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本案情
刑诉模拟法庭案例
基本当事人 公诉方 3人
合议庭 3人 被告 5 人 辩护人 5人 证人 4人
基本案情
1996年5月，梅州市政府干部曾志强向被告人杨国华打听：广州经纬集团董事长何仕强有美金引资，在丰顺银行有无关系，能否联系银行接收存款。杨国华经他人介绍认识了曾与丰顺建行下属建设实业公司合伙做生意的被告人郑木宽，问郑木宽能否帮助做此生意。郑木宽即与丰顺建行联系，丰顺建行同意接收存款，并于1996年5月8日出具了愿意接收2000万元定期存款，按规定出具定期存单，并保证到期一次性支付本息的证明。被告人何仕强、郑木宽经曾志强、杨国华介绍相识后，经协商于1996年9月25日分别以经纬集团和康达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关于联合开发革命老区丰顺经济建设的协议”。协议规定：经纬集团负责引进资金到丰顺建行，所引资金转入经纬集团账户；康达公司负责协调与丰顺建行的关系。出具大额定期存单，并保证经纬集团及时提取资金运作；引入资金由双方按比例使用。协议签订后，被告人郑木宽打通了丰顺建行的关系，帮助经纬集团在丰顺建行开立了临时账户。由于协议约定由康达公司负责出具存单，郑木宽遂在丰顺建行储蓄专柜存入100元，获取了丰顺建行定期存单的样本，然后窜到广州市沙河大街个体流动雕刻点按照样本制版印刷了四十余份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梅州市分行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单”，雕刻了“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丰顺支行储蓄专柜业务公章”一枚，私人章二枚，为实施诈骗做了准备。
1996年10月初，被告人何仕强经李俊峰介绍认识了广州市越秀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松普，以高额利差引诱赵松普到丰顺建行存款。何仕强电话告诉了郑木宽。10月8日，何仕强带赵松普携款150万元到丰顺县，当晚，因郑木宽对原协议内容提出异议，何仕强、郑木宽经协商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变康达公司负责出存单为经纬集团自行负责，经纬集团按所引资金的5%付给康达公司手续、应酬费。10月9日，赵松普的150万元解付到丰顺建行，办理了活期存折。在办理活期存款转定期存款手续的过程中，何仕强将赵松普活期存折上的150万元转入其在丰顺建行开立的经纬集团临时账户。与此同时，郑木宽伙同杨国华、曾志强，用事先准备好的假空白存单窜到广州省揭东县锡场镇林玉萍个体打印社打印了一张150万元的假定期存单盖上假章后交给何仕强。何仕强又将该假单交给了赵松普。当日，何仕强通过郑木宽在丰顺建行临时账户上取现金25万元返还赵松普利差，付给李俊峰中介费5万元，何仕强自带30万元汇票回广州，余额90万元由郑木宽主持与杨国华、曾志强等人分得。郑木宽用所得赃款偿还其在丰顺建行的贷款20万元。
1997年1月，被告人李广荣出任丰顺建行行长。为了打通李广荣的关系，通过丰顺建行继续引资骗钱，何仕强通过郑木宽邀请李广荣至揭阳市。其间，何仕强问李广荣：银行能否给经纬集团贷款200万元用于返利差或银行垫付利差，均被李广荣拒绝。在回丰顺途中，郑木宽告知李广荣：“何仕强他们是在搞假”。1月23日，被告人何仕强以高额利差为诱饵向揭阳市粤湘达经贸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首湘“引资”100万元到丰顺建行，办理了活期存折。徐首湘对何仕强不信任，与何仕强、郑木宽一起到丰顺建行李广荣办公室咨询，李广荣表示到期能一次性支付本息。徐首湘便持活期存折在行长室与李广荣、李电波（副行长）等候，由何仕强、郑木宽去办理定期存单。不一会，郑木宽即拿一张其与杨国华在林玉萍打印社打印好的徐首湘存款100万元的假定期存单交给徐首湘。徐首湘发现存单上到期日期有误，即找郑木宽，郑木宽称属打印错误，并将存单收回。徐首湘亦未将活期存折交给何仕强、郑木宽。1月25日，郑木宽再次交给徐首湘一张100万元的假存单，徐首湘不放心持单向丰顺建行验证，被丰顺建行副行长卢伟珍发现是假单。丰顺建行向丰顺公安局报了案，何仕强获悉存单出事后逃离丰顺。1月29日，何仕强称保证出具真实有效存单，再次将徐首湘骗到丰顺县。经双方协商后，何仕强给徐首湘开出一张100万元的现金支票作担保，徐首湘经查询确认支票真实后，才将100万元活期存款取出转入经纬集团临时账户。徐首湘在等郑木宽给其拿定期存单和利差时，得知何仕强因1月25日假存单之事被公安机关追查而逃跑，遂驱车追赶。赶上后，徐将何仕强带到揭阳粤湘达酒店。经协商，何仕强与徐首湘签订了协议：何仕强联系郑木宽出具真实有效的丰顺建行存单，如丰顺建行到期不还，由经纬集团负责偿还本息，并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徐首湘不再拿存单到丰顺建行查询。1月30日，何仕强要其司机找郑木宽拿一张假100万元丰顺建行定期存单和16万元利差到揭阳，给徐首湘后，徐首湘才让何仕强离去。3月5日，徐首湘不放心，再次持单到丰顺建行验证时，被该行经警徐小平发现是假存单，徐小平及时报告了李广荣，李广荣指示向丰顺公安局报了案。徐首湘也到丰顺公安局报了案。徐首湘的100万元被骗后，除返还给徐首湘利差16万元外，何仕强分得34万元，另50万元由郑木宽主持分赃。
1997年3月中旬，广东省阳江市建行职工许德明给当阳农行计划科副科长朱心育电话称：广东丰顺建行需引进资金1000万元，年息二分一厘，问当阳农行做不做此业务。朱心育经请示行领导同意后，在行内融资1000万元。1997年3月17日，朱心育在中国人民银行当阳市支行办了一张1000万元的大额汇票，于当日下午与本行职工朱心社、夏春林、丁德玉一行四人乘飞机抵达广州。由许德明、张健民、谢锡洪在机场迎接到丰顺县。许德明在介绍1000万元的融资业务给朱心育的同时，又把当阳农行有1000万元到丰顺的信息告诉了广州市无业人员谢锡洪、张健民，谢锡洪、张健民又转告了李俊峰。李俊峰立即电话报告了何仕强，何仕强要李俊峰把当阳农行的人带到丰顺县找郑木宽。李俊峰找到郑木宽，郑木宽称何仕强不来就不做此业务。3月20日，朱心育等人在许德明、李俊峰、郑木宽的陪同下到丰顺建行李广荣办公室说明来意，并咨询到期能否保证支付本息。李广荣表示能按时支付。何仕强于3月22日从北京赶到丰顺，在丰顺华侨宾馆经许德明、李俊峰介绍与朱心育等人见面，何仕强、许德明、李俊峰即陪朱心育、朱心社到中国人民银行丰顺县支行办理汇票解付手续，因须电报查询当日未办成。
1997年3月24日，何仕强、李俊峰、许德明陪同朱心育、朱心社到中国人民银行丰顺县支行解付1000万元大额汇票到丰顺建行。朱心育在丰顺建行储蓄专柜存款30元，办了一个活期存折。下午，票据交换到丰顺建行后，将1000万元上到朱心育的活期存折上。与此同时，郑木宽按分工将盖好印章的假空白存单交给杨国华到林玉萍打印社打印了一张户名为朱心育、定期一年的1000万元假丰顺建行定期存单。郑木宽和杨国华一同到丰顺建行门前，杨国华按郑木宽的事先安排假冒丰顺建行工作人员当他人面将假存单交给何仕强。25日，朱心育持活期存折与何仕强、李俊峰、许德明、朱心社再次到李广荣的办公室，要求办理定期存款。李广荣即电话叫会计股长朱植南上楼，安排朱植南给朱心育办理活期存款转定期存款手续。朱植南称不属其工作范围，而不同意。李广荣对朱植南说：“你把活期存折拿过来后交给何仕强他们去办就行了。”朱心育、朱心社、何仕强、许德明、李俊峰即随朱植南到二楼会计股朱植南的办公室。朱心育将1000万元活期存折交给了朱植南。朱植南称由他去办理，要朱心育他们回行长室等。尔后，朱植南背着朱心育等人将1000万元活期存折交给了何仕强。何仕强拿到活期存折后，便到一楼储蓄专柜填写了一张取款凭条和进账单，将这1000万元转到其开立的经纬集团临时账户上。何仕强办好后，返回李广荣办公室，把那张事先由郑木宽、杨国华负责打印好的假丰顺建行1000万元定期存单交给在此等候的朱心育。朱心育拿到定期存单后，要求李广荣在存单上写一个承诺，被李广荣拒绝。朱心育不放心，要朱心社到丰顺建行储蓄专柜存了100元取得定期存单，与1000万元定期存单进行“折角验”，没有发现问题，即要求返还利差。何仕强、许德明、李俊峰、朱心育、朱心社就从三楼行长室下来到二楼会计股。朱植南从柜台内递出汇票凭条，许德明填写了三张汇票凭条，共计金额131.5万元，填好后递给了朱植南。朱植南见要从何仕强经纬集团的临时账户上办现金汇票，认为不符合银行管理制度，电话请示李广荣。李广荣电话回复：他们要办就办，不要管那么多，只要不损害银行的利益。朱植南即安排其下属办好了汇票交给朱心育。朱心育等人返回华侨宾馆后，何仕强、李俊峰、许德明也到华侨宾馆，许德明将应返利差余额3.8万元现金交给了朱心育。朱心育等人于当天由何仕强、郑木宽、杨国华、李俊峰、许德明送往潮阳过夜，次日从汕头乘飞机返回当阳农行。1997年10月20日，当阳农行朱心育等人持1000万元存单到丰顺建行核实债权时，李广荣方告知属假单。
当阳农行1000万元被转入何仕强的经纬集团临时账户后，何当即取现金返当阳农行利差131.5万元，给郑木宽办理一张50万元转账支票，用于支付郑木宽的手续费和应酬费；何仕强自办一张300万元汇票带回广州，同时给郑木宽办一张150万元的汇票，给杨国华开出一张10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郑木宽用于归还前一天找杨国华的借款。何仕强所办300万元的汇票，自带回广州入经纬集团在建行黄埔办账户后，转100万元到李俊峰的账户，由李俊峰支取付许德明、张健民、谢锡洪等人中介费、余额李俊峰占有。3月26日，郑木宽持何仕强给其的150万元汇票、50万元转账支票及杨国华10万元现金支票到丰顺建行提、汇款时，丰顺县公安局根据李广荣反映的情况到丰顺建行冻结了经纬集团临时账户上的存款300万元。郑木宽找到朱植南，问能否帮助将何仕强给其和杨国华的款提、汇出。朱植南表示可以，并帮助郑木宽办理了提、汇款手续。何仕强给杨国华的10万元现金支票因印章模糊，银行工作人员拒付。郑木宽即持支票找李广荣，李广荣在10万元现金支票上签字“同意付给”。郑木宽将该支票交给朱植南帮助支取，朱植南要郑木宽过一段时间来拿钱。郑木宽便从自己所得款中分给杨国华10万元，又另还杨国华10万元。朱植南将郑木宽的10万元现金支票提款后，办了一个4万元的活期存折交郑木宽，余额6万元占为己有。当阳农行假单事发后，朱植南害怕，退给郑木宽1万元。郑木宽用所分赃款偿还了其在丰顺建行的贷款30万元。
何仕强为提走经纬集团账户上被冻结的300万元，要郑木宽帮助打通丰顺县侵局的关系，将其账户上的款解冻。经过郑木宽与丰顺县公安局人员协调，何仕强于1997年4月8日将郑木宽交给其的假空白存单、假印章交给了丰顺县公安局。丰顺县公安局于4月21日解冻了经纬集团的临时账户。因此，何仕强又开50万元的现金支票给郑木宽作应酬费。后何仕强通过郑木宽、李广荣、朱植南等将该账户上的本息余额300余万元全部汇走。
同时查明，当阳农行1000万元被骗后，除追回部分赃款外，尚有780余万元至今无法追回。
第二篇：案情报告
精钢不锈钢厂诉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精钢不锈钢厂，注册地：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开发区1号，法定代表人刘远，厂长
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地：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开发区150号，法定代表人安定德，总经理
兴化市精钢不锈钢厂与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2年6月1日达成协议：由兴化市精钢不锈钢厂为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制作三万副钢窗，合同对产品的质料、规格、单价都做了相关规定，并约定的于2012年7月15日前交付货款。合同签订之日以及合同签订后10日内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向精钢不锈钢厂交付货款250万元整。2012年7月10日，兴化市精钢不锈钢厂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全部交货，并经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验收合格。2012年7月15日，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检查产品时，发现有31件产品有重度变形、破损情况,123件产品有轻中度变形情况，但不能举证产品质量问题是出现在交货前。2012年7月15日到2012年8月1日，精钢不锈钢厂向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多次所要剩余500万元货款未果。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向精钢不锈钢厂要求退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双方协商未果。同时，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以遭受金融危机为由请求精钢不锈钢厂准许其推迟交付货款，未得到精钢不锈钢厂的同意。经查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出现于产品交付之后，是由于福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工作失误所致。金融危机不是违约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不能作为福地房地长开发公司拖欠债款的理由。至2012年8月1日精钢不锈钢厂起诉至泰州市兴化市人民法院，福地房地长开发公司交付剩余500万元货款，也未支付违约金。
第三篇：案情摘要
【案情摘要】 2006年3月，在哥哥的介绍下，小杨来到羿富公司承包的扬州工程项目从事电工工作，三个月后，小杨辗转到羿富公司承包的另一个在常熟的“蓝泰工程”工地。9月1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五天五夜的小杨等电工，根据高某的安排在设备机房内加班架设电缆。凌晨零点五十分左右，小杨在人字梯上作业，在用力拉电缆时失去重心从梯上坠落，安全帽脱落，小杨头部直接着地，当即耳鼻出血不省人事。在当地医院抢救治疗了三个月后，小杨转入上海长征医院治疗，经诊断，小杨为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外伤性左额颞骨颅骨缺损。
2006年11月24日，高某以自己开办的望佳公司与小杨的父亲签订了一份《事故处理协议》，约定由该公司向小杨支付当前治疗费用共计44万余元，但其后的一切费用都与该公司及其他第三方无关。2007年8月29日，小杨向浦东新区劳保局申请认定工伤，2008年4月11日劳保局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小杨构成工伤。
【法理分析】
本案属于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维持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发生工伤，继而引发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故分析该案需要从两个层面来梳理线索：
所谓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建立的主要依据在于劳动合同的订立，但是在实践中，很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并未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签订的是其他名目的诸如劳务合同，派遣合同等，这就给劳动者维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法律上在鉴定工伤责任时引入了事实劳动关系这一范畴。所谓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后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以前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同意劳动者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却没有与其及时续订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仅在于欠缺劳动合同这一形式要件，但是这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因而劳动关系的双方仍然要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关系的成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件：首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再次，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最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仅需前三个条件。
从相关法律法规可知，缴纳外劳力保险与劳动关系成立是两个范畴，前者的欠缺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只要符合上述要件，劳动关系即告成立。从本案来看，虽然原告与小杨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根据小杨提供的证据能够认定其与原告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予以承认。
第四篇：案情分析
不管12月1日对方有没有人来，都不影响这次事件的定性。有二点原因: 1.对方的犯罪行为（合同诈骗和虚假破产）已经实施。如果企业确实是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明知企业经营不善经营不下去了无法履行合同时，还拼命地卖形同废物的“年卡”，骗取大量预付款，实属诈骗；而且不通过正常程序走，而是以“破产”为名，实则转移和隐匿馆里的剩余资产，均在主观上有直接故意，客观上有犯罪行为和损害事实。如果企业其实还没有到资不抵债的地步的，那么更是坐实了“虚假破产”的罪名。根据公安部的最新规定，涉嫌合同诈骗二万元起，涉嫌虚假破产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必须立案追诉。诈骗罪所涉金额很有可能只涉及近两个月办卡或续卡的，虚假破产罪所涉金额应该包括所有会员的卡内余额。如果在公安机关立案前，或者是立案后移交给检察院之前，法定代表人出现向大家解释清楚整件事情，并且如数退还全体会员卡内的余额的，那么就不存在损害事实了，公安机关或者会不立案，或者是决定销案。如果退赔发生在检察院介入以后，那么免于刑事处罚的可能性就会小了。也就是说，光是有人12月1日出现但没有退赔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和事实，只有全额退赔才可能改变案件的后果和危害性的大小，从而使这件案件不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2.12月1日对方公司是否有代表来登记债权，这件事情本身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和意义。
如果说来者是为公司了解债权人的情况而来的，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公司有全部办卡会员的资料，知道大家的债权是多少，完全不必多此一举地在突然关门跑掉后的一个月来装模做样地让大家再跑来申报一次。如果这一天没有申报债权的，也不表示这个债权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来者是什么财务公司的，如新闻中说的那个“刘先生”自称，为会员们登记破产债权的目的，那么更是可笑。因为一个公司是不是真地资不抵债，是不是真地破产，不是自己说了算，这必须由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应由债务人自己或者债权人，也就是我们广大受害会员提出。法院在正式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通知各债权人，并会发公告，还会指定一个管理人，全权代表破产企业处理一切对外事宜。而且破产债权的申报也是有一个期限的，绝不会只限于一天。这种在法院受理后，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召集的，在按法律规定正式公告后的一定时限内进行债权登记才是有法律效力的。
附：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节选）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二○一○年五月七日
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
第七条 [妨害清算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隐匿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应清偿的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得不到及时清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第八条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隐匿、故意销毁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依法应当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关主管部门等提供而隐匿、故意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九条 [虚假破产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隐匿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承担虚构的债务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应清偿的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得不到及时清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六)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第七十七条 [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五篇：案情简介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现已无法考证该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该曲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同一时期，还首次收集记录了与上述曲调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根据现有证据，《想情郎》最早刊载于1958年12月31日由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调查小组编的《赫哲族文学艺术概况》（草稿），《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最早刊载于1959年6月17日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曲》杂志。
1962年，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到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区采风，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内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1963年12月28日，由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录制。
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的歌》、1980年版《中国歌曲选》刊载的《乌苏里船歌》，均标明其为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颂编曲；1991年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载明“乌苏里船歌赫哲族歌曲。汪云才、郭颂根据赫哲族传统民歌《想情郎》作词编曲”。《〈歌声中的20世纪〉——百年中国歌曲精选》及1979年至1980年期间刊登《乌苏里船歌》的部分刊物，署名方式则为“作曲：汪云才、郭颂”。
与《想情郎》曲调相比，《乌苏里船歌》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其作品整体的思想表达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郭颂作为该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是《乌苏里船歌》曲调的作者在创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乌苏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因此，《乌苏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作品。
1999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19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在郭颂演唱《乌苏里船歌》之前，中央电视台一位节目主持人说：下面有请郭颂老师为我们演唱根据赫哲族音乐元素创作的歌曲《乌苏里船歌》。在郭颂演唱《乌苏里船歌》之后，中央电视台另一位节目主持人说：“《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中央电视台认可共复制8 000套，均作为礼品赠送。四排赫哲族乡政府没有证据证明主办者进行了商业销售。
北辰购物中心销售了刊载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有关出版物。出版物上《乌苏里船歌》的署名方式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北辰购物中心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供了其与北京大世界音像店、北京儒士源精品书店所签《引厂进店协议书》，北京儒士源精品书店和北京大世界音像店出具的涉案出版物进货证明。
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作为本案所涉及作品的鉴定机构，并对本案所涉及的作品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1《乌苏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乌苏里船歌》的引子及尾声为创作；2《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原主题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应属改编或编曲，而不是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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