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第一篇：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是我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三大难题，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律师法。

针对新律师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了“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衔接与互动”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有关人士，与来自学界的刑诉法专家陈光中、樊崇义、卞建林、顾永忠等知名学者汇集一堂就许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积极深入地探讨。□本报记者蒋安杰本报实习生贾志军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法律的位阶关系

□律师法此次修改大幅度增加了律师执业权利的内容，且这些内容直接涉及到对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针对这种新的法律修改模式，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此举值得肯定，必将推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进程。

□另一种观点认为，律师法不应当对刑事诉讼的具体步骤、程序作出规定，刑事程序的内容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统一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突破，值得肯定。关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立法法中只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层次的区别，没有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

关于新法与旧法，二者都是法律，只不过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根据立法法中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随便作出解释，需由有关机关作出立法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宪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违宪即可。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那么新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并不违宪，应当是有效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二者应视为同一个机关，其通过的法律应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新律师法的规定优于刑事诉讼法。如果实在解释不清楚，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就二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个裁决。

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律师法是下位法。

另外，两个法律的宪政基础也不一样，刑事诉讼法是由近三千名左右的人大代表表决产生的，而律师法只是由一百多名常委会委员表决产生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要高于律师法。

来自实务界的有关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其中，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有关人士认为，几部不同的法律，在规范同一问题时，因为角度不同，用语可以不同。对于新律师法与刑诉法文字表述不一致的内容，不可简单认为相互冲击或抵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方向也一致。任何法律，一旦生效，便具有普遍约束力，必须得到执行。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人士认为，律师法是宪法维度的法律，刑诉法是一个“小宪法”，它保障基本人权，不可以说研究哪项法律就认为其比任何一个法律都高。立法统一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执行律师法与执行刑诉法会发生冲突。

来自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新律师法与刑诉法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新的律师法6月1日生效后，刑诉法修改没有完成，就应该用新的律师法来执行。

也有实务界有关人士表示，无论是基本法律还是一般法律，都是法律，对全社会、全体公民、所有的机构都是有法律效力的，都应该一视同仁、同样遵守。不要拘泥于新法优于旧法、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等的争执，要看新律师法的价值取向。

新律师法的规定是进步的，但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也不可能对律师法的规定照单全收。关于两法的衔接，一是要处理好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以保障国家的法制统一权威尊严；二是要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当前，不仅仅是保障人权需要加强，打击犯罪也需要加强，而且打击犯罪是人权保障的最基础性手段。如果仅从律师权益角度出发，则不利于打击犯罪，会使侦查乃至刑事诉讼工作更难开展。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律师权利的对接

□就律师法的实施问题来看，关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规定都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冲突或者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许多实务人士认为，新律师法的规定必须由公安部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制定相应的解释或者通知才能将相应的权利规定予以落实，仅有律师法的规定很难在实践中改变目前律师的三难问题。

关于会见权

□关于会见权，实践当中的困惑概括起来包括：其一，是否任何案件律师会见时均可以凭“三证”即可？其二，如何理解“监听”一词，是指不准通过监听器进行秘密监控，还是指不允许任何听取活动，包括公开在场旁听和秘密监听？其三，会见的时间是否包括第一次讯问之时？对于这些困惑，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看法不一。

有实务界人士认为：

第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是否需要批准，两法有冲突，如果律师过早介入，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保留现行的规定，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批准；

第二，会见时间的安排，新律师法的规定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公安机关不好安排；另一方面，新律师法的规定不明确，也不利于保障律师权益；

第三，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对于“涉黑”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批准的规定；

第四，律师法规定会见不被监听，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可以派员在场，如何处理？实践中，个别律师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

另外，侦查、检控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供。口供的地位不是侦察机关决定的，而是当前整个国家司法资源水平决定的。如果会见不被监听，获取口供和破案会越来越难，百姓意见会越来越大，会失去对国家司法的信任。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应是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设备等进行监听，不包括侦查人员在场，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可以在场并不矛盾。???

学界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北京大学汪建成教授认为：

第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公安司法机关多长时间安排”的问题，律师到了就可以直接去会见；

第二，“不被监听”其精神在于维护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谈话的秘密性，这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也是一致的。从这个精神出发，“不被监听”就不能解释为“不被设备监听而可以派员在场”。

陈光中教授也认为：

第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但“打击犯罪是保障人权的基础和支柱”中的，保障人权是指广大人民的人权，而现在要平衡的是公权力打击犯罪时侵犯了私权利，需要平衡；

第二，律师法规定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这是恢复了原来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

第三，监听问题确实比较矛盾。既然规定了不被监听，也应包括不得在场监听。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是不是任何案件在会见时都不需要经批准、不得监听？从国家大局考虑，还是可以斟酌的。

另外，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钱列阳律师指出，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6月1日后可能会出现许多看守所依据刑事诉讼法、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不允许律师直接会见的情况，应当提前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

关于阅卷权

□关于阅卷权，可能产生的分歧有：其一，如何理解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阅览“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的范围？其二，辩方只阅览控方证据却不向控方公示相关证据，辩控双方不对等的情况是否公正、如何处理？其三，在审判阶段可以阅览全部材料，是指全部案卷，还是控方移送的主要证据及其复印件？

对此，来自检察院的有关人士认为：

首先，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要保障律师权益。要明确在审查阶段律师阅卷的范围和时间。阅卷范围应该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书证、物证，以及诉讼文书和技术性证据材料，也就是说指控犯罪人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让律师看到。

其次，时间上，应该在受理起诉之后，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看完卷之后律师第一次阅卷。然后在提起公诉之前，律师再进行阅卷。

另外，他建议要建立阅卷律师登记制度，明确律师提前借阅的日期，建立案件诉讼制度进程通报通知制度，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入卷被查制度。这些也体现了信息对称问题。

另外，检察机关应该对律师阅卷提供正常的条件和设备。

学界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认为：

第一，律师法第34条规定，在审判阶段，律师有权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里“所有材料”的具体内容需要研究，比如是否包括检委会讨论情况、审委会讨论情况、合议庭合议情况等；

第二，律师法的有些规定应当增加法律后果的内容，否则落实不了；

第三，证据展示即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双方的证据的互相披露问题，新律师法中没有规定。律师也应当向检察机关披露重要的材料，比如重要辩护观点、无罪证据、无罪的鉴定材料等。

顾永忠教授认为，律师法第34条规定，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和案卷材料，对于这个范围检察机关不会反对也不应该反对，主要理由：

一是检察机关不应当把自己定位为控方，而应定位于准司法官、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这样，检察机关应当将自身掌握的证据材料提供给辩护律师查阅；

二是律师参与提出意见，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

三是律师及早查阅案卷有利于其提出辩护意见，正确行使辩护权。有些律师是因为不掌握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而无奈提出无罪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王进喜教授则认为，律师法关于阅卷权的规定，有大量的技术性工作需要做，比如到底哪些东西可以查阅、哪些东西不可以看，需要认真研究。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控辩双方的工作性成果一般是不交换的，比如控辩双方各自取得的证人证言、各自的工作策略如辩护策略、公诉策略等都是不交换的。

关于调查取证权

□关于调查取证权，存在这样的疑问：辩护律师提出请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后者不予支持或拒绝办理的，如何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或者相应后果？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仍然没有明确界定，也就是说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是否为辩护人，在法律上仍然缺乏明确的界定。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认为，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新律师法虽然取消了“经被调查人同意”的规定，但能否落实？首先，应当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实。其次，律师提出检察院、法院调取证据的，当给律师答复和理由，对于不允许的，不能简单答复“无必要”或不给答复。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总结说，会议就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有些问题存在着争议与看法，这都是正常的，但也有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如，律师看卷扩大范围的含义是什么？律师法当中律师保密义务如何明晰、界定？以及关于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方法等问题。这些“未尽”的事宜也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新律师法的出台就像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孩，需要我们所有人去关注他、爱护他，直到他茁壮长大。

第二篇：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互动与衔接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互动与衔接

田文昌

2007年10月28日公布的新《律师法》，在律师界、司法界、法学理论界乃至全社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褒贬不一。其中，批评的声音似乎并不亚于赞扬的声音。

一、关于新《律师法》的成就与不足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律师法》的修改明确了律师的职业定位，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尤其是通过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一些具体权利的明确规定，体现并推进了律师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例如，新《律师法》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一规定确立了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是对律师职业定位的明确化与科学化。新《律师法》第3条在原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的内容，并在第37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两项修改加强了对律师职业保护的力度。新《律师法》第38条的规定扩大了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在原规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漏的情况和信息”。此项修改一方面加强丁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保护，明确了律师的免作证权(例外情况除外)。

新《律师法》更具有重大突破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对律师辩护权的具体规定之中。例如其第33条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该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会见权和单独会见权;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将律师的阅卷权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第35条则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了原律师法中“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限制性规定。新《律师法》第33、34、35条的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的“三难”问题，突出体现了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作用，从而明显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也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问题的重大突破。

批评的声音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种声音出自于律师界和学术界。他们认为，《律师法》的修改只是向前迈出了半步，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还有所保留或者远远没有解决。例如，虽然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却没有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对律师阅卷的规定不够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缺乏保障;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并不充分，更没有规定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相反，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限制性和处罚性的规定却更具体、更严格了。另一种批评的声音则主要是来自于司法界，也包括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其主要观点体现为律师法修改的正当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冲突论”，即因律师法中规定的刑辩律师的部分权利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冲突，所以出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二是“违宪论”，认为《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律师法》则是人大常委会通过，二者宪政基础不同，后者与前者冲突时则存在违宪问题。

争议的出现固然是由于观点的差异和部门利益的不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的如何衔接问题。新《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实施，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至今尚未出台，那么，《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的诸项权利在法律生效后应否实现和能否实现?这正是目前实务界和学术界最关注和担忧的问题，也是引起当前争论的主要原因。

对新《律师法》的评价中确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两法冲突的理解上也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并不值得过分堪忧。重要的是，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当选择何种价值观。对此，笔者主要阐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客观、历史地评价新《律师法》的成就与不足;二是如何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两法衔接的问题。

从前述列举的关于对新律师法赞扬与批评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新《律师法》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在律师职业定位、执业权利保障和辩护权保障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正如一些批评意见所指出的，在突破中确有许多保留，似乎是走了一步又退回半步，且在条文设计上也是谨小慎微，使得一些即使很有限的权利也难以全部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话，就不会对这些不足之处求全责备了。因为，在中国法治环境初创的大背景下，在当前律师制度及作用尚未被国人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立法的进步是难以过于超前的。客观地讲，在国人眼中律师基本上仍然还是一个新事物，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一样，律师制度的发展也难以跨越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否则，也许会遭遇夭折或者适得其反的结局。

仅就目前的内容而言，“冲突论”、“违宪论”的观点已经使律师法的实施遭遇了很大障碍，这个现实已充分体现出立法过程的时代烙印，也反映出立法活动本身就包含了各种力量和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妥协。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新《律师法》，首先是应当肯定其成就，其次才是指出其不足。更重要的是，应当承认在其不足中带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找出这些不足的意义只在于加快其完善的步伐，而并不在于求全责备和急于求成。

二、关于两法冲突的衔接

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某些具体规定上确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如果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就会发现，这种形式上的冲突背后并不存在无法融合的对立关系，相反，却可以找出立法改革过程中互动关系的积极因素。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学术观点之争不能成为立法改革的绝对障碍。因为，长期以来法学界的观点就从未统一过且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就前面提到的“冲突论”和“违宪论”而言，也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并不代表多数学者的意见。重要的是，既有争议，就不存在绝对性的障碍，也就不能成为否定新《律师法》和阻碍两法衔接的理由。

其次，从立法改革的过程来看，与我国法治建设处于初创阶段的状况相适应。我国的立法活动正处于迅速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在修法中各部门法之间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交叉互动性恰恰形成了立法改革的积极因素。就《刑事诉讼法》而言，远在《律师法》修改之前几年就已经启动了再修改的议程，且再修改讨论过程中已经涉及到并且远远超过了新《律师法》中规定的内容，例如，除写进新《律师法》中的前述内容之外，还有律师在场权问题、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问题、庭前证据开示问题等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与新《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的相关权利相互一致，紧密联系，且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呼声很高或者已达成共识。只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所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拖延的时间较长而至今未能出台。在此情况下，《律师法》的修改因其过程较短而先行出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其内容的形成却具有其必然性。因为新《律师法》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漫长过程中反复研讨与论证的部分成果则恰恰成为《律师法》修改的基础。我们应当看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出自于同一立法机关，而且处于同样的法治环境和历史时段，两部法律之间是不应该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事实上，只是同一种理念和原则在先行出台的《律师法》中的一种优先体现而已。既然我们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层面，就会必然并且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因此，目前所反映的新《律师法》与现

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因时间差而形成的暂时现象，而这种互动现象则恰恰起到了推动立法改革的积极作用。

第三，从价值取向来看，法律的根本性原则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立法的指导思想。所以，判断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有无冲突的依据，应当是首先分析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有无冲突。

新《律师法》的突破性进步主要体现于对律师职责定位的正名和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这种突破的真正意义则旨在于加强保障人权的力度，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众所周知，十余年前生效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所体现的仍然是以打击犯罪为主旨的价值观，而当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这表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已经与我们不断向前发展的诉讼理念相背离，这也正是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启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程序的原因。而这些背离之处，正是与新《律师法》的“冲突”所在。

由此可见，新《律师法》与再修改中的《刑事诉讼法》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明，先行出台的新《律师法》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刑事诉讼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也正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所遵循的目标。更何况，保障人权已经上升为宪法原则，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已经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大方向。因此，可以说这两部法律在修法的理念层面上并无冲突，更谈不上新《律师法》还会有什么“违宪”的问题，而所谓的“冲突”反映的只不过是新法与旧法在某些具体内容上的差异而已。既然如此，这种差异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两法相衔接的障碍。相反，先出台的新《律师法》必然会起到推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修改过程，正如同两艘朝着同一目标进发的航船，谁先到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的一致性。

第四，从操作层面来看，由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不可能及时完成，所以两法如何衔接确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许多人为之担忧的问题。然而，通过前述的分析我们就会充分地认识到，在修法理念一致性的前提下，两法衔接问题就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解决类似问题的途径已经很多，如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法律解释过多的现象曾经遭受质疑，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在法治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发展快、变化多、立法经验不足等，都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法治环境日趋成熟的体现。因此，权衡利弊，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这种虽有争议却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正是利用频繁作出的一系列法律解释弥补了立法上的缺憾。因此，在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问题上，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和低估法律解释的作用。

简言之，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并不足以成为两法衔接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只能出自于理念的差异和部门利益的冲突。

第三篇：司法考试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司法考试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论述题材料]

修订后的《律师法》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据法制网—法制日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说：“6月1日以后律师法就要生效执行了，假如到那天刑诉法还没有改变的话，律师要按照律师法做的时候，公安机关、侦查机关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同意你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两个法律效力的衔接问题越来越让我感觉到是一个非常迫切甚至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1月26日，在“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上，司法部法制司副司长杜春透露：“司法部力争在今年抓紧修订刑事诉讼法，以保证诉讼的基本法律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相关规定上的一致。下一步司法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就如何贯彻实施律师法以及律师法新规定的执业权利联合制订一些规定。”

面对法律界对律师法和刑诉法衔接的渴望与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卞建林教授表示：“新律师法把律师几个重要的权利都写上去了，这是历史的进步，我们不要计较它和刑诉法或者和其他法律技术层面上的冲突。律师法的一些规定，反映了十年来我们法制的一种进步，我们要承认它的合理性、正当性、必要性，不要抓住律师法与刑诉法两个法律或者几个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否定律师法的效力，给不执行律师法提供借口。

对于《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规定的矛盾，该如何解决，请发表你自己的观点。（20分）

[答题要求]

（1）用相关的法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和理由；

（2）说理充分，逻辑严密，语言流畅，表述准确；

（3）答题文体不限，字数不少于500字。

[司考角度]

1.《律师法》的进步之处：解决了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

2.法律规定之间冲突的解决。

[参考答案]

《律师法》在三个方面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定了律师会见不需要经过批准，扩大了律师的阅卷权，赋予律师直接的调查取证权，解决了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关系将逐步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是针对两个法律之间的冲突该如何进行解决呢？笔者认为，要通过《立法法》的规定来妥善解决《律师法》和刑诉法的冲突。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效力来看，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护权，与宪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并不违背宪法的规定。

其次，从《立法法》规定的基本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来看，《立法法》只规定了法律高于行政法规，并没有规定基本法与一般法之间的效力问题。《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律师法》作为一般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应该有区别，但是《立法法》没有规定基本法和一般法之间的差别。《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经过了法律授权，完全可以行使人大的权力，因此，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应当被视为同一机关。那么，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新律师法是新法，就应当依照《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最后，从《立法法》规定的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来看，《立法法》规定，法律规定之间有冲突，不能解决的，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因此，应该用《立法法》来解决《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之间的冲突，以保证新《律师法》的顺利实施。

第四篇：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辩护人有何规定(2018)[最终版]

赢了网s.yingle.com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yingle.com

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辩护人有何规定(2018)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我国辩护人的权利主要有:

1.辩护人有权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进行辩护。辩护人根据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进行辩护，其他任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或团体、个人，都无权干涉。

2.会见通信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面和通信。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

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通信。

本案的诉讼文书是指包括立案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通缉令和起诉意见书等。技术性鉴定材料就是指鉴定结论。所谓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自诉案件应是指刑事自诉状及相关证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检察院移送给人民法院的案卷也应允许查阅;公诉案件是指有明确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相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等。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是指对案件定罪量刑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3.调查取证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其他辩护人则没有这项权利。

4.提出辩护意见权。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委托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有权为委托人辩护。对此，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

5.在案件的审判阶段，辩护人有权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接到人民法院的出庭通知书。6.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法庭调查阶段，辩护人在公诉人讯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法庭审理中，辩护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物，申请重鉴定或者勘验。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可以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和控方展开辩论。

7.经被告人同意，提出上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肋条规定，被告人的辩护人，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即辩护人经被告人同意，有权对第一审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提出上诉。

8.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9.拒绝辩护权。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拒绝辩护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人继续辩护;另一种拒绝辩护是指辩护人具有法定理由不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行为。律师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10.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申诉。

11.辩护人在合法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实践中，律师实现上述诉讼权利还存在如下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困难重重;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仍有检察官和法官在场，且会见时常受到在场司法人员的无理干涉，以至于打断谈话或当场决定取消会见，辩护人的法定的会见权缺乏保障;

(2)有些地方的公安看守所往往在律师会见室内安装监控设备，监视律师会见委托人的言行，表现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不信任;

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3)律师的阅卷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大大地削弱了辩护律师的诉讼职能。

(4)律师调取证权难以保证，使得律师无法正常地收集所必需的证据材料;

(5)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不依法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6)律师根本无法替在押犯罪嫌疑人申办取保候审手续。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切实措施予以纠正。

辩护人的主要义务是:

1.辩护人有义务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遵守看管场所的规定。

3.参加法庭审判时要遵守法庭规则。

4.未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不得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5.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否则，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6.辩护人应当向法院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另外，根据律师法第33、35、36、42条以及第29条第2款的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还应当履行以下法定义务:

(1)不得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的财物，也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2)不得违犯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

(3)不得向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

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4)不得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引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5)不得干扰诉讼的正常进行;

(6)保守履行辩护职责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7)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2年内，不得担任辩护人;

(8)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9)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

 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http://s.yingle.com/ss/879978.html

   关于加强侦查监督 http://s.yingle.com/ss/879977.html 怎样写上诉状 http://s.yingle.com/ss/879976.html 欠款法院强制执行司法拘留一年几次 http://s.yingle.com/ss/879975.html

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  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 http://s.yingle.com/ss/879974.html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http://s.yingle.com/ss/879973.html

 关于在刑事诉讼法增加取保候审适用替代措施的建议答复 http://s.yingle.com/ss/879972.html

 关于死刑复核期限是多久

http://s.yingle.com/ss/879971.html

 酌定不起诉有什么影响

http://s.yingle.com/ss/879970.html

 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yingle.com/ss/879969.html 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8年）http://s.yingle.com/ss/879968.html

 重伤二级和解能判几年

http://s.yingle.com/ss/879967.html

 中国女子在韩遇害能适用我国法律吗 http://s.yingle.com/ss/879966.html

  交通事故行政拘留 http://s.yingle.com/ss/879965.html 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2018年6月16日起开始实施试行）http://s.yingle.com/ss/879964.html

   拘留15天保释多少钱 http://s.yingle.com/ss/879963.html 关于天元律所 http://s.yingle.com/ss/879962.html 打人一巴掌会拘留吗 http://s.yingle.com/ss/879961.html

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 关于贯彻执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若干问题的意见 http://s.yingle.com/ss/879960.html

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 http://s.yingle.com/ss/879959.html

 刑事自诉案件法律法规规定(2018)2018http://s.yingle.com/ss/879958.html

第五篇：新刑事诉讼法解读三

新刑事诉讼法的八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亮点：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

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被称为“小宪法”，就是因为其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密切相关，因而其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我国早在04年修宪时就已经将其纳入宪法。作为与宪法、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部门法，刑事诉讼法理应作出相应规定，以突显其在人权保障上应有的价值理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新增规定，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该规定不仅契合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也彰显了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可以说，这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最耀眼的闪光点。

二、完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刑事案件质量的重要保障。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制度的调整可谓是全方位的。证据的概念由“事实”走向了“材料”；在证据种类方面，书证、物证单列，成为新的证据种类，鉴定结论更改为“鉴定意见”，并新增了“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等证据形式。口供自愿性原则也得到了确认，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证据制度修改的一大亮点。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举证责任的分担并修改了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作了细化规定。证据制度方面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新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以及排除的程序等内容，从而在法律上搭

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框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也是证据制度修改的重要内容，新法明确了特定案件中证人作证的保护措施，并将证人的补助、工资、奖金以及其他福利待遇等问题也纳入了保障范围。此外，新法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的转化适用问题也作了相应规定。

三、强制措施的重大调整

强制措施是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发展与形势变化，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强制措施在运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此次刑事诉讼法主要对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作了较大地调整。在逮捕方面，新法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完善，细化了逮捕条件；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特别是增加规定审查批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与程序；创设了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明确要求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并删除了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规定。这些修改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被逮捕人的权利保障，减少不必要的羁押，防止错误羁押。关于监视居住，新法调整了其适用条件、执行场所、考察内容以及可以采用的监视方法，并规定了通知家属、辩护人辩护、检察监督等措施确保监视居住的正确适用，此外还明确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从而使监视居住成为比取保候审要重比逮捕要轻的准羁押措施。对于取保候审，新法调整了其考察内容并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保证金取保候审中保证金的确定、保管、退还等内容。此外，对于社会关注度较高、争议较大的拘留后的通知家属问题也做了调整，将有碍侦查的情形严格限制

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这两类。

四、加强辩护权的保障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辩护权是宪法所肯定的刑事诉讼当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辩护难的具体问题，同时为解决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制度，强化了律师权利的保障力度。具体而言，辩护权保障方面的重大进步包括在基本原则部分明确提出保障辩护权行使原则；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了聘请辩护律师的主体范围；将辩护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吸收并完善了律师法当中规定的律师会见、阅卷权；完善了追究律师伪证罪的责任条款并设臵了追究律师伪证责任的特殊保护程序；设臵了辩方对于阻碍辩护职责履行的救济渠道等。

五、完善侦查措施

侦查措施一方面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效能，同时也事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是权力与权利交锋的重要领域。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综合权衡各种因素，对侦查措施做了适当调整。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的涵摄范围，这也是修法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新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执行主体、适用期限、保密义务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而且新法还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实施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等侦查措施，从而将技术侦查纳入法治化进程。为了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新法明确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对在押人员的讯问只能在看守所进行，建立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明确规定了讯问中应当保证在被讯问

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等基本需求。此外，新法还规定了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申诉或者控告的权利，以维护当事人、辩护人等有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六、审判程序的重塑与完善

审判程序是控辩双方对抗与法官听审的平台，事关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与否。特别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刑事审判程序作出必要调整。从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看，对所有的审判程序都作了相应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简易程序的重构，新法调整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将以往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合二为一，从而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并相应地调整了其审判组织的形式，审限等内容，此外新法还强调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公诉审案件中的检察官出庭义务等。新法对简易程序的修改无疑更有利于合理配臵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一审程序，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证人出庭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实现审判公正，解决实践中比较突出的证人不出庭问题，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明确了证人出庭的范围，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不予采纳，建立强制到庭制度并考虑到家庭关系的特殊情况设臵必要的例外。此外，新法实行全卷移送，增加了庭前召集公诉人等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规定并增加了有关量刑的内容等。

附带民事诉讼是实践中运用比较广泛的一项制度，但96年刑事诉讼法仅有两条规定，难以有效应对司法实际。此次刑事诉讼法作了一定调整，扩大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赋

权人民检察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并明确了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调解。

在二审程序部分，新法实质上扩大了二审开庭审理的范围，并明确限制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以一次为限，从旨在杜绝反反复复发回重审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明确，发回重审原则上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确保上诉不加刑原则得到全面落实，更为周全地保障被告人上诉权。

就死刑复核程序而言，新法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做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裁定，二是增加规定辩护方对死刑复核的参与，特别强调了检察机关对于死刑复核案件的检察监督。

鉴于再审程序的现状，要求完善再审程序的呼声比较高，此次刑事诉讼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主要内容涉及再审事由的细化、指令再审中的原审法院整体回避、开庭审理案件的检察官出庭、再审程序中的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及原裁判的处理等问题。其中将非法证据未排除以及程序违法行为纳入再审事由无疑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七、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特别程序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首次在法典中增设了特别程序编，这是适应新时期刑事诉讼实践日趋复杂与精密化的需要作出的必然调整。毋庸臵疑，这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最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建构，彰显了刑事诉讼法的中国特色。在特别程序编中共分四节分别规定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及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新法在

这一编分别对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法律救济等内容作了相应规定。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强化了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多项特殊保护的规定，包括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在场、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在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新法特别强调了律师的法律帮助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

八、完善执行程序

就执行程序而言，《刑法修正案

（八）》通过以后，增加了社区矫正这一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实施法，也应作出相应调整。对此，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社区矫正，并明确了社区矫正的对象。而且，新法也完善了暂与监外执行的规定，扩大其适用对象，明确了其适用程序等内容。此外，新法还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以确保刑罚的正确执行。

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第一篇：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第二篇：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互动与衔接

第三篇：司法考试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第四篇：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辩护人有何规定(2018)[最终版]

第五篇：新刑事诉讼法解读三

相关范文推荐

新刑事诉讼法练习08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

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怎么办理呢

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规定(2018)

《新刑事诉讼法》办案常用法律条文1

《律师法与律师实务》论文题目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精选5篇）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