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弱势群体司法救济论文
我国弱势群体司法救助现状及路径探讨
【内容摘要】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考量目前的情况，我国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还不尽如人意，应当从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进一步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途径渠道以及加强对司法实践中现有救助基金制度的调适与引导、创新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努力探求科学有效的司法救助途径。
【关 键 词】弱势群体
司法救助
权利
一、我国弱势群体司法救助的现状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是由于某些障碍导致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①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中，弱势群体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我国，弱势群体应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物质生活的贫困性、市场竞争的欠缺性、政治参与的无力性。在笔者看来，司法救助语境下的弱势群体，应当定位于“因经济困难或其它情况而导致其诉权处于弱势，如果不对其实施司法救助，其平等的诉权就难以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化为空话”的特定群体。
（二）弱势群体司法救助的地位及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Pool law，Assistance judiciare，Armenrecht），是社会公平理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衡量一国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法治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公权力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②当前，我国已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包括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农村五保供养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以及临时性生活救助等项目在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这一体系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弱势群体司法救助制度是由近现代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良好发展的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弱势群体司法救助的现状还比较令人担忧，已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司法机关建立或参与的司法救助基金（或维稳基金）现象，须加以理性审视与考量。所谓司法救助基金，指建立健全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被害人必要、适当和及时的救助和补偿，最大程度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现行司法救助基金制度具有维稳的职能优势和资源优势，体现了司法的以人为本理念，对于实现案结事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当前司法救助基金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对国家正常赔偿制度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一，从司法实际操作层面看，司法救助基金（或维稳基金）所体现出的司法救助行为未形成制度化，可能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在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司法机关参与社会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的艰巨，不排除司法机关可能为了一己之安，存在以“救助或维稳”的名义行“司法赔偿”之实的嫌疑。同时，在这一语境下的民众也容易被提供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 ②参见王继新.和谐社会视野下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J].经济师,2011(4):91.果你想让你的纠纷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第二，从主体职能及主体适格与否的角度看，目前的司法救助主体主要有以下情况：一是以司法机关为救助职责主体，由当地法院、检察院确认和发放救助金；二是由政法委牵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等成立专项工作办公室，作为救助职责主体，实施司法救助；三是由法院、检察院确认是否进行司法救助，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如民政局）发放救助金。救助或维稳应当是各级政府诸如民政等部门及社会组织的职能，司法机关的司法职能应当是如何适用法律。如果让司法机关参与行使维稳基金之职能，弱化了各部门、社会组织正常的职务功能。第三，从救助的对象、标准和范围看，实践中各地、各级司法机关确定的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还不统一。有些地方的部分司法机关确定的救助对象，仅限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而不适用于民事案件。第四，从司法救助基金或维稳基金自身的瓶颈看，司法救助基金（或维稳基金）没有固定的渠道来源，基金来源难以得到持续性保证，发放难以得到经济上的保障。对于司法救助的金额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同时缺乏救助基金申请、审批、发放等程序性规定、缺乏对司法救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2、弱势群体人权救济法律虚置
从法治的视角看，法治社会的特点和本质决定了弱势群体理应享有与强势群体平等的人权。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在生存、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基本上没有享有与强势群体平等的权利。另外，提出特殊保护的前提，应该是在一般平等权利已经落实仍无法保证其特殊性质产生的切实利益的实现，从而加大力度特别照顾，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弱势群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落实，所谓的特别保护自然就显得意无毫义。因而，现实社会下，权利贫困已成为一种制度上的贫困, 而种种制度又是在法律的授权或认可下产生的, 基于这种排斥和歧视所受到的损害自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救济, 所有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就成为虚置的、无意义的程序。
3、弱势群体无奈被迫非法维权
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 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既不能通过公共权利的分配来享有,又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被迫采用非法的方法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发生许多诸如群体性事件、暴力犯罪、团伙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案件。非法维权违背法律和社会主流，只能受到社会更多的谴责、排斥和否定，激化弱者欲强与强者排弱的社会矛盾，导致恶性循环。
二、弱势群体司法救助体系构建必要性分析
1、人道主义理论。弱势群体之所以要得到社会的特殊保护，是因它们相对于其他群体而处于一种权能较低的相对不对等状态。在这种不对等状态中，弱势群体往往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导致自身权益被违法者不合理侵害，或者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失去工作机会而危及生存。因此，政府、司法机关和社会应当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保护，即“国家要对国民最低限度的象人那样的生活实施保障”。③
2、公平正义本质理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共同构成法理上的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理上形式正义的典型表述。必须看到，社会中每个人的天赋、能力、性格等造成的综合能力是有差别的，仅有形式上的平等，可能会造成结果上的极不平等，这不是有理性的人类所应追求发展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对弱势群体实行有差别的倾斜保护，以矫正形式正义的不足，体现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3、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到使一部分人无法正常生活的程度，尤其是当这部分人占大 ③参见韦玮、杨文杰、孙岩.弱势群体司法救助体系[J].现代商业, 2010,(3): 285.多数时，社会就会畸形发展，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可信任程度就会降低，社会犯罪率就会急剧攀升，从而导致不稳定因素。因此，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有利于遏制贫富差距加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弱势群体司法救助体系实施路径探讨
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对弱者给予特殊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保障弱势群体平等、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有效使用司法救济制度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一）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在现代法治社会，是否建立完善的司法救助的法律体系，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否健全的重要尺度。目前我国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还比较分散、原则，且专门性法律文件位阶不高，不利于司法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④因此，一部对司法救助进行总体性规范的法律是必要的，应以法律的形式将司法救助的对象、机构、内容、标准、方式以及程序等予以确定。或者说，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十分有必要体现上述改革要求，以充分体现国家立法对司法救助和弱势群体应有的人文关怀和重视态度。另外，还有必要制定有关保障农民弱势群体的特别法，切实保障农民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农民平等政治权、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就业平等权、社会保障平等权等在内的农民权益保障法。
（二）进一步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途径和渠道。在我国，公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应然享有的诉讼权利已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公民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尚不尽如人意。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针对弱势群体难以充分行使诉讼权的问题已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④朱一向、华锋.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若干问题探讨[EB/OL].http://www.xiexiebang.com/NewsShow.aspx?id，2010–06–02/2011–09–22.未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应进一步体现这一精神。一是规范立案救助程序。积极推行口头立案方式，对因文化程度低或身体有残障等原因不能提交书面诉状 而要求立案的，可以口头起诉，由立案法官记录在卷即行立案。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经济确有因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用的救助范围应随着形势不断变化相应扩大。二是加强案件审理救助。案件审理中，应尽力做到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的便利，以帮助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如鼓励事实或法律关系清楚案件的困难当事人不委托代理人，自行进行诉讼，帮助确需请律师代理而无钱委托的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对涉及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小额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婚姻案件、行政案件等着重实行调解，力争协商解决。三是进一步加强案件执行救助。在执行阶段，涉及弱势群体的，应做到既要维护法制权威，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充分实现“弱势群体生存权保护”原则。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对同一被执行主体有多个申请执行人中的困难群众优先兑付执行款、物；对被执行人确属下岗、失业人员，无力履行生效裁判的，应及时中止或终结执行；对涉及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和劳动报酬等内容的法律文书，应依职权由审判庭直接移送执行局执行等。
（三）加强对司法实践中现有救助基金制度的调适与引导。第一，明确司法救济的有限救济原则，确立社会化救助理念，推动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之间的相互整合。没有社会化、开放的救助理念，就没有社会化的、开放的救助制度。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司法救济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应尽可能以其他社会救济方式获得救济，如保险救济、统筹救济、民间救济等。法院、检察院在制定救济条件时，有必要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情况。譬如，作为法院来讲，就应当明确是申请人生活困难，在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司法救助，尽可能缩小救助的范围。第二，实行救助基金（或维稳基金）专门化制度。司法救助为国家救济，具有公益性而不是赔偿性，与国家正常的赔偿制度本不矛盾。但是，成立基金并不是法院、检察院的义务，法院的责任是公正判决，检察院的责任是实施法律监督。就法院执行难来说，因客观条件无法执行是社会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对于法院“执行救助基金”管理存在的争议，可探讨由职能部门或社会组织，如民政部门或慈善机构进行管理，不能让法院变成慈善机构而影响核心的审判执行业务。维稳基金的管理则应由政府来承担。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第三，对于司法实践中现有的救助基金制度，应当加以规范。应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司法救助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司法救助基金的管理主体，实现司法救助社会化。要规范司法救助基金管理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将司法救助基金列入财政预算，明确和统一救助范围、对象和救助标准，同时广纳社会捐款。制定和完善严谨的救助基金申请、审批、发放程序。要强化司法救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救助基金使用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种明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J].南京:江海学刊.2001，（6）.[5]江苏省南京市江产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对开展司法救助的调查与思考[J].人民司法，2000,(1).[6]韦玮、杨文杰、孙岩.弱势群体司法救助体系[J].现代商业, 2010,(3).[7]许建宇.再就业工程法律对策论纲[J].浙江大学学报，2000,(2).[8]肖小霞.我国社会救助社会化之路——以“爱心超市”为研究样本[J].河南社会科学，2011,(3).
第二篇：关于救济弱势群体的思考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2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涵义、分类及特点.....................2
（一）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2
（二）弱势群体的分类..................................3
（三）弱势群体的综合特征..............................6
二、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7(一)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等方面的社会制度不合理..........7(二)表现为缺乏完整有效的实施机制......................8(三)表现为自然原因和传统影响..........................8
三、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措施状况.........................9(一)对贫困农民家庭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救助办法缺乏 11(二)城市困难群体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缺乏保障...11(三)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11(四)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11
四、不断完善我国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11(一)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12(二)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12(三)切实做好农村的扶贫工作...........................13(四)努力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13(四)积极扩大社会救业和再就业.........................14(五)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制度.............................14 结语................................................15 参考文献............................................16
关于救济弱势群体的思考
摘 要：由于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社会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缺乏较强的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会资源，因此只能获得甚至不能获得较好的社会职业，使其收入分配较少或很少，只能过着水平较低的，主要是维持生存的生活，同时缺乏抵抗种种风险的能力，也缺乏依靠自己努力来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都处于社会边缘。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世事变迁，如今己经难以完全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因此，我们应不断适应新形势，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Abstract:Owing to historical, social and so on various aspects,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They are lack of strong competitiveness, so can't or can only rarely possess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y can only get or can't even get a better social career, that make its income distribution less or very few, can only have a level is low, main is to maintain the survival of the life, and lack of resistance of the ability of the risk, also lack to rely on their own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mental edge in the society.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rough a series of laws enacted, perf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easures to ensure their rights, and achieved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but the world changes, now have been difficult to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bjective situation.Therefore, we should constantly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group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ry hard。
关键词：社会弱势群体 成因 完善制度 和谐社会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涵义、分类及特点
（一）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简称，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的。通俗地讲，弱势群体就是社会各个群体中处于劣势的脆弱的人群，可以界定为：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要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和贫困者。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统一认识,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陈成文的专著《社会弱者论》中这样阐述的：“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从社会学角度来讲，郑杭生、李迎生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困难者群体。”[2] 因此它并非真正的群体，只是同类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从该群体的基本特征上来看，相对其他社会群体而言，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即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即绝大部分收入用于食品消费、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即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处境难(即无固定收入来源，劳动能力，以维持生计)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的特 殊社会群体。
（二）弱势群体的分类
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生理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与社会性弱势群体。
其中生理性弱势群体的形成有明显的生理原因，是由于伤、病、残、老、弱、妇、孺、鳏、寡、孤、独等，而影响个人的竞争能力。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由残疾人(由生理缺陷造成)、老年人(由生理衰老造成)和处境困难儿童(由生理上稚弱且无保护能力造成)三个社会群体构成。而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弱势群体，可称为自然性弱势群体。由于主要是受自然条件恶劣(如高寒区、高山区等)和自然灾害(如洪涝灾害等)的影响，因此自然性弱势群体由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和灾民两个社会群体构成。由社会条件造成的弱势群体，可称为社会性弱势群体。
具体来讲，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
1．未成年人。这类人群极易处于安全少保障、教育不到位、权益受侵害的状态之中。未成年人有其幼稚、冲动、法制观念薄弱，容易引发犯罪的一面，但是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更多的还是他们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面对种种侵害无力抗争。目前，“乞讨儿”、“童工”、“留守儿童”、“家庭暴力”等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
2．老年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规定[3]赡养老人是指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照料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但是，有些赡养人没有认识到老年人的自身局限性，不去生活上照料，不在精神上慰籍，甚至不予经济上供养，使这些老年人感到孤独、心灰意冷、缺乏生活的信心。老年人受虐待、遗弃严重。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老年人年轻时未能读书或读书很少，无固定工作，老来没有养老金；有些老人子女多，住房紧张，以至在子女婚后仍和子女住在一起，在父母子女之间、翁婿之间、婆媳之间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后，有些很难缓解，往往导致矛盾激化，此时的老年人本身处于劣势，在见中受虐待是常有的事，个别老人受不了这份“气”选择了离家“出走”，被赡养人遗弃在外。老年再婚受到强烈干涉。国家虽然高度重视普法工作，但发展不平衡，相当一部分人仍未能认识到什么叫老年人权益，应该从哪些方面保障，法律有什么规定，甚至有些组织、有些以及老龄工作的人员也知之甚少，向社会宣传维权、组织老年人维权还仅在起步阶段。有些家庭成员侵犯了老年人权益还认为这是“家务事”，外人无权干涉。长期下来，老年人权益受到侵犯后本能有效地得到制止。“经济水平是制约老年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素„„核心就是收入来源少，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3]此外，健康状况差，受衰老和疾病威胁，收入水平低、医疗社保水平低也是突出问题。
3．残疾人。严格地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残疾人缺乏应有的关怀尤其是价值的尊重。虽然，我们用“残疾”取代了贬义的“残废”。但其身体的残疾，到今天依旧被部分人视为“五官或四肢不全”。大量残疾人在街头乞讨和为人卜占以求生计的景观，昭示出我们对残疾人的关怀和尊重还远远不是现代文明的水准。仅以发达国家在立法、社会保障等细微处对残疾人精心提供的便利作为参照，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
4．妇女。女性在就业、再就业中，受歧视的现象较为突出，享受社会保障、职工福利的程度总体上低于男性，生育保险的普及率极低。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落实不到位，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有78．5％的妇女在经期没有受到特殊保护，40.1％的妇女在孕期没有受到特殊保护，25.6％的妇女在哺乳期没有受到特殊保护。同时，男女两性职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女性工作职位和晋升机会与男性相比较少。家庭暴力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违法现象较为普遍。5．失业人员。此类人群属于生活状态改变了的弱势群体。由于失业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偏低、生活拮据，大部分人只能在低收入或没收入的情况下靠领失 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最基本生活，绝大多数的下岗职工精神状态欠佳。家庭关系和睦水平远远低于同龄人总体的平均水平，家庭冲突和纠纷多。“长期生活在低收入阶层，没有工作，可能将个人推向厌烦、绝望、脾气恶劣、冷漠无情而不能自拔，甚至还会导致家庭内部的冲突或酗酒等”。[4] 6．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此类人群是流动性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生活颠沛流离。对这部分人，开始被称为“盲流”，即“盲目流入城市”，在取缔之列。不久，“盲流”的名词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民工潮”。这是指在每年春节前后，进城打工者回农村去过年并在过了年后再出来的高潮，也指民工越来越多，成千上万，势如潮涌。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干的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其他权益，所获报酬也比较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在努力建设好一个个城市的同时，却不断地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排斥，并随时都有被解雇而流浪在街头的危险。他们的贡献与回报是不相称的。我国政府虽然在近年来一直强调如何保护进城打工的数亿农民工的利益，可是直至今日，在中国各地各种歧视、欺骗、克扣、剥夺农民工应得利益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民营中小型企业里面更为严重，老板们的贪欲、无耻、霸道甚至公然抢劫、诈骗亦屡见不鲜。政府相关部门出于某种“政绩”利益方面的需要，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保护，显得措施不力或缺乏严格执法的原动力，而对黑心老板们则显得宽容有余，监督流于形式，其处罚之轻微，几乎是在鼓励黑心老板们继续变本加厉，谁不如此做，谁就不是成功的“唯利是图”商人。7．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此类人群是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待遇，常受到种种盘剥歧视。教育权利，农民的子女不得与城市居民的子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抗争权利，农民的上访、示威受到现行法 律和政策的严格限制。社会保险权利，农民不得享受社会保险，在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种“常识”。土地财产权利，农村土地产权的三大特征，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和多元，国家垄断的土地处分权的膨胀和随意性，以及农户实质享有的土地财产权的被剥夺，目前过渡的城市建设和开发区建设更随意占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没有得到应有得补偿。农民缺乏缺乏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利益受损后的司法救济、缺乏必要的和现实的新闻舆论支持。
8．因各种原因处于不利地位的其它人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改扩建过程拆迁户维权、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由于商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导致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的维权、服刑人员正常合理的人身权利的维护、少数民族民族风俗、习惯和权利的维护、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受到社会歧视现象的维权、突发事件受害者生存权维护等一系列问题，突出地反应出这类人群权益被侵害的严重性，由于他们处于弱势群体主体边缘，大多不被社会所关注，他们的维权呼声代表了他们内心迫切真实的意思表示。
（三）弱势群体的综合特征
1．经济上的贫困性。经济上的贫困性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弱势群体通常都是收入水平低和生活处境难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经济收入往往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有的则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或处在贫困线以下，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
2．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经济上的贫困性只是就弱势群体物质生活的数量状况对其特征的描述。而与弱势群体的这一特征密切相关的是其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物质生活的质量。衡量物质生活质量的高低有很多方法，其中恩格尔系数法是国际上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恩格尔系数法即食品消费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者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49%为小康水平。二是指精神生活的状况。社 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除了生理需求外，还有文化、娱乐、交往、自我实现等精神上的渴望。因此，精神生活状况也是衡量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表明弱势群体的精神生活状况都具有低层次性。如以下岗职工为例，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下岗人员的精神、情绪状态欠佳，苦闷、焦虑、仿徨、悲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点。”
3．承受能力的脆弱性。承受能力的脆弱性是弱势群体主观状态上所具有的特征。经济上的贫困性本身也蕴含着承受能力的脆弱性。“贫困不仅指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而且指所处社会地位的低下，贫困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无权利状况，即在面临来自社会中有权势的集团压力时，无力控制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朱力认为，脆弱由于弱势群体经济上的贫困性和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使得他们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的社会群体，成为心理承受力较弱的群体，一旦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累积到一定程度，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群体身上爆发”。
4．政治上的低影响性。弱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机会少，表达和诉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差。和强势群体相比，由于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利中心，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力弱，其利益需求很难以顺畅的渠道反映出来。这就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必须借助于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具体的措施予以解决。
二、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形成为相对强势或弱势的主体，这些原因主要有：
(一)是包括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等方面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社会制度最基础的就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而正是他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财富的 分配以及社会权利的划分。弱势群体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应归咎于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制度的缺陷。另外，中国的税制、慈善制度都不太有利于穷人。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根源在于公民权利的缺乏，比如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有人说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找工作的太多，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团结权、罢工权、博弈权的匮乏。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区域不平衡，而产业低端化主要是金融权的国家垄断造成的，美国有上万家银行，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国有银行，垄断的国有银行由于贷款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不可能给中小企业、农民贷款，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只能低端化、永远不能长大，农村无法创业等困境；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的财政制度造成的，大官都住在京城、省城，所以京城、省城发展得好，其他地方难以获得资金。我们没有建立科学的规范的透明的民主的财政制度，实际上还是公民权利缺乏的表现。
(二)表现为缺乏完整有效的实施机制，也就是缺乏公开的竞争机制、有效的执行程序，导致政策上应给予的权利无法传递到被给予者手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软政权”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虽然政府庞大、官员众多，但行政效率却很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效能层层递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表现为自然原因和传统影响。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往往是社会中的弱者，虽然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但整体而言，由于生理方面的自然原因甚至传统社会中的观念、歧视，他们往往在体力、智力、机会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四)是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的缺失。在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长，在发展的早期社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贫困人口大量涌现，失 业问题、养老问题相当严重，并且引发了社会动荡。为此，西方国家不断探索对策，从济贫政策到社会保险机制，从俾斯麦到英国工党、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瑞典的福利社会，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中国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很不完善，使得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势群体大量产生。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不规范、资金缺口严重，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狭窄，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种种原因导致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在收入分配差异日趋拉大的前提下，社会保障制度未能有效缓解与弱化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成态势，也成为我国弱势群体权益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措施状况
弱势群体的总体困境——生存困境、生计困境、机会困境、权利困境。这些困境交织在一起，导致他们内心出现焦虑与矛盾，容易产生对心理失衡、产生厌恶、对抗社会的心态，甚至作出一些偏激的行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严重障碍，成为困扰社会不可低估的严重问题。
因此近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三条保障线”（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两个确保”得到进一步巩固，城市低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救灾救济制度日益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一些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正在全国积极推进。但是，弱势群体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由于多元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弱势群体有增无减，无法可依与有法难依并存，极不利于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残疾人、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和孤儿、妇女，以及贫困老人，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而对于早已存在和不断显现的弱势群体，人们却各有己见。实际上，为数最多的贫困农民，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流入城市并从事危重职业的民工，高校在读的特困大学生等，都是弱势群体的重要成员。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扶助与保障，同样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基础上适时的将其纳入立法的内容和作为调整对象，并在行政规章和司法救济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分别予以资助和保障。
以城市贫困者为例，其主体是下岗和失业的职工。此类贫困人群，一类是社会弱者，即社会的脆弱群体。这种贫困者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存在的。沦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及家庭因素，包括各种老弱病残及其他个人生存和劳动能力障碍、家庭过高的赡养系数、意外灾害和意外事故形成的贫困者或贫困家庭。另一类贫困则带有明显的特殊性，这就是失业下岗人员、经济效益不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及退休职工家庭、个体经营者和帮工等。具体可分为四部分人群：一是“三无”人员，即长期以来由政府民政部门救济的社会救济对象；二是贫困的“失业”人员，即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的居民；三是贫困的在职、下岗人员以及退休人员，即在职人员领取工资、下岗人员领取基本生活费、退休人员领取退休费或养老保险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居民；四是残疾、疾病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城市贫困居民。弱势群体的总体困境——生存困境、生计困境、机会困境、权利困境。这些困境交织在一起，导致他们内心出现焦虑与矛盾，容易产生对心理失衡、产生厌恶、对抗社会的心态，甚至作出一些偏激的行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严重障碍，成为困扰 社会不可低估的严重问题。因此，我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是缺乏对贫困农民家庭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救助办法，传统的定期定量救济工作力度有限，很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营养状况堪忧。
(二)是城市困难群体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缺乏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只覆盖了城镇从业人员的1/3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未全面推开，且受筹资水平的限制，报销比例较低。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得他们无法负担疾病费用，形成因贫致病和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
(三)是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
(四)是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
总的来讲，由于诸如历史原因、自然环境原因、法制的不完善，加之弱势群体的自身原因，导致他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此，我们要不断努力，从各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四、不断完善我国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 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贫富差距的拉大使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大。据统计，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关注并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破解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降低基尼系数，缩小贫富差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一)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国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
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必要的财力支持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在很多国家是财政支出的最主要部分。近年来我国财力已经有了明显增强，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比重是有可能的。
(二)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是对无劳动能力或失去生活来源者，以及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者给予的物质帮助，从而保证其基本的生存权和医疗权，是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把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一是要建立专项的社会救助基金。各级政府都应为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与此同时，政府还应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政策来鼓励民间和社会的资金投入社会救助事业。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规范城市低保的标准和保险对象范围，严格按照实际收入计算参保人员的家庭收入。低保的申请、审批和资金发放应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真正做到不错保、不漏保。三是要组织社会扶贫。要通过开展“光彩事业”等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关爱弱势群体的氛围。
（三）切实做好农村的扶贫工作。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一些农村因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解决温饱问题难度很大。一部分已经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群众，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的任务还很重。对于贫困地区，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增加扶贫投入，坚持扶贫到村，落实到户。对农村的大面积扶贫应采取“开发式”，即通过来自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资金、知识、技术、人才、机会及其它必要的资源的支持，使农村贫困户中有一定劳动能力者缓解、摆脱贫困，乃至逐步走向富裕。开发式扶贫的着眼点是努力使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吸收、自我发展的能力。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扶贫机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开发式”扶贫是国家的一项宏观政策举措，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和社会救助等福利制度相辅相成。但是，要彻底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贫困问题，还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必将极大地改变农村的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普遍繁荣。
(四)努力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社会保险并非以弱势群体为中心，但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有效地解除了国民的后顾之忧，并为避免受保者沦为弱势群体创造了条件。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大力支持社会保险工作。一是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这种模式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也面临各种难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我省作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省，应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出现的问题，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二是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今后企 业裁员将逐步依法直接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低保范围。但在此之前，应继续做好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工作。三是稳步推进医疗保险改革。要不断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参保，积极探索解决国有困难企业职工医疗保障的实现途径和具体办法，着力推进以灵活方式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此外，还应全面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积极推进工伤风险较大的矿山等行业和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五）积极扩大社会救业和再就业。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各级政府可以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就业，一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实行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小额贷款等扶持政策；另一方面鼓励弱势群体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由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弱势群体就业，如可以安排他们参与荒山绿化工程、以工代赈工程、治河治污工程、城乡道路工程、动植物保护工程等，吸收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其劳动报酬。为了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培训。要加快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及公开发布系统，提供及时、便捷的就业信息服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及时处理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合法权益。
（六）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对弱势群体的平等保护规定了特殊维权的范例。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了平等原则、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等。同时《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的实施，切实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然而，世事变迁，如今己经难以完全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因此应不断加以完善 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会有特定的弱势群体，善待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社会控制；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甚至不同人都有可能在弱者与强者的两个角色之间转换；弱势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今天的弱者也许会是明天的强者，一部分弱者在革命时期，成为革命者而变为强者，当年的统治强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也会变成弱者。同样，弱者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成强者；弱势群体是一个历史概念，对无产者穷人来说我国的趋势是由多数变少数，这也是社会的历史进步的标志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善待弱势群体应当是发展中的题中之义。
“弱势群体”由于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制约，缺乏较强的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会资源，只能过着同时缺乏抵抗种种风险的能力，也缺乏依靠自己努力来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都处于社会边缘。因此政府更应加大对弱势群体关心的力度，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力的逐步增强，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弱势群体，关爱他们，从而为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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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弱势群体的论文(转载的)
现阶段，弱势群体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促进弱势群体的就业、生活与福利保障，事实上已经成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容回避的问题了。同时，对于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策的研究现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弱势群体的一般社会支持对策的研究，缺乏从政府责任的高度，特别是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深入探讨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途径。本文试图结合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以政府的行政责任和公共政策职能为基本视角，深入透析政府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过程中的职责。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弱势群体成为国际通行的一个词汇，是在近几十年。[1](P21)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称法，如：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了各自的界定。如有的学者将社会弱者作为社会工作的对象，认为‚弱势群体是在遇到社会问题的冲击时自身缺乏应变能力而易于遭受挫折的群体‛。
[2](P17)有的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看做是贫困群体或者是贫困群体的一部分，认为‚脆弱群体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口群体：由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原因，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脆弱群体一部分已经是贫困者，另一部分是潜在的贫困者。‛[3](P93)有的学者则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界定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并且认为法治社会应该从法治的公正性出发，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要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4](P23)
一般地说，弱势群体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困难人群。在社会学的视域中，这些社会困难人群的出现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失调的表现。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或由于一部分社会成员自身的某种原因（竞争失败、失业、年老体弱、残疾等）而造成对于现实社会的不适应，并且出现了生活障碍和生活困难的人群共同体。在社会学看来，弱势群体所存在的问题也必然就是社会的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或缓解，有利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调适，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弱势群体包括生活弱势群体（如贫困者群体）、就业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失业者）、生理弱势群体（残疾人群体）、年龄弱势群体（退休者群体、老年人群体）等类型。
从群体的基本特征上来看，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
首先，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社会弱势群体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如：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下岗失业，身体残疾，年老退休，等等，都会造成经济上的低收入。经济上的低收入也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生活脆弱性，一旦遭遇疾病或遭遇到其他灾害，他们很难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是社会弱者的根本属性，决定着社会弱者在生活质量和承受力上的共同特征。‛[5](P66)
其次，生活上的贫困性。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既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数量低下，也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在其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入不敷出；日常生活中使用廉价商品，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并有失学等后果。[6](P130)生活上的贫困性也是弱势
群体的典型特征。
第三，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弱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少，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政治生活的产品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authoritativeallocationofvalues)[7](P129)。显然，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游说活动，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需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弱势群体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社会政治活动，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制定更加公正的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各个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第四，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他们的职业技能缺乏市场竞争力，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因而没有职业安全感，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常有衣食之忧，对生活前途悲观，心理压力巨大。同时，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低影响力，也使其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这些都造成了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他们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而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感‛[8](P68)。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
综上所述，由于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同时，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必然提出了政府在支持社会弱势群体过程中的责任问题。
二、政府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中的责任
政府在弱势群体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只有明确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逐步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进而体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一）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问题，是政府的基本行政责任。
在解决弱势群体的过程中，政府是无疑是主导性的力量，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理应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时所说的：‚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9](P677)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生活的贫困化，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和普遍现象。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必须首先依靠政府的力量，依靠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和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因而必然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责任在于给强者以‘发展权’，给弱者以‘生存权’，以有效地防止‘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纯生物式的市场竞争。‛[10](P100)
（二）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法治社会对政府的必然要求。
法律作为一种强社会控制形式，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弱势群体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武器，法律也要求政府必须担当起保障人权、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使命。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法治的公正性要求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同时，法治的普遍性要求对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因此，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人权必须要依法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政府依法‚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强势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4](P23)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私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是法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制度安排。
（三）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政府德治的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若没有理性的道德加以规范、引导，就会变质，以强凌弱、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坑蒙拐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道德现象和非理性行为就会充斥整个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贫富差距就会日益扩大，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以德治国‛，提倡平等互助、扶弱济贫，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坚持‚以德治国‛，就要通过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正确调节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保障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弱势群体是‚以德治国‛的应有之义。[11](P26)
（四）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贯彻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公共政策是由政党、政府等社会组织所组成的公共决策系统为实现社会目标、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或者选择的行动方案和行为准则，它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法令、策略、条例、措施等。公共政策制定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系统的经常性活动。公共政策制定实质上就是政府决策系统对已经出现的政策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公共政策研究认为，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服务于一定的利益追求。在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帮助其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里所谓的利益集团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强势群体，而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则很少具有实际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坚持社会公正原则，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公平的价值取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提供支持和保护，防止出现‚马太效应‛，避免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集聚于那些强势群体的手中。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首先就表现在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忽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就不可能公平、公正。毛泽东在谈到党的政策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时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2](P1128)邓小平在谈到‚先富‛政策与‚共富‛政策的关系时也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3](P166)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五）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也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现实需要。由于弱势群体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同时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使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又由于弱势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低、风险抵御力弱，于是，在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就蕴藏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于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贫困就会激起祸乱。[14](P308)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如果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也容易使人倾向于暴力。[15](P156)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并且发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16](P395)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少数人闹事‛属于社会聚合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是发生聚合行为的根本原因。现
阶段我国一些地方发生强势群体集体上访、堵交通、围政府等事件就是一种社会聚合行为。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说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改革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了。因为，弱势群体是我们社会中的基本劳动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撑，是‚载舟之水‛，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基础。弱势群体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政府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具体对策
尽管由于国家现有财力的限制，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仅仅依靠政府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国家通过社会政策进行扶持和保护的同时，还必须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会互助网络。但是，本文认为，政府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过程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应该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体系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政府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首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政府要配合国家立法进行相关的行政立法，以法律法规形式确保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
任何社会都会有天灾****，都会一部分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而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劳动能力，都会有生、老、病、残、伤、死者，都会有鳏、寡、孤、独、贫困者，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政府就有责任以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弱势群体法律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都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特殊保护的法律。但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构成状况的异常复杂性，而且弱势群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政府及其行政机关要加大力度，积极配合国家立法进行相关的行政立法，以法律法规形式确保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政府的弱势群体保护行动（AffirmativeAction,简称AA）就是一项寻求推进社会公平价值的法律设计，公共机构通过对弱势群体保护行动的计划、政策和法律服从，承担起执行这些法律规章的责任。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反对就业雇佣歧视，而且要求雇主、工会和就业咨询服务机构采取积极的行动步骤，通过准备和实行弱势群体保护行动计划，来减低社会中存在的弱势集团成员不能充分被代表或雇佣的状况。[17](P158-159)
（二）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或选择，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政策支持。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没有明确目标的公共政策是毫无意义的。正如詹姆斯〃安德森所说的，‚我们所关心的是有目的或者目标取向的行动，而不是随意行为或偶然事件。现代政治系统中的公共政策基本上不是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们是有意识地要产生一定结果的（尽管说这些结果并非总能实现）。‛[18](P4)政府正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协调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也正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一个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公共政策，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干预社会生活，直接关系到该社会中种种矛盾、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也直接影响该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政府向弱势群体直接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的公共政策是制定并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系统尤为重要。‛[19](P12)政府还通过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政策倾斜和公平就业机会等，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同时，由于弱势群体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的公共政策也必然呈现层次性、多样性和针对性。‚社会福利政策以一般状况或者以保障最低生活为基准，但它面临的矛盾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逐渐呈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单一的救助基准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它又会带来新的、复杂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要对现金、实物、服务等各不相同的功能进行区分，同时还要更具体地掌握需求者、对象者的情况。在包括家庭和社
区社会具体状况的分析中，制定具有层次性、针对性的政策。‛[20](P115)
（三）政府还要通过其公共服务职能，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和社会保护。‚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主张建立企业化政府，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克服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21](P35)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还强调顾客至上或顾客导向，它通过把公民变成消费者（顾客），以市场取代政府，提供回应性服务，满足公民（顾客）的不同需求。它还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然后通过调查，倾听公民（顾客）对公共服务的意见，测量其满意程度，并根据绩效指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22](P22)‚新公共管理‛还强调要通过建立执行机构或半自治性的分散机构，让它们负责公共项目的执行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缩小官僚机构的规模和集中化程度；通过‚一步式商店‛（‚一站式服务‛）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23](P76)但是，政府的企业化是有限度的，如果政府完全以企业型政府自居，就有失去政府应有角色和责任的危险。所以，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应着重于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及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但是不宜将顾客导向的行政方式无限扩大至所有的政策领域。政府有责任把公共服务工作的触角伸向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办急事、难事和好事，体现政府对老百姓的亲和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
总之，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使得他们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政府必须明确并且切实履行自己在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治风险，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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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刑事自诉司法救济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的刑事自诉案件受理。
按此规定理解，这类案件在主管上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作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管辖，也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辖处理，但事实上这类案件是法律上规定的公诉案件，只是由于“公案件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被害人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才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自诉案受理，是附条件的由公诉案件转为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其意义在于：当被害人确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必须有一个机关能直接并依法处理这类案件，从而解决被害人“告状有门”，实现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在我国这一机关只能是法律授权的司法裁判机关即人民法院。
然而这一刑事自诉救济功能条款在司法实践运用的可能性又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也就是说，只有被害人持有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或不予受理书面决定书的，被害人才有从法律程序上实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要求惩处犯罪的可能。
毋需讳言，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对某些应当立案或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于各种原因并未依法履职，出于顾虑，又不书面告知被害人，从而使这类可以由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手续不齐”未被受理。试想，公安、检察机关对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出具书面不予追究决定书的可能率有多高。实践中往往使被害人处于推来挡往的尴尬处境。
笔者认为，由于这一限制性规定，致使被害人享受司法救济的权利再一次从程序上受阻，导致告状无门、放纵犯罪，也是刑事方面引起当事人信访、上访的根源。只有从法律规定上尽快完善方能彰显司法公正，为此建议补充：
作为法律赋予特定职权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在法定期限内对应当立案、起诉的案件不作为的，视为对该案件被告人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受理。从而切实有效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真正解决“告状难”问题。
第五篇：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_刑法论文_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_刑法论文
内容提要：在诉讼法学研究方面，司法救济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同国家推行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制度有着紧密联系。所谓司法救济，是指当宪法和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对受害人给予必要和适当的补偿，以最大限度地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助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此规定中的司法救助，内容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实践证明，现有的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立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实属急需。本文拟从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完善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司法救济 司法和谐
一、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
1、司法救济在现行法律中的体现 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助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是200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该规定第二条是这样定义司法救助的：本规定所称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第三条：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一）当事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
（二）当事人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困难的；
（三）当事人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
（四）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
（五）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
（六）当事人为国家规定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
（七）当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困难的；
（八）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
（九）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农民履行义务，生活困难的；
（十）当事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十一）当事人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的。第四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1」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指定辩护人的三种情况：⑴被告人是盲、聋、哑；⑵被告人是未成年人；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最高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的第三十六条对其进行了补充，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的七种情况：⑴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⑵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⑶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⑷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⑸具有外国国籍的；⑹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⑺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2」
2、司法救济制度的局限性（1）受案范围的限制性。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就应当提供司法救济。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法律调整范围的确定性，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总是限制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内。对不属于受案范围内的案件，司法机关一律不予立案，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司法机关裁定驳回起诉。如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作了严格的规定，特别对不受理案件的范围也作了规定。（2）诉讼时效的机械性。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对诉讼时效作了严格的规定，即行为人的行为超过一定期限就不再承担法律责任。相对而言，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超过一定期限法律也不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超过两年未通过法定程序主张权力的，法律不予保护，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就是由于超过诉讼时效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是要求当事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后应当及时寻求司法救济，以便司法机关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但从社会意义上讲，规定诉讼时效就相对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力，使其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但是，司法机关只能依法办事。（3）诉讼活动的有偿性。由于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支出的诉讼成本较高，国家规定司法机关在受理这类案件时必须向当事人收取一定费用。主要包括诉讼费、执行费、再审费、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支出其它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费用。这些费用原则上由承担法律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但在裁判和执行前必须由原告或申请人预交。各种费用对有些当事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法律有规定，当事人经济特别困难的上述费用可以实行减、缓、免，但实际操作程序复杂。因此，司法实践中，还是有许多当事人由于交不起各种费用而打不起官司。明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但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4）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国家为了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对诉讼程序作了严格而又繁琐的规定。仅以民事诉讼为例：当事人起诉后必须经过立案审查，预交诉讼费，通知当事人答辩，庭前交换证据或举行听证会，通知开庭，开庭，调解，宣判，送达，上诉或申诉，申请执行等。如果案件需要再审、重审、审计、评估、鉴定或法院内部请示等，其过程更复杂。因此，往往一个案件中，当事人要耗费大量财力精力，有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终结。由于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未能得到及时保护，即使最终裁判是公正的，权利人仍感到不满意。但从司法程序上看，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5）裁判公正的相对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司法机关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审判质量，这为司法机关公正裁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任何裁判公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司法裁判公正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它与社会意义上的公正有很大的距离。（6）权利实现的有限性。公正的裁判并不能最终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绝对得到实现。这是因为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对权利人的自动履行和其有无实际履行能力。司法实践中，许多负有法定义务的当事人法律意识较差，不能自动履行生效判决。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有的当事人还逃避执行，长期下落不明；有的当事人隐藏、转移财产，而申请人又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下落和财产线索，人民法院采取相关措施后，仍查找不到被执行人和其财产，案件不得不依法中止终结，这样，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就得不到实现。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当事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如刑事犯罪中的杀人案件，一般被告都比较困难，被判死刑后，对民事赔偿义务根本没有履行能力。「3」
3、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 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应将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内容囊括到司法救助制度中来，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待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后可纳入该体系。第二，司法救助的规定救助范围过于狭窄，采取的是列举式，很难穷尽。还有相当一部分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不起官司却又无法依法得到救助。第三，司法救助的具体方式还仅限于诉讼费用方面，需要予以扩展。让我们来看看刑事案件被害人在被告人无力赔偿时的痛苦和无奈：1998年9月的一天，某省一村庄，兄妹二人吃了家里的剩饭，即出现呕吐、昏迷现象。经抢救，妹妹脱离危险，哥哥死亡。后在他人提醒下，死者父亲携带剩饭到省公安厅检验，并报案。经鉴定，剩饭中含毒鼠强成分。遂立案侦查。同村一男性村民（46岁）有重大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审查起诉。但是，指控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未调取到足够证据。最终，该案作不起诉处理。相似的案例揭示了这样的现实：
刑事诉讼是靠证据来推进的，但是，由于受客观条件和办案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证据的搜集有时十分困难，这也直接导致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案件无法侦破，或者被作不起诉处理，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告人被判决无罪等情况难免时有发生。那么，在这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该如何保障？比如，上述两起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不仅承受着巨大悲痛，由于没有明确刑事责任人，理应从加害方得到的民事赔偿也无从谈起，生活陷入艰难。而且，实践中，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上访申诉的案件，已经占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的相当大比例，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4」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谦说：“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但是，在对被害人实体性权利保障方面，无论是认识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又没有其他社会救济的情况下，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进一步加强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是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原则和目的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国家救济制度的迫切需要。近代被害人补偿制度由边沁提出，经过加罗法洛、菲利等为代表的实证学派的发展，逐步得以确立。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开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成为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此后，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对刑事及滥用权力的被害人的补偿制度。注重刑事程序中对被害人的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1、适应弱势群体希望得到社会帮助的实际需要。司法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权，因为“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is not a right.）「5」。朱鎔基总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了弱势群体的概念，他是就经济地位而言的。在司法地位方面，面对强大的司法职权和庞大的司法机制，弱势群体也同样存在。1991年公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作出“主持起诉原则”的规定，其精神内核完全符合司法救济的思想；1994年初，国家司法部提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在后来相继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9条）里得以确认，它为保障公民权提供了具体的救济手段；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近日获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出司法救助的新举措。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预示着司法救济理论大有发展前景。
2、适应惩治司法腐败、推进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司法权未能得到有效监督、内部人事权管理混乱、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司法三权的设置不尽合理等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先贤早有预言，不受约制的权力不是倒向专制，就是倒向腐败，唯以权制权才是硬道理。按照权力均衡理论，当某一方的权力过分强大的时候，不妨适当提高权力相对方的权利，使之趋于均衡，它符合现代法治理论提出“以权利约制权力”的论断；或者为权力设立专职“看门人”，实施有效的权力监督。均衡论的观点正是司法救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辩护律师被无理地驱逐出法庭、行政诉讼原告在开庭前后遭到被告人拘捕、法官违背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等等。在这些司法现象的背后，相伴随的往往就是司法腐败。以司法救济理论指导司法改革，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法干警的头脑中正确树立为弱者仗义执法的思想。只有消除政法队伍中的一部分败类，把好进人关与用人关，理顺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权义关系及监督机制，提高诉讼参与人的具体诉权，加大司法办案的透明度，才能真正把司法改革引向深入。「6」
3、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
司法救济制度是贯彻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稳定的国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人类最早的平等观念产生于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梭伦曾说：“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口号，并论述了雅典民主制与法律的关系：“这种民主制的特点在于政权是在公民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而宽恕的，但在公共事务中则遵守法律”。在当代，平等观主要是基于分配正义而主张的事实平等，亦即主张基于基本人权同等之上的存在合理差别的平等。平等的实质是基于政治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在公法上则体现为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干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宪法诞生那天起，就成为宪法的灵魂，深入人心。宪法平等权原则，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平等权所蕴涵的法制理念深邃、高远。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得以光照民众，正是人民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进行的各项司法审判活动。宪法的平等权基本精神在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并通过确保程序公正得以全面实施。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社会郑重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因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7」 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介绍，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和诉讼中救助。已经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
4、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与司法和谐密不可分。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9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其中，“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与此对应的是，在1月6日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曾首次提出“司法和谐”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显而易见，这种司法和谐，并不只适用于民事司法，同样也适用于刑事司法。在笔者看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提出，正是对这样一种司法理念的具体彰显和生动诠释。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阙如，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要想得到补偿，途径一般只能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来进行赔偿。而这样一种赔偿途径的缺陷无疑十分明显：其一，如果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侦破，无法确定犯罪人，那么受害人则难以落实具体的索赔对象；其二，即使案件破获、犯罪人被确定，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也会因无法得到执行而成为一纸“法律白条”。比如“邱兴华案”，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邱兴华家庭贫寒，根本没有赔偿能力，11个被害家庭不得不在人身伤害后再次陷入极大的经济困顿之中。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从更深层次上，所预示的实际上也是国家在司法、法治责任承担上的和谐。为什么明明是犯罪人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却需要国家进行补偿？
显然，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对受害人具有一种抽象的人道救护责任，而根本在于，这是一种国家必须承担、责无旁贷的司法、法治责任——毫无疑问，从法治角度看，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果公民因犯罪而受到各种非法伤害，就不能只看做是具体犯罪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视为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充分履行自己有效保护公民的法治责任。这种背景下，一旦找不到犯罪人或者犯罪人无法进行赔偿，国家出面予以补偿，为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起责任，自然就成为司法、法治和谐的必然之义。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8」
三、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 据统计，我国近八成的刑事赔偿难以兑现，多数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了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对于受害人而言，因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疾病、残障甚至失去亲人，经济上又得不到补偿，生产和生活上往往陷入困境，这无异于对他们的第二次伤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近5年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情况作过调研。结果显示，5年来，有2300余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80%以上的案件民事部分执行不了，成为“空判”。尤其是部分犯罪后果严重，受害人及其家庭损失大，且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案件，受害人往往以“人财两空”为由，大闹法院，长期上访，严重干扰了法院办案，影响了社会稳定。众多的法学学者和机构提出了“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被害人的保护”。专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旧观念制约了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难以到位；另一方面，这与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缺位有关。著名刑法学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当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被害人时代”时，如果我们还是空白，甚至判决时不考虑被告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像现在这样，表面看起来是法律给当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实在的“胜利”他什么都没感受到，只能陷入“无期的等待”。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无钱可执行或案子进入漫长的司法程序，这些受害人就无法及时得到赔偿。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人们充满了期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将来必定要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当务之急则是探究一条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法律途径。”据报道，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议案。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部署，也是对备受关注的这一问题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说：“司法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这段话的最好注脚，就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有益尝试。山东青岛某高校学生王某两年前遭到抢劫，头部受重伤，成了植物人，家人为其救治花费了50多万元。案件很快侦破审结，但两名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都来自农村，无任何赔偿能力，加上家庭贫困，根本无法支付高额赔偿。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启动了刑事受害人救助程序，将2万元救助金送到了王某家里。「9」目前，刑事案件受害人救济制度正在青岛市各基层法院逐步推广。“这项制度运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实践证明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邹川宁对这项制度的前景很有信心。「10」 马克昌介绍，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助和救济制度早在二战以后，就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国迅速采纳，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而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都要设立一种公共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即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给受害人以应得的补偿；既让受害人切
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我国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在福州，遭到犯罪行为侵害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经济救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制定了《关于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救助一般情况下限于人民币2万元以内，救助基金由市财政拨款，收入和支出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宝成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援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后一种模式更加适宜。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认为，对被害人的救助决不能靠法院自己创收来解决，而是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皇粮”来保证。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财政部申请专项拨款，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实行配套拨款。笔者认为，如果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最终得以成文，那么，这必将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表现。但是它又面临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实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济尚任重而道远，更需要不断试验。司法救涉及到很多方面，表现在：第一，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需要政府财政支持，需要地方人力与物力支持，还需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资金截留。第二，就目前来看，可能的司法救济范围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的。那如何认定谁需要国家救助谁不需要国家救助？如果这个问题不辨别清楚，势必引起未受救助家庭的反弹，从而使得本来造就和谐的好事情变成引发不和谐的导火索。所以公平的实现也需要合情合理公正透明的程序。第三，从法理上来讲，国家责任应该是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不能由受害人的财产多寡来决定国家责任的多寡。无论富人穷人，在享受法律救济的权利方面，应无大小之分，否则，新的不公平又将出现「11」，势必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背道而弛。综上所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既是匡扶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之必需，亦是关乎社会和谐之必要，但又面临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实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济尚任重而道远，更需要不断试验，期望有关方面担负起更大的国家责任，勇于实现制度进步，以为民谋生存、与民造安康。司法救济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司法救济具有相对性，不能绝对的保护当事人的一切合法权利。国家应当加强司法救济有限性的宣传教育，教育公民、法人、有关组织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减少经营风险和安全风险，力争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要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解决。只有其它途径无法解决时，再启动司法救济程序，但要考虑到司法救济的固有属性，预测司法救济可能得到的结果，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司法机关也应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大限度地及时保护权利人各种合法权益，以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笔者以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对他们进行司法救济，另一方面也需要被害人自己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学会保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法定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唐芹《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思考和建议》，载于《中国法院网》。「3」张日才《试述司法救济的有限性》，2009年10月2日。「4」张建升、周文英《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载于《检察日报》。「5」转引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6」张光宇《司法救济理论与人权保障》，载于《福建法学》。「7」崔丽《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3日。「 8」张贵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彰显司法和谐》，载于《燕赵都市报》，2009年1月9日。「9」申爱山《完善司法救助·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望出台》，2009年1月14日。「10」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8月9日，第14版。「11」《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任重而道远》，载于《南方日报》，200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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