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第一篇：1979,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79，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春天，我和高澎为了创刊号的《瀚海潮》，正在冷湖油田的印刷厂里，陪着工人师傅检字，排版样，突然有一天，省文联的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冷湖，找我。

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李振，说受省文联主席程秀山的指示，通知我于某月某日到省上参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文联委员扩大会议，并问我《瀚海潮》的出刊情况。我答应了，且说，一定带《瀚海潮》创刊号与会。

回到德令哈，我按指定的时间，带了20册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瀚海潮》去参加了这个省文联委员的扩大会议。会上，代表们对《瀚海潮》创刊号给予了相当好的评价。报到的当天，刊物就被代表们全都抢完了。会议期间，时时有人会提到《瀚海潮》的创刊且进行评点，认为它是开放在旷古寂寞的柴达木盆地里的第一朵文学奇葩。甚至许多代表都把他们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房间。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正式代表，将于十一月晋京参会。

那年，我34岁，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年青呢。一行六人，从德令哈出发，经西宁，到兰州，抵成都，再南下西昌，途中，我和高澎、刘玉峰还去爬了峨眉山，在西昌与彝族兄弟州进行了文化交流，乘平底舟游邛海，深感那从未污染的湖水“一澈十丈清见底，水草鱼虾镜中诗”；又再重返成都，东去重庆，谒周公馆，看渣滓洞；再买舟南下，抵武汉，登黄鹤楼，远眺“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后继续东行，去南昌，游杭州，最终抵达上海。

到了上海，离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开幕也就差不多了。

张站长问我：“小子，你坐过飞机吗？”我答：“粉碎‘四人帮’我才翻了身。哪有资格坐飞机啊！……”张站长说：“好。你好歹也是咱柴达木第一个参加全国文代会的晋京代表，我批准啦，买飞机票。坐飞机去北京开会！……”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了飞机，到了北京，与青海代表团会合。我们受到了比较特殊的待遇：住进“京西宾馆”。这是当年、也许现在也仍然是北京“最有资格”的宾馆。大家都知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是在京西宾馆开的么……

1979年国家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文革”的灾难中恢复，正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许多的商品匮乏难寻，供不应求，更别说还使用着许多票证呢。京西宾馆却不同，这里面的食品水果非常丰富，新鲜漂亮，惹得在北京有亲戚的朋友们，纷纷采买了去串门儿。最让人兴奋的是每餐都备有零拷的高档酒，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应有尽有。于是，青海的酒友们欢颜大开。朱乃正，赵亦吾，陈士濂，王歌行，还有几位我不太熟悉的文艺界人士，大家组成了一个“二两专桌”，除了早餐，我们齐聚一桌，一人二两，真是大大地尝了美酒，过了酒瘾。当然，这是需要个人另付费，不属于会议餐。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这次大会的解放思想和民主气氛，还有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的工作作风。

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风很正，气氛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持己见，讨论热烈，简报频仍。

首先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的报告，那真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好报告。在刚刚拨乱反正的形势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与文艺发展的大政方针，当他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暴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各个协会的讨论，也是我至今见过的最热烈、最率直、最本真、最有效益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真正的盛会――

“反右派”斗争被打下去的许多老作家、老诗人、老文艺家，丁铃、艾青、萧军、蹇先艾、王蒙们，在恢复了名誉之后，和“十年文革”被抓进监狱的老作家、老诗人、老文艺家周扬、茅盾、夏衍、巴金、赵丹、陈荒煤们，还有刚刚冒尖叫响的陈新华、蒋子龙、刘新武、贾平凹们……齐齐地汇聚一堂，好不热闹！

我和蒋子龙是老朋友，他那时候的《乔厂长上任记》轰动全国，好评如潮。进了大会堂的主会场门口，我正要进会场，看见他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便问他：“你老哥站这儿干什么？”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来来。咱哥们儿站在这儿看名人。”我笑说：“你现在火成这样儿，你就是名人。”他说：“咱算什么。真正的名人多的是哪！看，看。来了，来了……”只见那些白发叟，白发媪，残荷脸，菊花眼，大呼小叫，紧紧握手；你拥我抱，泪水盈盈。你拍着我的肩，我指着你的脸，熙熙攘攘，感叹连连！……那一种欢乐，那一种解放，那一种感慨，那一种释怀，不身临其境是真的不能理解的。令年青的我和蒋子龙非常感动。

会议开了十一天，也是自建国至今（2015）文学艺术界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大会开过，各个协会再开自己的小会；因为作家协会的特殊思辨特点，作协的大会发言，竟然让其他协会的代表全都涌到了作协大会的现场，把走道，后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茅盾仍然以作协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他老人家那年已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但精神矍铄，极有风度――那真是一个人人心上开花的季节啊！许多代表的发言也极具特色。萧军开口第一句就是：“人家都叫我出土文物。”若得全场哈哈大笑；刘心武则非常认真地建议开展一场“反左”运动，让扣上“左派”帽子的“左派”分子，一律享受当年“右派”分子们在“反右”斗争之后和十年**中“享受”的待遇，他说到这儿，全场掌声雷动；周扬先生则在文代会上，作代会上，两次郑重其事地向那些被他整过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表示道歉。但既便是这样，掌声也不热烈，只是礼貌性的回应罢了……许多代表的发言，都以切身体会，控诉了“四人帮”对中国文学艺术的败坏，他们高屋建瓴、睿智博学、针砭时弊、慷慨建言……常常让年青的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长了不少见识。

新华书店――那时候也只有新华书店――在京西宾馆专门开了售书点，许多外面买不到的好书，全都送进来了，而且负责包邮。我只要有空，就去那里选书，前前后后，打包向德令哈寄了十五公斤的新版旧书。现在，放在我的书橱里的《莎士比亚全集》、《静静的顿河》、《红与黑》都是那次买的，值得我珍存。

许多刚刚创刊的刊物编辑们，也把他们最新出来的一两期刊物直接送到会议上来，人手一册。因为恰好买到了《艾青诗选》和《青春万岁》，便趁会议间隙，找到了艾青和王蒙，请他们签字留念。艾青边签字边说：“书有了么。还要我签什么字……”我笑答：“有几个拥有您的诗集的人，能够同时拥有您的签字啊！”艾青笑了，说“小朋友。好年青。好机敏。”那时候的作代会，代表们是随便坐的，我也再没移位，和他讲起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我的命运，艾青听了，用他那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的奇特目光看着我，说：“哦。‘反右运动’，不是一代人的苦难，也不是两代人的苦难，它是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悲剧……”

有一件趣事我至今记得清晰：显然，官高至周扬先生，那时候可能也不大进京西宾馆开会的吧。有天晚上，作协晚上还要开一个什么座谈发言会，我因为一些琐事比其他代表都去得晚一些，到了一楼走廊，已寂静无人，却见周扬穿了一件浅色的裁剪得十分得体的大衣，在走廊里茫然失措地踱步，我猜想他可能找不到开会的会场？便主动走上去问：“周先生，您是来参加作协的座谈发言会的吗？”他连忙点头说：“是的。是的。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到会场上去……”我说：“我正好要去会场。那么，您就跟着我走吧。”他非常高兴地连连说“好，好，好。”拐过几道玻璃门，看得见灯光辉煌，有扩音器传来的声音，他笑着说：“这宾馆……好大……我搞不清方向呢。”我心里窃笑：敬爱的老先生，多少年了，您都没搞清方向呢……

我所以对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有着那么深且清晰的记忆，盖因三十六年过去，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不知道多少次文学艺术家的会议――包括第五届全国文代会――我再也不曾像这一届文代会这样受到真正的感知与教育。

会议上的业余时间也是安排得满满的，不是电影，就是晚会，许多被压制了十几年的老艺术家纷纷亮相，表演了他们的“绝活”，骆玉笙、马三立、郭兰英、王昆、黄宗英……都充满激情上台献演，他们获得的掌声如海潮般起伏。甘肃省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让杨丽萍一舞成名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都是在这次文代会上正式演出而轰动全国的。

会议中，我收到一个请柬：邓颖超大姐邀请我参加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赴会后，才知道邓大姐是特别邀请各地扮演过周总理的演员、写过歌颂周总理的诗人们的一个聚会，她要表答对这些同志的感谢。邓大姐先讲话，她的声音朴实、亲切，她说：所以在晚上，不耽搁大家的会议时间，请你们来一坐，聊聊天，就是我自己非常感谢同志们在“四五运动”时对恩来同志的那一种支持与爱戴；粉碎“四人帮”后又有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电影、话剧、戏曲，描写了恩来同志的革命生涯。这在以前，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今天，一杯茶，我以茶代酒，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邓大姐的话一讲完，与会代表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向邓大姐表示了敬意。许多扮演过周总理的演员们，激情万丈地抢着发言，有的诗人还当场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作。我知道自己是个小字辈，能出席这么高档的小型的聚会已属幸运，哪里还敢去发言？但我的心情也很激动，便在发给我的请柬的信封上写下了四句诗――

一个为人民献出一切的人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一个打着人民的旗号欺骗人民的人

人民很快就会抛弃

诗不好。却是我那时那刻的心声。

第四次文代会最隆重的三个项目，一是在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二和三就是参加国宴和与中央领导人合影。而这后面的两个项目，青海、新疆、西藏、甘肃等偏远省份的代表，都受到了大会的特别安排。国宴上我们的座次，离华国峰、胡耀邦的主桌很近，当华国峰等中央领导人鼓掌入座的时候，就从我们的桌子前面走过，许多代表都抢上前与领导人握手，领导人边走边握，来者不拒，非常亲切。我当然知道在代表团里，我也是个小字辈，所以，我只是站在原地鼓掌，表示我的敬意。

胡耀邦宴会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率直、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一次次被掌声打断；最后他说：为了表示对这次参加文代会的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党中央决定为同志们举行国宴。现在，请华主席给大家讲话……

集体合影的时候，青海、新疆、西藏、甘肃等省份的代表仍然是被安排在离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位置，站在第一排的几位代表，就站在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身后。这既是莫大的照顾，也是莫大的荣誉。

参加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对于我，有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这么近的聆听我崇敬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第一次参加国宴（据中国作协的朋友讲，中央领导同志在文代会上和代表们一起参加国宴，仅这一次。前无案例，后无继续。确实也是这样，我后来参加第五届文代会的时候，这种高规格的待遇就没有了。）第一次和中央领导人合影。

至今，我的书柜密码箱里，仍然珍存着第四次、第五次、还有和邓颖超大姐合影的三幅长卷照片。我所参加过的社会活动里，这是我最值得珍存的纪念。

第二篇：文代会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开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这是我县文学艺术界的一次盛会，是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莅临大会指导工作的市文联李主席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在座的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一切先进的、健康的文学艺术，都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美的享受。开县建县历史悠久，文艺源远流长，人文底蕴丰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县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中，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正确方向，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文学、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戏曲等艺术门类，创造了一大批群众喜爱、具有一定水平和影响的文艺作品，展示了开县“举子之乡”的风采。同时，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文艺人才竞相涌现，广场文化、校园文化、行业文化等群众性文艺活动蓬勃开展，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氛围日益形成。文艺在陶冶人们道德情操、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凝聚人民群众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党和政府衷心感谢你们！

文学艺术是党的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经济繁荣的同时，还需要文化的繁荣。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始终注重把文化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抓。通过建设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先进文化，为加快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开县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文学艺术大有可为，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当前，我县已经进入了“打基础、求突破、大发展”的新阶段，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明确了“把开县加快建设成为渝东北地区的重要核心区、移民开发和劳务开发示范区、独具特色的生态滨湖城市，在渝东北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提出了要着力实施“软实力提升战略”，深入推进文化大县建设，全面提高全县人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增强开县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宏伟目标，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需要进一步发挥文艺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以繁荣的文艺来鼓舞精神、凝聚力量，以先进的文化来引领全县人民，在“加快”和“率先”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新成立的文联，是县委、县政府联系全县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和繁荣我县文艺事业的重要机构，是加快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文化大县、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更加出色的工作和更加优秀的作品，推动我县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努力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辉映、与社会进步相融合、与历史传统相承接、与世界文明相贯通的先进文化，不断开创我县文艺事业的新局面。在这里，我代表县委提几点希望：第一，牢牢把握现阶段文化建设的主题，大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前进的方向。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传播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才能回应时代的呼唤、反映历史的要求。全县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团结稳定、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观念，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观念，积极培育“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县人文精神。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

第二，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民始终是文艺表现的主体，生活始终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和伟大创造，文艺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有感召力、生命力。当前，我县移民和扶贫攻坚的火热生活需要文艺工作者去赞美；全县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需要文艺工作者去讴歌；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文艺工作者去营造；丰富的文化资源需要文艺工作者去发掘。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立足开县实际，深入社会生活，关注民生，体验民情，反映民心，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认识文艺的价值，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中挖掘创作源泉，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激发艺术灵感，努力创造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要大力繁荣群众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拓展基层文化空间，创新基层文化形式，大力发展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

第三，大力发扬创新精神，创作出具有开县特色、体现时代特点的文艺精品。推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不善于继承，则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则缺乏继承的活力。我们生活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追求，给文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我们要大力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努力创作一批具有影响的文化精品，推出一批具有开县特色、时代特点的文化品牌，大力提高我县文艺创作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开县在全市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要充分挖掘我县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自然资源，收集整理古巴人墓群遗址、盛山十二景诗、“公车上书”开县六举子等历史文化，扶持民间刺绣、水竹凉席、香绸扇画等传统工艺，大力挖掘车车灯、巫舞、抬工号子、薅草锣鼓等民间民俗文化，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积极打造以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和故居、雪宝山、花仙峡等为代表的旅游文化，精心塑造以生态滨湖城市为主体的现代城市文化，彰显开县文化魅力，打造开县文化名片。

第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文品亦人品，文格即人格”。繁荣文艺事业，关键要有一支德艺双馨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创作优秀作品和培养高尚人品结合起来，注重自身的思想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促进精神境界的升华。一定要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恪守职业道德，弘扬职业精神，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努力攀登人生和艺术的高峰，做德艺双馨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弘扬团队精神，形成文人相敬、文人相亲、文人相勉、文人相学的良好风气。学无止境，艺海无涯。全县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学习，潜心钻研，提高学养，争做各个文学艺术领域的专家和“大家”。要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提高理论修养。要适应现代生活和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需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特别要善于学习各种新知识，不断拓宽视野，为

文艺创作提供丰厚的知识储备。

第五，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营造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良好环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事业。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热心服务，大力支持，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的水平。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有关部门要从发展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热情关心、支持文艺事业的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要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要制定措施，完善政策，增加投入，积极扶持和表彰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人才，形成优秀文艺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机制。要热忱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工作和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精神创造力和艺术生产力。要注意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造就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使我县文艺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县文联的成立，标志着我县文艺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县文联是党领导的文艺界人民团体，要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等职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团结全县文艺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努力把文联建设成文艺工作者之家。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文联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促进全县文艺的发展繁荣。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文联工作，帮助文联解决实际问题，为文联履行职能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县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必将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沸腾的社会生活，这也为文艺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使命，团结协作，与时俱进，大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建设和谐文化，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率先”和“加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全县文艺工作者永葆艺术青春和创造活力!

祝开县文艺的百花园永远生机盎

第三篇：第一次文代会（范文模版）

第一次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百花文学百花文学百花文学百花文学，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双百方针”仍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但它确实标示着文艺政策向宽容和相对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实际调整。敏锐感受到文学环境变化的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性、批判性的新作品问世，不少观点新颖大胆，甚至质疑既有规范的理论文章得以发表，一时文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变化与新局面。有文学史家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百花文学”，甚至有人称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为“百花时代”

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

『“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6、《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形象

《白鹿原》：对近代历史的阐释——超越阶级斗争模式。对民族文化的解秘。

1、白嘉轩形象：仁义文化的载体。（1）耕读传家——虽为地主，有家产（有药房等），但从不放弃劳动，亲自犁田——与农民没有两样。要儿子进山背粮，体验劳动的艰辛。注重子女的教育，严格要求他们读书学习。（2）广行仁义——组织“交农”事件；周济不得不卖地的李寡妇；与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建乡规民约；建学堂；（3）慎独——批评鹿三从背后暗杀田小娥。宣称“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4）传统道德卫道士（负面因素）——拒小娥入祠堂；修塔镇“妖”等。王蒙反思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艺术特点反思类的主题内涵：《坚硬的稀粥》——现实改革的讽刺寓言。早餐改革最终失败，还是稀粥加馒头片及大头菜，最后还是爷爷说了算。《冬天的话题》：荒诞与中国问题透视。沐浴学权威朱慎独与海（加拿大）归派赵小强的争论。长篇：《活动变人形》：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反思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静珍：守寡与性压抑；受虐与施虐。倪吾诚形象。《恋爱的季节》：理想时代的爱情故事。所谓少女情怀。《失态的季节》：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人生塌陷。是钱文（有作者自己影子）等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变奏。《踌躇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续篇。写62年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后钱文等的人生经历或国家形势。《狂欢的季节》：文革叙事。对文革的书写，钱文远走新疆。改革类：《春之声》：改革的春之讯息。试析《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形象《班主任》是刘心武的作品，这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宋宝琦、谢惠敏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小说中描写的两个畸形儿形象。宋宝琦：愚昧无知的中学生典型。谢惠敏：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分析赵树理小说语言与形式的创新，并重点说明哪些方面对传统小说做了扬弃与改造。

A、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教材478）B、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新素质）（教材478—479）C、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赵树理的小说的总主题）（教材479）D、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以《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例，谈谈当代农村题材小说跟现代文学中乡土小说之间的美学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以积极肯定的姿态，塑造了大量的农民形象，细致地展现了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并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和期盼，从而再现了较切实的乡村经验，描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实乡村生态世界。这一生态世界的呈现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文学理念以及所采用的艺术方法有关，也关系着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乡土小说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囊括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创作，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在深层上也包含了文学史家争夺文学资源的形成原因的突出要点有两个：⑴、时代背景不同，对农民的认识也就不同；⑵、文化理念不同：五四文化突出国民启蒙，所以农民成为国民性文化的代表，文化弱点较多，当代文化突出农民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所以积极乐观人物占主流； 赵树理小说特色情节结构上，注意故事性，情节连贯，环环相扣，有头有尾，而且往往是大团圆的结局。如《小二黑结婚》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来安排结构、组织情节，作者先用“不宜栽种”和“米烂了”两个小故事交代先出场的小芹有引出金旺兄弟和小二黑。情节发展一环扣一环，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每章节尾和下章开头扣得很紧，例如第二章叙述“三仙姑的来历”的故事，结尾“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他女儿小芹身上。”非常自然的转入第三章“小芹”的故事。最后又用“怎么交底”交代了任务归宿：恶霸金旺、兴旺被判刑法办，二诸葛，三仙姑的思想也有了转变。这些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但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构架。《李有才板话》写阎家由贫苦农民斗倒阎恒元的故事。开始怎样，后来这样，结果又怎样，小说都一一作了清楚的交代。同时，坐直在小说是的叙述过程中，继承了传统说书艺术中的“扣子”手法保留故事中的关节，类似于传统小说中“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造成阅读心里上的悬念以吸引读者。

2、在描写与叙事上，把人物放在情节与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赵树理吸取中国“评书式”小说的传统手法，把描写情景融化在故事言语来展现其性格，很少有静止的景物与心理描写。如二诸葛就是通过不宜栽种的情节，还有小说小芹与小二黑“命相不对”，求区长“恩典恩典”等言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他那迷信、迂腐、懦弱、老实得性格特征。

3、采用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语言，风格质朴、明快、风趣。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一种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口语，朴素自然，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小二黑结婚》介绍“三仙姑的来历”中的一段叙述，完全是平淡无奇的口语而这种口语在赵树理笔下，却便可很有表现力：“三仙姑却和大家 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还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的语言就是这样大众和艺术化于一炉，动人的艺术魅力，拉大了炉火纯青的境

短篇小说：

这类题材往往贯穿着作家对往昔战斗生活的回忆和思考。建国后，孙犁进入了城市，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岁月。他写道：“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尖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这种亲切而美好的情感，使孙犁小说产生了动人的艺术力量。《看护》、《小胜儿》《山地回忆》、《奂召儿》就是作家进城后，在回忆和思考中写下的佳篇。

长篇小说：

《风云初记》是孙犁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别具一格，曾被誉为“用诗写的小说。”小说以抒情的基调，明快的风格，表现了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过，特别突出了冀中人民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有特色，比如；乐以耿直，敢于斗争的老农民高四海，雇工出身，成长为人民军队连指导员的芒种，多才多艺的革命文化战士王变吉，以及大贼，兵痞高疤，甘作走狗的老蒋，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吴春儿、李佩钟、蒋俗儿这三个彼此迥异的女子性格，更为引人注目。春儿：质朴、纯真，由农家姑娘成长为无产介级先锋战士；李佩钟：以旧营垒里反叛出来，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走向革命。俗儿：根底不正的女性，由生活的轻浮放荡，走向政治上的堕落。但因为女作者“生活不足”，“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小说的后十几节，显得结构松散，常常以作者之间连缀章节，而不是注意情节的连贯和缜密。对主要人物性格的结局，收束得过于匆忙，让人感到作品似乎没有写完。具体这部小说的详细内容，请大家阅读原作后得出评价。二是参看教材料。

中篇小说：

《铁木前传》是孙犁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它发表得较早，作品也很出色。这部中篇透过铁木两代人的生活、性格、命运在土改后的变化，深刻地概括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风貌和阶级分化的情景。

关于这部中篇的创作，作者曾经这样谈到：“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关于这部小说的起因，作者说到，“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而苦恼。”小说“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但作为“前传”，它写得还不是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进程，而是描绘运动的背景，演出运动的前奏。小说写了铁木两代人的生活、性格、命运在土地改革后的变化。（作者原来想写《铁木前传》的续篇，他曾对吕剑同志说过：“我想在读篇里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止。”《铁木前传》写到第十九节时，孙犁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大病中补写了短短的第二十节，作为结束。文笔中，孙犁被抄家六次，多借口查抄《铁木真后传》，孙犁认为到了晚年，已缺乏写小说的热情，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对于热心的读者，《铁木真后传》大概要成为作者终身的遗憾了。）

小说中，铁匠付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劳动中谐调地合作，在生活中相互关照，在感情上彼此给予温暖。付老刚的女儿九儿，和黎老东的儿子六儿在抗战的烽火和饥寒中度过了童年，并产生朦胧的爱情。土改以后，黎老东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二儿子牺牲了，领到一笔抚恤粮，天津解放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大儿子又捎来一些现款，家里生活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黎老东便新买了宅院，添了红马，并与铁匠合作，为自家打一辆大车，准备去赚钱。在黎老东和付老刚这一次合作里，两个人心里都渐渐觉得和过去有些不一样。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而这一次，黎老东却象个监工，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付老刚抽袋烟，黎老东都表示不满。而且，黎老东在绝口不提九儿和六儿的亲事，好象他从前没提过似的。他对过去的朋友说：“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这句话，十分激怒了付老刚，他把饭碗一推，立起身来说：“亲家，我不是到你这里来逃荒呀！”倔强的铁匠叫出女儿，泼灭炉灶，离开黎家。村里的青年们把铁匠父女接到青年团办公的院子，为青年团钻井队制作工具。

与此同时，六儿与九儿也由童年时的两小无猜发展为分道扬镳。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区别，在童年时代已见端倪。如出门拾柴：“我们赶紧拾柴吧。”九儿劝说。/“忙什么？”六儿说“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我们不许一人拾两筐吗？”九儿说。/“就是一天拾三筐，也过不成财主！”六儿严肃地驳斥着。这段对话，不仅描写了小人儿的鲜明个性，也表现了严峻的现实。九儿纯朴、勤快，深知生活的艰辛，想尽自己的微力去帮补大人；六儿聪明、伶俐，却不耐劳苦艰辛，但求轻快自在，两个小朋友的性格有明显差异。几年以后，当九儿跟着父亲重来这个村庄的时候，被黎老东惯坏了的六儿，已经变成一个专好玩乐，游手好闲的二游子，九儿刚投身于青年团组织的水利建设中，两个人之间失去了共同语言。

黎老东和付老刚友谊的破裂，六儿与九儿爱情的变异，铁木两代人的感情悲剧，深刻反映出新的阶级分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它告诉诸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渗入到农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变化。

人物形象塑造：“小满儿”

小满儿是《铁木前传》中一个性格复杂的落后女性形象，她原是城东一家包娼窝赌人家的女儿，老一辈就没有给她留下好榜样、好名声。婚姻的不幸，促使了她的放荡不羁。她被黎大傻的老婆接来用以招徕生意，她的年轻漂亮，惊呆了村里的青年。小满儿与村里的落后人物纠缠在一起，并横插一杠，与六儿好了起来。村干部曾经讨论，帮助六儿，先从改造小满儿入手，小满儿聪明伶俐，每次都有躲过民校学习。她受一个人绕到村外去，象萤火虫一样四处飘荡。今年村里宣传婚姻法，小满儿突然积极起来，自动到会。她开始沉默起来，小满儿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愤 亲和姐姐为她包办 的婚姻，她开始回味人们对她的批评和劝告。而有天晚上，干部邀她一同去开会，途中小满儿突然脸色苍白，大叫大喊，仿佛得了急病。干部去找人，六儿闻声赶来，背走了小满儿。等她偷偷的热烈的吻着六儿的时候，六儿才知道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小满儿是一个充满了想象、生命力与内心矛盾的女子。她看似轻佻而又举止矜持，热情爽朗而又生性多疑，纯洁天真而又狡黠多变，野性难驯而又知情达理，不事生产而聪明能干，爱好享受而又心灵手巧。这些看似冲突的性格特征，那般不可思议的结合在一起。构成她反复无常，蜿蜒起伏的生命曲线。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来时，她的心灵深处仿佛有了复苏的萌动，试探着在新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农村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不负责任的社会舆论，又给她施加反作用力。于是，她恶作剧地导演了一场在干部护送下逃跑的闹剧。这种人生反复正是小满儿的复杂性格的真实表现，透过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铁木前传》的艺术特色：

①动人的诗情，真诚、炽烈、凝重的抒情基调，使这部作品被誉为“诗体小说”。②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使小说亲切感人。

③白描手法的运用，使这篇小说朴素、明净，达到了单纯与完整相统一的美的境界。

3、作品艺术风格

孙犁作品中，家乡的风土人情，白洋淀一带的战斗和生活，作家本人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气质，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形成鲜明，独特的孙犁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塑造：

孙犁以描写农村青年女性著称，作家往往把她们放到日常环境中，从她们命运、性格、心理和感情世界的变化，反映出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人们的精神风貌，表现出时代风云的变幻。

孙犁特别擅长表现农村青年女性，这与作家的生活积累有关，更与他对妇女观念的理解有关，也反映出作者重要的文学观，生活观。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长期的工作接触，使孙犁尤其熟悉那些农村妇女。作者认为，她们并没有什么学问，他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妇女，曾使作者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这使他决意要把自己的生花妙笔献给农村的青年妇女。四十年代的《荷花淀》、《光荣》等小说就是一首首妇女的赞歌。

解放后，孙犁继续保持了这种文学观。他谈到：“我以为女人要比男人乐观，人间的悲欢离合常与她们有关系，我几乎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写她们。”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孙犁一人，张贤亮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李秀芝、乔安萍、韩玉梅、马樱花、黄香久这一系列女性形象，构成了作者“梦中的洛神。”张洁也有类似的看法，《祖母绿》这篇小说体现得明显。）

孙犁对农村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把握得很好，年轻妇女和女孩子的形象塑造最为出色。孙犁1983年评铁凝《哦，香雪》时谈到：“女孩子们的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质。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的操劳，遵循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我年龄大了，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酸苦。”所以，孙犁致力于发掘女孩子心中的美质。

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构成了孙犁笔下独特的女性画廊，真象是“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运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孙犁塑造的妇女形象色调多样，性格迥异。从刚毅自尊的八路军女看护刘兰，到热心救护伤员，不惜卖掉自己唯一陪嫁的花棉袄的农村姑娘小胜儿；从聪明伶俐的吴召儿，到凌厉尖刻的妞儿；从聪慧、勤劳、勇敢坚强的春儿，到质朴、恬静的九儿，从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性格复杂的小满儿，到轻浮放荡，走向堕落的蒋俗儿，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山地回忆》中的那个妞儿，是山地许多女孩子的化身。作者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他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小说写一位人民战士和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子在河边邂逅相遇的故事。（冬天早晨，战士去河边洗脸。河边相遇，发生口角，这种平凡的生活事件，在作家笔下表现得很感人，女孩子善良热情，肝胆相照的品质，山区人民对八路军的深情厚意，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从孙犁笔下这些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有人说孙犁“师法红楼”，把女孩子写活了。这些艺术形象，可使我们想到梅里美笔下那些热情狂放，独立不羁的女性，比如勇敢的卡门；可以想到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她们充满了独立思考和坚毅性格；但细细品味，孙犁的女性形象，没有卡门那种与社会相抗衡的狂放与狷傲，也没有屠格涅夫的少女那种淡淡的诗意的哀愁，她们是在中国土地上经受着战争考验的东方女性。妻子的温柔，少女的羞怯，恋人的多情，老妇人的慈爱，以及勤劳、质朴、善良、贤慧的美德，构成冀中妇女所特有的纤纤之情。而一旦时代向民族发出召唤，她们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瘦弱的肩膀支撑起民族的大梁，在柔美的性格中注入了阳刚之气。对同志，她们充满热爱；对敌人，她们同仇敌忾，意志刚强，表现了战士特有的气质。孙犁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绘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创造，也是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独特贡献。

②浓郁的抒情格调：（充满诗的情调）

孙犁小说以现实主义描写和浪漫主义气息而见长抒情色彩浓厚，充满诗的意境，充满了乡土风味，追求清新、隽永、淡雅的艺术风格，表现一种纯净的美，具有“诗体小说”之称。

孙犁说道：“在现实生活里，充满着伟大的抒情，在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作家的丰富的情感蕴含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孙犁的小说，总是蕴含了作者浓郁的抒情。作者具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眼光，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从家庭、夫妻、爱情、友谊等方面的关系变化中，去发现诗意，加以点染和凸现。这种充满诗意的抒情在孙犁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铁木兰传》结尾时，关于童年的抒情；又如《风云初记》中，春儿随部队踏遍冀中大地的时候，关于家乡和土地的那段抒情，都是出色的范例。

孙犁小说中的抒情，并不是一般的外在的议论式的感慨，而是始终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生活场景的描绘之中。战争年代的艰苦，物质匮乏，亲人的离别在作家笔下，都写得情深意足。《关召儿》这篇小说中的女孩子，在战争中成了自卫队员，在反“扫荡”战斗中担任了部队的向导。小说写吴召儿穿一件红棉袄露出的色的里子，“就活象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象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这种描写充满诗情画意，寓刚劲于淡雅之中，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

读孙犁作品，我们很容易想起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驿站长》、《上尉的女儿》，想起高尔基、梅里美、屠格涅夫那种单纯、优美、诗意的风格，想起鲁迅先生那些隽永，深刻的抒情小说。孙犁深深喜爱这些作家，认为她们的小说与自己的气质非常吻合，他喜欢这些作品中“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所以孙犁深受这些作家的影响，并且自觉地追求这种风格，这使孙犁小说一向具有“诗体小说”的美誉。

③散文化的结构

孙犁小说往往突破传统的小说格局，创造一种散文化的自由风格。

1、追求情节的淡化，多集中描绘生活的某一片断、侧面、场景或人物。虽然“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

这种散文化的结构，与孙犁小说的总体风格，是密切相关的，他怕作品多是根据内容的特点，或详或略，或收或放，如行之流水，明丽天然，寓严谨于散淡之中，具有一种散文美。

④白描的手法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孙犁的白描手法，师承鲁迅，孙犁的文学语言，也是诗的、抒情的美的语言。关于这一点，不再细讲，请同学们参看教材）

总之，孙犁小说这种清新、隽永、秀雅的风格，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在提倡作家艺术个性的风气尚不盛行的五十年代初期，孙犁的创作具有启示的意义。河北一些文学青年师承孙犁，曾一度形成“荷花淀派”。关于这个流派，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提及，这里不再多讲。有兴趣的话，希望大家看看作品集和研究文章，以扩展知识面。可看《菏花淀派作品选》文章：《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白海珍《河北文学》1981.4期）

第四篇：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文学规范的建立

1：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

大会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今后文艺的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普及第一、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坚持文艺工作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后被概括为“二为”。会上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为主席，周扬等为副主席；还分别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戏剧、电影艺术、音乐、美术、舞蹈工作者协会。

毛泽东莅临大会作了简短讲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周恩来作《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以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同时强调了文艺原则和文艺队伍建设问题。

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总结了解放区文艺的经验，认为解放区文艺实现了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文艺应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引，反映党的政策，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艺术上强调大众化的追求。同时要求对文艺加强党的领导。

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认为国统区文艺取得了显著成就，文艺运动的主流也是遵循毛主席的方向前进的；同时检讨了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种种错误倾向，尤其是批评了胡风及其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着重提出用党的政策来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

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回顾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从理论高度为现代文学定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号召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展望新中国的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展广泛的群众文艺运动，吸收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排除资产阶级的非革命因素，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旧的文学传统。2：文代会的观点。A：文艺工具说。文学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党性色彩。B：同路人说。排斥非无产阶级作家，通过理论斗争纯洁思想，保证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C：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论。提倡哲学直接进入文学，49年后发展为

政治直接进入文学。第一次文代会把上述内容以文件、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加以具体化和明确化。这次文代会也造成了作家们30年的创作不自主。

3：作家们的反映。A：解放区作家：他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知道新政权对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除了革命的权利以外，还要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因此自觉地迎合了新的文学规范。如柳青响应号召下乡劳动，深入生活，体会生活和进行创作。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通过创作反映问题。B：国统区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作家：他们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所以对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自知与新时代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因此希望通过互相谅解达成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如巴金坦言自己是来向解放区作家、工农群众学习的。C：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作家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的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不愉快的回忆，或者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格格不入。但他们没有离开国家，希望能够忘掉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和新政权调整好关系。在新时代面前，他们的内心是紧张的。如沈从文，在解放后终止了文学创作事业，甚至曾经一度陷入精神失常的境地。

对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更具体的文化困境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给予作家的表达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解放后除极个别的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过较好的作品外，大部分作家的创作数量和艺术水平都下降了。

4：文代会的意义：将文代会放在文艺发展演变的过程上讲，它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A：思潮转变，由“百音竞奏”转变为“一种声音”。B：共和国文艺发展蓝本被定为延安文艺模式。C：文学进入狭窄的发展渠道，众多文学资源被否定。D：文学规范建立，文学进入体制化阶段。体制化的具体表现有：a：政权介入文艺。b：文艺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c：作家失去思想自由。d：作家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

总之，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工农兵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经过文艺领导人和理论批评家的反复倡导和阐发，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学规范，并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包孕的主要内涵，贯彻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新的文学规范表现在创作上，就是要选择新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采用新的语言、形式。在这一目标引导下，本时期文学倾向于写重大题材和主题，以塑造英雄形象为主要任务，追求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三者构成了本时期文学创作的时代特色和总体风格。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议提倡作家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必须在表现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创造人物，并强调塑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还要求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重新规定了文联和各协会的章程。第二次文代会在指导思想上比第一次文代会前进了一步，应当肯定；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偏颇，如提出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政策，离开党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的领导。这在第一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中也曾提过。

1960年7月，在国民经济因指导思想的错误和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影响而困难重重的背景下，第三次文代会召开。这次会议始终贯穿着对“修正主义思潮”的错误批判，也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文艺政策，相反，极左倾向越来越严重。

第五篇：在南部县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2008-02-08

在南部县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2008-02-08

县委书记、县人大党委会主任胡光明

各位代表、同志们：

南部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我县文艺界的一次盛会，也是我县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中共南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向前来参加今天大会的省市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借此机会，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发扬成绩，服务大局，为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强县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南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第三次文代会召开以来，是南部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成就巨大的时期。十二年来，我县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经济活力逐步增强，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乡面貌变化显著，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近两年来，全县呈现出产业培育初见成效、社会矛盾有效化解、党的建设继续加强的良好势头。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显示了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强大功能。十二年来，我县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扣时代脉搏，积极进取，潜心创作，在文学、音乐、舞蹈、摄影、书法、美术、民间文艺等领域创作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和谐南部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期，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强县，构建和谐南部的美好蓝图，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文学艺术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我县十一五规划已全面完成，美好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要紧紧围绕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强县的目标，继续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实现产业发展新突破、城乡面貌新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新提高。实现这些目标，必然需要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必然需要全县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团结一心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必然需要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强县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坚持三贴近、创造精品力作，争做南部优秀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创作前提。从文艺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诗歌、音乐，还是戏剧、美术，均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永远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永远是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只有为人民群众服务，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才能在坚实的大地上枝繁叶茂；作家艺术家只有为人民而写、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舞，才能赢利群众的尊重和热爱。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扎根基层汲取营养。当前，文艺创作中仍存在浮躁现象、功利行为。有的艺术工作者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无动于衷，对人民百姓、贫困群众缺乏感情。有的作品无病呻吟，庸俗无聊，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脱离基层实际，脱离普遍群众需要，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必须教育和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三贴近，深入农村、工厂、社区，直接接触群众，拜群众为师，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积累素材，涤荡心灵，提高素质。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更多的文艺精品。南部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孕育了皮影、傩戏、根雕、剪纸等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诞生了三国大儒谯周，北宋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状元宰相等古代名人和国画大师席德进、革命先烈李鸣珂等近代名人。这些浓厚的历史文化为我们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能传承后世的南部特色文艺作品提供了继往开来的历史条件。近年来，南部日益成为川北经济、商贸、文化的大交融的重要城市，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也为我们创作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秀作品提供了直接的生活画卷。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抓住机遇，敢于拼搏，善于挖掘，大胆演绎，创作精品，为提升南部知名度和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加强领导，奋发向上，努力开创新时期南部文艺工作的新局面

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各级党政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加强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站在践行“三个代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筹划和推动文化发展。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真心诚意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加强对优秀作品、优秀人才的宣传和奖励力度。关心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支持他们发挥余热，搞好传帮带。社会各界都要关心和支持文艺工作，为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尽心尽力。

要充分发挥文联的桥梁纽带作用。文联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家，是促进文艺事业前进的重要组织。县文联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精神，努力在建设和谐文化中有所作为。要认真履行联络、协调和服务职能，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联系，维护团结，促进合作，扩大交流，努力形成心齐气顺的干事氛围，促进文联在建设文化强县和丘陵地区经济强县进程中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

要努力建设一支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队伍。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努力学习各种新知识，广采博取，为文艺创作提供丰厚的知识储备。要培养广大文艺工作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至上的责任意识，知难而进、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培养和造就一支文艺观念正、文学素养好、创作精神足、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队伍，确保我县文艺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要努力探索一个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的运行机制。各宣传文化部门要认真思考，大胆创新，努力探索并建立一个完善的创作机制、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文艺创作，潜心创作反映南部、宣传南部、展示南部优秀人文、风光、历史的文艺精品，为提高南部知名度、提升南部文化竞争实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志们，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上的讲话中指出：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重要条件。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我县正处于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推进南部发展新跨越的关键时期，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旗帜，牢记使命，辛勤耕耘，不懈奋斗，努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谱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为加快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强县，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