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浙江日报（★）

第一篇：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浙江日报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浙江日报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绍兴市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编辑 江于夫

总书记强调，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绍兴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市的基础上，全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赋予“枫桥经验”新内涵，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着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坚持党的领导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要求。我们要以“五星达标、3A争创”活动为载体，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化、标准化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全面领导，以基层党建全域提升引领基层治理全面提升。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规范提升、薄弱村党组织整转、“堡垒指数”星级管理、机关“挂联”基层组织等一系列治理制度，引领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奋发向上，为基层治理提供强大组织和作风保障。

由群防群治向共建共治共享升级。新时代，要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标，充分调动各方社会力量，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加强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健全村级议事决策机制，通过村（居）民议事会、小区协商、业主协商、民情恳谈日等形式与载体，开展灵活多样的民主协商活动；落实村规民约乡镇（街道）备案制度，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的自治自管作用，加强村（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大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升级。坚持传统方法和现代方式、基层组织和多元力量“两个并重”，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确保大事小事化解在基层。实行行政、司法、人民、专业调解“多调合一”，在基层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实现“一站式”解决矛盾纠纷。推动线下调解向线上调解拓展，建设开放式、智能化调解系统。建立矛盾中立评估机制，让第三方力量评判重大矛盾纠纷，更加客观公正地解决矛盾。推动法律专业力量下沉，完善“一村一律师”制度，探索“一村一警察”制度。

由条块分割管理向“四个平台”治理升级。当前，要坚持“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理念，以全省领先、有效运行为目标，按照建构“集成化”、工作“标准化”、运行“智慧化”原则，深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进一步推动县乡之间职责重构、资源重配、体系重整。推进全科网格建设，进一步充实全科网格员力量，开展标准化治理，提供人性化服务，进行精准化考核。

由传统手段向智慧方式升级。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传统治理向智慧治理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立多元信息采集系统，充分运用视频监控、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全面采集人、事、物、组织等基础数据和动态轨迹，建设社会治理基础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逐步建成全面覆盖、灵敏高效的社会动态感知体系。打造信息化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平台，在数学建模、预测分析等方面大胆尝试，关联发掘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隐患，及时有效预测预警预防各类社会风险。建立常设性的指挥中心，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横向集成+纵向到底”的指挥处置体系，实现全市社会面情况“一口子”归集、形势“一揽子”研判、指令“一条线”下达，力促社会治理更加集约、高效。

由注重他律向激发自律升级。按照党的十九大“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要求，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础上，逐步打造体系完备、机制健全、运转有序的公民信用体系，最大限度激发公民自律，夯实基层法治基础，实现基层治理真正有序。制定公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遵纪守法等领域的信用信息采集标准，集成建设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个人信用实行评分制管理，探索公民信用评价体系，逐步形成使守信者“处处守信，事事方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信用联动奖惩机制。评分12345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 ?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版权所有 版权声明 | 关于浙报集团 | 联系方式 | 广告服务 [ 帮助 ] 浙公网安备 33010302000900号

第二篇：关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关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

“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价值功能一致

“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核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个稳压器，即使在遇到狂飙疾进的掘金时代，也能把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设计同样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矛盾的‘终点’”。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向市域汇聚。市域作为省域与县域之间的承接中枢，拥有比县域以下层级更多的“自选动作”、更足的治理资源、更大的治理空间和更强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终结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殊途同归，又能够在新型空间态势下，依靠市域“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间、城乡间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脉”，形成区域更广、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枫桥经验”。

(二)方式方法相通

“枫桥经验”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而来，面对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民，除了强调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是一个兼农业时代“熟人”、工业时代“陌生人”和信息时代“网络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会，治理对象来自五湖四海、线上线下，其社会层级、价值理念和利益结构错综复杂，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应像“枫桥经验”那样灵活多样，避免“一刀切”。xx指出，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等等。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枫桥经验”的身影，且在市域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演绎为组织力、矫正力、控制力、动员力、辐射力等的全面贯穿、全方位渗透。

(三)成效作用互鉴

市域管辖人口多、地域广、各行政层级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此外，有些市与市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纠纷，需要市域社会治理更具统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样板，其做法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提供了素材，让市域社会起点更高、视野更阔。而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既与省域和国家治理任务对接，亦对基层治理提供实质而强有力的统筹支持，促使优质资源和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基层“洼地”，形成以点带面、以城促乡带动整体性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市域的地方立法资源，可以进一步对发展已久的“枫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设计，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以此增强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

行动、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

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社会结构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关注，并告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

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

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政府迟迟意识不到其来临，或者以为风险降临也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须过度紧张。

二是行动上低效、失效。

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相互关联转化的叠加效应，“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现实生活中受条块分割、部门分化、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各为其主，各唱各调”，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乱象严重。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不仅不利于原生风险的防治，反而引发各种次生风险。

(二)基层治理基础不牢

基层历来是问题最为复杂尖锐的前沿地区，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变迁中，基层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与失衡。

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提高，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权造成一种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在现有政治逻辑和权责倒置情况下，正所谓“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需求。

二是基层治理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

基层政府面临的矛盾风险千头万绪，导致其“见树不见林”“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对于实在难以治理而群众呼声又极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头支票”“口号治理”权宜性敷衍，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三是基层腐败侵蚀民众“奶酪”。

基层中梗阻、吃拿卡要问题虽然不如“大贪大腐”那样震撼，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扭曲变异，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因而群众对此不满情绪最为强烈。

(三)群众参与不足和无序

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市域公共事务的市民群众，其根本动力不在于政府动员，也不完全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认同，归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即居民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如此看来，市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使等价交换、精致主义和功利主义渗入公共事务、社会生活中，效率与效能成为人们参与公共治理的标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参与过度理性化、功利化。体现在：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层面，居民参与往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难以形成“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层面又往往过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数据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化智能化治理给民众带来了便利，然而也面临着诸多“技术利维坦”挑战：

一是数据信息挖掘难。

数字化建设是市

域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对海量数据深度提炼和转化是项极其复杂的技术活，电子政务平台时而难以应付，需要倚重相关数据平台型企业，由此带来“数据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或操控市场的局面”。

二是“一地鸡毛”整

合难。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数据孤岛”而难以开放共享。

三是技术发展异化产生“创造性破坏”。

政府过度依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甚至“唯数

据论”“唯技术论”，引发“技术恐惧症”。

三、以“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与检验，“枫桥经验”展现出强劲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建构性。鉴于“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移植至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再创地方治理佳话的使然，亦是其“抛砖引玉”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

(一)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

“枫桥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形式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多样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真正的“枫桥经验”，党建统领这一政治生命始终不变。从村支部书记xx带领群众“要文斗而非武斗”，到乡镇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的“大调解”格局，再到新时代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头羊”“主心骨”。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过强化市级党委的统领，统筹推动权责人关系深度融合，对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障碍和梗阻大破大立，对各机关部门的资源统筹调度，对经济社会运行以基层党组织为准星进行全面调节、再造和整合。以此推进条块分割制约、部门资源垄断、体制规则冲突、“灯下黑”等问题治理，形成“中心统筹、民呼我应”的现代市域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处于一种“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变迁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既非逆势而行亦非随波逐流，而是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矛盾变迁的实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适时调节两者关系，使矛盾在“易感”和“应急”摇摆中不过激，“就地解决”，从而更好“维系国家总体秩序”。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枫桥经验”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变革及其对变革成果的捍卫”的做法，同样适应于市域社会治理，助其在风险矛盾中前行：

1.深刻理解现代化风险的实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风险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发展过快过急，超出人的整体把控和应对能力，最终反噬到人类自身，呈现“飞去来器效应”。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发展，推动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当风险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必须无条件服务服从于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战胜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的“治理之效”和西方的“治理之乱”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使风险“暂时”不爆发，也必须始终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不去“招惹”风险，风险才不会降临。所以，偏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等于脱离人的现代化，在此情况下谈论市域治理现代化犹如“沙上建塔”，终将是人不断犯错，风险不断降临，所谓的市域乃至国家现代化一次次“坍塌”。

2.建立健全预测预警预防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这就需要未雨绸缪，提高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也即“枫桥经验”所强调的“

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在市域层面，需要通过改善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从根源上减少非理性情绪;加强舆论导控和疏通，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协商、信访、听证、司法等机制体制，确保市民于合法性渠道内表达诉求;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促使治理工作更有活力更为精准，等等。通过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制度体系，从源头上减少不和谐因素产生和扩散。

3.动态把握和应对风险挑战。xx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

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鉴于现代化风险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市域社会对于风险治理，已控或末控、历史遗留或未来将至、存量或增量，应建构一套科学的动态跟踪体系，主动加强对风险全程跟进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决策、回应风险。

(三)坚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拳

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人民积极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仓”：

1.以善治为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市域政府。善治是治理的目标，也是手段。俞可平认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欲达“善治”必先“善政”。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关键是要自上而下以“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为标准建设和规范市县乡三级政府。通过“善政”建设，强化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各区域和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2.以法治固根本，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硬约束。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强化法治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群体的多元、力量的博弈、利益的冲突、思想的碰撞等伴随市域社会治理始终，唯有法治能够凝聚“最大公约数”，以问题导向为抓手，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城乡治理难题，惩恶扬善，“破冰前行”。另一方面，发挥地方立法优势，将地方治理成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固成果稳预期利长远。

3.以德治润万物，树立市域社会治理新风尚。治理时空有界，道德力量无穷。“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绝非偶然，而是孕育和滋养于枫桥人源远流长的“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启示市域社会在疾风骤雨的改革进程中尤其不能丢掉“根”与“魂”。要加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在全市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进而提升人的内在道德，实现从“治心”到“治世”的治理飞跃。

4.以自治增活力，使市域社会治理既生动又有序。费孝通认为，法律是专门的、深奥的知识，在都市里普通人很难知晓种种法律，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因而需要律师、礼治、“去暴戾化”的无为而治、以教化为特征的长老统治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培育和孵化诸如“法律顾问团”“老杨调解中心”“枫桥大妈”“红枫义警”“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以拓宽市民群众公共参与的途径，降低定纷止争的成本，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5.以智治强支撑，优化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效能。以“智”图“治”谋“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打造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推进各级各部门信息开放兼容、互联互通，更好用现代化科技感知民生态势、优化行政决策、提供精细服务。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以产权明晰推进数据型企业多元良性竞争，促使政府在向社会购买服务中既不被数据型垄断企业“绑架”，又能维系公共服务

“帕累托最优”。

(四)坚持“基层基础”，激活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基层社会蕴含着最真实火热的市井生活、最朴素实用的首创精神、最无穷尽的改革潜力动力。“枫桥经验”何以做到“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奥秘”在于“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和组织群众”。市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不在“市”，而在“基层”。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通过“市”的统筹协调“杠杆效应”，撬动城乡、社区活力，以基层稳定促使市域平安。

1.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划清权限，实打实开展基层减负降压，务实作风建设，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腾出更多精力干好分内事;在增能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独挡一面”的能力。通过减负与增能双管齐下，在市域治理中把“枫桥经验”拓展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上访不出市。”

2.推动跨区域跨部门治理协作。积极探索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共治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环衔接相扣的新机制新方式，对涉及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属地、属人和属事管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互动，推动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结构，提高基层应对复杂问题和形势斗争的整体性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3.发动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市域治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皆为了获取利益。以利益为突破口，以共享为落脚点，“把决策权交给群众”，使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一方面，突出公共参与的现代价值。在利益分化和“代议失灵”的时代，来自不同城乡、社区的阶层精英和草根都在利用各自资源，通过各种路径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影响公共决策，那些不参与或少参与的成员，其利益将在政府权威性分配中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和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参与的公共理性。公共参与固然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但在利益多元分化的市域社会，每个参与个体只有基于“共同善”上调整自身的价值偏好，方能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行动，避免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困境。

第三篇：浅谈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参考）

浅谈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两篇（参考）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推动党的工作方式不断更新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切实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枫桥经验”强调“党领导下的群众广泛参与”。这样既坚持了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分工明确、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并且贯彻执行了党建引领的核心思想，在党的合理推动与正向激励下，人民自觉与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了基层治理智能化、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从源头出发，将矛盾化解在了基层，构建了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环境。

第四篇：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经验交流发言材料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经验交流发言材料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社会、行政和理念等全方位的转型重塑。当前，**美好社区建设、**棚户区改造在**路街道深入实施，为基层治理全方位重塑提供了重大机遇。下面，我结合工作，谈几点看法。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基础。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基层政权、基层干部直接面对广大群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始终把基层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例如我们在推进**美好建设过程中，按照“市级统筹、属地负责、居民主体、市场运作”的模式，充分发动群众，激活社会投资，变政府“独唱”到社会“大合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乡规民约为抓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国有国法，乡有乡规，民有民约，社会治理首先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乡规民约作为基层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为规范、制度，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对于推进依法治理社会至关重要。加强乡规民约建设，一是按照法律法令，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该删除的删除，该充实的充实，提高乡规民约质量和依法行规的效能，保障公平正义。二是要结合基层的实际情况，探索创新，积累好的经验，总结好的做法，不断地完善和提高。让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维护“第一道防线”，成为群众自治的重要手段。比如我们在创文创卫中，在一些老旧小区，组建自管会、业委会，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约束居民行为，缓解了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后来在迎检中，不少居民还主动帮忙，我们还搞文明评比，大家你一夸，我一夸，居民觉得很有价值，自觉爱卫生、育家风，也十分奏效。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等联动工作体系，强化制度建设，变被动为主动，及时地发现问题，化解矛盾，为群众排忧解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风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新渠道，让群众表达意见诉求更充分。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群体结构分层化、利益格局多元化、文化价值多向化等矛盾的出现，利益诉求体制与机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跟进。我们加强网格化建设，配齐专职网格员，包括支部建在小区，搞班子成员到社区联点，开展大走访行动，都是在促使党员干部注重调查研究，勤于和善于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沉下身子、放下身段，掌握群众需求，对村情、社情、群情心中有数。同时，今年还深化打造“一门式”服务站，微信、政务服务网等一站式直达，驻点联系、上门拜访，个别与集中相结合，以更加快捷畅通的渠道。让群众表达意见诉求更充分，把话说出来，让气排出来，更重要的是针对各种意见分门别类，给予解释和解决，让群众心服气顺，从而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办实事办好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干部与群众接触最直接，打交道最多，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感情上接近、行动上深入群众，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的实效，提升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建、共治、共享，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例如，我们一直提街道门前道路狭窄，交通不畅，两会年年提，交警反复整治，收效甚微。今年通过美好社区建设，**路从4.6米拓宽至12米，拥堵问题并没有了，大家都说美好社区搞得好。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基层建设，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筑牢这一基石，加固这一支撑，就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五篇：如何推进基层治理

如何推进基层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蟠龙镇基层治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将一年来蟠龙镇基层治理情况做一简要汇报：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能职责

蟠龙镇以建立健全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为目标，以完善农村依法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重点，以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为主要内容，解决人才匮乏、治理困难、便民服务等问题，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再发力。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千方百计破解乡村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

一是优化治理队伍。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回引储备+乡土教授”干部培养计划，现村“两委”班子队伍40岁以下占5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72%。储备干部72人。二是深挖本土力量。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计生专干等人员建立管理台账，对在本村长期居住党员、村内思想先进人士、村内威望高人士建立台账,因事设岗、因人设职，鼓励其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三是调动外部资源。凝聚从村内走出去的优秀人才（乡贤）力量。率先在蟠龙、纸房村组建村级乡贤理事会，通过“联谊忆乡愁、座谈谋发展、建设家乡我参与”活动，积极引导一批成功人士参与村内信访矛盾化解、绿化美化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凝聚在本村发展的企业致富带头人力量。团结在本村内创办企业的致富带头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使其参与其中，为

基层治理出谋献策、出资出力。

（二）多措并举破解基层治理无从下手的问题。

一是健全组织体系。年初，我镇党委对全镇基层治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研究制定《蟠龙镇基层治理工作规则》《蟠龙镇基层治理重点工作计划》。构建“镇基层治理办+治理工作组+村党支部+村民小组+网格员+党员+群众”多方协同的基层治理联动机制，治理工作组和村组每月向基层治理办报告一次推进情况，全面系统掌握工作进度；二是量化任务清单。制定了《蟠龙镇基层治理重点任务清单》，从治理体系优化行动、治理队伍培育行动、治理服务提升行动等10个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明确了责任分工；三是创新示范带动。实施乡贤助力行动。以乡贤理事会为平台，积极引导一批成功人士参与村内信访矛盾、绿化美化等公益性事业建设。以点带面，首先在纸房村试点推行，现已在全镇各村全面推广。

（三）变中求新践行乡村改革服务于民的宗旨。

一是深化干部管理。每周常态开展“比、晒、评”活动，坚持召开镇干部和支部书记季工作调度会，建立完善《干部管理制度》《考核考核》，定期对重点工作落实和干部作风进行督查。二是创新便民服务。提供“一站式”服务，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破题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开展“便民代办”。各村积极收集代办事项，能立即办结的立即办，不能立即办的安排专人集中代办，有效缩短群众办事周期，也让群众少跑路。推行“上门办理”。截至目前，蟠龙镇已通过“集中办公”、“便民代办”、“上门办理”等形式为群众办理事项四百余件，初步实现了让干部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三是坚持融入群众。坚持“问题墙+回音壁”制度，收集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问题230个，58个问题得以解决，4个问题正在解决，有效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

三、存在问题

前期，基层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乡村规划思路不清、方法不多。二是基层治理没有经费支持。三是治理队伍自身能力不足，需要开拓眼界，提高治理能力。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抓推进。

坚持以“工匠精神”抓党建，用“绣花功夫”抓“党建+”，按照“强支部、管党员、带群众”思路，有序推进党建促脱贫攻坚、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二是坚持对标对表抓推进。以基层治理“十项行动”任务为基础，乡贤助力基层治理为亮点，对标对表，明确分工，细化责任。三是坚持示范带动抓推进。重点打造纸房村党建+基层治理文化长廊，着力打造乡村振兴建设示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