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遇领导,尴尬一分钟你该怎么办？

第一篇：电梯遇领导,尴尬一分钟你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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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遇领导，尴尬一分钟你该怎么办？

一开一关,只有几秒钟；一上一下,不到一分钟。然而，就在电梯这一进一出中，方寸之地已成为让职场白领们难以轻松自如的场所。最近，美国卡尔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赵启光讲解的《电梯里的那一分钟》视频，引起职场白领热烈讨论。赵启光认为电梯里乘客有4种：失败的乘客、正常的乘客、成功的乘客、超越的乘客。小张是南京的一个公务员，刚入职一年多。她工作的地点在9楼，“在电梯里遇到领导的次数还是蛮多的。”小张对待领导的态度有两个：首选是“躲”。“如果远远看到领导先进了电梯，我肯定是能躲就躲，等下一班电梯或者坐货梯上去。”小张说。

万一躲不过去怎么办？“每天早晨上班等电梯的人多，经常能碰到单位不同的领导。我一般很简单地打个招呼；进入电梯后，问领导去几层，帮他摁电梯层数。如果楼层运行较低的话，就不再交谈；如果楼层比较高，一般就是打过招呼后，很恭谨地看着地面。”小张说，也不知道再怎样去跟领导讲话，就“他不说咱也不说”。但不管怎样，内心会有些小紧张。

专家点评：小张在电梯里恭谨的态度，是不受到外在世界影响的处理模式。平常轻松的反应，不冷淡，也不过分热情，处理比较得当，看上去可以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哪怕是不说话，简单问句好，保持微笑，也是很理想的相处模式。

在南京某网站做运营工作的万先生最近总是害怕坐电梯，为什么呢？原来他今年刚来公司，患有“脸盲”症，那些领导他一个都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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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来。

“有一天进电梯，我把‘白总’叫成了‘郑总’。虽然领导也一路笑语盈盈地和我说话，但是下电梯后弄明白叫错了人，我这心里乱七八糟的”。万先生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这种事还不止一次出现。更夸张的一次，下电梯时我在最前面先出去了，领导在后边，后来门关上，领导被夹住了。迎面而来的同事还暗地里批评了我。”万先生说，几次尴尬之后，自己在电梯里再也不敢开口跟老总讲话，一旦遇上了非常难熬。

“老总并没有因为这两件事对我有什么工作上的影响，但我肯定给他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万先生至今忧心忡忡。

专家点评：万先生不能以放松的心态面对电梯里的领导，说明他面对权威是压抑的。在封闭的电梯里，他表现出来的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我觉得电梯空间虽小，但碰上领导是个不错的机会。”今年29岁的孟先生说，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三年了。“一般看到领导在电梯里，我会像平常一样进电梯，和他打招呼；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我就更加坦然了，就像是跟朋友打招呼一样。”小孟说，如果早上离上班时间还早，就会开开玩笑：您来这么早啊，看来以后我们的闹钟又得提前十分钟啦！

那么，在领导已经进电梯的时候，会不会追进去呢？小孟表示“会的”，主动总比被动好。“而且你是公司员工，有必要让领导了解你。你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了解你的领导。”孟先生说，基本上自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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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这个问题困扰过。“就简单聊聊，彼此也很放松，挺好的。”

专家点评：孟先生的做法表面来讲是努力靠近领导、接近领导，在内在的潜意识中表现为对权威的渴望。但是这种做法有可能在不同的领导那里产生不同的效应：有可能会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为工作打好基础；也有可能适得其反。

蒯先生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总。他平时有威严的一面，也有宽厚的一面。他的公司虽不算大型企业，但是员工流动性很小。

作为领导，在电梯里遇到员工的话，一般对员工的举动怎么看呢？蒯先生对扬子晚报记者说，一般在电梯里见到员工，就是点点头走过去。但这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其实他已经在注意员工的细节。

“简单而言，员工的穿着、仪容等方面，代表了公司形象，因此我会很在意。另外，我还比较在意他们看到我时的心情。”蒯先生说，除了观察员工的仪表，他还很乐于“读心”。

他说，在狭小空间中，捕捉别人脸上的神情变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希望他们看到我时，是愉快的，开心的。”而这些，通过员工脸上的表情可以部分猜测出来。

专家点评：蒯先生很精明，能和员工在封闭的空间中交流，并以包容的心态去交流，说明他心中有底。其实狭小空间中的接触也是人与人之间常规的交往。与大家的相处模式也会因为领导的为人以及人格魅力不同而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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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电梯里员工遇领导 员工怎么办？

电梯里员工遇领导 员工怎么办？

一开一关,只有几秒钟；一上一下,不到一分钟。然而，就在电梯这一进一出中，方寸之地已成为让职场白领们难以轻松自如的场所。最近，美国卡尔顿大 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赵启光讲解的《电梯里的那一分钟》视频，引起职场白领热烈讨论。赵启光认为电梯里乘客有4种：失败的乘客、正常的乘客、成功的乘客、超越的乘客。

失败的乘客 见领导不敢上或见领导偏上

正常的乘客 见面说话也行，不说话也行，寒暄也好，不寒暄也OK

成功的乘客 给领导按电梯，留了个好印象

超越的乘客 抓住乘电梯的过渡时间，实现人生飞越

——赵启光《电梯里的那一分钟》

案例

张小姐，公务员

工作一年多

能躲就躲 情愿去爬楼梯

小张是南京的一个公务员，刚入职一年多。她工作的地点在9楼，“在电梯里遇到领导的次数还是蛮多的。”小张对待领导的态度有两个：

首选是“躲”。“如果远远看到领导先进了电梯，我肯定是能躲就躲，等下一班电梯或者坐货梯上去。”小张说。

万 一躲不过去怎么办？“每天早晨上班等电梯的人多，经常能碰到单位不同的领导。我一般很简单地打个招呼；进入电梯后，问领导去几层，帮他摁电梯层数。如果楼 层运行较低的话，就不再交谈；如果楼层比较高，一般就是打过招呼后，很恭谨地看着地面。”小张说，也不知道再怎样去跟领导讲话，就“他不说咱也不说”。但 不管怎样，内心会有些小紧张。

专家点评：小张在电梯里恭谨的态度，是不受到外在世界影响的处理模式。平常轻松的反应，不冷淡，也不过分热情，处理比较得当，看上去可以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哪怕是不说话，简单问句好，保持微笑，也是很理想的相处模式。

万先生，网站运营人员

刚跳槽过来 误把白总叫郑总 抖呵到现在

在南京某网站做运营工作的万先生最近总是害怕坐电梯，为什么呢？原来他今年刚来公司，患有“脸盲”症，那些领导他一个都辨认不出来。

“有 一天进电梯，我把‘白总’叫成了‘郑总’。虽然领导也一路笑语盈盈地和我说话，但是下电梯后弄明白叫错了人，我这心里乱七八糟的”。万先生告诉扬子晚报记 者，“这种事还不止一次出现。更夸张的一次，下电梯时我在最前面先出去了，领导在后边，后来门关上，领导被夹住了。迎面而来的同事还暗地里批评了我。”万 先生说，几次尴尬之后，自己在电梯里再也不敢开口跟老总讲话，一旦遇上了非常难熬。

“老总并没有因为这两件事对我有什么工作上的影响，但我肯定给他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万先生至今忧心忡忡。

专家点评：万先生不能以放松的心态面对电梯里的领导，说明他面对权威是压抑的。在封闭的电梯里，他表现出来的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孟先生，公司员工

工作三年

看领导进电梯 会追进去

“我 觉得电梯空间虽小，但碰上领导是个不错的机会。”今年29岁的孟先生说，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三年了。“一般看到领导在电梯里，我会像平常一样进电梯，和他打 招呼；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我就更加坦然了，就像是跟朋友打招呼一样。”小孟说，如果早上离上班时间还早，就会开开玩笑：您来这么早啊，看来以后我们的 闹钟又得提前十分钟啦！

那么，在领导已经进电梯的时候，会不会追进去呢？小孟表示“会的”，主动总比被动好。“而且你是公司员工，有必要让领导了解你。你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了解你的领导。”孟先生说，基本上自己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过。“就简单聊聊，彼此也很放松，挺好的。”

专家点评：孟先生的做法表面来讲是努力靠近领导、接近领导，在内在的潜意识中表现为对权威的渴望。但是这种做法有可能在不同的领导那里产生不同的效应：有可能会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为工作打好基础；也有可能适得

领导怎么看？

蒯先生,企业老总我趁机观察员工衣着仪容

蒯先生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总。他平时有威严的一面，也有宽厚的一面。他的公司虽不算大型企业，但是员工流动性很小。作为领导，在电梯里遇到员工的话，一般对员工的举动怎么看呢？蒯先生对扬子晚报记者说，一般在电梯里见到员工，就是点点头走过去。但这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其实他已经在注意员工的细节。

“简单而言，员工的穿着、仪容等方面，代表了公司形象，因此我会很在意。另外，我还比较在意他们看到我时的心情。”蒯先生说，除了观察员工的仪表，他还很乐于“读心”。

他说，在狭小空间中，捕捉别人脸上的神情变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希望他们看到我时，是愉快的，开心的。”而这些，通过员工脸上的表情可以部分猜测出来。

专家点评：蒯先生很精明，能和员工在封闭的空间中交流，并以包容的心态去交流，说明他心中有底。其实狭小空间中的接触也是人与人之间常规的交往。与大家的相处模式也会因为领导的为人以及人格魅力不同而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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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电梯里的一分钟美文

孔君竹是位设计师，设计师这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好在孔君竹和同事们关系融洽，所以压力不是很大。就连一向“冷血无情”的王总也似乎看孔君竹越来越顺眼。快上班了，电梯门将要关上时，王总突然蹿进来。用“蹿”这个词绝对不夸张，他那个动作实在很敏捷。当王总见电梯里站着孔君竹，脸上竟泛出红色，显然他对于让下属看到刚才的一幕有点儿不好意思。

孔君竹却若无其事，礼貌地招呼：“王总，上午好啊!”然后主动按下了电梯门旁那个“15”键，显得大气而自信。

王总马上“忘”了刚才那个动作了，怔了两秒钟后才反应过来，然后竟用少有的随和语气主动调侃：“小伙子今天这西服穿得挺精神的，不过你还是没我帅气。哈哈。”

孔君竹的心在扑通扑通跳，却故作轻松：“那是，但我相信追求我的人肯定不会比你少哦！”

一个老板和下属就这样全无沟通障碍了。

孔君竹不失时机地说:“王总，你说明天的世界杯决赛，法国会夺冠吗?”

王总又是一怔，然后哈哈大笑:“你也喜欢足球?知己啊知己!”不知不觉中，王总很自然地把右手搭在了孔君竹的肩膀上。电梯门开了，王总也没记得把右手放下来。

一个月后，王总任命孔君竹为部门主管。

当同事们正惊诧时，王总却用欣赏、鼓励的眼神看着还没有升职思想准备的孔君竹。

电梯里，孔君竹利用一分钟的时间决定了王总对他的印象。

他大气、有礼、自信的举动把尴尬化为乌有，兴趣相投更是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于是，孔君竹在电梯里把握住了晋升的机会。

第四篇：如何应对,离职遇领导挽留

如何应对，离职遇领导挽留

离职对于步入职场的朋友来说，不足为怪，若离职时候遇到领导挽留，当遇到这样的场景，我们该如何处理那？

领导挽留员工无外乎几个原因

1你的能力特别优秀，很难再找到一个与你能力相当的人

2.你掌握了很多人脉资源，离开后会给公司带来资源上的损失

3.公司现在发展不好，招人困难

4.你即使加了薪也比新招一个新人来重新培养便宜

5.你目前是重要项目的核心成员，离职后项目会停滞不前

首先要确认自己的想法和心态，离开就等于在一个新的地方从新开始，要多问自己一句，离开的原因是什么？若是上边的前两个原因，可以多多考虑。毕竟自己的能力和人脉等资源是拥有不可替代性，相反，后几条原因，公司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找到可替代的角色，存在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可能很多人会以离职为借口，胁迫公司为之调薪，这样反而会激化事情的发展，当然若本身就有计划，没有问题，若只是一个手段，并非想离开，可能会导致手段变为现实。

提出加薪申请的时候，千万不要流露出老子早找好下家了，不给加薪老子就炒你鱿鱼这样的表情，这对于谈判没什么帮助。多谈谈自己对公司的贡献，不要说公司之外的事情。态度一定要谦卑，要表现自己非常热爱公司，多强调自己的贡献，以及给公司带来的价值，要求也要有明确要求，不然可能就会仅仅是蒙混了事

当自己去意已决的时候，一定要果决，理由是自己的私人原因，无法在公司继续工作了，但是又要表现出依依不舍，不让领导的劝导有可乘之机，心态稳定。

先定位自己在公司的角色，多问一句领导为何要挽留自己，怎样的人领导才会挽留。

第五篇：高考改革试点进行时 综合素质测评遇尴尬[推荐]

高考改革试点进行时 综合素质测评遇尴尬

再有一个多月，火热的高考又将来临。而在作为第一批高考试点省份的上海和浙江，这种“传统”高考很快就会消失。

小林是上海一所首批示范性高中的高一学生，“学霸”级人物。对于刚好赶上的这次新高考改革，他不知道是福是祸，更多的是感到迷茫。“怎么选科才最好，综合素质怎么评，占比多少，目前都没有定论。”小林说，这种迷茫的情绪在同学中非常普遍。“科目选择上的确自由度更大了，但是我们的压力其实更大了。”

在改革试点地区上海和浙江，老师们和高校也面临挑战。吴老师是上海某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他的很多同事都将子女送出国门，“教师子女留学比例高，这意味着搞教育的对中国的教育没有信心。”吴老师几年的经验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告别这种“唯分数论、过独木桥、所学非所用”的高考政策，负笈海外。

对于高考改革，吴老师毫不讳言：“再不改，高考就破产了。”问题是，现在的改法成效如何还难预知。

历经三年起草和数度搁置，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在当时的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用四个“最”字来形容改革力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实施意见》规定的改革目标是，要在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在2017年全面推进，在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有诸多新举措。例如考试科目取消文理分科，实行“3+3”制、部分科目两次考试、高职院校单独考试;在评价机制上，强调“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试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制度;在招生方法上，试行“专业+高校”的志愿填报方式，并设“一档多投”、取消批次等方法。

在考试时间和频率的选择上，新高考将在外语考试中为学生提供两次考试的机会，浙江的试点方案一年安排两次学业水平考试、全科开考。

但是，谈及这份姗姗来迟的改革方案，业内人士透露，令很多教育界人士惋惜的是，原方案的“招考分离”内容还是在政策出台的最后时间被拿掉。之前的方案有更多锐意改革之举，却并未进入定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法类似，指出最后出台的文件和他看到过的版本“差别很大”。过去三年，杨东平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专家，一直参与方案制定。

杨东平告诉财新记者，这次改革并非目标模式。“我个人认为到2020年我们也不可能确定一个目标模式，我们要继续关注和推进改革。”

试点方案改变了什么

被定为高考改革试点后，上海和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在考试科目的选择上，新高考打破传统高校招生的“文理分科”，考试科目采取“3+3”制，即考生考试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数、外3科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高校则按照学科大类或专业发布选考科目范围。

在上海，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是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历史、地理、政治中选择3门;浙江比上海多了一门信息技术。于是，在上海和浙江，考生将分别有20种和35种考试科目组合的选择。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初步摸底调查，拟选择“理化生”和”史地政“组合之外的学生，比例达到60%。“可见原有的考试制度束缚了大量学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评价。

浙江高考改革在招生上具有高度选择性，也体现着平行录取的招考理念。可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四类考试招生模式中自由选择;统一高考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将不分录取批次，实行按专业平行投档。

在浙江，一年将安排两次学业水平考试。学生可选择报考两次，选用一次成绩。

在上海，以往的“3+1”改为“3+3”，除外语之外各考试只能参加一次。等级性考试成绩在计入高考总分时，细化为A+、A、B+、B、B-、C+、C、C-、D+、D、E共11级。获得“A+”和“E”级别的学生人数分别被控制在总体的5%，其余每级分占10%。在计分上，A+为70分，E计4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3分。由此，高考成绩总分满分变为660分。

多位专家表示，如何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入高考总分，是个棘手的“技术难题”。语数外属于竞争性统考，而“+3”的自选科目是达标性考试。二者的分数意义不同，很难相加。

文东茅举例说，假设两名同学参加同一学业水平考试，一个考85分，一个86分，结果86分的同学被划为A等，85分划为B等。可是，当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再折合算入总成绩时，A、B两档的分差绝不止1分，甚至会有10分之多。而且，考85分和考100分，作为同一档，获得的折算分数可能一样。

文理分科被取消后，高校各专业的录取环节也发生变化。上海方案规定，在6门实行等级性考试的科目内，高校的学科大类或专业可提出不超过3门的选考科目范围。学生选择的“+3”科目中只要包含其中1门就可报考。没有提出选考要求的即无科目限制。

方案还指出，上海市将建立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启用信息化平台。2017年起，推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

浙江和上海的改革都具有很好的历史基础。上海是全国首个通过国务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省份。浙江已实施高考招生改革，“三位一体”开展多年。试点方案还对中学教学组织和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学校难免手忙脚乱，无的放矢。”吴老师说。

在走班制下，行政班和教学班需双轨并行，这带给学校组织和管理层面很大挑战。学生自主选课、分层走班和综合素质评价等对教师能力素质也提出新的要求。吴老师担心，一些学校师资本就薄弱，教学条件也有限，“组合多了，学校是否都能满足?如果某一科目只有一个学生选择，是否也要为他单独安排?”

浙江一位高中地理老师介绍，新方案下，学生数量确有减少，同时考试范围扩大，部分章节提升难度，但总体难度下降。

浙江方案为增加学生选择权，增加了选考科目次数。老师们认为，这样既影响到不同科目的开课顺序，也可能由于过密的考试安排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杨东平指出，针对浙江方案中一年两次考试的试题难度等值性、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区分度不够等问题，还需进行跟踪研究。

此外，考试安全也有新考验。新高考模式下，浙江一年要组织多次考试，这加大了抓考风考纪的压力和相关风险。再者，通过限制高校自主招生权、增加考试次数等举措规避高校自主招生权力寻租空间，也为改革增加了成本。

一位知情人透露，浙江这次的改革力度太大，牵涉面太广，而上海走得相对稳妥。“业内存在对浙江的担心，认为上海的改革更聪明一些。”

知情人指出，浙江和上海试点中，政府配套政策和举措亟待完善。高考改革目前仍由教育部门主导，并未形成多个职能部门协同推进的机制。同时，学校编制总数和教师结构都需要重新核定。同时，学校的校园建设和设备配置也需要确立新标准。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超过教育部门内部的能力范畴。顽强的应试文化

透过物理这一学科，则可以一窥此次高考改革的吊诡之处。长期形成的应试文化，正在新方案当中争取生存空间。

一位全程参与高考改革意见起草的人士曾对财新记者表达他的担心：一是外语等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后，他预计“相当一部分同学会无意义地重复考试”，增加考试负担。第二，打破文理分科后，“学生可能哪个科目容易拿分就选哪个，而非根据自己的兴趣”。

上述担心似乎正在成为事实。“学霸”小林告诉财新记者，他所在的理科实验班，大多数同学会在“+3”中必选物理。理由很简单，“物理面对的专业面最宽。”而上海另一所中学的小陈则首选地理，她的理由同样简单：“地理最容易拿分，而且高二就可以考掉了。”他们都告诉财新记者，既然外语可以考两次，同学们就一定会考两次，“只有这样才稳妥”。

根据浙江一所高中的摸底调查统计数据，选考科目报名人数从多到少依次是：物理、化学、历史、生物、地理、政治、信息技术。

虽然物理的专业选择面广，但也不是所有学生都选。有一种可能是，有的学校可能全校都不选物理。

浙江大学理工科专业的一位招生老师对于新高考后高中物理学科的命运感到担心。他介绍，选择考物理的，大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在杭州三所最厉害的中学”。而一些升学成绩一般的县级超级中学，为了争取更高的考分，可能全校不考物理。据这位老师了解，有的高中已经开始这样做了，选择自己的优势科目，规避竞争大的科目，此举又称“弯道超车”。“只要家长不闹，谁管?已经不是义务教育了。”

选择物理科目的同学成绩最好。若考生不选择物理，便回避了这些在学业上最有竞争力的同学。所选科目不同，等级考试只是相对赋值。在这种评分制度下，原本成绩不是很突出的同学，如果选择相对容易考的科目，得A+或者A的几率更大，继而转换的分值也更高，“不考物理容易争取到高分”。

“如果批量的高中生不考物理，中学也不好好教物理，那么学生进入理工科大学，没法学。”这位老师对财新记者分析，受此影响最大的，并非顶尖高校，而是一些普通高校。因为害怕生源不足，不敢规定只收物理考生。“长此以往，怕是顶尖高校之外的考生，都没有学过物理。物理也可能变为竞赛课，不用教学了。”

一些学者对于学生选课自主权流于形式也很担心。文东茅指出，当可以自由选择科目时，学生表现出的往往是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该如何选。

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高考填报志愿时已有明确专业意向的考生只占15.6%。目前，针对高校各专业的权威性评估并没有跟上，无法为学生按照专业填报志愿提供清晰的、科学的参考。

文东茅呼吁，高中必须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其了解自身优势，学会选择。在“专业+高校”的录取模式中，高中学校必须更全面地了解大学不同专业的人才评价机制，并以此指导学生课业安排。

社会上有人担心，认为试点可能引发新的教育公平问题。新方案突出学生的选择性，而家长的经济社会背景、文化程度、视野不同，所能给予孩子的指导和帮助也不同，弱势群体可能会在新方案中处于不利地位。薄弱学校亦如此。

新方案要求走班制，对师资和教学条件要求更高。如此种种，可能进一步放大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在高考成绩和录取结果方面的差异。

尴尬综合素质测评

上述浙江大学招生老师说，新高考对于他们的招生影响不大。谈到综合素质测评，他直言“只是空谈”。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严格按照分数仍是杜绝腐败的最佳途径。“我们招生还是看分数。”

许多高中老师和同学也表示只会更加看重分数。吴老师告诉他的学生，无论怎么改，反正对于语数外这三科肯定更加重视，对于数学和语文的期待面更广。“在中国不谈分数，客观不实际。”

财新记者采访了不同学校的多位上海高一学生，他们普遍表示出迷茫，反映说综合素质测评并没有得到重视。小林说：“2017年具体的高考政策是什么，各科怎么考，综合素质占比具体多少，我们目前都不了解，网上也没有发布，问老师也说不清楚。”

小林认为，“在其他无从准备的时候，成绩还是重中之重。”特别对于上海学生来说，以往只考一科就行了，现在增加了两门的压力。小林说：“新高考政策无法摆脱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形式主义。”

小陈现在的压力更大了，“3+3”对她而言太突然。她介绍，在上海以往“3+1”的模式下，一些学校从初中起就不重视副科，如今增加了两门考试，她的地理和历史学起来就很吃力。“老师说很多内容都是你们初中该学的，可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想着不考就不学了。”

此外，社会诚信制度不健全也增加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普遍认为，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可信性目前难以保障，使其限于两难境地。倘若综合素质评价与招生录取硬挂钩，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案的阴影犹在，人们担心新高考会滋生新腐败。

一位熟悉浙江和上海新高考试点情况的教育界专家指出，目前高校参与高考改革的主动性还不强，认为仅是招生部门的工作，而对调整生源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建设带来的挑战研究不够。

该专家还发现，高校目前对综合素质评价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高校与中学改革缺乏衔接。在社会诚信制度缺乏的背景下，为减轻社会负面评价，高校对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意愿不高。

杨东平认为，建立招生公信力的第一步，无疑是彻底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越彻底，腐败的空间便越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仅仅依靠行政问责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高校招生信息不公开的问题，核心仍是建立现代高校治理结构。

具体而言，学校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保证学校办学符合公众的利益;校长则应进行公开遴选，由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本校校长的任职标准来选拔，校长不享受所谓的行政级别，而是对理事会、师生负责。

“这一制度，就是明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权责的制度，让学校回归到教育家治校，而不是行政治校。”熊丙奇说。

高校改革有待提速

2015年2月28日，浙江公布了2017年在浙招生高校的选考科目范围，涉及1368所高校，2.37万个专业。但是文东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高校反映高考改革“离我们还很远”。

上述熟悉试点情况的教育界专家则指出，高校对试点方案认识存在差异，对于招生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没有跟进。如在浙江方案中，对于按专业平行投档录取方式可能带来的录取分数“无底线”、学生转专业、基础性专业保护等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举措。

另一方面，高校的专业和学科建设与改革明显滞后于高考改革。用高考改革来“倒逼”高校进行改革，尚有很长距离。此外，打通各级各类教育和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尚未建立，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广泛存在。

不过，对于一些冷门专业来说，“这将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文东茅指出，失去了“服从调剂”的保护，一些冷门专业普遍焦虑，担心将无法招到学生，使得专业不复存在。故此，浙江很多高校已经主动“走出去”招生。文东茅在调研中发现，浙江的许多高校“已经感到非常紧迫，他们的压力甚至大过高中”。

上海方案决定从2016年起合并本科第一、二批招生，并“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等学校录取的可行性”。浙江方案将实行“专业+学校”的志愿填报方式，录取不分批次、分大类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

此模式下，考生拥有多选择权，高校及学科专业的质量和特色可能取代“高校名气”而成为考生入学选择的主要因素。试点方案将推动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和专业定向的教学改革。也有望形成大学内部各个学科专业“争抢大一新生”的局面。

文东茅指出，如何培养出创新型、个性化的高级人才，是这一轮培养模式改革的主题。“与其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如说是‘全身动’。”文东茅说，只有学生、教师、高中和高校都“动起来”，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