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论文

第一篇：律师法论文

律师法论文

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以委托辩护为参照

学院：哲学与法学学院 姓名：刘硕 班级：法学091 学号：2009092024

一、导论

（一）概念性框架：“客观职守型援助”与“合理有效性援助”

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委托律师辩护，另一种是刑事法律援助。后一来源的主体即是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委托辩护权由被告人自由行使，而指定辩护权首先与案件的严重性，进而与被告人的经济贫困状况紧密相关[1]。从产生背景看，指定辩护制度是平等权利和正当程序主张的必然要求。从程序平等角度，任何被告人，尤其是经济贫困的被告人都应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而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律师辩护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辜者被错误定罪并促进公正审判{1}。诉讼实践中，如果没有指定律师的帮助，相当比例的被告人将无法为自己进行有效辩解，更不可能抗制公诉机关的指控、调查与质证。这意味着，从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角度，国家不仅仅要为适格的被告人提供免费的律师援助，还应当提供合格的辩护律师。

这就涉及指定辩护的最低质量标准问题。理想状态下，从权利保障需要角度，指定辩护应与委托辩护作用相当，适用统一的律师辩护质量标准。在我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指定辩护律师必须为受授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2]。至于标准为何，则不够明确。综合已有的法律、法规，可以将指定辩护的质量标准大致概括为“客观职守型援助”。它包括“客观辩护”与“职守辩护”两方面的要求。客观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35条、《律师法》第31条。职守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应当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其制度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21条。上述两项要求各有侧重，前者指向客观的辩护过程，既适用于指定辩护，也适用于委托辩护；而后者强调辩护律师应遵守作为政府委派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主要适用于指定辩护。可见，在现行法框架内，如果仅考虑辩护过程，指定辩护的质量标准与委托辩护没有区别。由于指定辩护律师具有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接受政府指派人员的职业身份，因此，对其职业道德要求更多的是一种政府管理机制，与客观辩护并不矛盾。

在美国，无论是委托辩护还是指定辩护，都适用于“合理的有效性帮助”（Reasonably Effective As-sistance）标准。早在Powell v.Alabama（1932）案中，最高法院即指出，指定辩护人如委托辩护一样，也必须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3]此后，在McMannv.Richardson(1970)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被告人有权“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能力限度之内”，获得“合理的合格”的建议。[4]上述判决促使下级法院运用更高的标准去审查辩护律师的能力。自此，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法院，均采纳了更加严格的标准以要求律师按照McMann案的标准执行或者提供“合理的有效帮助”，其具体的职责要求包括：调查所有重要的事实，较高频度地会见当事人，以及询问所有潜在的证人{2}。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州曾区分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辩护，适用不同的有效辩护标准。例如，德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在传统上对待指定辩护与委托采用的是一种“分叉审查”的标准：指定辩护适用“合理有效性标准”，而委托辩护审查的重点则为是否存在“当事人不注意时或者违反法律责任的不当行为”。这种标准经由Ex Parte E-wing（1977）案加以确认。[5]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即推翻了上述标准。在Cuyler v.Sullivan(1980）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州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时应当遵守第十四修正案的目标，因此，所有法院必须运用同样的标准审查无效性抗辩，而不能区分是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6]有效辩护标准最终演变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1990年9月，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6条强调，“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的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

如上所述，尽管现代刑事诉讼对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的质量要求相当，但在实践中，它们有其不同的顾客关系与律师来源，这很可能导致律师作用的发挥程度会有所不同。顾客关系方面，指定辩护源于法院指定或政府委派，律师与政府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而委托辩护基于被告人或其亲属与律师之间的契约。在指定辩护的“顾客关系”中，辩护律师直接服务于被告人，但其最终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委托辩护的“顾客关系”中，辩护律师应忠诚于被告人的个人利益。相比指定辩护，委托辩护的“顾客关系”更加密切。律师来源方面，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有着“大众消费”与“奢侈消费”的区别。申言之，法院或政府提供的指定辩护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具有“批量供应”的特征；与此不同，委托辩护是被告人及其亲属基于市场考察、质量比较，进而通过自愿、平等的交易而产生，具有“个别化服务”的特征。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为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设定完全相同的质量标准显然过于理想化。按照上述逻辑，指定辩护的实际效果在整体上很可能不如委托辩护，但无论如何，都应满足公正审判的底线要求。

（二）中国问题与既往研究

在我国，指定辩护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在性质上属于“任意辩护”范畴。[7]1979年《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但范围较窄。[8]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指定辩护范围，[9]相应地，1996年出台的《律师法》建立了政府主导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指定辩护制度的有力支撑。近三十年来，指定辩护或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在1986年，全国法院指定辩护案件仅有91944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8%，占当年所有律师辩护案件总量的7.2%；而至2007年，指定辩护案件增至118 946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2.7%，占当年律师辩护案件数量的24.0%。[10]上述数据表明，指定辩护在刑事辩护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尽管如此，对于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发挥程度，官方与民间看法相去甚远。总体而言，官方认为，指定辩护整体效果较好，而学者们多认为其作用相当有限。

对于指定辩护作用，司法部采用“辩护意见采纳率”作为统计指标。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辩护意见被全部采纳、部分采纳和未采纳的三项分别占36%、45％和19%，全部采纳和部分采纳合计81%{3}；而到2008年，辩护意见被全部采纳和部分采纳比例上升到91%。{4}如果上述数据属实，指定辩护效果可谓相当显着。而由结果推诸过程，可以认为指定辩护律师在会见、调查取证、庭审辩护方面作用较大。

北京市律协的一个课题组于2002年7月在北京地区的调研采用了“辩护意见采纳率”、“会见率”和“取证率”作为评估指标。在辩护意见采纳方面，无罪辩护的成功率虽然比较高（94%），但和刑事案件总数相比数量却微乎其微（5%）；作罪轻或减免刑罚辩护的案件虽然比例比较大（69%），但成功率却不高（43%）。会见方面，58.7％的律师全部会见过被告人，有些律师只是部分会见或者压根没有会见过被告人，只有9.8％的律师经常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方面，所有案件都进行调查的只有12.4%，完全没有调查、基本没有调查和很少调查的合占72.2% {5}。相比上述调查，李宝岳和孙洪坤的调查结论更加消极。李宝岳负责的调研小组于2004年7月在云南四个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援助律师基本上无力调查取证，一般都会见了被告人，阅卷权受到一定限制{6}。孙洪坤于2005年在安徽淮北市法律援助中心、中级法院进行了调研，访谈中，相当比例的法官、律师认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对案件处理影响不大{7}。

从方法上看，司法部的数据源于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上报信息，而地方机构的统计采用办案律师自由填写方式，不排除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为了突出辩护效果而夸大填写的可能性。相对而言，其他三项民间调查由中立的学者亲自进行，尽管数据来源不完整，但可信度较高。这三项研究揭示的共同问题是，指定辩护或援助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如果按“客观职守型援助”标准加以衡量，相当比例的指定辩护并不符合要求。何以如此？三项研究揭示的原因主要有：援助律师介入诉讼时间过晚，办案经费不足，援助律师的责任心不够，法院对刑事法律援助不够重视。[11]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材料

以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为主题，以“客观职守型援助”为理论视角，本文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化。本文将系统地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具体表现怎样？哪些因素制约了其辩护效果？以提高指定辩护效果为目标，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近期或远期可如何应对？本文将采用系统、实证的方法展开研究。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以委托辩护为参照，得出的结论偏重于现实主义；而既有研究将指定辩护的实践与规范进行自我比较，得出的结论较具理想色彩。在这种研究范式的背后是两种截然有别的逻辑前提：本文的预设则是，指定辩护制度无法脱离辩护制度的系统架构，因而指定辩护律师应以委托辩护律师为角色样板，其理想的辩护效果也应以委托辩护为目标，使之最大程度接近于委托辩护。而既有的研究假定，在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下，指定辩护律师的作用具有无限可能性。

第二，以一个相对封闭的县级司法辖区为样本进行研究，虽然区域较小但其变量更易控制、数据误差较小；既有研究的调查区域虽然更广，但变量更加复杂、不易控制。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相对普适性，笔者选择的调查地区为西部某中心城市的一个郊县D县。无论从经济、社会水平等宏观背景因素，[12]还是案件数量、律师资源等微观外部条件考察，[13]在全国范围内，D县均居中等水平。故而，对D县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同时，调查对象从律师、法官扩展至在押人员、检察官，具体方法上同时采用主观调查（问卷、访谈）和客观调查（统计、档案），力求调查内容更全面、深入、真实。

第三，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既吸收了既有研究的合理成分，又参照了国外相关研究，[14]并结合实际的调查条件而有所拓展。具体而言，笔者将建立一个兼顾客观效果与主观效果，以（客观效果的）过程作用与结果作用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基本结构如下：(1)客观性指标，指可通过客观数据度量的指标，包括过程作用指标和结果作用指标。“过程作用”指律师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对诉讼进程的推进作用，具体包括会见、举证、质证的频度、内容、方式，辩护意见提出的频度、意见内容，以及庭审耗时等情况。“结果作用”指律师辩护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影响，具体通过辩护意见采纳率、定罪率、无罪判决率与撤诉率、量刑的刑种与量刑幅度等情况表现出来。(2)主观性指标，即诉讼主体的主观评价指标。来自在押人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体包括对律师辩护作用的总体评价及其原因解释。

第二篇：《律师法与律师实务》论文题目

《律师法与律师实务》写作题目

包括本科在内的各科复习资料及详细解析，可以联系屏幕右上的“文档贡献者”（三道题目各自内容独立，需要考生根据提供的题目分别写相应的文书，必须全部作答，每道题目各占有一定分值（已在题目后标明），前两道题每题不少于250字，第三题不少于500字。须作答在同一个word

文档中，正文题目可略，写作模版见附件中的“课程论文写作模板（多题式）”）

一、案例分析（25分）

大连市中山区吴某自筹资金开办了一家小型百货商场，因违法经营被中山区工商局依法处以5000元的罚款。吴某认为处罚过重，遂向中山区工商局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大连市工商局（位于大连市西岗区）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便作出了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吴某接到决定书后，仍然不服，便来到某律师事务所，要求该所律师担任代理人，以复议机关为被告，代为提起行政诉讼。

请根据该案例，回答以下问题：

（1）律师在接受此案之前应注意哪些问题？

（2）吴某要以大连市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是否正确？律师应如何答复？

（3）如果大连市工商局做出了罚款6000元的决定，吴某不服，应以谁为被告提起诉讼？为什么？

（4）如果大连市工商局做出了罚款6000元的决定，吴某不服提起诉讼，哪些法院有管辖权？为什么？

二、实务操作（25分）

现年20岁的王某因抢劫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认为将来法院有可能判处王某死刑。于是检察院便指定红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某担任王某的辩护人，并办理了委托手续。

请根据该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检察院是否有权指定辩护人？为什么？

（2）作为辩护人，律师在法院开庭前应做哪些工作？

（3）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指定辩护的情况是如何规定的？

三、律师文书写作（50分）

根据下面所给的材料，制作一份公诉词。

要求：格式规范，论证清晰，语言流畅，论点完整，条理清楚，结构合理，有较强法律逻辑性；有关事实情节部分可以根据行文需要自行补充、缩写、略写处理。

王华与李伟于2008年2月经人介绍相识，相识5个月后，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于2008年7月登记结婚。但是婚后不久，双方便因性格不和而经常吵架。2010年3月，他们的小女儿出生了，但是这也并没有使二人的关系得到多少缓和，二人仍是经常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李伟还经常出去喝酒，有时喝醉了回来还打王华，把孩子也吓得哇哇直哭。王华也劝过李伟多回，但是他根本不理。于是2011年2月，王华便带着女儿搬回其父母家居住至今。这期间李伟根本对其母女也是不闻不问。现在王华想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二人在结婚后曾共同购买一套价值20万元的房屋。对于财产，王华就是想得到自己依法可以得到的那一部分，同时，王华还想获得对女儿的抚养权。

现请你为王华写一份离婚起诉状。

第三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经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修订，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的权利，有些权利已经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一、《律师法》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相关权利的规定 《律师法》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权。《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本条取消了《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规定。

（二）依法行使辩护权。《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基本一致。

（三）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权。《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相比，不仅删除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的“后”字，从而使律师介入刑事侦查的时间提前了，而且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批准、不限次数、不被监听。

（四）查阅案卷权。《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本条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律师阅卷范围，由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大到“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由法院受理之后的“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扩大到“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五）申请取证或者证人出庭作证权。《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相一致。

（六）享有自行调查取证权。《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本条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相比，取消了律师必须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才可以调查取证的规定；取消了律师需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规定；取消了律师需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规定。今后，律师只要凭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即可调查取证。

二、律师行使相关权利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

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行使相关权利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对刑事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及挑战也不可忽视。

（一）律师会见权的影响

从《律师法》的修改看，律师会见权可能对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五个方面的影响：

1、强化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凭借这一规定不交代问题，而同侦查讯问人员软磨硬泡，等候律师“营救”，从而增加了讯问破案难度。

2、讯问施谋受到影响。侦查与反侦查是一种智力较量，侦查部门往往运用侦查计谋进行讯问破案，施谋与反施谋的对抗必将激烈。律师会见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其认为有律师作为“靠山”，就可能对侦查人员“那一套”产生怀疑，从而使讯问谋略及其运用的效果受影响。

3、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趋于不稳定。律师介入侦查讯问，由于没有明确规定会见时间，并不受监听，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如何交代所做的事情，既有足够的时间与律师商量，又会经商量分析而更加明白自己行为及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进而对自己的供认经利害分析而发生心理动摇，出现供述不断反复。

4、证人证言可能趋于不稳定，证人拒绝作证现象可能增多。律师会见并了解有关案情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特别是关键证人、污点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各种作证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证人对已作证言经利害分析可能发生心理动摇，出现证言不断反复，一些证人经过律师点拨，可能拒绝作证，以致侦查部门很难找到这些证人作证，最终增加揭露、证实和打击犯罪的难度。

5、讯问拓展线索难以保密。目前，团伙犯罪比较突出。在律师介入后，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因政策感化而揭发立功的有关线索已无密可保。如果律师不自律或者出于某种意图，这些线索就可能被泄露出去，影响公安机关对全案的侦查。

（二）律师阅卷权的影响

从案件诉讼和处理讲，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犯罪事实最终是要围绕证据来认定和落实，没有足够证据或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案件的认定及处理都将受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一是全案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就将影响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二是有罪证据材料与无罪证据材料。如果证据材料没有全面收集，特别是忽视无罪证据材料的收集，也将影响对案件的定性处理。三是案件细节问题。如果没有查清楚犯罪事实的细节，就会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所取证据最终失效。四是不规范取证甚至违法取证，使证据存在瑕疵，最终会影响所取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其失效。就刑事侦查来说，因律师可以查阅所有案卷，对刑事侦查尤其是调查取证存在的问题将一目了然，难免会增加检察机关在庭审阶段的抗辩难度，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材料的要求更严格，将会促使侦查与起诉更趋紧密，导致侦查阶段起诉化、审查起诉阶段审理化，对公安机关刑事办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影响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刑事侦查的影响主要有：

1、增强侦查活动的对抗性。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可以同步，并且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可能是律师所要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证言并存的局面，将影响侦查效能乃至惩处能力。

2、形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不对称。按照《律师法》规定，受委托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通过这些活动所收集、调取或者自行调取的证据，如果在侦查部门视野之外，就会影响侦查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

３、影响证人作证的稳定性，甚至翻证现象多发频发。由于受委托律师的特殊性，律师取证的目的、方向和角度也即出发点和归宿，取决于为当事人服务。如果律师取证偏离法律轨道，则在证明对象及证据内容等方面就会与侦查部门的调查取证发生冲突，从而影响证言的证明力。特别是在律师的点拨下，一些证人因某种压力或者原因，出现证言反复或虚假证言情况，最终影响案件认定处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脱法网。

《律师法》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介入在刑事诉讼的执业领域和活动空间，明显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度，律师的权利与过去相比得到了扩张。律师的“三权”（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对于新法赋予律师的会见权，他提出，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规定律师会见所有犯罪嫌疑人一律仅凭“三证”。一些特殊性质的案件，如“涉黑”与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嫌疑人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涉黑”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一旦消息走失，侦查难度和阻力将会很大。如果律师过早地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则可能影响案件的侦查，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更须如此。

此外，他还指出，关于会见时间的安排，新律师法的规定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各方面的资源性条件有限，公安机关不好安排。不可能律师随时要求会见嫌疑人，公安机关均立刻予以满足。另一方面，新律师法的规定不够明确，也不利于保障律师权益。

对于“律师会见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规定，金淮明认为，考虑到实践中，个别律师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有意识地引导犯罪嫌疑人改变口供的现象时有发生，从维护嫌疑人和受害人合法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侦查机关应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在场权。

最后，金淮明表示，新律师法的实施势必对公安机关的执法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提高办案水平。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以往，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如果把关不严，出现执法不规范或影响诉讼质量的现象，由于律师不能阅卷而事先不会掌握，公诉机关发现后予以纠正，只影响到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考评。新法实施后，如果类似问题被律师发现，影响的则是证据的效力，产生的是罪与非罪的后果。由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自由会见，经过双方多次接触和信息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反侦查能力有所增加，较之以往，口供难突破、难固定，更不能排除“零口供”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性，公诉机关的起诉风险增大，指控难度增加。

其次，引导侦查效果减弱。新法实施后，律师的自由会见权，使律师和侦查人员、公诉人第一次接触犯罪嫌疑人开始，控辩双方就站在同一时间平台上开始竞争，那么，公诉人先前占有的时间先机和优势不复存在，引导侦查的效果势必有所减弱。

第四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七十六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公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7年10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修正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律师执业许可

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

第四章 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

第五章 律师协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条 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第二章 律师执业许可

第五条 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

（四）品行良好。

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前取得的律师资格凭证，在申请律师执业时，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条 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

（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

（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申请兼职律师执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

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颁发律师执业证书；不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七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第八条 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在法律服务人员紧缺领域从事专业工作满十五年，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申请专职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准予执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撤销准予执业的决定，并注销被准予执业人员的律师执业证书：

（一）申请人以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

（二）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执业的。

第十条 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第十一条 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

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第十二条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符合本法第五条规定条件的，经所在单位同意，依照本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可以申请兼职律师执业。

第十三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

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

（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

第十五条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有三名以上合伙人，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设立人还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设立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第十七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的名称、章程；

（三）律师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

（四）住所证明；

（五）资产证明。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还应当提交合伙协议。

第十八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准予设立的，向申请人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不准予设立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申请设立分所的，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合伙律师事务所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依法自主开展律师业务，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报原审核部门批准。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报原审核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二）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被依法吊销的；

（三）自行决定解散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律师事务所终止的，由颁发执业证书的部门注销该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书。

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考核后，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交本所的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

第二十五条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第四章 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

第二十八条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第二十九条 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

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第三十四条 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第三十五条 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第三十六条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依法受到保障。

第三十七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第三十八条 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第三十九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第四十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

（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

（四）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

（五）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

（六）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

（八）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四十一条 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第四十二条 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第五章 律师协会

第四十三条 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

全国设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律师协会，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地方律师协会。第四十四条 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地方律师协会章程由地方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地方律师协会章程不得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相抵触。

第四十五条 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同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

律师协会会员享有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 律师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二）总结、交流律师工作经验；

（三）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

（四）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考核；

（五）组织管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的实习活动，对实习人员进行考核；

（六）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

（七）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得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抵触。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的；

（二）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三）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四）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

（五）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第四十八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二）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仲裁的；

（三）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

（四）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第四十九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二）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

（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八）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九）泄露国家秘密的。

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第五十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一）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办理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住所、合伙人等重大事项的；

（三）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的；

（四）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五）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

（六）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七）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八）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律师因违反本法规定，在受到警告处罚后一年内又发生应当给予警告处罚情形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在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满后二年内又发生应当给予停止执业处罚情形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事务所因违反本法规定，在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满后二年内又发生应当给予停业整顿处罚情形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第五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第五十三条 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处罚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合伙人。

第五十四条 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第五十五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为军队提供法律服务的军队律师，其律师资格的取得和权利、义务及行为准则，适用本法规定。军队律师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

第五十八条 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机构从事法律服务活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五十九条 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第六十条 本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五篇：律师法贯彻整改

关于《律师法》 贯彻实施情况问题的反馈

一、从多渠道入手，加大宣传力度。一是组织全体律师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律师法》并组织律师以所为单位进行了《律师法》基本知识考试。二是在我区法制广场先后举办了2次“宣传新《律师法》义务咨询日”活动。在活动中，30家律师事务所的近百名律师走向街头，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讲解法律知识、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此次宣传活动共印发《律师法》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展出20余块展板，悬挂宣传横幅10条，律师现场义务解答法律咨询500多人次，为当事人代书11份，接受委托代理案件2件。

充分利用“法律服务进社区，进村屯”、“律师参与信访”等系列活动，向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宣传律师法律法规，介绍律师的职能作用和业务范围，向当事人讲解如何聘请律师、律师服务的内容及怎样处理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深入宣传《律师法》，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通过宣传活动的开展，使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相关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律师制度，关心和支持律师工作。同时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广大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二、不断完善律师行业规范，以制度推动行业自律建设

（一）完善律师学习教育制度，提高律师队伍素质。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岗前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以强化律师思想教育为重点，在律师培训中增加思想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律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宪法教育、律师党员的党章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服务为民、纪律作风和廉洁自律教育，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使我省律师增强政治意识、宪法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坚持律师队伍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对律师事务所贯彻落实行业管理规章制度和文件的情况的检查，制定了定期检查制度。一是律师学习情况（包括学习笔记、业务培训内容和课时）。二是规章制度、文件的贯彻情况。三是律师奖惩。以此推进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和了解各地对制度实施的有关建议。

（三）完善律师事务所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包括规范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制度；建立律师事务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落实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以示制度”；责任赔偿和职业保障制度等。律师事务所通过建立这些制度从根本上保障执业诚信。

三、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方面有些突破性的规定。通过与公检法机关的沟通和协调，目前我区的律师执业环境有所改善。我区大多数办案机关已能够按时、按章的保证律师会见与阅卷权利，律师来阅卷时，办案机关一般能安排相关人员接待，并陪同复制卷宗，保护相关案卷材料安全等。

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方面有些突破性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状况没有随着《律师法》的颁布实施而发生改变。为此，我们多次组织律师召开律师执业“三难”问题座谈会。同时，积极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协调予以解决。

第一，向立法机关和上级机关呼吁。5月26日，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对我市实施新《律师法》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在市司法局召开了有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市司法局领导和市律协会长重点提出了我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遇到的“三难”问题，呼吁、请求市人大予以协调解决。随后，市人大向各有关单位下发了检查情况的通报，并要求公、检、法等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上报研究处理结果。另外，维权委员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通过调研以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积极向市局、省厅、省律协反映我市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三难”问题。

第二，与公检法机构建立工作协调机制。7月份，由对外交流委员会出面联络，市司法局、市律协与市公安局联合召开了“推动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题座谈会，市公安局法制机构相关领导及各分局法制科负责人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对律师在刑事执业中的“会见难”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初步达成了解决“会见难”问题的工作意见。即西安律师遇到会见“嫌犯”难的障碍时，可与西安市公安局法制处及各区县公安局法制科沟通协调解决。另外，对外交流委员会已与市检察院进行了联系，下一步将要建立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协调联系机制。

第三，协调降低税赋。关于降低合伙律师个税核定税率问题，前一段时间已和省、市税务部门进行了联系，有望在明年上半年解决降低2个点的税率。

第四，保障按时年检注册。大家知道，以往每年都是因上缴省律协会费问题而拖延年检注册工作，影响我市律师正常执业。今年协会早准备、早动手，在市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律管处的大力支持下，年检注册工作按期完成，保证了全市律师的正常执业。在此，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对市局王局长和律管处王处长表示衷心的感谢！但要说明的是，上缴会费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还需要我们积极沟通协调。

（一）加大《律师法》的宣传和贯彻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律师法》和律师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改善社会舆论环境，树立律师良好社会形象；司法机关和政府职能部门要深入贯彻《律师法》有关规定，保障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的行使，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依法规范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把律师队伍准入关，加强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从严查处违法执业、取缔无证执业，制止乱收费。加强律师年检注册工作，履行好管理职能。市中级人民法院要与司法行政机关配合，认真研究规范民事代理工作，按照法律要求，对律师、法律工作者之外的其他公民代理，探索实行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备案制度，禁止无正当身份人员有偿代理，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良好秩序。

（三）加强行业自律。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组织要针对律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教育律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端正从业思想，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引导律师自觉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培养大局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强化律师的自律管理，建立律师执业评价制度、行业诚信制度和执业监督机制，严肃查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违法违纪办案问题，杜绝律师向当事人索要钱财、乱收费以及拉拢腐蚀司法人员行为，树立律师整体形象。

（四）重视法律援助工作。让弱势群体有机会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做出的承诺，也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规范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律师协会要组织和引导律师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起法律援助义务，为弱势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五）积极拓展非诉讼服务领域。加强律师专业知识培训工作，提升业务水平，不断开拓公司上市、金融证券、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风险投资等法律服务市场，改变我市律师队伍以参与诉讼为主的局面。律师要主动介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主动为政府、企业当好参谋和顾问，为政府依法行政和企业依法经营提供服务。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民事纠纷方面的调解职能，做好非诉讼调解工作，推动全市社会经济科学、和谐、跨越发展，人们生产生活祥和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