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税困局全篇分析

第一篇：退税困局全篇分析

“退税困局”上篇：企业的生存考验

张哲诚、晓溢

南风窗2003年6月上、下旬

长期以来，人们从各种媒体看到的，一直是外贸出口的“大好形势”。比如去年，广东省还以1184.7亿美元的外贸出口创了历史最佳成绩，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4.2%。并实现了158.3亿美元的外贸顺差。所以在人们眼里，这架拉动经济的最重要的马车─外贸出口，似乎早已习惯快跑，且似乎理所当然。

但吊诡的是，对于直接创造了这些数字的出口企业来说，竟然笑不出来，或者只能是“苦笑”。原因很简单，在创造了骄人出口成绩的同时，几乎所有出口企业，并没有在当年实现利润，或者说仅只实现了账面利润。如果拿出他们的财务报表，几乎清一色都非常难看─高应收款和高负债！问题明摆著：赖以实现利润的退税款被长期拖欠达一年甚至两年以上，只好靠借贷维持生存。而欠退税正随著出口扩大而迅速攀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旧愁新忧何时了账

出口退税政策是遵照国际惯例，为使货物以“零税率”出口而出台的一项政策。退税额多少根据出口额来定，出口额越大则应退税额就越大。但目前的出口退税额却是国家提前做出预算的，带有极强的计划性，很难及时兑现，与出口贸易市场化相矛盾。比如累积到2002年底，全国的应退未退税款已达2000亿元，可是到2003年国家财政所做的退税预算指标却只有1230亿元左右，只比去年多了30亿左右。这就意味著，在今年全年之内，不要说今年新出口货物的退税款毫无著落，即使是去年以前的历史旧账，还将继续遗留下770亿的缺口，根据今年出口预估，今年一年将产生2000亿左右的应退税额，那么到年底，应退未退税总额就将累积到2770亿元。

以浙江为例，从1999年至2002年的连续四年间，应退未退税额从47.25亿元，一直上涨到2002年的408亿元，以超过100％的速度在增长。

对于同是出口大户的广东来说，情况则更为严重。尽管近几年办理退税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从2000年至2002年，每年分别办理退税为146.33亿元、182．52亿元、246亿元，分别以24.7％、35％的增幅加速退税，然而应退未退税却从2001年的360亿元直线上升到去年底的530亿元，上升速度达47%。

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到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雪球到底是如何快速增大的：从1997年至2002年，退税指标的年均增长率是17.8%，而应退税额的年均增长率却是37.4％，两者相差了接近20个百分点！

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一些企业甚至连2000年的退税都没能拿到，很多企业到2003年4、5月才刚刚开始领取2001年的退税款。在忍受欠退税的长期煎熬中，企业经营者们普遍表示，如果“雪球”越来越缩小，那么“还是可以看到希望的”，然而现在雪球越滚越大，日子日趋难过，也就“几乎看不到希望了”。

“免抵退”：美意难领受

从2002年1月1日起，为防止出口骗税，并缓解国家退税指标严重不足带来的资金压力，我国开始对自营出口企业的出口货物全面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按规定，可以将企业内销产品应上缴的税额与出口产品应退的税额相抵。

据来自苏南一些内销量较高的外资企业反映，“免抵退”政策的确大大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有些企业已经“几乎不存在欠退税的问题”。

但记者调查了广东一些在国内市场上有相当占有率的家电企业，情况出人意料，他们表示说“免抵退”政策对企业有一定帮助，但企业被拖欠退税款仍居高不下，情况显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家企业去年创造了3.3亿美元出口额，但被拖欠下2亿多元退税款，如果根据今年5亿出口额的目标以及目前退税进度来估算，今年底的欠退税将上升至4亿；还有一家企业欠退税在去年底也达到了1亿元。而这两家企业均属“出口大户”，据说还可享受“优先退税”。

事实上，“免抵退”政策已实行一年，但广东省应退未退税款却仍然持续飙升。据广东省国税局进出口处的负责人解释，系因广东有相当多厂家基本没有内销业务，所以可用于抵扣的税额就很小；而华东的外资出口企业，很多都是在主攻内销市场。

我们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做调查得知，全国范围内，只有40％～45％的企业可享受这一政策，55％～60％的纯外贸企业和非内销型生产企业却难以受益。

也正因为“免抵退”政策对有内销的企业才有显著作用，这就使一些100％出口的企业，开始考虑进入国内市场。顺德一家生产灯具的企业就是如此。但这显然也很头疼，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国外大买家的大规模采购，面对国内市场高昂的进入和管理成本，有点举棋不定。

但国税部门明确表示：“我们是不会鼓励也不会去建议企业扩大内销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政策在解释上显得有些尴尬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认为：“根源并不是„免抵退‟问题，而是欠退税的问题，政策本意并不是鼓励内销，而是要鼓励出口。但客观上由于退税不及时，本是鼓励出口的政策，结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质押贷款： 无法之法，无招之招

众所周知，现金流维系著企业的生命线。为减轻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从2001年初开始，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实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管理办法。就是说，企业可凭有效的欠退税单据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也叫做“质押贷款”。据记者了解，利息部分目前省财政贴息80%，余下的20%由企业自付。

这前所未有的一招，的确解决了许多企业的燃眉之急，算是让企业缓过了一口气。在记者所调查的企业中，所有企业都表示用到这项贷款。如果不用的话，“资金没法周转，无疑等于歇业”。在企业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政策设计看起来较周密，但执行起来大打折扣。目前质押贷款执行中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本来按规定贷款比例可以达到欠退税额的70％，但广东在2001年仅向出口企业发放质押贷款30亿，2002年放贷100亿左右，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质押贷款额远未满足企业需求。

第二，规定可由财政贴息的贷款，实际上有些企业对贴息已没有指望了，在费尽周折办完复杂手续后，感觉到“能拿到贷款就不错了”，“贴息很难拿到”。越秀区一家“从没享受过贴息”的外贸公司表示，他们争取过，但被告知公司级别不够，必须是“市属”外贸公司才有资格。

第三，银行方面对这项业务也存在著各种顾虑。比如当出口企业与第三方发生纠纷并诉诸法律时，企业的出口退税账户可能被法院冻结，银行没有优先授偿权，这就很难从法律层面上保障银行利益；再有，按照国家规定，质押贷款期限一年，但由于客观上退税款偿还越来越慢，通常都在一年以上，所以企业不可能及时偿还贷款。“不良贷款”日积月累，银行怎能心甘情愿？

那么到底是贷还是不贷，各家银行各有风险考量。较早开办质押贷款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由于在潮汕骗税案中蒙受了较大损失，对此业务已相当“保守”了。

话说回来，无论这笔由国家担保的贷款多“特殊”、“保险”，对银行来说，毕竟是商业行为。是否贷给这家企业，贷多少，都与对企业的资信评级有很大关系。很多企业真正能够得到的贷款比例远远达不到退税额的70％，且额外增加了利息支出，加大了经营成本。至于当地财政“贴息”，也是要企业先行垫付，然后再向地方政府要，仍有滞后期。

“政策性生存困境”

“现在资金很紧，但还未至绝境，好在总公司能支持我们向工厂采购货物，假如总公司资金紧张，我们部门就只有停顿了。”一家农业物资贸易公司进出口部经理谈及此事，忧心忡忡。

相比总公司一年20多亿的贸易额，进出口部每年出口额不到千万美元，所以从总公司得助还是可能的。但即使去年只有800万美元的出口额，却被拖欠了累积1200万的退税款，而他从银行只能拿到400万质押贷款额度，远远不够周转，只好求助总公司。由于该部门是独立核算的，所以向总公司借钱也要付利息。

据这位经理介绍，其实目前市场环境并不差，部门业务完全有望上升，但由于资金被严重拖欠，很多业务无法展开，要依托总公司才侥幸维持运作。

一家以出口纺织产品为主的大型外贸公司，也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优先退税的出口大户。但截至去年底，仍被拖欠下4.6亿元退税款，给企业带来了巨大财务压力，企业已感觉“快扛不住了”！

公司去年出口额是2.7亿，比前年增长30％以上，而今年却将出口目标大幅调降至2亿，预计比去年下滑近30％。除非典影响之外，更主要原因是公司能够承受的退税压力已接近极限。“到了这个份上，公司只好考虑大幅压缩采购规模，很多订单要放弃了。”该公司总裁办主任无可奈何地说。

因为有巨额应收账款，所以公司做财务核算时，只能计算“账面利润”，将公司应收退税款，全算在内。“如果不算，或这笔退税款全死了，公司一定巨亏。”

试想，现在有几个商品利润率能够高过17％？（纺织品退税率目前是17％，属全额退税）广东外贸集团各成员企业应退未退税款目前已接近24亿多元人民币，仅利息损失就几乎吃掉了企业正常经营利润，一些企业已没有流动资金维持经营，侥幸还能维计的企业，出口积极性也严重挫伤。

目前为避免占用更多流动资金，部分企业已经选择停产观望，外贸出口自然大受影响。“特别是规模小的企业，分分钟面临生存危机，规模大的企业，因为资金实力相对较强，倒不了，但被拖欠退税额更高，所以也很够呛。”一名家电企业老总如是说。

显然，这一生存困境，可以说与市场本身竞争毫无关联，而是在当前出口退税的政策环境下遭遇到的。

退税时间表：迟迟未见

由广东省国税局监察部门牵头在珠三角某地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参加者还有十几家当地企业、广东省工商联（作为监督方）等的代表组成，预先设定好的会议内容，是省国税局向企业征询对国税部门行风建设的意见。但是出人意料，对税务部门操作层面的事情，企业并没提多少意见，当有人一提及退税问题，座谈会即刻“炸锅”，大家叫苦连天，话题再也无法扭转。显然这触及几乎所有在座企业的痛处。

但很显然，省国税局也拿不出退税时间表，因为钱是国家给的。面对国税部门，企业只能无可奈何表示理解：“国家上层决策的事情，作为职能部门，也没办法回答。”

记者在省国税局采访时，进出口处负责人随手从办公台上拿起一份材料:“瞧，这就是我们写给省政府的报告，我们已经向政府向国税总局反映多次了，我们不是没做工作。”该份报告记者没能细看，据说其中也比较详细记录了欠退税问题的严重性。

确实，除了一次次打报告，希望国家增加退税指标之外，省国税局又能怎么样？ 2003年2月19日，广东省外经贸厅在广东大厦召开每年一度的全省外经贸工作会议。明确把“加快建设外经贸强省”定为2003年工作主题之一，但是梁伟发厅长也指出了广东省面临的严峻形势：国际投资增长不明显，出口退税指标严重不足，欠退税额继续增加。

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出口退税问题恐怕是对广东最大的一个损害。

今年 1 月，全国外贸进出口突然出现六年以来的首次逆差；至第一季度的贸易逆差更达到十年之最。这无疑给广东敲响了警种，作为外贸出口晴雨表的广东省，能否保持足够的出口后劲，还真是一个悬念！

中篇：国家的信用考验

责权不对称

以下是一些企业经营者的肺腑之言，可能有些偏激之处，但从中可以真切感受到问题背后的问题，隐忧背后的隐忧。“即使我们现金流吃紧，但还是按企业所得缴税啊。可以想像，如果我们欠税，恐怕早有执法队伍吊销营业执照，至少也要罚款，不能正常经营了；但国家拖欠企业的钱，就可以无偿、无条件、无任何说法吗？”

“现在我们把产品做出口了，推动了国民经济的一架马车，为国家GDP做出贡献了，即使你„只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那也要有限度，几年退税款都无法兑现，让企业怎么活？一味说没钱、额度不够，能说得过去吗？如果财政真的困难，政策就要调整啊，不该把企业一直拖向绝境吧？” “现在征税时，一分钱都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缴，有的还要预扣，税务部门有很多制度，确保税收不被拖欠。但是退税那一头呢，一拖就是一两年，又有什么制度能确保退税按时按量兑现呢？让企业讲诚信，但国家的诚信在哪里？”

问题显而易见，企业有按章纳税的责任，自然也有享受退税的权利；国家有按章收税的权利，自然也应该有及时退税的责任，责任不见了，信用还有吗？

在英国，出口企业每个月可以申请一次退税，税务部门接到申请后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办完退税，否则按照等同于税款滞纳金的标准来赔偿企业损失，支付给企业“滞退金”。

当记者问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经过调查，您是否觉得这对国家信誉也造成了很大伤害呢?”回答是：“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退税率变化谁说了算？

除了欠退税，退税率变化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大困扰。

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此后几年，又多次对出口退税率、管理办法进行补充、修改、调整，前后不下一二十次。退税率频繁变化，使人不得不产生质疑，这是否违反了出口退税政策关于“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原则。

关于这一原则，记者请教了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人士，回答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原则，是教授们讲的，实际操作很复杂”。但事实上，在增值税条例里面对此原则“规定得非常明确”，是保障货物符合“以零税率出口”这一国际惯例的根本前提。

既然如此，为什么退税率要多次变动呢？据隆部长介绍，因为1994年国家启用了新的退税制度，退税率一下子提高了，退税增长也很快。由于管理不健全，于是发生了很多骗退税的事情，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一定困难，如何解决呢？一方面是坚决打击骗退税；再有就是把退税率调下来（到1996年调至3%、6%、9%），言下之意，我既然没收到这么多税，自然也退不了这么多。退税率一降，企业出口冲动也应声而降。紧接著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出口形势趋恶，于是从1998年开始，退税率又开始往上提，直到现在的15％左右。但直至今日，大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仍未达到法定退税率，无法以“零税率”出口，这无疑也影响到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退税率频繁变化，一度出现了连出口企业、税务管理部门都不知道如何退税、该退多少的荒唐现象。更严重的是，给企业带来了无法预期的政策性亏损。

一家外贸公司的负责人说：“一年调整两次退税率是史无前例的（指1996年），最后几乎把我们„累死‟了，本来上半年我是按17％退税率来报价签订合约，突然间退税率变成了13％，让人哭笑不得，本是赚钱生意，成了亏本买卖。”

隆部长认为，如果有骗退税，应去打击骗退税，但因此把退税率降下来，让无辜者受牵连，该退的税不退足，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政策“谜局”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企业，今天仍难解除忧虑：“这种非市场选择的政策性亏损以前太多了，比如早些时候，当时国家把出口企业必须上缴的外汇额度按一定汇率返还企业作为补偿，后来却突然冻结，告诉你说，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担心，国家突然哪一天说，这笔退税款没了，冻结了。”

对于这种担忧，隆部长认为有些过虑，他坚信政府不会“赖账”，即使调降退税率，也是只针对未来新的出口单子。他希望媒体能“明明确确”传达这个信息给企业，不必担忧这点。但他也表示，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应是透明的，对于政策变化应是可预期的，除特殊情况外，不应突然袭击、朝令夕改。

弦绷得太紧迟早会断

然而，眼看著欠退税雪球越滚越大，全赖退税实现利润的出口企业，正陷入“几率化”生存状态。在现金流受阻，企业自己无法掌控生意，无法根据市场环境做判断，无法做下一步运营计划，甚至对送上门的生意都无法评估风险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存活并发展壮大，似乎已经不多与企业经营、市场竞争相关，更多命系于退税机制。

看到事态日益严峻，一些企业猜测，或许上面有这种心态：广东本身经济基础还比较好，企业承受能力也强，现在即使拖欠巨额退税款，但出口不是仍然在增长吗？说明企业还有潜力，可以消化嘛！影响面也不是很大嘛！

对此，企业界的普遍观念是：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的确有些工厂即使没有利润，仍要开工，还要接单，原因很简单，这一单不接的话，下一个订单可能就失去了，而工厂一停工，工人怎么办？所以只要能维持给工人发工资，还是尽量维持运转，没准哪天环境好了，工作也就能够接上了。

再有，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绝不仅仅是外贸公司成本提高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运作的成本增加了。由于财务成本大幅增加，外贸公司要求生产厂家降低结汇率的事情已经很普遍，有时甚至导致多年合作交情破灭。而一家外贸公司压缩规模，所牵动的，可能就是数十家甚至上百家的生产企业。而最惨的还是工厂，经常亏本生产。

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看似企业零零星星或倒下、或停产、或压缩规模，但是雪球已经越滚越大，弦也越绷越紧。出口企业一方面忍受著退税滞后这种“说不出的痛”，一方面又在想尽办法维持平衡，努力扛下日益扩大的生存成本。

然而，弦绷得过紧迟早会断，如今出口企业都在翘首盼望：到底何时才能及时兑现欠退税，难道非要等企业一起齐刷刷地掉下来了，然后再来重视解决吗？

对于企业的这一层担忧，隆部长坦言，的确存在这样的风险，并承认说：“这个观点跟我们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也正是这个观点。”

当前，在消费增长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出口的高增长率无疑是国内经济增长的重大拉动力。而专家调查结果表明：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外贸出口可能面临崩溃风险。

下篇：直面“超级雪球”

南风窗2003年6月下旬

应退税额与实际退税额间的巨大缺口，导致雪球越滚越大，直接原因是退税指标严重不足，为什么没给足呢？根源在哪？如何解决？隆国强向记者阐述了以下几点。

退税体制缺陷何在

第一，在增值税的收入和出口退税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权责不一致、不对称。因增值税是一个分享税，地方政府享受25%，中央政府享受75％，但退税时，中央政府100％全部承担了，地方丝毫不承担退税。比如要退税2000亿，中央政府就要超额承担500亿，客观上大幅增加了国家财政压力。

第二，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退税责任，等于中央给了地方“隐性的转移支付”，出口越多的地方，得到越多，而全国90％以上的出口都是沿海发达地区创造的，享受到的“隐性转移支付”自然最多，这种“补贴富人”的做法，客观上加大了地区间贫富差距。

第三，在税收征收环节上存在很多“可收没有尽收”（不是指“应收没有尽收”）的现象。比如一些地方搞包税制，超出包税额的部分自然就流失掉了；还有很多环节有减免税；另外还存在著一些偷逃税现象。

第四，现在的税收征管是指标管理，每年下达指标。由于出口退税是税收的“减项”，而国家给各个地方国税部门下达的税收指标是毛收入指标，是没有扣除这一“减项”的。既然没有扣除退税，主观上，国家就不愿把退税从里面挖出来。

第五，按道理来讲，出口退税应该按照实际需要来定，需要多少退多少，而非人为事先定下的计划。然而目前国家还是按照计划来管理退税，并照年初计划发放退税款，即使缺口很大，也还没有中途追加过退税。

第六，退税作为税收收入的“减项”，本来在收的时候，该退的就应该退掉了，但由于出口产品退税是层层累积的。比如生产服装出口，从采购棉花，到纺纱，再到织布，最后到上海做成成衣出口。由于此前所有环节都把增值税缴给了当地国税部门，上海并没有收这么多税，让上海一并把税退掉，就显得不合理。所以客观情况下就成了收支两条线，前面把该缴的税都缴了，退税时就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

“即使拍脑袋都比这个准确”

那么，到底每年的退税指标如何制定的呢？

据说这是根据对各省出口退税的预测来制定的。隆国强透露，决策部门“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来计算这个数字”，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计算结果跟实际退税需求之间差距大得离谱。隆部长坦言：“差了20个百分点，还能叫做预测吗？即使拍脑袋都比这个准确。”

问题很明显，出口退税指标不足主要不是算不准，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为压低了指标。这样，即使产生了巨额欠退税，一方面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债主”来逼债；另一方面，出口退税制度上缺乏监督，缺乏制约，欠著就欠著了。

“出口退税怪就怪在这里，它是一个税收的减项、负项，虽然由财政支付，但并没有被纳入正常财政预算，也就是说，在财政预算支出里面，根本不存在这个项目，所以年初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审批不到这个项目，所以它是藏在下面看不见的庞然大物。说到底其实还是税务体制上的缺陷问题。”

长期解决之道 事情越来越紧迫！

在专家们最近上呈的报告当中，提出了许多建议。“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巨大的欠退税现象，存在巨大危害性。”作为专家团成员之一的隆国强表示，报告已上呈国务院，“中央有关部门”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想办法尽快解决问题。

“因为涉及金额很大，所以要找到妥善方案，既把历史欠账还清，还要防止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不仅是掏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现行退税机制，否则还清旧账，新账又来了。”

隆指出，在现行退税机制没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最易做到的一条，就是先把每年的计划做得准确些，接近实际，不至于一差差出几百亿的缺口。

针对长期性解决之道─税制改革，专家们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利、责任对等，共同承担出口退税的责任。

而在有些企业看来，长期被拖欠的退税款其实就是变相的“国债”，只不过是隐性的，而且没有利息。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就把隐性“国债”显性化，通过实实在在发行国债来填补缺口。但隆表示，他并不赞成这种方式，因为“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无论如何，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是到了一起直面“巨额欠退税”这个“超级雪球”的时候了。问题迫在眉睫。

第二篇：分公司出口退税分析

分公司出口退税分析

一、要分析分公司退税，就要先明白分公司这个名称代表的含义：

（一）分公司概念：

分公司是与总公司或本公司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许多企业的业务分布于全国各地甚至许多国家，直接从事这些业务的是公司所设置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就是所谓的分公司。而公司本身则称之为总公司或本公司。

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虽然同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有些类似。但分公司的法律地位与子公司完全不同，它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分公司是总公司下属的直接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虽然分公司有公司字样，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因为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分公司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①分公司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其实际占有、使用的财产是总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列入总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②分公司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③分公司不是公司，它的设立不须依照公司设立程序，只要在履行简单地登记和营业手续后即可成立。④分公司没有自己的章程，没有董事会等形式的公司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关。⑤分公司名称，只要在总公司名称后加上分公司字样即可。

（二）对设立分公司规定的好处一般有：

1.分公司一般便于经营，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2.分公司承担成本费用可能要比子公司节省；

3.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就流转税在所在地缴纳，利润由总公司合并纳税。在经营初期，分公司往往出现亏损，但其亏损可以冲抵总公司的利润，减轻税收负担； 4.分公司交付给总公司的利润通常不必缴纳预提税；

5.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资本转移，因不涉及所有权变动，不必负担税收。

二、以上是分公司的含义及设立分公司的好处，下面在分析一下企业退税所必备的条件：

（一）办理出口退税的出口企业需要具备的条件：

1、出口企业需要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2、出口企业已经办妥办理进出口权整套手续。（其中包含对外贸易备案登记表、海关进出口备案登记表。经咨询海关进出口备案登记表，海关可帮忙办理，但对外贸易备案登记表商务局这边那不打法人资格是不能给予办理的）

3、出口企业出口前已经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手续。

（二）出口企业出口的货物必须具备的条件：

1、出口退税产品是增值税、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货物；

2、出口退税产品已经办理报关并离境出口的货物；

3、出口退税产品在财务上已做出口销售处理的货物；

4、出口退税产品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已经办理收汇并核销的货物。

（三）只有在符合以上所有条件后，企业才能享有出口退税的权利。享有出口退税权的企业，申请办理出口退税登记的条件

（1）必须经营出口产品业务，这是企业申办出口退税登记最基本的条件。

（2）必须持有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是企业得以从事合法经营，其经营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证明。

（3）必须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单位，具有法人地位，有完整的会计工作体系，独立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资金平衡表，并在银行开设独立帐户，可以对外办理购销业务和货款结算。凡不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单位，一般不予以办理出口企业退税登记。

从以上分析看，不管是从企业退税所必备的条件看，还是退税企业登记条件看，都提到了企业法人这个字眼，也就是说，企业必须是独立法人才能办理或者说申请退税，这是一个先决条件。而分公司的营业执照里面明确提到了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故此，不符合办理出口退税的条件。

那么，分公司的产品想要出口的话，则只能由总公司统一出口并办理退税。总公司委托分公司加工产品，如果符合《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附件4《视同自产货物的具体范围》二

（四）“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委托加工货物：(1)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名称、性能相同，或者是用本企业生产的货物再委托深加工的货物;(2)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的境外单位或个人;(3)委托方与受托方必须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且主要原材料必须由委托方提供，受托方不垫付资金，只收取加工费，开具加工费（含代垫的辅助材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视同自产货物申报免抵退税。总公司收回委托分公司生产的产品，不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加工环节，不再后续加工，可以直接出口。

第三篇：财政学案例分析：浅议学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财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名称：浅议学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对政府主导下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新思考

案例来源：根据2015-04-24 金羊网-新快报发布的“广州市公办幼儿园派位挤破头 62人争1个学位”和2015-06-01 南方网发布的“中山城区入园难、入园贵，优质幼儿园现通宵排队”（来源：中山日报 作者：卢兴江）的新闻编写。案例内容：

现象1：家长彻夜排队，争取入园名额

2015新学年，石岐区第一城“柏基中英文幼稚园”只招收两个小小班，共50名幼儿，但报名的家长超过了500个，有人提前16个小时去幼儿园门口排队报名时，现场已有六七十位家长坐在自带的椅子和板凳上排起了长龙，有的已经排了11个小时了。“天当房顶地当床，面包饼饭当干粮。”这就是描述在某幼儿园门口，为了给孩子争取一个宝贵的入园名额，全家老少齐上阵，经历几天几夜排队等号的场景。但即使这样，也有很多家长无法争取到一个入园的名额。

现象2：优质公办幼儿园，挤破头也难进

据最新数据，目前广州市共有幼儿园1651所，在园幼儿约41万人。其中，各类公办园499所，提供学位14万个，其中教育部门办园159所，提供学位3.1万个；民办幼儿园1152所，提供近27万个学位。从报名情况看,招生人数最多的市一幼、市二幼最火，前者有192个计划，共2468人报名；后者170个计划吸引1595人报名。从竞争来看，大热门幼师附幼今年依然最火，其天河东园区只招收20人，却吸引了1234名幼儿报名，竞争比达62:1；海琴湾园1224人竞争29个学位，录取比约42:1。现象3：入园贵，保教费猛涨

西区翠景东方幼儿园也是一家省一级幼儿园，因性价比不错，备受欢迎。不过，记者采访得到的最新情况是，该园的保教费已经从原来的4000元，猛涨到了9500元。尽管如此，报名者依然超过500人，差不多10个报名者中，只有1个能有机会入读该园。

现象4：高额的赞助费，犹如一个“香饽饽” 某公立幼儿园的赞助费用从8000元/年涨到了18000元/年，仅一年的时间，涨幅堪比房价；而且有的幼儿园赞助费高达2-5万元/年。

总体来说，入园难、入园贵已经成为家长们心病。公办的收费便宜教学质量好，但挤破头都难进；私办教学质量稍好点的，保教费贵得离谱，上个幼儿园赶上供一个大学生了，甚至有一些幼儿园收费远远超过大学。另外入好园更难的现象是一种普遍性，由于家长担心“输在起跑线上”，怕孩子入读差一些的幼儿园吧，安全和教育得不到保障。所以继义务教育免费、高等教育控制学费及完善资助体系等措施之后，学前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入园难、入园贵学前教育问题已成为各地区急需破解的社会民生问题。案例分析：

导读：这里的学前教育是指狭义的学前教育，具体是指3—6岁儿童所接受的幼儿园教育。“入园难”是指人们日益增长的入园需求和合格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资源，包括公办幼儿园、惠普性民办幼儿园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入园难”是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入园贵”根源于入园难，它是指家庭接受学前教育的费用严重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范围，给家庭带来了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通常表现为幼儿园收取高额的保教费，以及收取额外的赞助费，举办兴趣班等收取的杂费等。案例分析将从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我的思考这几点展开。

一、历史背景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了支援经济建设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把学前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对待，免费为所有幼儿提供学前教育。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各级各类教育的产品属性，将义务教育(在我国是小学和初中)看作纯公共产品，将其他层级的教育看作准公共产品。然而，在这个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学前教育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国家把学前教育推向市场，这导致了学前教育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

二、发展现状

从2010年下半年起,国家剑指“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文件和行动密集出台,打破了学前教育多年以来被边缘化的局面,学前教育真正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列入政府工作的责任范畴。国家颁布的《 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和《 若干意见》认可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明确了学前教育属于社会公共事业，认识到学前教育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成为主导，承担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经费。因此近几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有很大回升，从2007年全国学前三年仅44.6%的毛入园率，到2013年底，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67.5%，增长了近23%。

三、存在问题

虽然从数据方面来看，学前教育的办园条件和办学质量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基本满足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入园率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公办幼儿园入园难、民办幼儿园入园贵的情况依然存在。学前教育困局突出，关注度只增不减。

2014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发布：学前教育关注度首超高等教育。其中去年“中国公众最关注的教育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教育质量”，第二是“教师素质”，而“入园难、入园贵”的关注度虽然有所下降，从第一退到了第三位，但问题仍然突出，像上述案例中所出现的家长彻夜排队，争取入园名额的现象屡屡发生。在城市里民办幼儿园缺乏政策环境的支持，收费和质量都存在问题，致使家长普遍选择公办幼儿园，为了优质资源的公办幼儿园派位挤破头，出现了 62人争1个学位的入园难现象，而对比农村幼儿园数量少质量不高，一些乡镇上新建的幼儿园闲置资源招生不满的怪象，更是突出了当前大家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已经从义务教育阶段提前至学前教育阶段，成为当前学前教育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成为一个焦点性的社会民生问题。

四、原因分析

我觉得“入园难”、“入园贵”的学前教育困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一些地方，学前教育倍受冷落，举办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推向了市场，财政投入长期过低。而这些本就数量不多的经费又仅仅投向了少数示范幼儿园，由此导致学前教育资源总体规模不足与结构不均衡，这是造成“人园难”“人园贵”的主要原因；第二家长对优质特色幼儿园的迫切追求以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攀比心理，使优质公立幼儿园和一些有知名度的私立幼儿园成了家长们追捧的目标。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导致“ 入园难”的重要因素 ；第三，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外来人口不断流入而且难以预测，使本来就有限的学 前教育资源出现短缺。

以上三方面原因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供需矛盾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方方面面注意力都在经济层面上，更多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在那个时期这是主要的矛盾。所以，有一些地方政府更多注意力在经济上，不在教育上，尤其是基础教育相对更容易被忽视。由于注意点更多在经济建设上，而忽视了教育，所以造成学前教育差不多近十年大滑坡。基本上在2003年滑到谷底，04、05年是恢复性的回升情况。近几年生活发展了，经济建设上去了，老百姓对教育更关注了，越来越多的父母想让孩子在早期就接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所以这个需求就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得供需矛盾突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在于政府责任不到位。学前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同时还具有受益的排他性、正外部效应、社会公益性。因此，学前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在其投入上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在现实中因此，强化学前教育投入中的政府责任是解决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治本之策。

五、应对措施

（一）国家已发布的措施

1.明确了学前教育的性质、功能与定位。学前教育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属于社会公共事业，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成为主导，承担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经费。

2.“国十条”里指出：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公办园的资源供给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优先改建成幼儿园；另一种优质公办幼儿园适度举办分园或合作举办分园。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3.国家加大财政投入，提供经费保障。“ 国十条 ”中提出 多种渠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各级政府要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要占合理比例。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建立不断增长的财政投入机制，建立规范的财政拨款机制。

（二）其他建议

1.在今天面临幼儿入园高峰的情况下，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适龄儿童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应该将租赁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公共教育资源予以收回，如收回部分出租给民办幼儿园的公建配套教育设施，用于开办公办幼儿园。鉴于新建一家幼儿园所投入的土地购置、基本建设成本，所以可在原有基础上对多个公建配套幼儿园进行大修和二次装修，可以解决更多适龄儿童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这能在短期内解决公办幼儿园入园难问题。

2.针对城市里民办幼儿园收费和质量存在的问题，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对民办幼儿园收费备案资料进行审计，进一步促进规范民办幼儿园的收费行为。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是根据办园成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学质量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由幼儿园合理制定，在报区(县)教育局、物价局备案、签署《对社会履行备案收费内容承诺书》、列入招生简章向社会公示后执行。考虑到教育和物价部门缺少相应的专业人员。可以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民办幼儿园提交的收费备案资料进行审计。此外，为了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的公正性，建议委托审计的相关费用由财政资金保障。总之，采取各种有效应对措施，真正缓解公办幼儿园“入园难”、民办幼儿园“入园贵”的问题。这是一项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服务水平的一项民生工程。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六、我的思考

我在选题、搜集信息过程中看到了许多专家学者们对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的建议，还有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均表示，公立幼儿园少、幼儿园师资缺乏、入园难和入园贵等问题逐年加剧。优秀的幼儿园一直是家长们争抢的对象，简单地通过价格杠杆已经很难解决僧多粥少的局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然而，义务教育是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公共性的特点。钟娟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之后，学前教育也就应该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公共性。但是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不一样的是，幼儿的年龄太小了，父母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学前教育就不具有强制性，而只具有免费性和公共性。“因此，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并不合适。

不过我觉得不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并不意味着学前教育不可以具备免费性和公共性。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义务教育(纯公共产品)和非义务教育(准公共产品)这种对教育的二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往往会模糊我们的视线，跳出这种二分法，把学前教育看成是非义务教育的纯公共产品，即不剥夺“家庭对小孩个性化教育的自由”的权利，又可以使想要接受幼儿园教育的家庭不产生负担和心理压力。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作为纯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的，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但是，除了义务教育以外，军队、警察、监狱、环境保护、桥梁、公路和灯塔等也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纯公共产品不必是教育，更不必是义务教育。我们以此来反观学前教，可以认为学前教育可以是像军队、警察、监狱、环境保护、桥梁、公路和灯塔等一样是公共产品，但不必是义务教育。

当然还存在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幼儿园免费的话那财政的投入过大，国家会难以负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无法向幼儿提供三年的免费教育，应等到一个国家已经富裕起来，完全有实力再考虑。很多人会问国家哪来的资源来支持这些服务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它有个很好的回答，答案在相当程度上在于相对成本。在发展中国家里，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可以相对来说以更低的成本建设幼儿园的园舍和购买幼儿教育需要的物品，而包括园舍在内的很多大型设施一旦建成或购买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不需要每年都进行投资重建。我觉得政府将学前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性的纯公共产品对待，向所有幼儿，尤其是向低收人家庭的幼儿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对于幼儿个人、幼儿的家庭、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人们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和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变迁和改变命运。这集中体现在家长对自己子女教育的期待上，他们即使自己生活贫困，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为此，他们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资向来不遗余力。从这种角度看，国家对幼儿教育进行投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幼儿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是对于家庭的资助。

第四篇：学前教育困局

学前教育困局

上幼儿园难，到底难在哪里？

1、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幼儿园的数量不足、师资水平

2、公立幼儿园成为垄断资源，社会为此承担过多的隐形资本。

3、教育需求改变，但教育机构没能做出相应调整:

4、市场化、多元化、多种机制并存的幼教市场，为什么反而太高了教育成本？

目前的幼儿园难，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于国家未来相关的教育上，幼儿教育的地位应该如何理解？与之相应的是，谁应该来主导解决上幼儿园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哪些困哪，如果相关的投入和策略正确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在多长时间内解决。

在这样一个事关社会安定感、人生幸福感，事关民族未来的，这是一个政府应予重视的民生问题。

简单的资源供给的不足只是表征，深层次的矛盾则是中国教育危机的全面爆发。

以北京为例，6月26日，北京市政协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北京市注册登记的合法幼儿园为1266所，而没有注册的为1298所，合法幼儿园只能满足社会上一半的入园需求，而能够获得国家财政投入支持的幼儿园才145所。

与政府投入不足形成对照的是，几乎全球所有的著名的幼儿教育的理念在中国都在进行市场化的尝试。得到了中国家长的积极响应。

如果说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新富阶层和精英人士，都对孩子的教育寄托了相当大的希望，他们从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脱颖而出，并在转型期间进入到社会的中上层，他们对自身所经历的传统教育有着深刻的反思，因此，希望能给孩子更人性化、更全面的教育，他们不仅希望孩子成功，同时也希望孩子幸福。这正是各种西式幼儿园在中国的市场上大说追捧的社会基础。

第五篇：安全篇二

篇二：场区安全检查工作总结

林场园安全检查工作总结

根据沭教发【2012】17号文件精神，近期，林场组织安全工作检查组对本校宿舍、各种设施、食品卫生、消防用电、信访稳定林场周边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拉网式的安全检查，现将检查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检查方式、范围及重点

本次安全检查工作，检查范围包括所有的教学楼、围墙、厨房、厕所以及消防用电、体育设施、安全稳定等。食品卫生、建筑年代久远的教学楼是检查的重点，切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

二、检查结果及隐患

1、食品安全方面职工食堂食品加工间内清洁卫生，食堂工人都带口罩工作，而且均有健康证。对食品原料(蔬菜、肉品等)、加工环节（餐具、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容器及工用具）进行监督性采样检验，均在合格范围之内。林场周边小卖部存在有“三无”食品，对职工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式让其不再购买。同时，在校内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食品安全知识教育，要求各职工每人在班团课等时间进行一次食品安全大教育，提高职工防范意识。另外，组织力量对平时在校门口的小摊小贩进行劝离，不让他们在校门口摆摊，以减少职工购买的机会。

2、宿舍未发现安全隐患。受天气影响，唯有厕所由于经受多年的风

吹雨打，水淋日晒，已经多处渗漏，甚至有的柱梁钢筋暴露锈蚀。

3、消防安全方面首先对校内所有的消防器材、应急灯、电源开关、插座、电线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损坏的，有安全隐患的设施，立即采取措施更换到位。

4、交通安全方面经检查发现，个别骑自行车上学的职工，交通安全意识较差，不能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周末回家途中，仍有少数职工乘坐黑车，存在安全隐患，对此，林场利用，校会、年级会、班会对班主任、职工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5、经排查未发现不稳定因素。

三、消除隐患的整改措施

第一，厕所进行加强观察，加固维修，另一方面多方面争取资金及时改造。

第二，举行一次大扫除，对场区以及场区周边的环境进行清洁。对水沟的垃圾、进行彻底清理，保证排水的畅通。

第三，定期对林场体育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定期对职工进行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教育。篇三：场区安全检查总结 胜利小学安全专项检查总结

为深入贯彻落实永昌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活动的通知》的精神，为切实加强林场安全工作，维护场区稳定，林场认真组织实施，成立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责任，现将本次专项检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按相关要求，结合林场实际情况，特成立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组长：陈克彦

副组长：卢爱林

成员：王永忠、文全、朱安虎

安全员协助校长具体负责林场安全专项行动，协调班主任进行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

（一）范围：林场教室、办公室、食堂、餐厅、图书馆、电脑室、实验室、校内用电线路等重点部位。

（二）检查重点：

1、宿舍安全：对林场厨房、厕所、职工寝室等重点场所给予高度重视，查找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对查出的宿舍危房能整修的要立即整修，一时不能整修的要迅速停止使用，立即封存。

2、交通安全：对接送职工的车辆要逐一登记，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加强车辆管理，严禁“三无”车辆运送职工，杜绝超员、超速现象和酒后驾驶，确保职工出入安全。

3、食品卫生安全：林场食堂是否配备必需的防蝇、防尘、防鼠、消毒和冷藏设备，是否出售劣质、霉烂变质、无合格证的食品，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和卫生许可证上岗，日常饮用水卫生状况，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4、设施设备安全：对林场的电路、电器、实验药品陈放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检修和整改。体育器材等设施设备的使用、维护情况。实验室、职工宿舍等重要场所的安全情况。