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应予弱化及相应救济

第一篇：试析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应予弱化及相应救济

试析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

应予弱化及相应救济

红岗区人民法院 董庆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成为颇具我国特色的一种法律现象，并被民事诉讼法确立为一条基本诉讼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占据了重要的法律地位。但是，随着社会形势、历史条件及人们观念等的不断发展、变化，法院调解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弊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指责，关于法院调解的存废问题也日益成为法学学者们争议的热点。笔者通过对众多理论观点的分析和比较，认为法院调解不可废除，但宜予以弱化，本文将着重论述法院调解应予弱化的必然性、现实性、可行性，以及法院调弱化后的相应救济措施，偏颇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概念、特点及法律地位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概念与特点

关于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概念，通说认为：¹“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的自愿协商、互访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但上述概念没有从实质上完整表述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调解中所行使的职能，而是突出了当事人在法院调解中的主动地位，这显然不够客观，同时该定义将法院调解当做解决纠纷的活动，将其视为最终的结案方式，这只是从一方面说明了法院调解的功能，但未对调解不成给以必要的交待，因此该定义不够具体、完整，同时有避重就轻之嫌。笔者认为如下定义更为适合：²“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通过做开导、规劝和疏导工作，主持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民事权益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使诉讼程序终结，或没有达成协议，从而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分析，法院调解具有如下特点，即：

1、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其结果具有两种可能，一是解决了纠纷，诉讼程序终结，二是没有解决纠纷，诉讼 进入下一阶段；

2、法院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

3、法院调解由审判人员主持，审判人员导于主导地位；

4、法院调解的方式，是通过审判人员做双方当事人工作，促成双方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协议，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二）法院调解的法律地位

所谓法院调解的法律地位，本文是指法院调解的程序性地位，即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否是必备程序的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庆当及时判决”。从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民事诉讼法已将法院调解上升为一条诉讼原则，并且将其臵于判决之前，应当说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中的必备程序，而在离婚案件中，更是将法院调解做为诉讼中的前臵程序。不仅如此，法院调解既可贯穿于一审的全部诉讼过程中（受理案件起至一审裁判作出止），甚至在二审和再审过程中仍可适用，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或提审的案件，……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书送达后，原判决、裁定即视为撤销。”这里更赋予了调解书可以撤销原审判决的至高的法律效力，调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综上，法院调解做为一条诉讼原则，可适用于一审、二审及再审各诉讼程序中，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是民事诉讼中的必备程序，具有极为重要的法律地位。

二、法院调解应予弱化的分析

法院调解自产生以来，经过了不断地发展阶段、完善，从法律依据运行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曾以³“有利于及时审结案件；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有利于调解书的执行；有利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等优点受到了审判机关、有关单位组织及当事人的普遍欢迎。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的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在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因自身设臵上固有的缺陷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局限性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逐渐遭到理论界及众多当事人的批评和指责，对法院调解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

当前，理论界关于法院调解的存废及改革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即：第一种观点主张取消法院调解，加强诉讼上的和解制度的立法；第二种观点主张将调解程序作为诉讼的前臵程序，进入诉讼程序后就不允许再调解，而以诉讼中的和解取而代之；第三种观点主张调审彻底分离，让调解和审判按照各自的规律在不同的空间内运行。第一种观点主张彻底取消法院调解，而第二种观点主张将调解程序作为诉讼的前臵程序，是突出强调法院之外的组织及相关人员的调解职能，实质上也是主张取消法院调解，两种观点有共同之处，从根本上否定了法院调解存在的积极作用，片面强调了法院调解的消极因素，都过于极端，容易造成对现有法院调解体系的资源上的浪费，加大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成本和法律操作上的难度，并与当前国情和审判实际不相符合，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但它只是从一个侧面阐明了对法院调解在改革上的一种方案，未对法院调解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总体发展趋势、特点和改革目标做全面、准确的界定和整体构思，因而具有片面性。对此，笔者主张法院调解不宜废除，但应予弱化，其理由是：

（一）法院调解在程序设臵上存在缺陷

4“程序价值就是确保实体处理的公正，程序不严格是法院调解制度的主要弊端。”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法为强调法院调解的重要地位，发挥调解的积极作用，而规定了调解不但适用于开庭前、庭审中、庭审结束至一审裁判作出前的同一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还规定调解可适用于一审、二审及再审的各个诉讼程序中，法院调解的灵活性、机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但法院调解的随意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在审判实践中，庭前调解不成，就在庭审中调解，庭审中调解不成，就在开庭结束后调解，甚至有的一审裁判已经作出但尚未宣告，审判人员还要试图再调解，反反复复地调解，使当事人身心疲惫，并且在无形中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自己如果不同意调解，主审法官会不满，因而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判决，迫不得已。只得接受调解，调解效果大打折扣，往往是协议达成，法院结案，审判人员满意，当事人私下抱怨，这与法律设立调解的初衷不符，而事实上，在一审程序中这种拖调、诱调、强调的情况大量存在。至于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仍设 立调解程序，则更让笔者感到疑惑。案件经过一审的反复调解仍不能达成协议，已明确表明了当事人不愿调解的意愿，希望通过二审或再审给予及时、公正的判决，为自己“讨个说法”。而在二审、再审程序中仍坚持进行调解，则显然与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自愿原则相抵触，民诉法关于调解的规定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当然，立法者当初设臵二审及再审中的调解程序，是出于对当事人救助的考虑，希望能够给当事人最后和平解决的机会，但认真分析一下，此种考虑实属不必要，因为此时的当事人之间经过一审的唇枪舌剑，直到最后不愿调解等候判决，双方早已“恩断意绝”。彻底不顾情面了，只想“一判而后快”，根据不可能在二审可再审中达成调解，而审判实践中存在少数在二审、再审程序中达成调解的案例，经过分析，主要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经受不住长期的诉累，没有精力、财力继续诉讼，只得妥协退让，通过调解早日了结了“官司”，此种调解效果可想而知；二是一方当事人通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的庭审过程已确信自己必败无疑，而借助对方当事人也已无心“恋战”的心理，主动请求调解，希望通过法院调解尽量为自己争取利益，减少损失，这样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则有为败诉者提供投机机会的嫌疑，有违公平、公正的法律要求。

综上，法院调解产生的上述弊端与其法律程序设臵上的过于宽范性有密切关系，有必要通过立法对法院调解适用的程序范围加以严格限制，而不宜呈不断扩大之势。

（二）法院调解的运行机制有违法律精神

一方面，法院调解由同一审判组织主持有失公正。如前所述，法院调解是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主持，他们既是调解的主持人、中间人，同时又是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具有双重身份，案件的当事人从调解重叠最后判决，始终在同一审判组织的控制之下，处于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如果不与审判人员配合，不肯达成调解，往往会造成审判人员不满、怨限，因为审判人员毕竟不是机器，也有情感，有喜好厌恶，而在最后裁判中容易先入为主，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裁判，或者故意使该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大打折扣，这样情况下的裁判很难保持公正、公平。而此时，当事人唯一的事前救助就是“申请回避”，但由于缺乏证据证明审判人员有法宝回避情形，即使提出回避申 请，一般也不会得到支持，反而更增加了该审判人员的不满，正所谓“雪上加霜”，因此，法院调解应否由同一审判组织主持值得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法院调解实现的方式与法与理有悖。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这里明确规定了法院调解的前提条件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可是，既然事实清楚，是非分清，那么为什么还要调解？毕竟人民法院的职能是５“行使审判权的专门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依照法律的规定，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如果过于强调在法院主持下让当事人进行某种协商或和解，使调解职能在法院主持下让当事人进行某种协商或和解，使调解职能在法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则容易将法院调解与群众性调解组织的调解、仲裁机构的仲裁混同起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无法充分体现，不利于人民法院健康有序地发展阶段，有本末倒臵之嫌。同时，从大量的审判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到法院调解实现的方式，往往是要求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要么放弃一部分合法的实体权利，要么给予期限上的让步，要么在诉讼费用上给予分担等等，否则也没有了调解的必要和可能。而这些调解结果又是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由法院予以法律效力上的确认实现的，要求权利人对其合法权益予以放弃，使权利人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最大保护，这与法院调解的合法原则相冲突，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相悖，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不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难以树立司法权威，容易造成群众对法院的不信任和对法律缺乏信心，有损于人民法院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有鉴于此，法院调解也不宜大量适用，应做必要限制。

（二）法院调解的大量适用制约了相关机制的健康、正常发展 １、法院调解制约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

当前深入开展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多角度、多侧面对传统审判方式提出了挑战，其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法 院“公正与效率”的主题，改革涉及到了全面推行公开审判制度、大立案、审判流程管理制度、诉讼证据制度、当庭质证、认证和当庭裁判制度、推行执行新机制等众多方面，可以说从立案受理到开庭审理、到裁判宣告，直到进入执行程序，均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而唯独自始至终贯穿在大部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院调解却并未受到触及，充其量只是多了一些对法院调解原则的一些质疑和争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关于法院调解改革可以说仍是死水一潭，这本身就说明改革的不彻底、不全面，多少让人感到遗憾。同时，要想使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真正有所突破，见到实效，实现公正与效率，则必须依靠一支业务精通、能打硬仗的法官队伍，“万事以人为本”，只有法官的素质过硬，才能使法院各项改革得以深入进行，否则很容易流于形式，走过场，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片面追求调解率，以及慑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压力，在审判实践中，多数审判人员热衷于搞调解，特别是面对那些新型、复杂、疑难案件束手无策、无从下判时，更是寄希望于调解，百般做工作，多方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达成调解，既达到结案的目的，又可避免因当事人上诉而可能导致被更审改判并受错案追究的风险，并且，许多擅长调解结案的人因为所谓的办案多、“效果好”被评为办案能手、先进典型，客观上，更助长了调解风气的盛行，长期下去，许多审判人员刻苦钻研的不是法律法规、业务知识，而是钻研如何多做调解，多“和稀泥”，审判业务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更加退步荒废，形成了从“不会判案——多做调解——更不会判案”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业务素质更加低下，根本无法真正胜任日趋复杂的审判工作，更无从谈起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新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工作势必受到影响，改革的速度、深度、广度也会受到影响，“公正与效率”也很难全面实现。

以上是关于法院调解对审判人员的素质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对审判方式改革的间接制约、限制的分析，虽然未必有如此严重，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因素，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思考。

２、法院调解限制了人民调解制度和当事人自行和解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开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确定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而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却又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解决、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又明确规定了通过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其改选全靠双方当事人自主意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强制力，这使得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存在严重的“先天”的法律效力上的不足，其法律地位也无从体现，法院调解的主导地位令绝大多数当事人在发生纠纷时，宁肯选择花钱花精力打官司，也不愿接受人民调解，使得人民调解制度呈现日益萎缩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这里虽然赋予了当事人在诉讼中自主解决争议的权利，但原则上并未承认自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即使和解协议已经达成，当事人仍可拒绝履行，不受约束，使和解协议处于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境地，审判实践中，有较多在诉讼中已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的当事人，因对方并不履行和解协议，而再度起诉，造成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大量消耗和浪费，严重挫伤了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积极性，最后仍不得不通过法院调解，以调解书的形式将双方和解协议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强制效力，甚至很多当事人在诉讼前就已达成和解协议，而又双双牵手来到法院主持请求调解，要求发放调解书，法院调解书在这里似乎起到了公证机关证明书的作用，其反映的问题令人深思。

人民调解制度和当事人自行和解制度作用的削弱，很大程序上是由于法院调解作用于强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对法院调解予以弱化，很有必要。

（四）弱化法院调解具有必要性、可行性

一方面，法院调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历史产物，经历了产生、发展、高潮的演变，已出色地完成了其担负担历史使命，根据哲学观点的分析，法院调解在今后的历史时期势必会走向衰弱，这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和选择，我 们应该尽早为法院调解寻求一个妥善合适的归宿，而不必非等法院调解千疮百孔、成为众人攻击的焦点再补救，那样做对法院调解这一功臣来说太不公平。因此，弱化法院调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建设稳步、健康地发展，为我国进行各项体制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积累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保障；同时，我国加入世贸和外交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使我国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流沟通日益紧密，国外先进的司法理念和法律运行机制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经验，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律师制度及相关考核机制的实行及完善，为我国司法队伍特别是为审判队伍提供了大批理论知识丰富和业务素质高的后备力量，为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行积蓄了坚实的人才储备；而且，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普法教育的蓬勃发展，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公正与效率的渴望日益迫切，要求法院进行审判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庞大的群众基础。因此，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对法院调解的改革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弱化法院调解成为可能。

三、法院调解弱化的主要途径及相关救济

（一）法院调解弱化的主要途径

通过前文对法院调解应予弱化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弱化法院调解主要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１、在立法上，严格限制法院调解适用的诉讼程序和诉讼阶段。例如，可考虑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适用的诉讼程序规定为仅适用于一审程序，二审及再审程序不得适用调解；同时，规定在一审程序中调解适用于受理案件后至第一次正式开庭审理前，具体还可进一步限定在受理案件后至答辩期届满前，一旦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则不再适用调解，径行裁判。

２、在审判组织上，实行调审分离，实现调解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具体可在相关业务庭中，设专人进行调解，调解成立，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诉讼程序即告终结；调解不成，则由调解人员将案件移送合庭议庭或独任庭进行审理，做出裁判，调解人 员本人不得参加合议庭或继续担任本案审判人员，这样可有效制约同一审判组织利用最终裁判权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同时使当事人在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情况下自主协商，真心和解，真正达到调解的目的，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当然，实行调审分离，还要妥善解决好调解的时限限制、次数限制、案件的移送、接收、登记程序及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等相关细节的操作问题。

３、在奖惩机制上，不宜继续将调解率的高低做为衡量办案效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不宜将调解数量的多少做为评价审判人员工作能力、业务素质高低的尺度，更不宜做为评先选优的主要参考指标。

（二）法院调解弱化后的相关救济

法院调解弱化以后，有可能造成大量纠纷案件在受理后因不能得到及时调解处理或在规定调解时限内无法达成调解，而大量涌向合议庭或独任庭，使审判人员的压力骤然加大，案件在短期内难以消化处理，容易造成案件积压，这就需要及时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以实现对法院调解弱的救济。笔者认为应加快人民调解和当事人自行和解制度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使相当数量的纠纷在诉讼前及诉讼中得以消化、处理，缓解法院调解弱化后的紧张局面。

１、赋予人民调解的法律强制力。如前所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通过人民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不具备法律强制力，这使得众多当事人在发生纠纷时不悄于接受人民调解，造成人民调解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严重挫伤了人民调解组织的积极性，其制度名存实亡。而根据我国司法界的权威统计，我国目前约有各级调解组织近１００万个，人民调解员1000多万人，其规模庞大，蕴含着巨大的潜能，不对此加以有效利用，显然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赋予人民调解组织对于一定范围内的纠纷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履行，对方当事人可直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这样有利于更好调动人民调解组织行使职能和当事人接受人民调解的积极性，使大量的民间纠纷在诉讼前即得到解决，方便了当事人同时，也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

当然，对于上文所指的“一定范围内的纠纷”应如何界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笔者认为，由于人民调解组织人员业 务素质及法律知识还相对欠缺，需由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和必要监督指导，故在强化人民调解法律效力之初，宜选择案情简单、标的小、权力义务关系明确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纠纷做为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更为合适。

2、赋予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包括诉讼外和解和诉讼中的和解，也可称为庭外和解和庭内和解。如前文所述，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未经法院通过法律程序的审查确认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也令双方当事人不愿通过自行和解解决纠纷。因此，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对当事人自行和解（包括庭外和解和庭内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赋予一定的法律效力。具体可比照合同的规定，即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合法、平等协商一一致前提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就具有等同于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协议，不得任意反悔，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通过诉讼，由法院审查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并做出裁判，判令对方当事人按原和解协议内容履行，同时按协议规定的罚则承担违约责任。此处的法院审查，只对和解协议做形式上的审查，即如果和解协议记载的内容不违法，形式完备，具有相关要件，即视为有效，对方必须履行，除非对方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协议违反了自愿和合法原则，例如是在受欺诈、受胁迫、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情形下达成的协议，方可不予履行。这里就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违反协议一方当事人，有利于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在这里，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对哪些和解协议不得反悔，当事人必须履行做出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可适用以下原则来确定和解协议不得反悔的范围：

（1）涉及物权关系的和解协议除个别任意性规范的规定不得反悔外，均可反悔。（2）涉及债权关系的和解协议，可视侵权之债、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的不同情形区别对待。如在涉及侵权之债的协议中，除了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中的授权性法律规范的规定不得反悔外，均可反悔；在涉及合同之债的协议中，只要不存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均不得反悔；在涉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的协议中，除属于授权性法律规范，权利人在协议中明确表示放弃权利的，权利人不得反悔外，只要协议的内容与有关法律规定不符，均可以反悔。

（3）涉及知识产权关系的和解协议，除属于许可使用等部分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规定，当事人不得反悔外，其余均属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可以反悔。

（4）涉及人身权关系的和解协议，因其法律规范均为强制性法律规范，当事人不得以协议的形式排除适用，故当事人之间以损害这些权利为内容的协议是不合法的，当事人有权反悔；但以关于肖像权、名称权的转让为内容的和解协议一经成立，当事人不得反悔，以放弃名誉权、荣誉权为前提的和解协议一经成立，当事人也无权反悔。

参考书目：

1、《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原则的再认识》，作者：邵俊武，载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1期）

2、《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9）》主编常怡；

3、《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地位辩正》作者：张灵、张毅，载于《法学家》（1999、4总第55期）

4、《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作者覃兆平，载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总第110期）

5、《大陆法院调解与香港诉讼和解之比较——关于完善合意解决纠纷诉讼机制的思考》作者蔡虹，载于《中国法学》（1999、4总第90期）

第二篇：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代理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1 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2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 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起诉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四）可以强制执行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与生效的判决书一样，要求义务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篇：浅议民事法院调解制度

浅议民事法院调解制度

【摘要】 民事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法院调解的概况分析，分别对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作用做了阐述。随后联系法院调解工作的实际，剖析当前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和错误调解思想，进而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挖掘其出现的根源，对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法院调解 运用与适用 改革与发展

调解是一种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进行调解、如何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结果都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在我国，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历来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调解的种类繁多，除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外，还包括民间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调解等类型。前述各类调解在所适用的程序、所依据的实体规范以及效力上有所不同，其中，因法院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被赋予生效判决的效力而在各类调解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按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法院调解的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法律讲解及对当事人的思想进行疏导工作；二是指审判人员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平等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协议终结诉讼的活动。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审判行为说。该说认为，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1）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贯彻调解原则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2）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结束诉讼程序的一种结案方式。二是处分行为说。该说强调，法院调解尽管是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但它不同于人民法院运用审判权以判决方式解决纠纷的活动，其是指是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导下运用处分权自律解决纠纷的过程，当事人的合意是法院调解的本质。三是审判行为与处分行为相结合说。该说主张，应当从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与当事人的处分权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这是由于：其一，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 1

则，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指主持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行为说和处分行为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的衰落到新世纪初的复兴，直至近年的昌盛，我国司法实务界对法院调解的认识几经反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多部司法解释及司法指导意见，对法院调解作出规定。当下，关于调解与判决的关系的定位，最高人民法院也从提倡“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变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但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法院调解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毫无疑问，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一般认为，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对案件的当事人及有关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帮助他们分辨是非，明确责任，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从而达到预防纠纷的效果。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1、违背调解的原则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当中，对于谁是谁非，心中无数，一味地“和稀泥”，无原则调解，造成当事人思想反复而久调不决；一些审判人员反复劝说当事人做出让步并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形成“以劝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当事人不接受调解时，故意将案件搁置起来，使当事人为求得纠纷的早日解决，不得不接受调解，形成“以拖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中，暗示当事人如果不同意调解解决，判决结果必定对他不利，形成“以判压调”；一些审判人员主持调解，利用法律上的优势地位和当事人对他的信赖，故意向当事人发出不真实的信息，使当事人误认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自身利益。接受调解协议，形成“以诱促调”。

2、由于立法上调审合一，将调解与判决一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解偏好，调解人常常自觉或不

自觉地对当事人施加各种影响，以促成调解成功，而法律又缺乏调解期限的规定，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造成当事人讼累。

3、不稳定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那么，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就能够更充分地对调解书内容进行利弊权衡，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同时，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往往不清楚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而影响了其对调解书生效时间的认定，一旦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该调解协议，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对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往往不能准确地提供给法院，从而使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无法确定，也使调解协议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形成“无效性调解”。

4、无原则的调解一些审判人员为了追求使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妥协，而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常常表现出视而不见。如对当事人逃避税收问题，违法经营问题等等，既不直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也不建议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甚至有时将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作迫使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筹码，使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法院的调解逃避了制裁。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法官独立调解审判难，外界因素干扰作用较大，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作崇 ；二是法官素质不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审判专业训练；三是关于监督制约法官和当事人遵守“自愿、合法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调解原则的法律规定甚少，调解程序过于简单导致法官随意性很强；四是法院绩效评定与调解案件数挂钩，这使得部分法院为追求调解率而忽视调解的真正意义，等等。

针对调解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调解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第一，在立法上修改、健全、完善法院调解制度。首先，明确调解适用范围，我国民诉法将调解规定适用于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显属范围过广。从国外的立法经验以及我国实际出发，应将调解在适用阶段上规定为只适用一审，而且在开庭审理前进行，即庭前调解。在适用案件的范围上，以下几种案件应排除在外：（1）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3）适用公示催告程序的；（4）严重违法的以及涉及社会公益的案件；（5）其他不适用调解的案件。其次，调解程序的启动应规定由当事人自动申请，法院才进行调解。再次，关于调解的效力，调解协议经当事人双方签字，记入法院笔录后，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即产生与终局裁决同等的效力，具有形式上的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

第二，提高法官素质，保证调解质量。调解应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但有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为了维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减少工作量、提高结案率，以各种方式向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施加压力，连哄带吓迫使人接受调解，这样的调解，债务人大多数不能按期履行。所以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法官队伍，是保证调解质量的关键，也是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一项重要保证。

第三，法官中立主持调解。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强化并贯彻当事人处分原则，绝不能包办当事人的工作。庭审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后，在调解阶段法官不应一开始就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庭审，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说理，把法言法语和群众语言相结合，摆事实，讲道理，释法律，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使当事人的主张进一步向客观化、明朗化转化，调和社会常识、法律规范、事实关系及当事人的意见，使案件事实清、道理明、人心服，促成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我国经济基础仍较落后、国民法律素质仍不高的基本国情，现阶段如果当事人在庭上调解不成时，法官在庭审结束前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征询当事人能否在此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综上我个人对调解制度的粗浅认识，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己经表明，法院调解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除了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以外，对调解制度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对于一项具有优良传统的经验制度，只有依法赋予其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才能够促使其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焕发出耀眼的法治光芒，在推进实现依法治国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篇：试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试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论文摘要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的固有传统，被称为“东方经验”，具有其制度设计的一系列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诉讼调解的各种弊端也不断凸显，为了使民事诉讼调解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试对完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 调解合理性 弊端

民事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法院调解是我国审判民事案件时固有的传统，在国外被称为“东方经验”。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民事案件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调解制度逐渐显示出一些弊端，本文试图对民事诉讼调解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些建议。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长期以来，我国注重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法院的很多案件是通过调解结案的，2009年，“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调解和撤诉结案359.3万件，占62%”；2010年，“各级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29%”；2011年，“一审民事案件调解与撤诉结案率为67.3%”。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原则，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新增了“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的先行调解规定。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不论是从实践中或者是从政策上都得到了较好地实施和高度地重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所以得到社会的亲睐是基于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民事诉讼调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设，其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周礼·地官》）。至汉代时期，调解已然十分发达。两宋时期，调解已经开始制度化。到明清时期调解已趋于完备，直到清末制定《大清民事诉讼法典》，仍有以调解结案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各边区和革命根据地审判经验总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当时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指南，调解也被作为一项司法原则确定下来。同时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非诉情节，唯有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用诉讼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浓厚的非诉情节为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提供了土壤。

（二）民事诉讼调解可以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效率

民事诉讼调解只要当事人双方达成一直共识就可以结案，民事诉讼调解没有一审、二审程序，也不搞再审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大大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结案的效率。民事诉讼调解其实追求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结果分明的一个状态，其所追求的多半有点中庸的结果，调解的实质是放弃了部分的程序公正来追求实体公正。对于当事人而言，只要能够解决纠纷，并且这个结果是令双方都满意的，繁琐的程序就没有必要了。

（三）民事诉讼调解有利于缓解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

通过第三人的中间调解，将双方矛盾加以沟通和疏导，从而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比较温和的，是符合我们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之要求的。通过温和的民事诉讼调解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纠纷，而不是通过正反双方对立性很强的诉讼方式，往往可以缓和人民愤怒的情绪，让人民更理智的思考问题，从而更利于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

二、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

调解制度虽然有着适应中国国情的诸多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凸显，民事纠纷案件不断增多，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慢慢开始不适应实际情况，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

（一）调判不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该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该及时判决。”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各审级中均可进行。具体来说法院在案件受理之后开庭之前可以进行调解，在庭审过程中可以进行调解，在二审中乃至在再审中也可以进行调解。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之一就是启动调解制度过于任意性，当事人

或者法官在任何阶段都可以随时启动调解制度，并且居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和审判的法官为同一人，调解和审判制度混为一谈，没有进行严格的程序上区分。另外，在审判程序中无论一审、二审或者再审都有一个审限，以防止诉讼的过分延迟，而调解程序却没有确定审限，只是笼统规定调解不成应该及时判决，究竟何为及时则留下了过于宽泛的空间，最终导致久调不决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

（二）适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不合理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此乃法院调解原则的规定，也就是法院适用调解结案的前提在于能够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可是本文上述有涉及，调解的实际乃一个有点中庸的和稀泥的制度，其放弃的是部分的程序公正从而追求实体公正。试想一个案件已然走到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这一步，必然经过了举证、质证、认证一系列的程序，才可能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在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已然达到了判决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对案件径行判决，而不必要仅仅适用调解。另外，纠纷争议的事实调查的越清楚，往往更容易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双方达成一致共识。

（三）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民事诉讼法》第201条对调解书的申请再审有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率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民事诉讼调解只有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违反法律的才有可能再审，并且此项举证的义务归当事人，需要当事人个人对一整个庞大的法院系统进行举证，而且证明的内容必须是违法自愿原则和违反法律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常常让当事人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从而没有办法行使调解制度的监督机制。同时，假设当事人拿到了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法院调解的确违反了自愿原则或者违反法律，但是依据规定，启动再审要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这种仅依靠法院自身进行自我监督的力量未免过于单薄。

（四）调解书可信度不高

关于调解书的生效分为两种形式，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对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而言，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后，调解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书应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除《民事调解规定》规定的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外，在一般情况下，调解书送达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的或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调解书原则上不适用留置送达），调解不成立，法院应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据此，调解书对于先进行签收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可靠的可信度，双方虽然达成了调解协议，可是此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后签收方拒签或者反悔归于无效，倘若在后签收方拒签或者反悔之后，先签收方才有意识开始着手收集对方违约的证据会让先签收方陷入被动的地位，并且调解制度的可信度和法律的尊严也将会大大的减损，调解书签收的一前一后的时间差，容易让调解书丧失可信度，从而损害司法的严肃性和尊严。

三、对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针对上述存在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应该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做适当的改革与完善，以期让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得到更好地贯彻实行，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调审分离

要想实现调审分离，关键在于划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的范围。视调解案件的不同性质启动不同的调解程序。涉及家庭伦理例如关于身份关系解除和收养等人身关系案件的调解，应该强行适用民事诉讼调解前置程序，即凡是争议诉至法院，一律先行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进行选择。而其他的一般纠纷当事人有选择权，可以在调解或者诉讼当中进行二选一，并且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两者相互排斥，不应该随便进行程序转化，在当事人选择适用了民事诉讼调解程序，经过一定的程序期限没有办法结案的情况下，视为民事诉讼调解程序已经适用完毕，调解程序才可以转化为诉讼程序，依法进行判决。

（二）删除“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适用原则

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最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其自由处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诉讼权利。“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或者责任含糊不究，希望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要求进行调解，而不要求查清案件事实，法院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

（三）加强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机制

想要加强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机制，单靠法院自身监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加强检察院对法院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的监督机制，在民事诉讼调解的过程中，检察院应该派人参与调解，同时对调解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并且赋予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笔者以为新民事诉讼法将调解书纳入了检察院的抗诉范围，增加检察院为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主体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又是相当保守的，进一步扩大检察院对调解书的抗诉权力是加强民事诉讼调解监督的应有之义。

（四）重新确定调解发生效力的时间

《民事诉讼法》第97条第3款有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调解书生效的时间应该修改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即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后续的调解书的签收和送达问题则仅仅成为法律手续的履行，调解书的签收和送达不再对调解效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把调解效力确定的时间往前推至意思表示一致这一时间点上，对签收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做了更公平的权利保障。

综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弊端越发的明显，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为独立于诉讼的一种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从而更好的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为“东方经验”魅力。

第五篇：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经验做法

细心调解求和谐，案结事了保平安

**法院地处**省**平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县.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的当事人是广大农民群众，文化低、观念落后，缺乏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即败诉的证据意识，对诉讼风险认识不足，认为只要一纸诉状递交人民法院，其就可以什么也不过问了，一切事情应由人民法院负责办，将败诉和无法执行的责任都归咎

于法院，因此如何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诉讼调解，对维护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简况

伴随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到现在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法律原则的演变。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起伏的阶段。90年代以前强调以调解为主，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在法官不厌其烦的说服劝导下均以调解方式得以结案。90年代以后，随着以司法规范化和技术化为代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一些法官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官不再重视调解，认为调解是法律水平不高和庭审驾驭能力久缺的表现，而强调裁决权的行使和判决的说理，追求快审快结，使一部分可能调解的案件“一判了之”。案件调解率逐年下降，大量判决的案件进行执行程序，增加了法院工作的难度和诉讼成本。2005年以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推进，以及大量判决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无法得到圆满结案，有些判决成为一纸空文，造成当事人信访增多，成为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强调以调解方式结案和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方式再次受到重视。我院也制定了鼓励和倡导调解的规章制度。在院领导亲自参与和指导下，我院民事案件调解率逐年提高，2006年调解率为56%，2007年为66.4%，2008年达到75%，走在了全省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前列，涌现出众多民事调解能手，其中民一庭助审员李先芳、润河法庭负责人蒋晓被评为全省民事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民事调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

二、**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经验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国多年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的总结，其承载着诸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在当前的调解机制下，调解的公正与效果需要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敬业精神和对调解规律、技巧的理解和掌握。我院的具体做法是：

1、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调解案件的范围、调解程序、审限计算、调解方式、方法、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制作及效力确认，调解书形式的使用及制作都认真规范、防止调解乱、乱调解。

2、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除法律规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对有可能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都进行调解。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立案时，开庭前，庭审中，庭审后，甚至在宣判时都不遗余力地做当事人工作，努力促成调解，最大限度地追求案结事了，化解双方矛盾。

3、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培训，熟练掌握调解艺术。首先我院要求所有法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做到真正执行法律、真诚对待当事人，使当事人理解法官为他们解决纠纷的良苦用心，从“法官乐于调解，善于调解”向当事人乐于调解发展，以促使他们相互宽容谅解，息诉罢讼，握手言和。其次吃透案件，找准焦点，抓住关键，把握心理，认真梳理并分析纠纷的成因，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当事人诉讼的目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以寻求调解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因势利导地做当事人思想工作，努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三，在调解时间上，我们采取全天候方式，只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可以随时进行调解。在调解方式上采取面对面、背靠背调解。在调解方法上，我们推行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地进行调解，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失、辩法析理，胜败皆服。

从我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经验来看，调解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在现有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中，虽不可能如理论设计的那样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但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仍具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下面截取几起调解成功的案例，可对我院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略见一斑

心系群众息纷争

2006年以来，在和谐司法工作的要求下，我院将调解工作放在民事审判工作的首位，但是我们并不简单地将调解作为一种结案方式，更多的是能让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法官的真诚，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真正使当事人在结案后做到相互谅解而和平共处。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靳亚章”案件是一起靳亚章于1997年起诉其所在村民委员会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因当时立案手续不完善等种种原因，该案一直未能开庭审理。2007年5月被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