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分析与思考
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近来媒体曝光、披露的多起冤案揭示，冤案何以不断重演，其“头号元凶”当属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容易引发冤假错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防范刑讯逼供，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在制度机制方面做出了许多改进和完善，包括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但是，为了进一步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必须在侦查权力的控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两个方面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落实、兑现现有的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防止其异化、虚置，而且应当进一步建立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权利制度。
[关键词] 遏制刑讯逼供；冤案；新刑事诉讼法；制度机制；权利保障
一、从几起典型的冤案说起：冤案何以不断重演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相继曝光、披露的多起冤错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随着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冤案，李怀亮“强奸杀人”冤案，福建福清陈科云、吴昌龙等人“爆炸”冤案，浙江萧山的“陈建阳等五人抢劫杀人冤案”等冤假错案的陆续披露，刑事错案、刑讯逼供、冤案纠错平反机制等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震惊的热议，更成为舆论焦点。
——[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冤案]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再审程序对“5.19强奸杀人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以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男性dna混合物经鉴定排除“两张”而“凶手另有其人”为主要依据，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此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而对该案被告人张高平、张辉叔侄俩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再审刑事判决。但是，此时距离张氏叔侄入狱已经近10年。这起案子错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其实是离谱得不能再离谱——“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1]冤案的酿成，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不重证据、却重口供以至于出现原本可以排除张氏叔侄作案的关键证据dna鉴定（该dna经鉴定与俩嫌疑人无关，却与另一名勾姓男子的dna相吻合）却视而不见，而张氏叔侄俩的口供原本就是靠刑讯逼供取得的——在这种只有口供、没有任何物证和人证的案件中却被“神探”看作是“无懈可击”的铁案。事后，浙江高院有关人士认为该冤案的造成有五个方面需要反思，其中包括“侦查人员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办案效率就会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有的办案人员就会有意无意地靠一些刑讯逼供的办法来突破口供。甚至对已经发现的有利于被告人、可能证明其无罪的证据，也不愿随案移送。”[2] ——[李怀亮“奸杀幼女”冤案] 今年4月25日，曾两度对杀人嫌犯李怀。
对被告人进行了10天11夜的刑讯，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结果导致佘祥林只得违心供认杀人。”[8]他还发现，“20起冤案中，没有一起是司法系统主动发现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发现新的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而主动纠正的，所有案件都是因极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纠正。具体而言，因出现真凶而纠正的有17起，占85%；因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复活’而被纠正的有3起，占15%”。[9]由此，陈永生教授的研究证实了“伸冤基本靠‘真凶’和‘死人复活’”的民间说法。
相近时期内，刑事诉讼学者何家弘主持进行的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0] 因此，无论是透过具体冤案还是学者的实证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冤案之所以不断重演，其“头号元凶”当属刑讯逼供。以此为出发点，为了避免、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显然应当建立起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这其实也是本文的研究主旨及其意义之所在。
二、为了遏制刑讯逼供，新《刑事诉讼法》在制度机制上做了些什么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非法取证行为是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毒瘤”。刑讯和变相刑讯——赤裸裸的、残酷的“严刑拷打”式（典型的有殴打、捆绑等暴力手段）的刑讯逼供和隐蔽的、巧妙的“软暴力”式（典型的有“车轮战”、不让睡觉、人格侮辱、恐吓等手段）的刑讯逼供——以及诱供、骗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而且大大增了冤案的出现概率。为此，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遏制刑讯逼供一直都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不可否认的是，96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大量的司法解释、司法改革和地方性探索试点都为防范刑讯逼供，完善证据制度和具体诉讼制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2年第二次大修我国刑事诉讼法时，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和实务界实践经验、司法改革成果、已有司法解释的良善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体系。其中，新刑事诉讼法第2条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律，以制度确立影响观念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传统，人权保障观念的淡薄被认为是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层面原因——从而有利于从思想观念上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同时，为了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在具体诉讼制度、证据制度上作出很多进步性的规定。这说明，新刑事诉讼法为了防范刑讯逼供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一）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则，有利于预防、减少刑讯逼供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目的，是为进一步禁止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供述。从正向理解，是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取得有罪供述时的权力限制，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做有罪供述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予以强迫；从反向的角度看，这一规定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被强迫”做出有罪供述的权利。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明文规定：“受刑事诉追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是将其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予以规定，有些国家甚至规定在宪法中（例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加拿大宪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犯罪的人享有“不得被强迫在指控本人犯罪的诉讼中作为证人”的权利）。我国新刑事诉讼第50条“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尽管只是作为要求侦查人员合法收集证据的“技术规则”而不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有利于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并且将推动刑事诉讼法走向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文明。
然而，新刑诉法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并不等于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而第118条的规定仍然承袭了“如实回答”的一贯做法，要求犯罪嫌疑人不仅要回答，而且要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并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实际上有意或无意架空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原则。而“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一说法也过于空泛，讯问者本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问题与案情无关，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然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从这一点上讲，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认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顽固不化地不承认沉默权，并且自相矛盾地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可谓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块很大的“木桶短板”，明显体现了修法的“不彻底性”，也是“技术性修补”这种司法改良指导思想下各方妥协的产物。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源头上减少了刑讯逼供的发生机会
新刑诉法第54到58条吸收了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将两高三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成果吸纳进去，以法律的形式较为完整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排除程序和法律后果。具体主要包括：一是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即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在一定条件下，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二是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三是比较详细具体地规定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包括启动程序、法庭审查并进行法庭调查、控方举证和证明方法、法庭经过审查的处理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侦查人员采用刑讯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等证据，因为违反了程序规定，如果不能有足够合理的解释，该证据就不能进入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不能成为定案证据，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少了刑讯逼供的发生。不过，“威慑非法取证的关键性要素就在于排除证据的可能性有多大，无法定罪的成本对警察而言有多大。”[11]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抑制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手段非法取证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要注意到的是，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相比于原刑诉法第43条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相应范围有所缩小。原刑诉法规定中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一经查实就必须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新刑诉法删除该内容之后，通过“引诱、欺骗”方法获得证据便不一定是非法证据，可能不会排除在外。这可能是基于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的侦查技巧与“威胁、引诱、欺骗”难以区分，而且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也几乎没有因“引诱、欺骗”而将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缘故。
（三）及时送所、所内讯问与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权的控制，减少了刑讯逼供的空间
为了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有效遏制刑讯逼供，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的规范，以保障讯问程序的正当性。
1．讯问时间、地点、方式的改进，即及时送所和所内讯问制度，减少了刑讯逼供的空间。新刑诉法第83、89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这些规定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及时送入看守所，并通知其家人，使得犯罪嫌疑人不至于“失踪”，避免其中间环节，减少刑讯逼供的空间。第11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
第二篇：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思考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思考
[论文摘要]为了解决当前司法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压力大，影响司法效率的问题，新刑诉法专门针对简易程序作出了几处修改，这一举措，有效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提高司法效率，优化了司法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试从新刑诉法的修改要点分析，辩证地看待修改前后给公诉实务带来的挑战，积极探究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简易程序 公正和效率 出庭 影响 对策
现代刑事诉讼愈来愈注重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和程序正当，因此其程序设置和制度构建也愈来愈紧密细致，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运行所需的司法资源愈来愈多，司法成本愈来愈高，为了更好地兼顾公正与效率，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于简易程序的设置做了比较大的改动，这也对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的公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笔者试从修改前后的区别分析对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对策，供大家商榷。
一、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修改分析
（一）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一）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适用范围要大很多，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从前后两条比较，可见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已经扩大到基层法院管辖的所有案件，当然还要符合其他条件。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能够使占案件总量绝大多数的简单刑事案件得到快速及时审理，必将大大提高司法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使司法机关可以将更多精力，更多资源投入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上，实现刑事诉讼工作的良性发展。
（二）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的选择权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启动时基于检察院的建议和法院的决定，这是“国家本位”诉讼价值观的体现，被告人没有程序的选择权，如果其不想使用简易程序，只能通过当庭翻供或者做无罪辩护的方式来对抗，而随之产生的加重刑罚的可能使得被告人不敢做这样的尝试。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被告人对使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明确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同时要求庭审中审判人员要“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使用简易程序审理”。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三）强化了对简易程序适用的规范
首先，限制简易程序适用的情形，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审判公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次，确定了相应的救济或者纠错程序，对应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
（四）明确了公诉人应当出庭制度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基于这一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在日常的工作中，将简易程序不出庭当做常态，而出庭则成为特例。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基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的工作量，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一方面有利于加强诉讼监督，形成控辩裁三方诉讼职能的典型审判程度样态，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一种努力。
通过对修改前后《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规定的分析，不难发现，此次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统筹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初衷。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迫求司法效率；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强化简易程序适用的规范，明确公诉人出庭制度体现了追求司法公正的决心。
二、简易程序规定的修改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公诉人对简易程序案件全部出庭，改变过去法院对简易程序案件审理缺乏监督的现状，这无疑加强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提高了自身地位和权威性。但与此同时公诉人出庭带给检察机关理念变迁和对工作内容的重新定义，更是对公诉人职业素质和精力的巨大挑战，只有正视困难和压力，从实践中积极寻找对策，才能从容应对挑战，更好地履行职责。
（一）办案观念产生较大影响
首先，要求公诉人树立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都必须出席法庭的观念和全程庭审监督的观念。其次，对公诉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实体判断；对量刑建议能力的要求；对程序驾驭能力以及抗诉能力的要求。最后，简易程序出庭可能造成工作量的增加，对公诉工作的人力、物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正确把握司法操作中微观问题
在执行简易程序时需要梳理程序简化的具体内容，特别要关注哪些程序是不能被简化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是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不能简化，新刑诉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确认程序的规定，即认罪的真实性确认程序不能简化并且关于量刑的程序也不应省略。除此之外的其他程序，原则上都可以简化，包括宣读起诉书、证据调查程序等。
（三）在量刑阶段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
简易程序出庭带给基层检察院的工作量的增加是有限的，而集中起诉所要求适用法律和量刑标准的把握却对其提出挑战，由于适用简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庭审阶段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在案件事实方面会有所减弱，而争议的焦点将集中体现在法律适用和量刑方面。
三、建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工作机制的几点想法
简易程序的设置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转。该程序实施中某一个环节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公诉部门应积极应对目前的新形势，及时采取对策，努力开辟公诉工作的新格局。
（一）充分发挥优势，探索高效模式
一是简化审理模式。公诉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与法院、公安机关做好协调和衔接，构建协作机制，采用相对集中移送起诉、提讯、提起公诉、出庭的方式办理。二是简化程序。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依法简化提讯犯罪嫌疑人笔录、简化案件审查报告的制作、简化制作出庭预案。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在保证被告人依法享有各项诉讼权利的同时，只宣读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起诉罪名及适用法律条款部分；举证、示证时只说明证据名称和证明的主要内容等。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公诉工作案多人少背景下程序公正的实现，也是追求实体公正的要求，切实提高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和审理的效率，更好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减少出庭人员数量。针对公诉科目前案多人少的实际状况，可通过与法院协调，简化公诉人出庭程序，确定只派一名公诉人出席法庭，不再派书记员出庭记录。出庭中简化、概括举证及质证，公诉意见和量刑意见合并发表，做到程序不减少，内容有简化。
（二）快速审查案件，建立快办机制
公诉部门在贯彻简易程序实现案件分流时，应把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快速审查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1.成立刑事案件快速审查小组，专人专办辅以专案专办。为使集中审查制度真正产生实效，应把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快速审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尝试确定由相对固定的办案组或者专办人员来办理简易程序案件，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内勤在收案后及时将案件交给承办人，在案件审结后及时将案卷移送人民法院。如可在公诉部门分设普通程序办案组、简易程序办案组以及综合组，对于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入普通程序办案组审查处理；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又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进入简易程序办案组审查。
2.强化内部沟通。对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要树立全院“一盘棋”思想，加强院内各部门的沟通。监所部门对羁押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已经判决的罪犯要逐人谈心，了解他们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以及判决的结果是否服判息诉，对于他们提出的审判程序违法、提出上诉等情况要及时反馈给公诉部门；控申部门接到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控告举报或申诉的，应及时与公诉部门沟通，对案件重点审查、妥善处理，避免因简易程序适用不当而引发的信访风险。
3.将效率提升的关口前移，注重审前阶段和庭审阶段程序简化并重，增加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意见的环节，在听取被告人意见中可以尝试将证
据交换、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定性量刑等问题提出一并交换意见，包括对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确认。将一系列对被告人权利确认、证据确定的工作放置在庭前阶段解决，以节省庭审时间。同时注意加强同法院和公安之间的横向交流和协作，统一常见多发性犯罪的证据证明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延伸到侦查环节，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引导公安机关逐步提高证据收集、运用的水平，以提高公诉案件质量。
（三）加强重点审查，注重量刑情节
由于简易程序案件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决定其量刑的各种法定、酌定情节。因此，对于量刑情节告知书中涉及犯罪嫌疑人到案情况、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事实、以及初犯偶犯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力求阐述详尽，证据有效有力，为迅捷出庭打好基础，从而实现出庭效果上的短、平、快。公诉部门应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工作，以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对量刑方面控辩对抗有所加强的要求。
（四）强化后勤保障，摆脱办案困境
基层检察院应根据办案工作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公诉部门编制数量和检察官职数，并注意努力保持公诉业务骨干的相对稳定。在完善机制、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通过内部调剂人员力量、增加编制、招录速录员等办案辅助人员等措施，有效缓解案件数量增多办案人员力量不足的矛盾。此外在硬件装备上也要做到向公诉等主要业务部门倾斜，抓好公诉部门的装备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行网上办案，依靠科技手段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五）注重素质培训，提高应对能力
应通过各类学习培训，帮助公诉干警巩固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养。如组织干警集中学习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发放法条读本，开展新刑诉法学习研讨会，举办新《刑事诉讼法》知识竞赛，通过多种形式带领干警学习并掌握新《刑事诉讼法》。同时，积极开展针对公诉人的实战培训，着重提高公诉人庭审交叉询问技能，妥善处理庭审调查中证人证言、证据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审局面的能力。要切实增强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判断能力，增强量刑建议能力，增强对程序驾驭能力以及抗诉能力。通过实战夯实公诉基本功，提高公诉技能，从而不断提高相关办案人员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能力，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在确保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刑事诉讼法》对于简易程序工作机制的修改，更好地保障了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积极建立高效可行的工作机制，则使司法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使诉讼程度进行适当的繁简分流，从而进一步完善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监督，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检察机关的
重要任务和神圣职责；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刑诉法关于诉讼监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以应对新刑诉法实施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推动检察事业不断科学发展。
第三篇：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新律师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是我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长期存在的三大难题，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律师法。
针对新律师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了“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衔接与互动”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有关人士，与来自学界的刑诉法专家陈光中、樊崇义、卞建林、顾永忠等知名学者汇集一堂就许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积极深入地探讨。□本报记者 蒋安杰 本报实习生 贾志军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 法律的位阶关系
□律师法此次修改大幅度增加了律师执业权利的内容，且这些内容直接涉及到对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针对这种新的法律修改模式，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此举值得肯定，必将推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进程。
□另一种观点认为，律师法不应当对刑事诉讼的具体步骤、程序作出规定，刑事程序的内容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统一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突破，值得肯定。关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立法法中只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层次的区别，没有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
关于新法与旧法，二者都是法律，只不过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根据立法法中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随便作出解释，需由有关机关作出立法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宪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违宪即可。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那么新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并不违宪，应当是有效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二者应视为同一个机关，其通过的法律应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新律师法的规定优于刑事诉讼法。如果实在解释不清楚，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就二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个裁决。
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律师法是下位法。
另外，两个法律的宪政基础也不一样，刑事诉讼法是由近三千名左右的人大代表表决产生的，而律师法只是由一百多名常委会委员表决产生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要高于律师法。
来自实务界的有关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其中，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有关人士认为，几部不同的法律，在规范同一问题时，因为角度不同，用语可以不同。对于新律师法与刑诉法文字表述不一致的内容，不可简单认为相互冲击或抵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方向也一致。任何法律，一旦生效，便具有普遍约束力，必须得到执行。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人士认为，律师法是宪法维度的法律，刑诉法是一个“小宪法”，它保障基本人权，不可以说研究哪项法律就认为其比任何一个法律都高。立法统一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执行律师法与执行刑诉法会发生冲突。
来自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新律师法与刑诉法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新的律师法6月1日生效后，刑诉法修改没有完成，就应该用新的律师法来执行。
也有实务界有关人士表示，无论是基本法律还是一般法律，都是法律，对全社会、全体公民、所有的机构都是有法律效力的，都应该一视同仁、同样遵守。不要拘泥于新法优于旧法、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等的争执，要看新律师法的价值取向。
新律师法的规定是进步的，但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也不可能对律师法的规定照单全收。关于两法的衔接，一是要处理好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以保障国家的法制统一权威尊严；二是要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当前，不仅仅是保障人权需要加强，打击犯罪也需要加强，而且打击犯罪是人权保障的最基础性手段。如果仅从律师权益角度出发，则不利于打击犯罪，会使侦查乃至刑事诉讼工作更难开展。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 律师权利的对接
□就律师法的实施问题来看，关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规定都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冲突或者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许多实务人士认为，新律师法的规定必须由公安部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制定相应的解释或者通知才能将相应的权利规定予以落实，仅有律师法的规定很难在实践中改变目前律师的三难问题。
关于会见权
□关于会见权，实践当中的困惑概括起来包括：其一，是否任何案件律师会见时均可以凭“三证”即可？其二，如何理解“监听”一词，是指不准通过监听器进行秘密监控，还是指不允许任何听取活动，包括公开在场旁听和秘密监听？其三，会见的时间是否包括第一次讯问之时？对于这些困惑，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看法不一。
有实务界人士认为：
第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是否需要批准，两法有冲突，如果律师过早介入，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保留现行的规定，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批准；
第二，会见时间的安排，新律师法的规定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公安机关不好安排；另一方面，新律师法的规定不明确，也不利于保障律师权益；
第三，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对于“涉黑”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批准的规定；
第四，律师法规定会见不被监听，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可以派员在场，如何处理？实践中，个别律师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
另外，侦查、检控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供。口供的地位不是侦察机关决定的，而是当前整个国家司法资源水平决定的。如果会见不被监听，获取口供和破案会越来越难，百姓意见会越来越大，会失去对国家司法的信任。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应是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设备等进行监听，不包括侦查人员在场，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可以在场并不矛盾。???
学界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北京大学汪建成教授认为：
第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公安司法机关多长时间安排”的问题，律师到了就可以直接去会见；
第二，“不被监听”其精神在于维护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谈话的秘密性，这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也是一致的。从这个精神出发，“不被监听”就不能解释为“不被设备监听而可以派员在场”。
陈光中教授也认为：
第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但“打击犯罪是保障人权的基础和支柱”中的，保障人权是指广大人民的人权，而现在要平衡的是公权力打击犯罪时侵犯了私权利，需要平衡；
第二，律师法规定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这是恢复了原来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
第三，监听问题确实比较矛盾。既然规定了不被监听，也应包括不得在场监听。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是不是任何案件在会见时都不需要经批准、不得监听？从国家大局考虑，还是可以斟酌的。
另外，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钱列阳律师指出，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6月1日后可能会出现许多看守所依据刑事诉讼法、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不允许律师直接会见的情况，应当提前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
关于阅卷权
□关于阅卷权，可能产生的分歧有：其一，如何理解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阅览“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的范围？其二，辩方只阅览控方证据却不向控方公示相关证据，辩控双方不对等的情况是否公正、如何处理？其三，在审判阶段可以阅览全部材料，是指全部案卷，还是控方移送的主要证据及其复印件？
对此，来自检察院的有关人士认为：
首先，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要保障律师权益。要明确在审查阶段律师阅卷的范围和时间。阅卷范围应该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书证、物证，以及诉讼文书和技术性证据材料，也就是说指控犯罪人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让律师看到。
其次，时间上，应该在受理起诉之后，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看完卷之后律师第一次阅卷。然后在提起公诉之前，律师再进行阅卷。
另外，他建议要建立阅卷律师登记制度，明确律师提前借阅的日期，建立案件诉讼制度进程通报通知制度，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入卷被查制度。这些也体现了信息对称问题。
另外，检察机关应该对律师阅卷提供正常的条件和设备。
学界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认为：
第一，律师法第34条规定，在审判阶段，律师有权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里“所有材料”的具体内容需要研究，比如是否包括检委会讨论情况、审委会讨论情况、合议庭合议情况等；
第二，律师法的有些规定应当增加法律后果的内容，否则落实不了；
第三，证据展示即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双方的证据的互相披露问题，新律师法中没有规定。律师也应当向检察机关披露重要的材料，比如重要辩护观点、无罪证据、无罪的鉴定材料等。
顾永忠教授认为，律师法第34条规定，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和案卷材料，对于这个范围检察机关不会反对也不应该反对，主要理由：
一是检察机关不应当把自己定位为控方，而应定位于准司法官、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这样，检察机关应当将自身掌握的证据材料提供给辩护律师查阅；
二是律师参与提出意见，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
三是律师及早查阅案卷有利于其提出辩护意见，正确行使辩护权。有些律师是因为不掌握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而无奈提出无罪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王进喜教授则认为，律师法关于阅卷权的规定，有大量的技术性工作需要做，比如到底哪些东西可以查阅、哪些东西不可以看，需要认真研究。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控辩双方的工作性成果一般是不交换的，比如控辩双方各自取得的证人证言、各自的工作策略如辩护策略、公诉策略等都是不交换的。
关于调查取证权
□关于调查取证权，存在这样的疑问：辩护律师提出请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后者不予支持或拒绝办理的，如何规定相应的救济程序或者相应后果？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仍然没有明确界定，也就是说辩护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是否为辩护人，在法律上仍然缺乏明确的界定。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认为，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新律师法虽然取消了“经被调查人同意”的规定，但能否落实？首先，应当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实。其次，律师提出检察院、法院调取证据的，当给律师答复和理由，对于不允许的，不能简单答复“无必要”或不给答复。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总结说，会议就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有些问题存在着争议与看法，这都是正常的，但也有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清楚。如，律师看卷扩大范围的含义是什么？律师法当中律师保密义务如何明晰、界定？以及关于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方法等问题。这些“未尽”的事宜也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新律师法的出台就像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孩，需要我们所有人去关注他、爱护他，直到他茁壮长大。
第四篇：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全面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可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实质上是把过去法律上规定的审查起诉中在检察院阶段能请辩护人，推进到在侦查阶段也可请，加强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增强辩控双方的对抗性，为律师在诉讼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把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和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这3种案件上，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律师会见当事人需批准的情况，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检察机关调整和转换侦查重点，变“由供到证”为“由证到供”，提高侦破水平。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
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所面临的会见犯罪嫌疑人难、查阅案卷材料难、收集调取证据难“三难”问 2
题。
四、改革侦查程序，健全强制措施
（一）侦查措施等规定
本次刑诉法修改，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一是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技术的情况和严格适用程序，二是规定为秘密侦查的使用和注意事项。三是明确控制下交付手段的规定。
这些规定，为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治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同时，注意了防止有关侦查措施的滥用。
（二）关于强制措施的修改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刑诉法修改重点完善了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
1、关于逮捕的规定。
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刑诉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以下情形: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为保证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程序。
这些修改有利于执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发挥逮捕措施在惩治犯罪中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错误逮捕，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
2、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
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3、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
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有必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 3
严格限制。为此，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同时，缩小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这些修改综合考虑了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作出严格限制，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五、证据制度
（一）修正了证据的概念和证据种类
一是将刑事证据的概念由原来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二是将原来七种法定证据修改为八种以上；三是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形式；四是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五是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
（二）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满足的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且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首次出现。这个标准要求对犯罪事实的存在和犯罪行为的认定达到确定无疑、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从正面（肯定）的角度要做到内心确信无疑，从反面（否定）的角度要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把握这个标准：
1、突出强调合理的怀疑。
2、强调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
3、要求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
4、不要求达到绝对确信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
这一修改,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准确把握证明标准,正确办理案件,防止错案发生。
（三）增加了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针对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规定对讯问过程实行录音录像的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是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原刑诉法因没有明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员受破案压力或利益驱动，铤而走险，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错案件，社会反映强烈，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新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要求处理好物证和口供的关系，可能改变完全依赖口供而忽视物证来定罪的倾向。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情形的发生，减少冤假错案。
（四）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 5
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增加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
上述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现行刑诉法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机制，导致证人出庭率低，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调查和开展。如果大多数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失语”，会对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产生冲击，进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新刑诉法从法律层 6
面给予证人特殊保护，打消出庭证人的种种顾虑，提高证人出庭率，能有效化解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法律援助的规定，首先，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适用时间。现行法律规定，法律援助只发生在审判阶段，只适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随着立法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本次刑诉法修改同时将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明确当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援助的各项情形时，有权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
这项规定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些修改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七、健全审判程序，提高诉讼效率
（一）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一是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排除适用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二是赋予被告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有利于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三是要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将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提出新的 7
要求。
刑事诉讼法对于简易程序的修改，有利于更合理的利用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修改完善了二审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同时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重复发回重审造成当事人羁押期限延长，侵犯当事人权利，使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告人行使上诉权。
专家认为,这些修改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审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完善了审判程序,使审判制度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这对于推进司法公正,保证案件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三）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本次刑诉法修改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了补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
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证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具有重要作用。
（四）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本次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 8
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本次刑诉法的修改，有利于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国家对适用死刑的慎重，为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保障。
（五）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补充完善
本次刑诉法修改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主要涉及对申诉案件决定重审的条件，指令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审理，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原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等内容。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
八、增加规定了特别程序
（一）“少年犯罪”专列程序
新刑诉法专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各个诉讼环节均设计了特别程序。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应用于未成年人制度和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设置封存制度，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还规定，对犯罪比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除法律规定外，除司法机关办案外一律不可查询。
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观恶性小，尚未形成反社会人格，且未成年人可塑性强，极易回归社会，这就要求社会要为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宽松的环境和继续发展的空间。“罪犯”的称呼在未成年罪犯的改造过程中，时常会成为他们心中的阴影，使未成年罪犯重新入学、就业的愿望很难实现。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设置封存制度，这对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有着积极作用。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程序设计上给予特别关注，有利于进一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刑事诉讼的规定，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提供了程序保障。
（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新刑诉法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 9
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提供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列明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这一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
（三）对暴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为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和谐有序，新刑诉法在此基础上增加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同时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还在审理程序中设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规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新刑诉法关于暴力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一方面保护了被害人和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了精神病人的权利。
（四）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诉法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 10
及一些过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这个制度入法可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实现。
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证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给予的及时有效赔偿，这个制度入法可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同时，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上述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执行程序，有利于规范执法，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从而严格这一程序的执行。同时，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扩大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中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也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一修改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于刑罚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有利于执行机关严格执法。
结语：
《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更关系到公民基本人权如自由、荣誉、财产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权利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 11
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新刑诉法实施近一年来，对于更好的规范反贪案件侦查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反贪实务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于案件侦查带来了一些影响和挑战，本文结合当前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反贪职务犯罪侦查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刑诉法的修改会无可避免地对我们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有的执法理念、制度机制、执法行为都必须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明确指出：把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新刑诉法的实施，将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新刑诉法在诸多领域内的新规定，给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使反贪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迫使我们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必须做到案件质量更高、证据收集更细致全面,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办理反贪案件的工作量。下面结合反贪工作的实际情况，笔者就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新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五十条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面，增加“不得强迫
1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侦查机关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人员独立收集证据，不能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配合，对侦查人员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是个挑战。
（二）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使得反贪部门在侦查过程中要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增加了律师，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从业者，非常熟悉法律知识与程序，将会给侦查活动带来很大的阻力。律师介入侦查后，将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使得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心理波动，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利益的驱使，个别素质低下的律师为了挣钱必然会出现违背职业操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违法帮助，使得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此外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旧的刑诉法则是笼统规定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旧的刑诉法是规定“可以会见”，这就意味着有“不可以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规定具体、明确、硬性。至此，辩护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
便可以说是毫无障碍，增加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难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请来辩护律师的目的是充分维护其自身权益的，从心理学上分析，辩护律师的到来，缓解了审讯的压力，进而增强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气场，增强了其对抗的意志性，助长了其侥幸心理。
（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明确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定将会使我们一些侦查人员通过惯用、正当的讯问谋略方法而取得的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如果对讯问取证方式随意质疑,正常的讯(询)问行为都要求证明取证合法性,在加大办案难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办案人员的负担和工作量。
此外，新刑诉法还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所取证据的合法性，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四）关于技术侦查方面的影响
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及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并确定了经由技侦手段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于我们反贪部门查处的重大贪污贿赂案
件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交际广泛、反侦察能力较强，采用常规手段很难破案。有了这一规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证据，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在现在我们的日常侦查工作中，所采用的技术侦查手段很有限，反贪部门现有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同步录音录像，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主要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现场搜查时起到固定证据，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发现案件线索，搜集证据，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虽然新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执行权，但在具体实践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很可能还是经过严格审批后，借用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名义，实际上则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那么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秘密监听、秘密跟踪等核心技术侦查设备的缺乏，以及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侦查人员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设备服务办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约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二、反贪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建议及对策
（一）做好案件初查工作，转变传统侦查模式
在立案之前，要进一步提高初查的要求，在办案前一定要做好线索的筛选、过滤和评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细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证据材料，同时要在案件办理之初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将部
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这样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以后，手里掌握了一定的子弹，有助于迅速击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在侦查过程中，要求转换侦查思路，变“由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由证到供”的现代侦查模式。在侦查中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进而确保面对复杂局面时侦查手段的多样性，用科技手段支撑办案，提高证据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技侦手段，有效使用录像、录音、定位等技术，改变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实现科技固定铁证的目的，从而拓宽获取证据的渠道。
（二）正确应对律师提前介入带来的影响
针对律师提前介入对侦查活动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应当正确面对这一现实，不要怕和律师打交道，争取在律师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就把主要证据砸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加大突审和取证强度，争分夺秒的查证重要的犯罪事实，把对应的书证、物证固定好，完善笔录和材料，集思广益，堵好口子，并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手段，不给律师任何可趁之机；另一方面，加强与律师的交流和沟通，发现律师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时要及时给他们敲敲警钟，对于个别干扰办案情节严重，且构成犯罪的律师一定要严格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从而从心理上对律师产生一种震慑，让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规范侦查行为，确保程序正当
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作为侦查人员要改变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侦
查行为，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和讯(询)问活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要想在嫌疑人、律师以及法院的前面，对于所取得的证据要提前考虑其合法性因素，发现问题要早做准备，绝不给嫌疑人、律师或法院留下任何漏洞。
（四）进一步加大设备投入，充分利用技术侦查手段
在新刑诉法实施以后，我们要转变传统思想，用高科技手段支撑办案，提高证据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技侦手段，需进一步加大现代装备投入，积极探索运用电话监听、手机卫星定位、测谎仪器等现代装备进行侦查，改变传统证据收集模式，实现科技固定铁证的目的。并力争建立于建立与公安、银行、工商等部门建立信息查询共享机制，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侦查工作的需要。
随着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人权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反贪侦查工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侦查办案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面临严峻考验。因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办案意识，不断提高侦查水平和侦查策略，以发展的观点正确对待和落实各项侦查工作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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