在这样的情形下，法院所作出的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究竟是公正的审理结果还是对抗诉结果的回避。也因此造成了双重不利后果，既对民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产生无形的干预效果，也容易引起公众对法院裁判公正性的疑虑。
同样，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非独立的地位，使得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时其动机令人怀疑。《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民检察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而这种非独立的体制使得检察院与地方党委、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检察机关拥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而公益诉讼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抑或是在面对利益时，人民检察院选择退却缺位，不能或不敢维护被损公益，便会使民事公益诉讼的愿景落空。
虽然，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存在着一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通过对检察机关的起诉权进行必要且适当的限制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任何主体所享有的任何权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没有一种权利是无限扩张的。结合上文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分析，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有重要意义的。
3．确立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将检察机关引入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有助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环 境污染、资源破坏、市场垄断以及大规模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大量涌现的社会大背景下，很明显，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通过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来解决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所引发的涉及公共利益的矛盾，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之一。以此改变我国民事诉讼主体一元化，建立“原告资格的多元化”的新模式，在承认现存法律秩序的前提弥补了法律的真空状态，也推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助于公共政策的有效生成。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公益诉讼，能够形成适应于将来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与仅仅关注实体权利救济的私益诉讼不同，公益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将来立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助于更加直接地、更加明确地彰显此功能，也因此不会产生滥用公益诉权的问题。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具有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并且与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同属于法律共同体，拥有共同的政策理解力和法律把握力，因而更容易在公共政策方面达成高度一致的共识，而不致使公益诉讼陷入私益纷争的纠缠之中。①
确认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保障我国在世界经济交往过程中主权和利益。绝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对带有国家干预性质的公益诉讼都有明文规定和典型的判例。除了上文提及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外，日本、越南等国家也都建立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我国在加入WTO11年之后，法律制度与国际的对接已经全面展开。如果我国企业、组织或个人损害到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对方会提起公益诉讼来维护其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我国由于缺乏有力的诉讼主体，在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侵害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不能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所以，在此次的民诉法修正案中，确认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是非常必要同时也是十分紧迫的。
三、加强社会团体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作用
（一）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及优势
诉讼信托构成了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诉讼信托是指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素的利益，该公益团体专门为此项公益权利受侵 ①汤维建：《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载《中国司法》2010年第1期。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而组成该公益团体的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权利。①其特点在于：诉讼信托是法律赋予某个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依法设立的团体当事人的资格，而使该团体对某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有不受次数限制的，可以重复行使的诉权；无需团体成员的选任，也无需在诉讼中以全体成员的名义，被授权的团体即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诉讼；由该团体提起的诉讼，其判决的效力仅扩张至该团体的成员。②
社会团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主要优势包括：在信息方面，社会团体多生长于社会基层,贴近社会生活,因此更容易获取和发现损害公共利益信息,从而做出迅速反应;在整体素质方面, 社会团体的成员多为相关领域专业人才。其中也不乏环境、法律等方面的人才，在搜集、保全证据和对相关法律的掌握方面，社会团体都是一支具有较强诉讼能力的队伍,能够有力地支持取证、开庭等诉讼活动;在动力方面，社会团体以其设立宗旨为指向，以保护相关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动力来源于自身的热情和责任心，并非为履行职责或迫于外部监督；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社会团体主要服务于大众，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参与到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影响范围更广，效果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在费用、独立性等方面，社会团体也拥有不同于其他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优势。
（二）我国社会团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
我国法律意义的社会团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社团管理条例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其登记条件较高，比如必须有50个以上的会员等等，目前社会团体在我国登记还是比较困难的。另一种是不需要登记的人民团体或者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比如残联、妇联、工会等。但这类组织在财政上与政府是供应关系，在管理上受制于政府，有的还行使着一定的管理职能。他们具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能力，但是否具有动力进行诉讼活动，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从社会实践来看，此类社会团体在进行公益诉讼时往往“动力不足”。相较于不需要登记的人民团体或者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经注册的社会团体既有保护公益的热情，也有进行公益诉讼的法律资源和组织资源，但是，其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成果并不乐观。如环境保护方面，2008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就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提出公益诉讼，但被谢绝。2010去年，重庆绿色志愿 ①②张艳蕊：《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肖建华：《诉权与实体权利主体相分离的类型化分析》，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1期。者联合会对国电阳宗海发电公司二氧化硫减排不力提出公益诉讼，未被受理。直到2010年中华环保联合会状告贵阳一造纸厂排放工业污水获得胜诉，成为全国首起由社会团体发起的公益诉讼胜诉案例。这样结果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不仅如此，在现有法律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下，许多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的“草根组织”根本无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三）加强社会团体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作用
首先，改变社会团体的评定标准。在对社会团体的考察过程中，其设立宗旨、活动计划、制度规定等，应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而会员人数、活动场所则作为一般考虑因素。广泛吸纳社会上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广泛成员基础的社会团体，与政府共同进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其次，有必要对可以提起诉讼的社会团体进行过滤。在社会团体成立后，依据其设立宗旨，检查在一定时期内该社团的活动情况，针对其活动成效及时的进行指导或告诫。也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做法，由立法者授权有关行政机关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社会团体进行认定，定期公布、定期更换。
最后，对“草根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地位进行认可。实践中，有些地方已开始尝试让“草根组织”加入到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队伍中来。2011年10月,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自然之友”就曲靖铬渣污染事件提起的公益诉讼,“自然之友”在法律上不属于社会团体，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国内首例由草根环保组织提起且得到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①2011年7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意见,明确提起环境公益诉讼6大主体,包括检察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成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从事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事业法人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公民。2011年12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出台意见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②在环境保护领域草根组织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也表明这些“草根组织”同样能够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发挥其作用。
四、增加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标题如果在最后一行，调至下页）
（一）将公民排除在民事公益诉讼外的原因（此标题如果在最后一行，不用调至下页）
①《草根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获云南曲靖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载人民网2011年10月26日，2012年3月29日浏览。
《环境公益诉讼的民间探索》，载新浪新闻中心2012年02月25日，2012年3月28日浏览。② 1.“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限制。《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对固有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改革。应当承认，“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于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节约司法资源具有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法治发展，这种严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越来越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一方面是危害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增强，另一面对受害者的救济手段和对违法者惩罚措施则是极度匮乏。有的当事人虽然在长期努力后胜诉，但法院往往只针对此案起诉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予以判决，无法禁止被告以相同的侵权行为对其他关系人利益的损害，其结果只能是保护了个人私益而失去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2.担心“诉讼爆炸”的出现。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加快，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都普遍得到增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与日剧增。近年来出现的相关著名案例如：王英起诉富平春酒厂要求其标贴警示、写明成分，并要求被告赔偿因标示不明、误导消费者所致其夫死亡的经济、精神等损失案；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以高速公路不高速为由，状告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法院判令其违约并赔偿其直接经济损失10元钱案；张岩诉麦当劳彩色垫纸有毒案。公民对于诉讼的热情，或许会使立法者担心“诉讼爆炸”的出现。其实大可不必过于担心，一来中国的传统观念对于诉讼时避而远之的，而近年来公民逐渐开始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权益，是我国多年来的普法活动的努力成果；再来，为防止滥用诉权，对公民的起诉条件加以限制即可。如公民个人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必须通知主管该项公益事业的国家管理机关，并要求其制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或者提起诉讼，主管机关收到该通知后，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对所诉事项做出决定，并回复该公民。如果主管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间内做出决定，或者公民对做出的决定不服，公民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对公民个人滥诉行为进行制裁，要求原告在起诉前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查明原告存在滥诉情形，则将保证金予以没收。
3.忽视了个人在公共利益保护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公民进行民事公益诉讼胜诉的案例，但是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影响是不容 小觑的。此前郝劲松律师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推动火车上的餐车开具发票，推动地铁站台修建公厕等。还有涉及乙肝歧视的多个个体诉讼，最后也推动人事部、教育部等部门做出规定，明确要求在劳动者就业、大学生录取等环节不得查乙肝。北大法学院师生就松花江水污染案件起诉失败之后，国家环保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直接对造成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吉林石化分公司处以100万罚款，①虽然这只是一个依靠行政手段所得到差强人意的处理结果，但也开创了建国以来环保部门罚款的最高记录。
（二）赋予公民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
1．公民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构成体。公民与社会有着本质和密切的天然联系，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相加，保障了公共利益的健康，个人利益也必然受益，公共利益出现了病态，个人利益最终也必然受到损害。所以保护公共利益实质上也就是保护个人利益。恩格斯也曾说过：“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②基于这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公民完全可以成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2．公民参加民事公益诉讼有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一方面，人民依法定程序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另一方面，为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也保留了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当民事违法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人民有权依法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它使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在诉讼领域内制度化、法律化。
3．建设法治社会需要赋予普通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路径，赋予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是最直接的路径。依法治国必须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到法律的执行与实施中来。民治不兴，法治难成。在现实中，我们并不缺少奋不顾身的反腐义士和护法英雄，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安全、方便、经济的途径，使人声音能够 ① 吴勇：《环境司法的困惑与反思》，载卞建林《诉讼法学研究》（第14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页。畅通无阻的表达，使公民个人的维权之路不再艰辛。而赋予公民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正是为公民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
4．给予公民这种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实现法律的社会价值。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可以使损害公共利益者承担法律责任，一方面使公民对违法企业、单位、个人的监督更加有力，另一方面也给有违法动机的企业、单位、个人以警示作用，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惩罚违法行为，更多的是通过威慑来预防违法行为。公民参与公益诉讼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的预防作用，促进法治社会的建立。（不空行）
结 语（黑体 四号 居中 两字之间空两格）
此次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开启了公益诉讼的大门，其意义重大。但是草案中对公益诉讼问题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本文只针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进行了讨论，而要真正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于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公益诉讼的程序机理、诉讼滥用的防范、证明责任、以及诉讼费用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草案目前在争取意见的过程中，相信在全社会的献言献策之后，最终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会更加具体有效，也能更好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空一行）
参考文献（黑体 小四号 居中 字之间不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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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艳蕊：《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换行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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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勇：《环境司法的困惑与反思》，载卞建林《诉讼法学研究》（第14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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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内容摘要.................................................1 引言.....................................................1
一、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明确之必要...........................1
二、对草案中“有关机关”的理解...........................3
（一）行政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利弊分析...................3
（二）检察机关应作为民事公益诉讼适格主体.................4
三、加强社会团体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作用.................7
（一）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及优势...........7
（二）我国社会团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8
（三）加强社会团体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作用...............9
四、增加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9
（一）将公民排除在民事公益诉讼外的原因...................9
（二）赋予公民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11 结语....................................................12 参考文献................................................12
第三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日益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侵权诉讼，它侵犯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社会的公众利益，而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又不能对这些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侵权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本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制度研究入手，分别对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赔偿方式等加以分析，旨在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责任保险
【正文】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对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基本上是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制裁。而传统的行政制裁又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和处罚的软弱性，而使得其惩罚效果不尽人意。因此,突破传统的诉讼法体制，加强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才能为维护环境公益提供强有力的程序保障。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时期，现代意义的公益诉讼是以诉讼标的为基准命名的一种诉讼形式。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环境公益诉讼则是公益诉讼所包含的众多方面诉讼中的一种，它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的可能时，法律允许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制度，它是公众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是的法律救济途径之一。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环境公益的侵害不是仅限于某一种类型，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都可能发生，根据提起诉讼的原告身份，可以将公益诉讼分为普通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公诉两大类型，表现为五种具体形式
（一）环境公益诉
环境公益诉讼即公民或者法人，出于保护公益的目的，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环境公益之诉。就原告身份和诉讼目的而言，它表现出私人为公益的显著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和行政两种形式：
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具有相应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称谓,但本质上均属于环境公益诉讼之范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为直接维护环境公益,任何公民或团体依法对侵害环境公益者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对环境公益予以救济的法律制度。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予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的一种诉讼类型。
（二）环境公诉
环境公诉，指作为国家公诉人的检察机关，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通过公诉的形式，以制止和制裁环境公益的侵害行为为目的，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就原告身份和诉讼目的而言，它表现出公权为公益的显著特点。环境公诉，其实包括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诉和环境行政公诉三种形 1．环境刑事公诉。即检察院以制裁环境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的诉讼。这是最常见的环境公诉
2．环境民事公诉。它是指在公民或者法人的民事经济行为，污染了环境或者破坏了生态．因而侵害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形下，检察院为了维护环境公益，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实施干预，请求法院制止和制裁环境侵害行为的诉讼。
3．环境行政公诉。它是指检察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危害公共环境利益，向法院提起的司法审查之诉。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
（一）法律基础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十九条规定“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法律法规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都为我们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立法依据。
（二）法理基础
环境公益诉讼产生的法理依据为公民的环境权。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它作为基本人权已为《人权宣言》所确立，作为私权，它应该是可诉的和可强制执行的权利。而要实现这可诉性与可强制执行性就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之相适应，使得公民的环境权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更好的请求审判权的支持而实现。从而达到“主持社会正义与公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最终目的。
（三）实践基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需要保护的权利，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来应对此类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往往是推动立法的先行者。我国学术界在研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同时，司法界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例如，2008年12月9日，广州海事法院对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广东首例水资源污染公益诉讼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类似案例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法院频频出现，人民法院已向社会敞开了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之门。
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不足
（一）缺乏法律支
我国尚没有专门的公民环境诉讼制度,只在《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原则性的规定。严格地说,这些规定虽然有肯定公民诉讼的意思,但属于原则性规定,过于笼统对诸如诉讼的主体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等问题缺乏科学详尽的界定,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也不可能根据这一条规定提起公民诉讼。相比之下，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联邦环境法律关于公民起诉权和司法审查的规定加上《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为公民或公民团体的环境诉讼予以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此外，密执安等州以专门的“环境权法”赋予公民保护公共环境权益的诉讼权。所有这些判例法和成文法构成了美国关于公民环境诉讼的法律依据,使之成为一项独特、完备而又严密的法律制度 [1]。
二）原告资格受限
依法成立的以环保为宗旨的环保公益团体，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这种制度特别适合于受害人不确定、环境权属关系不明确、受害人众多而又难以确定代表人、或者受害人众多但确实缺乏应有诉讼能力等特殊情况。现实生活中，许多情形下，个人面对污染破坏环境的公司法人或者组织，常常不知、不能、不敢提起诉讼。淮河干流多次重大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都存在受害人众多但难以确定原告的情形。
（三）诉讼范围狭窄
在一般的侵权诉讼中，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往往是特定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这种侵害通常已经发生，损害已既成事实，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违法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公共利益，对普通民众往往只有不利影响，而无直接利益上的损害。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厉害关系，这就大大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不利于公众积极的参与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
（四）法院和法官的角色定位
由于公益诉讼的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在现实中法官遇到这类案件必须有很强的专业能力才能使案件的处理更接近公正。当法官在每个具体的公益诉讼案件中都致力于最大限度的维护公益时,即会导致司法更少保守性、更多创新性。而公益诉讼本身存在的创造性司法,与司法自身的保守性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对于公益诉讼的胜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五、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类与传统诉讼具有本质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对于它的建构，我们应当放弃以往思考模式，全面客观地看待环境的生态价值，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为理念，借鉴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做法，在涉及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中，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程序
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很不健全，尤其是程序的缺失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迫在眉睫。一方面，应当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明，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在实体法上确立“公众环境权”，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针对侵害“公众环境权”的侵权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另一方面，我们建议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分别增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二）拓宽原告资格
法律应该规定任何公民、法人或者社会组织等，在违法行为人行使违法行为时，自己的直接利益虽没有遭受损失，但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不应苛求起诉人必须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于任何组织和个人，并享有要求有关机关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换言之，只要发生了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或存在公共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共同主体的一份子，任何个人、社会组织及特定国家机关都有权提起诉讼。这样通过对原告起诉资格的放宽，扩大了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从而提高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
（三）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
对公益的损害，既有一般民事主体的行为，也有行政机关的行为，根据环境公益诉讼中被诉行为是私人的民事行为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分别确立采取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但针对被诉的行政行为，我国目前仅仅是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像开发计划、规划、政策等抽象行政行为，有时对环境也会造成眼中的危害，所以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我们应放宽诉讼范围，不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也应能进行诉讼，从切实保障相对人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未雨绸缪，在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实施前，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组织其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四）建立专门的环境审判庭
环境案件是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案件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具有专业性强、影响面广、取证困难、类型新颖等特点。因此，应当将环境案件从其他的案件中区分出来，成立环境案件审判庭，同时根据建立环境审判庭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选拔一支专业水平和整体素质较高的办案人员，开展环保专业知识培训，保证环保案件处理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如目前贵阳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都设有专门的环境审判庭来确保环境诉讼案件的公正解决。
（五）改革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建立原告胜诉奖励机制
目前我国实行诉讼费用由原告预付，判决生效后，由败诉方承担的制度，在普通诉讼中，当事人认为保护私利，交纳诉讼费用是理所当然的，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胜诉后的受益人不仅仅限于本人，而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如果所有的诉讼费用都让原告承担，显然违背公平的原则，因此应该分担诉讼费用的承担，减轻原告的经济负担，提高其对公益诉讼的认识。另外，如果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公民或社会组织，可以在原告胜诉后，给予适当的奖励。因为原告的目的并非为了私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还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诉讼费用，以及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对于原告的这种行为，国家有必要在其胜诉后给予适当的奖励。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一方面作为一种弥补原告经济损失的方式，是对原告付出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去监督违法行为，鼓舞更多的公民积极参加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
（六）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最早出现于1960年代，它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大量出现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应运而生。环境责任险强大的分散和转嫁风险功能，深受污染企业和污染事故受害者的青睐。众所周知，环境污
[2]。染发生后，企业面临的往往是巨额的经济赔偿，而鲜有企业能真正的有这种支付巨额赔偿的能力，因此就需要一种替代性的赔偿机制，对社会来承担一种公共利益的赔偿责任和对受害人承担的私益赔偿责任，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应运而生。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国际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不同方式。德国、瑞典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方面，强制实行环境损害责任保险，要求其国内所有工商企业都要投环境责任险。英国、法国采取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在油污损害赔偿等方面采取强制责任保险制度。2007年国家环保部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我国首次提出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这对加大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维护社会、单位和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六、结语
在环境纠纷越来越多的今天，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它能解决行政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不足，缓解环境问题，使得公民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保护环境，维护公民的环境权；另一方面，它能使我们对于环境的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达到预防犯罪、处罚犯罪的目的；第三，通过环境公益诉讼，能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切实可行性，从而切实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代际间的公平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势在必行。
【作者简介】
王宁，女，昆明理工大学主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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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一、构建我国公益诉讼机制的设想
构建适合我国的公益诉讼机制，可以借鉴国外有关公益诉讼方面的经验，毕竟英、美等国家对公益诉讼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立法和实践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国情，立足现状，建立一个有特性、操作性强的公益诉讼机制。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首先，从立法上放宽原告起诉资格，允许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维护被侵犯了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其它不特定人的权益。另外，应赋予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起诉的资格，因为在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政府非法行政行为等案件中，被告相对于起诉的个人来说都有很大权力或势力，个人或一般组织即使敢于对其起诉，在诉讼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大的阻碍。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同样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有利维护者，被赋予对公益案件提起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的权力。
其次，设计科学合理的、具体的公益诉讼程序。我们所讨论的公益诉讼主要涉及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其诉讼程序可以根据具体案件分别适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如对地方政府或国家机关人员挥霍钱财提起的诉讼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关于环境污染案件公民对侵权企业或工厂的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不过公益诉讼毕竟与一般的诉讼有所差别，对其也应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如对于一些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先要求相关行政机关解决处理。
再次，明确诉讼费用的承担。由于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从追求正义、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或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动机出发参加诉讼。因此，不仅要在受理费上以及其他诉讼费用上把征收标准降至最低，对胜诉的原告（除检察机关外）还应给予奖励，以鼓励和促使更多的人敢于使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二、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思考
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 一方面要以典型案例为契机扩大公益诉讼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认知度, 另一方面, 应在融合与借鉴两大法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适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 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法制体系。
(一)在宪法中补充增加有关规定公益保障与公益诉讼的条款
20世纪20年代以来, 许多国家的宪法宗旨和宪法内容都更加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变化。在实行宪治和法治的当代, 包括公益诉讼在内的重大法律建制都必须从国家根本大法中求得合法性。目前可能被作为公益诉讼宪法依据的是宪法第2条、第12条和第41条。
综观各条可知, 我国宪法并没有有关公益诉讼的明确规定, 宪法条文中的公共财产并不等同于公益, 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也不等同于诉讼。因此宪法中的有关条款不能算作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 至多只是公益诉讼的推定前提。为适应公益保护的世界性趋势,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宪法条文作出调整, 未来我国宪法修改应该考虑增加公益保护条款, 并采取公益诉讼的多元模式。如在宪法第12 条增加一款: 对侵占或者破坏公共财产等损害公益的行为, 经依法授权的公民、团体、国家机关可提起公益诉讼, 在宪法第41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中增加规定有诉讼的权利。如此则我国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甚为明确。另外, 还需要考虑增加宪法诉讼(违宪审查)条款, 宪法诉讼虽属宪法保障的重要制度, 但如前所述其也是公益诉讼的重要种类与必要组成, 规定宪法诉讼即可对有违宪之嫌的法律提起司法审查, 以纠正与阻止违宪性法律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之侵害。
(二)制定单行的公益保障法
根据宪法的公益保障条款, 可以考虑制定公益保障法。现代社会关系日趋复杂, 法律对社会公益日益关注, 制定一部公益保障法应是顺应时势之举。单列公益保障法的优点在于:
(1)落实宪法公益保障规定, 突出公益保护之重要地位, 使公益保障的客体、对象、方式、程序、原则具体化。(2)避免重复立法, 其他涉及公益的立法, 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即可规定当事人参照公益保障法的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已初露端倪, 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就提出 公众环境权益概念;2006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27条指出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 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这是中国官方文件第一次正式出现和认可 公益诉讼概念。随着相关单行法律法规对公益诉讼的立法推进, 制定统一的公益保障法显得更为必要。公益保障法是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并存且以程序规范为主的法律, 尤其是公益诉讼启动程序。但公益保障法中的公益诉讼程序同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程序是不同的, 前者不涉及到司法审查或裁判之具体过程, 而更多是诉前程序及公益诉讼运行之保障制度。因此公益保障法中的公益诉讼规定与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具有补充、衔接关系。
公益诉讼是公益保障法的核心部分(此外公益保障法还应有公益保障的其他方式), 有关公益诉讼部分可考虑规定如下内容:
(1)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 明确公益诉讼为公益保护的重要方式和救济手段。(2)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依照国际经验结合本国国情适当确定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和诉讼对象, 具体包括宪法权利侵害、民事(含经济、环境等)公益侵害、行政行为(含作为、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公益侵害等。(3)公益诉讼提起的多元主体, 规定依照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公民、团体(组织)、国家机关可单独或联合提起公益诉讼。如前所述, 应规定团体(组织)特别是那些可以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团体、协会和自治组织等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如消费者协会、工会、妇联、环保组织等。同时还应规定公民个人和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4)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即部分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前置模式, 包括行政先处理程序和司法预审程序, 当遇到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之行为侵害公益时, 需先申请或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先行处理, 对行政主体不作为或处理不服, 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同时规定公益诉讼提起后需经过司法预审, 方能进入正式诉讼程序。(5)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为了有效落实公益诉讼, 除对公益诉讼相关诉讼费用予以减免或判令由公益侵害者承担外, 还可以通过公益诉讼基金对公益诉讼胜诉原告予以补偿和奖赏, 促进公益诉讼制度良性发展。
(三)修订传统诉讼法
公益诉讼的发展离不开诉讼程序法的保障, 这就需要对包括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内的传统诉讼法作出修改, 使之能吸纳公益诉讼, 并与宪法以及公益保障法相协调。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计上排除了公益诉讼提起的可能性。行政诉讼法排斥公益诉讼主要体现在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两方面。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由此与原告无直接利害关系之公益诉讼自然无法展开。受案范围方面, 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 对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为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正处在研究修改之关键时刻, 为保障公益诉讼能够有效进行, 特别是适应公益诉讼提起主体和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国际发展趋势, 应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完善:
(1)扩大行政诉讼提起主体范围, 将行政诉讼法第2条修改为: 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则不受此限制, 凡符
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和有关机关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除对有损公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与不作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外, 当务之急是确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或扩大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来说对公益之损害更大, 将其逐步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是公益诉讼发展的客观需要。
(3)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目前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 我国应该在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基础上增加规定行政公益诉讼。
(4)修订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判决、费用与执行等部分, 使之与前述公益保障法协调, 也与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接轨。如只要求原告提供损害公益的初步证据, 规定由损害公益之被告负举证责任, 诉讼费用上可采取原告费用减免或由侵害公益的败诉方承担或采原告无偿公益诉讼原则。
除上述行政诉讼法若干修正外, 现行民事诉讼法也应适应公益诉讼的发展需要而作出相应调整,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可通过拓展直接利害关系的内涵, 软化对当事人适格的限制, 或放弃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概念, 为我国民事诉讼中建立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总之, 通过上述努力, 希冀在我国能最终形成自根本法到基本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相对完善且中外通行的公益诉讼法制体系。
三、我国公益诉讼相关制度设计
1.拓宽检察机关的职能。
从理论和国外实践来看, 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可以行使三种职能: 起诉、参与诉讼和抗诉。然而,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的起诉职能极度欠缺: 起诉职能仅限于在刑事案件中得以行使, 在行政和民事案件中却无法律上的依据。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起诉权应当作为其核心职能, 只有起诉权的广泛和彻底行使, 才能切实起到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 起诉权比抗诉权更能起到将案件诉诸司法程序解决的效用。因此, 完全有必要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赋予检察机关起诉权, 在受害者没有提起诉讼或受害者不明的情况下, 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也就是公益公诉。同时,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好地提起公益诉讼, 就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诉讼中的权利支持。我们不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赋予检察官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这三项重要性的权利: 一是调查取证权。公益诉讼所涉及的证据往往技术性、专业性强, 且一般为被告所掌握, 原告举证比较困难, 允许检察官在诉前进行调查取证, 以证明诉之利益需要司法保护的迫切性、现实性, 这是十分必要的。二是优先审理权。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 法院应优先尽快审理, 这对于公益的及时保护和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是极为必要的。三是和解权。检察机关在行政、民事公益诉讼中和对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 因此, 可以与对方达成和解, 而和解的前提条件是被告停止被指控的违法活动并得到法院的批准。
2.放宽原告的资格。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上, 国内不少学者指出: 为防止公民滥
诉, 暂时不应赋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体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而且,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也规定, 在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很难确定受害人的情况下, 检察院、其他国家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 可以对实施侵害人提起禁止侵权、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诉讼。社会团体在得到受害人授权的情况下, 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笔者认为, 我国既然有决心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就应努力吸收一些国家的先进做法和理念, 跟上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而且, 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一个理论基础是权利主体和诉讼主体的有限分离, 因此, 立法上就不应再苛求当事人双方必须和案件有实体利害关系,对原告的资格应予以多元化规定: 即原告可以是受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是与公益违法行为有一定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是检察院、其他国家机关;可以是社会团体, 如消费者协会;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关心社会公益并有诉讼行为能力的个体公民。
3.设立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前文提到, 笔者建议的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应以检察机关为主导, 同时赋予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因此, 一方面为了发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公益诉讼中社会团体、尤其是公民个人对诉权的滥用, 从而给法院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建议可设立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即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前, 应先向检察机关举报, 若举报后检察机关不立案或立案后决定不起诉, 则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可以具备原告的资格,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4.确立预防为主的机制。根据现行诉讼法及司法实践,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自诉一般必须以客观存在的已发生的现实损害事实为依据。笔者认为, 在公益诉讼中采这一要件不妥, 原因有二: 其一, 许多公益违法行为的损害具有长期性与潜伏性, 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往往不可逆转, 因此, 在诉讼制度上应当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其二, 公益诉讼的救济内容, 不仅仅是对损害的补偿和对侵害者的惩罚, 还包括要求公司、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 或者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 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因此, 公益诉讼不能只强调结果的已然, 其提起不能仅以发生实际的损害为要件。这一做法在现代公益诉讼制度最为成熟的美国已得到实施。例如, 美国联邦州际商务委员批准铁路部门征收2.5% 的附加运费的决定, 该决定遭到5名法学院学生的起诉。他们认为, 增加运费将导致很多可循环利用的物质得不到运输, 从而引起伐木、采矿活动和垃圾的增加。这些都危害他们的享用华盛顿山区自然环境的利益。他们还认为, 由于这项决定, 国家的自然资源要遭到更多的开发和浪费, 国家的环境质量要受到损害。该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原告有无诉权。最高法院最终确认原告的起诉权。最高法院认为, 原告所称损害是一种 特定的和可觉察的损害, 实际损害的范围和程度无关紧要, 只要存在某种实际损害就行。某种可辨认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即可确立起诉权。故而, 笔者建议, 可效仿美国, 将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规定为: 既可以是公益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 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损害, 但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
5.设立奖励制度。原告提起公益诉讼, 很多情况下并非为了个人利益, 而是为了社会公益, 但是, 却可能为了公益诉讼要承受一定的压力, 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乃至于金钱。因此,笔者建议, 在个人原告胜诉后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奖励, 一方面是对原告付出的弥补;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对违法者而言也是一种制约。例如, 在英美等各国的法律实践中, 由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 个人原告有权从被告罚金中提取相当数额作为奖励。美国的反欺骗政府法就规定(公益诉讼的)个人原告有权从被告罚金中提取15%-30%的金额作为奖励。
6.确立原告败诉后的责任制度。公益诉讼的原告败诉后, 主要产生这两个后果: 一是诉讼费用的负担。有学者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调动公益诉讼个人原告的积极性, 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原则上应由全社会承担, 国家可以在司法系统支出上做出拨款。对此, 笔者持有异议: 防止滥诉比调动积极性更具现实意义。因此, 有必要让原告承担应有的败诉后的诉讼费用, 从而增强他们提起公益诉讼的审慎程度。二是对被告损失的赔偿。笔者认为可这样规定:若检察机关败诉或非因个人原告和社会团体的恶意滥诉而造成的原告败诉, 则被告因诉讼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获得国家赔偿;对于恶意滥诉, 则原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 甚至刑事责任。
第五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第五专题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基本概念、立法原理
（一）基本概念
关于对公益诉讼的定义，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韩志红和阮大强教授主张：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活动。苏家成和明军教授则认为：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学者赵许明则主张公益诉讼是指国家、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以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侵犯社会的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者行政诉讼，通过法院的依法审理，追究责任，回复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
通过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公益诉讼是指借助于诉讼机制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活动。依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公益诉讼可以区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以及特定的国家机关，针对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社会公共部门不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二）基本特征
第一，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同被诉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传统的诉讼法观点认为，诉讼当事人应当是权利被侵害或者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从而排除不适格的当事人，避免无意义的诉讼程序。公益诉讼则不同，在一般情况下，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并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
第二，公益诉讼的对象是公共权力部门即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公共机构实际侵害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以及有侵害之可能公权力行为。和一般行政诉讼不同的是，行政公益诉讼并不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只要其在客观上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者将有可能造成损害。
第三，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与传统诉讼立足于个案救济不同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特定主体的个人利益。
第四，公益诉讼有很明显的预防性质。行政公益诉讼并不需要侵害的实际性为要件，这里指的是对公益的侵害不需要显示的发生，只要求根据合理的情况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即可以提起诉讼。
第五，公益诉讼判决的拘束力不仅仅限于诉讼当事人。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中，原告往往是不特定享有原告资格多数人中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从这个层面来说，法院的判决则不仅仅约束了诉讼的双方，同时还影响了未直接参加诉讼的其他人。
（三）立法基础
1、宪法基础
从人民主权角度来看，我国的宪法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将自己的权利让渡出一部分交给政府来行使，那么政府必须对全体的民众来负责；另外一方面来讲，人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便利时，也应当体现主人翁地位。积极地参加到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行政公益诉讼则符合这一宗旨，有利于促进人民主权的实现。在一个行政法膨胀的年代，由于公民和行政权相比，公民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行政诉权的扩张对当今的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行政公益诉讼不仅仅丰富了行政诉讼的类型，更加保障了公民权利有效而无遗漏的救济，也吻合了宪法保障人权的主旨。
2、诉讼法基础
根据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的第十五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作为支持起诉的主体包含了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并非不一定是权益上受到损害的人。但是，这些主体却可以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来支持特定的受损单位和个人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和行政公益诉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国外基本规定以及对我国启示
（一）美国的相关规定
美国的行政公益诉讼真正的确立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其中桑德斯兄弟广播站控诉联邦委员会的案件。在这一案件中，桑德斯兄弟广播站对于联邦委员会颁发给另一家无线电广播站营业执照的行为异议。联邦委员会则主张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并且射性利益不值得保护。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表明：桑德斯兄弟广播站和被颁布营业执照的广播站是竞争对手关系。所以，其权利本质上受到伤害。就起诉资格一说，充分发挥了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赋予了私人基于维护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
私人检察长理论就是指为了防止公务员从事违反法律所赋予的权限或者范围的行为，联邦议会可以根据宪法将此类案件的起诉权授予检查总长等公务员。联邦议会还可以不指名检察总长或者其他公务员进行此类诉讼的提起人。根据宪法，以立法的形式来赋予非公务员的个人或者非公务员的组织诉讼提起的权利。
（二）日本的相关规定
日本的《行政诉讼法》，把行政诉讼的案件分为了四类：一是机关诉讼；二是抗告诉讼；三是当事人诉讼；四是民众诉讼。抗告诉讼和当事人诉讼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为诉讼目的的，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的目的的主旨在于维护法律客观的秩序。“所谓的民众诉讼是指：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不符合法律法规行为的诉讼，并且是以作为选举人资格
或者其他同自己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资格来提起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民众诉讼则有两种代表性的案例。第一种是：请求营业许可无效的诉讼。如这一个案例：一位浴室经营者起诉行政机构。基于行政机构颁发给了其附近的竞争者营业执照。违反了浴室设置的距离必须保持250米以上的规定。日本最高法院采纳了原告的观点：承认与依该营业许可成立的新澡堂营业者有竞争关系的当事人具有诉讼资格。另外一种案例则是：日本秋田县教育官员召开了六次座谈会，而这几次座谈会的费用支出非常大。当地的居然就去法院起诉该县的教育长官。诉由是这样没有意义的座谈会的开支造成了政府巨大的浪费。当地法院对此作出了判决：责令被告将超过规定的开支归还给县政府。可见日本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也得到了应有的扩张。
（三）法国的相关规定
在法国，行政诉讼有越权之诉和完全管辖之诉这两种类型。其中，越权之诉更加着眼于公共利益，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是针对越权行为的本身，而不在于谁提起了诉讼。该诉讼的主旨在于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保证公权力良好的运行和良好的行政秩序，而不限于保护起诉人的主观权利。越权之诉的判决发生对事的效果，不以申诉人为限。法国的最高法院认为：法律中排除一切申诉的条款都不能剥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仅仅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提起越权之诉的前提下，当事人的诉求才能收到限制。而法国为了鼓励人们提起这一诉讼，来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违反行政决定提起的越权之诉，不要求申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只要申诉人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以。这里的利益包括下列三种涵义：第一，利益主体即越权之诉的申诉人是多元的。不但受到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越权之诉。而且，第三人因为基于违法的行政行为受到侵害时，也可以提起诉讼。第二，申诉人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如个人尊严、荣誉感等。第三，申诉人的利益不局限于现实利益。如果将来的利益却是存在，并且必然遭遇侵害，还是可以提起越权之诉。
（四）各国公益诉讼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出现源自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反映了现代行政法治对公民权益不断深化和对实质平等的不懈追求。传统诉讼作为私益救济的手段，其往往具有必须受到实质的经济的侵害为前提。同时也是事后并且被动的。因此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各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仍然受到一定限制，尽管尺度有所不同，但是扩大参与行政过程的利害关系人范围是当今行政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不管是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直接行政相对人或者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间接行政相对人都可以提起诉讼。
第三，随着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宽，为了防止滥诉的发生。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需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要受到一定的程序限制。日本的《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民众诉讼只有在具体的法律中有明确规定时，方能够提起；美国的公民诉讼则是通过设置前置程序来防止可能出现的滥诉行为。法律规定，起诉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应当首先将书面形式的“起诉意愿通知”送交到将要被提起诉讼的行政机关。
第四，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行政诉讼法已经不只局限在对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的保护，而是延展到对环境、生态等大多数人共同享有的利益的保护。受案范围在具体行政行为之外，还包括了一些抽象的行政行为。德国在《联邦行政法院法》中规定，对于那些不属于宪法范围内的公法争议，如果联邦法院并没有将其交由其他法院处理，那么都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障碍
第一，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清晰地界定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对于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历来是法学中的一个难题。何为公共利益、谁又有权来认定公共利益，这些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重点讨论的问题。遗憾的是, 这些讨论并没有产生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结果。在学者们的讨论中：国家主权、个人的平等、自由、社会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都可以成为公共利益的内容；国家、社会、自治团体、种群、族群都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享有者。既然我们无法给公共利益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么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我们就无法对行政行为是否违反公共利益进行实质性判断。
第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不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告资格问题直接关系到法院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力度，所以原告资格的界定直接影响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目标的实现。中国《行政诉讼法》缺失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自然也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关规定。
《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则主要在该法第2、24、41 条中且较为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将这些规则解释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最高院这一司法解释使得中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从只限于直接相对方起诉的“合法权益标准”扩大到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相邻权人、公平竞争人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虽然这样的解释已经大大拓展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但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切身的利害关系、现实的利害关系、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诉讼的性质依然是私益诉讼。对于公共利益遭受到的损害，我国法律尚未赋予公民权利对其加以防范与制止。这就形成中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最大障碍。
第三，现行行政诉讼法中，公益诉讼不在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其所揭示的是在法治环境当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拥有的司法审查权限的大小。对于行政公益诉讼，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依据现有的法律，法院是否可以受理。
依照中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最高院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将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规则进一步具体化，其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即只有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时方可成为法院的受理对象。法院无权受理那些尚未实际损害环境公益但却有损害之危险的行政行为案件。而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正是侵害并不一定已经发生。可见，这一规定直接限制了作为客观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
第四，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缺乏足够的制度制约。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存在着一对特殊的矛盾。那就是诉权的滥用与保障问题。权利容易被滥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行政行为往往关系到多个利害关系人的实际利益，如果放开诉讼权利，允许利害关系人随意地提起公益诉讼，必然会导致诉权的滥用。特别是在相互竞争的企业中，这种权利的滥用是可以预见的。例如甲、乙两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甲企业获得了行政机关的某项许可，在竞争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乙企业则可利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阻止甲企业顺利地获得行政许可并实际生产。在诉权滥用的情形下，公益诉讼制度会变成为一种方便且有效地竞争手段。
四、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一）原告资格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必须将原告资格的类型适当扩宽，可以分为下面几种：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依据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为基础确定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享有广泛的监督权力为依据，来不断拓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因为这种广泛的权利本身就包括了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起诉权；同时对利害关系以及行政行为对起诉人的权益损害进一步拓展，使其只要具备事实上的损害关系就可以认定为其有利害关系，进而拥有原告资格。
2、具有公益性质的团体和组织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滥诉，保证诉讼的严肃性，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才能提起”。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能够支付行政公益诉讼的基本成本，这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赋予社会组织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除了具有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优点外，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因诉讼费用和受到的压力等高昂成本，从而发挥社会组织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优势。
3、检察机关
鉴于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基本职能，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应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关于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理由，农工党中央在十届五次政协会议上的提案比较有代表性，认为主要有三：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人大负责的司法机关，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有法可依；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
根据上述考虑，我们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提起权应由检察机关和特定的公益社团共同享有。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同，公益社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是当然的，而是需要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行政行为违法需要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可申请上述两个主体提起。赋予公民针对检察机关的申请起诉权，建立检察机关对公民起诉申请的审查反馈机制。
（二）受案范围
第一，损害公共利益的无特定受害主体的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负有法定义务行政机关，在应当并且可能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都是行政不作为的一种形式。可以将最突出的几种列入审查如：违法不征收税款、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并且影响广泛的行为。对于社会影响重大涉及公共安全的违法不作为。地方为了地方税收利益放任污染企业排污的行为。在上述案件中经过当事人举报，但是行政机关任然不查处。则举报人则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损害公共利益无特定受害主体的行政作为行为。在这类案件中，行政机关通过损害公共利益，使得涉及的行政相对人从中获取利益。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特定受害人，受益人自身获益更加不会提起诉讼，就会造成无人起诉的情况。因此，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此类行为应当被规定在受案范围之中。这种行为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损害环境的行政作为行为。行政主体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者所谓的政绩，在批准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时，违法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对一些重度污染但是可以带来税收等经济利益的企业，违反相关法律，颁发生产经营的许可证，过度发放砍伐林木的许可证以及开采矿产资源的许可证，进行城市规划时，没有经过合理地论证，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及文化古迹；第二，违法减免税的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财政支出的来源。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不利于国家公共项目的建设支出，损害了公众的利益，理应被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第三，行政主体滥用自身职权，将国有资产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转让甚至无偿转让。
第三，损害公共利益的抽象行政行为。随着行政法的发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的结果。由于抽象行政行为的针对对象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因此相对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比较而言，更加同公共利益具有密切联系。所以相对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最大。不管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还是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需要，都应当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至少将规章以下的行政行为纳入。
（三）管辖制度
以被告行政机关的级别来作为衡量标准之一。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做被告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市级、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做被告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另外，如果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的原告，要与法院的级别一一对应。
这样的程序设置有以下好处：首先，提高审级能够免受当地政府的不当干预，形成检察机关敢于提起诉讼、法院敢于审理的环境，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然后，相对于低一级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它们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普遍较高，审判经验更加丰富，能够更好地认定案件事实，最终准确地适用法律；最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提级管辖可以更好地分配审判资源，使其维持平衡。
（四）原告撤诉
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并不是为了个人起诉，而是为了公众。这就要求，当事人不能自由地处分公众的权利，同时，法官有责任确保当事人的程序行为是并且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皆保持为公共事业的“胜利捍卫者”。当起诉主体是检察机关时，因为其自身具有法定的监督职责，一旦提起诉讼要对其撤诉进行限制。但是社会团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本身并不能增进原告的私人利益。如果在进入诉讼以后，对其撤诉进行过多限制，可能会打消其诉讼的积极性。所以，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当社会团体向法院申请撤诉时，如果被告尚没有进行实体答辩，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五）诉前审查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取前置审查的方式来限制公民滥诉，它要求公民在提起诉讼前，应该首先通知主管此项事务的机关，主管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处理。如果公共利益的损害是主管机关在这项事务上的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可以督促其尽快行使职权；如果由于他人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主管机关可以凭借其行政职权及时制止，迅速解决问题。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设立前置审查程序，当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应当向拟起诉的行政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公民或者社会团体起诉时，则应当向有关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诉或者建议，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进行回复或者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理不当时，方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六）诉讼费用
根据2007 年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我们可以得出诉讼费用由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证人、鉴定人员等诉讼参加人员在指定日期出庭时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组成的。在我国，诉讼费用一般按照诉讼标的来收取，由原告预交，最后由败诉方承担。
从国外的行政公益诉讼实践来看，诉讼费用一般不收或者少收。行政公益诉讼涉及范围极广，包括环境、税收、审计、专家论证等非常复杂的专业知识，如果这些费用由原告来预交，势必会挫伤普通公民、社会团体起诉的积极性。因此，建议在提起诉讼时可以不缴纳诉讼费用，当原告败诉时，只需缴纳较低的费用。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制度。要想真正建立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加大研究，更深层次地解决理论问题；还需要立法机关提高对这一制度的认知度，以立法的形式对这一制度加以确立；更加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为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现阶段，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社会在不断前进，人们的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最终会在我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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